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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富豪榜背后的中国低碳经济版图

　  从一份胡润低碳富豪榜中，可以看到低碳经济版图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端倪：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从行业看，太阳能是低碳行业发展比较具有规模性的领域；从地域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继2009年胡润首次公布了低碳领域的富豪榜之后，今年10月27日胡润再次公布新的排序。在新的排序中，低碳首富的位置依旧留给了“废纸女王”张茵。张茵家族以财富350亿元连续两年蝉联“低碳首富”，“低碳黑马”林秀成、林志强父子以财富140亿元排名第二，吴建龙以财富90亿元排名第三。纵览今年的排名，上榜富豪企业涉及31家，总财富高达1631亿，平均财富达53亿。今年的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　　从行业上来看，低碳榜上的富豪们经营领域广泛，涉及太阳能、蓄电池、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等，而经营太阳能的企业依旧是低碳富豪榜上最多的，共有11家。　　从这些上榜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主，都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如果把香港也纳入其中的话，这一地区的上榜企业多达11家，约占三分之一。此外，浙江和江苏地区上榜企业也多达10家，也占去了三分之一。这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低碳富豪榜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低碳”二字，作为近两年最热议的话题，“低碳”成了经济发展的宠儿，各行各业都在谈。环保人士谈低碳，看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政府官员谈低碳，看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企业老板谈低碳，看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如今的胡润低碳富豪榜，从中看到的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财富者排名。　　“与时俱进”的概念产物　　《胡润低碳富豪榜》作为胡润富豪榜的一个子榜，说明“低碳”成为了近两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正面临着强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和环境保护需求，胡润低碳榜的发布，或许对很多企业发展而言是种鼓励。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全球都在关注碳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　　对于设立胡润低碳富豪榜一事，这位因发布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表示，关注低碳经济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比如在低碳榜上分列状元和探花位置的张茵家族和施正荣，都曾是中国首富。就像2003年丁磊成为首富时推出了IT富豪榜，2004年黄光裕成为首富时推出零售富豪榜，2006年张茵登顶百富榜时推出了女富豪榜，今年的低碳经济是百富榜中最大的亮点。　　胡润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然地说，“我非常看好中国的低碳经济。”他表示，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大有潜力，完全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他还说，“如果做得足够聪明，低碳行业的中国企业可以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一流企业。” 　　关于“低碳富豪榜”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据胡润介绍，因看到众多的中国企业家从事着“绿色”创意投资和经营，而且以废纸回收、太阳能较多，因此引发了评选“绿色富豪榜”的构想。后来，胡润在做客湖南卫视《零点风云》节目时透露，其发布的“低碳富豪榜”原名叫“绿色富豪榜”，当时同样做客该节目的地产大亨黄怒波建议将“绿色”改为“低碳”，因为后者涵盖的范围更广。胡润也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称“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这样才有了胡润的低碳富豪榜。　　比的不只是财富　　“低碳”相比“绿色”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方面，它代表了为了人们生活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发展中必须具备的价值观。专家表示，低碳行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胡润也认为，低碳行业的财富创造速度将会越来越快。并会因此成为投资者的新宠。　　胡润低碳富豪榜的排序重要的并不只是财富方面的简单比较，那只是用来衡量企业家实力的一个标准，而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榜单可以引起更多企业家对低碳理念的重视，同时低碳领域的商机也可以成为企业家发展的新标的。　　连续两年蝉联第一名宝座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以废纸回收闻名。她的玖龙纸业作为亚洲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高档包装用纸，可以说对环保和碳减排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资料显示，1吨废纸可生产约0.8吨成品纸，可节约3至4立方米的木材。在生产能耗方面，可节省约1.2吨标准煤，600度电，100多吨水，还可以减少废物的排放。　　从张茵例子可以看出，低碳概念在经济发展中把商机、发展、环保等多个要素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低碳概念的重视，抓住的不仅仅是商机，还有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责任感。　　胡润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由于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持，大型国企和一部分由国家控股的企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划，他们以更加环保的产品来作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竞争优势。而为了解决发展过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政府还需要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加以规范。　　作为低碳经济的领航者，黄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也表示，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要需要大力地宣传，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低碳生活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其次，就是靠行动，每个人有责任和义务为低碳经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个企业家都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理由造成环境的过度污染和破坏。　　对更多成功企业家的肯定　　胡润低碳富豪榜上涉及的行业有三分之一是跟太阳能相关，这一点让国内的太阳能企业的成就格外耀眼，比很多国外相关领域的企业发展得还要好。这些企业老板晋升到胡润的富豪榜中后，得到的不单只是荣誉，还有对其“成功”的肯定。　　低碳行业是新兴领域，胡润发布低碳富豪榜，折射出了更多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17位新人进入今年“胡润低碳富豪榜”，平均财富较去年增长33%。　　作为今年股市创业板的首富，吴建龙就在低碳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他的企业向日葵光伏掌握了光伏电池片生产的全部关键技术，2010年8月登陆创业板，市值高达130亿元。　　同样地，榜上排名第十的仇华娟、林海峰母子，他们的企业东方日升(300118,股吧)于9月成功登陆创业板，今年上半年销售近10亿。　　榜单上颇具特色的企业家很多，比如陈光标，他作为中国慈善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创办的黄埔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从事废旧轮胎的回收再生产，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轮胎回收商。　　林秀成，三安光电(600703,)掌门人，在钢铁贸易领域赚得第一桶金。2001年，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共同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总部迁至厦门，以发展光电和LED为主业。三安光电2007年借壳上市，2009年股价涨了10倍，在光电领域颇有成就。　　王传卫，风电领域的新秀，他从2005年6月开始酝酿风电项。2010年，明阳风电风机产值或将达到100亿。如今，明阳风电的棋盘已经向国际延展，它正着手研究在美国达拉斯州收购当地企业，建设美国基地，并于2010年10月1日在纽交所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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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走进人群的研发

　  每一类快销品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让消费者对自己保有极高的忠诚度,而答案几乎是统一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销企业,宝洁在这项行业必修课上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把画面定格在6分25秒,她的瞳孔放大了,看一下她的视线最开始落在了哪里。包装上什么位置的说明最吸引她。还有,再看一下她的其他面部表情,这种状态一共维持了多长时间？”      这段话并非出自FBI侦讯实录,也不是最新一集《碟中谍》的拍摄现场,而是宝洁的研发人员正在看一段消费者调研录像。　　“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在研发中心的模拟超市做了一场关于洗衣粉购买的消费者调查。”a,告诉《商务周刊》,“我们打算为一种洗衣粉换包装,上午将这些新包装的洗衣粉放在了这间与社区超市1∶1做成的实验室的货架上,让消费者自然的在这里‘购物’,然后通过微型摄像头观察她们的反应,看什么地方最能吸引她们的注意,我们又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改进。” 　　仔细观察整齐的货架,可以看出集中摆放洗衣粉的位置,其第二排中间的部分出现了凹陷,证明放在那里的洗衣粉被拿走了。“这是我们多次试验证明出的新品最佳摆放位置。”相颍超解释说,“这次消费者选择的是大包装,也可以为我们以后重点推出大包装还是小包装提供基础数据。至于她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新产品说明的,还要通过进一步分析录像后得出结论。” 　　大量的现场记录数据以及后续研究工作都来源于一段不到10分钟的购物片段。随行参观人员不禁问道:“如此‘武装到牙齿’的研究,是不是有些劳师动众？” 　　“这些只是在模拟我们了解抓住消费者的第一个‘真理时间’,如何让他们在超市选择买宝洁的产品;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真理时间’,让他们对宝洁产品形成忠诚度,为此我们准备了更多的实验室,请跟我往后走。”相颍超说。　　重金换细节　　从“超市”出来不到10步,就可以走进第二间实验室。但市场上的真实距离,却几乎将宝洁一脚踏空、跌入壕沟,那次危机出现在10年前。　　2000年的6月7日早上6点,时任宝洁执行副总裁的雷富礼翻开公司财务报表。在离整个1999—2000财年结束只有23天的时候,他可以肯定的是,业绩增长目标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了。他们必须在第二天发布调低赢利目标的预告。在此之前的3月,宝洁刚刚这样做过。几天之后,也就是雷富礼宣布出任宝洁全球CEO的当天,公司股票低开3美元。到这个月底,宝洁迎来了真正的黑暗——公司股票6个月内下跌52%,市值损失超过500亿美元。　　“消费者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必须日复一日的在两个真理时间与他们共赢。”