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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外大学毕业生创业沃土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李舒瑜）作为一个居民平均年龄仅30岁的城市，深圳被称为年轻人特别是中外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沃土。今年，这座城市将迎来首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评选。昨天下午，大运会新闻办举行“印象深圳”系列第二场发布会——“青春深圳创业沃土”，这是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的。青春之城平均年龄仅30岁据介绍，根据《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深圳全市人口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属于年轻人城市。深圳30年改革开放历史，不仅是一部敢闯敢试的创新史，同时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青年们在深圳创新创业的历史。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加之独特的地缘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深圳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是最适宜海内外英才创业拓展的活力之都。2009年1月，深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名单。2010年，《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将深圳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为青年提供不同类型创业培训多年来，深圳不断为青年培育好的创业环境。深圳共青团重点推动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建设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共有就业创业见习基地188家，提供岗位数794个，接纳4522名青年进入见习基地见习。据不定期电话回访、问卷调查企业用人及学生见习情况，78．9％的见习青年认为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非常好，能给青年提供见习机会，帮助今后择业。68．4％的企业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是觉得企业有义务履行社会责任，全部企业均表示招收青年见习本身就是为了选人用人，表现非常优秀的可以考虑留任。面向不同青年群体，我市还提供三个类别的创业培训。包括坚持举办近200场使4万青年受益的“青年创业大讲堂”，126场为创新意愿强烈的青年提供的青年创业技能班，以及联合高校举行的初创成长型企业创业培训提高班，帮助更多的微小型和初创成长型企业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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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运中国力量

龙岗大运中心。深圳特区报记者齐洁爽通讯员詹雨生摄通过市容环境提升行动，深圳变得更美了。深圳特区报记者丁庆林摄历史选择深圳，深圳创造历史。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选择深圳，在党的领导下，深圳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2007年1月的都灵之夜，世界把青年人的大运盛会举办权交给年轻的城市——深圳时，历史无疑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再次选择了深圳。明天，大运会主火炬将在深圳湾体育中心场熊熊燃起。站在30年改革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深圳将更加吸引世界目光的关注。这不仅是重大国际性赛事对这座年轻城市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深圳特区30年改革发展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是深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报。从迎办大运以来4年多的精心准备，1600多个日夜的辛勤付出，深圳大运，必将展示“不一样的精彩”；深圳，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举全市之力，办一届更精彩、更成功、更具影响力的大运会。这个“全市之力”，来自哪里？来自于党的领导，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全体人民同心奋斗！能够集中全市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办赛事、办城市，新大运、新深圳”，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中央的重视与信任令深圳备受鼓舞党的领导，是旗帜，是指南，是力量源泉。深圳在短短30余年的特区建设发展史上虽然没有举办过大型国际赛事，但党的领导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激发了特区建设者强大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使深圳人树立了大运会筹办和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必胜信念。深圳大运会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又一项国际性重大活动，深圳也是我国继首都北京之后第二个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城市。当年中央决定由年轻的深圳申办青年人的大运盛会，本身就是对深圳的巨大信任和期望。去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临深圳，鼓励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新辉煌。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深圳要“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为经济特区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深圳“办赛事、办城市”的努力方向。深圳取得大运会举办权后，中央和省对于筹办工作始终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国家层面的领导协调机构，参照北京奥运、广州亚运筹办工作标准，一并统筹考虑，全面指导协调。周永康、刘延东、汪洋、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到深圳，视察大运会筹办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和殷切期望，令深圳备受鼓舞。中央的重视与信任更体现在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为深圳进一步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上。筹办大运，需要的是现实力量的调度、组合；谋划未来，靠的是制度的前瞻设计和变革。自200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同意《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为深圳未来确立了鲜明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随后又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送上一份特殊的“大礼包”——深圳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为加快推进特区一体化，为深圳在新一轮发展中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履行国际承诺，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圳深知举办大运会的责任重大、意义非凡。早在大运会筹办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明确提出：举办大运会，目的不仅在于办好一届国际性体育赛事，更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机遇，使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文明的水平实现新的提升。重任在肩。要兑现当初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要实现深圳大运“不一样的精彩”，关键靠“干”，要“想干、敢干、快干”，更要“会干”。在大运的旗帜下，深圳激情再次点燃，各方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集结。建设者的力量在此汇聚！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圳不仅建成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而且建成了城市轨道交通二期、深圳北站等一批重点项目，城市功能显著提升。通过深入开展市容环境提升、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等，一项项行动让城市靓起来。与此同时，一件件民生实事也在不断地落实，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市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改革者的力量在此突破！利用筹办大运的平台功能，深圳积极推进并完成了“大部制”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全力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原先46个政府工作部门减为31个，涉及的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项，提高了政府效率，改善了部门服务，向大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充分展示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迎大运办大运，深圳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全社会形成了“人人都是东道主，人人服务大运会”的热烈氛围。 “绿色出行，给力大运”倡议一经发出，就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7月15日活动开展以来的头两天，就有26000多辆机动车申请在大运期间停驶，至今已有超过40万车主申报车辆停驶。改强制限行为自愿停驶，这是深圳社会管理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深圳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一次展示。“绿色出行，给力大运”活动能很快就在深圳开花结果，离不开社会组织的积极倡导，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热情响应。它激发的是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服务城市发展的热情，唤起的是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深圳力量的信心。这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也正是中国制度优势、制度魅力的一种生动体现。申办、筹办大运五年多来，深圳坚持以“办赛事”推动“办城市”，以“办城市”保障“办赛事”，将迎大运与惠民生、创文明、促和谐紧密结合起来。经过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工作，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奋斗，深圳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再升级、环境生态的再优化、社会建设的再创新、文明水平的再提升，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对深圳举办大型赛事的能力表示信任，深信深圳一定可以提升大运会的质量和水平，可以举办一届最好的大运会。”在大运会团长大会上，国际大体联副主席卢西奥·加布拉尔如是说。这是国际社会对深圳大运、对中国力量发出的信任之声！经济转型的大运推手深圳筹办大运会的这四年间，正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段。“快转”的理念，贯穿于大运场馆建设、赛事准备等全过程，另一方面，大运也巨大地促进了“关内”“关外”一体化协调发展，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使用，促进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大运，成为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推手。大运助推一体化发展突破瓶颈划分原特区内外的管理线，成为深圳“二元化”格局的象征。深圳特区前30年的建设集中在“关内”，而“关外”广大地区，不论是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生活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关内”。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大运，为结束“二元”格局，实现“关内”“关外”一体化发展、均衡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市委市政府按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来实施大运场馆及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深圳大运会共使用63个体育场馆，其中新建的22个场馆有一半以上布局在“关外”地区。大运中心、大运村这些新建的多功能体育场馆，一步就迈入了国际领先的行列。“关外”街道、学校的一些不起眼的老场馆，经过改造翻新，也提升了服务功能，成为能够承接国际赛事的设施。地铁直通大运中心，深惠路与深南大道一样顺畅靓丽。以地铁、快速道路为基础骨架的立体公交体系，彻底打破了阻碍“关内”“关外”融合的交通瓶颈。 “关外”供水排水管网和燃气管网的改造工程，环境卫生的整治提升，三甲医院、优质学位等民生项目的纷纷进驻，使“关外”的生活质量迅速跃升。 “关外”楼盘走俏，是一体化均衡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随着交通的便利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宝安、龙岗地区已发展成深圳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片区之一，奥林华府、康城国际、阳光天健城等“关外”楼盘性价比也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关外”置业。一体化发展，是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寻求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加快一体化进程，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增长极，促进均衡协调发展，大运为深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动力。 “深圳创造”支撑科技大运 8月5日上午由深圳本土企业五洲龙公司、比亚迪公司生产的2011辆新能源汽车，正式向大运会交付使用。大运会期间投放2011辆新能源车，充分展示了深圳新能源车技术创新方面的优秀成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节能减排的决心与力度，向参加、观看大运会的五湖四海朋友展示了新能源车的魅力。 “科技大运”是深圳大运的核心理念之一，“深圳创造”支撑着科技大运的精彩呈现。近年来，深圳坚持自主创新，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培育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区域创新体系，成长出华为、中兴、腾讯等世界级创新型企业群体。据市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数据显示，深圳3万家科技型企业，构成“创新雁阵”，带动深圳经济质量不断提升。