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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心灵皈依：万物藉缘而生灭佛法依缘而成就

人生是一个修行的旅程，“修”是对内在的探索与醒悟，“行”是对外在的运作与平衡，“修”与“行”的合一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境界的体现。两千五百多年前，一位名叫“悉达多”的王子诞生在印度喜玛拉雅雪山脚下一座美丽富饶的城池，从此，踏上了扶助众生的大爱之旅，而这段旅程的起源还要从这里开启。小王子在尊贵豪华的环境之中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至二十九岁时，这位曾经历了幼失俊秀的王子，现在又看清了人世间浮华背后的虚幻，老病死苦的逼迫，他毅然放下了将要承继的王位和贤妻幼子，舍弃了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显赫权力，离开了崇山峻岭的故乡，步往波澜壮丽的恒河平原，在这片曾经孕育过诸多贤哲的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开始了心灵的探索和誓要超越精神上种种束缚的历程。经过了六年的精勤努力，他曾经虚心受教名师，享受过不受物质束缚的精神愉悦，也曾经极其残虐地折磨自己的身体，验证那难以忍受的身心苦痛。最后，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坚毅，在身心皆处于正常平稳的境况之中，他终于体证了再无老病死苦，再无恐怖愁忧的大智慧，他的生命里再无迷惑困扰，心里一片澄净宁悦，生与死，得与失，世间的一切烦恼都不能再束缚这位大觉智者。出于悲悯之情，大觉智者希望能将自己所体悟的真理，完全无私地奉献于愿意接受的人。此后他就踏遍了印度这片古老的广袤大地，不论富贵贫贱，平等教化人民，终身不渝。他，就是今天的释迦牟尼佛。而一心向善的李国辉导演带着对佛教的尊崇，准备把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拍成电影。于是在印度佛教胜地大量搜集资料，筹备拍摄电影《释迦牟尼佛传》，2012年在香港开设热点电影制作公司，在老挝、马来西亚(马六甲、怡保等地)拍摄，花了三年时间筹备拍摄及后期制作工作，终于在2013年10月份完成《释迦牟尼佛传》。此片是低成本、大题材电影，李国辉用其十多年经验及专业技术呈现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宣扬人性的真、善、美。佛教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释迦牟尼佛因一大因缘降临于世，解说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妙法，度一切苦难众生，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世界李国辉认为，电影《释迦牟尼佛传》是佛法方便与智慧的开示，能够传递和平与慈爱。导演通过电影的形式来让人们看到传奇人物的一生，电影人物的重现，希望给大家传递正能量，把佛教与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而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追捧佛教的原因之一。李国辉在香港电影及电视方面经验丰富，无论古装电影或时装电影，在制作方面十分了解，同时自身一位经验丰富的独立导演，曾拍摄过电影作品如《义胆豪情》、《女男爵》、《狗仔大佬》、《绝望边缘》等，1998年曾在马来西亚客串式拍摄歌手曾潍山MTV，并于1999年获得最佳MTV大奖，经过十多年磨炼，李导选择修练自己，于2007年开始学习佛法，通过6年的佛法学习更加懂得如何放下自己，珍惜现有。李国辉这人骨子里有佛缘，或者说有某种和佛结缘的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传》就是缘始，这个主题通篇讲的就是一个主题：度化。他在电影中所追求的境界，十分的类似于佛教中的某些教义，信佛的李国辉想通过电影来宣扬佛法，他在有意识地把观众引向这条道路——与众生十分接近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阐提皆得成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生、老、病、死”等理论和“顿悟成佛”的思想，让观众与“佛”来了一次近距离的美丽邂逅。为什么导演要以佛教为题材?可以说，他之所以宣扬这些，那是因为导演认为影片中的人(甚至于观众)有被教化的必要。曾经饰演过达摩祖师的吕良伟佛缘深厚，吕良伟说这次饰演佛家最高圣人释迦牟尼一生被佛祖的智慧和毅力撼动，自己能出演很有满足感。说起与佛的缘分，吕良伟称，“这主要缘于父母亲从小的教导，因为父母都是性格乐观，善良，从不与人为恶，经常教导我们不要计较，执着，要本着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行事，教我们信佛，要我们看佛经，看玉历宝钞，行佛徒之路，对人生要持正面思想，积极向上，不枉此生，做对人有益之事。”不过，为了得到真传更好地饰演圣人释迦牟尼，李导称，吕良伟曾在老挝与一位97岁的高僧闭关及食斋几天才开工。万物藉缘而生灭，佛法依缘而成就。伟大的佛陀放弃王子的地位，将众生平等的教义、和谐博爱的精神，透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道的方式传播开去。佛教代表着一种精神，弘扬佛教文化，需要借由世间物质的表达，《释迦牟尼佛传》便是将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是佛法方便与智慧的示现。阴阳相合、万物生长;众缘会聚、诸法生起。这部电影经由长年筹备、多国取景、精英集结，开创华语影坛佛教电影之新篇章。李国辉全然对佛教事业的一片挚诚之心，必使影片在弘扬佛教历程中写下重要的一笔。记者从李国辉处了解到，电影目前只在马来西亚试播，而此片也将于2014年10月-11月与大陆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他计划将电影票房的部分收入作为慈善捐款用途。寻找心灵的一片净土对于生活在马来西亚10多年的李国辉，他情愿回归中国，因为他认为故土最具安全感。对于近几年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潮他表示很失望。自此，更是坚定了他研究佛学的选择，也使得他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片净土。 “中国很多地带都佛教，但只是信佛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善心。”李国辉更希望一些法师来度化那些信佛却没有善心的人们，通过佛教来传播正能量。6年接触研究学习佛学以来，他自身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没有耐心，现在觉得，心变得平静多了，而事实证明，保持平静的心做事收到的效果是惊人的。