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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创二代"经营有妙方

拥有22年专业生产厨房锅具的经验，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良好的信誉，潮州万德福不锈钢企业在行业内异军突起，产品销量逐年稳步增长。“坚持品质”，这是万德福总经理曾锦琼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也一直用自己的实践坚持着这个信念。曾锦琼的父亲当年白手起家，开了个家庭小作坊，主要生产工艺制品和塑料，后来转为生产五金制品。1990年，他注册了骊明五金塑料厂，也就是现在的万德福不锈钢制品厂的前身。 5年前，曾锦琼子承父业，接手万德福。这位80后的企业家，从了解产品和市场开始，逐渐加强对不锈钢行业的认识。洞察市场后，他将产品重心转移，重点生产免火再煮锅这种新型不锈钢产品。然而，当时国人对免火再煮锅的了解很少，接受程度并不高。于是，曾锦琼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销售网点，并让代理商现场演示，以增加人们对免火再煮锅的了解和信任。这种采用高新技术和航空保温材料精制而成的新型产品，具有节能、省时、省力、省心、安全、环保、健康等特点，被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一眼相中。她们眼疾手快，在听过讲解和看过现场演示后，往往会迅速抢购，成为免火再煮锅的主要消费群体。当她们使用后发现免火再煮锅真的比普通锅具备更多的优势，往往会向亲戚朋友宣传，使“骊明”免火再煮锅的销量迅速攀升。免火再煮锅虽是新生产品，但牌子较多且杂，市场竞争激烈，产品良莠不齐。有的企业甚至会刻意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者，但价格下降的同时质量也在下降。曾锦琼却不会这样做，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品质至上，他坚信，产品质量有保障，才能赢得更多回头客，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目光长远的曾锦琼意识到，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市场占有率，他从产品的生产和推广入手。一方面，他对产品的生产要求很高，坚持成品必须保证精良的品质；另一方面，他借助网络进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免火再煮锅这种新型产品与“骊明”这个正在崛起的品牌。在品牌营销方面，曾锦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借力互联网。十年前，万德福企业已建有自己的网站，但当时还没有借力互联网开展营销推广的理念，曾锦琼上任后，非常重视互联网的营销，聘请专门的网络营销策划机构，全力扩大“骊明”品牌在互联网的影响力。其次是请代言人。不锈钢行业很少请代言人，但曾锦琼就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在品牌建设上加大投入，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去年11月，他请了著名相声演员陈寒柏作为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比起很多明星，陈寒柏的形象更平易近人，贴近生活，跟我们产品的匹配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选择了他。”曾锦琼解释道。曾锦琼无疑是具备精准眼光的。陈寒柏代言后，企业的产品销量有了一定增长。而他选择重点生产的免火再煮锅，作为新一代家用炊具，节能、省时、方便又安全，市场潜力巨大。曾锦琼认为，产品宜精不宜多，接下来，他仍会坚持重点生产免火再煮锅，并精益求精追求更高的品质。从二十多年前一个普通的家庭小作坊，到现在150多人的企业，万德福已初具规模。比起“富二代”这个称号，用“创二代”来形容不安于现状、具有开创精神的曾锦琼更为合适。有决心、有毅力、有想法，务实而又努力，这个80后“创二代”就像他推介的免火再煮锅，是一只值得信赖的潜力股。 “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去买这种锅，就像买电饭煲一样，是生活中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而在买免火再煮锅的时候，能够想到‘骊明’，这就足够了。”曾锦琼微笑着说，话语中充满对自家产品的信心。 “‘骊明’讲质量，质量利于民。” 这是“骊明”的口号，也是曾锦琼一直致力追求的。来日方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有一天，“骊明”免火再煮锅会走入寻常百姓家，被广泛接受与认可，从而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炊具。
03月29日　0
浅谈潮汕文化书籍的装帧设计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支。历代以来，在海内外潮人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中，潮汕文化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内涵，由于地缘及历史发展等原因，潮人遍布世界各地，自然地这种独特的文化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对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何在有关潮汕文化书籍装帧上把潮汕文化的特色体现出来？笔者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尝试。例如《近现代潮汕戏剧》一书的装帧设计，通过书稿内容的翻阅读把握，该书为潮汕戏剧的著名作家、老同志对潮汕近代以来戏剧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的一套全书，该书不仅是潮汕戏文化研究的基础工程，也是对全国戏曲研究的一项贡献。因此我在设计过程中追求潮汕传统与现代之间尚未出现过的一种既能传达本书内容，又能表现自我的设计风格。整本书规格以国际的标准尺寸设计，在封面上打破传统的设计形式，将潮汕民间艺人头饰作为本书内容的代表和采用潮汕质朴、浑厚的土黄调色彩，潮汕传统顾忌的黑色作为书名表现出来；从内页、书眉到内文，从视觉到触觉感受全方位进行设计意识的渗透，始终要求表现“潮味”。在用材质上，封面采用精装装裱，内文采用现代时尚的淡黄色轻质纸，使整本书朴素大方。在《潮汕百年履痕》设计上，考虑到内容为近代潮汕文化与社会各个时期的变迁图录集，在封面上选了几幅潮汕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图片作为垫底、名字选用古印体，色彩古朴素淡，内文图片也偏向淡黄灰色调，给人以内外贯穿一致的感受。  在《潮汕文化大观》封面设计上首先是一个大门的开启，代表潮汕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向外开放，书名饶宗颐题签的书法体更显示了潮汕文化的可鉴性。总之，在总体的装帧设计中，我不仅力求体现潮汕文化的特色，同时追求潮汕文化书籍在艺术审美、享受之间的和谐整体性和收藏价值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在潮汕文化书籍设计方面的一些探索，希望有更多的设计者，设计出更好的潮汕文化书籍来弘扬潮汕文化。（作者：郑毅）
