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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怎样的人文精神？

在《周易》中，天文和人文是一个对应的观念，就是天地与人，也就是自然和人类自身
12月16日　504
中国儒商先行者：当代企业家也要讲究修齐治平

“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当代企业家也要讲究修齐治平。”在刚刚结束的２０１４年国际家族企业论坛上，茅忠群这样解释现代儒家管理之道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在这场探究国际家族企业百年成长基因的盛会中，他更像是一位“儒商”理念坚定的布道者。面对媒体，茅忠群常常戏称自己是“半本《论语》治方太”。实际上，作为一个工科生，过去的茅忠群对传统文化并不了解。２００２年，茅忠群接触ＥＭＢＡ，意识到国学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大有裨益之后，开始每周三飞往北京，去清华、北大攻读国学班为自己“补课”。 “我们讲商有商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这个‘道’呢？”茅忠群给出的答案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方太于１９９９年开始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引进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让这些“空降兵”更好地在方太发挥作用，公司拟定了２０条规章制度，推动他们与企业的融合。“空降兵”在管理上的事情解决了，茅忠群却发现了另外的问题———“在一系列规章制度中，外国人看到的是规矩，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漏洞，并会想着如何去规避。”茅忠群担心方太出现只懂遵循制度或者一味“找茬”的员工。同时，随着方太的逐步成长，员工数量的增加也加重了企业管理的成本和难度。面对种种挑战，茅忠群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健康的企业管理，应该深植于企业文化，企业员工要在精神层面有信仰。中国不少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是只有制度而没有文化，而没有企业文化滋生而成的信仰，企业管理就相当于没了根基。”茅忠群看到，欧美企业可以放心用制度去管理员工，是因为其信仰教育已经由社会来完成，比如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而中国不少企业员工，在进公司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信仰认知，这就意味着基于此的企业文化培育要从零开始。” 经过多年的儒家文化导入实践，方太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企业气质。走进方太园区，一线工人也会随口背诵《论语》和《弟子规》。没有严苛的制度约束，员工也都严格遵照公司规程办事。过去驻外办事处因为“天高皇帝远”，在财务上弄虚作假，如今却让审计部门“无事可查”。有现代管理制度、有独特企业文化———“两条腿走路”的方太，迈出的每一步都有稳稳回响。短评当国内众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将西方经典奉为圭臬，茅忠群却潜心探究中华文化的基因，在儒道中找到民族企业科学发展的路径。当众人追逐奇巧的商业模式和环环相扣的资本跃进，茅忠群却坚持不上市、远离资本诱惑，转而为百年基业谋划。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儒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12月16日　142
企业管理中的弟子规

商海沉浮，惊涛有之，暗礁有之。大浪淘尽，悲喜自知，冷暖自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乘坐的是“诺亚方舟”，可于长风骇浪之上弄潮。诚如每一个员工都期望所在的企业能无坚不摧，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激烈的市场暗战中，支撑任何一家企业岿然不动的根本因素则是管理。一个管理良善的企业，在时间的积淀下，名誉、效益自然接踵而至。那么，如何成就一个管理得好的企业呢？目前，市场上企业管理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管理模式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是流水的模式，铁打的员工。任何企业管理的改革实质上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因此，管理的根本在于对人的塑造，包括人的品格、人际关系的处理。《弟子规》的宗旨就是以德育来塑造人的品格，从而学会为人处世。《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所作，其文以孝悌、仁爱、勤谨、信义为核心，列举出子女或学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应有的行为规范。《弟子规》总被定位为儿童读物，暂且不论其定位。当人类从蛮荒的原野中匍匐而出，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重新塑造的过程中蜕变。在生活中，我们总会因复杂的不可抗力因素，逐渐地被动或主动丢失一些品格，又重新接纳一些。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世界的索取不再能被简单地满足，开始对外物无休止的追逐。名誉、金钱、权利好像成为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似乎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人类逐渐偏离了最原初的天性，并渐行渐远。在企业中，也不外如是。因此，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重拾遗失的美好品格。为员工补“情” “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李嘉诚如是说。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野中，人性假设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利心”的描述奠定了 “经济人”的假设，即人是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人们在工作中不断形成和实现心中的目标。每一个“经济人”的前提都是“社会人”。但由于物欲的膨胀，大多数的企业中，往往夸大“经济人”的特质，而慢慢丢失做为“社会人”的品格。《弟子规》恰好可以为员工补“情”，使员工成为有理性，且有人情味的“知书达理”的员工。《弟子规》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奠定了人的情感基调——感恩、诚信、仁爱。首先，在儒家那里，德行的根本在孝道。“首孝悌”，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立于世的根本在于父母，我们必须感恩。这样在进入社会企业后，才会更加勤勉工作，爱企敬业，因为企业就如同父母，给予你事业生命。其次，“事非已，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做人以信为本。我们讲一诺千金，承诺所载动的是人性的重量。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交换之上，以诚信为基础的。诚信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可塑造良好的管理环境，带动经济效益。最后，“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仁爱是企业的向心力。人和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人和的支点就是仁爱。没有比仁爱更能征服人心，凝聚人力了。你怎样，企业就怎样《利未记》中有这么一句话：“至圣者说，如果你点亮我的灯，我就点亮你的灯。” 身为管理者，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呢？《弟子规》给出答案，员工和企业是相互的。你光明，企业就不会黑暗；你温暖，企业就不会淡漠。这个“你”，有管理者，有员工。