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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

北京日报讯（记者窦红梅）胡润发布新一期中国富豪榜后，昨天，《福布斯》亚洲版也对外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两张榜单上首富是同一人：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不过其个人资产却相差巨大，《福布斯》公布其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而胡润研究院给出的数字为700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至少100亿元人民币。前10大富豪的名单也不一样。《福布斯》统计显示，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如果按照1：6.4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9376亿元人民币。而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302亿元。照此计算，400位富豪的“身家”相当于全国居民去年年底储蓄额的9.69%。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较上年的4232亿美元增长8%，但若以人民币计算，增幅则只有4%。在146位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中，有12位女性，其中8位年龄还不到40岁。凭借着父亲转让的碧桂园（Country Garden Holdings）70%股份，年仅29岁的杨惠妍是富豪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北京成为今年富豪最集中的城市，有25位亿万富豪居住于此。深圳和香港分别以13位紧随其后，上海则有11位。此外，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表示：“4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负责编制这份榜单的福布斯高级编辑范鲁贤说：“全球资本市场正处于多事之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三一集团的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帮助，将梁稳根推上了首富的宝座。” 百度的李彦宏今年以92亿美元的净资产屈居亚军，比去年的72亿美元有所增长。去年他在榜单上也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刘永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凭借68亿美元财富，他今年的排名较去年的第七上升了四位。年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永好经营的家族企业新希望集团则以66亿美元财富位列第四。去年的首富，饮料业巨头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排名下降到了第五位，净资产从去年的80亿美元下降到了65亿美元。新闻延伸 “首富”上榜资产为何差百亿元？同样是富豪榜，同样一个人的资产却能差出100亿元人民币？昨天，《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家机构的调查方式或有不同。具体到《福布斯》杂志，为编制此榜单，富豪们的上市资产按照2011年8月19日的股价与汇率进行计算。而对于富豪们私人持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物业、豪车收藏品等，则只能根据能够证实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估算。“这一点上福布斯较为保守，只做我们掌握的数据。” 周健工也承认，中国人不爱露富，富豪们又多财善贾，很可能在各地有许多隐匿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榜永远只能是估算。记者了解到，《福布斯》在美国创刊时，编制富豪榜的“初衷”或许是弘扬创业精神，寻找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但发展到今天，《福布斯》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编制的富豪榜，不仅成为杂志创造的独特内容，以此吸引更多读者和广告商，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赢利”模式，在各类活动中获得富豪们的赞助与支持。为此，国内各式各样的富豪榜单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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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龙：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

十九世纪末，旧金山华侨以舞龙的传统方式过春节孙中山与旧金山美洲洪门筹饷局同志合影。 1906年孙中山向华侨募款的百元面值债票。（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张应龙广东潮阳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侨务工作研究等。现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等著作，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主持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地位：从备受打压到备受笼络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辛亥早期的革命活动大多是在海外华侨社区中进行的，华侨为晚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到最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也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时，华侨在世界上的分布状态是怎样的？