03月29日　0
复古美容法“挽面”受热捧

年近六旬的郑阿姨坐在街边的小板凳上，一条纱线在她的手和牙齿间熟练地游走着，线自由地在她面前的年轻女子脸上面部交错绞动，女子的脸逐渐变得光滑，没一会就白皙细腻了许多。郑姨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挽面”是潮汕地区的古老美容法，近年来，她的生意越做越好，有不少年轻顾客都前来“尝鲜”，其中还不乏外国姑娘。 “挽面”，又称“修面”，是用细线绞去女子额前、鬓角的汗毛，并修出弯弯的月牙眉，使得脸面光滑柔嫩，细致姣好。出嫁“挽面”是一种古老的风俗，而日常的“挽面”是旧时女子美容的普遍方法。曾几何时，人们总能看到潮汕的街头巷尾挽面婶为陆续前来的客人“美容”；听到走街串巷的挽面人用悠长的声调婉转地吆喝：“挽面啊！”，更有逢年过节女子们排起长龙等待“挽面”的壮观场景。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容院、化妆品的增多，“挽面”这一古老美容法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两年来，来我这里‘挽面’的顾客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顾客大多是这一带的邻居，也有不少外地游客和闻名而来的年轻人。”郑姨说。郑姨说，以前来“挽面”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潮汕妇女，可现在她的顾客反倒是以年轻人为主。环顾四周，两张木凳子、一卷细棉线、一块“挽面粉”、一面镜和一副眉夹，这就是郑姨的全部工具了。以往只现汕头街头的古老美容法——“挽面”，随着复古时尚的兴起，如今进入到现代的美容院，汕头一美容院的老板爱娟小姐告诉记者，由于“挽面”能使皮肤愈挽愈细致，又起到脸部按摩作用，还可延缓汗毛再生，现在很多顾客都喜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顾客“挽面”的需求，爱娟小姐的店里提供为顾客上门“挽面”服务，一次80-100元人民币。可是现在的“挽面婶”也不好找了。而像郑姨这种街头的“挽面”小摊挡，则要在汕头步行街、龙湖街等才能看到。郑姨说，很多年轻女孩或外地姑娘经过的时候都很好奇，郑姨就会一边示范一边告诉他们，这样可以令他们皮肤光滑，不少人试验后，发现确实有助于面部血液循环，并逐渐喜欢上“挽面”。归侨林奶奶是郑姨“挽面”摊的熟客，提起“挽面”林奶奶竖起大拇指说，“阿妹来试试吧，我这年纪了，从小到大除了“挽面”都没用什么化妆品，“挽面”好啊，脸上的不长色斑、老人斑。” 郑姨是个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大半辈子都在路边在帮人做“挽面”的小本生意。她每次挽面的价格大约在15元到25元之间，而每天最多能有十余个顾客。虽然收入不稳定，可郑姨对这份工作还是充满了热情。“特别是这几年生意越来越好，坐在这里可以和很多年轻人打交道，偶尔还能向外国展示潮汕传统的技术，这种日子过得习惯而舒坦”。（　作者李怡青李凯文）
03月28日　0
泥沟乡:"活着"的最美古村落

1 2 3 4 白坑湖为练江之源头，渔民正在捕鱼。 5 至今约有700余年的泥沟乡，去年入选“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它的美，不仅在美景，在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还在于生机勃勃的生活场景。午后，当我们走进“亲仁里”，一座“四点金”的门楼内，只见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副扑克牌，旁边一只大白狗正在休息……　 □记者黄晓旋陈燕玲　泥沟又称弥高，位于普宁市腹地燎原镇、距市区流沙约5.4公里，为燎原镇政府驻地，与果陇、光南、乌石、夏地、大员、白坑等乡毗邻。乡中有由北偏西、向南偏东走势的崎头山、虎地山、凤髻山、鹅地山，山连岭接，横卧于后岭溪与练江之滨，白坑湖之畔，乡中居民住屋，依山临水，各依地势朝向，有“倒地梅”（节节开花）之美称。山环而气聚。其间有无数细流，宛如苍龙聚首于湖心，水涌而浪复。山环口，承东南之紫气；水凝重，作练江之源头。　它是“广东省旅游特色村”，去年入选“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被誉为省内唯一“活着”的古村。　　据悉，泥沟乡文化遗产遗存丰富：它有上千座具有潮汕特色的民居，2座百岁坊，14座碉楼，2座明代古墓，还有众多的公祠、古井、古庙，这些建筑保存完好；它有刚劲有力、声震海内外的英歌舞；它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如正月廿一“走仔会”，农历八月十四晚上吃“平安粥”……带着对泥沟乡的想象，我们走进了这座至今约有700余年的最美古村。　　泥沟乡风光秀美，青山环抱，后岭溪绕流古村，村中沟渠纵横、池塘罗布。因该村背倚虎山，乡民居屋大多建成“下山虎”格局，登高望去，成排、成片的灰瓦屋顶蔚为壮观，其间巷陌交通，居民往来，时而还能看到鹭鸟从天空飞过。乡北，白坑湖与象山、狮山相呼应。白坑湖为练江之源头，湖中曾盛产鱼类，薄肉嫩骨的凤尾鱼（茨辣丝）尤其出名，由于凤尾鱼常浮于湖之上层，远远望去，银光闪闪，故白坑湖又称银湖。解放后由于填湖造田，白坑湖湖面锐减。从一些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看，白坑湖虽被稻田、草甸分割，但仍有满目青翠之美。据当地村支部书记介绍，白坑湖正在退耕还湖，老一辈记忆中湖光山色、舟楫往来的景象不久将得以重现。　泥沟乡的美，不仅在美景，在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还在于生气勃勃的生活场景。　穿行在泥沟乡，你能感受到古香古色的民居建筑群里，散发着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上千座建于清朝、民国年间和解放后的潮汕特色民居并没有遭到太多的破坏，依旧保持原来的样貌，许多乡民仍旧生活在其中。午后，当我们走进“亲仁里”，一座“四点金”门楼内，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副扑克牌，旁边一只大白狗正在休息，正厅的木雕屏门半掩，可以瞧见里面的电视、茶几还有正在与人闲聊的屋主；两边厢房也是门户洞开，我们好奇地向里张望，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充满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味道。