《弟子规》中说道，“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在企业里，工作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服务。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过度关注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而罔顾其他。对管理者而言，主其事曰“管”，治其事曰“理”。概而言之，管理者要约束、管辖得合理，且有条理。那么，管理者对待下属员工时，就以己之正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像我们熟知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示范效应。管理者的一言一行，对员工都有激励的效果。《弟子规》又说，“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好的管理者聚拢人心在于德行，员工自然信服。对员工而言，《弟子规》中讲到“见人贤，则思齐”。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大多数人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中。企业是一个团队，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所谓“唇亡齿寒”，企业是员工与企业自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个员工，都应该以主人翁的精神工作，把“小我”融入到企业的“大我”之中。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说过，“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不应该把自己只看成是公司的一名员工——而应该把自己看成公司的主人。”因此，每一个员工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工作，你怎样，企业就怎样。打造学习型团队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一些企业成功了，管理者总是习惯性地把其经验作为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但实际上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固定模式。《弟子规》中总述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般我们总是误解“学习”的意思，“学习”不但要有“学”更重要的是“习”。大多数时候，企业总是为学而学，而非为行而学，学以致用才能打造学习型团队。从“坐而论道”转变为“动而论道”，需要知行合一。方太能成为国内家电行业著名的品牌，除了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外，其总裁茅忠群运用《弟子规》打造了一个学习型团队，使企业管理在创新上独树一帜。方太在中国企业界，首设“孔子堂”，让员工开展《弟子规》的学习。在方太的企业文化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写进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的，并且“人品”在企业管理中居首位。茅忠群认为，任何一个制度完善的企业，如果价值观缺失，是无法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任何企业的管理模式都离不开文化的铺垫，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弟子规》秉承了儒家的德育管理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步。自觉地学习，才能修己安人，若每一个员工从身边做起，那么汇聚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方太打造了优秀文化创造性学习与践行的团队，使企业不但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更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对《弟子规》创造性的学习，改善企业管理环境，一直从未结束。
12月16日　151
儒家思想中的民意

民意似乎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词。有学者说：“天大地大，民意最大”。只要是热点事件，它的身影总站在最前面。从刚判死刑的药家鑫案，到染色馒头之类的食品丑闻，总能看到民意的汹涌。眼下政府出台一些法规，也多了征集民意这个环节。重视民意，敬畏民意，肯定是一件好事。现代社会，本质上说就是民意社会。一项公共决策是否合法，标准之一，就看它是否符合民意。但对于民意的真正含义，我们却极少探讨。其实，政治制度不同，言论环境不同，都会对民意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显然不是民意社会。但儒家学者，却对民意做了很多思考。比如《尚书》说的“民惟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文尚书》说“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左传》说“民，神之主也”，都在强调民意的重要。这些论述中，儒家并未单纯地探讨民意，而是多了一个中介的“天”。“天”在儒家看来，大致和今天“自然法则”的意思相近。合乎“天”就是合法，违背“天”就是违法。天不只是人的最高信仰，也是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法则。因为在古人眼中，天才是人与万物的终极裁判。可以说，儒家对民意的思考，已超越了国家和君王，带有一定的终极意义。民意不仅是世间的中心，也代表了天意在人间的落实。卢梭很早对民意作过研究。他认为，民意可分为公意和众意。公意是国家全体成员的普遍意志，它的着眼点是公共利益。众意主要着眼于私人利益，也即个体私意的总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志。卢梭认为不同利益的共同之处，构成了社会，因此治理社会应完全根据公共利益。众意较易辨识，公意则抽象得多。公意有时与众意一致，有时又与众意相矛盾。在过去的专制社会，权力拥有者常会假借公意的名义，来实现自身集团的私意。由于不同的民众，对公意理解千差万别，并不存一个事先给定的公意。所以卢梭认为，只有通过理性讨论和投票形成的公意才是可信的。当然，这是公意的理想状态，即让民众经过公共参与和讨论达成共识和意愿。但事实上，这种理想状态实现起来，却很困难。 在现代社会，公共决策须以民意为依归，已是常识。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准确判断与体现一个社会的民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对民意研究得越清晰，越有助于民众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也有助于他们对各类社会议题的理解。当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与激情越大，全社会解决冲突和问题的能力，也自然越高。一个重视民意的社会，必然在察觉问题、反思问题与共同行动等方面，变得更为公正和有效。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对民意有更清楚的认知，有真正的敬畏。
12月16日　171
