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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与密码

核心提示：100年前，辛亥革命在广州发生。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由广东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王朝在中华大地上2000多年来的统治。广东省南方杂志社机动记者部主任，知名广府文化学者饶原生走上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用广州解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于1911年的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下台是在1912年1月2日，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推翻封建王朝统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实际上，回顾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发现几乎所有事情一旦离开广州就什么也办不成。众所周知，一个懦弱的封建王朝注定是要被推翻的。几十年来，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求救国、复国之路，他们尝试着探索出两条迥然不同的革命道路。而这两条路的领军人物恰好都是广州人。第一个人便是康有为，很多人管他叫“康南海”，但他其实更应该叫做“康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广州还是广州府，只有南海和番禺两个县直属于它。康有为的旧居位于现在的芳村一带，而他讲学的万木草堂则在越秀区，他的维新思想也是在广州得到传播和发扬。遗憾的是，康有为变法的具体实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不想流血，清政府却让他的维新党人流血了。第二个人是孙中山，他就看到康有为的和平之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自下而上，发动民主革命，武装斗争。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旨在“驱逐鞑虏”的武装起义，其中三次发生在广州。 “三百年中国”应看广州究竟哪里才是辛亥革命的第一站？有人说是冼基东33号，还有人说是冼基西15号。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冼基东或冼基西开了一个药局，一边行医，一边寻求志同道合者。因为他学医出身，想要推翻封建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有史学家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八千言的《上李鸿章书》，希望将他心目中救国的药方向李鸿章阐述，很可惜李鸿章也不跟他见面。眼见报国无门，孙中山只得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1895年10月在香港领导了广州第一次反清起义。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在不断地用他的维新之路去救中国，一个文斗，一个武斗，最终目标都是救中国于水火。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从根本上撼动了封建王朝的根基，而孙中山领导下的武昌起义则把这棵大树顺势推倒。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两个来自广州的领导人合力完成的。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广州？历史上，广州人与香港人的频繁来往，香港的资本主义程度之高，给所有到过香港的广州人都带去了思想观念冲击。康有为在1879年初游香港时就感慨地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曾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世界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润滑着全球经济巨轮的飞速运转。从16到18世纪，白银在全球流动，几乎有一半流进了中国。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的白银流动，是通过以黄埔锚地为基地的国际贸易实现的。”如果说“两千年中国看西安，五百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上海”，那么，“三百年中国”、“两百年中国”就要看广州。十三行的民营企业家伍秉鉴被《华尔街日报》列为千年历史中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同为广州人的梁启超就曾说过：“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西交通之重要通道。” 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今天的广州今天的广州文化，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很多人更愿意用近代化去描述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的变化，不论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今天广州的整个框架，都是由辛亥革命带来的。 1929年，陈济棠执掌军政大权。到1936年被迫下台之时，其主粤8年，对广州工业发展居功至伟。1933年，广州的工厂数在全国各城市已排列第四，资本和产值则排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了大量民族、华侨工业，水泥厂、糖厂、纺织厂、电厂一时间鳞次栉比。骑楼是“广府文化”的名片之一，最早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前。由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长堤建了6公里长的骑楼街。然而骑楼真正兴建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21年2月15日广州成立市政厅，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建城后，由工务局具体操办城市建设。时任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长的胡栋朝，对广州市马路进行全面规划，并且主持了中山五路和中山六路的骑楼街建设。从辛亥革命到20、30年代，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城墙被拆除，改作骑楼街，商圈的雏形初步形成。在广州一时风雨一时晴的天气里，老百姓可以不带一把伞，把三大商业圈就走完。辛亥革命到今天100年，已经跟广州紧紧捆绑在一起，是统一体。先进的文明是相通的，一百年前，先人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就已想到学习世界先进的东西。而上世纪80年代国家在决定改革开放，要与世界发展的脉搏同呼吸。实际上广州在这100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不是独立的、孤立的广州土特产。历史对今天有一种照亮，包括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的种种。广州人已经感受到这100多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在引导着他们从广州的情结对辛亥革命作一种新的理解。南方日报记者吴敏实习生周晓婷摄影黄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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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牵出的两岸往事

神探李昌钰、名嘴蔡康永都是太平轮事件的受害者。 “太平轮之友会”成员，每年会在1月27日，到台湾基隆东十六码头，为太平轮受难者献花致意。核心提示：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中，太平轮沉没，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父亲和母亲双双遇难成为了女主角李彤命运的转折点。“太平轮，成了许多人永远都到不了的彼岸。”《太平轮1949——航向台湾的故事》作者张典婉这样形容发生在62年前的这场海难。有人把“太平轮”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在1949年近年关的时候，这艘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货船携着上千条生命追寻“太平”的梦想，关于逃亡的记忆，沉入海底。近日，《太平轮1949》在大陆推出简体版，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人们记住铁达尼号，是因为它“不沉之船”的隐喻，是因为电影中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但记住太平轮却不是因为它的奢华，它是1949年两岸之间那场大迁徙的见证，它是大时代中的最鲜活的记忆。因为这艘定期往返于上海与基隆之间的船，许多人的命运如《谪仙记》里的李彤一样就此改变。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轮的故事早已成为“旧事”，“台湾都很少报道，更不要说大陆了。”张典婉说。要不是曾经是上海大小姐的母亲一直念叨着关于太平轮的故事，已经是第二代移民的张典婉根本不会想到用十几年的时间去“打捞”有关太平轮的那些人、那些事。太平轮的亲历者们，他们并不能主宰时代，甚至只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但有关62年前的那些记忆，不应该被轻易遗忘，他们的离散、乡愁、重逢是1949年那个特殊年份最生动的注脚。本期文化周刊，带你走近那些与太平轮相关的记忆。 1 名副其实的黄金船太平轮上云集了上海滩的名流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在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的随笔中，有这样的一段。曾经有位太太在逃难时的记忆是：身上缠了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什么玄机。与铁达尼号不同，太平轮由货船改装而成，并非什么豪华游轮。台湾女作家徐钟佩曾经这样描述过搭乘太平轮的经验：“太平轮是一个黑黝黝的大黑洞，人一下洞，就有一股异味扑鼻，地下又酸又臭。” 但在1949年那个混乱的年份里，这艘“又酸又臭”的太平轮却成为无数人对于太平岁月的向往，逃离紧张的战事，逃离未知的命运。