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民居的屋脊、屋梁等留有时间痕迹的精美木雕、嵌瓷装饰。而这种反差，在我们走访泥沟乡时随处可见。距离“亲仁里”不远，矗立着一座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百岁坊，百岁坊上有康熙皇帝钦赐“恩荣”匾额，外向东面刻“昇平人瑞”，内向西面刻“百岁坊”。百岁坊处在泥沟乡集市中间，旁边商铺、档位聚集，童装店、水果摊、精品店、餐饮店……历史与现代在泥沟乡得到完美的融合。　　泥沟乡有“学校多过米铺”的说法，读书蔚然成风，士子众多，人才辈出。据2008年的《弥高乡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20世纪30年代，泥沟乡先后办起6所完全小学，以及同声文学专修学校、砺青学社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因日军入侵而失学的泥沟青年，还组织了“花园读书会”，学习革命书籍。由于重文兴教，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同治年间，泥沟乡共有23位秀才、贡员；清末民初，泥沟乡出国留学者有数十人；该村还走出了现代著名书画家赖少其，潮剧作家张华云，谜家庄笑生等等。现在，泥沟乡内有小学、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该村学子延续先贤学风，成绩突出，村里有基金专门用于奖教奖学，至2012年，已奖教奖学11年。从村公所公布的芳名榜上可以看到，去年该村有几十名学子考取本科大学，对于一个村庄来说，难能可贵。　也许受重视文化的观念影响，泥沟人民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得很是出色，书画、灯谜、英歌舞在泥沟乡得到蓬勃发展，而泥沟英歌更是普宁英歌中的佼佼者。它体现的是泥沟乡的“阳刚”之美。普宁英歌有二大流派，一为“单槌”，一为“双槌”，泥沟英歌属于后者。经过一代代的相传加工，泥沟英歌舞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具有严谨的身法、步法、槌法和阵法。舞动时，粗犷豪爽，气势磅礴，刚柔并济，变化多端。现在，泥沟乡有2支成人英歌队，2支少儿英歌队，泥沟乡的英歌队多次受邀到深圳、广州、澳门、北京等地表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泥沟乡也因此在2004年被省评为“广东省民间艺术（英歌舞）之乡”。　　泥沟乡的一些民风民俗也非常有趣，正月廿一“走仔会”就是其中之一。正月廿一是泥沟乡的社日，这一天该村会举办游神之事，还有舞英歌、布马、唱大戏等，热闹非凡。这一天，出阁的女儿都会回到娘家探亲，久而久之，便成为“走仔会”的日子。而不同于潮汕其他地区的“七月初七走仔会”。这个喜庆节日，还使泥沟乡多了一道有名的美食——炒粿条。泥沟乡还有八月十四夜吃“平安粥”的习俗，这个习俗已经延续了300多年。据记载，清顺治年间“反清复明”的“九军”与清兵对抗，首领刘公显被清兵杀害之后，义军先后被击败，揭普地区与义军有染的乡村皆受株连，泥沟乡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派军清剿泥沟，时逢中秋佳节将至，乡民已经备好节料，突闻恶讯，全村村民急忙把节料的鱼肉菜煮成咸粥，食后外逃，俗称“走官兵”。清兵到达泥沟，经乡中父老从中周旋，并送官兵白银三千两（俗称三千二大堆），而避过浩劫。事后乡人返回故里，大家认为八月十四夜食咸粥是好兆头，便代代相传，叫食“平安粥”。　　在泥沟乡转上一天，它给人留下的是古老而现代、闲适而活力的印象，它将景观之美、人文之美、阳刚之美集于一身。古村泥沟乡还有许多值得人们细细品味的地方，它静候着四方宾朋前往探访。图①：泥沟英歌舞刚劲豪迈，属普宁英歌二大流派之一的“双槌”；图②：高耸的碉楼守护着自成一个小世界的民居“五福里”；图③：孩童在乡中水塘戏水；图④：狭小的小吃店内，游人在享受美食；图⑤：泥沟乡成排、成片的灰瓦屋顶蔚为壮观。摄影：郑楚藩安静声音王帆
03月27日　0
饶芃子：开拓世界华文文学新视野

饶芃子，笔名毛军、钟毅，祖籍潮州市，出生于潮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57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饶芃子留校助教；第二年，她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就一直奋战在华南高校教育战线上。她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院长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还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饶芃子在8年的副校长任内，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亲自赴京申报、推动建立暨南大学出版社，二是亲自带团去香港考察，成功申报“MBA”硕士点，使暨南大学成为全国第二批工商管理硕士点(MBA)的试点高校之一。在此基础上，如今暨大已成为具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 1993年，饶芃子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她领衔建立的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在国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迄今已培养毕业博士生38人，硕士生数十人。47年来，饶芃子在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方面，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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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刘柔芬：香港政商兼善女强人