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什么？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曾经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仁、义、礼、智、信被称五常，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它是指导人们举止行为的常理。 “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关于“仁”，最早出自《尚书》。《尚书》中说：“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意思是说当年商汤用宽恕仁爱之德，明信于天下的百姓。“仁”最早的涵义是“亲人”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亲，仁也”，又说：“仁，亲也”。这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氏族亲人之间要“亲爱”，这种“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家族亲属之间。随着历史演变，“仁”的涵义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由“亲人”发展到了“爱人”。老子说：“与，善仁”。其意思是与人交往要友爱、真诚、无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仁”已成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护“仁”，可以“杀身”，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道德理念。由此可见，在“仁”的情感范围由家族扩展到社会的同时，“仁”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第一要素。 “义”，是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气节，即“正义之气”。“义”的原义是指人的仪表，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对亲密友谊、对美好善良的追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义（義），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意思说，“义”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我们崇尚羊的形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这里讲的“义”，主要是指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和气节。羊在我们生活中，从古至今都是六畜之首，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比如，羊与鱼构成了“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羊和鱼都是最鲜美的食品，最好吃的食品。中国人最美好的字眼“美”、“善”上面都有一个“羊”字，都是用“羊”作主要部首来构造的，这反映了人们对羊所具备的美好境界的追求，并把这种境界作为国人应该追求的品行，作为应该提倡的道德。《说文解字》把“义”同“美”和“善”联系起来解释，“美”和“善”是“羊”字头，“义”的繁体字“義”也是羊字头。所以，义、美、善是同义的。古人强调“义气”，就是指这种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孔子极为推崇“仁”德，提倡“杀身成仁”。而孟子非常推崇“义”德，说要“舍生取义”。“杀身”和“舍生”是相同的意思、相同的境界，说明孟子是把“义”和“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识的。我们讲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大要素，通常也简化成“仁义道德”，可见，在这五大要素里最重要的是“仁”和“义”两德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古人云：“仁则荣，不仁则辱”，“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说明中国传统道德的荣辱观也是以是否做到“仁”和“义”作为主要标准的。 “礼”，是指礼仪、礼貌和礼节，即“礼仪之规”。“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习俗和仪式。《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指的就是一种仪式、一种习俗，当时还没有把“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加以明确和倡导。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关于“礼”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礼记·表记》写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说的是殷人尊神，而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开始远离它，并且“制礼作乐”，逐步把这些礼仪加以规范，对在哪种情况下实行什么样的礼节、举行什么样的礼仪、讲究什么样的礼貌进行了具体规范，提倡以“礼乐”治天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内容又有了创造性的变化，开始将“礼”作为道德准则加以提倡。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诗句，意思就是说：看那老鼠还有一张脸皮，做人岂能无礼仪；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仪，不去死还干什么？孔子也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这说明“礼”在道德领域已经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尊重、加以规范、加以倡导。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理念，把“礼”放在道德规范之首，表明“礼”已由原来的一种习俗和仪式逐步规范为一种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升华为治国的四大要素之首。中国人向来把“礼”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礼仪之邦表明我们是文明的，不讲礼仪是不文明的。由此可见，“礼”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占有着重要位置。 “智”，是指辨是非、明善恶和知己识人这样的能力，即“智谋之力”。“智”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要素之一，很早就出现在文字记载里。孔子常说：“君子道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大家熟悉的《论语》中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讲人的知识再丰富，总有不懂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是智慧之举。这里讲的“是知也”就是指“这才是智慧、这才是聪明、这才是智者”。孔子、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唐尧、禹舜、商汤等关于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是非、认识善恶的聪颖、智慧思想的基础上，丰富了“智”的具体思想内容，提升了“智”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在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道德概念和价值取向，成为对人们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方面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信”，是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的品行，即“诚信之品”。“信”不是简单的诚实，信用才是“信”最基本的内涵。它不仅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要诚实和守信，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某一个事物、某一种理念认识上的坚定可靠，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缺乏坚定可靠和相互信赖这种基础，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也难以实现诚实和守信。关于“信”，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它，并且积极地加以提倡。历代贤人圣哲关于“信”的强调不绝于书，甚至包括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一些古典文学名著里，也都强调“信”的道德理念，都有关于“信”的人性诠释和故事描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意思是说统治者有“信”，是立国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础。