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仪：地壳上的金钉子
“先生是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七十余载。科研建树丰硕，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生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创造精神受到地质界的广泛赞同；先生的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成为科技界的楷模……” 温家宝总理笔下的这位“先生”，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教授。 大红灯笼高高挂，烫金寿幅堂中展。今年10月7日，杨遵仪百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温家宝总理发来亲笔贺信，深情地祝愿杨院士生日快乐，“我将永远以先生为榜样，像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身着大红色生日礼服的杨院士精神矍铄，笑容满面，用洪亮的声音告诉大家：“今天我非常高兴，心情也非常激动！”在《生日快乐》的歌声中，杨院士同亲友一起吹灭百支生日蜡烛，并亲自切开生日蛋糕。 耶鲁传奇奠基础 杨遵仪于1908年出生在广东揭阳，父亲杨正修是一名西医，家里有一个小药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那时外国势力入侵，教会盛行，杨遵仪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当地的几个教会学校念完的。不料后来他就读的中学停办，家里也无钱供他继续读书，年仅十几岁的他只好辍学在家。 因为读过几年书，经人介绍，他有幸到汕头的《大新潮》报社当校对员。更重要的是，他得以在报社负责人办的大中中学继续就读。犹如重获新生的杨遵仪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他在报社搞校对；白天，他就在大中中学学习。由于读书认真勤奋，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 目睹国家的千疮百孔，已经考到清华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杨遵仪觉得经世济民的理想太渺茫。恰巧，他的同屋程裕淇（后担任过地矿部副部长）学的是地质学，经常提到他们系在翁文灏教授主持下办得如何的不错，而毕业后“可以到处走走，到国家各地去看一看，找矿，搞调查，十分有意思”。受程裕淇的影响，杨遵仪决定到地学系试试。第二年他就转到了地学系，从此踏上了地学的道路。 年纪轻轻的杨遵仪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早就明白了向国际看齐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地层古生物的东西牵扯到国外的文章，国外人发表的东西一定要了解。”为此，他选修法语，又旁听德语，同时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打字技术。他常说，不依赖别人，要自己勤动手。 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和在图书馆兼职的经历，毕业的时候，杨遵仪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地质文献目录》。这是中国地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当年这本书被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地质矿产研究获奖论文”。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两年助教。 1935年，杨遵仪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次年9月，他赴美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在国际地质学权威C.O.Dun鄄bar教授指导下学习古生物学及地层学。 杨遵仪在美国留学是很艰难的。他经常一个人去野外采集标本，Dunbar给他一辆旧轿车，有一次返回的时候他不小心翻了车，把下巴摔脱节了，底部的牙齿也破坏得厉害。他就用手把下巴掰上去，再找绳子把下巴固定，把车子慢慢地开回来。 三年过去了，杨遵仪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耶鲁大学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在毕业班的宴会上，杨遵仪代表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 学业终于告一段落，杨遵仪又面临前途的选择。当时，祖国的美丽山河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国难当头，为了对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尽自己一份心、一份力，他终于在1939年秋回到了祖国。 一颗钉子钉祖国 回国后的杨遵仪先是在中山大学任教，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他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这个工作。他的硕士研究生杨光荣教授回忆：“他当时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最先国家很需要石油的时候，他就做石油系的系主任，后来国家又需要发展水位地质工程，他又被调去当过水位工程系主任，后来他才回到地质系，一干就是好几年。”据统计，杨遵仪先后担任过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等职，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中任职专业最多、在位时间最长的老教授。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国地层古生物教学没有教材，不成气候，但国家却奇缺这方面的人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杨遵仪痛下决心，多方求援，终于在1956年与郝诒纯、陈国达合著了由我国自己编著的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教材《古生物学教程》。