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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00富豪身家接近全民储蓄10% 有两名“80后”

（记者窦红梅）胡润发布新一期中国富豪榜后，昨天，《福布斯》亚洲版也对外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两张榜单上首富是同一人：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不过其个人资产却相差巨大，《福布斯》公布其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而胡润研究院给出的数字为700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至少100亿元人民币。前10大富豪的名单也不一样。《福布斯》统计显示，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如果按照1：6.4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9376亿元人民币。而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302亿元。照此计算，400位富豪的“身家”相当于全国居民去年年底储蓄额的9.69%。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较上年的4232亿美元增长8%，但若以人民币计算，增幅则只有4%。在146位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中，有12位女性，其中8位年龄还不到40岁。凭借着父亲转让的碧桂园（Country Garden Holdings）70%股份，年仅29岁的杨惠妍是富豪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北京成为今年富豪最集中的城市，有25位亿万富豪居住于此。深圳和香港分别以13位紧随其后，上海则有11位。此外，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表示：“4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负责编制这份榜单的福布斯高级编辑范鲁贤说：“全球资本市场正处于多事之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三一集团的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帮助，将梁稳根推上了首富的宝座。” 百度的李彦宏今年以92亿美元的净资产屈居亚军，比去年的72亿美元有所增长。去年他在榜单上也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刘永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凭借68亿美元财富，他今年的排名较去年的第七上升了四位。年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永好经营的家族企业新希望集团则以66亿美元财富位列第四。去年的首富，饮料业巨头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排名下降到了第五位，净资产从去年的80亿美元下降到了65亿美元。新闻延伸 “首富”上榜资产为何差百亿元？同样是富豪榜，同样一个人的资产却能差出100亿元人民币？昨天，《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家机构的调查方式或有不同。具体到《福布斯》杂志，为编制此榜单，富豪们的上市资产按照2011年8月19日的股价与汇率进行计算。而对于富豪们私人持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物业、豪车收藏品等，则只能根据能够证实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估算。“这一点上福布斯较为保守，只做我们掌握的数据。” 周健工也承认，中国人不爱露富，富豪们又多财善贾，很可能在各地有许多隐匿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榜永远只能是估算。记者了解到，《福布斯》在美国创刊时，编制富豪榜的“初衷”或许是弘扬创业精神，寻找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但发展到今天，《福布斯》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编制的富豪榜，不仅成为杂志创造的独特内容，以此吸引更多读者和广告商，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赢利”模式，在各类活动中获得富豪们的赞助与支持。为此，国内各式各样的富豪榜单也越来越多。来源-北京日报相关报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有两名“80后” 《福布斯》亚洲版最新出炉的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显示，今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40岁及以下的年轻富豪共有27位，相比去年增加1人，其中有两位为“80后”。2011年最年轻的中国富豪依然是碧桂园的杨惠妍，29岁的她已坐拥287.7亿元财富，也是所有年轻富豪中身家最高、排名最前的，位列第11位。此外，榜单显示，海鑫实业的李兆会今年30岁，拥有57.5亿元财富，位列第172位。(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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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仰柏：30年间，年产值增长数百倍

“我们企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与汕头经济特区几乎‘同龄’。对于特区的发展变化，我们也算是见证者吧。”刚从上海出差回到汕头的广东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汕头民营企业商会会长郑仰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位曾荣获“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的本土知名企业掌舵人，年近七旬仍在为钟爱的事业奔波。从40平方米简陋窝棚起家 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春风吹绿神州大地的火热年代，在汕头土生土长的大学电气专业毕业生郑仰柏看准时机，毅然募集资金创办了一家电器厂。他在市区新湖一带搭建起40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窝棚，购置几台设备并招募了十来个人，生产常规高低压柜和电焊机。郑仰柏回忆说，最初厂址就在现在的金新南路与红领巾路交界处，当时那里还是一大片菜地，一旦刮台风下大雨就到处严重浸水。后来工厂搬迁到渔港一带，环境有所改善，但那时条条框框还比较多，私营企业没有独立生存空间，这家厂只能挂靠在大洋集团下面，成为所谓“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直至1990年实行“脱钩改制”、明晰产权后，郑仰柏的企业才成为一家真正的民营企业，并定名为汕头经济特区自动化电器设备总厂有限公司。投入精兵强将推动自主创新在特区初创时期的浓烈商业氛围中，为人忠厚淳朴的郑仰柏决定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办实业路子，不能不说是颇具胆识远见的。1995年他斥资购置了9层工业厂房后，“汕自”步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06年，公司正式易名广东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郑仰柏一向视科技创新为生命，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理念打造精品。企业每年投入占销售额7%左右的资金作为技术研发经费，组建了拥有3名博士、10名硕士和50多名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的省级智能电源系统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每年至少“催生”两三个高新技术产品。该公司至今已开发自动化电气设备新产品50余项，其中2项填补国内空白，8项填补省内空白，4项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20项被评为省级重点新产品，2项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和国家星火计划，35项产品先后获得了省、市科技进步奖。“广自”所获的荣誉也一连串：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装备制造业100重点培育企业，汕头市重点工业企业。自动化电气设备“入驻”地铁机场 “汕头特区成立30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汕头市容市貌的巨大改观就不用说了，当初我们厂所在的那片菜地早已变成繁华城区，现代化城区不断向东延伸。特区的发展不但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转变上。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民营经济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私有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政府有关部门的服务水平也大为提高。” 郑仰柏告诉记者，自己的企业伴随着特区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目前已拥有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漂亮新厂房和8000多平方米仓库，员工达200多人，年产值比建厂初期增长了数百倍。目前，“广自”已成长为国内自动化电气制造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和潮汕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都采用了其生产的自动化电气设备。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的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强势增长了约50%，全年产值可望同比增长30%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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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良：我们的家乡叫潮汕