老子说：“言，善信”。其意即说话要恪守信用。孔子也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把诚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点。孟子则把诚信看作社会的基石和做人的准则，他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的阐述，即是其证。《贞观政要》中唐代名相魏征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把“信”作为治国之大纲加以强调。《旧唐书》写道：“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尚书》写道：“信用昭明于天下”。《诗经》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成语叫“信誓旦旦”。像这种对“信”的认识、对“信”的提倡、对“信”的崇拜，从古至今像存活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思想文化沃土中，说明“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肯定、所推广。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仁、义、礼、智、信”五大基本要素呢？从五大要素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也可以说是道德大厦的支柱。从基本内涵来看，“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的情感，是世间万物共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一种道德规范；“义”是超越自我、正视现实、仗义公道的做人态度；“礼”是建立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标准和规则；“智”是人认识自己、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信”是人们交往和处事的道德准则。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各种组合的比较来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和主要品行，在道德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仁、义、礼、智、信”在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长河中具有本源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庞大体系来看，“仁、义、礼、智、信”具有主导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广泛性、深远性影响来看，“仁、义、礼、智、信”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
12月16日　276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二)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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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而优则仕与士而优则商：谈商儒与儒商的代表们

中国的“重儒”现象源远流长，大约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之间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承儒与墨、杨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指”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后来，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显然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世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称为儒雅……“儒”已成为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方，总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可能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官后，就到山东地区做囤积居奇生意，成了七十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和他同时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祖，即儒商之祖。从此形成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历来儒商大体循着这样一条轨迹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当商业，持筹握算，懋迁有无。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最近从一份名为《文学与文化》的刊物上看到，有一位黄果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千古奇士：儒而商者李渔》的论文，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他的结论是：“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啸亭杂录》卷二）。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遂兴贩于闽广间，很是顺手，“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小豆棚》卷八）。因为有大批儒商出现，商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当时已是“官之贾十七”，这些“官贾”“本多而废居（废通发，发居指出售和存贮而不售）易，以其奇策，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近代以来，沿海边境地区，又有以儒身份参与外贸经营者，儒商范围逐渐扩大。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匿，“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80年代以来，“下海”之说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复鼓而呼之，于是商海翻腾，儒者非复当年斯文，拼搏数年，有成龙者，有溺水者，有吞吐盐水又爬上岸者，不论如何，他们总不忘儒者衣冠，颇以儒商自许，于是“儒商”之名再起，逐渐流传而成另一种美称，前几年，甚至召开过关于儒商文化的讨论会。这种由儒而商，或由儒而官而商，总起来看，儒商仍被社会视为一种降幂顺序。与这种降幂顺序相反的是另一种升幂顺序，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到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通过纳资、输边，换取一个“仕”的职衔，因为绝大部分“仕”的个人成份多是读圣贤书的“儒”，所以便呈现一种“商儒”的社会现象。还是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永宪录》卷四）。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陈见山的“商儒”身份（《履园丛话》卷21）。近代以来，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广州沿海的行商无不具有即“官”即“儒”的身份。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欧美各国大资本家向大学捐资而得“名誉博士”荣衔者，也时有所闻，不足为怪。近一二十年，我国也有久拥巨资或先富起来的“商”，因斥资支教兴学而获各种含有“儒”味之职衔，虽名利各有所图，但尚不失为一善举，未可厚非。但是中国人终究讲实际者居多，于是一部分“商”而富者，固不屑于虚衔而多注目于能真正体现“儒”味的硕士、博士等身份上。特别是其中少壮部分，纷聚于名校，从师于名流。如果这些人真是“商而富则学”，认真向学求进，提高文化素质，无疑应当受到社会鼓励与欢迎；但实际又不尽如此，近年所见所闻，多有不惬人意者。攻读以自学为主，笔记以传抄为本，论文唯枪手是任，考试则李代桃僵，加以上下交结，师弟联欢，时有兴建，频行善举，于是顺流而下，无不得心应手。及修业期满，学位唾手而得，昂昂然无不商其内而儒其外；于是中等文化一跃而为博雅之士，老总之名一易而为博士，苟究其学，则瞠乎莫知所对。胸无底蕴，徒为名片增一行文字，其无谓也甚！这类人终其身不能得“儒商”的气质，而不得辞商儒之雅号。尝读明刘青田《卖柑者言》有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凡我新商儒，慎勿蹈此言！
