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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幼南：驰骋于实业与公益之间

陈幼南（博士）：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11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潮商大会上，《天下潮商》记者见到了风尘仆仆的陈幼南。作为《天下潮商》一直关注的新一代潮商中的风云人物，陈幼南已多次成为本报的座上宾。这次我们一见如故，话题打开就滔滔不绝，思维的碰撞之中，记者再一次领略了一个学者型企业家的儒雅气质，也领略到陈幼南对于实业拓展的执着与对于公益事业的热情。     陈幼南早年留学加拿大，1977年，他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国家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并在加拿大砚壳石油公司从事石油提炼科技的研究，成为一位石油炼制专家。     1985年秋天，受父亲——爱国实业家、著名侨领陈伟南召唤，陈幼南毅然放弃了国外的大好职位和优裕生活，举家返港，出任穗屏企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参与穗屏饲料厂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他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在中国内地建设几个现代化大型饲料工业企业，随后在广州兴办大型现代化种鸡场，并与美国著名肉鸡种苗公司COBB合资经营祖代种鸡场。     陈幼南虽出洋留学，但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保持中国传统。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王国，陈幼南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他拥有中国饲料协会、中国禽畜协会名誉副会长及多家农业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同时还担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香港侨界联合会副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     为了增强香港潮籍青年的爱国爱乡感情，发挥潮籍青年实业家的作用，香港潮州商会于1991年成立青年委员会。陈幼南先后出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职务。1999年陈幼南等人领导青委会成功举办第一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至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已经在香港、巴黎、蒙特利尔、深圳和曼谷成功举办了5届，成为世界潮籍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一直在海外成长的陈幼南，洋装在身未能改变中国心，他乐于宏扬爱国爱乡精神，并以其热心公共事务，积极关怀社会的实绩，成为世界潮青的领袖之一。      【对话】     潮州商会为香港发展做出贡献     《天下潮商》：首先祝贺您当选为新一届香港潮州商会会长，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香港潮州商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     陈幼南：香港潮州商会是随着香港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为香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商会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像李嘉诚先生、林思齐先生。林思齐先生被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任命为卑诗省第25任省督，他的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浸会学院的创办人。林思齐先生来到香港潮州会馆，仍然操着一口流利的潮州话。我们香港潮州会馆也一直帮助一批在香港谋生的潮汕乡亲。     《天下潮商》：您刚刚提到了香港潮州商会发展的两个成果，一是对香港经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二是重视公益事业？     陈幼南：是的。在教育方面，我们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最近在防治香港青少年毒品问题上，我们还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宣传；在商务方面，我们每一年会举办一些讲座，邀请一些知名人士、政府官员来演讲。明年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的高层次活动，邀请一些知名企业家、学者来讲授经济金融方面的专题；文化方面，潮汕人有独特的民俗文化，也有核心价值观，比如勤奋刻苦精神，家庭观念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由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组成。潮汕人庆祝中秋节、元宵节等节日与其它地方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活动，包括举办大型晚会，让更多香港人了解我们潮汕的民俗文化。     我届时会把相关活动情况整理写成一本书，进一步传播潮汕文化。     九十年庆将展示潮汕文化魅力     《天下潮商》：潮商历来非常低调，即使做了许多好事也不愿意张扬。这一次香港潮州商会起了一个好头，既能带头做公益事业，也能宣传、推动其他潮商参与进来。     陈幼南：是的，就像这二十多年里，香港潮州商会做了很多公益慈善事情，但外面的人并不十分了解。我希望我们今后所举办的公益活动能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同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期待更多的潮人能参与其中。     《天下潮商》：明年是香港潮州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相信你们会举办好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借此机会也能深度挖掘、展示潮商风采及文化内涵。     陈幼南：香港新一代潮人对潮汕历史了解不多，我们会多举办一些潮汕文化、历史方面的活动，展示潮汕文化魅力。如举办一届潮汕美食节，潮汕“吃”的文化层次非常高，我想让更多人亲临感受；又如举办潮汕工艺品展览；还会邀请专家来介绍潮州戏的历史、特色、内涵。同时最好能用现代的方式，通过漫画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潮汕历史文化。我希望向人们展示一个现代化的商会，而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商会。     《天下潮商》：有没有请国学大师饶宗颐为本次活动题词？     