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华为位列榜首。深圳共有11家企业入选，成为入选民企最多的城市之一，展现出深圳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 此次评选由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统计协会、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联合组织，企业排序以营业收入为主，华为、沙钢集团、苏宁电器名列前三。其中，华为2010年营收达到1851.76亿元，比上一年大增24.2％，稳居全球业界第二，其当年净利润高达238亿元。 深圳此次共有11家企业入选，本地前三名分别是华为、排名第18位的比亚迪、排名第148位的海王集团。其余入选者依次为庆鹏实业、鹏峰汽车、中汽南方、人人乐、卓越集团、研祥高科技、飞尚实业、神舟电脑。
11月11日 19
停发第三套房贷、限购令出台、央行加息、提高公积金贷款利率……楼市调控政策频出，招招剑指“价格过快上涨”的住宅地产。人们注意到，限购令限购的是住宅，非住宅的商业地产等不在限购范围内。于是，在调控的大背景下，品牌房企、保险资金、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了受新政影响较小的商业地产，商业地产发展是否能逆市利好，迎来发展的春天，成为投资的最好时机？ 地产大腕及行业专家日前齐聚“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发展论坛·2011年会”，纵论商业地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专家普遍认为，商业地产市场规模发展空间广阔，但进军商业地产市场要有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 统计数据显示，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市场十分活跃，三大城市写字楼新增供应面积大幅上涨，最高单月环比涨幅达179．70%，销售面积同样出现强势增长，环比增长71．41%。与此同时，万科、保利等大型房地产企业都在大规模提高商业地产在企业战略布局中所占比例。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指出，商业地产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企业进入商业地产市场，必须具有风险意识。 “如果地产整个行业出现了下行的大趋势，整个行业的预期发生变化，投资收缩或者是整个行业连续一两年出现下行的问题，我觉得商业地产很难一枝独秀。”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作为地产行业的一个分支，整个行业具有关联性，如果半年后整个房地产的调整趋势确立，影响可能会逐渐显现，因为整个行业资金的流动性会发生变化，预期也会产生变化，不要认为买住宅不保险，买商铺、写字楼就保险了，两个市场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专家认为，投资商业地产，一定要研究好运营管理，真正把运营管理看成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在商业地产行业成功。“很多公司进入城市综合体，进入商业地产，宣布做商业地产的目的是更好地卖住宅，这种心态和打算，我判断十之八九不能成功。”王健林指出，商业地产切忌盲目投资。
11月09日 27
某种程度上，马化腾对产品细节与用户体验的偏执与狂热可与乔布斯相媲美，但“小马哥”不善于面对外界，更谈不上像“乔老爷”那样，以鲜明不羁的形象、滔滔不绝的营销语言引领公众。 黄昏时分，站在深圳腾讯大厦37层布满企鹅形象的大厅里，这位腾讯董事局主席兼CEO摆出各种姿势，顺从地接受摄影师摆布。看他言谈自如的状态，几位腾讯的员工也未免诧异。就在几个小时前，马的下属们还希望我们不要拍照时间过长，因为，小马哥会非常不适应，甚至“腼腆到会脸红”。他们还举例称：前一阵，为了录一段长度不过两分钟的与开放有关的视频，前后居然折腾了半个多小时—马化腾一切的自信似乎都会被镜头摧毁。 不过，今天的小马哥看上去不只是找到了“感觉”，简直是为腾讯声称要做的“开放”开始“脱胎换骨”了。连周鸿也半认真半“酸溜溜”地评价：“腾讯开放很好啊，马化腾很厉害，角色转变很快。” 就在采访之前三天，3Q大战的另一主角奇虎360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互联网开放大会”，好像针对腾讯即将上线的Q+平台般抢先发布了新版安全桌面和“360度开放计划”。 “我没什么变化，说真话，我一直都不腼腆。”拍摄间隙，马化腾如此回应我们关于他“如何做到脱胎换骨”的问题。 但腾讯的脱胎换骨并不是个“伪命题”。 三大平台：“全民公敌”的试验田 腾讯将力推三大开放平台——基于IM客户端的Q+开放平台，SNS开放平台（包括QQ空间和朋友），及腾讯微博开放平台。但每个领域都有狙击者 马化腾未免尴尬。当他准备好向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腾讯时，却发现吸引相应开发者，有点难。 腾讯每个业务板块，几乎都有大公司的开放平台占得先机。其实，“3Q大战”之前，“开放”这个词，还像几年前的“云计算”，经常被挂在嘴边、热火朝天，但却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但就在腾讯紧锣密鼓走向开放这半年，“开放”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一边是Facebook、Twitter因开放在资本市场赢得高市值，一边是中国互联网大公司普遍增长乏力，那些率先推出开放平台的公司均收获不菲。百度借力“框计算”取代腾讯成为中国互联网市值王，新浪依靠微博开放平台重回舞台中央，一直宣扬开放理念的周鸿则把360推上纳斯达克，阿里巴巴的开放也拓至线下，力推物流开放平台。 曾有人总结马化腾商业思想的核心：既要赚今天的钱，也要为赚明天的钱做准备；既要关注市场大势，也要关注用户需求；比对手慢并不丢人，关键在于一定要比它更好用；最后，绝不轻易下注，但一旦认准了，就要敢下重注。 腾讯的开放计划沿袭了这一风格。它将力推三大开放平台—基于IM客户端的Q+开放平台，SNS开放平台（包括QQ空间和朋友），及腾讯微博开放平台。 Q+和SNS开放平台用于防御来自社交网络的冲击。马化腾承认，微博的出现，让腾讯客户端上原有的用户关系链弱化。被社交网络冲击的不仅是腾讯，在网页端，巨头、搜索模式的代表谷歌也已受到Facebook和Twitter的严重冲击，股价下挫。 开放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巩固用户的关系链，继而反向促进客户端，承担这一作用的SNS开放平台是当下腾讯开放最重要的板块，盈利能力最强。它早在运作之中，QQ空间2009年就开始引入第三方应用，现在已运作得比较成熟。“QQ空间开放平台就是Facebook模式。”马化腾说，那些只有用户和关系链的开放平台“比较低端”，他希望SNS开放平台可以“真的像Facebook那样”。 首先，游戏类第三方应用要真正实现“社交”功能，和客户端一样成为用户关系链的一部分；然后，用户在第三方应用的各种行为要再度通过关系链传播，这些“回流”的信息再对社区形成二次促进。“腾讯就是要创建一个这样的社区生态链，但它的尺度和设计必须精巧，过程很复杂，回流信息多了用户会讨厌，少了又起不到社交应用的效果。”他说。 SNS开放平台负责人吴宵光是腾讯的创始时期的元老，现任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据说他曾写过第一版QQ的代码，其英文名“Free”就取自客户端免费之意。“Facebook、Twitter和QQ在SNS的本质上没有不同，就是三个因素，关系链、朋友和用户互动行为，所有SNS都是围绕这三个因素扩充。真正有持续竞争力的关系链一定是熟人，那些基于陌生人关系的平台生命力难以长久。”他对关系链体会深刻：由于QQ空间和客户端直接打通，即便同一用户身处不同关系链，需求差异也很大，有时需要匿名，有时希望实名。SNS开放平台必须同时满足两种需求，QQ空间运作成熟后又推出实名制的“朋友”，就基于对用户需求的补充。 吴宵光说：“第三方应用必须在QQ空间和朋友之间打通，不能让用户种两块地，同学朋友偷这块，匿名好友偷另一块，虽然内部对此早有共识，但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Q+的独特性在于，马化腾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将社交功能和关系链直接接入用户的桌面。但Q+又和SNS开放平台不同，用户的行为曝光必须被严格控制，甚至不能被曝光给一维以上的好友关系。腾讯内部对Q+这一基于客户端的开放平台并不陌生，此前的“蜂鸟版”QQ就是Q+的雏形。 在此基础之上，Q+希望将一些中小开发者难以实现的技术能力模块化，供开发者随意调用。马化腾举例，如果开发者做一个企业内的应用，可以直接调用视频模块、大型文件传输模块，而不必专门为此进行大笔投入。 CTO熊明华说，这些很“重”的功能，只有大平台才有变现能力；类似应用对开发者来说既实现困难，又没有太好的盈利模式。不过Q+到目前还处于框架搭建阶段，预计在7月推出第一个版本，熊明华和即时通讯业务负责人殷宇都表示，一些细则还在考察中。 显然，马化腾希望Q+能成为腾讯体现创新的标杆。去年，腾讯在网页端尝试推出WebQQ2.0，有评价称：“这不就是操作系统吗？”他说，Q+其实是一个社交操作系统，由腾讯提供云服务平台，开发商就像在Windows系统上那样开放应用，同时可以和腾讯自身的消息体制互通。“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做（的公司），难度很大，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种新模式，几年之内盈利都不是Q+的考核指标。” 在腾讯的开放平台上，如何处理开发者应用与自有产品的关系，略显敏感 腾讯将开发者与自己的分成从9：1调整到7：3，这属目前较高的游戏分成。其它开放平台中，新浪微博收入“全归开发者”促销进行中，不过开发者需自行解决服务器等一切相关问题；360此前分成比例也是7：3，周鸿正推动开发者分成比例上升至5：5。