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去年迈上了一万亿元台阶，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2．2％。 2010年，深圳市国内专利申请49430件；PCT国际专利申请5584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连续七年居全国第一。这些专利，表现了深圳强大的科技原创能力。深圳本土企业朗科在开发优盘上投入了巨大研发力量，它的优盘发明专利受到了美国著名的闪存盘生产厂商PNY的侵权。经过2年多的诉讼，朗科获得胜利，美国PNY公司及其供货商被判每年要支付给朗科的专利费在1000万元以上。时任朗科公司总裁邓国顺表示，朗科的胜诉为全行业起到了一次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去收取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专利费。” 朗科的这场官司，不仅打出了其产品的国际影响，更打出了“深圳创造”的威风，打出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实力。法律界人士称，这宗“中国企业境外专利维权第一案”对于中国IT产业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维护知识产权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先锋城市的文化担当大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场文化盛宴。15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上万名代表和大学生运动员来到深圳，数万海外游客相聚于这座享誉世界的中国最大移民城市，从这里体验改革开放先锋城市文化，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魅力。让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深圳、在大运会相互切磋技艺、交流感情，分享时代创造的幸福，分享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深圳这座先锋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首建市之初，深圳只有原宝安县一家戏院、一间书店、一座展览馆，没有足够的文化积累，承受着“文化沙漠”的嘲讽和压力。然而，深圳人不但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在文化上也在追求高品位、高档次中寻求突破。深圳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带着各自地域的文化印记。天南海北的文化在深圳融合、发展，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的姿态，打开了很多异乡人封存的心灵空间。近千万外来建设者融入深圳的文化中，公平共享城市文化。 2000年11月首届深圳读书月期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根本目的”的理念。2003年1月召开的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把“文化立市”确立为发展战略，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高品位文化城市。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大胆创新、先行先试，特别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令全国瞩目。去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两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等入选深圳“十大观念”，体现了深圳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也昭示着已过而立之年的深圳特区，将迈入一个更成熟、更理性的时代。这些观念不独属于深圳，它是时代留存的共同精神财富。承继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历经30年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实践，深圳形成了鲜明的先锋城市文化特色。先锋城市文化，是充满青春活力、勇于担当的文化。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没有历史包袱，不需要往前走两步还要回头看一步，从这里开始，可以创造无穷的精彩。青春代表人类未来，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又充满对国家与社会、对世界与人类的责任感，富有担当的勇气。先锋城市文化，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文化。深圳特区的天职就是担当改革试验田的角色，创新是深圳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是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中最核心、最具渗透力的部分。先锋城市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深圳是开放前沿，伴随着中外文化的激荡与交融而成长，具有包容万物的自信，文化融合产生的优势，成为这座移民城市重要的精神根基。正因为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沃土，又富有强烈的先锋文化特质，深圳才有底气、有功力承办好世界大运会这种国际文化盛宴。和谐社会的深圳脚本 2011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从宏观战略层面谋划部署社会建设，确立了深圳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举措，明确提出深圳社会建设到2015年要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 “十二五”起步之初，深圳就以社会建设的崭新姿态亮相历史舞台。深圳特区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深圳也存在着经济建设之“腿”长、社会建设之“腿”短的缺陷。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着重解决社会建设的“短腿”的问题。全民参与“办赛事、办大运”，成为深圳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近几年在迎大运、办大运的过程中，深圳的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先行先试的深圳脚本。织就“普惠型”保障大网 “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大运这场国际盛会，将城市与市民密切交融在一起，不同阶层群体齐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人人当好东道主，人人服务大运会”和谐局面。深圳人口来自五湖四海，收入高低各不相同。如何让包括外来人口、困难群体在内的全体市民真正融入深圳，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深圳把健全和完善“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市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业是民生之本。深圳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了就业困难人员专门台账，推行“一对一”的就业援助制度，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解决就业一户”。2010年全市共促进4．9万名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零就业家庭”户数保持动态归零。最低工资制度是保障职工最基本工资收入的一个法律硬杠杠。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7月统计比较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宣布：目前我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1320元。深圳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医保”。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深圳常住人口为1035万余人。深圳市社保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深圳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080万余人，其中参加医保的农民工达834．31万人。这说明，深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都已享有医保，我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全民医保。与此同时，深圳的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3482万人次，各险种参保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与外来建设者关系最为密切的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965万多，为全国参保人数最多的城市，而且这一保险项目在深圳“今日参保明日即可享受待遇”。根据城市规划，深圳力争到2015年实现“全民社保”。出台《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启动安居性商品房建设，住房保障范围由低收入群体逐步扩大到“夹心层”群体和各类人才。在“十二五”期间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24万套，让深圳的中低收入群体和各类人才都能享受基本住房保障。从户籍人口到非户籍人口，从最低收入家庭到中等收入家庭，从普通居民到人才群体，深圳“普惠型”保障大网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拓展，构筑了社会公正和生活安全的底线，使全体市民共享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立体防控体系保大运平安深圳特区经过30年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超常规发展，人口结构呈现出“三高”特点：一是高密度，每平方公里7200人，人口密度全国第一。二是高倒挂，我市每年有大约1200万的外来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80％以上。三是高流动，年均流入、流出深圳及市内迁徙住所的人口在60％以上。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使深圳成为经济发展的“高地”，也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藏身作案的“洼地”，社会治安方面一直存在警情高、刑事案件多发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深圳警方构建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来确保大运会平安举办。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始于2010年7月，核心内容是编织“六张网”。“六张网”即情报信息网、基础防范网、视频监控网、网络管控网、打击整治网、区域协防网。通过这“六张网”，警方动员和整合全社会力量，紧紧围绕“人、屋、车、路、网、场、组织”等治安基本要素，实行“专群结合、点线面结合、管防控打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技防物防结合”，构建动态化、信息化、全时空、全覆盖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最大限度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在大运安保工作中，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作用显著。通过这个立体防控体系，深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大运的治安管理，目前已组织58．4万人的群防群治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2％，其中抢劫警情同比下降24．2％，抢夺警情同比下降28％。立体防控体系全面提升了治安动态管控能力，初步破解了困扰深圳多年的社会治安难题。前来考察的全国警界专家认为，它“在回应社会转型期公安工作先发性、普遍性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深圳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在大运会之后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完善，成为推动深圳长治久安的制度性抓手。生态文明的“中国名片”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圳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重要内涵。然而，深圳地少人多空间小，经济总量大增长快，而环境容量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深圳一直在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大运的到来，为深圳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和强劲动力，深圳人以巨大的热情，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冲突的矛盾。生态环保，已经演变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热点。大运会期间，深圳将以优良的生态环境，在世界目光的焦点下，作为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展示我们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与力量。创新建设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相较于其它城市，深圳资源短缺空间狭小，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庞大，面临的环境挑战更加严峻。深圳唯有以体制机制创新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深圳以铁腕死守“绿色家产”。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将深圳约一半的土地正式纳入了生态线范围内，并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不得“侵占”这一“地盘”。为了“盯死”生态控制线内的一切违法开发行为，深圳成功运用了卫星“千里眼”高科技手段，“哪怕是有人在基本生态线内砍了一棵树，都难逃‘天眼’。” 污染企业公开忏悔制度，引进社会公开监督。从2006年起，深圳在全国率先试行污染企业公开忏悔制，规定凡是被吊销排污许可证的违法排污企业，必须向环保部门和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忏悔并承诺迅速纠正改进，才有资格申请恢复排污。这项制度引进了社会公众监督，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截至目前，已有数十家企业在《深圳特区报》等深圳主流媒体刊发《忏悔书》。节能标准“一票否决”制推行绿色建筑。从立项、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确立了建筑节能全过程全方位监管的机制，凡是节能标准不落实的，一律不予办理施工许可、不予通过竣工验收、不予投入使用。深圳还频频出招，尝试运用“绿色信贷”、“绿色采购”和“绿色保险”等经济手段来调动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2009年，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在大部制改革中应运而生，这是深圳环保体制的重大创新。这个政府机构将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建设和管理，并协调建设、水务、气象等相关部门，为从全局战略决策角度统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拓宽了道路。