而他之所以选择佛教而又矢志不移，主要考虑了两点：一、从佛教的内容来看，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涉及人生、宇宙诸多方面的根本问题，内容丰富庞大，其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二、从中国佛教研究的现状来看，由于佛教研究的难度大，往往使人望而却步。同时，整个宗教研究都不太受重视，有的人甚至认为研究宗教就是信仰宗教，误解、排斥宗教研究。当然，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理智、认识上肯定佛教研究是一回事，从意志、行动上最后坚定地从事佛教研究又是一回事。这是因为：首先，研究佛教的难度大。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研究佛教义理的三大难关——概念术语的特定含义，佛教思维方式的独特内容，以及佛教整个思想体系的庞大复杂、歧异多义，也都是不容易掌握和驾驭的。再就是研究的条件比较差。这主要是指研究的客观条件，如资料不齐全，舆论气氛不太好，而且研究成果的发表有时也会受到种种制约。但他认为，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困难多，条件差，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本着这种想法，李国辉对佛教的研究更加有信心了。佛教所有的一切都是讲一个人从普通人到圣人的修炼过程，告诉人们一个人从只知道让别人来满足自己需求，到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人类有贡献的人的成长过程。“佛教是伟大的，释迦牟尼是伟大的，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教会一个普通人如何做好人，把一个立志成佛的人超度为一名对人类有贡献的圣人。”李国辉笃定道。释迦牟尼无为而治，创立佛教和遍布世界各地的佛庙，回到俗世中来，从经营管理角度来看，释迦牟尼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其所传承的事业，在其身后两千五百多年，依然香火繁盛，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形式意义上的产品，它卖给世人的仅仅是慈悲的爱和大彻大悟的智慧，相信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家企业的资产能超过庙产，也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就可以与释迦牟尼媲美。企业家的心灵皈依为什么西方管理理论不断创新，管理技术不断进步，而管理的问题、难题却仍层出不穷? 为什么社会越来越进步，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物质世界也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心灵却越来越焦虑、紧张、惶恐、病态，精神世界越来越贫瘠，生存处境越来越糟糕?相反，佛教的管理思想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而它的事业却愈来愈繁盛，信仰它的人都处在一种祥和、健康、幸福和快乐的生活之中。在李国辉看来，原因很简单，佛教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释迦牟尼找到了一种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原则和管理操作方法，这种管理思想的原则和方法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有史以来，无论是古代的孔子、释迦牟尼、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还是近代的胡雪岩、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王永庆、李嘉诚，他们都有着至高的管理思想境界。许多企业家在创业的旅途中会不断经历各种各样的困惑，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在这些困惑的束缚下，整个人的生命就显得那么的不自由。人生是一个修行的旅程，“修”是对内在的探索与醒悟，“行”是对外在的运作与平衡，“修”与“行”的合一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境界的体现。对于李国辉来说，学习佛法，会让人放下那些生命中的局限与依赖，接受并且享受每一个生命中的发生，真正地体验自由、喜悦以及内在的祥和。同时也会启发你于风起云涌间拥有宁静致远的心境和运筹帷幄的智慧。当一位企业界领袖的职业生涯落下帷幕时，他不仅仅要影响许多观众的道德、精神与生活，同时它还使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具有这般神奇的力量?那是一种经过长期的人生修炼所表现出来的人生习惯与行为，也就是一种企业家境界。企业家决定企业的命运，如果企业家缺乏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企业就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就很难成为一个卓越的组织。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当企业上升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企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人才、管理、产品、技术的竞争，而是企业家本人境界高度的竞争。境界愈高，企业就能走得愈远。因此企业家到最后拼的就是境界。李国辉谈到，现在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家庭、健康一起管理得好，就需要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境界。因为很多企业家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赚钱，然而企业不断地在发展，家庭不断地在变化，身体不断地在消耗，我们却还在用过去的认知和态度去对待这一切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情感混乱、健康糟糕、生活痛苦的企业家将给企业带来什么。因此一个企业家自己必须拥有更智慧、更觉悟、更通透的思想格局，这样才能成就功德圆满、和谐辉煌的企业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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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之收束——“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李赫宇《逍遥游》全篇的收束在于“无用之用”，它建立在“小大之辨”的理念基础之上，又依托于有待与无待的命题，并由此引出全篇到结尾方才出现的“逍遥”二字。