国外苹果AppStore分成比例是7：3。相比之下，腾讯对开发者的投入更多。 其实，开发者的诉求也分为两类，一类如恺英网络公司CEO王悦，更看重在腾讯开放平台上的发展前景，另一类则关注机会均等，看重应用能自由接入，再到平台上自由竞争。 腾讯更倾向于前者。马化腾说，“（应用）必须性能要好、好玩，用户也愿意付费，开发商才能分到钱。腾讯更看重结果，能不能让开发商可持续发展才是最关键的。”先行推出开放平台的阿里巴巴、百度、新浪微博和360则更侧重于后者。 不过，无论开发者处于何种考虑，他们都关心一件事：腾讯是否坚持开放策略？以及，腾讯会不会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 “不可能！”马化腾回应，“矛盾的根本并不是做运动员还是裁判，在门槛很低时家家都能做，但最终还是独特的内容和服务会存活。”他用网游举例，不是腾讯想做什么就能做，一个大型游戏研发周期需要三至五年就是很大的门槛，等腾讯做出来什么都发生了。在腾讯的游戏代理业务中，类似的情况并没出现，目前中国网吧排名前四的游戏都由腾讯代理，其中只有一款赛车游戏是自有产品。“同样，社交平台里面很多应用我们也做不了，只有合作伙伴才具备能力。”至于腾讯是否会在开放平台上倾斜自有产品，马化腾觉得根本不是问题，“旁边做个腾讯专区，需要的用户直接去找就行。” 据说，开发者当时非常震惊。腾讯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也非常严格，立即对此应用降权进入测试阶段，等开发者修改应用确认完毕后，再恢复使用。同时在后台恢复数据，取消一个多小时内被强制关注的用户。 目前在腾讯微博开放平台，大部分未能被发布的应用都是因为类似理由，或是针对粉丝进行病毒式营销的程序。或许新浪开放平台一开始并没遇到类似情况，但当许多所谓“微博营销”赚到钱，类似应用就比比皆是。该负责人说，我们希望应用能真的为用户提供价值，而不仅是到这里谋利。 可以说，腾讯已经交足了学费。网络诈骗、僵尸粉，早年都曾出现在客户端上，现在则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邢宏宇说，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只需要根据实际运营情况调整参数。腾讯微博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就是用户每天新增关注人数上限为200名，因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也就认识几百人，熟人可能不过几十人。” 当然，普通用户不会对此有所感觉，它针对的是“僵尸粉”运营。 对于腾讯的诸多高管而言，之前的分歧，如今被“3Q大战”扫平（图为CTO熊明华） 后3Q时代：谁是开放的卫戍者 要求一万多名价值观高度统一的腾讯员工像马化腾那样迅速转变观念，并非易事。更何况，马化腾并非强势之人 “能力是被活活撑大的。”马化腾说。“开放平台早就有，SP时代的移动梦网就是，只不过那时不叫开放，叫合作。”后来腾讯开始做SNS，他对开放理解更深，“开放不是你愿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商业逻辑、商业模式和产业链的形态的要求，必须这么做。” 然而，即便是在马化腾意识到这一切之后，腾讯还是陷入公众形象的“冰刚推出QQ空间时，腾讯也面临过超大数据流量的挑战。由于第三方应用一开始就接入到Q币的支付体系，随之而来的还有安全、支付等问题。中国互联网支付链条背后有一条同样繁盛的“黑产业链”，“我不管不顾地开放出去，最高兴的是他们，如果出现大量Q币丢失，会严重伤害腾讯的用户体验。” 马化腾表示，关于3Q大战最大的反思是，外界感觉腾讯体量很大，但自己还认为是家小公司。“腾讯没有对产业和其它的中小企业开发者做贡献，怎么说都是难辞其咎。” 但如果你在3Q大战之后的半年，深度观察腾讯的开放可能会略感失望，在内部，腾讯并没像大象转身那样，稍微挪动就会出现很大的震撼。就如人的性格很难改变一样，腾讯的内部再造依旧低调而沉稳。先是由各个BU自发调整，再由管理层作出指导性的调整。开放本就是马化腾一直推动的事情，到目前两个明显的变化是，对开放重点部门保证资源尤其是人力配备，微博被独立出来成立事业部；另外就是开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以前则是“做多少算多少”，没有紧迫性。 三大开放平台之外，腾讯将设置独立的组织架构或是委员会，专门负责各平台之间的沟通、经验的分享以及安全问题。目前，他们正在着力解决内部跨部门的沟通问题，同时在筹备一个模块式的机制评测应用。如果顺利，开发者将实现真正的“一点接入”，只要按照既定的模块就可以自由在腾讯各平台上运营。 对马化腾来说，这不是复杂的需要不断平衡利益的过程，只不过是件繁琐的事情。平台之间讨论的不是如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如何对接等技术实操问题。 而马化腾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是“思想工作”。他反思之前腾讯经常强调“快速迭代”，对公司责任感强调过少，以后管理层的责任感要一层一层向下传递。他承认，公司有很多不同声音，甚至高管之间也有分歧，有的觉得开放应全盘开放，什么都扔出去；有的认为某些产品要留下自己慢慢做，为什么分享出去呢？他说，但3Q之后大家想通了，这些业务要开放给开发者，仿佛他马化腾说几句，业务部门就能全然放弃既得利益，统一声音似的。 腾讯是个令人费解的内外两重世界，就像一堵围墙，墙内的人对腾讯忠心耿耿觉得公司简单欢快如大学校园，墙外的人觉得企鹅彪悍且来势汹汹。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x;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
11月07日 74
本文摘自：《818你不知道的晚清》，作者：刘继兴王伟，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10月26日 48
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 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的发迹，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咸丰9年(1859年)，刚满18岁的张弼士为逃荒离开广东省大埔县，漂海南下到印尼谋生，开始在一位温姓老板商铺做伙计，让他管理账房，因其为人诚实、可靠，得到了老板赏识，还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产，后来张弼士决定将一半财产创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做买卖生意，同时承办当地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业，从此走上富商之路。 张弼士靠诚信，勤俭创业，后来开商行，办矿业，事垦殖，设银行，经营药材贸易，经过30多年的多元化经营，成为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据说，其财富总额曾高达8000万两，其时大清国的年收入也不过如此。 1891年，张弼士了解到烟台当地气候、环境适宜种植葡萄，便接受酿酒师奥地利人哇务的建议，从德、意、法等国引进124个品种的120万株葡萄，并购进了压榨机等设备，1895年，张弼士出资300万元，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厂，于是有了百年张裕的由来，成为“中国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体” 张弼士是早期粤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与晋商、徽商等不同，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据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粗略估计，广府人口占广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约占1/3，潮州人则占1/6，且有着鲜明的文化差异。张弼士出身地大埔，隶属梅州市，属于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这么一段民间的谚语，叫做“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就像历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说客商是开创者，广商善于把商埠打造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则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生意强人。 当然，民间的说法只是一个笑谈，比如，粤商的三大商帮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贾。但是，粤商的三大商帮，存在开放、实用、灵活、勤劳等共性特征的时候，确实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传统、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中，广府人最早到达广东，占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万里的起点。