大运，让深圳更“绿” 深圳大运，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场青春飞扬的世界体育盛会，更是一场空前的生态文明的洗礼。“简约、低碳、绿色、活力”的大运理念，在“办赛事、办城市”的各个方面得到充分彰显。就在深圳获得大运会举办权的当月，即2007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发布了一号文件《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市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坚持贯彻环境优先方针，着力建设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自然宜居的生态环境体系、和谐友好的生态文化体系、权责明晰的环境执法体系和完善的生态市建设保障体系，强力推进深圳生态文明建设。深圳各个大运场馆都“绿色盎然”。所有新建场馆全部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并完成了36个场馆的绿色节能改造。大运新建场馆建设采用了自然通风、雨水利用、中水回用、透水地面、太阳能、照明节能、空调节能、垃圾自动收集系统、清水混凝土等16项“四新”技术。在运营方式上，鉴于体育设施的运营历来是各个运动会主办方的难题，深圳这次采用了企业投资、企业运营的全新做法，让场馆保持长期有效的运转，发挥最大效益。“将大型体育场馆建成‘绿色’建筑是‘说易行难’的事情，但深圳却做到了。”这是国家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评价。据深圳市科工贸信委电力资源处负责人介绍，以大运为契机，深圳通过实施节能贴息等政策，引导企业节能降耗。在“绿色大运、低碳深圳”的理念引领下，深圳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据初步测算，深圳去年万元GDP的能耗为0．51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7％，全国平均水平的50％左右，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在节能减排方面领跑全国。深圳的大运之旅，既为全球青年健儿搭建一个竞技、交流和共享的舞台，也展现了中国举办国际大赛的新变革和新高度。在“办赛事、办城市”的过程中，深圳人践行了一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向世界展示“新大运、新深圳”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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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200幅原创美术作品走进大运

黄广才作品《梅兰竹菊》挂在大运场馆中黄广才作品《云集千祥》。巨幅油画《百年中英街》画长１５米、宽２米。核心提示 “上海世博会中由大芬村507名画工集体创作的‘大芬丽莎’是临摹作品，体现了大芬超强的模仿能力，因为大芬是从行画起家的。而这次大芬作品进大运，则全部是大芬的原创作品，体现了大芬画家的原创能力和真正的创作水平。大芬走到现在，产业在提升、在优化，必须要有原创能力。”深圳大芬画院副院长黄广才说。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社区，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油画生产、交易基地，也是全球重要的油画制造中心。继2010年代表深圳在上海世博会亮相后，大芬油画村的作品也已走进大运。据悉，不仅大芬油画在大运村、大运文化园展出，大运场馆中的VIP房间、接待厅所悬挂的70余幅国画、书法作品也全部出自大芬画家之手，总计近200幅。 “虽然大芬油画村的主要定位在于油画，但也绝对不能忽视了大芬村的书法和国画。”黄广才强调说。黄广才说，原本相关部门只要求大芬提供油画作品，但后来考虑到要体现中国的文化艺术，才给了大芬国画家、书法家亮相大运的机会。“对于大芬的国画家和书法家来说，大运是个重要的机遇。” 据了解，大芬的1000多家画廊中只有100多家国画画廊，只占了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却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国画家。其中，大芬油画村的15个中国美术协会会员中就有七八个是国画家，在美术界有着重要影响力。本次大运场馆的VIP房间、接待厅所悬挂的70余幅国画、书法作品出自于20多位大芬国画家之手，每位国画家要求有三幅作品参与选拔。从6月初开始征稿，到6月底全部完成，这70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黄广才的三幅作品《云集千祥》《碧湖清晨》《梅兰竹菊》全部入选。为了完成这三幅作品，已经五十多岁的黄广才每天起码画到凌晨三点，甚至还熬过两个通宵。“在20天内要选材、构思、画画，最终完成两幅4．5米×2米的国画和一套由四幅作品组成的套画，并要保证质量。同时还要负责整个活动的统筹，从选择适合的国画家、根据他们的风格为他们安排任务到最后作品的选择，都要亲力亲为，以保证挂在大运场馆的国画都能表现每一个画家的强项，能表现我们大芬的水平。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难以想象。”黄广才说，“可能当时就是大运精神在鞭策着我吧。” 黄广才表示，大芬油画村一直以油画出口闻名，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受挫，反而激活了内销市场，使大芬国画受到了市场瞩目。“可以说，挂在大运场馆的作品囊括了大芬著名的国画家，全面地展现了大芬整体原创画家的实力。”黄广才自信地说，“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强盛，中国艺术在国外也开始受到追捧。相信大芬国画在大运会亮相之后，大芬国画会在大芬油画村的发展中、在世界艺术的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大芬村15米长大型原创油画，记录19世纪以来中国158年的历史变迁油画《百年中英街》亮相大运文化园 “这幅画能在大运文化园展出是我最大的愿望，所以当我得知入选的时候真的很高兴。”采访中，大芬村画家徐红一连说了好几次“高兴”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徐红是悬挂于大运文化园的巨幅油画《百年中英街》的主画人。这幅油画长15米、宽2米，是由画家徐红与张恒久作画、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宵指导，三人共同创作而成的，从构想到完成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徐红告诉记者，中英街是我国近代历史的缩影，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009年8月，我们聘请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李宵对即将创作的大型油画《百年中英街》从内容上给予指导。我们深知，这是一幅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它的完成填补了中英街没有大型美术作品的空白。大型油画《百年中英街》从十九世纪中鸦片战争开始，到香港回归祖国。油画将以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为衬托，以虎门硝烟、九龙海战、中英签约、中英勘界、庚子首义、日军侵占、东纵抗日、开国庆典、小平南巡、改革开放、“购物天堂”、香港回归、警钟长鸣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主题分明、内涵丰富。油画将按照中英街历史进程，在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阶段分别突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形象，从而增添了油画的历史真实性。尤其是中英街最重要的历史文物中英街界碑的相继出现，为油画增添了历史现场感，为观众了解中英街提供了直观的视觉效果，让观众对中英街从屈辱走向辉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脉络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整体上增强了这幅油画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为了画这幅画，我们到博物馆考察，研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光是资料就装了几大箱子。”徐红说。据悉，《百年中英街》以中英街为视角，记录了中国从虎门硝烟、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香港回归祖国这158年间的历史变迁。油画按照中英街历史进程，在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阶段分别突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形象，画中图像均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图片。记者看到，《百年中英街》卷头的图像都是黑白的，随着年代的推进，色彩不断增多，到卷尾色彩就已经很丰富了。画卷中的图像多而不乱，似乎相互独立，却又息息相关。要把一百多年的历史图片都融于一幅油画长卷中，徐红说，最难的是要调整不同图像的光线、色彩，使画卷看起来更和谐。“从构想到完成，我们在这幅画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中光是画画就要四个多月。”徐红说。由于《百年中英街》画幅巨大，要在深圳租一个足够宽敞的地方来作画成本很高，为了节省经费，徐红和张恒久在江西安源的农村里租了一层农民房，躲在里面专心作画。为了能赶上在大运展览，徐红每天从中午开始画画，一口气画到第二天早上，“每天连续画十几个小时”。在江西安源的四个月零十天，徐红只进过三次城。“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去看他，安源已经零下几度了，我穿了六七件衣服都直打哆嗦，他还每天洗冷水澡。”徐红的女朋友娟子说。“在农村里要烧热水太慢了，浪费时间。”徐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徐红称，创作《百年中英街》的所有开销有20多万。而这一年多来，这就是徐红唯一的作品。“原创画家画的每一幅画都带有压力，要考虑到开支，要省纸省颜料。希望这次大芬作品进大运能让大家关注到大芬的原创画家，让原创艺术更好地发展。” 现在，徐红等五名画家正在画一幅26米长的油画，以记录从首届大运会到第26届深圳大运会的发展历史。本栏撰文：深圳商报记者毕国学实习生林嘉琦本栏摄影：深圳商报记者毕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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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潮商：架起一座越洋的责任桥梁

当我们将目光越过中国本土，投向浩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我们看到，在这片异国土地上，潮商企业家以开拓务实、敢为人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姿态，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十九世纪中期，飘洋过海的潮人以“华工”的身份来到异国他邦从事最艰苦的劳作，造船、开矿、筑路、修堤、垦荒等，成为了美洲大陆开发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潮人移居南北美洲的另一高峰期，当时印支动乱大肆排华，大批侨居印支三国的潮人与潮商辗转移民来到美洲。改革开放后，在宽松的移民政策下，沿海的潮汕人移居美洲的浪潮从未间断。凭借着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像潮水一样渗透进各个经济领域，在美洲形成了一股实力雄厚、朝气蓬勃的力量。他们为美洲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有力地推动中国与美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融入多元文化担当社会责任与其它著名商帮相比，唯有潮商的足迹是分布于全球各地，唯有潮商的影响堪称是世界性的，而这与潮汕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密不可分。美洲文化是在多种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美洲大陆的潮人既保留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能以开放自由、兼收并蓄的心态融入多元文化社会。 2010年11月离世的加拿大首位华人省督林思齐先生是潮人在美洲的杰出代表。林思齐，祖籍广东揭阳，1967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凭着卓越的商业才智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房地产王国。除了在商界取得辉煌成绩外，他于1988年出任卑诗省的第25任省督，六年任职期间，他使卑诗省政通人和、绩效卓著，深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盛赞和卑诗省人民的爱戴。林思齐乐善好施，多年来积极捐赠教会、学校、医院及其它公益事业，被盛赞为“华人之光”、“永不退休的慈善家”。加拿大总理哈珀赞扬林思齐对加拿大的理念，新移民在维持自己多元文化身份之余，同时努力融入加拿大社会。温哥华市长罗品信也发表声明，高度评价林思齐对本省多元文化的贡献，以及对慈善事业的慷概捐助。加拿大御用大律师乐美森说，林思齐对公众事务的活跃让加拿大人大开眼界，认识到原来中华文化并非保守，也有积极、慷慨助人的一面，帮助本地人进一步了解华人。美洲潮商主要集中在美国与加拿大两个国家，他们在诸多领域开拓发展，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著名侨领：中美商品交易中心董事长姚楚克、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西、美国硅谷科技协会理事长范群、加拿大温哥华潮州商会会长林少毅、美国汉昌公司董事长佘绍汉、硅谷中兴公司总裁杨俊龙、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会长罗文正等等。在多元文化兼容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社会责任内涵更加丰富，既蕴涵有源自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仁爱、奉献的传统，又包容了西方社会对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民间大使架起跨洋桥梁随着中国与南北美洲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各种交流日趋频繁，活跃在美洲大陆的潮商企业家在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实业界“怪杰”姚楚克，祖籍广东揭阳，是中美贸易的开路先锋。1988年，他与中国贸易中心（中国原经贸部驻美机构）合作创办中美商品贸易中心，为中国各省市及企业提供产品展销的场地。在该中心，姚楚克先后为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举办了40多场大型展销会，把中国商品推向美国市场，开拓了中美双边商品贸易，为中美贸易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姚楚克积极为国内培养商业人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被誉为“中美经济技术交流先驱”。 “为中国和世界搭桥”是李大西博士1997年发起成立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创会宗旨。1999年12月，他与80名协会的核心成员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著名的“工商协会海外创业园公司”，为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和科技创业者提供援助。他对促进中美友好、推动中国高新科技发展和金融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曾多次先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通过深圳高交会，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科技的桥梁，同样是美国硅谷科技协会发起人、理事长范群博士一直所致力的。范群说，我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公派出去的留学生，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十分关注，很愿意为国内的科技发展尽一分力。正好赶上现在中国大力引进发展高新科技的机会，我们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成为国内发展高新科技的窗口与纽带。赤子情怀热心回报祖国扎根美洲的潮人虽然与祖国相隔重洋，但始终对祖国怀着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之情。