所以重点正是在于揭晓从小大之辨到无待、再到无用、再到逍遥之间的逻辑关系。 “用”，是从古到今人们对待事物的基本方式和通行标准，在当代，更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运行基础和生存状态。我们的习惯思维是：这样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用、对我有用吗、我怎么使用、我对别人有用吗、别人对我有用吗，等等。我们也都熟悉这样的话——做一个有用的人。显然，“用”和功利目的直接挂钩。这就自然要谈到《庄子》外篇中的《马蹄》篇了。马，食草饮水，嘶鸣疯跑，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蹄，此马之真性也。伯乐出现，说我善治马，然后烧之剔之、烙之刻之、饥之渴之、弛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这样的马其实已经死了大半了。陶者说我善治埴，使圆的合于规、方的合于矩；木匠说我善治木，用钩绳反复整治木材。而陶土和树木生下来的本性，难道是为了符合这些钩绳木尺吗？为了适应社会的“用”的标准、满足别人的要求，以便使自己能“用”，害怕自己没有“用”的价值，人们就必须要调试和改变自己、装饰和表现自己、迎合与求乞他人，目的是让别人舒服、让外界满意。然而，无数人就有无数标准，就有无数要求，你的被使用是没有终止的，标准也是满足不完的。人们习惯了迎合适应标准，也习惯了同样对别人提出要求，社会就成为了互相要求与利用的大网络，人也必将陷入不停地在满足各种各样的“用”的辛劳忧惧之中，疲于奔命，平静与快乐又从何能来？这和文中“有待”的状态是相同的，都是“适人之适而非自适”。更可怕的是，人们首先会习惯于这种“用”的思维，觉得理所当然。其次会认同这些规范标准，从不得已地适应，变成发自内心地觉得它很对，人的惰性在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由于“用”和“有待”的密切关联，可以发现，既然凡事都是因“有用”而制造出标准，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接受到的各种外在制定的标准规范，背后也就都必然是“有用”的，都出于功利目的而设计。问题是，谁设计？谁来定？对谁有用？答案很明显，这些标准的背后是一只冥冥的巨掌，也就是社会权力的掌控者和社会标准的制造者。人们深陷其中的各种规范、拼力想满足与适应的各种标准、想证明与得到认可的各项目标，大多来自于历朝历代权力掌控者力图实施操控之目的。这不算什么骇人新论，而是在《道德经》和《庄子》各篇里都早已充分论述的——尚贤而使民争、尚智而使民伪、贵难得之货而使民盗、见可欲而使民心乱、尚仁义礼法而使民残生伤性（庄子的骈拇、马蹄、胠箧三篇，也有极其简练集中的阐述）。通过不断制造新的价值标准和规范，就会使个人和群体在愈加混乱的同时越来越容易被控制，就可以不断使人成为一个“有待”的人，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有待”。事实正是，人们想要的越多，就越容易被控制和摆弄。从前面的宋人彩绘之术在越人那里没有用武之地，到这一部分里出现的一众短小故事，譬如使手不龟裂的药方可以在吴越大战中生效，看似机敏圆滑的狸猫和黄鼠狼却在自认聪明地躲避众多机关后还是死于机关中，巨大的嫠牛有无穷功用但不能用它去捉老鼠，看似大而无当的大葫芦与巨树可以在一念转换下使人的生命与思想得到悠闲愉悦。这些比喻是想说明：追求“用”，适应“标准”，就是受制于人而丧失自己。标准总在因人因事而异，总在因时因物变化，标准也无法穷尽。既然标准和要求无法穷尽，就不如守中不变，不参与到种种有关“用”的相互游戏规则之中，不陷入对“用”的追求和满足之中，不陷入外界的操控役使之中，不因外物和外在的标准改变自身。也就是“无用”。由此来看，摆脱“用”的惯性思维，既不用人，亦不为人所用；既在行为上对它“不用”，又在思想上认为它“无用”，这已经成为获取内心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一条根本途径。所以，《逍遥游》全篇草蛇灰线，主旨始终不离，处处扣住一个核心——逍遥自由。明白小大之辨才能明白一切并无差别、一切不过如此；明白万物均平齐一才能尽其性得其宜；尽性得宜才能摆脱“用”的大网从而懂得不用和无用；不用和无用才能无待，无待才能去欲，去欲才能得自由逍遥。唐人成玄英的注疏，还借《逍遥游》的最后一段，即那棵因无所用而没有困苦、可以逍遥乎寝卧其下的大树，发挥出对庄子思想的概述，非常精彩，谨录于此作为本文收束：不材之木，广漠高远，无用于事，无碍于人，自得其宜，枝叶茂盛，婆娑荫映，蔽日来风，故行旅遇之，徘徊憩息，徙倚顾步，寝卧其下，纯出自然，恰如庄子之言论，无为虚淡，可以逍遥适性，荫庇苍生，疗愈世道人心。
12月17日　16
星云大师：王道与佛法的冲撞与融合佛也有清明的功

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政治勿嫉妒佛教，勿舍本逐末
12月16日　19
儒学是怎样的人文精神？

在《周易》中，天文和人文是一个对应的观念，就是天地与人，也就是自然和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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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商先行者：当代企业家也要讲究修齐治平

“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当代企业家也要讲究修齐治平。”在刚刚结束的２０１４年国际家族企业论坛上，茅忠群这样解释现代儒家管理之道以及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在这场探究国际家族企业百年成长基因的盛会中，他更像是一位“儒商”理念坚定的布道者。面对媒体，茅忠群常常戏称自己是“半本《论语》治方太”。实际上，作为一个工科生，过去的茅忠群对传统文化并不了解。２００２年，茅忠群接触ＥＭＢＡ，意识到国学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大有裨益之后，开始每周三飞往北京，去清华、北大攻读国学班为自己“补课”。 “我们讲商有商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这个‘道’呢？”茅忠群给出的答案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方太于１９９９年开始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引进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让这些“空降兵”更好地在方太发挥作用，公司拟定了２０条规章制度，推动他们与企业的融合。