在刚刚成为CEO的头几个月里,雷富礼就提出了“开放式创新”,并在一次次员工大会上重申消费者的重要性（参见《商务周刊》2009年第20期文章《宝洁:外部联发和无界协作》）。　　他所说的第一个真理时间是在货架旁,也就是消费者决定购买宝洁还是竞争对手品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第一个真理时间获胜,就有在第二个真理时间获得胜利的可能。”雷富礼在其参与撰写的《游戏颠覆者》一书中写到。　　“第二个真理时间是指购买了我们产品的消费者正在使用的时候,他们要检验宝洁是否兑现了品牌的承诺。”相颍超一边向记者解释,一边将参观者带进了“家庭实验室”。　　这是一条长约5米的走廊,右手边连续3间实验室被装潢成了高端、中端和普通人家的盥洗室风格,左手边则是3种不同标准的起居室。整个消费者体验中心以及支持消费者调查的临床设备,占据了今年刚刚建成的宝洁北京研发中心大半层的空间,而这个四层楼高的研发中心总造价为8000万美元。　　走廊右手第一间实验室是普通人家盥洗室,正在进行消费者洗衣测试。盥洗室里有半面墙的镜子,两个水槽,一个普通的洗脸盆就放在水槽下,以备有手洗衣物时使用。另一边并排放着两台洗衣机,一台是滚筒式的,另一台是老式的双缸洗衣机。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把衣物放进双缸洗衣机。　　“这些衣服都是这位阿姨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我们在旁边观察她洗衣服的动作和习惯。”相颍超向记者解释道,“比如现在我们会记录下来,她正在把脏衣服分类,并且是在按颜色进行分类。当然,也有的消费者习惯于按质地分类。” 　　消费者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并在其后附上简单的说明。在洗衣试验中,经常观测的一项是消费者会不会闻洗衣粉的味道,尔后还要注明,他们是在打开包装袋时闻,还是在洗衣的过程中掀开洗衣机盖闻。　　一旁的研究人员还要随机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您在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洗衣粉,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多半会得到诸如“没什么问题”一类的答案,但其实并非没有问题。记者眼前的这位消费者,在回答完“没有问题”后,习惯性的打开洗衣机盖,用手在洗衣缸里面搅和。“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在我们看来,这是洗衣粉溶解不够快的问题,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相颍超说,“如果不模拟成日常生活的场景,只是让消费者坐在大班椅上机械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很难问得出有用的信息。” 　　雷富礼在其书中对此早有论述:“不仅要弄清消费者已经说出来的东西,还要理解他们没有说出来和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没有说出来的需要有助于发现目标消费者的真实意图。” 　　一项关于宝洁旗下品牌年销量的调查显示,目前宝洁所有的10亿美元级品牌,几乎都是从一种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开始,即直接针对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顾客需求,因此刺激了新的消费,比如“帮宝适”纸尿裤、“海飞丝”去屑洗发水等——对于消费者这一“搅和”动作的发现,或许在未来也能催生出某项了不起的收获。　　盥洗室对面布置温馨的起居室里,同样坐着正在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她们正在做的是关于面霜的实验。相颍超告诉记者,接受实验的消费者首先做皮肤测试,做测试的一组专业仪器就在“家庭实验室”后面,但是要隔着玻璃墙观看,这是因为仪器过于贵重。　　在消费者体验中心的对面,占据着一层的另一角,是口腔测试中心,在这里获得的消费者口腔检测数据,被用以支持宝洁针对中国牙膏市场的后续研发。　　“为了得到最有效的数据信息,这几张牙科专用椅和医院里的一模一样。”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感慨的拍了拍一张座椅的真皮扶手,告诉《商务周刊》,“这一张专用椅相当于一辆宝马5系轿车的价钱。”   “乔安妮”会怎么想？　　这些重金打造的实验室,每一天都在模拟重复着一个个中国家庭的生活片段,宝洁正是在透过这些浓缩的消费者行为,试图了解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本源——消费者的现实生活。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口腔护理研发总监周宁告诉《商务周刊》,事实上,“我们只有小部分的消费者调查是在消费者体验中心做的,更多的则是走进消费者家里。这种方法会使他们更放松,按照生活习惯做事”。     作为世界上第一家建立市场研究部门的企业,宝洁立业之初就将消费者的位置置于高处,但在方式方法上的错误,也酿成过失败的悲剧。　　2000年之前,宝洁在拉丁美洲市场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A层）招聘员工,对于本地消费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A层,但当时这些国家的主流消费者尤其是消费金额增长最快的群体是“C层”家庭。以墨西哥为例,人口中有60%的人都处在宝洁并不怎么成功的中间市场,这使得其“碧浪加强”洗衣粉主打的“用量只需过去一半”广告语不仅没有被市场接受,反而受到了质疑。　　“宝洁在几年前意识到,自己虽然与许多人交谈,其实并没有真正倾听这些人的心声。”雷富礼在其书中写道,消费者在宝洁的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他们只是在反复的试验中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为宝洁提供“定量研究数据”,即可以进行处理的数字,而不是作为创新的来源,扮演赋予宝洁以创新灵感的合作伙伴。　　在此之后的消费者调研中,宝洁团队内部总会经常自省:“你的目标消费者是谁？”2000年之后,宝洁曾组建过一个团队,负责把治疗胃灼热药Prilosec作为非处方药推向市场。这个团队一开始就做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人,代表最重要的目标消费者,并给它取名“乔安妮”,让它坐在会议室的一张椅子上。一旦会议争论不休,人们就会转身问“乔安妮会怎么想”,好让自己回到那些能给乔安妮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上,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对宝洁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产品或者技术。　　为了能够认识会议室外成千上万个“乔安妮”,宝洁发起了“消费者亲近计划”,并把传统的市场研究部门改造成了一个了解消费者的机构,摒弃以往的“焦点小组研究法”,转而采用沉浸度更深的方法。数据显示,2002—2007年,宝洁一共投入超过10亿美元进行消费者研究,每年接触到的消费者超过400万人,每年在店内和入户沉浸式研究上的花费,比2000年增长了4倍。　　这其中非常著名的项目就是“在生活中体验”,即让员工住在消费者家里,与他们同吃住,陪他们去购物。另一个项目则是“在工作中体验”,给每个员工在一个小商店站柜台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消费者的购物心态。　　“花一些时间和消费者待在一起,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买和不买宝洁的产品,结果总是能让我们眼界大开。”雷富礼自己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去探访一次门店或者拜访消费者,他认为“每次我都受益匪浅”。　　现在担任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裁的朱健文在宝洁工作了20年,至今她还记得自己加入宝洁时的情形。1990年她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宝洁的研发部门,此后3年一直在做洗发水的研发工作。朱健文第一次去消费者家里做家访纯属一个“突发事件”。“我当时正在实验室里做飘柔二合一洗发水的工艺和配方研究,实验做到一半,主管就要带着我到消费者家里去做调研。”现在谈起十余年前第一次和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朱健文仍旧记忆犹新:“我是理工科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怎么和消费者打交道,但宝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消费者调研工作,还给我们专门培训,学习见到消费者如何打开僵局和他们聊天。” 　　不过第一次家访时的紧张还是让朱健文“惹恼”了消费者。“和别人聊天确实是一门学问,我没有问答案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问了很多‘为什么’。消费者被我问烦了,大声回问我‘你们怎么老问我一堆为什么’？” 　　正如雷富礼所说,每一次家访都会给宝洁员工带来收获。经过几次经验的积累,朱健文发现,观察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要总问他们“为什么”,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比如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找到消费者需要的东西。     重装上阵的研发部　　进入宝洁的前三年里,朱健文一边在实验室里研究工艺和配方改良,一边在对消费者的探访中增进自己的经验,她以为自己将一辈子从事这样的工作。直到一纸任书下来,她被安排到了研发部门的消费者研发小组。    “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网络,我是真不清楚宝洁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让我一个学化学的人去做消费者研发。”朱健文告诉记者,“但是到了消费者研发小组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研究清楚消费者才是我做研发的根本出发点。” 　　1990年代后期宝洁的一次内部调查显示,公司投入了15亿美元研发资金,研发出了约2.7万项专利,但其中只有10%最终用于企业的产品上,其他90%的专利统统被束之高阁了。　　2000年雷富礼担任宝洁全球CEO之后,其一大举措就是为宝洁的研发部门配备了与外界接触的强大引擎——联系与发展（C+D,简称联发）部门,它除了为那些未被宝洁采用的专利找到合理的买家,也使得宝洁在自身拥有8000多名科研人员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发机制,策动全球200万人协助其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佳配方。　　宝洁需要为这股强劲的科技力量找到足够其施展的商业出口。“我们就是把商业和科技结合起来的桥梁,了解研发部门目前掌握哪些尖端的技术,再把消费者的需求和研发部的技术相结合。”周宁告诉记者,“每一次与消费者的交谈都会获得启发,我把这些心得告诉科研组的王晓利组长,她的办公室座位就在我旁边,沟通起来非常方便。另外,如果是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消费者调研项目,我还会让她和我一起参与。” 　　现在在宝洁,由消费者研发小组和科技研发小组所组成的研发部门,因为与消费者的广泛接触,其在新产品由设计到上市的整个流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大约8年前,周宁在对消费者进行家访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一天清晨,我们敲响一户人家的大门,观察他们的晨间生活。我发现这家男主人漱口后吐出的泡沫里有一些红血丝,应该是牙龈发炎了,这是很多中国人都有的口腔问题。这名消费者虽然看见了但是并没在意,这也和其他发现这一现象的中国人相同。” 　　“在中国看牙医的情况还不普遍,我们决定立项,在中国设计出一款专业的口腔健康护理牙膏。”周宁说,这就是目前刚刚上市不久的佳洁士全优七效牙膏。　　立项之后,除了继续家访以收集更多的消费者信息,消费者研发小组还借助了北京研发中心的口腔测试仪器。周宁告诉记者:“一些口腔卫生做得不太好的人,我们会在早上他们刚刚起床时把他们叫过来,在口气仪上做测试,看看他们口腔中硫化氢的比例究竟有多高,这些将作为我们研究的原始数据,并和后期试用牙膏成品时的数据作对比。” 　　此外,为了追求“专业”,消费者研发小组还和牙医结成了“联发”。周宁说:“我们会经常拜会专业的牙医,我们和牙医共同做测试,最后总结出中国人最常见的7种口腔问题。” 　　周宁的消费者研发小组最初关注这一问题的时候,由王晓利领队的科研小组就跟进了,并在随后的8年项目实施期中与消费者研发小组通力合作。“从一开始,消费者小组和科研小组就紧密沟通消费者需求,确立了共同努力去研发一个能全方位解决消费者口腔多种问题的产品的目标。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消费者小组负责把我们发现的现象和得到的消费者数据及时有效的沟通给科研小组。而科研小组会相应地展开前沿技术广泛和深入地创新, 并同时从所得到的技术发明创新选项里进一步筛选,优化和推荐能够解决相应某个问题的技术和配方。等最终我们消费者小组这边总结出核心问题和需求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上也同时确立了对应的最优技术解决方案。”周宁说。　　