1958年，他再接再厉，和同事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并于1962年在国内首次开设“生物地层学”课程。六年的时间，他和同事们连续创造了国内的三个“第一”！ 就在杨遵仪正准备在地层古生物学上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而至。看到教育事业在文化大浩劫中遭到严重摧残，原北京地质学院因外迁迟迟不能恢复办学能力，学校多年不招生，地质技术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杨遵仪心急如焚。1978年5月9日，他和原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袁见齐院士等8位老教授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建议在新校址建成前，在北京创办研究生部。仅过了6天（5月15日），邓小平同志就批示为“好意见”，要教育部商同国家地质总局处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遵仪着力于国际关注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研究，成为中国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研究和对比的引路人。他组织领导了“国际地质对比规划”203项目的研究工作，在我国浙江长兴确立了二叠系-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序列和最完整的化石带。浙江长兴煤山剖面经国际组织三轮投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批准，于2001年成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即“金钉子”。该成果入选2001年教育部十大科技进展及科技部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金钉子剖面成为国家级自然遗迹保护区。 “它的意义就相当于东经零度要以格林天文台为标准，是这么一种含义，全球只有一点，不可能有第二点。”杨遵仪的开山弟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老校长殷鸿福院士强调。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成绩，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联合制作一把“金钉子”壶送给杨遵仪。而杨遵仪的一生，正是一颗坚定不移地钉在祖国大地上、钉在人类地质事业上的“金钉子”。 外语培训成义务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杨遵仪怎么也想不到，因为香港亲戚给的一笔钱，家里人舍不得花，用来周济他人，就被划成了“地主”。他也因此被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挨批斗、抄家、下放工地劳动全都有他的份，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他自觉无大过，心里很坦然，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 学生们都知道他很有学问，非常欢迎他一同到安徽贵池地质队参加对口劳动，又到湖北江陵和江西909地质队参加教学实践。这时他虽然还在接受批判，但一有空他就把英、德、法3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翻出来读，他坚信语言工具今后还会有用处。事实也正是如此，1971年至1972年，就有人找到江陵去请他审查中国学者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的报告译稿。 “不是跟你吹，杨老师的英语水平在地质界可是有口皆碑的。以前地矿部的李四光部长也是留过学的人，但一提到英语，就说杨遵仪的英语好。”吴顺宝教授竖起了大拇指。 地质科学院古生物室的一些中青年教师因外语暂时不过关，不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科前沿动态，杨遵仪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提出为他们办个英语班。殷鸿福院士至今还记得，1957年至1958年间，他正在读研究生，为了帮助他和教研室其他助教提高英语水平，杨遵仪和元配夫人徐增蕙每周义务执教12次，在家里给他们上英语课，同时还提供水果。 可那正是全国上下在大批“洋奴哲学”的时候，干这样的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地质事业，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愿意冒这个险。和杨遵仪同一教研室的周修高老师回忆：“杨老师那时已是很有名的大专家，但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讲课十分生动。” 杨遵仪选了一些地层古生物方面的英文文章，给几十个人讲授了一个月。后来，又应一些人的要求讲授了法文，为动乱结束后缩小和国外的差距创造了条件。 许多和杨先生有过交往的学者都忘不了在他们刚刚跨出国门时，杨遵仪教授伸出的援助之手。已逾七十高龄的杨遵仪义务为这些同事开设了多语种的外语培训，许多得以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稿都经过了他一字一句的修改。 几十年来，杨遵仪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义务当外语教员，为别人修改、翻译了数不胜数的外文论文稿，为提高中国地质界的外语水平和学术论文的译文质量，使我国地质科学的新成就能够如实地介绍到国际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竭心尽力传帮带 改革开放后，许多地质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相继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恢复了合法地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地质方面的学术代表团出国所带论文的英文稿或摘要，不少都经过杨遵仪修改或定稿，一部分还请他全文译出。仅参加第25届和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的论文，就有近50篇是他翻译或经他修改过的。 送来请杨遵仪评审或修改的论文、译稿、教材和各种手册经常堆满了他的书桌。