“空降兵”在管理上的事情解决了，茅忠群却发现了另外的问题———“在一系列规章制度中，外国人看到的是规矩，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漏洞，并会想着如何去规避。”茅忠群担心方太出现只懂遵循制度或者一味“找茬”的员工。同时，随着方太的逐步成长，员工数量的增加也加重了企业管理的成本和难度。面对种种挑战，茅忠群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健康的企业管理，应该深植于企业文化，企业员工要在精神层面有信仰。中国不少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是只有制度而没有文化，而没有企业文化滋生而成的信仰，企业管理就相当于没了根基。”茅忠群看到，欧美企业可以放心用制度去管理员工，是因为其信仰教育已经由社会来完成，比如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而中国不少企业员工，在进公司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信仰认知，这就意味着基于此的企业文化培育要从零开始。” 经过多年的儒家文化导入实践，方太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企业气质。走进方太园区，一线工人也会随口背诵《论语》和《弟子规》。没有严苛的制度约束，员工也都严格遵照公司规程办事。过去驻外办事处因为“天高皇帝远”，在财务上弄虚作假，如今却让审计部门“无事可查”。有现代管理制度、有独特企业文化———“两条腿走路”的方太，迈出的每一步都有稳稳回响。短评当国内众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将西方经典奉为圭臬，茅忠群却潜心探究中华文化的基因，在儒道中找到民族企业科学发展的路径。当众人追逐奇巧的商业模式和环环相扣的资本跃进，茅忠群却坚持不上市、远离资本诱惑，转而为百年基业谋划。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儒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12月16日　7
企业管理中的弟子规

商海沉浮，惊涛有之，暗礁有之。大浪淘尽，悲喜自知，冷暖自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乘坐的是“诺亚方舟”，可于长风骇浪之上弄潮。诚如每一个员工都期望所在的企业能无坚不摧，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激烈的市场暗战中，支撑任何一家企业岿然不动的根本因素则是管理。一个管理良善的企业，在时间的积淀下，名誉、效益自然接踵而至。那么，如何成就一个管理得好的企业呢？目前，市场上企业管理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管理模式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是流水的模式，铁打的员工。任何企业管理的改革实质上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因此，管理的根本在于对人的塑造，包括人的品格、人际关系的处理。《弟子规》的宗旨就是以德育来塑造人的品格，从而学会为人处世。《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所作，其文以孝悌、仁爱、勤谨、信义为核心，列举出子女或学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应有的行为规范。《弟子规》总被定位为儿童读物，暂且不论其定位。当人类从蛮荒的原野中匍匐而出，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重新塑造的过程中蜕变。在生活中，我们总会因复杂的不可抗力因素，逐渐地被动或主动丢失一些品格，又重新接纳一些。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世界的索取不再能被简单地满足，开始对外物无休止的追逐。名誉、金钱、权利好像成为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似乎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人类逐渐偏离了最原初的天性，并渐行渐远。在企业中，也不外如是。因此，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重拾遗失的美好品格。为员工补“情” “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李嘉诚如是说。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野中，人性假设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利心”的描述奠定了 “经济人”的假设，即人是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人们在工作中不断形成和实现心中的目标。每一个“经济人”的前提都是“社会人”。但由于物欲的膨胀，大多数的企业中，往往夸大“经济人”的特质，而慢慢丢失做为“社会人”的品格。《弟子规》恰好可以为员工补“情”，使员工成为有理性，且有人情味的“知书达理”的员工。《弟子规》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奠定了人的情感基调——感恩、诚信、仁爱。首先，在儒家那里，德行的根本在孝道。“首孝悌”，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立于世的根本在于父母，我们必须感恩。这样在进入社会企业后，才会更加勤勉工作，爱企敬业，因为企业就如同父母，给予你事业生命。其次，“事非已，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做人以信为本。我们讲一诺千金，承诺所载动的是人性的重量。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交换之上，以诚信为基础的。诚信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可塑造良好的管理环境，带动经济效益。最后，“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仁爱是企业的向心力。人和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人和的支点就是仁爱。没有比仁爱更能征服人心，凝聚人力了。你怎样，企业就怎样《利未记》中有这么一句话：“至圣者说，如果你点亮我的灯，我就点亮你的灯。” 身为管理者，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呢？《弟子规》给出答案，员工和企业是相互的。你光明，企业就不会黑暗；你温暖，企业就不会淡漠。