陈幼南：饶老为我们奉献墨宝“太和”两字，“太和”二字内涵深远，不仅代表着团结互助，也寄寓潮人对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     国际潮青会促进交流合作     《天下潮商》：据了解，您是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第一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主席，能否介绍一下潮青会的发展历程？     陈幼南：当时香港潮州商会的会长意识到，商会中年纪偏大的人很多，年轻人很少，处于一种断层状态，于是便萌发了成立潮青委员会的想法。开始，潮青委员会主要是由潮商的第二代组成，共有三十多人，后来，渐渐吸引了许多外面的潮汕青年加入。我们的入会要求，一是品德好，二是愿意花时间参与社团活动。现在香港潮州商会超过一半的人是以前的青年委员会会员。     我们发展香港潮州青年委员会的同时，也希望能把各地的潮青都聚集起来，于是，在1998年发起了国际潮青联谊会。当时主要联系了澳门、广州、珠海的潮青组织。那一年，我刚好是香港第四届潮汕青年委员会的主任。     1999年5月底国际潮青联谊年会正式成立，并先后在中国香港、法国巴黎、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国深圳和泰国曼谷成功举办，今年将在汕头市举办。     李嘉诚先生非常重视、支持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第一届国际潮青会在香港举办，短短三天时间，他来了两次，不仅参加了活动开幕式，还在午餐会与青年交流、对话。     每次举办年会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到各地潮汕青年的需求。例如，加拿大的潮汕青年只懂英语，他们来深圳参加会议时，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做好翻译。另外，现在有一些国外的潮汕青年希望回国内学习、工作，我也希望国内的一些潮青企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     《天下潮商》：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已成功举办五届，您认为这五届年会有什么成果？     陈幼南：我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新潮商朋友。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的发起，推动了各地纷纷成立潮青组织，并且通过潮青会这个平台促进了交流合作。 <FONT style="FON
12月14日　353
三成“蚁族”出自“211”重点高校(图)

长江日报供图　　　　一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去年蜚声海内外，令低收入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受到全社会空前关注。今年，经半年调查，学者廉思再推新作《蚁族Ⅱ谁的时代》。　　书中不仅揭示近三成 “蚁族”出自“211”重点院校等最新发现，还融入了廉思本人对“蚁族”现象的最新思考和发现。　求职　　“好学生”找工作也变得艰难　　报告说，毕业于普通院校的 “蚁族”占到半数，职业院校的较少；与2009年的调研数据比较，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由10.8%上升到28.9%，占到近三成。重点院校毕业生比重的增加说明，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成为“蚁族”的几率加大。原来人们印象中的“好学生”，找工作也变得愈发艰难。　　研究生学历的“蚁族”由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从专业分布看，“蚁族”大多分布在工学、医学、经济、管理等近年被认为相对热门的专业。　　经济　　八成没有结余　　廉思的团队今年对全国7个城市的“蚁族”调查，综合整理数据发现，受访的4807名 “蚁族”月平均收入1903.9元，其中64.1%“蚁族”收入在2000元以下。　　廉思介绍，“京蚁”的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平均收入的年度数据比较看，经济复苏的迹象并没有在“蚁族”身上体现；而受访“蚁族”的预期收入均值为4504元，2/3的“蚁族”认为目前的实际收入没有达到预期水平。　　调查显示，八成“蚁族”有全职工作，与去年比有所提高；失业的比例则从去年的18.6%降到今年的10.1%，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危机后“蚁族”就业率有所提高。　　“蚁族”所从事职业仍以商业服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民企、私企仍是“蚁族”就业的主要去向。“蚁族”就业最看重收入待遇和个人发展，不太在乎职位高低和工作压力大小。　　支出方面，“蚁族”每月平均总支出1867元，支出最多的项目是三餐，每月616元，其次房租411元，社交342元，交通107元，通讯102元。相较去年，房租和三餐支出大幅提升。廉思认为，这与今年全国大城市房租提高和物价上涨有关。　　调查表明，46%的“蚁族”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八成“蚁族”没有结余。79.7%的“蚁族”参加工作后没有给过家人钱，其中一部分靠家里接济维持日常开销。    婚恋　　未婚者占绝大部分　　今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的冯丹，是廉思课题组的副组长。“五一”后，冯丹4次率队员来汉调研“江蚁”。　　在冯丹的印象中，武汉的三本院校、二级学院、职业院校特别多，出自这些学校的“蚁族”也多；家庭出身农村的“蚁族”比重比其他城市显得多，其中许多来自湖北省内农村。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东湖高新区曙光村与一名高职毕业女"江蚁"陈蕾（化名）做访谈，陈蕾说她两年前毕业，现在27岁了，婚恋问题的焦虑超出工作、收入和住房问题。 ” 　　冯丹昨日告诉记者，陈蕾和在部队的男友今年初领了结婚证。后因对方不满她经常跳槽，工作不稳定而离婚。陈蕾在荆州小镇上的父母年纪大了，弟妹还在念书，自己27岁了。带着离婚的身份，陈蕾担心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　　冯丹说，今年的调研中，他们十分注意对“蚁族”亚群体的关注，陈蕾很具代表性。　　今年调查的数据显示，“蚁族”中未婚者占绝大部分，其中23.2%与异性同居。调研还显示，30岁以上的“蚁族”比去年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表明“蚁族”摆脱“聚居”困境需更长时间。　　居住　　可无卫生间不能缺网络　　租房可以没厨房、卫生间，但绝不能没网络，这是廉思特别强调的 “蚁族”的一大特征。　　“他们遇到问题，会在网络上表达意见和情绪。 ”廉思介绍，“蚁族”所发帖子被大量回帖和大量转载的比例分别为43%和27%。这说明“蚁族”对有关生活状况的观点得到网民广泛认同。调研显示，两成以上“蚁族”曾在网络上评论社会现象或事件，两成 “蚁族”做过版主，一成以上“蚁族”制作的视频被大量浏览或转载。这些，都显示了“蚁族”中存在出现“意见领袖”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迹象。　　廉思介绍，在对200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关注度分析中，受访“蚁族”关注过：云南监狱“躲猫猫”事件、杭州富二代醉驾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对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网络事件，“蚁族”会投入较大精力关注或参与。　　心态　　不认为是弱势群体　　调研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现在就是 “蚁族”，12%的认为自己曾经是“蚁族”。　　户口类型为外地农村的受访者最认同自己的“蚁族”身份；而持本地户口者，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户口，更多会否认“蚁族”身份。　　廉思说，社会普遍认为“蚁族”弱势；但今年的受访者，无论是否认同“蚁族”身份，都没有显著地认为“蚁族”是弱势群体。　　尽管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但绝大多数“蚁族”相信未来5到10年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高，对未来的成功普遍有很强信心。