一天深夜，当杨遵仪匆匆登上4层楼，将一份赶着修改出来的译稿亲自交给作者时，那位中年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杨遵仪对她说：“多年来，国际地质大会的讲坛上听不到我国学者宣读的论文，我心里十分不安，今年有那么多论文提交大会，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中青年人，杨遵仪不仅在具体业务上热忱地帮助他们，更可贵的是他还十分注意在思想作风上进行传帮带。请他审查稿件，有不妥之处他必定亲自动手仔细修改，而对有的稿件他还要核对原始资料和翻阅有关文献，给年轻学者树立了好的典范。有一天深夜，杨遵仪上门去叫醒一位入睡了的中年教师，告诉他有一个英文字母写错了，让他立即改过来，因为第二天一早稿子就要送走。当时曾有编辑放出话：“杨老师审过的稿子，我们看都不用看。” 杨遵仪认为：“地质事业的发展，靠少数几个老专家是不行的，要靠集体、要靠新生力量，要让大家共同进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童金南教授就是一例。2002年，童金南曾获得了一个IGCP项目（即国际地质对比规划项目）。IGCP所支持的项目都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课题，能拿到这个项目，相当不易。童金南把这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师尊杨遵仪。他说：“杨老师在1979年的时候就主持过IGCP项目，他带出了我的老师殷鸿福，殷老师又带出了我。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杨老师当初的开拓，就不会有我们地质学科国际领先的优势。他经常说，做学问，要跟国际比，不要在国内出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什么叫国际前沿？就是那些在学术交流会上拿出来讨论的问题。看文章是不行的，搞研究要两年，写出来要两年，这样四年就过去了。你要知道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成熟的东西，已经不是前沿了！”童金南解释说。 北京地质学院迁校期间，教学科研工作长期难以正常进行，杨遵仪便主动去中国地质科学院帮助工作。自1972年秋至1978年秋整整6个年头，年逾花甲的他每周都要挤3次公共汽车到地质科学院上班，协助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许杰主持编辑《地层古生物论文集》，指导中青年工作。 每天只要杨遵仪一到，来问问题的、请求帮助修改文稿的、请求帮助审阅译稿的人就接踵而至。不管工作多忙，杨遵仪总是有求必应，从未表示过厌烦。一时解答不了的，便带回学校翻资料、看实物，然后及时将答案告诉求教之人。他记不清曾经帮助过多少同行修改过文稿、解答过问题，他只想着要赶紧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年轻的同行们，让大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 在几十年的教学活动中，杨遵仪先后讲授过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专题讲座等多门课程，培养了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前校长殷鸿福院士…… 长寿秘诀乃豁达 杨遵仪骑自行车一直骑到92岁的逸事已经在北京、武汉两地的师生中传为美谈。师生们说：“杨老90岁的时候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可他‘咯噔’一下子就爬起来了，继续骑。”“89岁的时候，他还从地质大学北京校区一直骑车到西直门去参加国际古生物大会的年会，这件事把当时的主持人张弥曼院士吓了一大跳，他们后来把他的自行车装在汽车上，送他回学校。”说到此处，殷鸿福院士笑了。 今年杨遵仪已经100岁高龄了，他不辞劳苦来到武汉校区为学子们颁发“杨遵仪院士奖学金”。很多人见了他都说，杨老师好人一生平安。殷鸿福院士则把老师长寿的秘诀归结为：助人为乐，为人友善，淡泊明志，心胸豁达。“杨老师的一生，还是很坎坷的。尽管经过种种磨难，但杨老师身体不垮，精神不垮，依然风趣诙谐，乐观坦荡，无论什么大难，他都能挺过，靠的就是他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安详。他从来不计较，非常大度……”殷鸿福院士说。 在解放以后，从整风运动，反右、批白专到“文革反动学术权威”时期，杨遵仪和其他专家学者一样，都带上了“反动权威”的帽子。当时，尽管有些人心里非常爱他，但在这种高压之下，也不得不违心作出批判。他有一个学生，是批判他的革命小将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后，他都忘了谁曾批判过他，经别人提醒才知道。后来这个人又做了他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工作单位清查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就查到了那个人身上，要弄清楚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杨遵仪在这时的表现让他周边的人大吃一惊。他给组织写了500字的证明信，信中说：“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错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有打过人，对于谣言，一定要加以澄清。”“你看，这就是杨老师的胸怀！我跟杨老师是从研究生开始相处的，55年了，我就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感情，而且，我想他对所有的青年都是这样充满爱心，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总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不管受了多少委屈，他都首先说自己做得不好，不能够责怪别人，那都是自己没有做好。”说到此处，殷鸿福院士哽咽了。 杨遵仪的外孙女朱樱与杨遵仪同为耶鲁校友。在朱樱眼里，杨遵仪是世界上最酷、最谦虚、最宽宏大度、最善良的外公。“他研究的是几亿年的化石，对于他来说，人类的历史，也包括我们，50年也好，100年也好，和整个地球的演变过程来比较，就是几秒、一秒，甚至是千分之一秒的概念，所以他对很多事情，尤其是物欲、名利，都看得很淡，很淡。” 如同温家宝总理在信中所说，杨遵仪的长寿是与他淡泊名利、乐观豁达、谦虚谨慎、待人友善的品格分不开的。
08月10日 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