12月16日　225
学习圣贤经典：《弟子规》——最彻底的管理方法

随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原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开始逐渐恢复东方色彩。这在企业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很多企业，特别是民族企业，开始加快了企业文化重组的步伐，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自己的企业文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弟子规》开始进入企业家的视野。《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一直以来，《弟子规》都被誉为是入学儒家典籍的基础，是孔子关于如何规范人性教育的总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劝诫人们如何弃恶从善、成就圣贤的经典解读。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弟子规》共360句（1080字），概述简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的精髓。由于《弟子规》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精髓，又易懂且便于落实，所以一些企业开始在公司内部组织员工学习《弟子规》及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很难想象，当《弟子规》在被纳入民族企业文化建设之后，不仅使企业员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更为民族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自信。那么，从现代企业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全书仅1080字，列举113件日常生活小事的《弟子规》到底拥有怎样的管理魅力呢？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核心管理的核心是关于人的管理，企业管理也不例外。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护靠的不是硬性强制措施，而是人的自我约束。对于一个人来说，让他做到自我约束是很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怎样才能做到，第一步便是从做到《弟子规》开始。《弟子规》通篇都是在讲人的行为准则，虽然这些都是对日常生活的最细微处进行规范，但恰恰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关键。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良好的行为习惯从小就要在琐碎的生活小事中养成。当一个人在平日的生活中都能做到《弟子规》时，他同样能在企业中做到，企业管理也就变得很简单了。二、孝悌与忠诚的建立现代企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员工频繁跳槽。这种现象在无形之中加重了企业的内部成本，因为现代企业最需要的是人才，但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更多的需要企业自己去发掘与培养，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的。但是，当人才培养起来之后，还没给企业带来什么大的效益便被一些猎头公司看重，最终，这些被精心培养起来的人才只能为他人做嫁衣，从而导致了很多恶性竞争。更有胜者，一些企业为了挖墙脚，甚至会不惜重金去挖另外企业的整个团队，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孝悌”与“忠诚”的缺失。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悌”是中国文化的根。《弟子规》以“孝”作为开章第一篇，也是以“孝”推而广之。一个人能够孝顺，他就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有了这份仁心，就可以利益许许多多的人。放在企业中来说就是，一个人只有懂得了孝悌，在家孝敬父母，他才会忠于企业，忠于上司，学会了尊重父母、兄弟，处理好了家人的关系才会在企业尊重上司、同事，与他们和睦相处。先有了家庭伦理，才会有企业伦理。所以，有了“孝”便会形成“忠”。忠诚是一种理念，是真诚和善良的集合，是人性的基础，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人云“忠臣出于孝子”，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工作中才会忠于职守、尊重领导并与人为善。这样即便他面临各种利益的诱惑，他也会先为企业着想。同样的，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把孝悌的风气带到他的企业当中，整个公司的凝聚力就会很强。三、切合现代管理制度现代企业流行一种“5S管理法”，强调通过物品摆放有序，规范现场、现物，取用方便营造一目了然的工作环境，培养员工良好的工作习惯，其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品质，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这种管理模式传入中国，被各大企业推行应用，效果良好。反观我们的《弟子规》，其实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对这种制度作了精辟的解读，比如：“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有缺坏，就补之”等等。这些与5S管理思想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四、培养企业应有的信誉孟子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中华道德文明的基石，也是古往经来的从商真理。《弟子规》中的“信”，就是讲做人应有的“诚”，这对培养企业的信誉，维护企业的口碑至关重要。诚信是企业的信誉之源、立业之本、发展之基。古今中外，诚信得失的事例不胜枚举。美国的安达信公司依靠诚信起家，也因失信而败家。南京冠生园因“陈馅事件”一朝失信，曾经名满天下的企业因此遭受重创。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诚信依旧是企业的行为准则，是实现持续发展的根基，而失信行为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突出表现。前几年，SARS很严重，北京政府下令，SARS的药只能卖九块，结果本钱十一块。同仁堂就把赚钱的药酒都停掉专卖SARS的药，尽管如此，但它那一年不但成本没有下降，还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就是因为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对它的信任，赢得了人心，这个事业才可以长长久久。以为只要把产品品质和服务做好了就能管理好，就会赚钱的想法是错的。所以，一部《弟子规》，却浓缩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它也凝聚着最为简单实用的管理方法，企业家只要用心去读，用心去体悟，就能从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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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心得之本性与物性（二）——《于丹庄子心得》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紫檀木弓，这把弓非常重，很压手，这恰恰是勇士所要的，这个紫檀木，多年的古木，非常的沉实，压在手上非常好用。