12月13日　50
海归多为上班族：我本平凡为梦想奋斗并坚持着

忙碌了一天，王玉洁（右二）乘地铁回家。　　寻常上班族: 　　忙碌并快乐着　　6时35分，北京寒冷的清晨，天刚微亮，海归王玉洁(如图)手里拿着刚买来的报纸，急匆匆地赶往朝阳区八通线双桥地铁站。回国一年多的她现在在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做行政工作。　　“我想开一个创意网店，就是能在家SOHO(家居办公)的那种。”当笔者问她有没有创业的打算时，她爽快地说道：“现在没那么多精力，创业也需要经验和资金，这都需要积累。”   　　其实王玉洁开过5个月的淘宝小店，卖一些自己淘来的衣服和化妆品。“后来就关了，没那么多时间打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她告诉笔者，当初开网店有点跟风，“喜欢网购，所以想自己试试。” 　　王玉洁在英国取得金融学士学位后就回国了，先前在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助理，后来跳槽到现在的公司。她在简历中用“工作努力、乐观、自信”来评价自己。　　创业梦未熄：　　奋斗并坚持着　　王多今年8月刚回国，他在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大众传媒硕士学位，明年初才毕业。“我现在在一个文化公司做广告销售策划，毕业论文交完就回国实习。” 　　虽然话不多，但王多语气里始终充满着坚定。他说自己有创业的打算，“但创业需要很多准备，包括个人能力、经验、社会关系以及基础资本，等我认为有所准备了才会开始创业。可能是几年之后，也可能是十几年之后。” 　　“目前我是做传媒方面的工作，创业应该离不开广告、媒体领域，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职业。”王多告诉笔者，“我在创业前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可以视为为创业所做的准备。” 　　谈及创业的目的，王多沉默了一会，“理想一点的话，是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现实一点，给别人打工挣钱有点少。” 　　山东小伙李严(化名)曾在德国学习机械设计，2007年回国后开了一个机械加工的小工厂，专门给国外一些公司供应标准件。但这个承载着李严梦想的小工厂最终倒闭了。　　“坚持了1年多。”李严痛心地跟笔者说，“赶上了2008年金融危机，工厂是做出口的，国外没有订单，我们也无法供货，最后只能把厂子关了。” 　　这对李严来说，不啻为一次巨大的挫折。“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被我赶上了，其他厂也不好，这不能怨谁。”面对笔者的安慰，李严很淡然。　　“我还打算创业，项目正在考虑中，不稳妥的不太敢出手，本钱少，经不起折腾。”他说。　　做好本职: 　　同样贡献祖国　　宇宏是浙江人，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金融学硕士，现在在重庆潼南县双江镇丁沟村担任村长助理。　　“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先去村里转转看看，跟大伙聊天交流，回去写些心得体会。最近一直在跟村民商量如何发展产业的问题。我们这个村子现在虽然比较落后，但是有很多可以发展的亮点。”宇宏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他曾在中石油海外部工作，因为工作地在哈萨克斯坦，恋家的宇宏选择了辞职。　　宇宏在乌克兰开过两家餐厅，他深知创业的不易，向往平静的他最终选择了回国到基层工作。“你们应该呼吁一下，希望有更多的海归同学加入到大西南的开发中来。”宇宏向笔者建议。　　现在宇宏已经完全打消了创业的念头，“以后就想留这边了，认认真真地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应该能算我们对国家做的贡献吧？”刚说完，宇宏就急匆匆地告诉笔者，他要下村去了。　　后记：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了16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了49.74万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之一。　　每一年，中国都有很多人走出去求学，也有很多人学成归来。他们当中不乏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者，但并不是每一个海归都能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只是在给别人打工，他们早上仍需要去挤地铁，仍要为自己薪水多少而计较，但他们都在努力而勤奋地工作着，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国家。因为海归本是平凡人。
12月13日　20
观察更自主表达更自由 “网络新一代”更有希望

 如果说50后、60后是“广播一代”，70后是“电视一代”，那么80后、90后则是“网络新一代”，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无不与网络紧密相联。互联网对“网络新一代”的社会化成长来说，其影响与家庭、学校一样重要。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地影响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成人社会对青少年的成长无不忧虑，比如，家长们常常担心青少年因为沉迷网络而荒废了学业……成人社会的这种忧虑从一个视角说明了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深刻影响。　　那么，作为80后、90后的“网络新一代”具有哪些不同于“前辈”的特点呢？笔者认为，“网络新一代”其实是更有希望的一代。　　社会观察更加自主　　过去很多做父母的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小孩子稚气地向你提问：“我是怎么来的？”而今天，向家长提出这种问题的小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网络新一代”更愿意在网上寻找答案。调查表明，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了解“性知识”的首要渠道，79.2%的青少年在了解性知识时首选“网络”，而“学校”和“家长”排在最后。实际上，自主的社会观察是“网络新一代”的普遍特点。网络给青少年提供了自由探索的渠道，也培养了他们自由探索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更愿意对社会现象和公共事件，形成自主的观察。　　无疑，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给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网络新一代”生活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激荡的时代。