当时，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是一票难求，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一群急着离开上海的有钱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蔡康永写道。于是，太平轮成为了一艘真正的“黄金船”，并非因为坊间传言的船上载着国民党溃逃时的金条，而是因为太平轮上政商、名流、要员云集，其中就有如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邱仰浚、辽宁省主席徐箴、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等。在后来统计中，损失的还有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8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和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随着太平轮的沉没，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中联公司也随之“沉没”。蔡康永便是中联公司股东之一蔡天铎之子，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中，蔡康永写道：“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那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另一位股东周曹裔的儿子说，事情发生时，他只有六七岁，当天晚上，有近三百支火把包围他们家，愤怒的家属涌入家中，捣烂了家中所有家具、摆设，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被砸毁。“我爸爸当年四十三岁。”在周家儿子的记忆中，太平轮出事后，股东四散，保险公司倒了，他们得扛起赔偿的责任，他陪着母亲住在上海，房子越搬越小。解放军进城了，母亲把所有的金银首饰拿去理赔。张典婉告诉记者，她刚刚在上海找到另一股东周庆云的后人，他们家也一直在处理赔偿太平轮的事宜，“但对于家属来说，赔偿的金额实在少得可怜。”张典婉说。 2 被转向的人生没有太平轮，就没有“神探”李昌钰 “囡囡，冷噢！绒线裤子弗好脱！”在对记者回忆关于太平轮的点点滴滴时，年近古稀的黄似兰说到妈妈在上船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时，泣不成声。现场一片安静，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等她平复。当她终于有勇气继续叙述时，百余名听众集体鼓掌。黄似兰几乎是《谪仙记》里李彤的翻版，母亲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她的生活也因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我只知道那时候起，无穷无尽的苦难在等待着我。”时隔60年，已成为澳门文化艺术协会会长的黄似兰依然忘不了青春岁月一夜中，无缘无故地变成孤儿。 “大人们考虑到我父母留在上海的遗产，由于我才有继承权，大人们哄着骗着把我从台北弄回了大陆。我回去遗产没拿到，人又出不来……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黄似兰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有一幕情景黄似兰一直没有能忘怀：一回正在用餐，姨丈无来由一巴掌打来，让她口中的饭喷了一地，“把饭吞回去！”她望着地上的饭粒，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因为太平轮事件，人生转向的远不止是黄似兰一人，被称为“华人神探”、曾参与鉴定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暗杀案重审等案件的世界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也是其中之一。李家世代经商，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是名成功的商人，登上太平轮那天，李浩民想到的是去台湾跟一家人团聚，而不到十岁的李昌钰与兄姐们在院子里用石头排出“父来公园”，等着父亲回来过年。太平轮海难让一家人措手不及，那时母亲还雇了一架飞机到失事现场去寻找。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写功课、用餐，时间一到，大家一起关灯，绝不浪费电。虽然童年生活优渥，但自从父亲死后，李昌钰很久都没有新鞋穿。母亲想尽办法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它，李昌钰上学时几乎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穿在脚上走进校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 60年的时间或许不一定能冲淡一切，这一点张典婉很清楚。在12年的“寻找太平轮”的过程中，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只能等待，等待他们的伤口慢慢愈合。”张典婉说，为了等一个生还者愿意接受采访，她等了半年。 3 到不了的彼岸一些人一辈子再也没踏上过彼岸 “妈妈这一辈子再也没回过大陆。”1948年，张典婉的妈妈司马秀媛，上海糖商家的大小姐乘着太平轮到了台湾，没想到这一去便当了半辈子的“外省人”。“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在张典婉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总是说着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 张典婉叫那两只随母亲一起从上海逃到台湾的狗“太平狗”，对于张典婉来说，这两只狗，让她理解了母亲那次惊心动魄的逃难是真实的。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始开放探亲时，母亲曾经拿出发黄的地契及上海的地址对张典婉说：“有空去跑跑吧。”当张典婉到了母亲时常念叨的过往住处时，那栋小洋楼已经成了公家财产，而舅舅则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烙上“汉奸”的印记，在牢中上吊自杀。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提过要回去看看，怕难过，她从来没有忘记上海旧事，却最终没有回去看上海一眼。”张典婉说，后来母亲就将身份证从原籍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我住台湾时间比上海久，我不是大陆人了！”她用客家话说“涯系客家人”。当年乘坐过太平轮的乘客有3万多人，有些人留在了大陆，有些人留在了台湾，但其中有许多人像司马秀媛一样再也没有踏上过梦想中的彼岸。今年已经90岁的叶伦明老人是张典婉找到的第一个太平轮事件生还者。“当时叶老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写信到报社联系我。”最终，张典婉在香港一座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旁见到了他。 1949年那次海难，叶伦明幸运地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回到了上海，但从此与妻子两岸相隔。由于对船行远方感到恐惧，叶伦明只能写信给在台北的妻子，可是所有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局势封锁，他失去了与兄弟、妻子的所有联系。再一次得到台湾来的消息，已是上世纪80年代，叶伦明到香港，与台湾的兄弟通信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他人，有了小孩。“几次试着请他谈他的妻子与婚姻，他都低头不语，后来干脆否认结过婚。”张典婉说，这段过往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及的痛处。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里这样写着。对于亲历过1949年那一场大迁徙的人来说，乡愁是他们梦想中的彼岸，尽管他们可能从此都未能踏上那方土地。 “无关政治，有关情怀。”一位读者在读完《太平轮1949》后这样写道。对于张典婉来说，这是有关庶民的记忆和故事，她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两岸曾经对立六十年的政治标语、口号退场……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这是两岸有关1949的集体记忆” 专访张典婉南方日报：当时为什么想到开始搜集有关太平轮的故事？张典婉：有关太平轮的故事是从我的母亲司马秀媛、姨妈司马菊媛开始写起的，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我妈妈。2000年她去世的时候，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上锁的箱子里记满了上海的时光，还有刚到台湾的通讯录，我才发现太平轮对于她的重要意义。南方日报：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有没有一些改变？张典婉：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最初只是很单纯和个人的想法，但是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我开始意识到，太平轮是两岸关于1949年的共同记忆，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慢慢拾起来，再拼凑起来，重新了解上一辈的历史。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南方日报：去年，在舟山举行了太平轮的海祭，今年又出了简体版的《太平轮1949》，随着太平轮的故事在大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是否会有一些新的线索浮出水面？张典婉：是的。简体版出来之后反响更大。当时有大约3万多人乘坐过太平轮，我感觉应该有一半人在大陆。上个月就有3个生还者的后人联系到我，两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当年台湾没有任何太平轮的公开资料南方日报：你近期在大陆做宣传，感觉和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张典婉：差不多。但大陆朋友给我的反馈会更大一点，因为台湾就太平轮事件已经滚动播报了很多年，大家对此比较熟悉，我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会被别人认出，对面的老伯跳出来说：我要捐钱给你，我也是坐太平轮过来的，我没死哦，活到现在。我说：不用不用，我不要人家捐钱。新书发表也是两种不同场景。台湾新书发表会，来的多是老人家，大陆这边都是年轻人。我对此颇多感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杭州演讲，有妈妈带着孩子来听，最小的读者只有14岁。南方日报：在台湾，对于太平轮的报道多吗？张典婉：在2005年以前，几乎当时台湾没有任何关于太平轮的公开资料，我书里援引的诉讼文档等资料，都是台湾这几年机密档案逐步开放后，才查到的。灰尘积那么厚。我们做《寻找太平轮》纪录片之前，台湾没有任何对于太平轮故事系统的整理，只是散落在一些作家笔下的只言片语。