这个“你”，有管理者，有员工。《弟子规》中说道，“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在企业里，工作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服务。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过度关注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而罔顾其他。对管理者而言，主其事曰“管”，治其事曰“理”。概而言之，管理者要约束、管辖得合理，且有条理。那么，管理者对待下属员工时，就以己之正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像我们熟知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示范效应。管理者的一言一行，对员工都有激励的效果。《弟子规》又说，“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好的管理者聚拢人心在于德行，员工自然信服。对员工而言，《弟子规》中讲到“见人贤，则思齐”。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大多数人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中。企业是一个团队，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所谓“唇亡齿寒”，企业是员工与企业自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个员工，都应该以主人翁的精神工作，把“小我”融入到企业的“大我”之中。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说过，“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不应该把自己只看成是公司的一名员工——而应该把自己看成公司的主人。”因此，每一个员工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工作，你怎样，企业就怎样。打造学习型团队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一些企业成功了，管理者总是习惯性地把其经验作为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但实际上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固定模式。《弟子规》中总述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般我们总是误解“学习”的意思，“学习”不但要有“学”更重要的是“习”。大多数时候，企业总是为学而学，而非为行而学，学以致用才能打造学习型团队。从“坐而论道”转变为“动而论道”，需要知行合一。方太能成为国内家电行业著名的品牌，除了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外，其总裁茅忠群运用《弟子规》打造了一个学习型团队，使企业管理在创新上独树一帜。方太在中国企业界，首设“孔子堂”，让员工开展《弟子规》的学习。在方太的企业文化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写进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的，并且“人品”在企业管理中居首位。茅忠群认为，任何一个制度完善的企业，如果价值观缺失，是无法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任何企业的管理模式都离不开文化的铺垫，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弟子规》秉承了儒家的德育管理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步。自觉地学习，才能修己安人，若每一个员工从身边做起，那么汇聚起来就是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方太打造了优秀文化创造性学习与践行的团队，使企业不但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更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对《弟子规》创造性的学习，改善企业管理环境，一直从未结束。
12月16日　8
儒家思想中的民意

民意似乎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词。有学者说：“天大地大，民意最大”。只要是热点事件，它的身影总站在最前面。从刚判死刑的药家鑫案，到染色馒头之类的食品丑闻，总能看到民意的汹涌。眼下政府出台一些法规，也多了征集民意这个环节。重视民意，敬畏民意，肯定是一件好事。现代社会，本质上说就是民意社会。一项公共决策是否合法，标准之一，就看它是否符合民意。但对于民意的真正含义，我们却极少探讨。其实，政治制度不同，言论环境不同，都会对民意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显然不是民意社会。但儒家学者，却对民意做了很多思考。比如《尚书》说的“民惟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文尚书》说“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左传》说“民，神之主也”，都在强调民意的重要。这些论述中，儒家并未单纯地探讨民意，而是多了一个中介的“天”。“天”在儒家看来，大致和今天“自然法则”的意思相近。合乎“天”就是合法，违背“天”就是违法。天不只是人的最高信仰，也是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法则。因为在古人眼中，天才是人与万物的终极裁判。可以说，儒家对民意的思考，已超越了国家和君王，带有一定的终极意义。民意不仅是世间的中心，也代表了天意在人间的落实。卢梭很早对民意作过研究。他认为，民意可分为公意和众意。公意是国家全体成员的普遍意志，它的着眼点是公共利益。众意主要着眼于私人利益，也即个体私意的总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志。卢梭认为不同利益的共同之处，构成了社会，因此治理社会应完全根据公共利益。众意较易辨识，公意则抽象得多。公意有时与众意一致，有时又与众意相矛盾。在过去的专制社会，权力拥有者常会假借公意的名义，来实现自身集团的私意。由于不同的民众，对公意理解千差万别，并不存一个事先给定的公意。所以卢梭认为，只有通过理性讨论和投票形成的公意才是可信的。当然，这是公意的理想状态，即让民众经过公共参与和讨论达成共识和意愿。但事实上，这种理想状态实现起来，却很困难。 在现代社会，公共决策须以民意为依归，已是常识。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准确判断与体现一个社会的民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对民意研究得越清晰，越有助于民众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也有助于他们对各类社会议题的理解。当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与激情越大，全社会解决冲突和问题的能力，也自然越高。一个重视民意的社会，必然在察觉问题、反思问题与共同行动等方面，变得更为公正和有效。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对民意有更清楚的认知，有真正的敬畏。