这种社会现实为当代青少年提供了多元价值观的选择。同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并暴露在网上。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中建构起来的主流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将受到冲击。　　思想表达更为自由　　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络新一代”在表达思想时，有很大的自由性。这首先体现在表达的内容上。披上“马甲”使“网络新一代”可以毫无顾虑地在网上批评任何人任何事，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网络上善于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次，“网络新一代”在思想表达上形式活泼，善于使用讽刺和调侃。他们用自编或改造的歌曲、视频以及网络签名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他们创作的许多段子在诙谐幽默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表达出对人对事的鲜明态度，让人拍案叫绝。　　同时，正因为网络表达的自由随意，“网络新一代”在网络表达中偏激言论较多，甚至使用网络暴力语言。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曾报道批评专门针对7~12岁儿童的一款游戏《摩尔庄园》使不少儿童沉迷其中。结果大量《摩尔庄园》的玩家通过贴吧及《摩尔庄园》论坛“爆吧”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这些年龄只有10岁左右的儿童，发帖时使用的过激言论和污言秽语，其恶俗程度，让人震惊。　　使用信息技术更占优势　　“网络新一代”是互联网产业的领军者和主力军。在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有一家世界知名的软件企业印孚瑟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有员工12万多人，平均年龄只有26岁。而我国的互联网行业也是如此，腾讯是世界第三的互联网企业，其一万多名员工，平均年龄也不过26.8岁。许多互联网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层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说，互联网是真正由“网络新一代”所掌握的产业。　　从代际比较来看，“网络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优势更是明显。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成人具有明显的体力优势和社会经验优势。而在信息社会中，对信息和新技术的掌握已经成为比体力和经验更为重要的资源和力量，成人的经验和体力优势在青少年的信息和技术优势面前，其比较优势弱化甚至丧失了。相对于父辈，青少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水平普遍更高。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只有18.2%的青少年认为父母、老师比自己的水平高，而且有一些青少年网民的父母是不会使用互联网的。　　汇聚公共意见更为有效　　在近些年的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网络新一代”都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一些青少年经常使用的网站论坛上被顶起来的帖子很快就会被几十万、几百万人看到，并迅速向整个互联网传播开来。随身携带的手机或其他手持电子设备可以使青少年随时随地上网，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声音、表明态度，并汇聚成强大的公共意见。　　网络人际交往的特点以及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信息跨区域快速聚合等特征，使社会组织化方式由传统的在物理空间内以面对面接触为主要特征，向网络条件下的在虚拟空间中以未谋面联系为主要特征转变。于是，围绕某一主题将快速形成公共意见的话语空间。　　同时，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看到“网络新一代”多次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成功动员。现在网上活跃着数不清的通过互联网形成的规模不一的青年自组织——QQ群、论坛、网络游戏等。有个玩网络游戏的青年告诉我，现在网络游戏的玩家都会建立“公会组织”，有的游戏的公会达到几万个。这些游戏公会的成员数量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百上千甚至接近一万。一些游戏公会还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层级和分工；有经过选举或指定的相对稳定的管理层。“网络新一代”形成的新动员方式对我们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2月13日　78
北京“鼠族”介意称呼称路渺茫没梦想才可怕

小石在屋内炒菜，油烟大，所以半掩着房门透透气，此时小郭则抱着换洗的衣服去洗。　　22岁的小石在木樨园附近的百荣世贸商城做导购员，未婚夫小郭是运输公司的司机，两人住在商城两公里外一小区的一间地下室。虽然是一个仅有8平方米、不带厨卫的“开间”，但月租才450元，离工作地点不远，对付一下，家的功能还算完整。　　在北京，像他们这样生活的人不知数以多少万计。这群人有太多的无奈，无奈于为多攒点钱而选择来大城市打拼，无奈于住不起地上的房子，无奈于继“蚁族”之后成为被社会关注的新焦点并被称为“鼠族”，无奈于明年北京人防工程集中清人，可能连地下室都没得住了…… 小石到公共洗手间洗菜时，遇到了正在洗头的邻居。　　>>屋子小　　同样是过日子　　9日晚上6点，小石在下班路上买了菜，洗好后等小郭回来才下锅。入住时，管理员叮嘱说禁止做饭，毕竟这种由数十间小屋组成的地下居住区隐患重重，但看到邻居们都做饭，她也就“随大流”了。“能省钱，吃着也方便。”小石说。　　安置完必要的家具，屋子里就剩下1平方米的空间供他们活动。墙角摞着鞋，放不下的杂物和该洗的衣服就搭在顶棚下粗大的管线上。小石与小郭家的全景。　　小石和小郭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小石就来了北京，小郭一直在江苏。去年年底订婚后，两人一起在北京打拼，月薪加起来4000元出头。此前，他们住在昌平城乡接合部的平房中，月租四五百，但距上班地点太远。“现在步行20分钟就能到”。　　小石说，他们两人省着花每月能攒下两千，但如果赶上哪个月生病，或者来朋友要出去玩，当月可能就攒不下钱。“他爱抽烟，一个月烟钱一两百，我总说他也不听。”每当因为吸烟的事惹小石生气，小郭就会拿看电影这样的事哄她。但实际上，都快一年了，两人也没看过一回。小石与小郭家的全景。　　小石和小郭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小石就来了北京，小郭一直在江苏。去年年底订婚后，两人一起在北京打拼，月薪加起来4000元出头。此前，他们住在昌平城乡接合部的平房中，月租四五百，但距上班地点太远。“现在步行20分钟就能到”。　　小石说，他们两人省着花每月能攒下两千，但如果赶上哪个月生病，或者来朋友要出去玩，当月可能就攒不下钱。“他爱抽烟，一个月烟钱一两百，我总说他也不听。”每当因为吸烟的事惹小石生气，小郭就会拿看电影这样的事哄她。但实际上，都快一年了，两人也没看过一回。  
12月13日　193