张应龙：中国向外移民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19世纪末，华侨已经遍布全球，所以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当时华侨的总人数大约几百万人。鸦片战争前，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鸦片战争后，中国掀起近代第一波移民潮，大量中国人移民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总的来说，19世纪末华侨社会的分布格局是大分散、小集中。在东南亚，华侨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亚、泰国；在美洲，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在大洋洲，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在非洲，主要集中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海外华侨喜欢聚居在一起，而且基本居住在城镇。南都：这些华侨主要来自哪些省份？张应龙：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华侨以广东人占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则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居多，其他省籍华侨较少。海外华侨的这种分布状态，直接影响到海外革命运动的发展。首先，在辛亥革命期间，东南亚的新马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其次，孙中山作为广东人，他开始是在乡亲群体中展开革命活动的，这使得参加革命的华侨以广东籍、特别是广府籍为主。开展革命宣传需要语言交流，你讲客家话，他讲白话，大家听不懂，怎么宣传？所以，孙中山周边的核心力量基本上是广府老乡。当然也有福建人参与到辛亥革命中，但大部分还是广东的。南都：清政府当时对华侨是什么态度？张应龙：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外移民大门被外国列强打开，清朝的海禁政策不攻自破，华侨政策慢慢就开始改变。其次，十九世纪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清政府派了多批大臣出国考察，他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侨人数众多，而且很多还非常有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朝廷忠心耿耿。与此同时，洋务运动遇到了经费不足等困难。因此，清朝官员认为海外华侨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李鸿章、张之洞都曾提出要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吸引他们的资金来购买军舰，投资国内近代企业，支持洋务运动。清政府最终在1893年正式废除海禁政策，此后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境。南都：为了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清政府有没有制定什么具体政策？张应龙：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展开交涉，保护华工；诱导和吸引华侨捐赠和回国投资；在海外推行华侨教育；设立中华总商会等。十九世纪后期，还不时派遣专使出访海外，慰问华侨。其中，几次派北洋舰队访问南洋，对振奋华侨的信心、争取华侨的向心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政府还在海外卖官鬻爵来拉拢人心，甚至公开在新加坡报纸上做广告，把各个品级的价格都登了出来。虽然都是些虚衔，但华侨还是非常看重，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了钱买了官之后，谁知道他是种田的？这就能光宗耀祖了。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一个叫章芳琳的华侨，他先后买了11个官衔，不仅给自己买了，同时也给子孙们买了。当时，每当清朝官员去海外考察，捐了官的华侨都会穿着朝服按照品级列队欢迎，非常气派。清政府这种卖官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利用华侨，但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华侨和清政府的关系，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政府在海外的政治代表。因此，孙中山到海外鼓吹革命时，他们不反对就不错了，你让他们支持是有难度的。思想：从维新启蒙到革命鼓动开始，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南都：华侨身处海外，按理说，能更多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为什么他们看上去甚至比国内很多地方还要更加保守？张应龙：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华侨社会是分阶层的。下层华侨大多出身贫寒，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新思想的熏陶，和普通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华侨在海外也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比如采矿或种植等，通常都是聚居在一起，跟当地人没有多少接触。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报纸、电视可看。吃完饭，也就抽抽鸦片打打麻将。只有居在城市、认得一点字的才可能接触到新思想，如果是在乡村开一个小杂货店，跟外界也没有什么交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组织地排华，把华侨的活动范围挤压在唐人街之中，使得华侨跟外界的交流基本上很少。华侨也看不懂英文报纸，整个生活方式和在国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接触主要表现在感官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真谛是不太懂的，把华侨抬到很高的位置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当然，一些较好融入当地的华侨，主要是华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侨，接受西方思想会多一些，但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是很热心。