梁刘柔芬，生于澳门，籍贯广东潮阳，她早年在香港长大，后来赴美国大学深造，获得伊利诺大学电脑系学士学位。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香港纺织界企业家。历任青山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香港浸会大学咨议会及校董会会董。梁刘柔芬女士在纺织制衣业有着显著的成就。1975年，梁刘柔芬女士与丈夫梁孔德先生合力创业，现任该公司董事。公司业务包括设计及销售公司名下的品牌成衣，直销市场包括美国、东南亚以及韩国等地。 1981年，她获委任加入香港纺织业咨询委员会至今，并出任政府纺织政策顾问。其后加入香港纺织业联会、工业及科技发展局纺织组，致力维护及推广香港纺织业的发展。她一向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宗旨，先后协助筹办创立“香港联合国儿童募金委员会”及“文娱慈善募金”，更积极参与“志莲安老信托基金会”的工作，由她协助的“文娱基金”每年都拨款资助发挥青少年潜能的活动。梁刘柔芬女士爱国爱乡，积极支持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1993年以来，她与丈夫一道，先后在广东顺德杏坛镇投资2300万港元建设广东康宝电器厂，创办金华利亚服装有限公司和顺德高宝真空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大力协助镇办企业拓展业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家乡的工业发展。梁刘柔芬女十遵循“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之道，积极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她热心教育公益事业，与丈夫一起慷慨捐资500万港元资助建设杏坛中学教学大楼，捐资350万港元给杏坛中学奖教奖学金。陈葆心：香港“股坛教母” 如无法割断的母子情缘，家乡是陈葆心精神的一条脐带。每年的12月25日，这位香港中润证券公司主席、香港证券商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前香港联交所第一副主席都会带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厝人”回家乡走走，捐资助学。陈葆心祖籍广东澄海，出生于汕头市，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在香港经营银行业，有殷实的家境。陈葆心于1960涉足香港股坛，香港联交所通过电脑查询，发现她的交易所虽小，本领却很大，能预知股市的起落，是个罕见的证券人才。当联交所改选委员时，他们找到陈葆心，立荐她进入联交所。当时推荐的理由有三个：一是陈葆心是个对股市触觉敏锐的人；二是她从事股市交易多年，人缘良好，得到行家认同；三是作为女性代表，又具备非凡的能力，正是交易所需要的人才。陈葆心从1987年至2000年间出任联交所理事会理事，并于1992年至1994年出掌第一副主席，现为中润证券有限公司主席及香港证券商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她是香港一百多年证券业历史上唯一一个进入联交所高层的女性。因为对香港证券界有巨大贡献，获英国政府颁发的第一个证券“MBE”勋章。陈葆心坦言，她做联交所的13年，正是事业的黄金十年，但为了做好理事的工作，她错过了甚至是放弃了许多赚钱的机会。她称做社团公职要不问耕耘，出钱出力，绝不能以个人喜恶为依归，也绝不能有私人利益存在。只凭真心为人“谋福利”，为同行业在经营上争取权益，加强联络沟通、培训增值等工作。后来被廉记调查，她也处之泰然，无悔无憾。陈葆心认为在证券这行，对经纪来说，恪守职业道德是至关重要的。因其为人正直、主持公道而被誉为“股坛教母”。
03月22日　4
林丽华：澳洲首位华裔女市长

林丽华祖籍汕头市澄海区隆都，1988年定居澳大利亚。她1991年当选奥本市议员，其后连选连任。1999年当选奥本市市长，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女市长。作为一个知名的海外华人，林丽华女士怀有着浓浓的中国情，她能够讲流利的普通话、粤语、潮语，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中澳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城市交往。她上任以后，奥本市先后与湖南省长沙市、安徽省池州市结为友好城市。促成了长沙市、池州市与奥本市之间一些友好交往活动。几年来，奥本市与长沙、池州多次组织互访，在经贸、文教、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正在与北京一个部门联系，积极促成北京在奥本市的奥运村内设立一个北京奥运的永久性建筑，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了解、记住曾经无比辉煌的北京奥运会。林丽华还积极推广中国文化，每年春节，奥本市都会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文化庆祝活动，其中农历正月十四的压轴节目“元宵花灯会”，还展出了“恭贺新禧”、“纳福添财”、“财运亨通”等多组专程从中国佛山订制的传统花灯，还有广东省侨办赠送的一组“腾龙迎春”灯。同时安排醒狮、中国武术、京剧，以及包括中、韩、越、土耳其、阿拉伯等民族歌舞及民族音乐等精彩演出，还有中国书法即席挥毫、儿童制花灯比赛、美食摊位等。林丽华说，奥本市政府一直致力增进各民族间了解，相互包容，建设和谐社区。组织系列庆祝新春文化活动，向市民及周边地区居民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目的是要把春节变成为社区的共同大节日，让各民族同享新春的快乐。在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期间，澳本市也将举行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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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旭：没对手的中国爆破大王

郑炳旭，广东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总经理、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烟囱折叠爆破拆除法的学者。２００５年，“世界第一爆”——在距离秦山核电站１５０米处爆破８０万方石块，５００个孔同时炸后的冲击波小于１个孔，惊动世界爆破界；２００３年，“亚洲第一爆”——宁波镇海电厂摩天烟囱定向爆破精确无误，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揭开“烟囱支座破坏之谜”的人；２００１年，“中国第一爆”——广州体育馆整体爆破拆除，其定向的准确率创出中国爆破史上的奇迹。这三项工程技术的方案设计和总指挥都是汕头人郑炳旭。四次考大学只为改变命运现年４７岁的郑炳旭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沙陇镇一个农民家庭。年少时，这个农家子弟认准了“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这个理。他告诉记者：“高中毕业后，我除了上工出勤以外，也摆过摊，卖水果、香烟，还卖过鱼，但我始终对这些不感兴趣，做小生意只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已，要改变自己，真正摆脱贫困，唯有读书。”