8年研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针对7种口腔常见问题,进行技术发明创新来实现“用一支牙膏来全面高效解决7种问题上”.这项核心技术和主体配方是在产品最终上市前一年多最终完成和确立的。周宁告诉记者:“有了这个产品的主体技术和配方之后,我们还要兼顾美学,比如牙膏的味道等特殊要求。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消费者调研,向他们提供十几种不同口味的牙膏做测试,选出他们最满意的口味。” 　　王晓利最终交给了周宁6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成品,在选择最终产品时,周宁还是请来了消费者做测试,并选择了大多数消费者喜爱的一种,成为今天的佳洁士全优七效牙膏。　　“全优七效上市,并不表示我们关于这款产品的消费者调研工作就结束了,消费者研发小组的工作之一是跟踪已上市产品,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对其作出调整。”周宁说,“消费者既是我们的研发合作伙伴,又是我们最终服务的目标。” 　　除了完成自身任务,研发部还要协助其他部门。1998年,宝洁计划2000年在中国推出第一支主要针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的佳洁士牙膏,预售价3.9元。“但是通过和消费者沟通,我们发现和其他国产牙膏相比,它并不具备价格优势。”朱健文带队到偏远的小城镇做消费者调研,和消费者生活在一起,每天一同买菜、做饭、买日用品,“他们那的商店里只有一种品牌的牙膏,而且比较便宜。我们当时随身带了即将推出的产品。当地人用了都说好,但得知售价后,他们则告诉我‘我不会买,因为太贵了’。” 　　“定价本是市场部的职责,但我们通过了解消费者的感受,明白怎样才能说服消费者花多一些钱买更好的产品。通过消费者研发,我们也了解到在后续的市场推广中如何做,才能使得产品的高性价比得以体现。”朱健文告诉记者,宝洁的研发人员除了研究配方之外,还要考虑到商业方面的创新,比如如何帮助包装部门让产品说明能吸引消费者,并被任何看到它的人明白其主要功效。　　目前,研发体系已经成为宝洁的“王牌军”,每年都可获得大约20亿美元的预算。2010年,雷富礼正式卸任宝洁全球CEO一职,接任者是他多年的“战友”——宝洁前COO麦睿博。比雷富礼幸运的是,麦睿博有“王牌军”研发体系的支持,在上任之初即提出了“通过宝洁品牌,改善消费者的生活”的口号。　　“这正是现在宝洁人特别是研发人员奋斗的目标。”朱健文说。　　2009年,朱健文带领一支宝洁研发团队进入了印度农村。“那是一个落后的小村落,离孟买3个小时的车程,每天只有4个小时供应水,水中还有沉浮物,农村妇女每天要花3个小时洗衣服,但是没有洗衣机,而且也没有好的洗衣粉。” 　　通过观察,朱健文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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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雄狮的巨债：米高梅破产迷局详解

米高梅标志(资料图) 　　20世纪的美国电影业曾是电影公司时代，黄金时期的米高梅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在1923年的美国电影业危机中，米高梅的前身米特罗电影制片公司虽然亏损严重却还是收购了同样濒于破产的高德温电影制片公司，并费尽周折使一个好莱坞小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路易斯-梅耶加盟。就这样，米高梅公司在1924年正式成立，一系列神话也由此产生。     米高梅成立的第二年，作为总经理的梅耶就大手笔推出了片长为2小时24分钟的《宾虚》，当时的票价大概是50美分，票房却高达400万美元，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电影。　　几年后，米高梅每年要生产影片40到50部，几乎每部电影都挣钱。而米高梅对奥斯卡奖项的全面攻陷使得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签约米高梅，就一定能赢奥斯卡。”那是米高梅公司的黄金时期。　　上世纪40年代末之前，在梅耶的精心打理下，米高梅一直是好莱坞最大、最有影响的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身的电影公司。米高梅旗下曾聚集了克拉克-盖博、斯宾塞-屈塞、加里-格兰特、琼-克劳馥、凯瑟琳-赫本、葛丽泰-嘉宝、伊丽莎白-泰勒、费雯丽等许多老牌明星。相应的，出产的电影也佳作居多，票房更是盆满钵溢，曾出品《绿野仙踪》、《魂断蓝桥》、《费城故事》、《乱世佳人》(电影版、电视版)、《日瓦戈医生》等佳作。易斯-梅耶(资料图)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米高梅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1948年，反托拉斯法波及电影业，制作公司被要求只管制片，不能兼顾发行和影院业务，以此避免垄断。树大招风的米高梅不得不放弃了部分业务，并减产影片，收入一落千丈。雪上加霜的是电视的诞生，它分流了大量电影观众。以至于到1957年，米高梅持续了30年盈利的局面被打破。创始人之一路易斯梅耶的被迫离去，也给米高梅带来运营上的重创。此后，虽然翻拍成名作《宾虚》再创辉煌，但此时的米高梅已经表面风光、内里中空，在随后的10年里连年亏损。　渠道缺失没有靠山资料图　　如果“政策”缺失，反托拉斯法案对每一个制片公司都有影响，那么，在同样的大环境背景下，米高梅的没落，现在看来，致命伤应该就是渠道缺失，背后没有靠山，没有传媒集团做后盾，无法打通产业链。米高梅的经济危机显然非一日之寒。探究米高梅的失败，不少人认为归结在了没有传媒集团做后盾的原因上。由于没有任何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网络或宽带管道，像米高梅这样的独立制片公司自然处处受制于人。     影视产业一直以来具有“火车头效应”，也就是在电影制作的带动下，发展与影片相关的产业，比如发行DVD、图书出版、玩具和纪念品制造、主题公园等等，以衍生上下游产业链的方式获得远远高于电影制作发行本身的利润。　　然而，在米高梅这种独立制片公司，“火车头效应”很难体现。而同为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环球影片公司被美国通用电器集团下属的NBC全国广播公司收购，派拉蒙影业公司被维亚康姆收购，二十世纪福克斯则隶属传媒巨头默多克，新线电影公司和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则同属时代华纳。而且长期以来没有任何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网络或者宽带管道，只会让公司处处受制于人。　　虽然近年来米高梅也在与电视机构合作，比如与CNBC亚太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开播电影卫星频道等等，但是它进入市场太晚，占据市场份额太小，根本还来不及施展，公司就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1948年的反托拉斯法案和50年代电视的冲击，使得米高梅由盛转衰，1957年首次亏损之后，米高梅一直没能再盈利。连年亏损的米高梅，在1970年被美国赌业大亨柯克克尔科里恩买下。热衷于赌场和宾馆业的克尔科里恩将资金套现拿去投入赌博业，令米高梅与电影业越来越远。此后，克尔科里恩曾两次将米高梅转卖，又两次买回，使米高梅饱经磨难。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华纳兄弟、21世纪福克斯等竞争对手慢慢占领了多元化题材的市场，使更接近平民生活的、更具时代感的新商业电影成为好莱坞的趋势。而同一时期，米高梅投资的《风语者》则彻底惨败，宣告无论从电影技术还是艺术上，它都错过了好莱坞工业的转型期。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米高梅静悄悄地吞并了同病相怜的联美公司，享受到了007的份额，孰不知实际运作还是一样的赔多赚少。 2005年，索尼公司以48亿美元收购了米高梅，此时的米高梅已经身负20亿美元的负债了。此举看来似乎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老牌电影王国，但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中的最后一个独立制片公司也就此宣告消失。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索尼的出手虽然阔绰，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米高梅每况愈下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单纯的资金注入注定只能像以往米高梅的运作那样打水漂，必须拿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才能改变历史。公司的重生需要拿准自己的优势，最大的范例就是漫画界巨鳄惊奇公司，原本只经营漫画的惊奇自将漫画人物授权给大电影公司以来，业务收入突飞猛涨，后来自主拍摄《钢铁侠》达到成功兼容并济，当时慧眼识中神奇的迪斯尼也随之收获颇丰。如果这是一种双赢局面，那索尼和米高梅就是一种反例的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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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胡锦涛影响力超奥巴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奥巴马（资料图）《福布斯》杂志英文版昨天推出了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超过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而去年高居榜首的奥巴马今年则屈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排在第四位的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排在第五位的是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进入榜单前10名的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印度国大党的主席索尼娅·甘地和微软公司前总裁比尔·盖茨。据了解，该榜单于1999年首次发布，之后每年评选一次。  
11月05日　88
开国少将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张耀祠逝世：一生保卫毛

资料图片　　77年前，他的第一班岗就站在了毛主席的门口，从此他的一生，已经无法与毛主席分开。这位40年生活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安排毛主席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保卫毛主席。　　今年10月30日，张耀祠因突发心脏病在南昌不幸逝世，享年95岁。今天上午9时，张耀祠将军的追悼会在305医院举行。　　上午9时，在解放军305医院内，几个路牌指向告别厅。告别厅只开了一个小门，前来悼念的人们自觉地在门口站成了20多排队伍。今天原本没有告知太多人，但却出人意料地在现场迎来了1000多人。送别队伍的东侧，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他们大多是张耀祠的生前战友，队伍的最西侧，身着军装的解放军们整齐列队。　　告别厅内，正中央上方摆放的是张耀祠老人的照片，正前方鲜红的党旗覆盖着老人的骨灰盒。整个屋子摆满了花圈和挽联。人们表情肃穆，泪水难禁。　　曾任毛主席警卫员现已年过八旬的老人王明富回忆说，1955年他和张耀祠相识，当时张耀祠已是中央警卫团团长，但他还是习惯于陪伴在毛主席的身边，有时候主席入睡了，他就睡在主席的门前。1964年，张耀祠晋升为少将军衔。王明富说，张耀祠一生节俭，他曾想送给老人一个小药杯，老人都摇头坚持不肯收下。离休后的张耀祠身体挺好，每天出门散步、买菜，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以前的老同事叙旧。　　今年10月，95岁的张耀祠告诉儿女说，想回江西老家看看，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10月底，张耀祠老人先回到了江西南昌，准备待上几日再回400公里以外的老家于都。张耀祠在南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战友们，“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可没想到，却突发心脏病，被送入医院急救，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张耀祠的家人说，张耀祠1935年入党，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他多少次梦回家乡，如今夙愿成真，但离回到出生之地还差一步。　　张耀祠晚年将一些往事写成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让许多人从中了解到毛主席一生中重要的工作、生活片段，大多是鲜为人知的故事。   　  资料图片：2009年12月26日上午，年过九旬的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来源：中红网　江山摄) 　　张耀祠，1916年2月出生于于都县曲洋乡石灶村新安子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带领同村5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少共国际师。