广府的文化特征在岭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既有古南越遗传、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多元化构成因素，在广东文化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广府文化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粤文化”的代称，如广州话称为“粤语”，并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从汉代开始，广府民系即与海外文化开始接触，因此广府人颇具开放性，敢于吸收、模仿和学习西方文明，视野宽广，思路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非常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 稍后才到的是潮汕人，占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于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台风与地震威胁，且为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变，而东南濒临大海，近海有不少岛屿，地理环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之利”，发展海上贸易，民间曾经盛传“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说法，长期面对惊涛骇浪，培养了潮汕人坚强意志、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以及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由于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细耕作，“耕田如绣花”，有着精益求精的传统，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盗与儒雅并存”，一方面富有“能闯能略、谨慎精细、务实勤俭”的海洋精神，敢于冒险;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细节的文化传统。 客家文化其实不限于岭南，在江西、福建一样很成气候。客家的祖先源于中原，唐末五代时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先到了粤东北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后来“蛙跳式”布点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气质，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几乎是僻远的山区，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一说，后来走出大山，飘洋过海，散居于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较晚接受，但适应能力却非常强。故此，谭元亨在其主编《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个符合的、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广东还有着雷州文化、桂东文化、特区文化等，甚至在讲粤语的江门地区还有着“五邑文化”，恰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粤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们认可价值多元，处事讲究求同存异，兼收并蓄。 商帮缘起 明朝以前，广东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的行为，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有“商”而无帮。明朝嘉靖中叶之后才逐步形成广东商帮，由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卖的批发商构成。 早年，广东商帮就分为广府和潮州帮，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县以及操粤语语系的其他商人构成，清嘉庆年间，广州府属13县居民，以商贾谋生者平均占比约28%，南海县甚至高达60%;潮州帮则为执政当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属亦盗亦商，因为潮地多靠海营生，在“海禁”政策中约束最严而难以谋生，只好铤而走险，选择从事海上武装走私的道路。 其后，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浙、粤、江四关以征税，随后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在此过程中，广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渐次发展为包销洋货进口和本国土货出口的垄断性外贸机构，称为“官行”或“洋行”，广州也逐渐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广府商人自然“近水楼台”，主要从事转手贸易和零售批发行业，利用地理位置以及国家特权从事贸易活动，获利丰厚，外国精美的洋货产品，如香水、挂表等手工艺品通过他们进入广东，而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陶瓷等源源不断出口至欧洲。 名闻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实相当部分是福建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介绍说，“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广东人，像伍家、潘家这两大家族，祖籍都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曾有学者详细考证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贯，其中过半都来自外省，主要就来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闽商中，相当部分就是潮人。 客家商业势力的崛起则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农耕传统，以耕种为主，但是由于山区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脚上田”做起商人。由于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区的区位优势，其更加注重到内地经商，尤其在清朝初期，执政当局奉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川经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后又定居入籍四川。据有关研究统计，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达75万之多。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明代至清中期，由于广府、潮汕商帮势力甚强，客家省内贸易不多，比较多的是将兴宁的棉布、五华的生铁等土特产运往潮汕地区进行贸易，直到晚清，客家的商业势力才逐步向广州等地区扩展。此外，客家商帮拥有一支不可小觑的海外军团，利用清政府特准开放广州的政策红利及其后的通商，敢于闯荡的客家人纷纷至东南亚以及美洲国家经商贸易。据统计，明清时期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约有300万人，张弼士即是其中一员。 三大分支缘起各有不同，却彼此融合，才构成了“粤商”的整体概念。如今，关于哪个分支的商业力量最盛，并没有确切统计。不过，一般认为，从总量来说，广府商人人数最众，财富最多，但是最出风头当属潮商，而海外粤商群体中，潮商的势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长性则不容忽视。 官商远近 一般人总是喜欢探究粤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学界似乎并无定论，但是，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林平凡的观点，大体能代表一般学者的普遍观点，“整体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广府商人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为浓重。” 谭元亨在《客商》一书中，将三者的差异化概括为：广府商人商业头脑灵活，独立自主精神强，能“顶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为，“爱拼才会赢”;而客商在三大商帮中，“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是最恪守诚信之道”。 有学者甚至将三大商帮简单概括为，“广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双收。” 当然，以上观点皆为一家之言。除了这些差别之外，从官商关系、团体主义的维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业群体的若干差异。 官商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商帮无法回避的命题，徽商研究专家的话说，徽商是“贾而好儒”，进而“官商互济”;而经营票号业的晋商，同样与政治关系密切。相较而言，粤商整体漠视政治，在他们的词典中，“政治”当不了饭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曾断言：官非但不能护商，而只能害商。