12月16日　14
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什么？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曾经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仁、义、礼、智、信被称五常，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它是指导人们举止行为的常理。 “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关于“仁”，最早出自《尚书》。《尚书》中说：“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意思是说当年商汤用宽恕仁爱之德，明信于天下的百姓。“仁”最早的涵义是“亲人”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亲，仁也”，又说：“仁，亲也”。这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氏族亲人之间要“亲爱”，这种“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家族亲属之间。随着历史演变，“仁”的涵义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由“亲人”发展到了“爱人”。老子说：“与，善仁”。其意思是与人交往要友爱、真诚、无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仁”已成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护“仁”，可以“杀身”，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道德理念。由此可见，在“仁”的情感范围由家族扩展到社会的同时，“仁”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第一要素。 “义”，是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气节，即“正义之气”。“义”的原义是指人的仪表，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对亲密友谊、对美好善良的追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义（義），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意思说，“义”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我们崇尚羊的形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这里讲的“义”，主要是指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和气节。羊在我们生活中，从古至今都是六畜之首，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比如，羊与鱼构成了“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羊和鱼都是最鲜美的食品，最好吃的食品。中国人最美好的字眼“美”、“善”上面都有一个“羊”字，都是用“羊”作主要部首来构造的，这反映了人们对羊所具备的美好境界的追求，并把这种境界作为国人应该追求的品行，作为应该提倡的道德。《说文解字》把“义”同“美”和“善”联系起来解释，“美”和“善”是“羊”字头，“义”的繁体字“義”也是羊字头。所以，义、美、善是同义的。古人强调“义气”，就是指这种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孔子极为推崇“仁”德，提倡“杀身成仁”。而孟子非常推崇“义”德，说要“舍生取义”。“杀身”和“舍生”是相同的意思、相同的境界，说明孟子是把“义”和“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识的。我们讲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大要素，通常也简化成“仁义道德”，可见，在这五大要素里最重要的是“仁”和“义”两德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古人云：“仁则荣，不仁则辱”，“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说明中国传统道德的荣辱观也是以是否做到“仁”和“义”作为主要标准的。 “礼”，是指礼仪、礼貌和礼节，即“礼仪之规”。“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习俗和仪式。《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指的就是一种仪式、一种习俗，当时还没有把“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和道德理念加以明确和倡导。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关于“礼”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礼记·表记》写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说的是殷人尊神，而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开始远离它，并且“制礼作乐”，逐步把这些礼仪加以规范，对在哪种情况下实行什么样的礼节、举行什么样的礼仪、讲究什么样的礼貌进行了具体规范，提倡以“礼乐”治天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内容又有了创造性的变化，开始将“礼”作为道德准则加以提倡。