南方日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想过放弃吗？张典婉：没有，我是个想好了做什么事就不会放弃的人。虽然期间遇到过挫折，比如说最初9家出版社都拒绝出这本书，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就算没有出版社肯出，我也要自费去出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件事，并且加入其中。等待亲历者的伤口慢慢愈合南方日报：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个故事？张典婉：印象比较深的是黄似兰女士和叶伦明老人的故事。黄似兰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传奇了。因为太平轮事件，她背负了寻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可以说太平轮完全改变了她的一生，包括童年受到的冷遇，后来又被冠上“投敌叛国”的罪名，这一切从太平轮始。我去年去福州见叶伦明老人时，他的家人终于给我找到一张他太太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叶老和太太隔绝在海峡两岸，太太另嫁，而他单身至今。1990年代，叶老的太太还是挂念叶老，就去福州叶老的老家，与他亲属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叶伦明此时已在香港定居）。他们夫妻的故事，暂时不适合写在书里，因为牵涉到很多隐私。南方日报：无论是对于生还者还是遇难者的家属，重新诉说这段往事对他们无疑是揭疮疤的过程。你如何说服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张典婉：只有等待，等待他们的伤口渐渐愈合，等待他们的心理慢慢平复，黄似兰女士犹疑了半年，才决定说出自己的故事。很多年纪大的人，觉得这是他们悲伤的往事，太平轮沉没令他们失去父母或妻儿，最初他们不愿再提这个一生的伤痛，可是他们想了又想，当他们终于想要叙述这个压抑了一生的故事时，我好像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在去采访那些长者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他们说故事和想法。南方日报：有关太平轮，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张典婉：我们打算办摄影展和文献展，希望能在大陆展出。现在搜集到很多旧照片，还有家族文献、遇难者的纪念品等等。但现在还在募集资金，希望得到支持。重新拼凑有关父辈的历史碎片太平轮链接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后来由中联公司租下，改为定期航行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船。1949年1月27日晚，与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相撞，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最后一班太平轮上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实际上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有些台阶上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有目击者称。根据官方数据，太平轮生还者36人，但实际生还人数预计突破40人。张典婉从2000年母亲过世后，设想写太平轮记事，2004年起参加《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2005年纪录片播出后，开始写作《太平轮1949》。2009年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2010年在舟山举行了太平轮海祭活动。南方日报记者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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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潮州会馆会长林忠良：我们的家乡叫潮汕

1949年诞生于越南西贡市的林忠良先生，至今犹记得幼年时父亲的告诫：“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家乡在潮汕，切记莫忘！”林忠良先生朝夕承沐祖训，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讲的是潮汕话。如今，已是越南潮州会馆会长的林忠良先生对儿孙讲得最多的潮汕话是：“中国，是全体海外华人的祖籍地，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故乡！” 林忠良幼年在越南堤岸的华文学校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便辍学了，走上社会当学徒，由于他勤奋耐劳，深得雇主赏识与器重，不但倾囊授之技艺，还委以重任。25岁时，他毅然辞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创业历程，创办“新立成塑胶公司”，从夫妻档开始，胼手胝足，凭着其精巧的工艺，生产的产品款式新颖别致，令人爱不释手，事业逐渐兴旺起来。公司已拥有300多名技术工人，拥地千亩，年产值超亿，产品除供应越南全国市场之外，也外销柬埔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接着，林忠良先生还乘胜进军房地产行业，同样获利颇丰。 2002年，林先生与友人合股，投资1000万美元在越南西贡郊区兴建了一所医院，这所医院被命名为“潮汕医院”，目的是表明他的根在中国潮汕，同时也是为了彰显中国潮汕人在越南居住国所做的贡献。该医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拥有500多张病床和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100多位医师及400多位富有护理经验的护士，在越南属一流水平。近年来，林忠良先生亲任值班副董事长，亲自监督奉行医院救死扶伤职能。近7年来，该医院救死扶伤无数，功德无量，在当地深受各界人士好评，为全体华人争取了荣誉。林忠良伉俪素来爱国爱乡，十分关心潮裔乡亲的福祉，当华人特别是潮裔乡亲有困难时，他们总是鼎力相助，不遗余力。他的善举与侠义，得到当地华人特别时潮裔乡亲的拥戴。2005年，当越南潮州会馆成立时，林忠良先生被一致推选为会长。他的高风亮节，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风传遐迩，远在澳大利亚的潮裔乡亲也深表敬重，当澳大利亚维省潮州会馆成立时，特意聘请他为荣誉会长。如今，林忠良先生伉俪每年都要到故乡潮汕寻根问祖，观光访问。他们遍游潮州、揭阳、汕头等地，饱览潮汕风物人情及名胜古迹，尝遍潮汕美名。潮汕文化艺术的浓厚、细腻、精致与淳美，让这位出生于外、在外漂泊50多年的潮汕赤子感到震惊，他为自己是一名潮汕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为了在越南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潮汕的文明精华，他花巨资在越南西贡兴建了一座气势磅礴、富有潮汕传统特色的“四点金”建筑。如今，这座富丽非凡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一处旅游名胜。通过这座建筑物，林忠良先生成功地展示了潮汕传统文化的风采，展示了广大潮人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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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蝉联2011福布斯香港首富

注：标桔色为潮商   排名姓名净值年龄 1 李嘉诚 240亿美元 82 2 郭氏家族 200亿美元   3 李兆基 195亿美元 82 4 郑裕彤 90亿美元 85 5 冯国经、冯国纶兄弟 86亿美元 66 6 刘銮雄 63亿美元 60 7 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 61亿美元 69 8 吴光正 52亿美元 64 9 邓耀 40亿美元 75 10 董建成 39亿美元 67 11 陈廷骅 38亿美元 87 12 陈启宗、陈乐宗兄弟 35亿美元 61/59 13 何鸿燊 31亿美元 89 14 吕志和 30亿美元 81 15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 26亿美元 70 16 邢李[火原] 25亿美元 61 17 李运强 24亿美元 68 18 伍步刚、伍步高 22亿美元 73/72 19 罗康瑞 21.5亿美元 62 20 蔡志明 21亿美元 64 21 苏海文 20.5亿美元 71 22 威廉·E. 康奈尔二世(William E. Connor II) 20亿美元 61 23 利氏家族 19亿美元   24 李国宝 18.5亿美元 71 25 柯为湘 18亿美元 59 26 汪穗中 17.5亿美元 60 27 Choy Kam Lok 17.3亿美元 65 28 李思廉 17亿美元 53 29 许世勋及家族 16亿美元   30 李泽楷 13.5亿美元 44 31 杨受成 13亿美元 66 32 陈启泰、陈汉杰 12.2亿美元 63/67 33 罗嘉瑞 12亿美元 63 34 郭少明、郭罗桂珍夫妇 11.9亿美元 58/58 35 黄子欣 11.7亿美元 60 36 罗家宝 11.6亿美元 60 37 方润华 11.5亿美元 85 38 庞熊少珠 11亿美元 89 39 黄健华 10.5亿美元 59 40 哈林达帕尔·邦高(Harindarpal Banga) 10亿美元 60   大多数香港富豪正倚仗中国大陆的发展热潮，乐于迎合越来越富有的内地消费者。其中1/3 强的财富主要来源都是房地产。
09月10日　89