为此，从１９７７年开始，他争分夺秒，备战高考，但“屡战屡败”。１９８０年，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郑炳旭在参加第四次高考后，终于如愿以偿步入河南焦作矿业学院，学地下采煤专业。虽然这离他的第一志愿华南理工大学有点“远”，但他已知足。“农家的孩子想的都很简单，只要能上大学就行，管它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在校４年，我是拼了命地读（书）……”郑炳旭实话实说。成绩优异的他连年获得奖学金。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爆破专家１９８４年，郑炳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煤炭设计院工作。进单位不久，他就被派到中国科技大学参加由煤炭工业部组织的为期３个月的‘现代爆破技术培训班’……”郑炳旭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去居然成了他的人生一大转折。当时恰巧中科大要拆除一幢旧楼，运用的正好又是在那个年代还不多见的“爆破拆除法”，于是校方请来爆破专家结合实例讲学。神奇新鲜的爆破技术一下子激发了郑炳旭的兴趣，他天天乐此不疲地跟着老师“泡”在工地里。由于那时中国爆破业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所谓的“教材”其实就是专家们自己的“经验总结”。郑炳旭想，如果能够把这些“私家爆破秘方”掌握在手，对于熟练运用这门技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郑炳旭想到了也做到了。１９８４年底，郑炳旭回到广州，便赶紧与另两名同事一起申请成立一个课题小组，专攻“城市控制爆破推广运用技术”。第二年，年仅２６岁的他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宏大爆破工程公司。记者问他是如何意识到“爆破”是一种商机的？他说：“当年，我们考虑到建国后国内城市里几乎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它的使用期限不过是几十年，期限到就要拆，拆建筑物用爆破的方法是最佳途径，市场空间非常大。”就是凭着这样一种执著，认定这样一条“死”理，郑炳旭的宏大爆破工程公司如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爆破公司。潮汕人热情好客的特性在郑炳旭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一特性不仅为他带来学习的机会，更营造了一个让人眼热的专家网络。当年，他因嘴巴甜，又勤跑、勤请教而得到老师们的青睐。“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成立伊始，规模很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只要同行朋友一到广州，我的公司就管吃管住，很快在同行中都知道‘到广州找小郑’，我也由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后来，公司规模日益扩大，每次接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重大项目时，公司都会把国内的同行朋友请来，既是来出谋献策，也能让我从中学到新的技术。”久而久之，在中国爆破界，大家送给郑炳旭这样一个评价：“一个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爆破专家。” 成功不是靠运气赚来的他能把高山炸平！——炸掉的山石刚好填入海湾变成一个码头的基础填土；他能把全国面积最大、相当于15层楼高的厂房炸掉后，让离厂房两米远的输油管线和电缆毫发无损；他能把高100多米的烟囱炸掉，还能让烟囱折成三段平稳倒下……他在中国城市“控制爆破”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2001年5月18日12时09分，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满载着45年羊城体育辉煌的老广州体育馆，在3．5秒内灰飞烟灭,化为一堆仅有5米高的废墟。这漂亮的一爆，成为我国爆破史上规模最大、世界爆破史上技术最新的一次。为了保证工程的“万无一失”，整个体育馆爆破方案包括图解，全是由当时任总指挥的郑炳旭亲手画出来的，该套设计方案后来在全国专家评审会中因“挑不出一个毛病”而被与会工程院院士一致推荐为“中国最完善的爆破设计方案典范”。在创造了“中国第一爆”后，2003年，郑炳旭又完成了亚洲第一爆——宁波镇海电厂摩天烟囱定向爆破。为这一爆，厂方投入的保险费高达2个亿人民币。2003年10月，宁波镇海电厂因拆除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燃油发电机组的需要，郑炳旭，广东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总经理、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烟囱折叠爆破拆除法的学者。２００５年，“世界第一爆”——在距离秦山核电站１５０米处爆破８０万方石块，５００个孔同时炸后的冲击波小于１个孔，惊动世界爆破界；２００３年，“亚洲第一爆”——宁波镇海电厂摩天烟囱定向爆破精确无误，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揭开“烟囱支座破坏之谜”的人；２００１年，“中国第一爆”——广州体育馆整体爆破拆除，其定向的准确率创出中国爆破史上的奇迹。     这三项工程技术的方案设计和总指挥都是汕头人郑炳旭。     四次考大学只为改变命运     现年４７岁的郑炳旭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沙陇镇一个农民家庭。年少时，这个农家子弟认准了“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这个理。他告诉记者：“高中毕业后，我除了上工出勤以外，也摆过摊，卖水果、香烟，还卖过鱼，但我始终对这些不感兴趣，做小生意只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已，要改变自己，真正摆脱贫困，唯有读书。”为此，从１９７７年开始，他争分夺秒，备战高考，但“屡战屡败”。１９８０年，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郑炳旭在参加第四次高考后，终于如愿以偿步入河南焦作矿业学院，学地下采煤专业。虽然这离他的第一志愿华南理工大学有点“远”，但他已知足。“农家的孩子想的都很简单，只要能上大学就行，管它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在校４年，我是拼了命地读（书）……”郑炳旭实话实说。