南都：那华侨的思想是如何开始改变的呢？张应龙：华侨刚开始时是不太接受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越南宣传革命时就有人当场大骂孙中山大逆不道。孙中山到别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也遇到障碍，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吸引海外华侨关注中国命运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华侨普遍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梁启超至少代表了皇帝的正统。维新派在海外继续鼓吹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等主张，很受华侨的欢迎。华侨经过比对，看到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所以希望中国能变革。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维新变法，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维新变法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维新变法的思想在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受到海外华侨欢迎，纷纷给他们经费。所以对革命党的颠覆活动，他们是不大支持的。像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比较多，孙中山到美加宣传革命，响应者寥寥。相反，加拿大、美国成为维新派的大本营，康梁倡导成立的保皇会就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又如，檀香山是孙中山首先成立兴中会的地方，可是几年之后，檀香山落入维新派手中，兴中会趋于低落，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加入了保皇会。南都：看来维新派对海外华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张应龙：对。维新派到海外后，发现华侨社会仍然非常闭塞、没有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在华侨中提倡发展新式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学习西方文明，海外第一所华侨学校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就是康有为命名的。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华侨中开始有人投入到政治讨论当中。维新派通过在报刊杂志上讨论中国的命运，鼓吹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批评西太后顽固保守，推动了更多华侨来关注中国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要知道，在这之前，华侨是没有国家认同的，大多数人只说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台山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不中国。经过维新派的鼓吹，华侨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了民族意识。南都：那是什么促使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呢？张应龙：华侨接受革命思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能接受革命主张的华侨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维新派影响的衰落主要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它本身的内讧。他们当时在海外成立振华公司，想通过这个公司来赚钱维持维新派的活动，由于用人不善，公司难以为继，爆出丑闻，让华侨非常失望。另外，维新派一直以恢复光绪皇帝权力作为希望的所在，可是，直到光绪皇帝死去，这个目标都无法达到，使得原来对此寄予希望的华侨感到失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让华侨开始觉得靠清朝自身改革这条路完全行不通。以上这种情况促使那些希望能通过内部改良和制度的变化来实现民族富强的人态度开始转变。南都：具体到什么时候，革命思想开始对华侨有了明显的影响？张应龙：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得风雨飘摇，革命思想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层华侨中，上层华侨普遍不支持革命。孙中山最开始时也曾寄希望于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希望他们能出钱资助革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华侨大多同当地政府和清朝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考虑到，如果反清，清政府追究下来，很可能连累在国内的家人，而且也会得罪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大多和清政府维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新加坡、越南殖民政府都曾经禁止孙中山入境。革命党人主要在华侨的下层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由于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革命活动多有限制，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为了宣传革命，他们采用阅书报社的方式作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是弄几本革命书籍，大家看了之后互相讨论，然后切磋，辩论、宣传或者鼓动加入组织。