1933年7月，他所在连队调往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他第一次当兵站岗，就为毛泽东主席的站岗，此后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国家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76年10月，奉党中央之命拘捕了“四人帮”的头目江青，张耀祠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等。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　一辈子保卫毛主席　　张耀祠1916年2月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曲洋乡石灶村新安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年仅17岁的张耀祠带领石灶乡5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少共国际师。张耀祠说，我当兵第一次站岗，就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门口。那是1933年7月，张耀祠调往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的一天，班长安排张耀祠上岗。这是他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一班岗就站在了毛主席门口。他站在那里，手持着枪，感到既紧张又激动。下哨后，他兴奋地对全班同志讲：“今天我见到毛主席啦！”从此以后，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　　张耀祠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县。这时，张耀祠调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城。为布置中央首长进城的安全工作，张耀祠等人受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派遣先进入遵义城。毛泽东进城后，到群众中去讲演时，张耀祠等警卫人员身着便衣，紧紧跟在毛泽东身边，仔细观察四周的动静。15日下午7时，在遵义柏公馆上的客厅里，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国家保卫局负责会场保卫。60多年后张耀祠回忆说：“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当中央首长和毛主席进城时，我参加了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入城仪式和毛主席向群众演讲的安全保卫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治委员。　　1953年4月，张耀祠调中南海，先后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张耀祠说：“我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多年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对这里的每处环境、每个哨位，他都了如指掌。　　毛泽东吃菜很简单，辣椒每餐不离。夏天，爱吃一种叫“马齿苋”的野菜。他爱吃武昌鱼，张耀祠便请供应处设法从武昌运武昌鱼。毛泽东不喜欢喝牛奶，不喝酒，不喝汽水，却爱喝茶，对龙井茶情有独钟。这样，张耀祠每年都代他向杭州定购龙井茶叶。毛泽东不大吃水果，1970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访华，送了几筐菲律宾新鲜的芒果给毛泽东及其子女。张耀祠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说送给大师傅、警卫和护士，张耀祠照办了。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张耀祠都要为毛泽东带上几箱子书。除此之外，他还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在外地替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     毛泽东工作之余喜欢爬山。张耀祠总是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为他警卫。毛泽东爬山事先并无计划，全凭兴之所至，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张耀祠便多派几位警卫，有前锋，有后卫，尽力保障毛泽东的安全。有一次毛泽东在杭州爬山，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最初曾给毛泽东戴墨镜、戴大口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身材高大，无论怎么化装，总是被人认出来。后来，他索性不化装，自由自在地在山间漫游。　　1970年酷暑，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在芦林一号办公，在脂红路175号住宿。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他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当毛泽东每天结束夜晚工作时已是拂晓。庐山夏日的清晨浓雾迷漫，毛泽东坐的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一侧是悬崖，稍有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安排两位战士手提马灯开道，轿车跟随马灯慢慢前行。　　毛泽东外出，张耀祠都得忙一阵子，他要安排毛泽东的“行”。毛泽东有专列。为了他的安全，专列上一般配备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这一切都要张耀祠调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林彪策划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这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向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透露“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张耀祠随行，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安排毛泽东的南方巡视。一路上气氛紧张，林彪反党集团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毛泽东专列安全回到北京，张耀祠才松了一口气。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因病与世长辞。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其悲痛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近年来，他将一些往事写成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让许多人从中了解到毛泽东一生中重要的工作、生活片断等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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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北京第一，上海第二

核心提示：北京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海南、吉林分列第二至第十位。 11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共同发布了《2010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该报告测算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并做出排名，其中北京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海南、吉林分列第二至第十位。从绿色指数上看，东部地区明显得分较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全国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据了9位。该报告说，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地区，绿色发展程度都比较高。该报告公布的绿色发展指数，主要按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等3个一级指标进行测算。这3个一级指标共分为9个二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又分为更具体的54个三级指标。记者了解到，这些三级指标已经部分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比如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等。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认为，发达地区有更多的钱投入做环保，而欠发达地区却难有资金来保护环境。数据显示，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指数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关。从政策支持度的一级指标看，30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得分最高的是北京，为0.231，得分最低是吉林，为-0.158。总体而言，东部和西部相对较好，中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较弱。李晓西表示，指数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经济落后地区就不能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发展。比如西部的青海、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等省区，其绿色指数要超过不少中部省份，而青海的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在全国排名第一。上述报告指出，绿色与发展并不矛盾，实现绿色发展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区域面积广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有着巨大的绿色发展潜力。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表示，一直以来，我们单方面强调生态的公益性，忽视了生态资源在市场和消费领域的商品价值。比如，山区农民有巨大的生态资源，但生活贫困；而城镇居民收入较高，但对生态资源的巨大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不过，对于生活在北京城的市民来说，他们还很难将自己的实际感受与绿色发展指数第一的桂冠相挂钩。北京为了举办奥运会、换取蓝天天数的增多，淘汰了30万辆“黄标车”，并将有烟筒的工业企业悉数转移出去，但仍然面临城市化过程中的污染与资源匮乏问题。 “北京的200条河流都没有水了，但这座城市还排名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差得很远。”李晓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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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称高房价改变中国重男轻女传统