1949年诞生于越南西贡市的林忠良先生，至今犹记得幼年时父亲的告诫：“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家乡在潮汕，切记莫忘！”林忠良先生朝夕承沐祖训，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讲的是潮汕话。如今，已是越南潮州会馆会长的林忠良先生对儿孙讲得最多的潮汕话是：“中国，是全体海外华人的祖籍地，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故乡！” 林忠良幼年在越南堤岸的华文学校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便辍学了，走上社会当学徒，由于他勤奋耐劳，深得雇主赏识与器重，不但倾囊授之技艺，还委以重任。25岁时，他毅然辞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创业历程，创办“新立成塑胶公司”，从夫妻档开始，胼手胝足，凭着其精巧的工艺，生产的产品款式新颖别致，令人爱不释手，事业逐渐兴旺起来。公司已拥有300多名技术工人，拥地千亩，年产值超亿，产品除供应越南全国市场之外，也外销柬埔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接着，林忠良先生还乘胜进军房地产行业，同样获利颇丰。 2002年，林先生与友人合股，投资1000万美元在越南西贡郊区兴建了一所医院，这所医院被命名为“潮汕医院”，目的是表明他的根在中国潮汕，同时也是为了彰显中国潮汕人在越南居住国所做的贡献。该医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拥有500多张病床和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100多位医师及400多位富有护理经验的护士，在越南属一流水平。近年来，林忠良先生亲任值班副董事长，亲自监督奉行医院救死扶伤职能。近7年来，该医院救死扶伤无数，功德无量，在当地深受各界人士好评，为全体华人争取了荣誉。林忠良伉俪素来爱国爱乡，十分关心潮裔乡亲的福祉，当华人特别是潮裔乡亲有困难时，他们总是鼎力相助，不遗余力。他的善举与侠义，得到当地华人特别时潮裔乡亲的拥戴。2005年，当越南潮州会馆成立时，林忠良先生被一致推选为会长。他的高风亮节，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风传遐迩，远在澳大利亚的潮裔乡亲也深表敬重，当澳大利亚维省潮州会馆成立时，特意聘请他为荣誉会长。如今，林忠良先生伉俪每年都要到故乡潮汕寻根问祖，观光访问。他们遍游潮州、揭阳、汕头等地，饱览潮汕风物人情及名胜古迹，尝遍潮汕美名。潮汕文化艺术的浓厚、细腻、精致与淳美，让这位出生于外、在外漂泊50多年的潮汕赤子感到震惊，他为自己是一名潮汕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为了在越南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潮汕的文明精华，他花巨资在越南西贡兴建了一座气势磅礴、富有潮汕传统特色的“四点金”建筑。如今，这座富丽非凡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一处旅游名胜。通过这座建筑物，林忠良先生成功地展示了潮汕传统文化的风采，展示了广大潮人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9月14日　82
学者陈平原：一生而历二世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楼里，陈平原先生略带潮州乡音，娓娓而谈。24岁以前，陈平原的足迹未出潮汕。“因为远离中原，潮汕文化传统不太讲‘士农工商’，不会把经商放在最后。潮汕人有商业精神。人多地少，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人闯南洋，外出打拼做生意。”陈平原说，“也因为人多地少，读书是一个重要出路。近年潮汕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做生意的李嘉诚，一个是做学问的饶宗颐。” 陈平原的父亲陈北是读书人，在汕头农校当语文老师，母亲陈礼坚也是语文老师。汕头农校在一座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陈平原的小学、初中教育都在农村学校完成。父亲藏书颇丰，既爱中国传统文学，又受新文学影响。陈平原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书桌上放着一座白瓷的鲁迅塑像。少年陈平原开始阅读父亲的藏书。“我家的藏书有两种，一种是翻译的苏俄文学，我父亲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没兴趣。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时，主要的精神食粮。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及阅读趣味包括某些方面的缺陷，是早年经历造成的。” 陈平原进入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回忆：“一方面是我的不幸，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父母受批斗，导致我不可能在学校里很活跃。因祸得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站在边缘了。我曾经想，如果我是工农子弟，当初或许也会参加红卫兵，说不定也会很凶狠或者‘富有战斗精神’地批判老师。” 三年的初中阶段，陈平原没有多少时间安静读书。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因为父母的问题，学校不允许他再继续念书。许多人上山下乡，陈平原选择回老家。“潮汕人有一个特点，年轻时外出闯荡，挣了钱回老家买田地、盖房子。这个祖屋只要能盖得起来，一般是不动的，将来子孙不管哪一代人落难了，都可以回来。原先我父亲在外面工作，我奶奶也跟着出来，房子就空在那边。到‘文化大革命’，父母说：如果落难就回老家，父老乡亲会帮我们的。” 1969年秋，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及奶奶回到离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他们真的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虽然陈平原才初中毕业，但乡亲们相信他一定胜任教书。于是，16岁的陈平原一面当民办教师，一面在家自修。1970年9月，被囚禁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回家了；又过了两年，父亲重回汕头农校教书，工资全额发放，家庭经济好转。陈平原毅然放弃教书，跑去潮安磷溪中学(原潮安四中)读高中。当时在农村里当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不用下田干活，大家认为陈平原太傻了。高中毕业后，陈平原当了半年农民，又继续当民办教师。从1969年秋到1977年底，陈平原在农村待了整整八年。“比起正常上大学的人来说，我没及时得到名师指导，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大的遗憾。我和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王德威同龄，我问他1978年春天在做什么，马上就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他已经去美国念博士了。上大学那年我24岁，在今天这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这个状态导致我的知识结构有比较大的缺陷，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学的能力。很长时间里我不是靠老师带出来的，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把读书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这倒是跟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1977年拨乱反正，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陈平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多少年后，陈平原不无感慨：大浪淘沙，各种偶然因素，留下了我们这些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1978年2月，陈平原搭上村里的拖拉机，再转长途汽车，到广州念书。