事实上，早年间，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笔钱，买个顶戴花翎，以为能做护身符，可事后大多并没有尝到“官商”的甜头。 不过，三大商帮中，官商关系依然有远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浓重，历史上曾与徽商有着近似的“红顶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张弼士后来入仕途，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赐侍郎衔(大体为副部级待遇)，后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遭逢这等际遇的张弼士恰是客家出身，这绝非偶然。 要知道，客家先民多为中原躲避战乱的平民，在迁徙辗转中，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尊奉华夏为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宋明理学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学、勤俭节约、质朴率真、重视名誉的文化性格，从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处。一般人以为粤商“重商轻文”，至少客家人绝不是这样。 时至今日，有学者认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气质最重，也更精于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 而潮汕商帮则尤为注重内部的人际关系，“抱团”意识最为鲜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邓可斌博士戏言，“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老板愿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讲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国美电器股权争夺案中，曾有消息说潮汕老乡火线相助黄光裕20亿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三者中，广府商帮文化气质似乎最为独立。比如，其他两家都以潮商大会、客商大会这类组织为依托，构建商业网络，密切内部协作，而广府商人对于此类活动的热情远远不及。 当然，三者同处于岭南地域，彼此融合贯通，其关系亦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并不能将差异绝对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占主流的地方，其后逐渐演化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杂存的地方，现在广府文化的表现明显更为突出。
10月24日 65
——访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钟南 26年前，汕头长厦村的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潮阳一家国营电缆厂的业务推销员用借来的1000元租起“厂房”生产电线，踩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推销产品。26年过去了，小“厂房”已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民营电缆企业，成为中国南方最具实力的综合型电线电缆制造企业——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董事长就是当时的那名推销员——郑钟南。潮商拥有的优秀经商头脑和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都在郑钟南身上得到了体现。 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创业之路绝不平坦。“每一份事业都需要付出。”南洋电缆“当家人”郑钟南对记者坦言，“从1985年创业至今，26年一路走来，酸甜与苦辣，百味杂陈。”伴随着汕头特区发展的步伐，成为商海搏浪的成功弄潮儿，郑钟南比别人更能吃苦、更能坚持。近日，郑钟南向记者畅谈了“从小作坊到上市公司”背后的故事…… 借1000元起步开办作坊 记者：南洋电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郑钟南：1985年，对电线电缆有一些了解的我向姐姐借了1000元，在汕头的长厦村租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作为生产“厂房”，开始生产电线。由于当时资金有限，我只请了两个亲戚帮忙，工厂的运作全靠我们三人。那个时候条件艰苦，晚上搞生产，白天做销售，拉货的车只有一辆老式自行车，我便踩着自行车去推销产品，跨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我把生产线搬到了石炮台旁一个140平方米的竹棚厂房。1992年，厂房又搬迁到珠池路尾的1000多平方米的钢筋混泥土厂房里，这下总算有了像样的厂房，生产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到1995年，厂房已达1000多平方米，但仍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于是我又做了一次决定——搬迁。恰好当时珠津工业区在开发，我一口气在工业区购买了12.6亩地，到那时，公司在汕头的生产基地才终于“落地生根”。后来厂房面积又扩大到30亩、50亩，越做越大。 2003年，公司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和公司领导班子做了一个更大的决定，那就是在广州永和开发区购买230亩地，建设南洋电缆在珠三角地区的现代化生产基地。 公司发展至今，已形成特有的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和研发优势，成为广东省最大的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为全国城乡电网改造使用产品定点企业、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产品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质量安全认证，取得CCC标志。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城乡电网改造、电力工程、输配变电系统、全国各重点工程，如天津大沽化工厂、华能杨柳青电厂、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北京电视台、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地铁二号线、广州大学城、深圳机场、厦深高铁等，打响了汕头企业、汕头产品的知名度。 在26年的发展历程中，“南牌”电缆的产品以过硬的质量先后被认定为广东省名牌、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公司的“南”牌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企业成功，靠人才，靠品牌 记者：您作为一名潮商，在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是如何站稳脚跟，做大做强企业的？企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郑钟南：南洋电缆始终坚持“人才、诚信、质量、品牌”的管理理念，坚持潮商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精神，抢抓机遇，不断做强做大。 企业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最关键的是人才。成本控制是企业最关注的，“没有培训好的员工就是企业最大的成本”。1992年，1000平方米的厂房盖起来后，企业开始了加快引进人才的步伐，我们瞄准了国内第二大电缆生产企业——湘潭电缆厂，从那里“挖”人。 通过高薪，良好的福利，以及唯才是用的机制把大批人才留在了汕头。之后，在这些骨干的带领下，南洋电缆逐步实现了自身造血功能，培养了大批的后备人才。 随着企业由小到大，我们的人才引进、培育思路也在不断调整，引进的人才从技能型向管理型过渡，人才储备也从靠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转变，特别是上市之后，成为公众公司，我们的人才观有了更大的转变，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给人才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就是靠品牌。公司从29平方米的出租屋起步，从小电线的生产和销售起家，如今已跻身于全国电力电缆生产企业的‘第一军团’，在这其中，我们靠的是品牌培育，以抓质量、抓品牌造就公司口碑。公司成为国内同时进入第一批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的8家电缆企业之一。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南洋电缆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领了不可动摇的市场份额，也陆续进入到澳大利亚、也门和蒙古。南洋电缆从来没有停止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战略。 