成绩优异的他连年获得奖学金。     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爆破专家１９８４年，郑炳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煤炭设计院工作。进单位不久，他就被派到中国科技大学参加由煤炭工业部组织的为期３个月的‘现代爆破技术培训班’……”郑炳旭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去居然成了他的人生一大转折。     当时恰巧中科大要拆除一幢旧楼，运用的正好又是在那个年代还不多见的“爆破拆除法”，于是校方请来爆破专家结合实例讲学。神奇新鲜的爆破技术一下子激发了郑炳旭的兴趣，他天天乐此不疲地跟着老师“泡”在工地里。由于那时中国爆破业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所谓的“教材”其实就是专家们自己的“经验总结”。郑炳旭想，如果能够把这些“私家爆破秘方”掌握在手，对于熟练运用这门技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郑炳旭想到了也做到了。１９８４年底，郑炳旭回到广州，便赶紧与另两名同事一起申请成立一个课题小组，专攻“城市控制爆破推广运用技术”。第二年，年仅２６岁的他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宏大爆破工程公司。     记者问他是如何意识到“爆破”是一种商机的？他说：“当年，我们考虑到建国后国内城市里几乎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它的使用期限不过是几十年，期限到就要拆，拆建筑物用爆破的方法是最佳途径，市场空间非常大。”就是凭着这样一种执著，认定这样一条“死”理，郑炳旭的宏大爆破工程公司如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爆破公司。潮汕人热情好客的特性在郑炳旭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一特性不仅为他带来学习的机会，更营造了一个让人眼热的专家网络。     当年，他因嘴巴甜，又勤跑、勤请教而得到老师们的青睐。“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成立伊始，规模很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只要同行朋友一到广州，我的公司就管吃管住，很快在同行中都知道‘到广州找小郑’，我也由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后来，公司规模日益扩大，每次接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重大项目时，公司都会把国内的同行朋友请来，既是来出谋献策，也能让我从中学到新的技术。”久而久之，在中国爆破界，大家送给郑炳旭这样一个评价：“一个没有敌人，没有对手的爆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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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的特殊“香港情结”

谈及从前潮汕人对香港的向往，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其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还很落后，改革刚刚起步，深圳尚处开放之初，而香港已经十分发达，是闻名世界的国际金融、商务和物流中心，香港经济规模、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其二，潮汕人喜欢经商，香港有几十万潮汕人，潮汕距香港较近，因为人脉和地脉关系，潮汕人易从香港获得商品和信息来源。因此香港对于从前潮汕人的吸引力非同小可。记得上世纪80年代，每逢过年前后，街边有很多专卖年画、挂历和挂图的小贩，这些图片上往往印有香港风光。虽然当时自己只是一个小学生，看多了这类东西，香港风光却很熟悉，尖沙咀、九龙、新界之类的地名，都可以熟悉地叫出。一些香港著名大楼在图片中的样子，至今仍能清晰忆起。那时，港片，特别是香港功夫片风靡潮汕大地。当时的饶平县城黄冈镇有一座红星电影院，每当新推出一部香港功夫片，往往观众如潮，座无虚席，大家只要听说是香港功夫片就认为值得一看了。港片之外，香港流行音乐风靡多年。尽管当时很多潮汕人不会讲粤语，在街头巷尾，却经常听到人们口哼几句粤语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曲、《大地恩情》主题曲，都是人们喜欢唱的粤语歌。上世纪80年代，香港对于潮汕人来说，犹如人间天堂一样神秘、美妙，充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大量商品经由香港流入潮汕，如果人们看到商品印有“香港制造”的字样，就会充满信任感。虽然香港距离潮汕不远，但当时交通落后，加上签证不易，倒少听说周围的潮汕人到香港的。如果某人到香港一趟，其他人就非常羡慕。等他回来，周围会围着一群人，七嘴八舌想从他口中打听出更多新鲜、好玩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飞速发展，与香港的差异越来越小，但香港依然是潮汕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人们依然喜欢去香港观光旅游。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到香港旅游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陈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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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说,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 1926年12月,方汉奇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林启和外公林松坚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母亲曾是鲁迅的学生。幼时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适逢乱世的外界环境,使得方汉奇十分关心时局。