回望家园，陈平原说，潮汕人经常自嘲是“省尾国角”—广东省的尾巴，中国的边角。“那时候潮汕没铁路，我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也没看过飞机。明清两代，潮汕人搭乘红头船闯南洋，以前出国没有办护照之说，愿意到哪个地方，搭船就走了。对潮汕人而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海运比较便利。可是，进入铁路为主干的现代社会以后，潮汕在整个交通布局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平原见到了前辈学者容庚、商承祚、王季思、黄海章、楼栖等。陈平原喜欢苏曼殊，访问过黄海章先生好多次，黄先生听力不行，塞着耳机，两人不断地笔谈，谈苏曼殊，谈佛教，谈诗歌。 1982年1月，陈平原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吴宏聪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与王瑶是联大的前后级师兄弟。研究生期间，陈平原撰写了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到北大读书的重要因缘之一。1984年秋，陈平原北上求学，成为王瑶最早、也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博士研究生。陈平原从此与北大中文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08年9月起，陈平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回首前尘，陈平原引用日本人福泽谕吉的话“一生而历二世”：一辈子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既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幸运。. 做学问，“实不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进北大，“女友”钱理群慧眼识珠记者：你真正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陈平原：对。以前也读书，不过是自己读，跟进大学接受专业训练还是很不一样。对大学生来说，名师当然很重要，但校园风气以及同学间的交往同样让人怀念。1979年春，中大中文系学生创办了文学杂志《红豆》，同学风华正茂，办杂志是与整个社会对话，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往上走，不容易。进大学以后，我们跟随整个时代思潮，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原来好些幼稚、糊涂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清洗出去。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来说，首先得把以前接受的不好的教育影响清除出去。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比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要困难得多。记者：对你个人来讲，如何清除前一个时代的教育？陈平原：“文化大革命”中，我插队下乡八年。在农村里，文学是唯一可以自学且向上发展的事业。你的数学再好，物理再好，在那种环境下，根本走不下去。在劳动、教书之余，我练习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相声。没有名师指导，也没有朋友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加上内心不够强大，必定受当时报刊影响。你孤零零地在山村里读书写作，不想发表则已，一旦想要发表，必受时代风气及流行文体影响。进大学以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好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写作的思路、趣味、文体以及表达方式都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要好长时间把它清除出去。大概到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点自己的体会了。前面两三年一直在战斗，与其说跟外在的错误思潮搏斗，不如说跟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趣味、知识、思考方式搏斗。这就养成一种自我反省的习惯。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地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记者：到北大读博士前，钱理群为了使你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多次写信来指导，那时你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你在北京有位“女友”。陈平原：当时中大中文系没有招博士生，北大中文系也还没有。我是想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找的是社科院文学所，因为我的老师陈则光先生认识那边的某位领导。久居京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外地青年进入北京后为何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外地青年进京，大概都像我一样，拿着老师的介绍信一个个访问。我哪知道北京学界有那么多矛盾，就像你告诉我，上午采访我下午采访谁，那个人如果刚好是我特别看不起的，那我心里就不舒服。时隔多年，我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今天的广东挺辉煌，但8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京城里的文化人大都认为，广东人不就是有点钱嘛，读书不行的。广东学界有句口号，写文章要“跨长江过黄河”，不能只呆在岭南这一块地方。我提出要北上时，导师吴宏聪老师告诉我：你去考，考得上北大，让你走；考不上，就留下来，中大也挺好的。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非要到外面走走不可，转一圈再回来也行。我到北京，只认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黄子平，他是广东人，与苏炜是老朋友。我就到北大找黄子平聊天，送上一份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油印的，题目是《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把论文给了钱理群。老钱比我大15岁，已经毕业留校当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钱理群看了我的文章，当天晚上就去找王先生，说把他弄到北大来吧。于是王先生出面跟中文系说，要我来北大中文系教书。系里同意了，报到学校，学校说：从中山大学招人？你要觉得好，就把他招来念博士，博士毕业再留校。在我之前，北大中文系没招过博士生。王瑶先生说：好，那我就招。就这样，我成了北大自己培养的最早的文学博士。做研究，“隔代遗传”惹争议记者：你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学术“隔代遗传”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学者在最好的年华里都经历了“反右”、“文革”，非常可惜。陈平原：这一说法，我自认有见地，但也招来不少非议。我说的是大趋势，不针对具体学者。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有非常出色的，我没说他们都不行，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没调整好学术姿态。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华方得到很好展现。至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中，学术也在急剧转向，老一辈学者因为“没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传统。中年一代解放后上大学，经过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留下很深的印记，转过来不容易。我们则因为念书少，底子薄，转弯转得快。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确实更多地受民国时期老学者的精神风范、学术态度乃至治学方法的影响。中年这一代日后很多调整到位做得很不错，不能因为我说的“隔代遗传”否定他们的业绩，那样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时代转折的时候，刚刚站稳脚跟的人最痛苦，好不容易适应上一个时代，又必须跟着连续急转弯，转的速度又不如后来者快。王瑶先生跟我说过：“都说耽误了10年，耽误在哪10年，大不一样。我耽误在创造力最旺盛的10年，等到可以重新起步，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天大的遗憾。你们这一代，耽误在起步阶段，实迷途其未远，将来还可以补救。”可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从大学毕业到今天也已经30年了。