高房价下你选择生男生女？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生女孩，在中国“重男轻女”已不是主流。　　昨天，商报调查显示，高房价下，约三成人更愿意要女儿，因男孩的养育成本太高。有专家认为，除房价因素外，城市化进程削弱了男孩的优势，相比之下女儿更贴心，在对老人的赡养上更有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　　世行报告：　　生男生女二选一　　多数人想要女孩　　张萧在郑州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今年5月刚结婚。昨天，他在网上注意到一条消息。　　消息称，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重男轻女”已不是主流。　　“城市化和高房价改变了中国家庭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越来越多的父母表示，他们更愿意选择生女儿。”英国媒体这样指出。　　“我也想要一个女孩，养女孩压力小、省心。”张萧说。　　昨日，商报通过商报网、河南100℃、商报企业QQ800051886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年轻人。除半数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外，其余大多数人表示更愿生女孩。高房价对传统生育观的影响有多大？　　市民调侃　　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 　　张萧月入3000元，他和媳妇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去年才东拼西凑买了房。　　用他们的话说，房价太高了，养男孩的成本太高，养个女儿，就不用操心给她买房了。　　张萧的朋友最近刚生了个女孩，大家都恭喜他，“你生了个‘招商银行’。” 　　在很多年轻人眼里，男孩是“建设银行”，要置业买房、筑巢引凤；女孩则是“招商银行”，用火眼金睛招夫引婿。　　虽然“高房价让中国年轻夫妇不愿生儿子”的观点经外国媒体披露后，乍一听有点雷人，可事实上，这种颠覆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言论，并非第一次出现。这两年，在各大网站、论坛，每次有网友表示“要生女儿”的帖子出来，就会引起热议。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不足两成的丈母娘面对高房价愿意接受租房女婿，坚持“没房不嫁女”的丈母娘仍然是主流。       商报调查　　四成受访者认为高房价削弱“重男轻女”观　　高房价对生育观念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商报调查显示，多达四成人认为，高房价提升了养儿成本，削弱了重男轻女观念。　　43岁的高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在她看来，现在独生子女要结婚，房子是男方要解决的先决条件，否则她不放心让女儿出嫁。　　网友“阿凯”说，结婚时男方要先解决房子问题，再加上工作、生活等压力，一批批青年才俊都加入到了“房奴”的队伍当中，不少青年男女因房子问题不能走到一起。“生孩子，我一定要生个女孩，这样孩子未来的压力就小多了。”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在改变，这一点，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程丽珍感觉也很明显：“这几年，大家生个女儿也多是高高兴兴的。” 　　专家分析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朝聚也感觉到了这个变化。　　他认为，城市化加大了养育男孩的成本，这个高成本不仅仅体现在高房价上，还体现在教育成本上。“父母在男孩的教育上所花的精力和金钱要多一些，女孩可塑性强，教育上会省些心。” 　　另外，城市化也削弱了有儿子的优势。传统的养老方式，使儿子在物质赡养上更具优势，很多人形成了“养儿防老”的观念。　　但是如今，老年人对精神关怀的需求越来越高，养老方式由物质赡养转变为精神关怀，女孩更具优势。俗话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现在许多城里人都认为女儿比较贴心，更善于照顾老人，探望老人的次数也比儿子多。因此，很多夫妻更愿“养女防老”。     算账　　郑州娶妻成本：60多万元　　几年前，网上曾盛传全国各大城市娶老婆的成本，郑州网友“兔C”也算了一笔账。　　1.房屋一套(80平方米以上，市区)：以均价6000元/平方米计，6000元/平方米×80平方米=48万元。　　2.装修：简装，计2万元。　　3.家电及家具：计3万元(有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　　4.轿车：以普通家用代步车为标准，计10万元。　　5.婚宴：按中等酒店25桌、每桌800元算，需2万元（回收红包后，收支基本相抵，此部分支出可不计）。　　6.度蜜月：以港澳、云南、海南为主要出行地，需2万元。　　7.从恋爱到结婚：包括出去吃饭、买礼物、娱乐、旅游、送女友父母节日礼品等，平均每月以800元为标准，谈2年，计800元×12×2=1.92万元。　　8.新婚第一年，家庭生活开销：各自朋友登门“温锅”、柴米油盐酱醋茶、煤气水电、一年的衣服、家庭用品，月平均开销1500元，一年就是1.8万元。　　综上，在郑州娶一个老婆的成本，合计48＋2＋3＋10＋2+2＋1.92=68.92（万元）。即使不算恋爱、度蜜月等开支，也要五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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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之死：那些不务正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增速正在逐步放缓，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制造”已经穷途末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蓦然发现，我们已经与自己的苹果、西门子、松下擦肩而过，而诞生中国的乔布斯与稻盛和夫，更将成为无稽之谈……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要从何而来？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又能扛住几级地震几次风暴？实业家的圈钱游戏也许我们不应当去责怪企业家们的浮躁心态。苏泊尔[23.21 1.00%]卖与老外、雅戈尔[12.96 1.73%]涉足房地产开发、联想转向PE、创业板公司高管集体辞职套现……当人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接连易手，当那些中国实业的代表频繁“不务正业”，当企业上市堕落成为“圈钱游戏”，当“实业报国”这个昔日鼓舞无数中国人的词汇不断被创业者们抛诸脑后，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泛起一丝苦涩与无奈。毕竟一点一滴的积累、滚雪球式的发展、经年累月地赚辛苦钱，让任何实业家都难以忍受，于是，做实业的人总是处于一种焦虑无力的状态之中。而多年以来积累下的实业“瓶颈”，又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实业目前的尴尬处境。另一边，实业家们眼前的诱惑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投资机会不断涌现。资本天然的逐利性，使得实业家们利用“钱能生钱”来赚快钱、赚大钱，几乎是一种完全合乎理性的选择。然而，当实业家们让“圈钱”成为最高行动准则，曾经鼓舞人心的梦想也逐渐走向了凋零。从当初豪情万丈的实业报国，到如今纷纷萌生退意、黯然离场，这种江河日下的低迷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落差。事实上，在这个中国产业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时刻，在这个内需外贸都亟待提升的关键节点，更需要实业家们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但我们看到的是，实业依旧弱小。而没有实体的支撑，资本市场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的确，中国企业再一次站在了风云际会的当口，投机之风却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化隐忧，以及中国实业随时可能面临的大萧条，带来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恐惧。这是一种冰与火的煎熬。实业、资本？投资、投机？无疑是两难的选择。那么，在这一次的大转型当中，中国实业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为什么需要实业？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郎咸平认为，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的只能是靠实体经济。聚焦浙江实业转型什么是实业？对实业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只有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的产业才叫实业。而虚拟经济只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是30年改革开放至今，游资以及游资心态正像流感一样，侵染并且毒害实业。堪称民营实业样本区域的浙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尴尬的实业家 “缺钱”，当记者询问一位浙江服装老板近况的时候，他回答得很干脆。这是一家典型的浙江企业。金融危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他想转型做内贸。但是“做外贸只做工厂，做内贸却要建渠道，到处都差钱”。一度浙江民营实业之兴，源自活跃的民间资本。在那个投资渠道缺乏的年代，很多当下风生水起的浙江民营企业，正是靠着筹措民间资金走上正轨。现在却恰恰相反，面对其他来钱更多更快的领域，民资已不再愿意为利润微薄的实业企业铺路。这位浙江老板最终选择留守外贸。 2010年上半年经济复苏，外贸业务的又一次井喷似乎给他带来希望。然而与之相对，尽管销量增幅明显，企业的利润却持续下降。“以前浙江服装企业总体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今年可能连10%都不到，有些只要有1%～2%的利润就肯开工生产，除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和外商压价，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几乎把企业本就不多的利润抵消殆尽”。就连大名鼎鼎的奥康鞋业，“一双卖20～30美元的皮鞋，以前能赚4～6美元，现在却只有2～3美元，如果是给国际大牌贴牌加工，一双鞋只能赚0.8美元左右”。这就是当下仍在苦苦坚守实业的浙江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试图转型升级，但是缺钱，往往转型不成，到最后又开始拼成本。为此，很多浙江老板都把工厂迁往了产业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一再压缩，又进一步导致企业实业投资意愿减弱。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统计，2009年9月，温州市工业投资仅完成135.55亿元，同比下降10.4%，已经持续14个月处于负增长态势。最能反映工业景气程度的是温州市厂房出租价格，从2007年最高时候的25元/平方米一路下降，目前已经跌至个位数——与疯涨的商业地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产业资本大挪移事实上，风起云涌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相对近万亿的浙江民资，曾经只是个例。一向务实的浙江商人，原本只是寄望于投资成功后能够反哺实业。但是面对愈加严峻的实业经营环境和愈加快捷高效的投资收益，实业家们何去何从？从实业转做投资，无疑是一个更“科学”更“经济”的选择。一类老板“两头兼顾”，实业在做，资本也在投。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一带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在收缩规模。剩下来的资金，楼市是第一大去处。在房价大涨带动下，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收益颇丰，最著名的当属雅戈尔[12.96 1.73%]，其投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驱动。其二，“不在楼市，就在股市”。2009年1～10月，温州市证券交易总额为9207.61亿元，同比增长66.67%；温州市新增开户数66536户，同比增长17.91%。据说不少温州老板是用麻袋一袋一袋扛着钱去营业部开户的，甚至因为开户的人太多，要开户还得找人“走后门”。除此之外，这类老板甚至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变成自己另一条生财之道。浙江老板谢谊(化名)，因为公司现金流好，能找到担保企业，很容易拿到银行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他就把这部分贷出来的钱再增加几分利息，转借给急需资金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一次也能赚个一两百万，比一分一厘辛苦做企业强多了”。另一类老板则是完全转战投资。把苏泊尔[23.21 1.00%]做到国内行业第一，全球产量第四的苏增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底，他将苏泊尔卖给外资，套现二十多亿元，随后在浙江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盈利前景大大好过生产压力锅，而且很轻松”。不谋而合的是，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温州有20%左右的企业减产甚至关闭，而且都属于自主自愿。那么他们手中原来的资本怎么办？浙江民间投资联盟因此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成规模的知名民营企业联合而成的民间投资联盟，诸如中瑞财团、中驰财团，更多的是以普通商人联合发起、以热钱为主要资本的草根投资团。他们被冠之以“慈溪文物团”、“丽水水电团”、“温州炒车团”、“浙江商标团”、“温州棉花团”、“永康造房团”等数十种称号，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其中仅以投资文物为生的投资团就数以千计，而投入的资金，光宁波、慈溪两地就可能至少有几十亿元。很显然，当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差，或许还有一部分产业资本通过产业升级或搬迁工厂的方式继续保留在制造产业里，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却开始脱离产业，流转于回报更高的领域，而且很可能“未来几年内，产业资本脱离产业的脚步还会加快”。