1900年革命党人发动的惠州起义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同年惠州起义爆发马长虹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中国到了日本横滨。在日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很佩服这些为反清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其中日本人宫崎寅藏在1901—1902年间就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他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此书，更清晰地了解孙中山先生本人和他所进行的反清革命。于是他在书中非常引人注目地断言：孙中山先生将来一定会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郑士良则积极联系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随时待命。 1900年6月，孙中山自横滨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因港英当局尚未解除对他的驱逐令，因此不准他登岸，只好在一叶小舟中召集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这次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他指示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孙中山自己则辗转赴台湾筹备饷械，择机潜入内地指挥。筹备饷械起义是项花钱的事业，要买枪、买粮、发饷，事事要钱。筹备饷械有时比起义行动本身更为艰难。据事后统计，惠州起义一共耗资十万元，在香港与孙先生初次见面的李纪堂，捐了两万元，还有一个日本人捐了五千元，其余都是孙中山和他大哥孙眉筹措的。万没想到的是，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运动军队及绿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了；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6日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因此而常被称为“惠州起义”，三洲田是义军的集结地。郑士良选择三洲田作为据点是有道理的，此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便于得到孙中山来自海上或香港的增援。郑士良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且有很深的三合会背景，招募的义军多为惠州的客家人和三合会员。义军从三洲田出发，向西不到七十英里即可抵达最终的攻击目标广州。消息外泄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了大约六百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了一些武器，但僧多粥少，总共也不过三百支来复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夏末，他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山口，突击队也准备就绪，只等孙中山一声令下了。但是，孙中山的筹措饷械活动极为不易，万事未备前，不敢贸然下达起义命令。军粮日渐匮乏，郑士良只好暂时将部队分散，仅留下八十人守大寨。但是，革命党人在惠州地区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甚至有谣传说，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运入不少武器，在三洲田地区掘壕据守。这可不是小事情。考虑到这支队伍已经占据险要，且有当地农民的同情，代理两广总督德寿反对大张旗鼓地围剿，主张步步为营地徐徐推进，对义军形成包围后再一举歼灭。水师提督何长清率几千士兵从虎门出发，进驻今天已闻名遐迩的深圳，这里位于三洲田西南二十英里处，与新界隔河相望，既能迅速向义军发动攻击，又能守卫边界，防止义军在边界制造事端，使对岸的英军卷入进来。在西北面，一支陆军部队占据了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义军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坐镇惠州指挥的陆路提督邓万林，派兵在镇隆和淡水封锁了义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同时，巡逻船受命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警戒。起义爆发发现了清军的步步进逼，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孙中山得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于是电令郑士良先将起义队伍分散，避免同清军接触。但郑士良认为，只要能把军火运抵广东沿岸，他就可以将义军引向成功。孙、郑还在电报往返时，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水师提督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约二百人占领了距三洲田不足八英里的沙湾集镇，派出的轻骑侦察兵甚至到了义军营地附近。郑士良的副将黄福不知道孙中山有让部队先行分散的命令，眼见敌人逼近，决定先下手为强，率领八十人的队伍对沙湾发动了攻击。惠州起义就此爆发。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弹药不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立即批准了起义计划并加紧筹措军火。此前不久，为支持菲律宾解放运动，孙中山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买过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现在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就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先借这批军火应急。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了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了军火。但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10月6日占领沙湾后，他们得到了从邻近城镇来的千余士兵的补充，然后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许多战士仅仅装备了梭镖，但义军还是击溃了一支清军并占领了该城，缴枪七百条，算是一次重大胜利了。义军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了战斗，从甘蔗地里向南援的清军发动攻击，并围困了这两个城镇。如果惠州城陷落，那通向广州的门户就打开了。因此清军倾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武器弹药不足的义军并未恋战，而是按照孙中山的新命令，放弃了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调头向东北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厦门前进。孙中山的这一新命令，也和解决义军的补给有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从那里更易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援。弹尽粮绝迟迟得不到海上补给的义军，一路上秋毫无犯，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的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还有几千农民加入了队伍。义军一路连败清军，在从永湖向白芒花开进时，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却打败了五六千人的清军部队，俘敌数百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枪及大批弹药，并占领了白芒花。归善的农民热烈响应，义军很快人数过万，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义军高擎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郑”字和“孙”字，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完全不同，因此起义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恐慌。孙中山还特意派人给郑士良带去了一面革命旗帜——陆皓东烈士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这面旗帜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在青天白日旗的引领下，义军向福建边缘艰苦跋涉，在崩岗墟击溃了七千人的清军，但由于缺乏子弹，无法全歼敌人。粤东山脉人烟稀少，穿越不易，清军却可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们。 10月20日，义军抵达归善东面的三多祝，离遥远的厦门尚有一百五十多英里，但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长途行军还要战斗，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弹药还有粮食，这时的队伍已有两万之众，却没有什么补充给养的机会。起义失败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了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了他们继承的约三千元财产，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了总督府地底下。 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了，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毫不动摇，拒绝在四十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头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09月09日　100
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无缘福布斯榜前10