然后这个人看了半天这个弓，说这个弓是天下最好的良弓，它在使用的时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它不够华美，太朴素了，怎么办呢？说紫檀木既然有这么大弓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天下的能工巧匠，说你在这上面给我雕刻整整一幅行猎图，这个巧匠当然尽展他身上的技巧，惟妙惟肖，把整个这个弓柄上画了一幅行猎图，有奔跑的马，有追逐的猎物，有搭弓射箭的人，有天上的太阳，地下的土地，把这个弓雕得到处都是花纹，主人拿到手里说，这个弓现在才真正叫做至极完美，最好的一切都加在它身上。这个时候他搭弓引箭，用力一拉，嘣的一下，弓在他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叫做舍本而逐末呢？我们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这种表面的纹饰，而失去了生命本初的质地，也就是说为了木头看起来好看，而失去了它成为一柄良弓的可能。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柄弓，我们本来可能比现在要更好，但是，我们由于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生命本初，没有雕琢过时候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愿望，我们就会做出来庄子所说的这种损性而伤命的事情。这像是我们听到过的一个传颂很广的寓言。说一个小狗，它问它的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打赌，它说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幸福，最大的欢乐。什么事呢？很简单就在你身上，你把自己的尾巴抓着，小狗说我可费劲了，我这一天就跳着蹦着追自己的尾巴，怎么抓就抓不着，他说妈妈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快乐可言了？我怎么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就是抓不着呢？它妈妈就笑了，说其实幸福和快乐就跟你自己的尾巴一样，你无心获得它的时候，你自己往前走，它永远都跟着你，人永远不要和自己已经获得的部分去较劲，尾巴就还在你的身上，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非要抓住它不可呢？你忘了它吧，你自己往前走，一切会跟随你的。其实这就叫做无心得。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子，因为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养”？我们怎么样去参破世间的至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万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地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于丹心语）。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但是镜子和玻璃的区别是什么，就在于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水银，所以没有这道水银的玻璃，你只能透过它看见外在的世界，但是有一层水银膜，挡在那里，你就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同时你也可以看见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这么一层水银，让我们眼前的玻璃化为一面镜子，不仅外视世界，而且自视内心，让这样的一方天地之鉴可以照见自己生命的愿望，所以道家其实一直都提倡人心一定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践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经常蹦蹦跳跳，欢欢畅畅，可以去驰骋，这就是马的本性，马这个东西，你给它很高大的屋子，给它很美好的吃的它都不感兴趣，它所要的就是它自己的一种性情，但是不幸它就遇到了我们人间称为至圣的一个人，叫做伯乐。当伯乐说我善治马，这时候它怎么对待马呢？〔配音〕他修剪马毛，铲削马掌，在马身上烙印，这样一来，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然后等到他再进一步要让这些马在一起，能够训练得很好，叫做饥之，渴之，要饿着它，渴着它，要整之，齐之，要让他排列得很整齐，然后还要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以后，前面有这个马嚼子，要把它给拴上，后面要有鞭子赶着它，说到这个时候，马已经死伤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庄子其它提供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当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评价伯乐这样一种能够发现天下骏马的良才的时候，庄子认为伯乐恰恰戕害动物天性最大的凶手，因为他违反了马先天的欢乐，为了使它成为有用之材，而在它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刻琢，所以在庄子看来，所有外在的这种刻琢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它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庄子骈拇》。我所说的聪，耳聪，不是指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说我所谓的跟聪相对的是什么，就是明者，说什么是明呢？也非所谓能够闻彼，明彼，能够看见所有的彼，也就是心中的自明。一个人真正的聪与明，都不是看外在的世界，而是静下来听见生命最本初愿望是什么（于丹心语）。大家看看小孩，很小的婴儿，它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刚刚学会坐着的六七个月的小婴儿，有可能他的周围堆着各式各样的电动玩具啊、豪华的积木啊，漂亮的绒毛的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不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个瓶塞，他就玩儿这个，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保姆，会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你看这个电动娃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小火车它可贵了，你为什么不玩这个益智的玩具，这个积木呢，你玩这些吧，这个瓶子是个废物，这个废物现在阿姨该给你扔了，咱们不玩这个了。你认为这个空药瓶子真是废物吗？也许一个孩子他在拧那个盖子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在手里晃的时候，这就是他智力的发现，而对大人所谓的昂贵的、华美的、益智的一切的玩具，在他的眼中，可能视如粪土，所以能真正尊重人吗？我们想想身为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尊重过我们的婴儿。我们总认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是他长大以后，而这个判断还应该受着大人的训导，殊不知在一个小婴儿的心中，以他的眼睛有他所享受的快乐。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在很嘈杂的干活的时候，拿刨子干着干着活，手一甩，啪，手腕子上的表掉了，然后他就到处去找，但是遍地都是刨花，还有很多的碎木屑，然后他手底下的很多徒弟就开始打着灯笼，所有人在这屋里刨来刨去，就是找不着小小的一块表，怎么都没找到，大家都走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儿玩儿，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小孩子说，无非是你们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不是用眼睛去找的，我坐在那儿听，我就听那个秒针嘀嗒嘀嗒的声音在那儿，我顺着声音过去，把刨花一刨，就把表拿着了。