新生代农民工底层生活记录：繁华城市的匆匆过客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依然身处社会的边缘……      编者按　　“一个农民进城了，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关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多年前，媒体曾以这样的开头来讲述第一代民工潮涌进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30年后，那双曾经只有农民工可能才会穿的廉价的回力牌白球鞋，不仅轮回成为潮人的时尚单品，还成为明星的足尖挚爱。然而，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却依然疏离。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疏离不在于他们身上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脚上是用耐克还是回力来凸显自己的时尚追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对土地天然的淡漠，让年轻的心飞得更远。　　幸运者，依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勤劳，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勇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迷茫者，尽管默默地承受着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局促，却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中，丢失了彩色的梦。　　怀揣丰满理想的年青一代，裹挟在时代急促向前的步伐中，陷入无尽的迷茫。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灵却在城市上空漂流无法落地扎根。　　1984年，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从而掀起了第一波民工潮。如今，大批出生于80后、90后的农村人口又开始沿着父辈的脚步，到繁华的都市寻找梦想。　　伴随着对梦想的追求，成为城市人，能够扎根城市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大理想。　　安徽籍小伙子张生来北京快3年了，他一直跟着父亲做装修的刷墙工作，一个月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在他眼中北京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喜欢和同伴们四处逛逛。父亲将来肯定是回安徽老家的，他却想留在北京。“我们这行做得好的，都在北京买房了。我现在就想把活儿做好，将来说不定能干上工头。”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怀着出来闯世界、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梦想。”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副组长王舟波说，但是他们怎么才能留下来，并且能够发展下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近1亿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728元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际，新生代农民工却难以分享由他们一手创造的物质文明。　　相对于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北京的挣钱机会似乎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的高楼华厦，这个城市近2000万人口所能带来的发财梦，让那些没有吃过太多苦的新生代农民工充满了幻想。　　和自己很多老乡选择南下不同，李华决定到北京“闯一闯”。他选择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因为听朋友说这一行很赚钱，而且说起来也“很时髦”。　　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正处于僵持期的楼市，令中介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尽管如此，李华坚持说，“那些前辈，一旦成交，收入还是很诱人的。”然而，对新手李华来说，距离开单的日子似乎太过遥远，而和朋友租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每个月500元的房租却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来自全总的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北京西客站，全国日客流量最大的铁路客运站。像张生、李华一样，很多怀揣梦想的外来务工者从这里开启他们的首都生活。每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进这个城市，又散落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西客站首发的公交车上，他们成群结队，背着硕大的行李袋，开始了在陌生城市的长途跋涉。那些关于城市的理想，在不同的人生中，从此展开相似灵魂却又不同细节的故事。　　赵小海在被城管追来追去的8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烧饼摊找到了固定的摊位。然而，繁华都市中最底层的人们，讨生活并非易事。为了方便拉运做生意的东西，赵小海花了2500元买了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但是，依照北京市的规定，这样的车辆是被拒绝上牌照的。尽管从赵小海的租住地到烧饼摊，他只需要经过一段不到50米的正规城市机动车道路，但这并没能让他逃过交警的执法检查。一个大雨的下午，赵小海刚拐上道路，城管和交警的联合执法中，他这辆没有牌照的三轮摩托车被查扣了。无奈之下，赵小海又花了2500元从正规市场购买了一辆新车，但是不久，这辆车也被查扣。　　“我们在北京讨口饭很艰难啊！”赵小海感叹。　　尽管闯荡北京并不容易，但采访中很多农民工却并未想过轻易离开。　　赵小海代表了漂在北京的大部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他们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卖菜、送快递、泥瓦电工、售货、餐厅服务、打游击的各种小食摊，甚至，还有黑摩的。然而，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除了拥有比家乡更多的糊口机会之外，似乎也看不到更为踏实的未来。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城市生活充满了艰难、轻易而来的打击以及那些随时都存在的“看不起”。这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除了默默忍受，还有那些催生出来的顽强。繁华都市，再艰难的谋生，也值得尊重。    【标本】　　漂在北京迷茫成长　　——丹丹的青春故事　　第一次看到丹丹，是在北京四惠地铁通道上的鸡蛋灌饼摊上。　　正是上班高峰，都市白领匆忙的脚步会因为咕咕叫的肚子，在这个小摊上停留一会儿。丹丹熟练地往鸡蛋饼上蘸料、夹菜、收银，旁边她的母亲正在烙饼。　　这个女生清秀而几乎没有喜怒的平静面孔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你多大了？”