多年来，他们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参与内地投资，在抗震救灾、扶贫济困、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尽心尽力。汕头特区松山火力发电厂是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办电企业，它的投资者是旅居加拿大的潮商林少毅。1991年，林少毅回到汕头考察，了解到汕头电力供应紧张，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当即决定在汕头投资办发电厂。“我决心回来办厂，一方面用实业为家乡做点事，另一方面也缓解能源不足。”除了投资兴办松山火力发电厂，林少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在兴学育才、扶贫济困等方面屡屡慷慨解囊，捐助汕头教育基金会、潮汕星河奖基金会、潮汕贫困地区等，累积捐款300多万元。祖籍汕头的美国太子行总裁杨应瑞是一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企业家。1994年，他在美国成立了美国慈亲基金会，主要帮助中国孤儿在美国寻找扶养的家庭。2004年7月，他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在天津武清成功开设中国政府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孤儿院──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为被遗弃的残障中国孩童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在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杨应瑞荣获“中华慈善奖”，是美洲地区的惟一获奖者。2010年，在拉斯韦加斯举行的首届美国华商名人峰会，杨应瑞又荣获“杰出华商慈善家奖”。这仅是众多美洲潮商企业家热心家乡建设和社会公益的几个剪影，还有更多的人怀着一颗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默默耕耘，将在异国辛苦创业的成果支援祖国建设，以实际行动彰显着海外潮人爱国爱乡的传统美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共同之家凝聚潮人力量纵观潮人移民美洲的历史，不可忽略的是分布在各地以乡缘、族缘为纽带的“共同之家”——美国纽约潮州同乡会、美国夏威夷潮州会馆、美国美京潮州同乡会、美国南加州潮州会馆、加拿大亚省爱城潮州同乡会、加拿大缅省潮州会馆、加拿大安省潮州会馆、加拿大温哥华潮州同乡会等等。海外潮人社团是潮人在异国寄托思乡之情的温馨港湾，是凝心聚力、团结互助的共同平台。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9月，在美国各个潮人社团的努力下，第七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举行。年会获得了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美国加州州长和圣荷西市市长宣布，每年9月5日为“潮州日”，该日所在周为“潮州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加州州务卿余法月桂在贺函贺词中，热情洋溢地赞扬世界潮人的成功和贡献，指出潮团的一切努力，“是我们大家的杰出楷模”。近年来，美洲各个潮人社团在捐资助学、兴办公益、弘扬潮汕文化、加强与海内外潮团联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北加州潮州会馆不仅开办了中山华文学校，还购置“潮州福园”，使乡亲百年之后可以入土为安；加拿大潮州会馆在温哥华举办了两届潮州文化节，通过潮汕小吃、工夫茶、潮剧等潮汕特色文化，让乡亲们感受浓郁的家乡味，同时增进当地对潮汕文化的认识；美国圣荷西潮州会馆为乡亲购置活动场所，开办中文学校，成立老年人娱乐中心和青少年体育中心；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一直致力于敦睦乡谊，积极参与国际潮团活动，帮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如今，美洲的各个潮人社团组织日趋完善，并不断壮大、蓬勃发展，促进潮人更好地融入当地多元文化社会，为美洲潮人事业的欣欣向荣再添光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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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潮商：在全球化中张扬中国软实力

欧洲潮商是上世纪60年代印支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从越南、柬埔寨、老挝辗转移民来到欧洲的。目前约有60万人左右潮人生活在欧洲大陆。初到欧洲时，潮人们人人赤手空拳，均依靠救济金维护生计。他们白手起家，男人到工厂打工，女人在家里做裁缝、制衣，供养子女上学。法国本地人赚了钱就去旅游、休闲，而潮人却是一年到头一天都不曾闲过。不少家庭主妇为赶货期，经常通宵达旦缝制衣服。欧洲潮人就这样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夹缝中求生存，直至取得今天的发展。早年创业的艰难，使得欧洲潮商们深深体会到，只有改良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海外潮商自身的命运和处境。这造就了他们关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多年来，许多有名望的欧洲潮商积极投身到所在国的各种社会活动之中，从组织华人维权和互助，援助经济困难的欧洲本土居民，到逐步参与居住国的政治和公共服务，以及捐助祖国救灾，资助潮汕家乡公益事业，欧洲潮商的社会公益运动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树立欧洲华人形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华人凭借勤奋与努力，在居住国开创出一片事业天地。但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加上欧洲右翼势力的恶意挑拨，在欧洲针对华人群体的负面舆论甚嚣尘上。为让欧洲人民了解真实的华人社会，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一些欧洲潮商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积极与居住国主流社会沟通接触，一方面组织华人社团做义工、参加慈善活动，努力树立欧洲华人良好的社会形象。祖籍普宁的陈克光、陈克威兄弟是这方面杰出代表。兄弟俩1975年移民法国，1976年创办陈氏兄弟公司，现已成长为欧洲最大的华人企业。陈克光在2008年法国富豪500强中排名271位，并任法国潮州会馆名誉会长。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他积极回馈社会，不少善举至今仍为人称道。自1984年以来，到法国谋生的华人越来越多。一些法国人惊讶：中国人来法国没有几年，就又买车又买房的，这么快就发财了，莫非有“黑手党”？法国社会由此对唐人街产生许多猜疑和误解。1985年，法国电视台记者Rachid HARAB便带着这些误解前来唐人街采访。但所遇到的华人都不懂法语，又怕惹事，所以见到他不是躲就是藏。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法语流利的陈克光挺身而出，主动接受采访，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巴黎唐人街的发展史，向法国记者宣传介绍了华人的习俗、文化、传统美德和行事原则，澄清法国人对旅法华裔的各种误解。此后，陈克光对法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一般是来者不拒。从1985年至今，他已经接受了80多批次的记者采访，成为法国传媒面前的华裔代言人。他还发动唐人街上的华人勇敢、主动地与法国主流媒体进行沟通，力求树立华人群体的正面形象。 1987年10月，两名法国作家出版小说《黄色黑手党》，把巴黎华人描写成走私贩毒、杀人越货、放火奸淫的黑手党徒。针对这一逆流，在陈克威、陈克光兄弟牵头下，在法华人成立了“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华进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法院起诉《黄色黑手党》的两名作者。经过多场法庭辩论，法院判决作者在小说中负有诽谤不实的责任，责令两名作者会同书商全部收回并销毁该书，不得再行出售。陈氏兄弟的这一起诉胜诉，大振华裔社团的维权士气。华裔顺畅融入当地社会为进一步提升华人在法国的社会地位，陈克光、陈克威大力发掘一战期间在法国捐躯的华人劳工的历史，开展了新一轮运作。1988年11月，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70周年之际，由陈克光发起，华进会组织，并在陈氏兄弟公司赞助下，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广场镶立了一块华工纪念铜牌。1998年，仍以陈氏兄弟公司赞助的方式，法国政府又在巴黎十三区竖立“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纪念碑。10年间两次揭幕仪式，都有法中两国的政要官员参加，场面隆重热烈。法国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希拉克总统、若斯潘总理分别发表慰问信函，对华工的贡献表示敬意。陈氏兄弟的义举，提升了华人在法国的受尊敬度，使华裔能够更自信、更顺畅地融入当地社会。 “大批华裔难民来到法国已有十几年了。法国人民帮了我们十几年，现在我们安居乐业了，也该伸出援手帮助一些处境比我们更差、更需要帮助的人了。” 陈克光经常给华裔们讲这番话。他说：“不能只是让白面孔救黄面孔，黄面孔也要救白面孔！” 1987年4月，当得知东南亚难民漂泊海上生活窘迫时，陈氏兄弟发起名为“舢板行动”筹募善款活动，在陈克光的发动之下，全法国许多侨团积极响应，捐款很快达到100多万法郎，其中尤以陈氏兄弟公司捐款最多。这些款项转交给“无国界医生”组织，悉数用于定期派船到公海搜救漂流于狂风巨浪中的印支船民，被救起的难民无一不是死里逃生，并全部被送往法国安置。这笔款项一直支撑此项活动持续了10年。旅欧潮商活跃法国政坛旅欧潮人在事业有成后，越来越多地参政议政，参与所在国的公共治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60后的潮人新生代，在这方面更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旅欧潮人最集中的法国，虽然思想先进开放，社会福利包容四方，但长期以来参政管道封闭，使非白种移民难有容身之处。尽管华人移民法国已有近百年历史，并为法国社会贡献了可观的力量，但因其沉默而长期被主流社会忽略。2009年3月，年仅40岁的陈文雄当选巴黎十三区副区长，成为法国第一个华裔副区长，标志着新生代旅欧潮商开始活跃在法国的政治舞台。祖藉普宁的陈文雄，是茶叶经营商嘉华集团的负责人。他同时是法国潮州会馆副会长，也是华人青年团体的领导人，一向热心参与华人圈的社团活动。2008年，法国社会党努力在华人聚集的巴黎十三区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政要一致认为，身为十三区华人青年领袖的陈文雄是制胜的一张王牌，因此力邀陈文雄参加巴黎市政选举。陈文雄顾虑自己忙于嘉华的商业事务，恐无暇抽身从政，这时父亲陈顺源开导他说，巴黎华人虽然经济实力强，却无政治发言权，市政选举是个契机。陈顺源认为有些事比赚钱做生意重要，他鼓励儿子站出来，为华人族群做点事。陈文雄参选，使得许多原本对政治冷漠，从不投票的华人选民参与到选举当中，提高了投票率，法国主流社会再不能忽视这股力量，从而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十三区人口18万，在法国相当于一个中级城市，巴黎市的副区长地位，相当于一些其他城市的副市长。陈文雄熟悉地方事务，又具有企业经营理念，上任后立刻进入状态，他目前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务，外加辖区内4所学校的预算管理，还得解决市民陈情、行政纠纷等。当上副区长后，陈文雄已经从成立华人托儿所与华人老人院着手。他要求老人院要架设华语电视台，三餐提供中式餐点，要聘请华人护士与医生。” 陈文雄上任后给自己定下的另一任务是传播中医、中药、中秋节与茶文化，他为此制定了一个6年计划。中医养身保健与治病效果，均具有数千年历史，但法国社会目前只了解针灸，而繁复的医疗法规形成中西医结合的道道阻力。正巧，社会党国会议员李贵是国会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李贵是十三区选出的国会议员，需要华人支持。当选后，陈文雄有了立足点，名正言顺通过国民议会，全力推动法国医院与中国中医体系合作。对国家故里的情义担当旅欧潮人对居住国和祖国保持着双重认同，他们不仅积极融入和服务于居住国社会，对于祖国和潮汕家乡，他们同样有着解不开的情结，都希望在事业有成时能为祖国，为家乡尽一份赤子之心。于是，在家乡捐资助学赈灾，兴办公益慈善，为祖国的重大国际活动助力，成为每一位旅欧潮商领袖的“必修课”。如陈克威、陈克光兄弟就曾出资百万，帮助广西和天津的辍学女童复学，被中国儿童慈善总会评为“中国儿童慈善大使”；为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陈克光曾发起成立北京2000年奥运会法国促进会，宣传中国体育事业，让欧洲对中国的申办奥运树立信心。祖籍潮阳的法国华裔互助会会长、巴黎士多集团总裁郑辉，在祖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把故乡作为投资的首选地，投入800万美元在汕头兴办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此后，从家乡修桥铺路到捐资奥运，从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到华东水灾，从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到两江特大洪灾，从云南地震到防治非典，从在异国开办培训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到资助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到处都有郑辉捐赠的一笔笔款项，一箱箱物资。当他见到潮阳家乡的孩子仍在破旧的祠堂里读书时，便捐资300万元兴建了建筑面积8050平方米，可容纳1200名学生就读的“郑辉学校”，并拨款慰问潮阳教师。由于经常出钱出力为中法经济文化交流牵线搭桥，郑辉多次受到法国政府表彰，希拉克总统多次接见他，并授予他“巴黎荣誉市民”称号。同样祖籍潮阳的华南食品工业公司董事长蔡汉忠，在每一次祖国发生重大灾害时，他担任会长的法国潮州会馆都是参与发动捐助的主力团体。他本人也多次慷慨解囊。2003年北京发生非典疫情，蔡汉忠个人就向北京医务系统捐资。2008年汶川地震，他又以个人名义向四川灾区捐资。就连2008年夏天强台风“碧利斯”、“格美”袭击潮汕地区时，蔡汉忠等会长团成员也向灾区捐资。蔡汉忠还和旅法潮人蔡三河等一道，捐资兴建了汕头陈店华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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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潮商：在澳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华商