深圳是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亿万富翁 ———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昨日出炉《福布斯》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深圳富豪正集体“过冬”：去年榜单前十的富豪中深圳有李锂夫妇、马化腾和王传福三人，但今年却全数跌出；400人大名单中的深圳富豪人数，也由去年41人缩水为35人，依然在榜单内的大部分富豪，个人总资产也大幅缩水。“寒冬”里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深圳仍是仅次于北京的富豪最集中城市。《福布斯》亚洲版每年都会给中国富豪开一个“运动会”，让这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在国人面前来个大曝光。但在经历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后，今年的榜单也来了个大洗牌：传统制造业巨头———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594亿元的个人资产荣登榜首，去年的“一哥”———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退居第五。但对于富豪榜中的深圳系来说，却交出了一份不怎么好看的成绩单：连续两年位列中国第五大富豪的李锂夫妇，不仅跌出前十，而且一路退到了23位，在去年榜单中，李锂夫妇还坐拥360亿元资产，但今年却缩水一半。一直致力于将电池与汽车结合的电动车大王王传福，排名由去年的第10名下滑至第50名。相比之下，资产缩水20亿的马化腾，反而因为李锂夫妇的大踏步后退而荣登深圳本地富豪榜宝座，但他的排名也由去年的第9名小幅后退至第11名。去年的400强榜单中，深圳共有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名。尽管如此，深圳今年依然凭借一个身位的优势，压倒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第二个富翁聚集之城。 ■ 榜单详析深圳十富豪只闻“旧人笑” 伴随2010中国富豪榜落地，深圳最富有的10个名字也相应出炉：马化腾、李锂夫妇、张志东、王传福、黄茂如夫妇、林立、黄绍武、黄世再、张中能夫妇和潘政民夫妇——— 可在新产出的“深圳十富”中，今年并无“黑马”，都是以往富豪榜上的常客。在今年入榜的深圳富豪中，马化腾仍以274.9亿元的个人资产领跑，而陈华、周国辉、王海鹏三人则以32亿元个人资产挤入富豪榜单。今年，富豪集中在一家企业的情况并不多见，仅有腾讯和立讯精密两家公司各产两名富豪，其余上榜的深圳富豪均来自不同企业。去年产出多名富豪的比亚迪、迈瑞医疗、深圳爱施德，除王传福和黄绍武外，其余人士均跌出今年榜单。在2011年的中国富豪榜中，星河集团的大佬黄楚龙以及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在去年暂别“富豪榜”后又重新现身，重回中国最富400人之列。此外，今年还有来自立讯精密的王来春等5人全新上榜，首次列入中国最富的“名人堂。” 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在去年的中国富豪榜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有41个，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213.4亿元，本地首富李锂夫妇以360亿元资产排在全国富豪的第5位。而在今年的榜单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为35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2315.3亿，本地首富马化腾资产274.9亿，位列全国富豪第13位。上榜人数减少近1/4，上榜总资产减少近900亿，首富比去年穷了，首富的排名跌出前十了———今年的榜单数据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深圳富豪群体的资产在缩水！以两年前登上2009中国富豪榜榜首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为例，其今年上榜排名从第10位跌到第56位，个人入榜资产更是较去年缩水186.8亿。无独有偶，今年上榜的深圳富豪有19名出现了资产缩水，有21名出现排名下降，几乎占了上榜人数的2/3。深圳首次有女富豪入榜单 “发财要趁早”在深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比今年深圳富豪与全国富豪的总体情况，深圳富豪的年龄总体更为年轻。不仅深圳首富马化腾在所有本地入榜者中年龄最小，深圳富豪的平均年龄仅为48岁，低于全国入榜富豪的平均年龄51岁。在深圳富豪中，有25名富豪年龄低于50岁(除去2名年龄不详者)，占了入榜深圳富豪的七成以上。此外，今年榜单中引人注意的还有2名深圳女富豪：新一佳超市掌门人李彬兰、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分别以63.9亿和37.1亿元个人资产首次登上榜单，在400名中国富豪中排名第135位和第327位。而这也是深圳近年来首次有女性以个人资产(非以夫妻或家族资产)单独登上富豪榜单。 ■ 业内观察经济大环境压迫深圳富翁在研究过福布斯发布的富豪榜后，最令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的是：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在大步前进。 “为什么会这样？很显然，是因为经济大环境在起作用。”翁海颖说，最近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欧美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被大幅削弱，因此与这些市场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自然受到的牵连越大。而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省，就是被牵连者，由于高度的市场化和对外依存度，当欧美经济“生病”时，那些为欧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珠三角商人和企业家，因为订单减少，资产也自然相应缩水。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近两年来，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大量政府项目的启动，自然会带动一大批相应产业的发展。修路、建房，需要大量的工程机械，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重工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一举冲过房地产、新兴产业在内的众多企业，荣登榜首。在三一的背后，还有一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了此份榜单。遗憾的是，深圳从来都不以装备制造业为发展方向，因此没有充分享受到4万亿带来的红利。虽然榜单表现不佳，但香港经济学者梁启华表示，从深圳35位上榜企业家的产业分布来看，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各有一部分，这显示深圳的经济布局比较健康，并不和香港一样，富翁全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 “香港的大富翁，全都靠炒卖地皮致富，深圳不是这样，因此我觉得深圳的经济结构很不错。”梁启华说，深圳是一块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比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的亿万富翁。年轻的深圳，拥有一批类似腾讯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但在翁海颖看来，近年来这批企业展现的创新能力却不够。翁海颖认为，只有与互联网和资讯类相关联的技术出现革命性的创新，才能带领深圳的优势产业发起第二波攻击，也才有机会重现排行榜十强三分天下、深圳取一的盛况。 ■ 对话《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 “财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福布斯最新榜单中，深圳富豪成为了一群集体“过冬”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榜单制作人范鲁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是导致榜单中富翁排名洗牌的主要原因。《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使得国有企业正在对民营企业展现“挤出效应”。然而，由于私营企业的多样化和更趋先进，其仍然保持了活力。如今，新增来自房地产和矿业的企业家已经少于来自先进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以及消费导向型行业的企业家。有趣的是，深圳通信行业的两位龙头老大———中兴和华为，前者的老总未入围榜单，华为的任正非虽然入榜，但排名却是与其显赫名声很不相称的162位。但范鲁贤昨日特别对任正非表达了敬意：因为这名企业家的行业创新力，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贡献。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翁总资产也在缩水。请问你如何评价发生在深圳的这种变化趋势？周健工：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翁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翁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结合此份榜单，你怎么看中国富翁的变化趋势？范鲁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在福布斯制作的香港富豪榜中，李嘉诚是首富。但在中国首富中，所在地为香港的富豪，如李嘉诚等却又未列入，请问为何？范鲁贤：中国富豪排行榜的上榜标准是在中国内地出生，中国内地成长、居住，而财富主要源自于内地的候选人。榜上有些富豪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却符合以上财富来源，出生及成长背景的条件，但李嘉诚不符合。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深圳之最 ●入榜资产最多富豪：马化腾(腾讯)274.9亿元 ●入榜资产最少富豪：王海鹏(美盈森)、陈华(京基)、周国辉(怡亚通)32亿元 ●排名上升最多：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升243位 ●排名下降最多：顾伟(兆驰)　跌134位 ●资产增长最多富豪：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44.5亿元 ●资产缩水最多富豪：王传福(比亚迪) -186.8亿元 ●最年轻富豪：马化腾(腾讯)、张志东(腾讯) 39岁 ●最年长富豪：任正非(华为) 67岁 ●最富女富豪：李彬兰(新一佳) ●富豪来源最多行业：房地产业　8名采写：南都记者付可张舟逸　　图片来自互联网
09月09日　23