记者有些好奇地问。　　“17岁。”回答时依然没有表情。　　“你是临时帮妈妈忙，还是……”如花的年纪，正应该读书时，怎会在这里？疑问冲口而出。　　“就是一直帮妈妈卖饼。”此时，她显得有点羞涩，又带着一丝戒备。　　一个月后，当记者闯入这个女孩的世界里，盘根究底地探究那个青春的世界是怎样一幅画面时，丹丹的孝顺和迷茫，才一点点展现在一个都市人的面前。　　上到高二的时候，学习成绩自称不怎么好的丹丹，主动提出退学，她想和妈妈一起到北京帮爸爸。　　两年中，丹丹虽然生活在北京，却没有任何一个初次来到首都的人对长城、故宫、前门、鸟巢的向往。也没有一般女孩子那些对美丽事物的追求。　　“你最想去北京哪里呢？”记者问。　　“……没想过。”丹丹回答。　　“在北京去逛过街吗？” 　　“之前有个工作机会，在王府井，所以去过那里。我平时对逛街也没什么兴趣。再说，小摊也走不开，没时间逛。” 　　“你在北京有朋友吗？”记者问。　　“也有同学跟着爸妈来北京打工，都没怎么联系。” 　　其实，丹丹也有一只手机，那是爸爸淘汰给丹丹的，只是，那里面除了家里爷爷和也来了北京和丹丹睡一张床的小姨的电话之外，基本没人可以联系。　　每天，小摊上人来人往，但几乎没人会注意这个女孩儿。有些时候，她也会碰上不讲理的客人。2元钱的灌饼，总有客人的要求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有些人要让我多夹点菜，我就多夹一片，但她还觉得不够，我就再加再加。但是，心里真的很难受啊。现在菜价贵，一片生菜合3毛钱，遇到那样的客人，就真的亏了。”丹丹说起这些，觉得挺委屈。不过，小有经验的她，也有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沉默。“遇到这样的人啊，就千万别说话，一说就完蛋。人家都觉得比你厉害，哪能受我们这样的人的气啊！” 　　这样的委屈，丹丹只能忍着，她说，有时候要是一早遇到这样一个客人，这一天可能都会心情很不好。但再怎么不好，仍然不会对客人回嘴，“咱就是干服务的，没办法。” 　　“那你喜欢北京吗？” 　　“喜欢啊！” 　　“喜欢北京什么呢？”记者追问。　　想了好久，丹丹反问“那你喜欢北京什么？” 　　后来，丹丹告诉记者，她喜欢北京的自由，觉得在这里活得再苦心情似乎都比家里好。这里还有那么多的霓虹灯，看着就挺好的，虽然那些地方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她也喜欢北京的车，什么车都能看到，而她已经基本上把所有品牌的车都能认出来了。未来，能有一辆自己的车，便是最大的梦想了。可以听得出来，说到这个话题，一直都少语的丹丹，开心了很多。　　“哎，也就是想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在暗夜的花园里，丹丹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为这个理想总结陈词。　　这个梦想，对丹丹这样的女孩来说，似乎真的就只是梦想。17岁女孩，衣柜里只有几件简单的T恤，除此别无他物。　　曾经有一个机会，有人介绍丹丹去王府井一个百货公司做卖珠宝首饰的销售员，但最终因为每天固定的上班时间而放弃了。“我走了，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做灌饼就太累了，根本忙不过来。”尽管和很多女孩子一样，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但孝顺的丹丹还是掐灭了那个“自私”的念头。　　“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吗？” 　　“哎，想也没用。”这一次，丹丹回答得很干脆。　　“但你不可能一直只卖鸡蛋灌饼啊？” <FONT st
12月13日　510
“四人帮”倒台前最后一张集体照

　  1976年，对于国人来说，是个不会遗忘的年份。那年，国人政治生活中，同时发生了好几件天大的事。很多人后来（直到现在？）一直也弄得不太明白，这几件大事之间，到底有没有宿命意味的关联。　　先是大陨石（据说一共有三大块）落到东北吉林。然后是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这地震当时认定为7.8级。但看其破坏程度，估计不止8级。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走了。然后，就是悲伤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那天，日子好像凝固了，很多国人突然感到某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强烈的空虚感、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迷茫感，充满于几乎每个平头百姓心中。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尤其不知道新上来的那个姓华的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要做什么，更不知道在那么高的阶层，还有个“四人帮”存在。　　随即，时间进入到1976年10月。那时，哪有什么黄金周，但居然1976年的10月又因为一件大事，成了“北京金秋十月”。10月6日，从广播中，听到了一个让很多成年人可能感到欢欣鼓舞，也可能感到极不愉快的消息：“王、张、江、姚‘四人帮’”垮台了。　　一切倏忽间就都恢复到日常的样子。但很快，就有感觉，日子似乎与之前有些不一样了。报纸上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然后，全国青年人加入到读书热浪之中，然后就不知不觉间，时间猛然过了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测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它在很多与俺一样大的“60后”心里，变成了雕塑，成了共同记忆和共享画面。     周末，半夜里，不睡，总喜欢翻些早年青涩的诗来读，也喜欢找旧时剪报和老照片看。忽然，一张照片从老照片堆里滑了出来，进入眼帘。发现背面有字，一读才知道，是照片“说明文字”。　　照片是毛泽东的摄影师于1976年10月4日拍摄的。照片里竟然是“四人帮”在主持一次会议。或更准确地说，是“四人帮”与华国锋在共同主持一个会议。开会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摄影师打死都不敢想，这照片拍后两天，里面的三个人将成为阶下囚，更不会知道此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只是奉命拍照，却不小心留下了这张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左排左二）和王洪文（左排左四）两人都身着戎装，与同样戎装在身的负责保卫毛泽东的汪东兴（左排右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左排最右边坐着的，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遗孀的江青。　　看“四人帮”的样子，显然踌躇满志。按历史资料记载，这时他们正磨刀霍霍，准备接掌国家大权。据照片背后文字说明，这是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只缺姚文元）在主持会见毛泽东医疗小组成员之后的一次会议。当然，最重要一点，这是他们被捕前最后一次开会，也算是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吧。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他们哪里想到，此后过到第三天，他们自己就遭到抓捕，进了秦城监狱。正因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假如，他们真的成功把持了生杀大权，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假如，他们真的把邓小平开除党籍，中国历史走向又会怎样？他们会弄个另样的“改革开放”，还是会继续在既定道路上走下去？当然，历史不能开倒车。因此，这些“假如”只能算扯淡。（张放）