从潮人海外移民史来看，尽管早在两个世纪前，澳洲就已经有广东的劳工，但潮汕人移民澳洲的，真正形成规模的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比起东南亚，潮人移居澳洲的历史短，人数少，经济实力也难以比拟，但是潮人在澳洲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是最广的，在推动中澳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中澳交流：潮人荣架跨洋桥梁每当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澳洲，或者澳洲华人大型活动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社团和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澳大利亚潮州同乡会和周光明。澳大利亚潮州同乡会成立于1988年8月8日，发展至今已成为澳大利亚100多个华人社团中最具规模、最为活跃的社团之一，不仅拥有数千位会员，而且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活动组织上都十分领先，其主办或参与的中澳交流活动多不胜数。如欢迎接待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中国国家领导人莅澳访问活动；参与第12届上海特殊奥运会悉尼火炬传递、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会澳大利亚火炬传递，维护火炬传递活动的顺利进行；欢迎中国健儿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并联合悉尼其他侨团组织成立澳大利亚奥运友好促进会，筹集了几十万澳币来协助中国队的后勤工作，每隔几天就到奥运村探望鼓励中国健儿勇夺桂冠为国争光；欢迎中国北海舰队访问澳大利亚活动；举办庆祝中澳建交30周年和35周年大型系列活动；成功举办首次在南半球召开的第14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澳大利亚潮州同乡会的成功离不开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该会的创办人和现任该会董事局主席周光明的领导。周光明时常十分忙碌，不过并不是因他自己的生意，而是因其在澳洲的声望和特别的组织号召力——包括澳大利亚潮州同乡会在内的数十个社团的荣誉职务几乎占据了他现在所有的时间。周光明祖籍广东普宁，他待人诚恳，谦恭厚道，热心公益、服务社群、造福桑梓，并致力团结华人社区﹑促进祖国统一，不遗余力推动澳中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他的赤子之情、光明之心已经成为澳洲华人中一个无可替代的象征，做为成功的华裔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澳洲华人当之无愧的侨领中的侨领。在推动澳中经济文化友好交流中，周光明胸怀造福同胞的志向，孜孜不倦为中华文化在澳推广和弘扬做着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他与众多侨领明确提出“不执意﹑不盲从，爱澳洲也爱祖籍国，融入主流社会，顺从世界大潮流”。他曾协助举办过欢迎胡锦涛、江泽民、李瑞环、李鹏、吴邦国、朱镕基、温家宝、周永康、李长春等中国领导人访澳的盛大活动。他多次参加了“侨心光明万里情”到中国西藏、四川、云南、新疆、内蒙、贵州等地区义诊爱心活动并捐钱捐物﹔他曾带头为中国2008年雪灾、地震数次捐款。他分别被推选为中澳建交30周年和35周年庆委会主席。2007年第十四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悉尼举行，周光明当选为大会主席，成功完成了3000潮人领袖聚首南半球的壮举。他虽然身兼澳大利亚潮州同乡会董事局主席，但他对其他社团的活动也非常支持，对年轻人给予提携和关照。推动经济：潮商新崛起澳洲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很多华人移民的首选地，近二三十年来也吸引了大量潮汕人的移民。据澳大利亚老一辈潮人介绍，目前在澳潮人约占到华人总数的1/10，约5到8万之众，以悉尼和墨尔本的潮人最多。澳洲华侨潮人早期主要从事餐馆、洗衣、种菜等劳作营生，随着华侨潮人数量不断增加，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从业状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澳潮商的活动已涉足房地产、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金融等行业；潮人专业人士则活跃在政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医卫等不同领域。澳洲潮商注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一方面因为澳洲潮商整体的文化水平和个人素质较高，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环境的规范和监督。澳洲社会更加注重公民的个体权利，澳洲人也更加重视个人的生活质量，他们的工会在维护工人的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运作成本，但也为企业在遵守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刚性社会责任上的履行创造了社会环境。尽管在澳洲创业和经营成本相对较高，但有着经商基因的潮汕人仍然在澳洲的商界取得瞩目的成就，对澳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上个世纪80年中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潮人开始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凭着祖辈相传的吃苦拼搏精神，他们从最基础的杂货、食品、贸易做起，很快在行业里处于领先地位。此后的20年里，澳大利亚潮人涌现了许多杰出企业家和著名侨领，周光明、周泽荣、林晋文、魏基成、董明光、郑通亮、郑松明这些响亮的名字逐渐为中外华人所熟知。2010年，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成为澳洲华裔新晋首富，2011年继续蝉联。慈善公益：关爱中澳加大投入随着澳洲潮商经济实力的不断雄厚，澳洲潮商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投入也不断加大。特别近几年，澳洲潮商在各地的慈善公益活动上频现善举。 2010年，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成为澳洲华人首富，也就在这一年，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巨资支持中澳的教育事业。2010年7月，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向悉尼科技大学捐赠25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5亿元）。2010年12月，周泽荣向汕头市潮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捐资1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周泽荣向教育、交通、治安、养老和扶贫赈灾等公益事业累计捐资逾3.5亿元人民币。澳洲“纸品大王”魏基成夫妇几十年热心慈善事业施益于世界各地，其旗下企业有固定的慈善经费用于资助全世界范围内需要帮助的地方，如资助江西、湖南、云南、安徽、广东等地的水灾灾民，为印度洋海啸及各地的天灾捐款等。1997年，他们发起“光明之行”慈善项目，主要为世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至今，此项活动已先后在柬埔寨等国家和我国的云南、西藏、广东等地巡回开展，累计为5000多名白内障患者找回了光明。澳华交流中心主席林晋文，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先后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赈灾、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和维护社会治安基金等累计捐款3500多万元。新西兰潮州联谊会会长蔡林楠，从1992年开始，他陆陆续续捐款救助柬埔寨因内战而流离失所的孤儿和残疾儿童。1994年又接受联合国征召，随维和部队赴柬埔寨执行和平任务，历时8个月之久。目睹柬埔寨因饱受战火蹂躏而亟待重建的景象，蔡林楠更坚定要略尽绵力、救助孤苦的信念，连续10多年他不断地雪中送炭，为柬埔寨成千上万的难民送去温暖。为表彰他多年来为国家为社会所做的卓越贡献，被授予新西兰最高荣誉之一的女王勋章，成为迄今为止新西兰唯一获此最高荣誉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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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潮商：铁肩道义兼善天下

在华人商帮里，惟有潮商历经曲折而不衰，也惟有潮商的影响称得上是世界性的。这不仅是指潮商在经商上的超群财智，更是指他们在近现代对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强盛、文化的传承，对祖籍国侨居国经济建设公益慈善事业等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他们爱国爱乡，与祖国同患难共荣辱，他们视拯救同胞、援助祖国乡土慈善公益事业为己任。他们创办和打造了一个个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有力的促进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并积极参与企业所在地的社会活动，履行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其对祖国乡土奉献之多，在国际上影响之广，可以说近现代华人商帮中很难有一个商帮能够与之媲美。爱国·倾尽所能在潮汕文化孕育下的潮人，对“根”的认识深入骨髓，对祖国以及潮汕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早年的潮商漂洋过海到海外发展，到年老时，往往希望回归家乡养老送终，他们最大的心愿便是“叶落归根”。潮商海外的足迹，最先遍及东南亚，他们身在南洋创业，却时刻跳动着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建立以爱国爱乡为首要宗旨的潮人组织，发扬爱国爱乡的精神，支持革命和国内建设。比如，他们是南洋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的重要力量；黄冈起义的具体发动者和直接参加者，他们不仅积极传播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还为辛亥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潮人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和参加抵制日货，削弱日寇经济力量；踊跃捐款献物，大力支持祖国抗战；许多爱国志士毅然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勇敢杀敌。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芝，祖父高满华和叔父高晖石为泰华商界巨擘和大慈善家。清末期间，高绳芝一边和叔父在潮汕开办实业，一边积极参与并赞助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一役，捐款2万银元。辛亥革命时，他为革命大局奔走，出私财10余万元银元，以充军费。辛亥革命后汕头各种武装势力并起，他先后以私财50余万规劝各路军队撤离，使汕头免遭兵灾之害。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发起了拒售泰国米给日本、拒运日货、抵制日货等运动。他还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募捐，带头捐钱捐物。为解决中国抗日将士御寒衣被，蚁先生动员侨胞捐献，仅3天时间就买光了泰国所有布匹。他又组织华侨司机回祖籍国支援抗战多达7000余人，动员泰国华侨青年回祖籍国抗战，仅奔赴延安的就有约300人，占延安华侨青年的一半。他先后为祖国捐款600多万元（银圆）和大批军需物资，支援抗日前线。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回国了解抗日情况，参加抗日会议，到抗日前线慰问战士。蚁光炎领导的泰国华人抗日救国活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广大爱国人士所敬佩。因蚁先生多次严词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恼羞成怒的敌人于1939年11月21日实施了暗杀行动，蚁光炎不幸殉难，时年61岁。弥留之际，蚁光炎仍对夫人说“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71年后的2010年12月18日，蚁光炎先生遗体火化礼在泰国隆重庄严地举行。中国驻泰大使管木在祭文中饱含深情地说，蚁光炎先生是第一个为抗日牺牲的海外著名侨领，是海外华人华侨回报社会、报效祖籍国的楷模；蚁光炎先生抗日报国的壮举是海外华人华侨一座不屈的精神丰碑。解放战争期间，海外各地潮人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坚持反对内战；不少海外潮人在侨居地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一些海外潮人在解放前夕或解放初期，参与各方面的接管工作。报国·同一情怀改革开放以来，潮商带头回国投资，他们把国际的先进理念、商战经验、商业智慧带回内地，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为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9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刚掀开一角的时候，正大集团就在深圳取得了“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这也是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1982年，谢国民领导的正大集团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从1979年开始，正大集团在中国广泛投资，30年间，正大在中国投资额近50亿美元，设立企业200多家，遍及全国，员工人数超过8万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启动内需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正大集团不仅斥巨资在中国投资大型养殖基地，还以千亿资本在中国农民当中推广在泰国试点取得成功的新农村模式，由专业公司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新型“公司＋农户”合作，把饲料、养殖、到加工成品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一条龙化，优化了中国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造福桑梓。马来西亚金狮集团董事局主席钟廷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积极到中国投资兴业的外商之一。1993年他开始在中国投资百货零售、车辆制造和酿酒业，是在中国投资最大的马来西亚企业。在随后的十几年内，金狮集团业绩扩展迅速，而且向多元化发展，迄今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占到马来西亚在华投资金额的1/5。爱乡·与生俱来在早期潮人的观念里，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谋生，那是最后的一条出路。潮人最初下南洋，几乎都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才“无可奈何舂甜粿”，坐上红头船，只身闯天涯。而家乡有他们荣归故里援助乡土的期盼，有他们父母妻儿至亲至爱的牵挂，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始终与潮汕乡土同患难共命运。他们把拯救同胞援助乡土视为己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责任感。特别是每逢家乡遭遇天灾人祸之时，这种天然责任感使他们更加拧成一股绳竭尽全力援助桑梓。如1918年，潮汕发生强烈地震，韩江北堤与南堤告危。新加坡潮安华侨廖正兴、陈德润、陈若愚等人倡组潮安七都堤防局，发起募款修堤，共捐得叻币40万元，杨缵文还亲自回潮督修堤防。1922年潮汕大风灾消息传到泰国，泰国潮人个个痛心疾首，泰国中华总商会也发起赈灾活动，泰国潮人成立“暹罗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不分商户、小贩、职员、学生，男女老少，纷纷慷慨解囊，捐助潮汕灾民。泰国潮商的义举甚至博得泰皇同情，特御赐泰币5000铢赈济潮汕灾民。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即募得捐款25万元，帮助赈济潮汕灾民。1937年日寇兵逼潮汕后，潮汕地区米价飞涨，社会混乱，泰国潮商领袖蚁光炎、陈守明、陈景川、郑子彬、廖公圃等人积极领导泰国潮州会馆组织爱国爱乡活动，成立“潮州米业平粜公司”，坚持向潮汕地区输送粮食，缓解潮汕地区严重的粮荒，此项工作一直坚持到潮汕沦陷前。援乡·事无巨细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发展变化，侨居东南亚的潮商纷纷选择落地生根，在侨居国继续发展壮大企业。但潮商对家乡的援助始终保持着同一种情怀。被誉为泰华大慈善家的谢慧如先生，祖籍潮州。1989年11月谢慧如第一次回到潮州，便开始了他对故乡的捐资活动。他在自己的故乡潮州市，以及汕头、揭阳、北京、天津等地，多次捐巨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其范围涵盖了学校、医院、体育设施、图书馆、报社、教育基金、潮剧事业、改善村道、修建公园、修复古佛寺、优秀市民奖励基金、赈灾等，深受故乡人民的赞扬。印尼嘉丰集团董事长林如光先生，祖籍汕尾陆丰。多年来，他乐善好施，扶残济困，热心公益，虽身居海外，但赤子情深，时刻关心家乡的变化和发展。1985年捐资3000多万港元创建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林启恩纪念中学”，先后出资兴建校门、围墙、水泥校道，2008年设立“林如光高考优秀学生奖”。泰国万盛冷冻食品（大众）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陈汉士，祖籍潮阳。他在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特别重视家乡的人才培育，多年来对教育和体育倾力捐赠。二十几年来，他热心家乡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设立“陈汉士资助贫困大学生基金”，迄今已十载，共有近3000人次的学生接受资助，助学金累计超1000万元。