上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学者的书房里发现了十几种报纸,那锋利的文笔和充溢的爱国激情对他触动很大,“邹韬奋、范长江、彭子冈、浦熙修、萧乾这些名记者,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从此,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当时出版的各类报刊和名记者的报道,并对记者这一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6年,方汉奇在上海考大学,“我报了5个大学,全是有新闻系的,三个志愿也清一色填报新闻系。宁可考不上,也不考虑别的专业。”但是,由于数理化成绩不好,总分太低,几所名牌大学都落选了,最后,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夙愿既偿,他全身心投入了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学习之余,他继续收集报纸,上大二时,他还把苦心搜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了个报纸展览。伴随着集报活动的开展,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引起了系主任马荫良先生的注意。 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已调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慧眼识珠,邀请方汉奇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感于师恩,应邀而往,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2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申报》停刊,一干就是三年。“我那时住在图书馆,白天晚上都与这些旧报为伴。新闻是历史的记录,通过这些报纸我好像把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对我后来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辈子受用。” “真没想到,我的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老先生感慨地笑了。  “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我没闲着” 1953年8月,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到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没米下锅啊,要找米!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他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野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倒好,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 “经过三五年这样的积累后,讲课算是上正轨了,可是政治运动又开始了。”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在反右倾、反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中,人大新闻系也开展了“学术批判”运动,方汉奇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渊源的观点,被视为阶级立场问题，成了批判对象之一。十年浩劫中,方汉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大小批斗会,然后当小工、打扫厕所。没有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他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当黑帮,挨批斗,晚上回来还猫在冰冷的小屋里坚持读书。别的书不让看,就啃《资治通鉴》,照样做卡片,甚至连《小学生字典》都反复研读,“平日里有些恍恍惚惚的字认不准,字典帮了我这个忙。”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方汉奇不仅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他说:“我不怕坐冷板凳。范文澜常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董仲舒曾经做到的‘三年不窥园’,都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有的思想准备。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应该说,我没闲着。” “《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报纸”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方汉奇重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他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中。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进奏院状》是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它是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后来,他在《唐代文化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进奏院状》,但是没有展开。” 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孙文芳在新华社当记者,在伦敦常驻,我就委托他替我到不列颠图书馆查《进奏院状》,他誊录后还替我给原件照了相,现在新闻史课本里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他当年拍的。” 得到这份“进奏院状”的誊录件后,方汉奇不避繁难,开始了逐字逐行的疏证、辨析。“进奏院和邸是个什么关系?进奏官和邸吏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是古人对封建官报的异称?” 就这样,他一个一个问题地深入探讨,一路溯源而上地苦苦追寻,条分缕析,层层剥笋,终于使缠绕着《进奏院状》的一个个疑窦渐次消弥。