12月13日　24
华人实拍：瑞士街头的80后90后（图）

瑞士的银行世界闻名，因为银行，瑞士也成为欧洲著名的富国。除了银行之外，他们驰名的东西还有巧克力，Cheese(奶酪），手表和瑞士军刀。他们的公交系统如此发达，火车，有轨电车，四通八达。最让人赞叹的是火车穿山越岭，连接山之间的桥梁和穿山的隧道。用4个来小时就能横跨瑞士国内了。体味和领略了瑞士这些特殊之处外，散粉思考者还观察了一下瑞士城市的一些特色。概况起来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1.名车到处跑，连出租车都是奔驰，宝马的。　　2.见不到胖子。在美国胖人随处可见。而瑞士本国人就见不到什么胖子。我发现他们的物价奇贵，肉，鱼之类的都按100克去计价，物价平均比美国要贵至少2，3倍。特别是鸡肉。大概有6倍左右。难怪人胖不了。实在是吃的份量比美国要少多了。　　3.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高楼大厦。　　那么瑞士的80后90后和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呢？我特意实拍了苏黎世和首都Bern的一些80后90后，让大家看看，对比一下。　　Bern某大学里的两个学生，欧洲的大学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国外经常见到年轻人席地而坐。这是学生们在小卖部附近。苏黎世一帮年轻人在街头。这里穿得比较正式的人比较多。也许和银行有关系一群年轻人在苏黎世河边享受中午的时光。周末一帮女孩子结对外出。都是黑色短夹克，牛仔裤　　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年轻人都爱穿深颜色的衣服。黑色是永远的流行色。据说以前在英国黑色属于富人和贵族，所以黑色到现在都是主宰流行色。在欧洲，很少看到女孩穿杂七杂八花色的服装。古老的建筑都有几百年了，在路边的都成了商业街，周末一对对年轻人外出很漂亮的女孩，一晃而过。漂亮的女孩真是不少教堂前的女孩们  
12月13日　167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为何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选择了刘少奇　　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频繁地更换中央主要负责人。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尚未成熟有直接的关系。一直到了遵义会议后，经过10多年的反复考验和锻炼，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也由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　　刘少奇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曾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经受了遵义会议、长征、白区工作会议、瓦窑堡会议、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战争局面等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彻底肃清中国共产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此，毛泽东调具有深厚理论修养、正在华中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军事分会书记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发电报，严令务必确保刘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对刘少奇安危的极大关注。　　刘少奇抵达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六大至中共八大以前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极大期望。从这时起，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论述，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成为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休假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多次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一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些，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挽狂澜，采取非常措施，迅速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困难、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新中国建国初期同时选择了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委员会主席，主持西南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赋予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泽东选择的又一个接班人。　　邓小平早年曾在欧洲勤工俭学，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曾经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兼第八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起草文件、工作报告、讲话稿等，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就经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一个大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日战争，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因此，在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由于毛泽东的鼎力推荐，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确立了其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同时，邓小平还分管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在中共八大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自己选择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接班人是满意的，多次作出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回答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深入，刘少奇、邓小平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十年内乱”初期选择了林彪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他先是靠毛泽东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又利用“十年内乱”，篡党夺权，被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新的接班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正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的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却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1959年9月，林彪刚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创造”的所谓学习“捷径”和“窍门”。