其实这听起来就像生活里边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在寻找的时候，由于暄嚣而找不见，我们一直提着灯笼，打着手电，唯恐不亮，唯恐人手不够，大量的人在那儿找啊，但是我们不如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心，以一种天真的声音去听，我们用一种天真的耳朵去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它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它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物性。有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浑浑沌沌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一点一点地浮出来了，浮出她的眼睛，眼睛是盼顾生辉的，浮出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巧言好像能说话一样，浮出她的面颊，她的面颊上有那么一层红晕般的光彩，这个小孩子就特别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她藏在里边啊，你是怎么把她给找出的啊，然后这个雕刻家就回答了他一句话，雕刻家说，我不知道她藏在这里，她其实藏在我心里，我只不过是把我心中的美人搬到了石头里。其实这样话就好像是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可以把雕刻当作是一个职业，完成的只是一件器物，但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移植我们心中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手中的职业，没有变成一个载体，没有把我们心中藏着的一个美人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完成生命与职业的沟通，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首先不依赖技巧，而依赖我们心中的完形，而这种完形是需要勇敢的，是因为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养心，让自己的心合乎自然，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庄子应帝王》。我们今天老说淡漠淡漠，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这个世界过于浓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清淡的，当我们的心可以淡然处之，很多事情就可以持久（于丹心语）。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国王拿到了三个进贡来的小金人，这三个小金人形态一模一样，他说哪个更贵重一点呢？约约吧。一约，三个金人的分量不差分厘，也是一模一样，他说这可麻烦了，哪个更好啊。有一个睿智的大臣告诉他，说你试一试它们的通道，你拿一根草，从它的耳朵捅进去，你看从哪儿出来。第一个小金人草捅进去，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了。第二个小金人左耳朵进去，从嘴里出来了。从第三个小金人，从左耳朵进去，啪嗒掉到肚子里，哪也没出来。然后这个国王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第三个小金人最贵重，为什么呢？其它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过于浓郁的世界里，我们听到的言辞、消息，包括新闻太多太多了，左耳进右耳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情形，根本没有走脑子。第二种人呢，是耳朵进了嘴出来了，听见什么道听途说，信与不信都去传播。而第三种人，耳朵进了，落在肚里，这是一个沉默的人，但他是一个有辩别的人，他了解自己的愿望，他能分清世间的真伪，很多东西不要以一种热烈的姿态去逢迎，而以一种沉默的姿态，让自己合心于淡，合气于漠，这样的话，心会平静，而气息畅通。我相信一个真正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是要依赖在我们自然的、朴素的、健康的富于活力的肢体之上的。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浓郁，放下更多过于急功近利眼前的急切，看到长远的未来，以这样的一种淡与漠，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这种淡与漠，并没有消弭我们生命的激情，它把我们的情愫，变为一种更恒久的更持续的生命里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终其一生保有自己的本真，所以人生的性情从一开始不受到社会的雕刻，不违逆内心的本真，看清晰心中的愿望，真真实实地走下去，在这样的淡与漠中，在这样的不违真实里，合于天地大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自我的修炼而大化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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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心得之本性与物性（一）——《于丹庄子心得》

读《庄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叫做逍遥游。这个“游”字是庄子用了很多的，比如他说在天地之中，要乘万物，能够最后达到游心的境界。那么什么是“游”呢？我们每一个人抛开那些个鲲鹏，那些个脱于物象的自在之物不说，我们自己能够达到“游”的境界吗？国画·《庄子逍遥游》有一篇叫《在宥》这一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在东边过神木之枝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儿很有意思，用手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来跳去，开心极了，跳来跳去地玩儿。然后这个云将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地问他，说你干什么呢？鸿蒙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象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将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这个老头就天真得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将，回答一声说：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将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顺，四时不节，这样的一个天地万象，没有一样事情是风调雨顺的，人间的政治，整个一切都不清明，而我的宏图伟志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合天地所有精华之气，来养育芸芸众生，我使人民百姓的生活风调雨顺，你看看我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您帮我解答一下，怎么做到啊？没想到这个鸿蒙继续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蹦来蹦去，嘴里回答说：“吾弗知吾弗知”。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可不知道，最后云将什么都没问出来，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东游，在宋这个地方恰好又一次碰到了鸿蒙。这一次云将非常认真，上去他把鸿蒙尊称为天，他说您还认识我吗？我终于又遇到你了，这次你是一定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的，我问你的这些问题，几年过去了，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解答，你还是指导我吧。但是呢，鸿蒙还在那儿高高兴兴像个孩子一样玩儿着，告诉他说我这个人呢，我浮游，在天地之间浮游，我不知道往来的很多道理，我猖狂，我一个人可以让我的这种气息完全的欢乐，都挥发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很多的义理，所以你别问我，我还是不知道。