开发商煎熬中的安慰剂：城市化还有20年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中国，这里也有全世界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但无论市场多么低迷，绝大多数开发商仍旧相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结束。尽管市场已经接近2008年的冰点，但经历过洗礼的开发商并不像3年前一样恐慌。 9月2日，在保亿集团承办的“十二五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趋势论坛”上，被记者问及城市化能否撑起房地产的明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化20年内不会停下来 200年前，地球人口仅有3%生活在城市；而30年前，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3%。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目前城市居民的数量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人口。未来25年内，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城市。在中国，正在发生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运动。住房和城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去年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7.5%，按照人口普查数据，城镇人口已达到49%。既有的建筑面积超过440亿平方米，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大约是20亿平方米，中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发展报告指出，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将用20年的时间使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5%。对照国际经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伴随而来的是房地产的巨大需求。牛凤瑞算了一笔账，“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预计增加0.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6000万以上，其间房地产投资将超过30万亿。2050年前后，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计，住宅的存量将达到480亿平方米。考虑周转、更新的需要，住宅建筑面积的存量应该在530亿平方米左右，如果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用房按照0.6—0.7的系数折算，届时中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的存量将在800亿—1000亿平方米之间。由此，牛凤瑞推算，最近40年，中国城镇每年需增加房屋建筑面积1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住宅增加面积10亿平方米左右。而1000亿平方米房屋存量也需持续更新改造。这是一笔巨大的可持续挖掘的宝藏。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国强认为，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化成正相关，房价也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表现为：一是城市化给房地产带来机遇，二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三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房地产住房市场形成一个市场的支撑。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会受到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有波动性。 “未来几十年我国的房地产会因种种变数而呈现价格、交易量的涨涨落落。但价格随着成本的上升而上扬，交易量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扩大，这种总体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凤瑞说。万科（000002.SZ）董事长王石认识曾表示，无论如何重大的政策都不会让中国的城市化停止下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会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匀速进行，而城市化自有其规律不会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城市化是一套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中小城市是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被凿刻出不同的面貌，与城市化初期的中国截然不同。以北京为例，在老北京人的印象中，2000年前，三环外基本上是郊区，但现在城市的边界已经到达了六环。万科副总裁毛大庆感慨说，一线城市的城市发展经历高速扩张期后，其发展正在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眼下，一线城市也是房地产调控的重灾区。一些中型企业也将战略重点定位于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如阳光100，公司董事长易小迪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第一波以大城市、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浪潮已经接近尾声，随之而来的第二波城市化浪潮才刚刚开始，而这一轮城市化浪潮主要发生在二三线城市，这就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易小迪还称，因为城市化过程，未来城市人口要从现在的50%增加到80%，还有4亿-5亿人口要进城，这个是房地产最基本的市场调节。必须肯定，房地产的基本发展环境、广阔市场还是存在的。浙江中型房企保亿集团也在三四线城市开始进行布局。保亿董事长莫剑荣透露，在保亿“十二五”战略规划中，每年还要新进两个城市，力争在2015年实现15个城市发展目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认为，中小城市随着产业的集聚、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会得到扩大。而城市化应该是农村一个家庭进城，不是农民工进城，开发商瞄准中小城市的趋势是对的。樊纲认为，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世界大趋势，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大的产值，创造更多的就业，从而使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是城市化的基本道理。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大城市更优越。“当然这儿讲的大城市不是说现在已经很大的城市还要变成更大的城市，而是将一批中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樊纲指出。
09月09日　11
粤产福布斯榜富豪少了12人

《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广东上榜富豪总资产缩水千亿南都讯昨日，《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比胡润2011年百富榜晚了一天。新首富是三一集团梁稳根。百度李彦宏和东方希望刘永行分列二、三位。据南都记者统计，去年，全省上榜富豪80位，财富总计6329.9亿元。但今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位，财富也缩水至5127.4亿元。广东还是全国最大富豪产地今年，上榜大多富豪财富增长放缓。据统计，去年，广东省上榜富豪80位，资产总计6329.9亿元。而2011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人，资产也缩水至5127.4亿元。《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去年东莞玖龙纸业张茵（140亿元）排名33位。今年，她的排名跌至172位（财富也缩水至57 .5亿元）。去年，深圳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人，财富总计也缩水900亿元。不过，尽管上榜富豪数量锐减近两成，但广东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富豪产地”。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富豪数量的优势正在显著削弱。去年，位列“富豪之乡”第二名的是浙江省，但富豪数量只有34人。但今年，两省的差距已经缩小到13人。前三十位富豪房产老板占半尽管受政策严控，但榜单前三十位富豪中，主业涉及房地产的人占了一半。其中，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财富总额421.9亿元），位列第四。恒大集团许家印（396.4亿元）和龙湖地产吴亚军夫妇（377.2亿元）分列第六、七位。不过，据南都记者统计，在2011年中国富豪榜中，主业涉足房地产的广东富豪21位，较去年的“房产大亨”少了4人。不过，中山上榜富豪，雅居乐地产陈卓林夫妇排名第75位（85.7亿元），同比去年，财富增加5.7亿元，排名上升11位。研究了福布斯的富豪榜，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他认为，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则大步前进。企业上市带来造富运动中国为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带动大批相应产业发展。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他的背后，还有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榜单。三一集团的富人最多。除了新首富梁稳根，公司有三位高管登上亿万富豪榜，三人入围400富豪榜。范鲁贤认为，这折射出中国基础建设开支的增长，及它为设备供应商创造的利益。当然，他说，还要再“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推波助澜”。本届富豪榜中，东莞6人进入全国400富豪榜（含总部在东莞、东莞籍和主业在东莞的富豪），相比去年多出一人。43岁的马鸿（42.2亿元，247位）首次上榜，就得益于公司去年成功上市。除了东莞众生药业张绍日（去年上市），玖龙纸业张茵和张成飞姐弟（主业在东莞，香港上市），分析人士认为，中山的富豪上榜也大多得益于企业上市。如陈卓林、鲁楚平和邓颖忠家族。对话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豪总资产也在缩水。周健工（《福布斯》中文版总编）：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豪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豪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范鲁贤（《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采写：南都记者张舟逸付可杨同峰李星星刘洋吴晓芳整合：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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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业成功“掘金” 需过几关？