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在北大中文系，我问了若干同事：我们是否全面地超越了我们的前辈？答案是“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遗憾，实在不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记者：我看典型的例子就是宗白华先生，学问很好，著作很少。陈平原：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过四卷本的《宗白华全集》，扣除翻译作品和小诗，真正的论著并不多。可读过宗先生书的，都承认他学术境界很高，内心很强大，对文学艺术的品味以及对人生的洞察，都是独一无二的。聊文学，不在中心位置很正常记者：你在文章中回忆当年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个人在北大的小屋里聊天，聊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我常想，文化有时候是有所谓气场的，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喝茶、抽烟，看似很散漫的思想碰撞，往往聊出学问。陈平原：同道之间，无拘无束地“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现在也有学术交流，但大都是论文发表会。学术会议过于正式，公开演讲过于正式，博士论文答辩也过于正式，是工作完成之后的“呈现”，有成就感，但不够酣畅淋漓。我在北大中文系推动“博雅清谈”，每过一段时间，老师们聚在一起，就某一大家关心的主题，随便聊天。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在非正式状态下“聊学问”的动力和趣味。1980年代中国学界盛行“侃大山”，后来被认为是汗漫无所归依，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状态”—做学问，不能满足于“思想火花”，可那种神聊还是让人神往。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但又认真地讨论问题。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活儿”都做完了，再登台表演，全都言之有据，可以马上拿出去发表，但没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很忙。我批评现在的学术评估对于人文学的伤害最大。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没有心思散步了，不再沉思，全都一路小跑，忙着做课题。这样的状态，对哲学、文学、艺术这样思想性的学问不合适，对社会科学比较合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比人文学好，就因为它比较适应这个状态。他们需要申请经费，做各种大型项目，聘很多助手，而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记者：百年来中国知识人的变迁，从梁启超到胡适到当代，人文学者从非常主流的中心地位到现在变得有点边缘化了。这种趋势跟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吗？陈平原：当今中国，整个社会日趋实际，大家更愿意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这对文学、哲学等“大而无当”的学问很不利。我曾说过，文学是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很深的学问。哲学也一样。“文革”中甚至提倡工农兵学哲学，老大妈说不就是一分为二嘛。相对于那些社会需求很强劲或者门槛很高很神秘的专业，人文学主要面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无用”之“大用”。在整个学问体系里面，传统中国读书人从“帝王师”转变为“知识分子”再转变为某一个专业的“专家”时，这种边缘化的趋势已经形成。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特殊的政治氛围，比如批判俞平伯等的《红楼梦》研究、由《刘志丹》引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文革”后期的《水浒传》评论，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很热闹，连武将许世友都被要求阅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可这跟人文学的命运没关系，是政治家在借文学作品说话。今天中国，文学及文学研究不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如果整个社会都来关注文学问题或者哲学问题，那才是不正常。但是，不处在中心位置不等于人文学不重要。就其对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人文学犹如“生命的底色”。至于特定时期，大家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人文学，那是整个社会转型决定的。过了这一段，会逐渐调整的。记者：当代人文学者，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人？陈平原：这很难说。我到清华演讲，学生提问，你怎么看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校园，三流的教授。我说，这是全世界流传的笑话，不能当真。这么说，对好老师太不恭敬了。看一百年前的人，我们比较有把握；判断同代人，有时候是盲目的。再说，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今天不断追问大师在哪里，我觉得不公平，也没有意义。说不公平的意思是：大师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不同，知识类型不同，大师的“风采”当然也就有很大差异。确实，晚清及五四那代人了不起，因为他们从传统中走出来，又是直接面对西学的冲击，综合创新能力很强，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的格局。但是我们不能说，以后的人全都不行，一代不如一代。再过100年后，也许会说最近这二十年的中国，人才很多，也是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你别说，有这个可能性，社会大转折是出思想出学问出人才的时候。也许，这个时代第一流成果不出在人文学而在社会科学，因其解决了很多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所以，谈人才必须考虑时代需求以及知识类型，不能笼而统之。比如，现在做学问不能再像梁启超那样古今中外都弄，文史哲之外，还兼及财政、金融、法律等。今天你要是像梁启超那样写文章，人家会说你抄袭，因为他很多文章带有编译性质。他是那个时代的“大家”，以一个人来面对整个西方学界，跟我们今天分工严密的状态很不同。胡适也一样，当时就有专家嘲笑他哲学不行，佛学不行，文学也不行，什么都不是“第一”，可他合起来却是“天下无敌”。每个时代都有“专家”与“通人”之争，是不是“大师”，先看时代，再说境界，最后是知识类型。与其追问当今中国有没有大师，不如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记者：今天有些人不停地提到“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学森，钱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编者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陈平原：为了落实“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在各重点大学里设立基金，专门培养“天才少年”(最初叫“珠峰计划”)，太夸张了，现在改了名，但计划已经在实施。这个思路，有点“举国办体育”的味道，希望赶紧催生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与其把大量经费投在“天才少年”身上，不如改进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让学生普遍受益，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大学应该做的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自由发展，而不是认定谁是“未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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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名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回国