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在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不着系统地学，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本来，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而林彪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是，由于林彪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因而即便是对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后，据中共中央组织的“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北京毛家湾林彪家中查获的大量材料中发现，林彪、叶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笔记、卡片和藏书中写下了许多真实反映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则：“（１）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２）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３）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从林彪这些反映内心真实动机的言论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现代登龙术”。　　“十年内乱”开始后，林彪与江青合谋，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整死了彭德怀、贺龙，整残了罗瑞卿，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纠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组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时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而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丑剧。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遭到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　“十年内乱”中期选择了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本来对青年学生寄予希望，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认为“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仗”的“混世魔王”，于是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这样，从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出来的所谓“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脱颖而出”，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和锻炼，王洪文由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保卫科干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逐渐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此，华国锋代替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好……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因此，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毅然决然的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但是，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因此，华国锋成为结束“十年内乱”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薛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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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学生最崇拜的对象：父母之外，最崇拜周杰伦

当今中国学生最崇拜的对象，已经不是伟大的领导人，而是养育自己的父母，还有演戏、歌唱样样行的周杰伦。千龙网报道，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最近发表《2009年全国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研究报告》。师范大学十年前也做过类似调查，当时国家几位重要领导人皆名列前茅，但随著环境演变，拥有高人气、名利双收的偶像，似乎比较受到学生的青睐。《2009年全国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研究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完成，调查中国六省五千名中学生。课题组分析，父母排名在前两位，这说明了家人尤其是父母，仍是学生成长环境中重要的榜样，周杰伦排在第三，说明现代的娱乐明星对中学生的人生发挥了很大的榜样作用。在大陆百度百科中，周杰伦被誉为是两千年之后亚洲乐坛最具革命性与指标性的创作歌手，并称他为亚洲流行天王。他的乐风打破乐坛长年停滞不前的局面，为亚洲流行乐坛翻开了新的一页。报告中也调查其他项目，结果显示中学生并非外界想像那么开放，超过八成中学生对于在公众场合与情人发生亲密行为感到反感，另外不赞成婚前性行为的也占了相同比例。有将近五成的中学生坦承有作弊行为，而这个数据也随著年龄增加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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