总的来说，在华侨中支持革命的始终是少数。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才开始大力资助革命活动。像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非常有钱，但他就是不肯捐钱，武昌起义以后，他才捐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大老板，不支持革命的原因，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组织：从秘密会社到革命团体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南都：当时参加革命党的华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张应龙：应该说，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首批20多个成员都是华侨。之后兴中会先后在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成立兴中会分支。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会员有286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由此可以看出华侨的重要性。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先后在香港、南洋、美洲等地建立了分会。在东南亚，同盟会起初以越南为中心，建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河内同盟会。1908年后，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敌对政策，越南同盟会的活动被迫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孙中山也被禁止进入越南。之后，孙中山便将东南亚同盟会的领导中心从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其他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先后派人到马来亚、缅甸、印尼推动组织同盟会。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移至槟榔屿，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新马的同盟会员人数约有3万人，缅甸的同盟会会员则有2343人。而在美洲，前面提到，在1909年之前，由于维新派影响巨大，同盟会发展非常缓慢。1909年后，同盟会在美洲华侨中开始快速发展。孙中山赴北美推动美洲同盟会组织建设时，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年，孙中山在纽约促成美东同盟会成立，之后又在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会。1910年，孙中山到达三藩市，在他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会总会，以领导北美地区的同盟会。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三藩市同盟会会员甚至集体加入了洪门的致公堂。南都：为什么要集体加入这种秘密会社？张应龙：在北美，大多数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如果你不加入，就很难得到帮助，甚至受到排挤。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之后，吸取第一次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收效不大的经验，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美国政府收押，最后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人把他营救出来。由于孙中山也是洪门致公堂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有致公堂的兄弟招待他，照应他。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南都：像致公堂这样的秘密会社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张应龙：十九世纪的时候，秘密会社的影响非常大，它用暴力手段控制华侨。华侨初到海外时，各种人都有，既有被“卖猪仔”拐骗到海外的，也有在国内犯事或者逃债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国外专门经营鸦片、赌场等生意，这些行业需要找一帮人来保护自己，这些人慢慢就形成了秘密会社，实际上就是黑社会形式。华侨秘密会社为了争夺利益，时常会打仗、械斗。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在早期大多实行间接统治的方法，往往通过华侨头领或者会馆的领袖来管理华侨事务。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由甲必丹（或帮长、会馆领袖）、秘密会社头目、受当地政府委任的官吏、商人四部分构成。这四种人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或者同时兼有多种身份。到19世纪末，当地政府开始加强对华侨社区的控制，从间接控制转变为直接控制，对华侨秘密会社进行打击，所以秘密会社从19世纪末开始衰落下去。除了秘密会社之外，华侨社区的管理主要是靠会馆。一般来讲，会馆是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学校和报刊。会馆主要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两种，这些会馆在早期时力量非常强，它既能调斛华侨社会中的纷争，也会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同时也代表华侨同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会馆是从正面、以合法的形式领导华侨社会，秘密会社是从地下、以非法的形式干预华侨社会事务。南都：这么看来，由于秘密社团和会馆的影响，当时的华侨社会组织还是非常严密的。张应龙：移民活动不但是人的移动，而且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的移动。