标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 记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公司如何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 郑钟南：公司积极对外进行技术合作，与国内许多知名的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建立了密切的技术联系，他们及时为企业提供最新的产品信息、为企业重大的产品开发和改造项目提供服务。公司拥有4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35kV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三层共挤生产线、引进德国在线检测测偏仪、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电工机械和检测仪器设备300多台套，生产设备齐全，检测手段完善，技术力量雄厚。公司实施IPO募投项目——环保型特种高压交联电缆项目的生产基地——广东南洋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引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检测设备，其立式连续硫化（VCV）生产塔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项目已完工，可为快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供最高达到500kV的交联电力电缆。公司的第四个生产基地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总投资近6亿元，目前正在积极建设“新能源、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 特区开放政策和政府扶持让民企更好发展 记者：政府在企业发展壮大中起什么作用，帮助企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和困难，汕头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要破解哪些难题？ 郑钟南：特区的开放政策给我们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强筋健骨”。南洋电缆先后获得“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称号，在工程竞标中往往能占据优势，在发展中，特区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好处，如特区企业所得税15%，企业成本能够降低，这对刚起步的企业帮助很大。再如切实缓解“融资难”问题、加大财政支持、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积极解决土地制约瓶颈、优化发展环境……近年来，汕头市还制订了《关于贯彻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落实等七个行动方案的意见》全力以赴推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还积极落实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8项税收优惠政策及出台的增值税转型、提高出口退税率、暂停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实转”、企业研究开发费税前加计扣除、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新的优惠政策；加快企业上市步伐，培育上市后备资源，对已掌握上市后备资源50多家企业进行重点引导、个案研究，实行重点支持与培育，引导、帮助一批成长性良好、经营业绩优秀的企业通过集合发债直接融资，还落实了奖励措施，促进我市民营经济发展。 汕头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各方的努力，包括产业政策的配套，人才环境的改善等。 “总部经济”留住企业 记者：今年，汕头利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和汕头作为海西经济区五个中心城市之一的机遇，加快总部经济的发展，将力争到2015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总部企业发展环境、政策框架和服务体系，建成潮商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总部集聚地。对此你有何看法？ 郑钟南：发展汕头总部经济，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实施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引进的政策措施，能吸引更多人才聚集。政府应实施财政专项补贴培训，推动毕业生与民企有效对接。同时提供引导资金，培训民企高管，提升民企管理水平，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我认为，汕头发展总部经济的思路非常好，不仅能发展汕头的经济，还能宣传汕头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能让企业有信心留在汕头。我们南洋电缆的总部也在汕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我们企业的发祥地，我非常希望汕头的经济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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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雪秋故居“中宪第” 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与部分参加黄冈起义人员的合影 许雪秋给华侨林受之的助饷收据，上面盖有孙中山颁授用于黄冈起义的鹰球图章 王杰 许雪秋后人保存的珍贵文档，上面有何香凝等人赞扬许雪秋的题词 沧海变桑田，旧貌换新颜。行走在辛亥革命先贤许雪秋的故乡——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感慨。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演绎了从粤东穷乡僻壤到“不锈钢王国”的经济传奇。 曾几何时，因生活所迫，这里的先辈们纷纷漂洋过海创业，不少人富甲一方。本可安享荣华富贵的他们，却因祖国积贫积弱、清朝腐朽统治而无法坐视，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召唤下，毅然投身革命，至死不渝。许雪秋，正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 华侨巨子有胆识 只身怀枪斗官府 许雪秋祖籍潮安县彩塘镇宏安三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侨乡，现有旅外侨胞6万多人，归侨、侨属占全镇人口60％。但论起名望之高、家境之富的华侨，人们总会提起许雪秋家族。 在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蔡少文陪同下，记者来到宏安三村。许雪秋故居年久失修，如今成了外来工的出租屋。虽然凋敝凌乱，但当年的恢弘概貌依稀可见。这座名为“中宪第”的宅院，是潮汕地区典型的大宅。 在村民许人山、许崇益等老人的介绍中，许雪秋早期的人生经历及在故乡的反清革命活动变得明晰起来。许雪秋出生在宏安，自小随父亲前往南洋经商。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但却无心工商事务，偏好练武骑马，加之性格豪爽，仗义疏财，被大家冠以“小孟尝”的称呼。 许雪秋也经常回国，结交了潮汕一带“三合会”的许多成员并成为首脑人物。当时，正赶上反清革命思潮的兴起。在南洋，他认识了到此宣扬革命的黄乃裳，这成为许雪秋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黄是福州人，知识渊博，极力鼓吹民主革命，很多闽粤侨民都被他的宣讲所感染。许雪秋对这些革命思想更是十分向往，加上耳闻目睹祖国内忧外患的艰难局势，“隐然有逐满兴华舍我其谁之志”。 1904年初，许雪秋邀黄乃裳、陈芸生等人从南洋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以其潮州彩塘宏安三村故居作为联络机关，召集一班有志之士，立坛开会结盟，宣誓推翻清政府。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积累了一定的革命力量。 1905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晚，许雪秋在故居召集同志制定起事计划。当时，由旅居南洋的嘉应籍华侨张煜南倡建的潮汕铁路正要动工，许雪秋利用这个机会，以承包铁路工程为名，物色各地会党头目为工头，招收以会党成员为主的民工700多名。同时，以维护在建铁路沿线治安为名，招募团练近400名，秘密操练军事。并以这两支力量为骨干成立革命队伍，约定农历三月十五日举事，但由于用人不慎，计划泄密，部分首领被抓并遭处决。 许雪秋也被人告发，称其为革党首领，道府派人密查，许雪秋凭先前曾用钱向清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官衔，与道台旧识，于是身怀手枪，单独一人来到潮州道府“自首”，然后“侃侃抗辩”，极力为自己洗脱罪名。在此情形之下，当时的道台也找了个借口，以许雪秋是地方大绅为由，不予深究。但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许雪秋革命之心既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总理嘱托担在肩 黄冈起义发先声 首次谋事失败后，许雪秋回到南洋，募资准备再战。