9月13日，归国远征军骨灰进入国殇墓园仪式 9月13日，边防武警向中国远征军回国遗骸敬礼 2011年9月13日，19具散落缅甸近70年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被寻回，分别沿着瑞丽畹町和腾冲猴桥两个口岸，回到他们为之献身的祖国安葬。位于腾冲的国家级口岸猴桥口岸现在是中缅商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做小生意的边民往来不断。而在二战时期，这里曾是史迪威公路的枢纽，中国远征军战士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抗击日本侵略者，其中许多人在异乡阵亡，再也没有回来。据统计，至今仍有6万远征军将士遗骸散落缅甸。本次活动由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据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蔡雯介绍，今年7至8月已先后从密支那地区和西保、腊戌地区寻取到19位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的遗骸并火化。主办方13日分别在云南德宏州畹町口岸、保山市腾冲县猴桥口岸举行“国门迎忠魂”仪式，迎接遗骸回国安放在云南腾冲县的国殇墓园中。经过近70年的漂泊，这19名中国远征军将士终于魂归故土，得以慰藉。安魂曲响起，国殇墓园沉重肃穆，道路两旁站满了前来迎接远征军遗骸的人们，老人、农民、学生、华侨……大家不论辈分、不分职位，自觉一字排开，注视着英雄的骨灰渐渐远去。人群中，几个女孩失声痛哭，她们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在腾冲，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对远征军有很深的感情，每年都来国殇墓园扫墓，心里总觉得愧对他们。没想到快70年了，他们的骨灰还能回来，真的很替他们高兴。” 听说战友魂归故土，当初一起浴血奋战的远征军老兵们也从各地赶往迎接。他们在家人的搀扶下蹒跚行进，有的露出激动的笑容、有的凝视着战友的骨灰、有的眼里噙着泪水。86岁的卢彩文战后一直居住在腾冲，“这真是想都没想到的事啊，他们终于回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幕，老人激动得有些颤抖，“他们当初为国捐躯，理应受到肯定和尊重。以前我就经常来这里，以后我更要多来，因为这里有我的战友。” 老兵吴正光也从德宏赶到腾冲，86岁的他将荣誉勋章整齐的佩戴在胸前，彰示着那段烽火岁月。由于老人在战争中失聪，无法听见记者的提问，他只是一直竖起大拇指，一直笑着。 “近70年的岁月，他们被遗忘的太久。”长期关注远征军老兵的公益人孙春龙(微博)说，我们不但要帮助幸存的老兵回家，我们更要让阵亡将士的遗骸回家。这次活动已经开启了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的第一步，相信将来会形成规模，让更多的英魂归乡安息。
09月14日　63
近代泰国潮商的企业发展模式

作者：陈列石维有一、近代潮商的发展和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当沿海各商业港口开埠后，传统的著名商人群体如徽商和晋商相继衰落，而潮商却在国内外都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成为享誉全球的商业群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海外，潮商的商业活动中心主要在新加坡和泰国。新加坡以华人华侨为主体，而泰国的华人华侨则是当地的少数族裔，因而其海外发展模式较有普遍意义。在泰国，就人口而言，自吞武里王朝起，潮人开始大批移入，逐渐超过福建人，在华商人口中20世纪初期占40%，二战结束初期占60%（150万人）。就经济力量而言，潮商依靠“香叻暹汕贸易体系”从事亚洲地区的大米贸易，在泰国的主导行业“米业”中占优势（如附表1所示）。1920年泰国曼谷的主要碾米商是潮商李竹漪、高晖石、陈守明和卢瓞川，四家的大米生产能力合计达到46％（如附表2所示）。上世纪20年代，泰国著名的八大华侨企业公司中陈守明的黉利行、廖公圃的廖荣兴行、陈鸿仪的陈炳春行、蚁光炎的光兴利行、许仲宜的老长发行，这些企业全是潮商所经营（如附表3所示）。上世纪30年代主导泰国大米业的8大华商家族企业中，陈守明、陈守镇的陈黉利行、卢瓞川的卢裕隆行、蚁光炎的蚁光兴利行、廖公圃的廖荣兴行、许仲宜的许老长发行、陈振敬的陈振盛利行6家为潮商。其中，元发盛行和陈黉利行具有典型意义。元发盛行的创始人高楚香（1820~1882年，别名高满华、高妈和、高姆华，Sue Phisanbut），1839年赴泰，先在福建人高氏的“高丰利”干活，1855年后由包税开始发迹，后来扩展到航运业，曾拥有四艘帆船从事对外贸易。1870年高楚香在曼谷创设泰国华商的第一家近代化机器碾米厂“元盛”，开始进军碾米业，后来又创设“元发盛”和“元得利”，建立“商丰利”号米行，并在香港建立海外贸易总部元发丰行，在新加坡建立分部元发栈。陈氏黉利行的鼻祖为“船头佛“陈焕荣（又名陈宣衣），其长子陈慈黉（1841~1920年）于1865年赴泰，1871年在曼谷创设陈黉利行，以大米为主经营国际贸易，后来陆续创设各碾米厂（隆兴利、干利栈），在此基础上将陈黉利行升为家族企业的旗舰，香港的乾泰隆行则成为转口贸易的枢纽。1903年陈慈黉次子陈立梅（1880~1930）开始掌管企业，20年代末，黉利行已成为仅次于李坤盛行和高元发盛行的第三大米商。1930年，其次子陈守明（1904~1945年）主持家族企业，在30年代发展至鼎盛，成为泰国最大的米商。由此可见，潮州人是近代泰国人数最多的、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华商群体，无愧于“王室华侨”的称号。海外潮商和本土潮商互相激荡，共生共荣，促进潮商的迅速发展。表面看来，潮商与徽商、晋商之间的直接差异，就在于有无海外关系，那么，潮商成功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找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在这里，我们试图综合分析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探讨泰国潮商迈向成功的原因和经营发展模式。二、泰国潮商成功发展的深层原因首先，泰国潮商采用近代经营方式，例如建立垂直整合的一条龙生产方式、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组织规模化生产、建立组织化银行等，是学习西方先进生产管理方式的结果。就拿香叻暹汕体系来说，这是在高氏元发盛行和陈氏黉利行的推动而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是长期的中泰贸易的延续，更是泰国潮商引进近代碾米设备生产管理的结果。正是采用了近代西方碾米设备生产，以高氏元发盛行和陈氏黉利行为代表的潮商才能从事大规模生产管理，并在与西方公司的市场竞争中主导了大米加工业和出口业。随着企业壮大，筹资问题提上日程。20世纪初，曼谷的华人碾米商和出口商开始从事金融业（如附表2所示），八大潮商企业集团中有四家经营钱庄。1930泰国政府颁布第一部银行法后，上述的四家钱庄随后都发展成为银行业。不仅在大米业，在其他行业潮商也能够与时俱进，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在企业资本结构上的表现尤为明显，据日本的泰国研究专家末广昭调查，1912~1933年泰国的164家有限公司中有一半是华商、泰商和欧商多族群多阶层合资的。其次，泰国潮商能够与西方公司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的关键，在于泰国潮商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经营技能和经贸网络。近代泰国流行合资经营模式，主要是投资者资源的局限性和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互有长短的华商、泰商和欧商，在合资条件下实现了取长补短。在这当中潮商以资金和经贸网络为优势组合资公司。在泰国，潮商以“一米带百业”，从米业扩展到其他行业，足迹遍布全泰。在国际上，拥有像汕香暹叻体系这样的经贸网络，凭借这种网络优势，潮商在与西方公司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第三、泰国潮商的经营技能来源于其擅长经商的潮汕文化及其长期的商贸经验历史积累。潮汕地处“国角省尾”，潮商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移民，其商业文化具有明显的移民特点，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开拓精神，这是区别于徽商和晋商的重要特性。在宗法制度上，潮商从大家族观念发展到小家庭观念，从狭隘的宗族观念发展到团队精神和社会群体观念，实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平衡。无论是在潮汕本土，还是移民海外，都能从实际出发，找到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的办法，有助于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例如黉利家族，从陈焕荣到陈慈黉、陈立梅和陈守明时期，都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实行家长负责制，重用家族成员，依靠同姓同宗的雇员，但表现出明显的发展痕迹，陈慈黉仍然保持浓厚的乡土家族观，热衷乡族事务，甚至拆巨资修建家族豪宅。到陈立梅后，开始树立起独立的工商小家族观，强调个人的发展能力和企业的发展空间。这种转变更有利于海外潮商融入当地社会，例如葬礼的改变，1934年泰国潮商第一次火化法会将潮州先侨4万多具遗体火化，祖先崇拜文化从迷信走向俗信。在这种转变中，黉利家族的陈立梅热心公益事业，与高晖石等发起组织泰国中华总商会，并先后任泰国中华总商会及火砻公会会长多年，陈守明28岁起连任4届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他们身为侨领，不但管理自己的企业有方，而且热心华社事业，特别是协调华人与当地和谐关系的工作，为潮人在泰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四、泰国潮商具有经济力量和经营网络与大量的劳动移民密切相关。潮州人移民东南亚，宋元以前已有出现，据资料显示，明代中后期潮商开启了移民先声。嘉靖万历间，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的几个潮州海寇商人集团在菲律宾和暹罗定居，为后来的潮商移民奠定了基础。在泰国拉力、中国推力和交通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潮人移民泰国史出现四次高潮：一是1767~1782年吞武里王朝时期；二是1882~1910年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时期；三是1918~193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泰国1932革命前的景气时期；四是1946~1949年战后初期。