海外华侨参照家乡的传统，在海外先后建立各种社团组织。早期移民活动中的“连锁移民”模式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模式，都有力并加强了华侨社会的内部控制能力。尤其在猪仔贸易制度流行的年代里，猪仔华工更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受到控制。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包括经济、行政、司法等，基本上由华侨领袖根据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和习惯予以处分。在20世纪中华商会这类组织取得华侨社会领导权之前，会馆是华侨社会的领导机关。在美国，华侨要回国，必须经过会馆的核准，因为要确定你有没有欠债、是不是一个良民。可是，华侨社会的社团组织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说，广东人里有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三大帮派，在潮州帮里又分各个县，或者姓氏。这些会馆都是自己管自己。当中华总商会这类跨帮派的组织进行选举时，也往往是采取分帮选举的制度，按照帮派来分配名额。南都：华侨社会的这种特性有没有影响到革命活动的组织情况？张应龙：影响非常大。前面提到孙中山到美国后，为了扩展同盟会，甚至要求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因为洪门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口号，所以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时，便获得了支持。洪门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洪门筹款局，发行债券，甚至变卖了洪门的家产。会馆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它成为孙中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媒介。孙中山讲粤语，所以他在宣传、鼓动，组织革命力量时，自然会偏重讲粤语的华侨群体。实际上，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孙中山身边的核心领导层基本上是讲粤语的华侨。像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得到南海籍华侨冯镜如的帮助；孙中山到越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得到台山籍华侨黄隆生、南海籍华侨李卓峰等人的帮助。在革命组织成员中，讲粤语的华侨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所倚重的主要力量。南都：也就是说华侨成为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张应龙：不仅是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华侨对于革命活动的支持也是非常全面的。首先是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海外华侨因应形势需要陆续创办了许多新式报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抓住这个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宣传鼓动。1904年，新加坡华侨就创办了东南亚第一家革命报刊《图南日报》；从1906年到1912年，革命党人更是在海外创办了包括新加坡《中兴日报》在内的23家革命报纸。通过这些报纸，革命党人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大论战，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华侨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整个革命活动期间，华侨的捐款数总数约达到七八百万元。华侨给革命党人捐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兴中会时期，华侨的支持力度还不是很大，但到同盟会成立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难能可贵的是，给革命党人捐款的主要是中下层华侨，既有一般商人，也有不少是普通劳工。为了革命，甚至有人倾家荡产，像马来亚商人谭德栋在为黄花岗之役筹款时认捐了500元，后来得知筹款有困难便再捐了500元，最后答应把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售卖作为捐款。诸如此类的故事非常多。行动：从捐助革命到参加革命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南都：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大多失败，华侨没有失望吗？张应龙：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影响不大，从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华侨开始认识到这些起义的重要性，对他们的志气和行为非常赞赏。孙中山自己也这样觉得，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在海外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当然，武装起义的一再失败，对华侨的革命信心无疑产生了影响，一些华侨感到灰心迷茫，甚至一些革命党人也彷徨过。1910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策划广州起义。会上，孙中山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存在的悲观情绪，指出失败并不可怕，要振作起来，做好准备，革命就会成功。虽说华侨对革命起义一再失败有灰心消极的情绪，但他们对革命前途没有绝望过，这也是华侨对革命武装起义一再支持的原因。南都：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海外华侨有什么响应没有？