与此同时，许雪秋其人其事引起了同在南洋的孙中山高度关注。此后，追随孙中山的许雪秋迎来了一段极不平凡的人生。 汕头学者黄羡章在其《潮汕民国人物评传》一书中，称誉许雪秋为“潮汕民国第一人”。究其原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潮汕地区追随者众多，以资历、职位、军功论，许雪秋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他1907年领导了潮州黄冈起义，为反清斗争中一次惊天动地的武装革命，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政府功不可没。 生平简介 许雪秋，1875年生，广东海阳（今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宏安三村）人。从小侨居新加坡，家境殷实。响应孙中山等领导的民主革命，放弃富裕生活，回国开展反清斗争。从1905年起，先后发动潮州起义、丁未黄冈起义、汕尾接械之役。武昌起义后，返回潮汕主持军务，对光复潮汕地区作出了贡献。1912年不幸被清降将吴祥达杀害。何香凝曾题词称赞“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专家评说 本栏目学术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杰： 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自丙午同盟会本部编定革命方略以来，总理依据方略以委任都督，雪秋实为第一人。”这是冯自由关于许雪秋与孙中山关系的忆述，短短三十余字，表明孙中山对许雪秋的信任。 许雪秋（一作湫），幼年随父赴新加坡承传家业，早年好练武术，为人仗义疏财，江湖会党人士誉之为“小孟尝”。1902年，受黄乃裳的影响，立志反清。1904年，从南洋回老家潮州组织联络会党，结盟对抗朝廷。1905年，被举为起义军司令，与何子渊等人策谋举义，事泄，亲赴潮州府“自首”，旋即转道南洋筹款，以图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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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一档综艺节目：《正大综艺》。 冠名赞助的正大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那是正大集团进入中国的第10个年头。在一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时间点上，正大策划了此次企业公关史上最为成功、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品牌传播活动。正大的掌门人谢国民公开表示，相信中国政府的改革会继续进行下去，他同时宣布将继续加大在华的投资。 相比其他外商的逃离或观望，在那个政治上艰难的时刻，正大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赢得了中国政府充分的好感，也为其后来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除西藏、青海之外的省、市、区，正大在中国建成了100多家饲料厂，除农牧、水产业外，其产业拓展到了房地产、医药、摩托车、电讯等领域，甚至在一些较晚对外开放的领域，如零售、金融，正大也较早地得到了特许而率先进入。 事实上，正大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从来不是秘密。“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中国一定会改革，一定会变好。革命的时候，他个人坚定不移地跟我们讲，中国一定有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再回去为我们的祖国作出贡献。”泰国正大国际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说。 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商 “因为只有我们一家，政府全力配合，希望我们非成功不可。” 谢国民出生在泰国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谢易初1922年从汕头澄海漂洋过海到泰国去经商。在泰国曼谷的唐人街开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店——正大庄菜子行。这便是日后正大集团的雏形。 谢易初有很深的爱国情怀，不仅给自己的4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意为“正大中国”，而且还将他的儿子们送回中国来接受教育。 后来，正大成为了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一定程度上与他的这种爱国情怀息息相关。 谢国民也回到中国来念书，在内地念到初二，转到香港继续念，补习英文。19岁回到泰国，哥哥们已经是饲料事业的董事长和总裁，他从小职员做起。 做了两年小职员，21岁那年，谢国民离开了自己家族的公司，到公私合营的企业去当经理，主管的范围包括：养肉鸡、屠宰肉鸡、出口鸡蛋。 “当时的压力特别大。那里凡事有组织、有计划，不是向老板，而是向董事会作汇报。”这与家里的企业很不一样，在家里，凡事都是父亲拍板作决定。谢国民坦言，在合营企业工作的这5年，他学到了很多很多。 25岁那年，谢国民回到了正大。那时候，家里的企业做饲料贸易已经做到泰国最大，但饲料只做原料，没有品牌。 他回到正大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革。 先是把饲料从原料变成了混合饲料，提高质量，塑造品牌，产业链则从饲料延伸到了鸡种、猪种，从农地延伸到了餐桌。 他将在合营企业中学到的那一套搬回正大，又聘请全泰国该领域最著名的专家来帮忙进行制度改革。他决心将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改革成一个社会公司。“例如，在家族经营的时候，我的大嫂管钱，我大哥做主，我回来以后，慢慢改，用专业的人管钱。” 前后用了4年时间稳定基础，“做给哥哥看，向他证明我做的一切是进步、可行的”。最后，开明的哥哥给他让出了董事长一职。那一年，谢国民仅29岁。 此后，在他的带领下，正大垄断了泰国国内的饲料市场，并将市场延伸到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及大洋洲。20世纪80年代的泰国，每年平均屠宰五六百万头肉猪，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正大集团属下种猪公司提供的种猪。 他于是被称为“饲料大王”、“农牧巨子”，但远不仅于此，“我们的零售业现在在泰国做得很成功，我们还做电信、做电视，有两百多个频道。”他的商业帝国已经从农牧、水产、石化、房地产、医药拓展到了零售、摩托车、电讯、传媒、金融和国际贸易。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谢国民回到了中国，不是省亲，是投资。 彼时的深圳还只是荒凉的小渔村，人口只有1.2万人。“我们住的是政府的招待所，没有热水，洗澡用很小很小的热水壶。”但谢国民说，“我看这是机会，如果中国太繁荣、太进步就没有机会了，而中国又这样大。” 正当世界诸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心还将信将疑的时候，谢国民决定投资中国，取得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随后的1982年，谢国民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 作为最早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正大充分享受了先来者的礼遇。“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只有我们一家，政府全力配合，希望我们非成功不可。”谢国民说。 这其中包括土地的优惠，信贷的优惠，税收的优惠，乃至其他各种特许和便利。 当时开展的第一项业务是饲料和种子。后来有一则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风靡：“吃得少长得快”，说的就是正大饲料。 “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垄断的，没有第二家，只有我们跟政府合作，大锅饭。那时候，农民跑来买饲料，买到饲料，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物资缺少，还有为买饲料走后门的。”谢国民后来回忆，当时的发展是一个垄断的发展，而非合理的发展。最艰难的时刻 “农民不稳，国家就不稳，哪个农民穷的国家会发达？” 正大的发展并非一片坦途。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正大集团的大本营——泰国，变成了风暴的核心。在这次风暴中，泰国损失严重，泰铢贬值，众多企业纷纷破产。 “所有的银行要求马上收回我们的钱。”谢国民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大困难。 四面楚歌。那一年，谢国民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卖掉了旗下泰国境内莲花超市75%的股份。“这个钱把所有泰国银行的钱都还了，我们的祖业从农业到食品业保住了，没有动。” 莲花超市在泰国虽然卖掉，但在中国还要发展。这一年，中国第一家莲花超市已经在上海开张。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停，停就是灭亡，我们还要大发展。”