90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群穿越新中轴“黄金隧道”，广州地下商业能否挖出“金矿” 南方日报记者王亮摄广州是全国零售业中许多新兴业态的发祥地，如便利店、货仓商场、夜市、购物中心等。而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城区内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倒逼”，广州的商业开始不断埋头“向下”。8月1日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北段重要景观节点控制性规划才公示不久，商业巨头之间“暗战”广州地下商业的硝烟已经四起。据悉，花城汇、时尚天河等超级地下商场都将赶在“十·一”黄金周前“扎堆式”开业。从珠江边的广州塔、连接花城广场地下的花城汇，穿过黄埔大道，与宏城广场衔接，而后是天河又一城、天河体育中心地下的时尚天河商业广场，再向北与规划中的地下商场以及东方宝泰贯通，这条“潜伏”在广州新中轴地下的“隐形商圈”规模接近90万平方米。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商业项目了。”广东省流通业商会执行会长黄文杰表示。据可查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处如此大的地下商业群，堪称“全球第一大地下商业群”。然而，近年广州的地下商业发展可谓是一路坎坷，仅有流行前线等少数成功案例。这轮地下商业量激增，市场能否消化？群雄争鹿，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地下商业格局？新中轴地下商业又与地面商业同跻身天河商圈，地上、地下商业能否共存，抑或互补双赢？90万平方米商业巨龙成功崛起，究竟有哪些迈过哪些考验？ ◇地下商业花城汇、时尚天河将选在本月底同日开业； ◇天河区辖内，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规划打造一个总面积十余万平方米的地下商场； ◇广州塔景点用地将增加地下商业功能，宏城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可扩大至11万平方米以内。加上天河又一城、中信北地下商场，七个超级地下商业串起的贯穿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地下“隐形商圈”已经清晰可见。新中轴地下商业项目名称面积（单位：平方米）天河又一城约2.3万广州塔地下商场约8.5万宏城广场约11万花城汇约15万东方宝泰约15万中信北地下商场约16万时尚天河约20万关卡1 供应过剩部分商家或“出局” 尽管新中轴线下的地下商业棋子还未全面开花，但商家“暗战”的硝烟早已四起。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将选在本月底开业，东方宝泰、宏城广场正在加紧步伐规划、招商。紧接着是花城汇二、三期，以及宏城广场、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在规划的地下商业项目。加上天河又一城，新中轴线地下的“黄金隧道”已经被商业资本全面布局，这场地下商业之战也将随着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的开业加速推进。 “广州现在很多地上商业都还没有消化完，遭遇招商问题，可想而知，地下商场要招募高档品牌困难更大。”黄文杰对于地下商业的快速推进与扎堆式布局感到担忧。广州雅卡商业规划运营机构董事长邓国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地下商场适合做主题商业，以中低端为主。然而，中低端品牌的经营能力有限，并不足以支付高额的租金，于是一个招商怪圈便由此产生。 “由于可供选择的业态实在有限，地下商场原本就很难错位经营。”邓国坚表示，而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地下物业出现，商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填满商场铺位的问题，商家更不会考虑错位经营，千店一面争夺客户的局面很难避免。对长远趋势和长期供应而言，地下商业发展前途美好。不过让人担心的是，广州在这么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式供应这么大规模的物业，部分商家将可能出现生存问题。关卡2 因先天空间缺陷不能提供舒适购物感 “大品牌都不愿到地下经营。”曾经操盘过流行前线、正佳广场M层的邓国坚表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地下空间存在很多缺陷。由于商铺的摆设以及消防的要求，地下商场空间展示不够。“视野和光线不通透，不能让人产生立体感，因此即便地下4米的层高还是让人感觉压抑，面积很大的商铺也很难给人宽敞的感觉。”邓国坚表示，尤其是动线布局，站在这个店铺门口看不到远处有什么店和品牌，消费者抵达其它商铺的动机不大，人流、公共资源很难共享，容易各自为政。同时，受结构影响，地下商场配送功能欠缺，排烟、排污、排水都不方便，因此可供选择的业态有限，不能实现多元化、立体化布局，很容易出现业态的重复和重叠的现象。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一顽疾，去年因增资扩股成为大股东的新鸿基在宏城广场的规划上可谓花尽心思。“设计单位根据宏城广场形状较为方正的特点，在广场中央设计了投影面积三四千平方米的下沉广场，通风采光相当好，在任何一层地下空间都能看到阳光。”有与新鸿基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宏城的衔接通道都不是普通通道，而是将休憩、艺术品展览、绿化融为一体的绿色休憩平台。哪怕只是路过，都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感觉压抑。关卡3 目标人群不明确，难以吸引高档品牌进驻 “广州的地下商业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沿着地铁通道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通过城市人防工程改建的，如流行前线；还有便是有意识、人为开发的地下商业，如东方宝泰和动漫星城。”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董事总经理杨军艇表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依靠地铁而发展，没有地铁就没有生命力。楚睿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正印也认为，地下商场的发展本身是对土地、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它更多地要依靠地铁和通道资源。据悉，广州新中轴商业群从广州塔到火车东站，其间交会纵横了地铁一号线、五号线、三号线、APM线等，而且广州塔、花城汇、宏城广场、东方宝泰等都有出口直接接驳。轨道交通给地下商业项目带来了充足的人流。不过，“单纯的地下商业是借助过道，消费对象较随机，完全依靠人流经过，几乎很难招到高档品牌。”杨军艇表示，这与购物中心负一二层的经营不同，后者地下与地上品牌配置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属于目标型消费。关卡4 租金运营压力大记者了解获悉，除东方宝泰、新一城、宏城广场外，其它几大新中轴地下商场均由广州城投集团旗下新中轴建设有限公司操刀设计建造，采用“建设-经营-转让”的BOT模式。兰桂坊主席盛智文透露，项目开发公司缺乏商业运作经验，硬件不合商业用途，其接盘花城汇后就自掏腰包推翻原有设计对商场重新进行了规划。地下商场的造价高、成本高，局部地调整和改造都会加重投资者的负担，并将压力转嫁给运营商，令其对经营利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沈正印表示，一般商场开业前期租金在300元/平方米/月以内，但据他所知，目前有地下商场运营商将租金标高至1000元/平方米/月。【建言】拓展地下商场关键在聚集人流无论采取哪种开发模式，经营的关键点都在于“一是如何聚集人流，二是如何将人流变为商流。”黄文杰认为，“过道模式”地下商场的优势在于，一端接驳地铁人流，一端接驳成熟的地面商业项目，地下与地面共享已有的消费人群，大大节省市场培养期，比如流行前线对接中华广场，而且这两个项目现在都归属海印集团掌管，更是便于互补操盘，良性发展。而天河又一城则与天河城、维多利广场、广百中怡店等同时实现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带来的人流量是惊人的。【他山之石】香港：典型的地铁购物商圈地铁交通的便利性大大促进了香港购物中心的发展，基本上地铁通到哪里，购物中心开发就跟到哪里。香港购物中心的商圈呈现典型的地铁商圈特点，在香港的40多家购物中心，有28家是建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线路上，占到总数的70%。在打造地下商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为了拥有统一管理权，便于商场经营，香港地下商业基本上都采取“只租不售”，统一了管理权；在招商阶段，会适当让利，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吸引商家进驻，把商场做旺。南方日报记者陶达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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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会旗颜色在新加坡敲定

新加坡华侨服务团抵达广州支援革命。曾强郭康清翻拍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摄革命薪火传幸有南洋侨回溯百年之前，当中国国内民智未开之际，来自海外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支持国内革命事业，写下了同样传奇的一页。据统计，1901年华侨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2%，他们财力雄厚，沿海贸易的七八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还较早地接触了现代文明，更容易被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20世纪初期，当孙中山在海外寻求革命援助之时，他的眼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南洋，全世界超过半数的华人华侨生活在这里。历史的确如此。华侨的资金资助是革命军源源不绝的动力。据估计，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深厚感情让人肃然起敬。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翻阅史料时，记者处处感受到沸腾的革命热情。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出身富商家庭，不仅自己踊跃捐款，还曾多次被孙中山委以筹款重任。他曾在1个月内筹得叻币24多万元，援助武昌起义。从惠州七女湖到云南河口间的5次起义，他都急公好义，协助筹集军费。由于耗费自家商铺公款太多，兄弟甚至一度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产，母亲也暂时剥夺了他继承和管理家产的权利。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从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几十年中，孙中山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起义，南洋华侨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华人华侨还亲赴革命前线指挥和参战，甚至洒下热血。