新加坡仁恒置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钟声坚，祖籍陆丰。2006年7月他向家乡陆丰捐资1亿元，建设一所高起点、规模大、上档次的完全中学，帮助家乡改善教育环境。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宏丰，祖籍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1978年以来，吴宏丰多次率团回故乡观光，并带头发动旅泰乡亲捐资兴办公益事业。2010年初，吴宏丰捐赠1000多万元建“汕头市潮南区吴宏丰医院”，再次体现了他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大爱情怀。至今，他向家乡福利、医疗、教育捐资累计人民币达1亿元。融侨居国繁荣经济以区域性来看，东南亚地区潮商的经济实力最为突出，该地区11个国家的70%资产，掌握在华人手里，而潮人约占其中一半。这里涌现了许多商业巨子，如世界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化经营商谢国民，国际著名银行家陈弼臣、陈有汉，新加坡最大的银行大华银行创始人连瀛洲，泰国“酒业大王”苏旭明，泰国证券巨子李光隆，泰国脚踏车第一大制造商胡玉麟，泰国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制造商陈汉士，泰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吴玉音，东南亚最大钢管制造商李石成，泰国最大的汽车装配商陈龙坚，全球最大的夹板生产商彭云鹏，东南亚“玻璃大王”林如光，马来西亚最大钢铁生产商钟廷森，柬埔寨华人首富陈丰明，老挝华裔首富张贵龙，越南华人首富陈金成等等。他们成就一方大业，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推动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则说过：“泰国的繁荣，华侨付出很大的力量和血汗，尤其是潮州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王忠明所认为的：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把你的企业尽可能快地做大做强，当人们享受到你的优良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你已经在履行很好的社会责任了，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贡献。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东南亚潮人潮商不仅从事爱国爱乡的活动，也面对当地社会及人类正义事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如1942年秋，泰国发生大水灾，灾民流离失斯，哀鸿遍野，潮州会馆发起捐款赈灾施粮、安生送死活动，规模浩大，赢得泰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赞扬。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欧战爆发后，组织“星华援英义捐会”，一次筹集叻银12343元支持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得到当地政府与各界人士好评。二战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先后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新阶段。这时刚独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意识不断高涨，东南亚潮商一段时间被断绝与祖国家乡的联系。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潮籍侨领高瞻远瞩，借助自己与所在国上层社会的人际关系，缓解政府同潮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当时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潮商张兰臣，担当其全侨性代表的角色，周旋着中泰两族的亲善事业和战后百事待兴的华人社会中。而这种客观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海外潮人本土化的趋势。随着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尊重华侨个人意愿只能选择一个国籍，鼓励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的认同。从“叶落归根”的观念，逐渐转变成“落地生根”的观念。泰国潮州会馆就提出：“努力中泰亲善，为爱祖国，为爱泰国，在思想上行动上凡属有关促进中泰亲善事情，应列为主要努力目标”。明确提出不仅要爱祖国，也要爱泰国。爱侨居国善助民生泰国潮商更积极配合泰国政府，开展各种慈善及公益事业。如郑午楼设立“郑子彬慈善基金会”，向全国大、中、小学颁发奖助学金，援助当地医疗事业等，他又倡议成立“泰国公益金委员会”，平均每年拨充社会福利和慈善的善款逾百万铢，因此荣获泰皇陛下御赐白象大绶一等勋章。泰国汽车销售大王姚宗侠，乐善好施，他在泰国热心侨团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获得泰皇御赐一等大绶勋章。他捐资1600万铢支持泰国红十字会，捐资1200万铢，在泰京崇圣大学建教学大楼。由于他对当地福利事业贡献很大，于2004年5月25日下午，泰皇陛下特地在华泰皇宫召见他，成为他一生最高的荣誉。谢慧如先生在泰国也广做善事，从1986年开始，除赈济灾民，扶危恤难外，他先后为泰国的红十字会、朱拉隆功医院、介寿堂慈善会、泰国枢密院慈善基金会、曼谷天华医院、泰国社会福利院等机构，捐赠了巨额善款。1991年10月1日，谢慧如先生偕夫人许雪英女士到王宫觐见泰王蒲密蓬陛下，呈献善款73，379，000铢，作为维修五世王挽巴茵行宫中“中国式明殿”的经费。一时轰动整个泰华社会，成为朝野美谈。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主席林源德，多年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20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大马政府设立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寻求振兴经济的对策。林源德受马来西亚首相之邀，成为理事会的成员，作为商团代表之一为振兴国家经济筹谋运算。在参与官方组织之余，林源德亦带动民间发起“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以挽回人民的信心，唤醒人民的爱国意识，鼓励国民购买国货以作为经济自救的起点。发展至今，爱马来西亚国货展销会经成为国际商家纷纷参与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重要商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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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潮商：首善商帮中的首善

当民营经济报《天下潮商》编辑部按区域总结梳理潮商履行社会责任的概况时，发现港澳潮商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最深，履行程度最高，涉及范围也是最广的。这跟港澳潮商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因素有关外，更与港澳地区的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密不可分。潮商中最具社会责任的群体由于香港和澳门历史的特殊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有机结合下，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企业组织机构，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或者更加具体的指对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的认同和付出，程度都非常高。特别是香港，被称作“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港澳地区已经建立了社会的关爱文化，上升为“人人有份、共同参与、互相分担”的公益精神。在港澳，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近百年来香港社会和澳门社会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相关调查显示，香港有关机构要求慈善捐款的信，平均每一封可以得到60美元的捐款，这比起美国只有10美元和英国的5美元捐款都高得多。而据香港青年协会近年发表的研究，在2000多名15岁以上的受访香港市民中，超过九成（93.7％）的人曾捐过款，包括直接将金钱捐给有需要的人士，或通过团体、组织等间接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港澳潮商，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程度更深，更加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港澳潮商也是这种文化的有力推动者，他们用行动丰富着社会关爱文化的内涵。他们缔造了一个个大型企业，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政府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他们很多成为行业的巨头，引领着行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参与商业价值体系的建设。他们十分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在我们掌握的资料里，捐款累计已超亿元的潮商有17个，他们共捐出金额超过249亿元，主要捐向为教育、环保、扶贫、残障、老人儿童服务、医疗、社会公益等。还有相当多的港澳潮商，一直以来默默支持着慈善公益事业，其中不乏大手笔的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港澳地区潮商捐款总额近20年超过600亿元（不包括李嘉诚基金会100亿美元）。其中，李嘉诚基金会及由李嘉诚成立的其他公益慈善基金会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的支持款额已逾121亿港元，连同李嘉诚推动属下集团之捐款，共逾144亿港元。德高望重的侨领庄世平先生，从改革开放至逝世前，无偿组织华侨捐资给国内卫生、教育事业，就超过30亿元；他生前把两家如今资产达2000多亿港元的银行都无偿地捐给国家。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雄设立的“刘銮雄慈善基金”亦积极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资，捐资总额已逾20亿港元。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多年来为健康、教育、赈灾、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已逾17亿元。香港慈云阁董事局永远主席林世铿在文化、教育、赈灾等等方面捐赠超过10亿元。香港丽新集团创办人林百欣一生乐善好施，他在内地及香港捐赠公益事业逾7亿港元。朱树豪及骏豪集团为教育、文化、体育领域捐赠善款超过5亿元港币。爱港爱澳敢于担当港澳潮商对香港和澳门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和慈善公益捐赠上，他们还用实际行动去表达爱国爱港爱澳的情感，去支持特区政府的依法施政，去关爱社会的弱势群体。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引发香港信心危机的爆发，移民潮汹涌而起。李嘉诚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1984年3月，香港开始刮起企业迁册风。1985年，李嘉诚斥巨资收购香港电灯，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港人对香港的信心。1989年11月20日，李嘉诚发表了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香港回归之后，再续繁荣稳定的发展态势。李嘉诚对香港特区政府更是鼎力支持，积极响应特区政府的施政措施。2010年，李嘉诚基金会3亿元推动“香港仁爱香港”公益行动，另联合长和系集团公司名义共捐出5亿港元支持香港政府的关爱基金计划。李嘉诚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凝聚全港市民的爱心，共同构建港人心中最理想的香港。 “商界展关怀”活动是香港首个以推动商界与社会服务界建立互惠和紧密伙伴合作关系的项目。让企业不仅捐钱施善，还鼓励企业和员工参与社会服务，或与社福界合办活动。亚洲金融集团总裁陈智思在担任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主席期间，倡导并推行的“商界展关怀”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活动，成为香港商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象征，更因其彰显关怀互爱的“香港精神”而在内地和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关注。2006年7月陈智思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的金紫荆星章，这也可看作是香港社会各界对他在推动商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作出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被誉为香港“金牌庄家”的詹培忠，祖籍潮州。他热心参政，为香港的发展建言献策，他说香港需要他这种敢怒敢言的声音。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凭着自己的力量挑战一切，用自己独特的理念和方式，坚持作一面关爱中国关爱香港的镜子，用另类的声音为他热爱的选民和市民担纲。他对资本市场的运作非常熟悉，他对资本的运作也非常专业，他要监察联交所，希望能协助堵塞一些漏洞。于1991年，他以金融界的代表当选为香港立法会议员，至今已经当了15年的议员。同样，在澳门的潮商也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经济社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许世元，早年在澳门从事粮油、贸易、船运、建筑及酒店业等业务，为新中国成立后国货在澳门打开市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他历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理事长，为推动澳门工商界的爱国团结不遗余力。他还担任多届澳门政府咨询会委员、立法会议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澳门经济、繁荣澳门社会贡献了力量。为此，澳门特区政府于2003年授予他代表着澳门社会最高荣誉的金莲花勋章。家国情怀大商品格港澳潮商历来对祖国家乡感情深厚，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商人近水楼台，大举投资内地，港澳潮商成为内地投资的先行者。庄世平是中国潮商的典范式人物。出生于普宁的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掩护进步民主人士。1949年，庄世平靠借来的1万美元，在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挂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叶剑英委托，将广东收兑的5亿港元和一笔美元秘密运到香港“生息”，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了特殊作用。1950年初，庄世平又在澳门筹办了南通银行。这两所银行，成为新中国外贸的主要结算银行。庄世平特别对特区的创建、发展贡献良多，他是特区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之一。1982年，庄世平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特区设立分行，成为特区首家境外银行分行，次年又在蛇口设立分行。这充分显示出他一方面对特区前途的信心，一方面对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支持。他除长期关心香港的回归及繁荣稳定外，还与港澳、海外潮汕籍知名人士发起、策划、组织捐资为潮汕地区兴建医院、学校、体育馆、图书馆等，帮助提高故乡人民的精神文明素质及科教文体事业发展。在庄世平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代潮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被港人誉为“饲料大王”、今已年过九旬的香港实业家陈伟南先生，出生于潮州市沙溪镇沙溪二村。