乱相 2009年8月，针对企业主大量投资房产矿产，实业投资却基本为零的尴尬状况，浙江省发改委曾召集省内制造业企业代表，表示只要企业肯增加实业投资，政府将在税收政策上予以优惠——可惜应者寥寥。尽管过去一年中，善于逐利的浙江民资遭遇空前危机——折戟海外市场；受困山西省煤炭整合的“国进民退”；股市疲软；楼市低迷……但是它们仍在不停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现在玩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成了新时尚”，一位温州炒房团的资深成员坦言，“股权投资这事，看着高深，事实上无非也就是股权交易获取差价，这里所要承受的风险也并不是特别大。” 一语中的。像他这样把资金转投至PE/VC的浙江人并不在少数，看似扶持实业企业，然而最终目的还是逐利。除此之外，浙江民资“抄底”矿藏的第二波已经成形。不少投资者从2010年年初即开始押注有色金属市场，囤积居奇，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甚至买下矿山，坐等升值，“这种投机收益完全不亚于对房地产的投机”。备受浙江民资追捧的还谢平鹗谐『蜕桃档夭谐　！巴度肷习偻蚵蚧平鸬拇笥腥嗽凇薄Ｉ桃档夭鸨腥艘淮涡怨航松虾Ｆ侄2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有人在迅速处理了上海多套住房后，与40多名亲友购进了200多个沿街店铺……因为“房价受调控了，主要是针对住宅，商业地产基本没受影响”。无须讳言，实业家是现实主义者，投资家则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在驱动。当实业家开始转做投资，当浙江民资已经习惯快进快出，追求高额回报，回报周期长而又利润微薄的实业经济，究竟对他们还有多大吸引力？如果说四处逐利的浙江民资是区域实业家转做投资的风向标，那些曾被看作国内实业企业典范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的悄然转型，无疑是更为危险的信号。那些“不务正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这是一个实业家变身投资家的大转型时代。国资委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无疑是2010年上半年的重磅消息。然而时隔半年，此消息却再无下文。央企为什么恋战房地产？一连串简单的数据就足以揭晓答案：2009年，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营业收入仅占中国建筑[3.71 2.20%]工程总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左右，却因为其高达22%的平均利润率，贡献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48%的营业利润——这绝非特例。房地产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域。高风险自然有高利润。样本一：家电巨头抢滩房地产典型案例：格力、美的、海尔格力本是一心一意做实业的绝好案例。资本暴富大势下，单纯“卖空调”很容易心情浮躁。但董明珠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业精神”，“格力是用自己的产品创造效益，这个虽然来得慢，但作为制造业，必须静下心来，我不会去搞资本运作。” 四年后再看这句话，却有些别样的味道。 2009年11月才完成借壳上市的格力地产，2010年8月发布中报显示，其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比上年增长913.5%——足足翻了9倍！进军地产业不足一年，格力地产就成为格力集团三大产业结构中当之无愧的一个重要板块。为什么口口声声一心一意做空调的格力会去投资地产？一方面，传统家电企业毛利润5%已经非常惊人，但跟房地产行业35%左右的毛利润率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对比家电业与地产业各家龙头企业的2009年度业绩可知，格力、美的、海尔的2009年净利润，分别为29.13亿元、18.9亿元和11.49亿元，而龙头房企的年度净利润，几乎是家电龙头的一倍以上——利差摆在那儿，这是个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格力现金流稳定，又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还有长期经营下来跟各个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这三大资源一结合，看似再高风险的房地产业也变得风险极低，格力地产假以时日，或成大器。但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做实业与做投资目的不同，路径绝对不同。其一，如果格力仅仅是以一种短跑的姿态去做房地产，那么对把房地产作为主业来做的实业企业，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会不会扰乱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其二，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如果作为格力主业的空调利润越来越薄，利润增长几乎靠房地产业务拉动，格力会不会反过头来放松甚至放弃做空调，专注地产？倘若如此，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意味着中国轻工业尤其是家电领域一大拳头产品的失语！这两大拷问，无疑揭示出格力抢滩房地产背后蕴藏的巨大风险。除了格力，美的、海尔……几乎所有的家电巨头都在房地产领域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样本二：转型“英雄会” 典型案例：刘永行、刘永好坊间戏言，当年刘氏兄弟创业时，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股份制银行跟国有银行抢饭碗。这两兄弟都是内地富豪榜上10年未下榜的“传奇人物”。但是面对实业升级转型的压力，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刘永行的核心竞争力是低成本。饲料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平均利润低至1%，偏偏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就能把饲料利润率控制在5%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当饲料行业利润不断走低，刘永行谋求转型升级，仍然选择了投资实业——生产电解铝。电解铝行业看似与饲料行业风马牛不相及，但经过刘永行撮合，两者竟然产生了神奇关联——热电厂用煤发电，蒸汽是主要的副产品，而刘永行的饲料业务中，赖氨酸是饲料的主要成分之一，生产赖氨酸必须用到蒸汽。如此一来，刘永行设计了从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这样一种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大大节省产业联动的成本。刘永行这种“不务正业”，始终围绕产业链做文章，甚至强行打通产业链形成协同效应——在试图转型升级的实业企业中堪称难得一见。相对而言，刘永好就做得很轻松。刘永好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民生银行的投资。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创始股东刘永好出任副董事长。若干年后，这笔投资为他带来数十亿元回报。不仅如此，1995年兄弟分家之后，刘永行认为“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还是花自己的钱比较安心”，因此拒绝上市，而1997年，刘永好就率领新希望集团在A股上市。此后十数年，刘永行坦承自己的长项不是做公关、拿土地，地产业不是自己能干的，面对诱惑不为所动，而刘永好却在房地产、金融，甚至天然气和化工能源领域投资颇有斩获。就在最近，刘永好还参与投资了原聚众传媒创始人虞锋和马云组建的“云锋基金”。显然，同样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代表，兄弟二人同样历经数次风波而不倒，同样成功，但是“轻松指数”却截然不同——这似乎给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实业家们，一个转向投资的“完美”理由。   样本三：创投冲动典型案例：沈南鹏、邵亦波、雷军、吴鹰这是一个企业发展史渐渐被融资史覆盖的年代。一手成就了UT斯达康神话的“小灵通英雄”吴鹰，是被迫“退役”的。人们曾期待他东山再起，但是复出之后，他的角色却转变成了和利投资集团(CTC)的资深合伙人。 “四五十岁创业，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你做具体的实业不能综合运用你的资源，总有一些资源是浪费的”，吴鹰分析说，“但是从投资来讲，同时能做几个公司，你何必做一个呢？中国机会这么多，应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他的理想是再造几个UT斯达康。吴鹰是从企业家中途转身为投资家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途转身投资家的，只是那些功败垂成的企业家。雷军的转型几乎与吴鹰同时。这位金山软件前CEO，在金山整整做了16年，其中耗费了8年时间运作金山上市。最终他却于金山香港上市70天后毅然辞职，随后开始在中关村扮演新角色——天使投资人。据说，当时金山创始人之一张凯龙曾因此16年来第一次对雷军大发脾气。显然，与“吴鹰们”相比，雷军走的是另一条轨迹：依靠实力与勤奋一步步走向高位，直至担任CEO，并在巅峰时刻激流勇退。这似乎让人联想到当下创业板高管的集体辞职套现。他们或将选择的，是一个近几年异军突起而又充满诱惑的行当——沈南鹏、唐越、杨镭、张醒生、周鸿祎、邓锋、林欣禾……都是些业内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更愿意中途转身为投资家，将自己的资源、经验以及教训，跟后生们分享，让其少走一些弯路，成就另一个“自己”——这远比等到“退役”后才去进行有效得多。有钱了的时候，与其辛辛苦苦打江山，不如另辟蹊径转型投资，桃李满天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正在试图摆脱实业之心的牵绊，转投到资本运作大军的帐下。让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那些让实业陷入困境的要素，究竟在哪里？实业之心为何冷却？这的确是一场实业之心与资本逐利之心的激烈博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实业之心正在逐渐冷却，而资本之心正在汹涌躁动。他们中的代表，无疑正是那些处于实业与资本中间地带的上市公司。力量的天平，正在倾斜。那么，让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那些让实业陷入困境的要素，究竟在哪里？投靠资本的上市公司据不完全统计，A股上市公司有对外投资行为的有近千家，2009年共计获得投资收益近千亿。总体来看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大起大落。2008年A股上市公司投资净收益近2200亿元，2009年又跌至1000亿元以下。以雅戈尔为例，由于市场波动造成资产缩水、投资收益减少，2010年上半年净资产缩水20%，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了59%；二是分布不均。对外投资的主力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信证券、西南证券[15.18 0.13%]等金融机构和中石油、长江电力等巨型央企。多数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仅限于用“闲钱”打打新股。非金融机构却热衷于对外投资的主要有雅戈尔、复星医药、大众交通、外高桥等几家；三是有赔有赚。仅2009年报披露出现亏损的就达140家。这些是炒股或参与定向增发造成的、已经“纸里包不住火”的亏损。没有任何地球人知道，暂时能包住的，以及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到底有多少潜在亏损。雅戈尔与复星医药是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两大金刚”，下面的简表说明了两家股权投资与实业规模的情况。   国进民退的艰难处境民营企业能做到上市这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公司，只要不犯大错暂时没有生存之忧。但在数百万家民营企业中，能够上市的不及千分之一。多数民企处境艰难，甚至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意愿，这与目前社会经济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感到改革的动力日渐消退。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在国家崩溃边缘的“大撤退”，举国内外对改革的必要性曾经有过高度共识。今天的中国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的十字路口，是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型”还是增强央企“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垄断？双方的僵持，说明当年的共识已然破裂！