根据统计，中国人移民泰国，1882~1955年移入人数共351.23万人。移出人数229.98万人，两相抵消净移民为121.25万人。其中大部分为潮人。近代时期移民到泰国的潮人，除了1882~1931年主要是劳工形态的移民外，还有营商移民。在华侨移民中，小部分人经过艰苦奋斗后，也上升为商人阶层。如上文提的上世纪30年代参加与主导泰国大米业的6大潮人家族企业来说，蚁光炎、卢瓞川和陈振敬等3家，都是白手起家的后起之秀。其中后两家得到陈黉利家族的鼎力帮助。总的来说，后来居留在泰国的潮人，大多都是属于营商和劳工族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发生关系，而其中潮商巨贾甚至视之为生命线，例如陈黉利家族在各处都设有分店，集泰米加工、出口、进口为一体，形成自己内部的“香叻暹汕贸易体系”。海外潮商和本土潮商，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形成共有经济实力和经贸网络。第五、颇具规模劳动移民的发生与族群的互补性和融合性、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出现潮人多次移民泰国并融入泰国社会的因素很多，包括种族、历史、社会、参政、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在种族上，同属蒙古人种，体形相似；在历史上由于密切交往的传统，并代代相传；在社会上，填补了泰国缺乏的中介商和自由劳动力阶层，通婚则进一步密切族群睦邻关系；在参政上，与泰人并肩战斗，保卫泰国的独立和自由，出现郑信王这样的英雄人物；在经济上，潮人为泰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近的风俗习惯。在这些因素的历史磨合下，泰国采取一视同仁的以融合为主的侨民政策。潮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纷纷移民泰国，并在那里以突出的创新开拓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后裔更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为泰王国的发展与繁荣做出卓著贡献，乃是有目共睹的。三、泰国潮商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关于近代东南亚华商的发展模式，中外学者根据各地的特点做了各种论述与深入探讨。以泰国潮商为例，可以归纳为以当地为依托的高度融合型发展模式。“亦善亦群”的近代潮商特性，贴切地表达了高度融合型的含义，主要指企业目标，企业主体和企业行为结果的高度融合性。最初潮商从宗族出发，为了光宗耀祖，为了族群的生存发展而以宗族为单元团结拼搏。这种理念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奋斗的单元变小，团结的群体变大。在泰国华商，他们以泰国为依托，将竞争对手变成合作对象，将他乡变成故乡。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历史变化之中，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根据泰国的需要，帮助政府维持和建设一个繁荣和谐的社会。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的发展应该获取相应的资源，为此，泰国潮商在泰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能与当地友帮合作，以期获得合法身份及地址，其结果就帮助了政府维持和建设一个有序和蔼社会，例如朱拉隆功的改革中，潮商提供了相当的资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参与泰国的经济建设，并成为泰国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潮商与徽商、晋商的利润封建化或者求功名做官的传统不同，他们将经济活动的收益在泰国进行再投资，与泰其它族群合作，共同参与泰国的经济建设，以自己的经济活动去实现泰国政府的经济目标，无论是近代前期的高楚香、张宗煌、刘继宾、郑智勇，还是近代后期的主导大米为主的六大潮商家族，无不如此，应势而生，顺势而上。并受到嘉奖表彰。第三、通过广泛而长期的合作获得企业发展的相关有利资源。潮商在资金、经贸网络成为优势，通过与西方公司合作获得管理技术，通过与当地合作获得合法性和便利性。这对于潮商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潮人包税商，他们提高了政府的征税效率，增加当地国库的收入，自身也通过这个经营途径得以发展快速，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国大米行业的最具有优势特色的群体。第四、经营有道的潮商及其成功后裔向其他华商展示融合道路的可行性和功能性，并推动广大潮人乃至各籍华侨高度融合于泰国主流社会。泰国潮商先驱采用的融合型发展模式，为其后裔以及其他华商做出示范。潮人包税商的后裔在泰国取消包税制的过程中，不少人由于身份变化而涉足参政、文化领域。此外，在经济领域，泰人直到1932年后才逐步涉足商业，而这些泰人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不是纯粹血统或原住民的泰族人。这样，泰国潮人从吞武里王朝就开始与泰国社会亲密合作，这种合作的可行性和商业功能性，导致潮商融入泰国主流社会也成为历史传统。综上所述，泰国潮商高度融合型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公司的外域本地化具有本质的区别，也与那些为适应某一时间的某些外部条件而采用的应急性经营策略不同。可以说，高度融合型模式是长期的和持续的基本发展模式。这种经营模式，不仅历史悠久，具有历史渊源，而且应运推动战后泰国潮商的加速发展，并进一步预示着其前景看好的未来意义：不仅有利于潮商的更好发展和泰国经济的繁荣，而且有利于中泰经贸合作与友好关系的发展，及至亚太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
09月14日　116
泰华一家亲，如同左右手：访泰国潮州会馆

图：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馆长李友忠拿出馆藏的《孙吴兵法》，向记者讲述泰华一家亲的形成历史。图：潮州会馆是泰国规模最大的华人团体，图为潮州会馆正大门。在泰国，只要你说你是潮汕人，绝对不会饿死！中新网曼谷9月3日电记者韩胜宝 “泰国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其中又以潮州人最多，约有700万之众。华人和泰人世世代代和谐相处，携手发展，泰华一家，‘如左右手’”。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的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方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方炜介绍说，从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起，一批批华人开始迁居泰国，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与泰人相处和谐、水乳交融，为泰国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与泰国的长久友好奠定了基础。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馆长李友忠称，如今泰国到底有多少华侨华人，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在泰国华人、泰人已水乳交融。泰国华人人口大约占全国14%，这是指仍保留中国国籍者而言，其实，多年以来，有大量华裔居民已入泰籍，并拥有泰人姓名。说着相同的语言，过着一样的生活；华人的华族血统，融入了泰国人的身份之中；华人是泰国国民一份子，获得同等对待，不容歧视，和泰人一样受泰王爱护……熟悉泰国和华人社会的李友忠，拿出图书馆馆藏的《孙吴兵法》对记者说，正如孙子在《九地篇》中所云：“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他还向记者讲述了泰华一家亲的形成历史—— 曼谷王朝在与吞武里隔河相望的湄南河边建起首都，需要大量的素质高、工艺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而由于潮州人在帮助郑王复国过程中有功，在泰国享有“皇族华人”的荣誉，故有大量的潮州人涌入泰国，形成了第一个移民高潮。他们与其他华人一起，为泰国社会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华人在泰国成为自由劳动力，仅须缴纳外侨居留税，有比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更优越的条件，加上泰人对从商不感兴趣，使华商无须与泰人竞争。华人在泰国安定下来以后，许多人与当地泰族女人或中泰混血女人相互通婚，进一步促使潮州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华人与人为善、祥和谦让和热情好客的习俗礼仪，早已为泰人所借鉴，泰国人与陌生的华人很快就能融洽相处，给人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 “二战”以后，泰国逐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已经成了泰国经济领域重要力量的华商企业家，在推进泰国经济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大米贸易开始，兴起了四处做买卖的风气，从中介商、零售商变成了现代企业家，形成新兴的商人阶层。到了现代，华人凭着经商经验和资金基础，依然在工、商和金融业扮演主导角色。在曼谷，华人及拥有华裔血统泰人数目几乎占一半人口，华人已进入了泰国的主流社会。目前，泰国60%大机构及银行由华裔人士控制，泰国最大规模的银行如大成、盘古、京华等，都以华人为主要股东，华人华裔企业遍布泰国的各行各业。大批华人移居泰国，其中尤以华东南岸的潮州人居多。他们将中国的风俗习惯带到这里，在饮食方面，泰国菜受到中国的烹煮方法影响很大，与潮州菜相近，就连泰语中也渗入了一些潮州语。说到潮州会馆，方炜颇为自豪。他对记者说，我们会馆是泰国规模最大的华人团体，会员成千上万，光理事就有好几百。我们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中泰亲善。建馆初期，组织潮州米业公司购运米粮到潮汕平卖，减轻当地粮荒。曼谷黄桥及彭世洛府大火灾后，开展救灾活动，开创泰国华人社团大规模救灾先例。方炜说，抗战胜利后，潮州会馆曾组织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复办培英华文学校，创办会馆医务处，修建华人公墓，筹集米粮赈济泰国各地水灾、火灾灾民。1957年泰国发生流行感冒、霍乱等传染病时，不分种族，大量施医赠药。历年来救灾恤难，捐款慰劳，修建学校、医院寺庙，对繁荣泰国经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受到泰国政府及各界人士好评。