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诗句，意思就是说：看那老鼠还有一张脸皮，做人岂能无礼仪；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仪，不去死还干什么？孔子也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这说明“礼”在道德领域已经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尊重、加以规范、加以倡导。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理念，把“礼”放在道德规范之首，表明“礼”已由原来的一种习俗和仪式逐步规范为一种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升华为治国的四大要素之首。中国人向来把“礼”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礼仪之邦表明我们是文明的，不讲礼仪是不文明的。由此可见，“礼”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占有着重要位置。 “智”，是指辨是非、明善恶和知己识人这样的能力，即“智谋之力”。“智”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要素之一，很早就出现在文字记载里。孔子常说：“君子道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大家熟悉的《论语》中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讲人的知识再丰富，总有不懂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是智慧之举。这里讲的“是知也”就是指“这才是智慧、这才是聪明、这才是智者”。孔子、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唐尧、禹舜、商汤等关于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是非、认识善恶的聪颖、智慧思想的基础上，丰富了“智”的具体思想内容，提升了“智”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在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道德概念和价值取向，成为对人们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方面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信”，是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的品行，即“诚信之品”。“信”不是简单的诚实，信用才是“信”最基本的内涵。它不仅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要诚实和守信，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某一个事物、某一种理念认识上的坚定可靠，反映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缺乏坚定可靠和相互信赖这种基础，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上也难以实现诚实和守信。关于“信”，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它，并且积极地加以提倡。历代贤人圣哲关于“信”的强调不绝于书，甚至包括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一些古典文学名著里，也都强调“信”的道德理念，都有关于“信”的人性诠释和故事描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意思是说统治者有“信”，是立国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础。老子说：“言，善信”。其意即说话要恪守信用。孔子也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把诚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点。孟子则把诚信看作社会的基石和做人的准则，他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的阐述，即是其证。《贞观政要》中唐代名相魏征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把“信”作为治国之大纲加以强调。《旧唐书》写道：“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尚书》写道：“信用昭明于天下”。《诗经》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成语叫“信誓旦旦”。像这种对“信”的认识、对“信”的提倡、对“信”的崇拜，从古至今像存活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思想文化沃土中，说明“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肯定、所推广。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仁、义、礼、智、信”五大基本要素呢？从五大要素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也可以说是道德大厦的支柱。从基本内涵来看，“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的情感，是世间万物共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一种道德规范；“义”是超越自我、正视现实、仗义公道的做人态度；“礼”是建立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标准和规则；“智”是人认识自己、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信”是人们交往和处事的道德准则。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各种组合的比较来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和主要品行，在道德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仁、义、礼、智、信”在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长河中具有本源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庞大体系来看，“仁、义、礼、智、信”具有主导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广泛性、深远性影响来看，“仁、义、礼、智、信”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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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二)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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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而优则仕与士而优则商：谈商儒与儒商的代表们