生于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陈伟南在骨子里已深深地烙上了救国兴国的爱国印。至今，陈伟南对内地捐资已逾1.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捐赠意义非同一般：一是主动捐赠，不等伸手；二是重办实事，不图留名；三是无私奉献，绝无交换条件。他捐赠的不仅仅是钱，更主要的是一颗赤诚的心。更与众不同的是，数十年来，陈伟南谋划的是整个潮汕地区的发展和未来。虽潮汕三市拆分，但他为此奔走，倡议并推动成立潮汕三市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并于2007年促成了粤东四市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协作机制，开创了粤东四市团结协作、共创繁荣的大好局面。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随着香港澳门相继顺利的回归祖国，港澳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潮籍的港澳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上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他们高调参政，履职为民，深入群众，通达民情民意，汇集民心民智。他们眼界开阔，思路清晰，迸发出源源不断的真知灼见和政治智慧。他们以其积极的参政意识，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潮人的传统观念，还以其科学的提案，凝聚起强大发展合力，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肯定。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创世企业集团董事长刘艺良时刻关注着内地和澳门的发展。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是潮商两会代表委员中参政议政颇为活跃的一位。多年来，由他独自提出的建议和参与联名提出的议案超过60件，均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效解决，他也因此被称为“建议大王”。刘艺良说：“一个企业家对社会要有责任意识。”他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澳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澳门潮州同乡会会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等10多个社会职务，他说多担任一份社会工作，就是多担负一份责任，他不能辜负大家的厚爱和信任。有着“澳门李嘉诚”美誉的柯为湘，是香港保利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在港澳，他是拥护“一国两制”的积极分子，他不仅关注、参与澳门经济发展和工业转型，还积极促进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早在1999年4月10日，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名单，柯为湘作为工商、金融界代表被选入推委会。1999年12月2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被选入会议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此后还连续当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关爱同胞善行天下在慈善方面，港澳潮商的善举不单单限于所在地和家乡，他们的善举遍及祖国各地。如香港潮州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刘世仁，自1984年以来，先后捐巨资，在全国边远贫困地区兴建100所卫生院，以缓解这些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造福人民。自2009年起连续3年获得中国“年度十大慈善家”殊荣的杨受成，为河北、四川、国家体育总局等捐赠巨款，他至今已累积捐赠善款达2.6亿多元人民币。朱树豪在陕西、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广东等地捐建多所全日制标准小学。与此同时，港澳潮商的善举也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国。如李嘉诚捐款坡币1亿元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捐资21400万港元给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令大学得以在研究病毒感染疾病的治疗方法上，向前迈进一大步。刘銮雄慈善基金捐助500万加元予加拿大学校。李泽楷向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捐赠100万加元，相等于该中心第十届筹款活动所募得的总数。港澳潮商在国外发生自然灾难后，也热心援助，如为南亚地震及海啸、巴基斯坦地震、缅甸风灾、日本地震等等灾区捐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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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潮商：抱团行善大爱无疆

潮汕地区的善堂是国内潮商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缩影。它更是至今国内所有商帮中独存的一种慈善机构，在慈善募捐和民间救助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现在，潮汕的民间善堂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公信度，深深扎根于潮汕这片热土之中。芳名远播的善堂，其影响早已跨越潮汕地区，甚至跨越国界，传播到潮人聚居地，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善堂，业已成为团结华侨的纽带，成为联系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共襄善举的桥梁。这种已经融合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慈善机构，经过长期的发展、繁育已然逐步形成为善堂文化。这亦是当今潮汕地区“关微”现象、“揭阳楼效应”产生的文化基础。潮汕善堂——潮商“大善”的人文特征出身于揭西县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曾经在第6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高峰论坛演讲时说，潮汕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多元化发展，使之难以用简短的语句来完整系统地将其表达清楚。潮人与海洋的密切联系几乎是天然的，潮汕传统人文特征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在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和现代潮汕侨乡的日常生活中，以“侨批”为主要形式的华侨汇款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汕头邮政管理局统计，仅1930年一年寄往南洋群岛和马来联邦的批信(应是回批)就有129万封，因世界经济萧条而使侨批数量减少的1932年，也有83.2万封批信。在近百年时间里，这些与个人和家庭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家信，频繁往来于海外移民的故乡与海外移居地，潜移默化之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非戏剧性的、但可能更加深刻的影响。潮汕传统人文特质中蕴涵着“现代性”的另一个例证，是近代汕头市善堂的兴起。可以说，近代汕头善堂的兴起，与大峰祖师的信仰有关。大峰信仰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宋代，但直至十九世纪末，大峰祖师的信众仍仅限于潮阳一地，和平乡的报德堂是唯一祭祀大峰祖师的场所。大峰祖师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慈善组织性质的善堂的象征性神明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其信仰的普及，是晚清以来商人和华侨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传统时代已经广泛存在的善堂，成为解决新兴近代城市公共事务问题最有效的选择之一。第一个以大峰祖师为主要祭祀神祗的善堂，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立的存心善堂。而存心善堂善款的主要来源，除本地的商贾、名流的捐助之外，旅居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地区的潮汕乡亲，尤其是香港善庆善堂和泰国报德善堂，也都常有捐助。存心善堂建立之后，其他善堂也在汕头市建立起来。其中，存心善堂和1905年设立的延寿善堂、1919年设立的诚敬善堂、1932年设立的慈爱善堂和1934年设立的诚心善堂，并称为汕头“五大善堂”。这些善堂许多在韩江中下游城乡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其赈灾和公益活动的范围，更达到韩江流域各地和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榜样力量——“抱团行善”成为潮团新风尚潮水悠长，乡情浓浓。潮人遍世界，有潮人的地方，就有以地缘乡谊为纽带的潮人社团。海内外潮人社团不仅是潮人敦睦乡谊、凝聚力量与智慧，共谋发展的桥梁，而且传承着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奉献社会的传统精神。以潮人社团为平台，通过“抱团行善”的方式参与公益事业，已渐渐成为潮人潮商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风尚。2011年以来，一个又一个温暖人心的善举，使各大潮人社团成为耀眼的焦点。北京潮人商会一直关心教育事业，致力于捐资助学，继成立“京潮奖学金”后，今年又启动了北京潮商助学基金，资助每年潮汕地区在高考中成绩优异、并被北京重点高校录取的潮籍学生。今年2月，北京潮人商会在张章笋会长的带领下，捐资一千万元，支持中华红丝带基金包括“红丝带健康包”项目在内的各项公益事业，创下了中国艾滋病公益领域最大单笔民营捐赠纪录。张章笋会长表示，潮人商会将以此作为起点，积极参与艾滋病各项防控事业，为配合国家艾滋病防控做出应有贡献。广东潮人海外联谊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扶贫助学活动，资助了771名来自潮汕地区的广州高等院校的特困本科生完成学业。会长蔡东士，常务副会长许德立、黄伟鸿高度重视该活动，并积极号召，得到许多社会热心人士、慈善家的响应和解囊相助。该会还积极开展扶贫慰问活动，从2005年至今共慰问贫困户20500家，慰问金和慰问品总额达910万元，由该会名誉会长、香港四洲集团主席戴德丰博士提供。事实上，“造福家乡”、“奉献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一直是海内外潮团秉承的宗旨。海内外潮人社团以“抱团行善”的方式，为潮汕乡亲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提供了一个共同平台，为潮人潮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形象。第15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将“奉献”作为年会的主题之一，大会主席蔡东士意味深长地说，奉献是潮团可贵的品质。 “关微现象”——一座座城市的真诚之爱他不是明星，却引来各方关注，他从不露面，却成为追寻的目标；他们不是巨富，却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编织着社会关爱的美好。他微小，却造筑了伟大；他和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关微”，他们连结起来，无处不在。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座城市的真诚之爱。 “关微”，许多人都在猜测他的真实身份，他一贯坚持低调的作风，媒体多次力图寻找并采访他，但是，他只是希望隐藏在幕后，默默地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一点支持。在他看来，他的财富从社会中得来，回馈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事，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微不足道”。他也希望，如果有更多大商人、更有能力的人加入到行善的行列里来，形成关爱他人的风气，那就是他所期望的。他的爱心足迹，不仅留在了汕头，还留在了广州、韶关、河源等地，在广东希望工程甚至是宁夏共青团的助学活动中，都出现了他的“身影”：从2002年起，在“希望工程羊城会亲活动”中，“关先生”以不留名的方式，几乎每一次都参与捐款，一次性捐款20万元援建希望小学。在宁夏，“关先生”与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设立了“关微助学基金”…… 捐助，这样做幸福吗？他说，他很幸福。在“关微”的精神世界里，“施”比“受”更重要，“施”比“受”更幸福。因为曾经历经人生坎坷，受苦比较多，知道人在痛苦中的滋味，所以他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真的能帮到那些有困难的人，他的内心会有很强烈的满足感。受资助者在摆脱困难之后，有所成绩后，如果能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报社会，便是他最满足的时刻了。正因为这种“帮得了别人，一辈子都很快乐”的幸福观，许多人加入到“关微”的行列，“关微”成了他们共同的代名词。也许，走在路上，我们不经意会与“隐形”的“关微们”擦身而过。“他”与“他们”，是这座城市最最普通的一员，但，就是这样一群站在背后的“天使”，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诚之爱、奉献之美。“关微们”每一笔的捐款不一，少则数百元，多则过万元，但，都透着浓浓的爱意和善心。 “关微”，我们这座城市“爱”的名片，在他人危难之际献出“微”一不变的真情，才使得这爱永恒，感动人心。 “揭阳楼效应”——助推新揭阳崛起揭阳市荣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静和，捐资3亿元建设揭阳大剧院等文化设施；广东顺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建明，捐赠1.3亿元建造顺风大桥；广东中萃集团董事长林榜昭，捐赠1亿元建设榕城文化设施，揭阳市惠来县华中燃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贵容，捐赠价值超1亿元的“中华情”书画作品；在揭阳榕江观音阁项目上，深圳市玉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向墨（黄畅然）、广东创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鸿明各捐赠8000万元，深圳金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乐文捐赠4000万元，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启昭捐赠3000万元，广东宏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东捐赠2000万元，揭阳中诚集团董事长陈俊雄、揭东县金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炳旭、揭阳市乐万邦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启茂各捐赠1000万元…… 这是兔年伊始，从揭阳市“感恩奉献大型佛教音乐会”上传来的一个个温暖人心的善举。从2009年至2010年，黄向墨为捐建揭阳楼及广场向揭阳市政府无偿捐资1.5亿元开始，揭籍潮商对家乡的捐赠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至今年2月6日成立揭阳市感恩奉献协会而达到了一个高潮。揭阳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揭阳楼效应”。揭阳楼及广场，位于揭阳市区东入口，北倚黄岐山，南濒榕江水，于2010年11月29日竣工，既是了解揭阳历史文化的场所，更是提升揭阳城市品位的重要建筑，成为揭阳市新地标。揭阳楼及广场兴建过程中所体现的思路、精神、实干、成效等等一切，都是在揭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体揭阳人民为揭阳崛起振兴而奋力的一个缩影，揭阳楼已经不能简单的作为一个大型市政项目进行理解，而是作为实现揭阳“赶超进位、后来居上”、力拔粤东“五年大变化”头筹，实现富民强市、和谐文明新揭阳的宏伟目标而奋力拼搏中一个可以触摸的实体呈现。