最后在云将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之下，这个鸿蒙终于脱去了这样一副老顽童的外表，把心里最朴素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一切呢？这两个字叫做“心养”，也就是用你的心去认真的酝酿。我们知道这“心养”两个字其实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是“养心”，也就是说让你心中有一些意念，有一些彻悟，有一些天地至理和生命最真纯的愿望，能够真正地生成并且能够让你自己看清。我们今天都有养生之说，但是很少“养心”之说，其实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那种意志我们真地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象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得天真得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其它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进入社会之中，当我们被一个角色所规范，当我们追求一个名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束缚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别人可以解放自己，只有自己解释自己的心，释放自己的魂，做到漠然无魂，一切一切已经自自然然了，到这样的时候，天下的芸芸万物，会各复其根的，因为人不再娇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葱茏的面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假的时候，五一，十一，春节都去逛公园，我们看到的景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树木都是被修剪过的，我到一些城市，人家总给我介绍，你看我们这个公园，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带，就是长长的几千米、几公里的这个路上，完全都是绿色植物所修剪出来的动物，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观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纳闷，植物本身不是动物，象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所有的马、牛、羊，说你站立非要成为一片森林，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动物成为植物吧，我们又何必非逼着植物去象形动物呢？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复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庄子在宥》。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于丹心语）。我们今天远离这个境界已经太远太远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时候习惯于追问，我们一定要穷究义理，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说青蛙看见蜈蚣走路的时候，非常好奇，它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走，刷刷刷地在那儿走着，表蛙就一蹦一跳地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顿在那儿，不会走路了。蜈蚣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蜈蚣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地这儿了。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理出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它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时候，我们是不能过多思考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一思考，我们的日子就会象蜈蚣一样，就卡在那儿了，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真实，所以庄子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庄子在宥》。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把真正的物质当成物质去役使，不要真正地拘泥于这种物质，一定刻意想要怎么样去做，顺乎自然，这一直是道家至极根本的简单观点。庄子说，在我们的这种以圣贤为规矩、法度这样的价值标准中，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这句话说得动魄惊心，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以外在的物质标准，去改变人性情的，他说只有上古三代蒙昧之时，没有这样的一种忧虑，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改变的。他说人人都在看重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齿，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士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殉祭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士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我为天下牺牲了个人，这叫做崇高。但是对庄子来说，他说这一切是一样的。无非是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是从以物易性这一点上来讲，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庄子来讲，这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他认为大家不要因为外在任何物质的目的，去改变了自己的性情，用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和迷惑，而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于丹心语）。今天这个世界迷惑少吗？诱惑少吗？困惑少吗？疑惑少吗？我们充天斥地一个惑字，古来今来，莫过于二十一世纪如此之多，而我们在这个惑里面，小惑就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比如说孩子高考，一个可能孩子说我本来的这个志愿我就是要想学物理，我就是对物理的这种奥秘，对天体黑洞感兴趣，后来大人说，学理论科学能学得出来吗？咱们学金融管理吧，以后能挣钱啊。一个文科的孩子说，我就是想当诗人，我就要念中文系，大人说当诗人以后能挣饭吃吗？学法律吧，以后当律师，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易其方，也就是说，会为物质的某种目的改变一个心中理想的方向。但这不算大，是小惑；而大惑会易其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做出跟这个生物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不忠、不孝、不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谓利令智昏，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惑的，但是当利能够令智昏掉，我们心中不再有洞明清澈的智慧，那么一切迷惑会让我们改变本初之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欲壑难平，贪欲太多，不断地附加附加，而最后折损了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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