经过严密的考证,方汉奇推出了自己的结论:现藏不列颠图书馆的这份《进奏院状》,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同时也是现存的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样一个命题,而且订正了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否定别人也许不难,否定权威则太不容易。关于这一点,方汉奇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做学问要有胡适‘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要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新闻史中的人物也好,报刊也好,事件也好,在叙述和评价时,都应该力争作到实事求是。作到一切都有根据,作到‘言必有徵,无徵不信’。” “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从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开展70余年了,而推动新闻史学发展,使之成为当代公认的重要学科,离不开方汉奇的努力。人们爱戴这位学长,不仅因为他有着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更有着谦虚平和的高尚修养,奖掖后进的人格魅力。 “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方汉奇曾三次登门劝说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尹韵公读博士。1985年,还在攻读新闻学硕士的尹韵公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进行考察,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尹韵公在历史学方面的才华引起了方汉奇的注意,在他即将毕业的时候,方汉奇三次前往其宿舍鼓励他继续深造。忆及这段往事,方汉奇说:“当时愿意念新闻学博士的人,有这方面追求的人,还不多。我觉得他脑子比较活跃,思想敏锐,能发现问题,具备做学问的这一条件,所以我就三番五次动员他继续读下去。果然他后来很有创见。” 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方汉奇也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为了表彰方汉奇对新闻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汉奇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人们赞扬他和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两座高峰”,他却不这么认为:“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做了一点后续的工作。一个学科需要有历史的传承,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新闻工作者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和大多数学者古色古香的书房有些不同,方汉奇的书桌上竟然摆着两台电脑,一部台式机,还有一部笔记本。别小看这两台机器,它们可是方汉奇工作的好帮手。说起当年学电脑的经历,方汉奇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很可能是人大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里最早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一个。“我是1996年开始用电脑,刚开始是让学生把最简单的操作程序写在本子上,我自己用‘一指禅’照着练习。1998年我开始上网了,上网以后,才知道网上的世界很精彩,所以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谈起互联网的妙处,方汉奇兴奋不已,他说自己每天都要浏览人民、新华、新浪等网站,也少不了光顾一下Google和百度。“我到网上去看新闻,主要是希望扩大一些信息量,捕捉媒体上没有报道的或者漏报的一些信息。网络是全天候的,可以24小时沟通,还可以互动,这些优点都是平面媒体没有的。” 如今,方汉奇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激情和活力,每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连大年初一也不肯休息。他说:“教师是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职业。现在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书看不过来,报纸看不过来,杂志看不过来。我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除了看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籍和历史文献资料之外,还要看近十种报纸杂志,同时还要听广播、看电视、上网、收发手机短信和彩信。” “什么?您还会发彩信?”这可又让我吃了一惊。 “对呀。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人物小传  丁聪所作的方汉奇素描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新闻系。1950年至1953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组馆员,同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至今。方汉奇在高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近55年。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4年起与王中、甘惜分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6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方汉奇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方汉奇文集》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等。先后发表《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等学术论文140余篇。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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