第一道裂痕在普通民众与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享用着高油价的民众，难道还得对“三大石油央企”感恩戴德？第二道则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2010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亦称“新36条”)。第8条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在负责推进的部委名单里“国资委”赫然在列。而国资委的掌门人五年前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不存在垄断”，今天干脆说“垄断正常”、“垄断有功”，不是倒退是什么？从仰融出走华晨，到“铁本”下马；从龚家龙身陷囹圄，到民营航空公司的纷纷“凋谢”；赢利的民营钢铁公司“日钢”被亏损的国营“山东”强行兼并；浙江民资在山西血本无归……民营经济到底有多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不是发一两个文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事情逐步演进为一个又一个“钓鱼工程”。最典型的是山西的煤炭政策。此后地方政府还要引导浙商投向城市公交、燃气等公用设施，焉知此番不是又一次“钓鱼”呢？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亿可以得到巨额注资，领导层安然无恙，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千万公司破产、老板入狱。国有企业是在走T台，民营企业是在走钢丝。让央企与民营进入同一个行业竞争，犹如一个圈里同时养狼和羊。狼不饿的时候，可以给羊长膘的机会；狼饿了谁也无心救羊。物伤其类，与狼生活的羊，虽然暂时没有被吃掉，但是会很抑郁。中国已经远离短缺经济，步入过剩经济。民营企业连“被钓鱼”的机会都越来越少。在“整合资源”、“节能减排”、“产业升级”、“淘汰落后技术”、“压缩过剩产能”等旗号下的“国进民退”已是不争的事实。山西的民营煤矿几乎全军覆没，河北的民营钢铁厂大面积停产。虽然没有人主张完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留给私营企业去干的“活儿”就是解决就业、干脏活累活、应对沃尔玛那样挑剔的客户……再由垄断国企搜刮、聚敛财富！计划凌驾于市场、市场服务于计划的格局昭然若揭。民企500强的利润总和还抵不上中石油和中移动两家！这就是部分人士热衷，并打算上升为理论的“中国模式”。实业之心的消退市场经济的关键词是“公平”。假如一家从事煤炭物流的民营企业想做大做强，必须有成本控制能力、要寻求与大的供应商和用户建立固定合作关系。但大煤矿是国有的、电厂是国有的、高速公路是国有的、加油站也是国有的。民营企业在和垄断国企打交道时会深感自己的卑微、弱小和无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无能为力，还谈什么上进心、积极性、创造力？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中国企业家对市场公平没有了信心，实业之心必然会死去。短期依靠投资获得资本收益，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岁月不饶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半数已逾天命之年。竞争环境越来越恶劣，没法惹的央企、斗下去两败俱伤的业内民企、虎视眈眈的外企。心力憔悴的企业家想把事业交给子女，子女却无心无力担此重担；想托付给职业经理人，又怕遇上“小人”；高价卖给外资，网民不答应…… 农民工为了谋生可以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小白领”为了还房贷也得起早贪黑，身家几千万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图什么？他们中最优秀的人，胸中曾经燃烧过“做中国的福特”、“做中国的埃克森”、“做中国的米塔尔”……如果这些梦想破碎，企业像玻璃瓶子里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民营企业家再也不是时代舞台上聚光灯照着的人物！实业投资与金融、地产投资的重要区别是变现能力的天壤之别。投资数亿建个生产基地，想变现时挂“跳楼价”都很难出手。用这些钱置几套房产、拍几件古董、在二级市场“吃进”几百万股……相当一些老板已经拉出“收拾行李”随时可以走人的姿态！从国家层面上说，唯有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激荡起推动中国实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谁来拯救实业？从企业和企业家角度来看，现实环境下，转做投资当然是更明智更理性的选择。但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实际上，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的只能是实体经济，为此也出台了很多扶持实业的政策措施。但，为什么实业依旧疲软？扶持实业还是国进民退？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首先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4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随后公布的对汽车和钢铁两大行业的调整振兴规划，还有对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在扩大内需方面，也有诸如鼓励小排量汽车的政策，有家电下乡的政策。货币政策也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而其中最为民资关注的，就是2010年5月13日出台的“新36条”。从纸面上看，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2009年持续至今的煤炭资源整合，2010年上半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楼市新政调控，还有2010年8月8日刚刚公布的淘汰落后产能“死亡企业”名单，似乎又传递出相反的信号——这是否新“国进民退”时代的到来？事实上，这反映出国家在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上的力不从心。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告诫我们，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因为政府的立场是公众形成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的立场含混不清或出尔反尔，公众就无法形成清晰的行为预期，它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迟疑和混乱，从而严重损害经济效率。近二十年以来，每当钢材、水泥、玻璃、纸张供不应求，焦炭不够用，化肥不够撒时，主管部门就鼓励“投资多元化”，对能耗、污染不闻不问，意在吸引各路资本投进来。等国有企业完成产能和技术提升，“清理”就要开始了。“五小”、“新五小”、“新六小”、“十五小”……无数民营企业被划入“落后产能”遭到淘汰。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在当今中国经济生活当中绝不少见。比如地方积极要求经济发展以解决地方的经济问题，增加税收、增加就业，这样就要求增加投资，结果投资增大了，信贷就跟着增大了。这样又造成一个结果，产能就开始过剩了，并且物价上涨。这两个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赶快收紧。一收紧以后，地方经济困难，又再次循环。又比如，最近宏观调控主题是节能减排，许多地方政府就“急行军”，在短时间内强行完成目标。这种把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势不能理性把握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是什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才是根本。出口、消费、投资，这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我们仍处在二元经济时期——城乡二元、沿海内地二元、国企民企二元。出口不行了，中国的消费水平本来就低下。为什么？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不完善，所以人们要存钱，钱不敢乱花，所以导致消费不行。而投资怎么拉动？国有体制改革完成了吗？还没有，行业垄断还没有解除，民资不敢轻易进入。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改革阶段，就是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率45%，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之后可以达到75%。在这么大的国家中，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两千万农民要进城。城市要扩大建设，县城、镇要增加住房，办学校，办医院，搞公共服务设施，在全国范围内，这是多大的建设规模？又会拉动多大的实业投资？这意味着唯有体制改革，才能最终激荡起推动中国实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独立于实业之外的资本，固然是空中楼阁；而脱离资本辅助的实业，却也无法快速发展。唯有以实业促进资本，以资本反哺实业，资与产螺旋演进，才是不论资本还是实业的兴盛之道，也不失为政策尴尬层面下，实业家们的自我救赎之道。   复兴VS联想： “资”“产”螺旋演进之道我们的企业出现种种问题，仅仅是因为企业家们处于实业的困境与资本的诱惑之间，失去了坚持实业的信心。但事实上，资本与实业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两者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形势下，怎样给这些资本找到出口，从而形成对实业的助力？复星和联想，这两个中国的标杆企业可谓是“资”与“产”螺旋演进、相得益彰的范本。一、资本运作VS产业整合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曾公开表示，我们支持专业化，复星做的每个企业都是专业化运营的。比如说复星医药[14.29 0.78%]在全行业净资产排第二，上市的医药类公司中利润第二。复星对它的历史投资也就是六千万左右，现在从创业到今天，保持了14年，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在37%以上。同样，复地从1998年成立以来，全行业排前20名，上海市排前三。复星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驰骋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两个关键词，资本运作和产业整合。通过不断的扩张、并购，“复星系”进入了钢铁、金融、地产等众多行业。然而，复星“不务正业”的同时，并没有因此放弃把每个行业都做成“正业”。看复星的资本路径：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合作成立联营公司或者以原始法人股的方式介入，这些方式在复星控股或者参股上市公司里，屡见不鲜。多年来，复星集团始终以一种极其敏锐的眼光寻找着合适的产业，“复星系”的急速扩张、瞬间长大，靠的是实业经营和资本运营两条腿走路。也正是在这不断的扩张、并购的产业整合中，形成了复星的核心竞争力。复星集团的壮大，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的实业之路——不断进入新行业，根据情况决定是自己操盘、进行管理支持，还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这样的灵活组合，既兼顾实业和投资两者之长，又能糅为一体。二、只有资本和产业的融合，才能支撑一个产业帝国综观中国民营企业界，投资控股模式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是复星集团，而另一个，就是联想控股。从生产、销售电脑开始，近年柳传志打造联想投资、弘毅投资、融科智地三驾马车，同样是构建联想控股“实业+投资”的“相关多元化模式”：旗下的产业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支持，金融公司又可以成为产业公司的资金来源。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认为，联想20多年扎扎实实地在制造业领域里边摸爬滚打的经验，是从事投资成功的重要前提。正是对行业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有做好一个企业的管理基础，为联想后来能够帮助被投企业打下了基础。他认为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能力去帮被投企业增值，而这些都和联想的制造业出身有关系。因此，从复星和联想做投资的理念来看，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投资以后的财务回报，而是要在若干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企业。也只有这样，企业的产业帝国梦才逐渐变为可能。三、资本与实业的螺旋演进逻辑观察复星系、联想系的发展轨迹、产业布局，透析他们在资本与实业之间的辗转腾挪，风云跌宕，我们认为，两家企业所取得的成绩，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都遵循着以下的产业演进逻辑： 1.