09月14日　109
新加坡高官：华族年轻一代会认同本身文化根源

中新网9月5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3日晚庆祝成立82周年，在文华酒店举行盛大晚宴。担任晚宴主宾的环境与水源部长维文医生说，他对本地华族年轻一代充满信心，并认为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年轻一代相信会认识本身文化根源与价值观，有利于他们与中国的交流。维文是回应潮州八邑会馆会长吴南祥的讲话，作出这项表示。吴南祥较早致词，对于会馆能否继续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以传承潮州文化表示担忧。维文医生上台致词前，也以潮州话问候在场的来宾，赢得众人鼓掌喝彩。出席晚宴嘉宾，包括印尼潮州乡亲公会主席曾国奎和马潮联会副主席陈再家。  
09月14日　6
渠道大亨：晨光文具陈昇明

《创业邦》2011-09-12 采访/刘岩曲琳他和黄光裕一样，十几岁就从潮州出来闯世界，但他控制的渠道数量远远多于国美电器；他卖的是单价极低的文具，但年营业额近20亿元，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一哥”；他手下只有60人的渠道运营团队，却通过“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控制着全国5万多家经销商，他的目标是做文具行业的7-ELEVEN。他叫陈昇明，晨光创始人。一个午后放学时间，上海市致远高中对面的晨光加盟店主韩叶忙活生意之际却迎来一位神秘贵宾。“大人物”的到来令她又惊有喜，喜的是自己从未谋过一面的“大财神”突然降临到自家店中；惊的是自己却没来得及做任何接待工作唯恐怠慢客人。神秘人物是韩叶文具店的特许商——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晨光）总裁陈昇明。致远高中的师生跟韩叶聊天时言必称“你们晨光”，这让她感觉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幼师出身的她回想起2009年初来上海一无所有，做小生意维持生计，两月之内店面招牌连续更换三次，由最初的水果店转成简陋的文具店，再变更为现在的“晨光”连锁店。现今，韩叶已经开了2家晨光连锁店，还经常能从一些企业、学校等单位获得办公用品采购的生意。她至今依然特别感激晨光专门派商务车把紧急采购来的800个文件夹第一时间送达店中，为这桩生意的成交解了燃眉之急。“企业大批量采购办公用品也不能直接找厂商，只能通过我们加盟店签单，这是晨光对我们加盟商的保护政策。” 在加盟商眼中，陈昇明确实是一个“神秘大人物”。曾给晨光做过多年营销顾问的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杉说，他亲眼见过一位加盟商像迎接“中央首长”一样毕恭毕敬地给陈昇明拎包。 “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渠道出身的老板，全国上万名经销商都不是靠他发工资的，但是又都百分之百替他干活儿！”华杉说。目前，晨光在全国有28个分公司，在1600多个城市设有二、三级分销商，超过50000家门店，其中加盟店增长最为迅猛。华杉说他和潮州人特别有缘。他与弟弟华楠在2002年创办华与华，2004年开始与晨光合作，竟发现对方也是兄弟创业：弟弟陈昇明创业之后，把在老家做乡镇领导的陈昇贤拉来帮忙；而与晨光结束合作之后，华氏兄弟又与深圳的齐心文具展开了合作，对方也是兄弟创业，同样来自广东潮州。 “不要往潮州人的基因上去联想，在我看来没半点关系，”华杉说，“陈家兄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十几年就做那么一支笔。”华杉说曾有无数投资人希望让他帮忙引荐给陈家兄弟，但都被他直接回绝了，原因很简单，晨光不缺钱，陈家兄弟对外部投资不感冒。所以晨光是中国少有的尚未被资本洗礼的隐形冠军之一。陈昇明要把文具“杂货店”改造成品牌“正规军”，让西藏、青海、新疆等深居内陆的学生都能意识到买支五毛钱的圆珠笔也得识品牌，他的目标是打造文具行业的“7-ELEVEN”，把没有品牌、没有形象、没有灯光、没有道具，像杂货摊一样的文具店改造成商品陈列、产品结构定位，装修风格、灯光效果等都符合晨光统一形象的晨光品牌店。众所周知，潮州人的野心一向很大。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陈昇明是个产品经理。他把我们带到一间样板间，抓起一把笔认真讲解：“不要看笔头上这一个小小的球珠，科技含量很高，整个笔头的制造过程有24道工序，车床设备比做劳力士手表的精密度还高，其实竞争门槛非常高。”陈昇明不赞同市面上所谓的“文具行业技术含量低”的观点。他又回头捏起一支黑壳的水笔，很自豪地讲：“K35是我们的经典产品，温家宝总理也是用这款笔的。” 晨光以造笔起家，目前产品定位主要分为两块，分别是办公用品和学生文具，两者间的比例各为50%。品类多、产品线丰富的学生用品已经成为公众品牌，但陈昇明依然有烦恼：“目前市面上仿冒和假冒晨光的企业超过500家，每年在品牌维护上的投入巨大，真是困难重重。”晨光惟一能做的就是跟仿冒者赛跑。跟学生用品相比，晨光办公用品的品牌知名度则相对较低。陈昇明认为：一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二是因为办公用品市场庞大而分散；三是晨光并未像万宝龙那样把笔上升到奢侈品的定位，晨光是靠卖产品而非靠品牌附加值赚钱。如华杉所说，陈家这哥俩都很能聊，作为弟弟的陈昇明最早进入文具行当，那年他才17岁。之后，陈昇明从一名普通的推销员逐渐成长为韩国、台湾等新潮文具的总代理商。代理品牌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麦克美高品牌，但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这家知名度不错的公司却也难以摆脱倒闭的命运。上游厂家的倒闭，让陈昇明被迫思考转型问题：到底该向上游开工厂还是向下游开零售店？思考再三，陈昇明最终选择了开造笔工厂，对造笔一窍不通的他特意聘请专家，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他认为：“在没有任何品牌支撑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建制笔厂。” 最终，陈昇明选择制笔产业集中地上海作为自己的制造大本营，因为这里的书写工具不管从款式、设计理念、包装等各方面都比较先进。1999年，晨光便正式落户上海市奉贤区，陈昇明从文具代理商正式转型为制造商。当老牌制造商晨光发展近10年之后，陈昇明又把制笔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发展连锁经营事业，向终端消费市场渗透。 “晨光的渠道变革最大的特点是，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建加盟体系，而是对原有的分销渠道进行针对性的改造。”陈昇明说。晨光的连锁经营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4年做渠道建设时，晨光开始做店头，文具店名称一半是“晨光”的LOGO，一半是店名，如“小草文具”，晨光称之为“样板店”，这为晨光开展加盟连锁打下基础。现在晨光的加盟政策中明文规定，样板店有申请加盟店的优先权。 □ 秘密 “开店不难，难度最大的是对经营者思想的改造，”陈昇明说，“其实个体经营者挺难把握，原来没人管，老板爱怎么干怎么干。可能干得昏天黑地，最后整得店里‘三不像’或更像杂货铺。” 这就是陈昇明定位于做文具行业7-ELEVEN的真实原因。“如果对文具店没有规划、没有控制，等到商品越来越多时二三十平方米的空间必然变成‘杂货铺’，经营质量大打折扣，看上去似乎有钱赚，但是却发现有很多库存。” 现在晨光特意强化对经营者进行定期的培训。他们会搜集全世界经营最好的店的资讯给加盟商做指导，包括商品陈列、结构定位等方面。“一些经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资格文具店，有可能从来没见过外面优秀的店面经营状态，如果对方理念比较好、容易沟通，则对经营者的帮助会非常大。当然也有些的确很固执的经营者。”陈昇明很无奈地说。两年多时间晨光就开出近1500家加盟店，开店速度无人堪比。陈昇明道出其中的玄机：跟其他行业做特许加盟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晨光的连锁经营业务全权交给当地的代理商处理，是在传统分销基础上进行升级，而其他行业的不少企业均是从零做起。晨光做加盟最大的优势是之前搭建好的稳固的分销体系。这个分销体系在1600座城市有分销商。用陈昇明的话来讲，跟经销商“关系很铁，思想高度一致”。陈昇明对十来年打造出的分销体系很有信心。“达到思想的统一、默契、信任，这一块是其他企业没办法做到的。”建设渠道很容易，但建设高质量的渠道却是很多企业难以企及的。这是陈昇明引以为豪的企业亮点。 “建设排他的、单一的渠道已经挺难，而建设思想高度一致的渠道那就难上加难。”