中国的“重儒”现象源远流长，大约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之间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承儒与墨、杨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指”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后来，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显然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世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称为儒雅……“儒”已成为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方，总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可能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官后，就到山东地区做囤积居奇生意，成了七十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和他同时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祖，即儒商之祖。从此形成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历来儒商大体循着这样一条轨迹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当商业，持筹握算，懋迁有无。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最近从一份名为《文学与文化》的刊物上看到，有一位黄果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千古奇士：儒而商者李渔》的论文，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他的结论是：“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啸亭杂录》卷二）。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遂兴贩于闽广间，很是顺手，“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小豆棚》卷八）。因为有大批儒商出现，商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当时已是“官之贾十七”，这些“官贾”“本多而废居（废通发，发居指出售和存贮而不售）易，以其奇策，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近代以来，沿海边境地区，又有以儒身份参与外贸经营者，儒商范围逐渐扩大。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匿，“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80年代以来，“下海”之说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复鼓而呼之，于是商海翻腾，儒者非复当年斯文，拼搏数年，有成龙者，有溺水者，有吞吐盐水又爬上岸者，不论如何，他们总不忘儒者衣冠，颇以儒商自许，于是“儒商”之名再起，逐渐流传而成另一种美称，前几年，甚至召开过关于儒商文化的讨论会。这种由儒而商，或由儒而官而商，总起来看，儒商仍被社会视为一种降幂顺序。与这种降幂顺序相反的是另一种升幂顺序，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到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通过纳资、输边，换取一个“仕”的职衔，因为绝大部分“仕”的个人成份多是读圣贤书的“儒”，所以便呈现一种“商儒”的社会现象。还是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永宪录》卷四）。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陈见山的“商儒”身份（《履园丛话》卷21）。近代以来，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广州沿海的行商无不具有即“官”即“儒”的身份。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欧美各国大资本家向大学捐资而得“名誉博士”荣衔者，也时有所闻，不足为怪。近一二十年，我国也有久拥巨资或先富起来的“商”，因斥资支教兴学而获各种含有“儒”味之职衔，虽名利各有所图，但尚不失为一善举，未可厚非。但是中国人终究讲实际者居多，于是一部分“商”而富者，固不屑于虚衔而多注目于能真正体现“儒”味的硕士、博士等身份上。特别是其中少壮部分，纷聚于名校，从师于名流。如果这些人真是“商而富则学”，认真向学求进，提高文化素质，无疑应当受到社会鼓励与欢迎；但实际又不尽如此，近年所见所闻，多有不惬人意者。攻读以自学为主，笔记以传抄为本，论文唯枪手是任，考试则李代桃僵，加以上下交结，师弟联欢，时有兴建，频行善举，于是顺流而下，无不得心应手。及修业期满，学位唾手而得，昂昂然无不商其内而儒其外；于是中等文化一跃而为博雅之士，老总之名一易而为博士，苟究其学，则瞠乎莫知所对。胸无底蕴，徒为名片增一行文字，其无谓也甚！这类人终其身不能得“儒商”的气质，而不得辞商儒之雅号。尝读明刘青田《卖柑者言》有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凡我新商儒，慎勿蹈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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