阶段性内在动力和外在引力当实业已然壮大，并形成比较强大的资本平台的时候，尤其是在现有业务进入一个相对饱和和成熟期时，有理想的企业领导者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企业在稳固并创新发展现有业务的同时，资本会流向其所看好的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资本运作的开始：一方面，可以选择从头做起，创建新的项目平台；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并购或重组等方式“短平快”地获得项目。这就是资本富余带来的内在投资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的演进带来的巨大机会，形成了资本演进的外在引力。尤其是近十年来，新兴产业和企业不断涌现，带来了大量的兼并和重组的机会。对于这些精明的企业家们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与其从头开始搞一个项目，跟别人竞争，不如利用资本手段和管控实力实际“吃”掉项目或从中分一杯羹。 2.“资”“产”之间的价值平衡不过，尽管资本有扩张的冲动，却也不能“想吃就吃”。联想与复星所做的，是在收益与风险之间做好取舍，掌握“资”“产”的平衡。是坚持实业还是偏向资本，抑或是“资”“产”互动，都需要站在企业本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复星和联想在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可谓都是在“资”“产”之间导演了一个螺旋演进的过程，既要把每个项目都做好，又强调实业的整体性，还要不断发现和整合新的机会。在“资”“产”之间，两个企业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张弛有度、能进能退，有时候为了战略需要，甚至不惜出售一些项目，在长期、中期、短期寻求一种价值最大化的平衡， 3.金融的工具性价值和实业的本体性价值从实体经济的本身而言，金融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资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为实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辅助。单纯的虚拟资本经营，带来的只是一串串虚无飘渺的数字。企业的本质目的都是在创造商业价值，实业的本质目的是直接为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提供产品国外实业发展模式之对比美国模式：投资为私营实业主体服务美国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高效、有利于投资，它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顶峰。这种模式中，资本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美国模式中企业格局是：核心500家大公司，周围是一大批中型企业，边缘是数以万计的小企业，私营实业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美国企业筹措资金，比较侧重于发行股票、债券方式。美国模式中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大多数公民手中都握有公司股票和债券。美国证券公司种类很多，股票价格的升降，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推动实业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日本模式：交叉持股，以资促产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注重企业技术进步，出口主导，贸易立国。日本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企业运作。日本企业筹集资金，主要依靠储蓄和银行，企业资金筹措大约有60%以上是商业银行提供，只有10%～12%来自于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因此在日本，银行与公司、公司与公司之间往往是交叉持股，中小投资者力量相对较弱。这种模式使得日本企业的眼光通常都比较长远，不过，这些既不差钱，又受到政府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日本公司，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得尽量多的利润。德国模式：银行服务实业德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的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德国与日本同样重视储蓄，银行在吸收居民存款和对企业放款中起关键作用，而股票、债券市场、社会集资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公司和银行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因此让大型实业企业的发展如鱼得水。在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正身处壮年的实业家在事业巅峰期激流勇退，转向投资。韦尔奇在GE，格罗夫在英特尔，乔布斯在苹果，都是经年累月屹立不倒。即使IBM的郭士纳，也是在59岁退休后才进入私募投资，成为凯雷集团的董事长。与典型以实业立国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实业家与投资家显示出的是双重的青涩。在国外的实业发展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历史何其相似！“中国制造”所向披靡、房地产只涨不跌、人民币升值、资本找不到出口、美国国债、巨大的外汇储备、喷涌的海外投资……“日本沉没”的警示，怎能让我们不如履薄冰，反而去推波助澜？中国买下世界？回顾历史，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黄腾达，其实体经济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日本产品占领了世界市场。由于日元的大幅升值，美国的一切在日本人眼中都显得无比便宜。世界上的一切怎么都这么便宜？都买下来吧！随后，日本投资者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向世界各地购买资产。根据日本国内的投资经验，房地产等不动产只涨不跌，增值潜力巨大。因此，从1986年开始，日本在全球大量投资不动产，主要选择了房地产投资，并且把投资重点放在全球经济中心的美国。 1989年，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达到顶峰，日本人的财富随之大幅度增长。当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冲到疯狂的38915点。随后，美国人一手戳破了这个巨大的泡沫。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接着就是制造业。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的损失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上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历史何其相似！“中国制造”所向披靡、房地产只涨不跌、人民币升值、资本找不到出口、美国国债、巨大的外汇储备、喷涌的海外投资……“日本沉没”的警示，怎能让我们不如履薄冰，反而去推波助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抗击风险、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而在实业发展触碰到“天花板”之时，企业家们已经不再那么缺钱了，中国几十年来不断“滚雪球”般被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投机，不是泡沫，而是“资”与“产”融合，是借助资本让我们的实业更加强壮和稳固。不论如何，希望经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历史，不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或者是一场泡沫的发端，而是一段新的工业文明的开始。 <P style="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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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剩女VS中国剩女

尽管中国和日本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在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于婚姻、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剩女”，这一点上中日是一样的这几年，日本“剩女”征婚的方式也更加“疯狂”。从传统的婚介公司到现代的网络征婚，从婚介公司主办的男女派对到跨行业派对、城乡相亲(城市女士去农村相亲，日本农村有很多有钱有地，但是因生活方式局限而产生的“剩男”)，宅男宅女相亲等等。可是即便如此，日本的“剩女”还是很多。在《婚活时代》中，作者把“剩女”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当舒服家庭主妇型。用老公的钱，每季买新的名牌衣服，每年一次去海外旅游。可是，能够给老婆这种生活的日本男人数量非常有限。另一种类型是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这一种比较多。我有个朋友是日本大公司的研究员，每月工资大约80万日元(约合6万人民币)，是同年龄男人一般收入的两倍以上，因此实在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日本“剩女”越来越多的原因其实在于男士。近年来日本的经济一直不好，大部分男性已经没有上一辈人有钱，并且缺乏自信，但他们男人的自尊心却一点没减少。所以越来越多的男人因为害怕受挫，不愿意主动出击谈恋爱，更不用说是追求比自己成功的女人了——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男人，叫做“草食男”。在日本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变化太大了，她们很努力、很上进，越来越成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是这样的变化让旁边的男性难以适应，这种集体性的结构和心理失衡应该是“剩女”多多的真正原因。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在中国经常看相亲的节目。节目中，很多男人强调说，现在中国的女孩太现实，结婚要看房子、车子、财产、地位，男人没钱没地位就很难结婚。但采访过很多普通“剩女”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其实中国的女孩大多数并不贪心。她们有比较相似的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人有硕士博士学位，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正在为未来的职场发展努力。她们想要的，只是一个跟自己相配的男人而已。中国朋友告诉我，事实是很多中国年轻的男人并不想要那么优秀的老婆，宁愿找不那么优秀却“温柔贤惠”的类型。尽管中国和日本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在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于婚姻、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剩女”，这一点上中日是一样的。最近终于有了好消息：我的两位“剩女”朋友结了婚并且很快怀孕生了孩子，现在很幸福。一位是快40岁的日本人，另一位是快35岁的中国人。她们都是很能干的女性，最后找到的对象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并不是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我去过中国朋友的新家，他们住在租的旧房里，家具很简朴，在中国像这样的新婚家庭比较罕见。不过她老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饭菜，很能照顾家庭，她说，觉得这样小小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剩女”的幸福秘诀，其实在于活在当下，拥抱简单的幸福，而不是总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就这么简单，换一种思路而已。为中日的“剩女”们加油！- 林秋子(作者为翻译、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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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胡润百富榜服装榜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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