它已经成为揭阳新时代的一个象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崛起战中，揭籍潮商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角色。黄向墨点燃了一把善炬，林静和、郑建明、林榜昭、周贵容等众多潮商纷纷传递下去，彰显了潮商的高度社会责任心，更是鼓舞民心，擦亮潮商的金字招牌。慷慨捐资3亿元建设揭阳大剧院的林静和坦言，他将30多年辛苦奋斗的积蓄捐出来建设揭阳大剧院，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受到以陈弘平书记为班长的揭阳市领导班子为民办实事、敢为人先办大事的感召，受到黄向墨先生捐资1.5亿元建设揭阳楼及广场的启发，也是完成自己人生使命的一次行动。比他更富有的揭阳人还很多，他相信在“感恩奉献”特色文化的感召下，揭阳将会出现捐款5亿、10亿甚至更多的热心人士和企业家。 “只有当慈善由企业家的个体意识觉醒进而推动群体意识的觉醒，财富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效应，慈善事业才能最广泛地造福大众，同时也才能成就真正意义的慈善家。”这是黄向墨去年接受《天下潮商》记者专访时说的，抛砖引玉是他在慈善上积极面对媒体的动力。面对“揭阳楼效应”，黄向墨风格依旧：“我的家乡玉湖就有这样的老太太，她们本身就很贫困，为了帮助更贫困的人，她们可以倾其所有。我从不认为我对家乡公益、慈善事业的捐助行为有多么的高尚，因为我并不是倾我所有。” 履行社会责任——内地潮商时尚潮流在当今各种经济类榜单中，被公认为最有含金量的和最被企业家看重的榜单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榜单。“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西方世界发起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社会化，这一运动已经推进到全球范围，并被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接受和倡导，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而今，发布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正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责任的营销潮流也在不断涌现。内地潮商不仅会经商，同时在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也屡见大手笔，他们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在发展企业上的魄力和雄心。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内地潮商至今捐赠累计总额达300亿人民币。朱孟依以17亿元成为内地潮商捐赠排名第一，黄向墨捐款支持公益事业和家乡建设累计超过3亿元，林静和捐赠3亿元支持家乡建设，马化腾捐赠2.2亿元用于教育、扶贫、赈灾，黄楚龙捐赠2亿元支持社会公益、家乡建设，林乐文捐赠1.7亿元支持教育事业和家乡建设，刘绍喜捐赠1.5亿元用于教育、扶贫、社会公益，林国芳、陈国红夫妇捐赠1.5亿元用于教育、社会公益，张章笋捐赠1.3亿元用于科技、文化、社会公益。诸如这样慷慨的潮商，还有很多很多。在中国大陆遭遇大灾难时，内地潮商和国外潮商一起更是彰显了“大商善天下”的胸怀，我们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截至2008年5月31日为止，李嘉诚基金会向汶川地震作出3轮捐助，捐款1.3亿元人民币和500万港币，同时免费替灾区内所有受伤的断肢灾民，提供轮椅和义肢装配服务。国美电器集团累计超过5900万元；腾讯援助金额达2100万元，献出一己之力的同时，腾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启动了网络捐赠，网友的在线捐赠突破2300万元；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主席朱树豪带集团员工，两次捐款共2100万元；电讯盈科董事长李泽楷捐款2000万元；华人置业集团董事长刘銮雄捐款1500万元；合生创展集团董事长朱孟依捐款1500万元；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两次捐款物资达13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5月31日，全球潮商潮人组织累计捐款捐物已经超过20亿元；截至2008年6月2日，潮汕四市为汶川地震捐款捐物累计超过2.5亿元。慈善捐赠，几乎是每一个潮商都会做的，这是潮人的传统，也是潮人精神重要的内涵之一。因为没有一个企业是光靠自己就能发展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只有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才能寻求更好的发展。但是慈善捐赠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当很多企业以“最大”、“最专业”、“最权威”等词组来标榜自己的时候，腾讯的创办者马化腾却说：腾讯要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公司。他开发的QQ，改变了中国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的方式。他低调、谨慎、热爱技术、追求细节，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他带领的腾讯依然保持一路领跑姿态，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领袖”的符号意义。2006年，腾讯成立互联网行业第一家由企业发起设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腾讯公益网上线，这个平台既是公益组织的运作平台，又是志愿者的参与平台，包括公益资讯、捐赠资金、在线义卖、捐赠时间等功能模块。2008年11月11日，首次发布企业责任报告，作为自己“十周年”生日献礼，总结过去十年社会责任践行的成果和经验。这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标志着腾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已步入成熟阶段。2009年11月26日，腾讯成为唯一一家中国本土企业荣获中国“五星级中国优秀企业公民”。作为董事会主席的马化腾同时也获得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家的荣誉。目前已经有青基会、儿基会、扶贫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等10余家知名公益组织入驻该平台，到目前已有近百万网友通过该平台为上述公益组织捐赠超过2620万元人民币和5亿QQ积分。在2008年的雪灾和汶川大地震，以及2009年的台湾水灾等突发性灾难面前，这个平台在关键事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抗震救灾，一方面腾讯自身累积捐助救灾资金2500多万元，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发动数十万网友参与到灾难救助中，累积捐赠超过2400万元。同时，汶川地震发生10天后，腾讯与成都市政府正式签署了一份投资总额为5．5亿元的合作意向协议，成为灾后第一家到四川投资的企业。在全国各地因拆迁造成死伤事故频频发生的2009年，北京潮人商会会长、北京国瑞地产集团董事长张章笋提出的 “和谐拆迁”成为社会一个强烈的呼唤。他被誉为“旧城改造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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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亢：10年专注一个品牌营销

从2000年独自一人从普宁来到广州，卢亢已经在这块孕育希望与挑战的沃土上打拼了10多载，如今，由他掌舵的广东泰宝科技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宝公司）已经成长为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泰宝公司已拥有2个省级科技成果、2个“国家重点新产品”、5个“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和18项专利技术，成为我省医疗器械行业的“佼佼者”。十年耕耘树品牌当年，卢亢千里迢迢来到珠江之滨的广州时，他已经在故乡——粤东商贸名城普宁自主创业10年，做过服装批发、服装加工生产和药品贸易等，尽管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卢亢志存高远，一直渴望并寻求能够进行长线经营、运作的项目和产品。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他买下了离子贴专利技术，并与法国太阳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了广东泰宝科技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投资建设生产线。泰宝公司的首个产品是泰宝痛消灵（离子贴）。尽管产品疗效独特，但产品生产出来后，因为“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何销售出去却成为真正的难题。卢亢选择先进入临床渠道，通过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及南方医科大学等知名医院的临床应用，验证了泰宝痛消灵的独特疗效。通过泰宝公司坚持不懈地努力推广营销与产品优质疗效的口碑积累，泰宝痛消灵逐渐在国内医药行业中崭露头角。10年之后，该产品依然在国内市场中保持着稳定的市场占有率，生命力长盛不衰。对此，卢亢总结说：“十年磨一剑，专注于一个品牌的营销，要坚持不懈，要耐得住寂寞，品牌绝不是某一段时间急功近利的包装与炒作，而是产品功效与消费者良好口碑长期积累出来的结晶。” 业内人士评价说，泰宝公司头10年专注于泰宝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服务，注重推广和投入，不仅打出了高端品牌的产品，而且树立了公司的品牌形象。抓终端建渠道泰宝公司经过几年的摸索期与探索期之后，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壮大了实力，公司在广州天河购置了写字楼，准备投资建造新药厂，各项业务蒸蒸日上，在广州地区医药器械行业被称为后起之秀。 2003年，就在全国医药器械行业表面繁荣的大背景下，卢亢却凭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前瞻性地意识到市场危机正在孕育，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卢亢开始思考公司如何突破原有的发展方式。经过市场调研，卢亢率领的高管团队果断转变发展策略，调整产品销售渠道形式，尝试公司自己建立终端渠道。泰宝公司从广告宣传、政策扶持、销售队伍建设、社区促销等多种途径进行了广东OTC市场的培育，将广东成功建设成为泰宝产品的OTC样板市场。在我国医药器械市场，仅依靠一个产品自身建设销售渠道的代价和风险是很大的，行业内少有人敢依靠一个产品自己独立承担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营销的全程运作，而泰宝公司在综合实力并不突出的情况下，敢于迈出这一步，无疑是大胆的。当时，国内医药器械行业很多同行对泰宝公司的做法都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卢亢认为，如果不独立做市场就会失去主动权，再好的产品也会因为销售渠道不畅及销售附加值低而走向没落，最终退出市场；而迎难而上代价虽然不小，风险较大，但对市场有较强的号召力，对终端客户也会给予极大的信心。不少业界行家后来才慢慢理解了卢亢花费巨资建设OTC市场的战略涵义：泰宝公司从一开始就坚持进行独立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营销，目的是为了长线经营和持续发展。卢亢对企业赢利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产品是依托，生存是前提，发展是要务，人员是保障，赢利是关键，创新是灵魂，强大是目标。企业要做大做强做长久，赢利当然很重要，可是企业要着眼于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最要紧的是要有责任感，做负责任的事情，专注、执着地去做，做出自己的本色，把做成一个服务大众健康事业的百年老店当做事业去经营、去追求。重研发求创新发展后劲足加强研发力度，推出了新的高新技术产品，是泰宝公司飞跃发展的动力。卢亢认为：“人才是公司第一生产力，研发和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泰宝公司，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已成为共识。目前，公司已建立了产品研发机构，拥有一批年轻、专业、敬业的技术人员，为公司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保障。此外，公司还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工等高校建立“产、学、研”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发能力更是如虎添翼。目前，泰宝公司已拥有2个省级科技成果，2个“国家重点新产品”和18项专利技术。近年来，公司先后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新产品，每个产品都具有高附加值，主要有离子贴系列、水性凝胶系列和医用生物制品敷料系列，主要产品有痛消灵、乳康灵、丽人镜、好力施、藻酸盐敷料等。长期以来，泰宝公司建立了科学严谨的产品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严格按照国家认证标准组织生产。10多年来，泰宝产品造福了几百万患者，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2008年10月16日，由广东省食品（医疗）行业协会举办的“广东省医药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总结表彰大会”在广州广东大厦隆重举行，广东泰宝科技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获得“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医药行业创新企业奖”尊荣。次年7月，经省卫生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外经贸委评选认定，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综合实力60强企业”；同年12月被省科技厅、财政厅等联合评选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桑梓情意浓看好普宁发展态势 10年努力，使泰宝公司从一棵树苗成长为广东医疗器械行业的一棵茁壮大树，如今的泰宝公司拥有四大竞争优势：实现了从研发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的缔造与培育；公司拥有强大的团队凝聚力，公司不仅有忠诚的员工和代理商，而且有忠诚的消费者；公司在国内医疗贴剂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拥有比较强的综合竞争力；近年来公司创办了产学园，与高校合作引进新项目，同时还与海外机构合作引进新技术、新产品，产品研发能力强，发展后劲充足。俗话说，10年是个坎，今后泰宝公司的道路如何走呢？卢亢说，不管今后的道路如何走，泰宝公司的使命、职责、追求和目标是永恒不变的：传承中西科技文化，致力从事医疗科技产品的开发与创新，是泰宝的使命；依靠科技的力量解除病患者的痛苦和困难，是泰宝的职责；凭借真诚的服务赢得大众的认可与称赞，是泰宝的追求；奋力拼搏铸造品牌回报社会，是泰宝的目标！卢亢是一位情系桑梓、故乡情结十分浓厚、情感丰富的企业家。2000年他为了选择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来到广州，但他时时刻刻在关注故乡普宁的发展变化，经常在考虑着如何为故乡建设效力。去年，在获悉泰宝公司正在筹划增资扩资、择机建立研、产、销一体化企业集团时，佛山等地政府曾动员他到当地落户，承诺将在土地及税收上给予大力支持，给予优惠，但卢亢却一直未为所动，原因是他想把这个企业集团基地放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普宁，他动情地说：“普宁近几年的发展变化十分迅速，投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普宁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有眼光有智慧，正在大力鼓励、扶持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实施‘乡贤回归工程’，为企业提供多项实质性的支持，大家备受鼓舞。普宁虽然在医疗生物制品行业尚未显示明显的产业优势，但泰宝已形成自身厚实的基础和营销网络，反过来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普宁人，我很希望把企业集团基地放在普宁，亲身参与普宁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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