晨光和经销商黏性很高、相互依存，陈昇明把晨光和经销商的关系理解成“鱼水之情”，称“他们离不开晨光，晨光也离不开他们”。陈昇明下决心规范渠道是在2004年。在此之前的两三年间，他一直把扩大生产规模作为重头戏来抓，当时的渠道属于完全开放性的，代理商都是多品牌经营，甚至都有卖100家以上产品的省级代理。想起当初的混乱局面，陈昇明都觉得有点不堪回首。跟传统分销商讲再多道理没用，关键是要实惠，回报一定要比原来的多才行。那段时间，随着行业变革，尽管有些经销商隐约感觉到危机感，但在2004年讲专属渠道还是比较超前，困难重重。 “必须建立属于晨光的专属渠道，否则品牌之间处于‘拉锯战’状态，内耗非常严重。”陈昇明对这种无序的战争颇有感悟，他将文具品牌间的市场争夺战比喻为一场无休止的行业内耗战：“今天代理商多买我两个品种，明天竞争对手多派两个业务员，把我的阵地拉下来；后天我再派一个加强部队上去把高地拿下，过一会儿敌军力度大一点我的阵地又被敌军占领。整个行业一直在拉锯、在消耗。” 当时的经销商根本没有服务理念。陈昇明把经销商划归为两类：一类叫“坐商”，坐着等厂家推销产品；第二类叫“行商”，要求经销商有做服务概念。一家批发商代理100家品牌，当厂家搞促销活动他肯定来不及跟，压根没精力做服务。这也是陈昇明决心做专属渠道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一直强调要培养品牌服务商，应该把经销商提升到伙伴的关系，甚至是战略合作伙伴。 2005年，陈昇明一边扩大生产规模，一边花大力气规范和管理渠道。陈昇明坦言，当初真没意识到这是一件规模如此巨大、难度如此之高的事情，整整花了他6年时间。最初规范渠道时，晨光先做一年的宣传工作，向大家传达晨光做专属渠道的思想。起步阶段，很多经销商认为晨光的做法属于砍了自己的财路，不愿意合作。“实力最强的经销商能谈拢最好。我们当时也不一定选择实力最强和最大的，而是选择跟晨光思想、认知度、价值观一致，沟通效率高的来合作。” 陈昇明认为至于是否该选择最强的经销商作为合作伙伴应该是见仁见智。晨光在很多城市就不一定选择最大的，有可能第二、第三名。如果经销商原来是第二、第三，甚至第五、第六，一般三年以后都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经销商，而且经营质量是最好的，这在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功案例。所以目前晨光的合作伙伴在经营质量、营收等方面一般都处于老大地位。华杉说，文具行业的工业制造毛利率比较低，陈昇明却愿意帮助下面的经销商成长，让分销商变成区域零售网络的共同持有者，这样便对经销商产生了很强得吸引力。在渠道管理上，快消品领域的宝洁、可口可乐均有超过1万名销售员，统一、康师傅最少也需8000名业务员，但晨光总部只需投入60人，陈昇明的秘诀就是：“层层投资、层层分享。” 陈昇明将公司的培训形式称之为“开两会”，“中央开两会对省长，由省委书记来参加，开完以后他再去地方贯彻，对下面的市长、区长传达上级精神。”晨光每年只对省级的代理商（晨光称之为“分公司”）做三次集中培训，来到总部做集中的培训，1月份、6月份、9月份各一次，开完会后，分公司去对下线的二、三级经销商进行集中培训。针对晨光的渠道模式，林翰表示，晨光属于总代理再发展二级代理商的渠道模式，渠道纵深非常深，也很宽，分销能力强，但易出现串货、倾销现象，难以管理，而晨光却做得相当不错；宝洁、娃哈哈等属于扁平化渠道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上千人的管理团队均由总部直接管理终端，缩短了供应链，降低了成本，但分销能力差。具体来讲，晨光大致实行每层惟一代理制，按照国家的行政编制，地级城市大概有280个左右，晨光基本达到了70%排他。在中国2200多个县城，人口20万以上、GDP超过5000亿元的县城大概有1500～1600个，晨光能做到超过50%排他。在选择开拓城市之前，陈昇明会做一些调研，把城市容量、竞争环境等作为决策依据。根据林翰对渠道的了解，晨光的传统渠道模式也在不断改变，原来的终端市场主要是“店中店”或“店中柜”的模式，现在的专卖店模型则是通过代理商将产品集中起来进行品牌的展示。晨光的样板店、品牌店还属于挂牌授权店，而非标准的加盟店。 “在中国，晨光属于渠道混合模式的典范，既有传统渠道，又有新型渠道。有晨光直控的加盟店、授权店，也有批发市场的模式，这种混合渠道比较适合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需求。中国市场的特点是，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商业业态不规整，于是便容易出现过去模式和现有模式相并存和兼容的现象，所以，晨光的渠道混合模式比较可取。”林翰非常认同晨光的混合渠道模型。 □ 送钞票不如送印钞机做专属渠道时，陈昇明开始不断给代理商做宣传，首先从纠正措词做起，把经销商一贯的称谓“你们晨光”反复提醒并纠正为“我们晨光”。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过度纠结于一个虚的称谓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陈昇明却不这么认为，“晨光是我们大家的，我们跟经销商之间属于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做到统一。你是北京的经销商，你就是北京的晨光，如果你是苏州的经销商，你就是苏州的晨光。从思想的统一到技能的提升，再到方法、利益的安排，到市场秩序的保护，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体系。” “渠道的管理很难很难。”提及此事，他不禁感叹。“但是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我做经销商出身。”陈昇明说。“前面的八九年，我的角色就是经销商，当初从最基本的推销员做起，然后再到经销商，到全国总代理，每个层级我都经历过。所以经销商的发展轨迹和过程，我都走过。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会碰到什么问题，我都很清楚。对他们的教育、沟通就会很有效。而且我们一直站在双赢和利他的角度，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优点，也是我们做连锁业的基础。” 中国市场庞大、分散，渠道管理最让企业头痛，尤其串货对快消来讲几乎是癌症。诺基亚的每款产品都有身份代码，但依然摆脱不了串货的命运。很多知名公司有科技、有技术、有品牌、有实力、有人才，也不缺钱，但为什么还是管不好？与之相比，“晨光的省级分销商没有一例串货案例，一例都不会有！”陈昇明对晨光的渠道操控能力很有信心。 “分销商、代理商为什么要串货？答案很简单，为了利益。它叫短期利益，不是真正的利益。”陈昇明根治串货的最好办法就是“说服教育加思想改造，或者以实际案例说明”，让他们意识到串货其实对自己也是有危害的。 “不要说企业制度，哪怕国家法律颁布出来马上就有对策。所以要依靠法律制度的严密性来约束根本不可能。“思想教育最难，他们听起来很有道理，然后回去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那得反复地教育”，陈昇明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在此之前，这也是陈昇明很头疼的事情。晨光的经销商被称为“伙伴或者叫战略伙伴关系”，在陈昇明看来，厂商跟代理商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买卖关系，但双方思想高度保持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忍受前期的亏损甚至没钱赚，他付出以后可以暂时不要回报，但是你的客户不可以。” 除了有教育环节，必要时还得辅助一些“非常手段”，可能会砍掉一两个代理商，杀一儆百。曾有某省级代理串货三箱，货值三千多块钱，被罚款30多万元之后还在全国经销商大会上自愿承认错误。林翰认为，晨光之所以能把渠道模式操控得如此之好有三个原因：第一、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学生用品领域，除了晨光和真彩等少数几个品牌在起作用，其他均为没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没有多少销售额；第二、儿童文具产品毛利空间大，而使用者学生和家长对价格不够敏感；第三、通过晨光几年的耕耘和产品的创新，终端的活化，品牌占有一定地位之后又带动渠道正向循环的建设。表面上是对渠道的管控，本质上是对人性的理解。“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给你钞票，我还不如给你一台印钞机，同时让你学会了怎么来印钞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想获得更多，你可以多印一些，你只要有这个技能，这比给你一笔钞票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陈昇明如此看待特许商和加盟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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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潮商进入《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

粤东门户网讯9月8日上午,《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公布，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登顶榜首，成为中国新首富。李彦宏、刘永行、刘永好家族、宗庆后、许家印、吴亚军夫妇、张近东、何享健、邱光和家族分别居榜单2至10位。去年，广东省上榜富豪80位，资产总计6329.9亿元。而2011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人，资产也缩水至5127.4亿元。根据本网整理统计，此次共有16位潮商进入《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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