张应龙：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华侨显得特别振奋，海外华文报刊纷纷报道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日本、印尼这些地方的华侨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巩固武昌起义的成果，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参战，仅马来亚霹雳州就有2000多华侨矿工回国参加革命；那些之前拒绝捐款给革命党人的华侨富翁也开始大量捐钱给革命政府，捐款项目是非常大的。印尼富商黄仲涵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了5万盾，与清朝政府关系密切的张振勋则捐了7万元给福建民军。南都：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不是也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感？张应龙：华侨认为民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大多认为华侨对革命成功、民国成立是有功的，从而有一种自豪感。另一方面，民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华侨，提高华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在参政会中给予一定的名额；与此同时，还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华侨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兴起了回国投资的高潮，广州、汕头、厦门这些地方都是当时华侨投资重点建设的城市。可以说，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密切，海外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感达到一个新高峰。南都：这么看来，革命党人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不仅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对华侨本身应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张应龙：虽然华侨参与革命的人数并不多，但革命运动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华侨参与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华侨历史上第一次在明确政治纲领指引之下为了一种目标进行的政治活动。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尽管华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但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等一系列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模式，并且培养了一批政治人才。辛亥革命在华侨政治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华侨社会中产生有政治纲领指引的政治组织以及服膺党纲的党员和民众追随者，使华侨社会开始产生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维护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交流很少。革命党人在华侨社会中开展的革命活动，是按理想、目标来组织动员华侨的，因此，不同方言群的华侨便走到一起，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学习交流，形成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从而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观念和血缘观念，加强了不同方言华侨的交流和团结。南都：你觉得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华侨在辛亥革命当中的作用？张应龙：我认为，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人说没有华侨就没有辛亥革命，我觉得这个有点拔高。总的来说，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为了讲华侨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就把华侨的作用拔得太高，那样也不合适，还是要有一点客观性。采写、摄影：南都记者颜亮实习生黄雪
09月08日　80
房地产基金回报率最高能到25%

深圳市德信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枫认为房地产基金未来发展乐观。图片由德信资本提供眼下，房地产基金可谓炙手可热。不仅一些PE大佬改弦更张或分身做起了房地产基金，连万科、金地、华润、复地、滨江房产、世茂股份等知名开发商也宣告试水房地产基金。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2010年共有10只基金募集到位18．59亿美元。2011年仅第一季度，就有5只房地产基金募集到位9．59亿美元。8月26日，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又宣告成立。那么，房地产基金热潮涌起的原因是什么？其发展态势如何？未来将怎样？昨天，深圳商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华南地区唯一发起单位、深圳市德信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资本”）董事长陈义枫。去年开始呈爆炸式增长记者（以下简称“记”）：房地产基金是从哪一年开始火爆的？你认为现在房地产基金热潮涌起的原因是什么？陈义枫（以下简称“陈”）：房地产基金以前也有公司在做，但市场需求不大，组织形式也不太明朗，那些只能算是房地产基金的萌芽。一直以来，房地产企业融资结构就不合理，尤其表现在对银行依赖度过高。随着2009年底调控措施陆续出台，限价、限购、限贷，甚至限抵押登记，房地产界遭遇了十多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资金需求量极大的房地产业由此遭遇资金瓶颈，国内运作模式已经成熟的私募基金这时恰好弥补了房地产业的资金缺口。另外，国内日趋活跃的民间投融资培育了大量有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投资者，他们与正处资金饥渴期的房地产业一拍即合。