谢国民感慨，金融风暴最难的不是还钱，而是要发展，这是最难的。“当一个主管的难处是在逆水还要行舟。” 雪上加霜，随着国内饲料业向民营企业开放，竞争出现了。经营权一放开，长期处于垄断的正大必须要面对蜂拥而至的竞争者。 “当国家已经把包袱、大锅饭都丢掉了，我们还跟政府合作大锅饭。”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竞争力都很强。” 事实是，在正大尚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希望、通威等国内民营饲料企业逐渐崛起，正大压力越来越大。 谢国民后来调侃说，“我们是‘过江龙’碰到‘地头龙’。如果没有特殊技术，‘过江龙’斗不过‘地头龙’”。他警告他的侨商朋友，来中国投资，没有特殊的技术不要来。“因为我们都同属于最聪明的民族的人，一般‘过江龙’斗不过‘地头蛇’，何况现在是‘过江龙’来斗‘地头龙’？” 2003年8月末，国内媒体刊发了一篇题为《10年亏损9个亿，泰国正大100多家中国农牧公司生死一线》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该文披露，仅2002年，天津正大就亏损7000万元人民币，而黑龙江正大更是以每年近1个亿的速度在亏损，累计亏损达9个亿。 “9亿的亏损在改革过程当中是必然的。”数年之后的今日，谢国民坦率回应，中国市场对于正大而言是特殊的。“一进入中国，我们就处于垄断，我们到别的国家一进去就面临竞争，因此，我们的其他团队都很有竞争力，就连在越南市场也做得比在中国还成功。” 2003年，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谢国民亲自回来改革，重新培养新团队，当然，这并不容易。 “他们经历过垄断的时代，赚过大钱，留恋当日的辉煌，让他们改变很难的。他们甚至不理解为什么会亏本。要改革这个，非我亲自跳下来不可。” 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在长时间的全面改革之后，正大也有了新的面貌。 “现在这个团队已经差不多了。以前只知道卖饲料，不懂得养猪、养鸡，现在我们每一位副董事长都懂得怎么样养猪、养鸡，还有怎么样去服务。” 当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市场，我们‘过江龙’来斗‘地头龙’不是那样简单的。但我们很有信心，正大集团有特殊的农业技术，产业链从农地、农场到餐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而在很多年以前，我们的食品已经供应日本、欧洲、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最擅长的事情。” 在中国，正大的优势在于拥有覆盖中国农村地区的广泛的动物饲料和家畜饲养经营网络。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强大地位又为莲花超市采购到最质优价廉的商品。“我们生产出来健康食品，通过莲花这样的配运中心进行销售，把中间的所有环节省下来，不要经过中间好几层的剥削，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谢国民相信，这样的“一条龙”模式在业内很有竞争力。“中国这样大，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能拿到20%的市场份额，甚至10%的市场份额，这个事业就大得不得了了。” 他看中的是中国13亿人的市场，尤其是9亿农民市场。他的主要客户和主要合作者正是这9亿农民，农民买他的种子去生产，买他的猪种、鸡种和饲料，他说，他们的事业处处要替农民着想。“如果他们亏本，哪里有钱来买我的饲料和种子？” 但农业的风险很高，农民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谢国民提出，可以让农民变成资产的所有者，让大企业变成新农民，把风险放到企业身上。 “正大可以用资本、技术和市场来代替农民承担这个风险。亏本一年，我仍有资本去支撑，亏完了一定是供不应求，价钱一定涨，那个时候我就赚回来了。农民哪里经得起这个风险？第一批猪亏本了，第二批猪可能借不到钱来养了，但第二批很可能赚钱，亏了有他的份，赚钱没他的份，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格局。”谢国民认为，中国的农业要有新的飞跃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工业化、自动化，二是专业化、集约化。 “农民不稳，国家就不稳，哪个农民穷的国家会发达？” “以正大目前在中国的基础，做好的话，一年最少要赚10亿美金。”谢国民估算，如果正大在中国的摊子做到越南目前的样子，每年大约可以赚20亿美金。 经过改革以后的团队目标一致，他相信正大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会突飞猛进。 接班人问题</S
10月18日 19
导语：20年前，当业内企业还在做简单性制造和为国外品牌做代工时，齐心文具已经完成了品牌建设。这家从深圳走出来的潮商企业，证明，品牌不是一次性砸钱砸出来的。 走进齐心文具董事长陈钦鹏的办公室，有两样东西最引人注目，一是办公桌前立着一尊弥勒佛，二是办公桌后悬着一幅大字——品牌信念。陈钦鹏对做品牌颇有心得，齐心文具成为国内文具业的龙头，也得益于这四个字。 陈钦鹏，是典型的潮汕人，自古潮商就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有勤俭拼搏的性格。潮汕人爱行闯天下，陈钦鹏出来闯天下时，年仅17岁。 为何出道如此之早？陈钦鹏憨厚地笑道：“因为跟老师打架，被开除了。”虽然记者很难将温文尔雅的他与如此“胆大包天”的事联系起来，但神奇的命运之手一挥，陈钦鹏就在那年开启了创业之路。 第一桶金的秘密 来到深圳后，陈钦鹏先做的是小百货推销。五金、文具、化妆品、内衣，什么都做。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拿不到订单，推销文胸时，柜台营业员说：“小陈，你过来试一下，看戴起来是不是合适？”陈钦鹏硬着头皮照做，即便如此，还是拿不到订单。 艰辛经历多了，陈钦鹏逐渐摸着道儿了，之后，情况大为好转。当时，他和对手竞争，同时给深圳天虹商场等大型商超供货，一段时间后，对手纷纷败下阵来，谁都不知道这小子用了什么绝招。 陈钦鹏眯起眼笑了，慢条斯理地说：“实际上，是我把服务做到了前面，而且做到位。” 原来，陈钦鹏选在晚上运货，一个人摸黑，从老家把一车货拉到深圳。第二天一早，等商场一开门，他主动把货一箱箱搬到仓库。然后还把货摆上柜台，分类整理好。最后再仔细检查一遍，毛巾还缺什么颜色，内衣还差什么型号……一切都不用营业员动手。做完这些，已到中午时分。吃完饭稍做休息，他又提着水果和零食，跟营业员们“沟通感情”，问问还需补什么货。 等到其他供应商把货运来时，陈钦鹏早已把订单拿到手了。从1987年到1990年，靠推销百货陈钦鹏赚了200多万元，这是他走出校门后的第一桶金。 到现在，他给业务员培训时还经常说：“你要让客户感动，就要通过一些细节服务。比如，拿个毛巾，帮他擦一下脏的文具，帮他找出坏的文具。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人家都会看到眼里，他需要什么货，就会优先考虑你。” 500万港币的商标 在做百货推销时，陈钦鹏做了台湾鹰牌文件夹的全国总代理，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国内市场巨大，后来索性与人合资建厂，专门生产文件夹。这为他日后成为中国文件夹大王埋下了伏笔。 陈钦鹏是国内文具行业最早做品牌的人。 1991年，从生产文件夹开始，他就给产品命名为“齐心”。1993年，陈注册公司，开始以“齐心”品牌进行推广，并迅速在国内各城市注册商标保护。两年后，又开始在海外注册商标保护。与此同时，公司还大量申请专利保护。这期间，据说陈花了很多钱，但这并不算什么，大手笔还在后面。 要说陈钦鹏“胆大包天”，一点不夸张，在品牌设计上，他曾做过一件很疯狂的事。 1997年，在公司年营收不足亿元的情况下，陈钦鹏居然拿出500万港币，邀请享誉世界的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做VI设计。这一行为让他备受非议。很多人说风险太大，他一定是疯了！还有人说他是钱多烧的。最后，连自己的老母亲也出面数落儿子：“抓紧些，能赚就赚，你还想做到留胡子啊！” 花这么多钱，就为做个设计，老人家当然不懂。但陈钦鹏一直很坚持。随后，陈钦鹏又花费150万人民币，请日本优秀设计师做品牌设计。对此行为，他的解读是：“中国跟国际接轨，意味着也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齐心文具是中高档定位，品牌设计必须国际化。我想让齐心成为国际化公司，成为像可口可乐一样的百年企业。” 截至目前，齐心在海内外商标保护、专利保护、品牌设计和推广上，已累计花费2000万元人民币。当年，大多数文具企业还在做一般性制造和为国外品牌做代工时，齐心文具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品牌建设。 如今，有些企业想一次性砸钱做广告，把品牌做起来，却往往收效甚微，而且成本也高得离谱。“其实，做品牌不仅仅是投广告，还有产品发展的能力，从客户、消费者、经销商，到政府、银行等，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说完，陈钦鹏话锋一转，指着那个曾轰动一时的商标说，“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我们的设计，还是很国际化，这就是大手笔。”此时此刻，他为当年的决定和坚持感到庆幸。 深度分销 在品牌建设过程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夏燎原，原乐百氏销售经理。加盟齐心后，他提出了“深度分销”思路，自此，齐心开始建标准店。十几年前，建标准店是很稀罕的事。统一形象，统一视觉，街道上齐心的招牌随处可见。连文具店门口，货架上，也开始出现齐心的广告。这种店内广告推广方法，齐心是第一家使用的。后来，这种方法被冠以更光鲜的名词——“品牌的终端分销”。 正当同行纷纷效仿之际，齐心已经开始了对零售终端的管理。在全国发达省会城市设办事处，定期上门拜访经销商，协助他们进行下游零售网络的开发。定期召开产品推广会，对零售文具店进行培训、管理：品类的上柜率，理货，店内推广，每平方米的效益怎么产出等，这些理念在当时相当超前。 为激励经销商销售，齐心还设计了不同梯度的奖项，如产品陈列奖、品类上柜率奖、营销奖等，每个奖励均有一套成熟的执行方案。依靠这种深度分销方法，配合品牌推广，十多年时间，齐心打造了覆盖全国的办公用品销售平台，40多家分公司及办事处遍布全国主要城市。 借助品牌优势，齐心在国内已编织起连锁店和直销大客户等营销渠道。目前，渠道不断升级，齐心又推出了“商圈代理制”，以商圈为单位，协助此范围的文具店做推广。 至此，齐心由最初的文件夹生产厂商，发展为多品类品牌制造商、综合类品牌制造商，产品涵盖办公设备、办公文具、学生用品等11大类1000多个单品。 陈钦鹏说，齐心已经整合了上下游资源，进入“集成供应模式”阶段。据说陈钦鹏是受到了美国史泰博公司的启发，史泰博是全球知名办公用品公司，提出了“我们让办公采购更简单”的经营理念。 当年陈钦鹏推销百货时，捕捉到了营业员搬运货物和理货的需求，现在，他再次捕捉到了企业用户的采购需求。“如果一个企业单独设立采购部门采购办公文具，会耗费大量时间选择文具，还要逐项进行价格谈判，从经济效益上看是不可取的。因此，企业需要一个既有品牌优势，又能按照要求，提供统一的产品形象，以彰显企业文化。”齐心再次转型为集成供应商，为用户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 兄弟连<o:p style="LINE-HEIGHT: 2.3;