例如，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是由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在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中，仅从新加坡、槟榔屿两地回国的华侨就不少于500人。年仅18岁的马来亚华侨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他在起义前写了诀别书：“以往向前，誓无反顾……前仆后继，方显吾党中大有人在。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从越南撤往新加坡。华人华侨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们，陈楚楠安顿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还安排他们到农场谋生。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甚，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在革命的低潮期，来自南洋华侨的支持让孙中山依然信心满怀。南洋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而新加坡又是重心所在。南洋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海外革命基地，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力量密不可分。据估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世界各地的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当时仅马来半岛就有华侨91万人（包括新加坡华侨22万人），荷属东印度群岛56万人。从“月份牌”发现星洲革命火种孙中山一生中亲自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有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发动的；1000余次演讲以及无数次的小规模口头宣传中，大部分是在南洋进行的。以同盟会南洋分会所在的新加坡为中心，他的足迹遍布南洋，从法属越南的河内、海防、西贡、堤岸、美狄、沙酌，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芙蓉、吉隆坡、怡保、太平、槟榔屿等地，以及泰国的曼谷…… 1900年，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除出境，但禁令阻止不了他的革命脚步。1年后，孙中山邀请香港的同乡同学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赞成孙中山“医人不如医国”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叶堂”医馆治病救人。他广交忧国忧民之士，借机建立了本地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当时，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图南日报》由华侨陈楚楠和张永福合资创办，但发行相当困难。为此，他们专门印制了1905年的彩色挂历“月份牌”随报赠送。果然，《图南日报》的销量从1000多份增加到2000多份。孙中山在《檀山新报》社里，赫然见到反清革命宗旨跃然纸上的月份牌。牌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忍气上国衣冠沦于涂炭”，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还写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字语。孙中山十分惊喜，立即寄20美元购买20张，并写信向名誉编辑尤列询问了该报的情况，“殷殷奖勉”。孙中山把红墨水汁一饮而尽 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同盟会分会的总机关。分会吸收了首批会员14人，陈楚楠和张永福分别被推举为会长和副会长，会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侨领的林文庆、陈嘉庚、陈武烈、郑聘廷等人。张永福后来对当日的情形，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宣誓之后，他（孙中山）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地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 陈嘉庚曾回忆说，1909年的某天晚上，在这个总部，他和黄兴、胡汉民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商讨同盟会会旗方案的秘密会议。会上，人们对会旗的颜色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想用红色，但有人反对，孙中山在一旁一言不发。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时，有人端水来给他喝。他突然往杯子里点了一滴红墨水，红色瞬间在水中蔓延开来。孙中山看到后高兴地说，红色是吉利的，然后他把水一饮而尽。大家愣住了，但从此一致同意以红色作为会旗颜色。 “南洋小学生”与保皇派笔战自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率先在东南亚地区成立后，如陈楚楠所追忆，“此后本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新加坡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华侨就有500人左右，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缅甸等地，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这个时候的河内、新加坡，“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孙中山于1907年春到1908年春在河内一带领导工作，其后一年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活动。许多骨干也前来参加策划，甚至受到通缉时只能退居南洋。一个英国人写道：“1905年至1909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 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新加坡的政治影响力日高，保皇派一度以当地报纸为阵地抢夺言论权。有人在《南洋总汇报》上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的文章，鼓吹光绪圣德，恶毒诋毁革命。一时哗声四起，革命派紧急迎战，孙中山提出一定“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的指导方针。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的《中兴日报》上接连发表了《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等三篇文章，进行强烈的反击与批判。他指出：“瓜分问题已有革命而解决，这是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中国同盟会会员黄兴、胡汉民等也先后到达新加坡撰文参加论战。笔枪墨炮，杀生四起，保皇派沮丧败北，气焰大挫。陈楚楠回忆：“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见证百年晚晴园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的一曲《晚晴》飘到了海外的新加坡，成为了一幢两层别墅的名字，也谱就了一曲颇富革命浪漫情怀的辛亥掌故。侨商张永福买下山野小居“晚晴园”，意作供养母亲之用。谁都没想到，远离世俗的颐养天年之所，竟成酝酿起风卷南洋的革命激发点。孙中山8次到访新加坡（时人又称“星洲”），3次住在了晚晴园，前后居住时间加在一起长达5个月。辛亥革命前夕有影响力的几次起义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革命志士相聚在此，或往返欧亚途中落脚于此，小小的庭院人潮不息，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几番风雨，人间几度春秋！晚晴园一度荒芜，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修复，建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而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新加坡政府正式参与纪念馆管理，对其进行大修，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初重新对公众开放。记者来到时，晚晴园仍在修缮。坐落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这座巴拉甸式两层独立洋房气质优雅，糅合了欧美古典别墅与中国和马来西亚风格，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反差。晚晴园并不大，一座孙中山塑像坐落在园子中央，象征了它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潘宜辉指点着二楼的一个房间，告诉记者那就是孙中山的卧室和办公室。那里曾经有一张他最喜欢坐的旋转椅。每天早上，孙中山看完报纸后，就在办公室阅读各方来信，看后立即执笔回信。身居异乡的孙中山还常常站在二楼的露台上，远望凝思革命的前途命运。 1906年4月，孙中山第一次住到晚晴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孙中山与当地华侨广泛联络，最终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3个月后，孙中山再次住到晚晴园。这一次，同行的胡汉民等重新起草了同盟会新会章；1910年7月，孙中山第三次住到晚晴园，重整革命团体，并到槟城募捐。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孙中山还会策马郊野。当时晚晴园地处郊外，对面是一大片草丛，园里养有一匹马。孙中山骑术很好，不必加鞍，就能安坐马背上奔驰。华侨与辛亥革命：省侨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采写统筹：林亚茗沈卫红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张胜波新加坡报道资料整理：实习生何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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