从去年初开始，以中信信托成立专门的地产私募基金管理平台为标志性事件，房地产基金日趋火爆。如果把2010年称为国内房地产基金元年，那今年就是房地产基金快速扩张的一年。记：目前有多少公司在做房地产基金？陈：具体有多少公司在做房地产基金？这不好统计。不过，我把他们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信托公司，由于其信托产品受限制，转而改变形式以私募的方式操作，这一类用的还是信托的套路，只是法律架构改成私募了；第二类是一些大规模的国有房地产集团和PE公司，见这块蛋糕很大，万科、金地、华润、复地、滨江房产、世茂股份等知名开发商均已试水房地产基金；第三类就是一些民营地产基金管理公司，如这次搞房地产基金联盟的主体共36家，以及一些刚起步没有加盟我们这个联盟的房地产基金公司。以上三类加起来共计有100余家，当然可能还有更多如做融资中介的、做投行的、做PE的，也想加入这一行，正在努力，不过没有取得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房地产基金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正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资金规模每月都在刷新记：目前国内房地产基金的资金规模有多大？陈：目前管理资金规模比较大的是前两类，他们管理的基金规模动辄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而民营地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金虽然不大，但其扩张的速度很快。去年年底还不到100亿，到目前为止我估计已接近500亿，而且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刷新。记：房地产基金募集资金的途径主要有哪些？陈：我前面把房地产基金公司分成三类，其实出身不同募集资金的途径也不同。第一类主要通过银行和自建发行渠道发行基金产品来募集；第二类主要通过第三方财务管理机构来发行募集，比如诺亚。第三类地产基金的发行比较困难，银行看他们出身低微，不是很支持。另外，像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由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严控政策，他们即使想发也不敢发。因此，第三类房地产基金公司主要靠与品牌房地产开发商结成联盟，再来确立发行方式。我们德信资本采取的是多种渠道并行的方式，如果用款单位是一线品牌的开发商，我们就走银行的渠道发行，如我们现在正和华润置地联手发行的一只规模为6亿元的基金；如果是三四线城市的优秀开发商，我们就用自己的渠道来发行。但是通过自己的渠道来发行有一个问题，就是募集能力不够，每只基金的规模会受到限制，一只基金一般只能达到一两亿的规模，我们现在基本每月发两到三只。最大机会在三四线城市记：现在房地产基金的现状如何？有没有什么乱象？陈：房地产基金从业人员一类是来自于信托，一类是来自于PE，应该说素质都比较高，风险意识、规范意识都比较强。房地产基金属于创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如果把其归为民间金融业，我认为他是最规范的民间金融业。房地产基金首先在利率上就是合法的，我们公司从开发商那里获得的回报率大概在15％到22％之间，整个行业差不多是15％到25％之间，这些都在法律规定之内。如果要说乱象，主要是担心今后行业做大之后，会有不恰当的人进来乱做，给行业蒙羞。记：你认为房地产基金的风险有哪些？陈：我认为最大风险还是房地产紧缩政策带来的政策风险，这种风险会引发系统风险。到目前为止，紧缩政策已经非常严格了。但会不会进一步严格？这也不好说。现在限价、限购、限贷，甚至限抵押登记，不知道还会紧缩到什么样子。我认为，如果银根放开，紧缩政策放开，对于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资金回笼将会趋好，固定收益类的房地产基金收益可能会降低。但对于广大三四线城市的开发商来说，他们的资金面从来就不太松，即使国家银根松了，他们的资金面也会比一二线城市要紧。因此，在同样政策打压下，楼市比较温和的三四线城市政策风险相对小。我不认为城市越大越安全，我认为房地产基金最大的机会在三四线城市。作为深圳的公司，德信资本在深圳没做一个项目，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三四线城市即地级市的项目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第二大风险是房地产开发商带来的风险。如果开发商的团队比较弱，能力不足，那么在项目开发中会不断犯错误，房地产基金也会不断为这样的错误交学费。所以，我们合作的对象尽量找三四线城市的三甲开发商。第三大风险是项目风险。项目不好风险自然就大，房地产基金要通过选择好项目来规避风险。我们的做法是，主要做成熟地段住宅为主的项目，不做纯商业地产项目，纯商业地产项目对开发商的能力要求太高，目前有这种实力的开发商还太少。规模到两万亿指日可待记：你刚才说，房地产基金的主要风险是政策风险，请问如果房地产严控政策解除，银根放松，房地产“不差钱”了，房地产基金还会这么火爆吗？他们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陈：中国的开发商是学香港的，他们什么都做、什么都能、什么都有。但是西方，像美国就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开发商是很小的，基金是强大的。开发商只是受托来管理这个项目而已，他们只是一个项目管理人。德信资本在房地产基金领域无论是基金模式，还是推广方式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我们的基金类型有固定收益类基金、夹层基金、主动型基金，每一类里面还分单一型和结构性两种。推广方式上，我们推出了代理商模式。此外，我们还准备在基金销售模式方面创新。以创新推出的主动型基金为例，我们可以跟开发商联手输出品牌，运作更多项目。这样基金不再仅仅是开发商的一个融资平台，更成了一个产业投资工具。通过主动型基金，我们跟一些大牌开发商合作时，开发商几乎不用出钱，他跟我们都成为了项目管理人，过去全能开发商的模式也由此被颠覆，取而代之的将是房地产综合运营商。单凭这一点，我认为房地产基金就不会因银根一松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在经历这一轮爆炸式增长之后，慢慢步入良性、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记：你认为未来地产私募基金发展的趋势怎样？陈：一片光明，前途无量，但是，要注意健康成长。我甚至认为房地产基金的规模可以迅速超越目前疯狂的VC／PE基金规模，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容量巨大，房地产基金发展到2万亿指日可待。如果内资放开，甚至可以交易上市（REITs），那十万亿的规模都不成问题了。