10月13日 18
在直道竞赛上TCL走过30年，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国际化洗礼，打通了全球资源价值链，如今又手握自主创新的液晶全产业链，也许现在是他们该弯道超车的时候了。 从磁带到电话机再到家电，TCL30年来一直坚持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成为TCL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源动力。 “深圳速度，自主创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梅新育在深圳华星光电8.5代液晶面板线投产仪式上感受到了这八个字的力量。 从建厂到投产仅用了不到17个月的时间，速度的背后是TCL集团的迫切。 目前大尺寸液晶面板技术几乎悉数掌握在日、韩、台企业手中，中国大陆企业集体丧失了行业话语权。这也是TCL力推8.5代液晶面板项目的原因，它将借此实现面板模组整机一体化垂直的战略目标，完成液晶电视全产业链布局。 华星光电项目（以下简称华星）走出了平板显示产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30年前，这里是创新的起点。1981年9月，在毗邻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特区的广东惠州，诞生了一家小型国有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1986年第一台免提按键电话；1992年第一台28英寸王牌大彩电；1999年第一台网络电视都在这里诞生；2004年TCL集团上市。此后，TCL持续把精力集中在液晶显示产业链、多媒体、通讯和家电的国际化增长上。这一走，TCL走了30年。 “就TCL而言，从磁带开始做起，拓展到电话机，后来又开始做家电，一直坚持消化吸收再创新。在不少同行热衷于贴牌加工时，坚持将TCL品牌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成为TCL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梅新育如此评价TCL30年的创新之路。 54岁的李东生还像30年前刚进厂（TCL前身）一样百折不回：无论是对人才的情感攻势还是在战略上的放胆一搏，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坚持到底。 只是谁也没猜中，这位外表儒雅、行事强悍像老虎一样的企业家内心竟如无尾熊（考拉）一般柔软。在TCL的高管们因业务忙得不可开交时，公司请来的心理培训师痛苦地发现他们几乎都是老虎性格，而高管们最难以置信的是，老板李东生却是一只整天周游在各色老虎身边斡旋的“无尾熊”。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 在海外，TCL手机的返修率在所有品牌当中几乎是最低的，凭着这样的产品质量，我就敢去叫板。 谨慎地大胆 自主创新是惟一出路 华星于2009年由TCL与深超共同出资245亿元建立，其中TCL占55%的股份。 这样的大手笔将李东生又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却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李总的梦想是成为三星那样全产业链整合的企业，不光做整机，还能掌握核心盈利技术（半导体、平面显示）。”TCL集团高级副总裁、华星光电CEO贺成明知道这有多难。 “当时和夏普谈了好几年也没谈成，这种引进技术其实没有出路。引进完了又要给人家提成（每做一块面板从中提取费用），又有入门费好几亿美金。哪有钱赚啊？做电子产品本来就没多少利润。 李东生理解贺成明的想法，他最懂得受制于人的滋味不好受。“最新的技术都是人家先用，赚了两年钱了再给你慢慢地导入，李总觉得老这样不行。”贺成明最终被李东生打动，投入TCL自强的战斗中。 2011年9月8日，记者见到的李东生深沉而不失光彩。这一天他看到华星光电出品的首批面板伴随TCL30周年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相，“倍感自豪！”“TCL是最早从整机生产制造跨入核心部件生产的中国企业，具有开发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这意味着TCL将成为国内同行中率先实现产业链整合的企业，也代表了TCL真正的产业转型升级。”李东生有理由为此喝彩，但谁来消化华星光电8.5代线量产之后形成的产能？ 华星项目计划在今年10月开始批量生产，到明年底达到设计产能，这是TCL的规划指标。“这个项目的产能是1700万台，我们计划50%的产品自己消化，50%的产品对外供应，其中15%供应给三星。这是我们之间的策略合作，我们也在三星采购一部分型号。所以我们对外消化35%的产能，压力不算太大。”李东生明明白白算了一笔账。 这个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企业家，其实每一步都在小心求证。“投资之前我们都认真分析过，这个项目机会和风险都很大。它的风险在于，投入实在是太大，公司营运的前期投资所带来的折旧成本比较大。”顶住资金的压力不算，李东生还要预防技术更新的风险。 李东生看重的是华星厚积薄发的整合力量，即全产业链打通后所产生的话语权和规模、成本优势。“从批量生产来看，我们的成本一定要能够和韩国、中国台湾的企业竞争，我们也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华星光电CEO贺成明 把不同技术背景的人员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合力，这才是真正的集成创新。 隐忍地坚守敞亮地进攻 “拿着这样的质量，我就敢叫板” 破釜沉舟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韬略。李东生用十多年国际化战略的坚持换来了今天成熟稳健的多元化公司，现在也许到了收获和进攻的时候。 李东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认为，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是企业必须硬投入的部分，虽然想在短期内见效，但其实需要长时间累积。 “你看韩国企业现在派到中国或者越南、印度的主管，一般来讲都会在所在国接受教育，在不止一个国家工作过，在海外工作时间超过10年，在公司的工作时间一般超过15年，只有这样才能够当海外公司的总经理。”李东生懂得人才积累的珍贵，“为什么这两年海外业务恢复得比较快呢？就是我们这几年积累了人，至少他们做了五六年了，而且稳定下来了。” TCL也正在尝试这样的生力军储备计划。公司今年招聘的大学生就先在公司海外业务部门实习半年至一年，再派到海外去学习一到两年。“让他们到大学进修、选修一些课程，主要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学语言、学习当地的基本文化、社会风俗，然后再进入海外的企业来工作。”李东生率先布局“鹰的系列”培养计划。 除了在人才培养创新上打“潜伏”战，对产品的自信也让李东生为占领高地做好了准备。 “你的产品一定要叫得响，在这一块要扎扎实实下功夫。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国外领先企业的水平，当然局部还是有差距。在海外，TCL手机的返修率在所有品牌当中几乎是最低的，凭着这样的产品质量，我就敢去叫板。”李东生有底气，“去年手机的盈利率达到8%，这非常不容易，我现在做中低端产品都能赚钱，将来高端产品有突破的话，盈利率就能保持住。” 李东生一面叫板，一面却清醒地看到未来消费电子的智能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拿多媒体行业来说，电视视听产业以外的大量IT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也在向这个产业渗透，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和求新性也为这种渗透提供了可能。IT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有可能利用他们的优势另辟蹊径，引发产业的革命。” 多重力量的交织融合正是TCL的强项。不久前，多媒体和集团工业研究院合作开发智能电视，这个过程让TCL集团副总裁、工业研究院院长闫晓林博士很享受，“研究院投入76名安卓TV软件工程师，多媒体也投入73名软硬
10月11日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