09月08日　15
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中国上榜总数第一

美国《福布斯》杂志亚洲版31日发布了按业绩排名的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中国内地和香港有65家公司上榜，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印度排名第二，共有35家公司上榜。韩国和马来西亚紧随其后，日本排在第14位，只有销售自行车及零部件的ASAHI(位于大阪市)一家公司榜上有名。日本企业2009年有24家上榜，2010年有2家上榜。今年数量进一步减少到仅有一家上榜。排名第6的越南去年仅有1家上榜，今年有了长足进步，共有10家公司上榜。根据《福布斯》设定的标准，上榜企业年销售收入须达到500万～10亿美元，评选标准为近12个月的盈利、销售收入增幅和股东分红等。中国内地和香港上榜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在过去3年间增长了43%，在中国开展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等公司颇具代表性。来源：中国经济网编辑：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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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人和一座城市地产商的战争

8月16日，庞一鸣第二次在香港组织“非商场戏院睇戏日”。有30多人参加了睇戏日活动。   8月16日的一个炎热下午，香港旺角旺角道4号豪华戏院。这天下午，庞一鸣第二次组织非商场戏院观影日。“上一次行动，5月29日有35位朋友出席豪华戏院睇戏日，看《B+侦探》，享受了大银幕，自行带了叉烧饭、花生和豆浆等各式饮品入场，戏票只需45元。有年轻人说，原来香港还有这么大银幕的戏院！” 庞一鸣在个人博客和Facebook上，绘声绘色地号召志同道合的网友参加观影日活动。这次观影日的电影是《窃听风云2》，电影在下午3点半开场。直到开场前10分钟，网友陆续出现，约莫30人参与这次活动。“人数多少不是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参加，他就会带动身边的人参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估量的。”庞一鸣很自信地说。 2010年10月18日起，庞一鸣开始了“一年唔帮衬地产商”行动。他放弃乘坐巴士，因为香港的巴士全部由地产商经营；他拒绝去超市购物和连锁快餐用膳，因为内这些店铺都是地产商控股；他不买房，节约用电，不装宽带上网，因为香港仅有的两家电力公司属于地产商，宽带服务清一色是地产财团营运。喜欢旅游的庞一鸣，游历过欧洲和南美，当地原居民对大财团的抗争，让他醒觉香港需要有些改变。“我或者无力改变地产霸权的现实，但起码可以改变生活方式，一年都不帮衬地产商。”今年8月香港书展上，庞一鸣的新书《就系唔帮衬地产商》正式出版，他也首次在书展上举办讲座，与读者分享心得经验。庞一鸣的不帮衬行动仍在继续，被他影响的香港市民，正在社区里慢慢滋长扩散。你的衣食住行都已被地产商操控 2010年10月18日，庞一鸣开始了“一年唔帮衬地产商”行动。地产霸权无处不在，操纵港人衣、食、住、行。37岁的自由工作者庞一鸣看不过眼，决定以个人力量发起运动，拒绝帮衬大地产商提供的服务，光顾小型店铺，代替超级市场；以踩单车代替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手洗衫代替洗衣机。地产霸权在香港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今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就香港普通市民如何看待“地产霸权”问题，电话访问了832位18岁以上的市民。结果发现，85%受访者表示听闻过“地产霸权”，其中78%认为香港确实存在“地产霸权”，73%更认为“地产霸权”情况颇为严重。香港地产财团如何操控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庞一鸣在其个人博客详细列举了一个表格。在公共交通方面，九巴、机场巴士、皇岗巴士的经营者是新鸿基地产；新巴、城巴经营者是新世界地产；而天星小轮则由九龙仓经营。零售业方面，屈臣氏、百佳、丰泽，经营者是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而惠康、万宁、宜家家居、7-Eleven则是由怡和经营；O K便利店则属于利丰。余下还有饮食业、电信业、电力乃至煤气公司，都一一操控在地产商手中，实在让人避无可避。除了游行，还可用良心消费行动重建生活模式或许庞一鸣的“一年唔帮衬大地产商”行动未能改变香港的社会现状，但带出的观念与实践，却影响了不少港人。近一年思考，庞一鸣已经将他的行动总结为良心消费运动。他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认为，良心消费的重点，就是把购买行为问题化，让大众觉醒某些产品或服务背后存在社会伦理不容许的问题，鼓励公众透过减少或终止购买，参与改变社会中不公平的事情。“游行等传统手法向政府施压是一个由上而下从政策或立法来处理问题，唔帮衬地产商行动，从良心消费运动框架看，就是要发动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革命，让大众思考。” 在良心消费理念下，庞一鸣还推陈出新，发动“非商场戏院睇戏日”和“无连锁店日”运动。今年5月29日，首个“非商场戏院睇戏日”行动，目的是鼓励公众在这一天一起去不坐落在商场中的旺角豪华戏院睇戏。“其实在非商场内的豪华戏院一来票价便宜，二来银幕比一般戏院大几倍，你可以带任何饮品食品入场。”首次观影日，庞一鸣通过网络召集了30多名网友参与。与此同时，自6月12日起，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良心消费联盟都发起无连锁店日，“在闹市用大喇叭呼吁市民当天唔帮衬连锁店。我们轮流担当发言人的角色，其他人派发贴纸。我见证了很多成员在这行动中，献上在街头用喇叭发言的第一次，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讲述反地产霸权的信息。这让我看到，良心消费运动有动员还未觉醒的潜在公民力量的潜质。” “不帮衬地产商行动，实际上回应了公众对言行一致的诉求。”在庞一鸣看来，公众已经厌倦社会中的言行不一致，不想看到上街反地产霸权的人，住在大地产商的屋苑，帮衬地产商旗下的店铺和服务，“良心消费运动，就是要重建新生活模式，让我们成为言行一致的公民。市民已经厌倦因利益不断改变政治立场的公众人物，他们反而会为了一个因反地产霸权而以单车代步，到社区中心上网，不去连锁超市的普通市民而感到安慰。” 庞一鸣的唔帮衬地产商生活去私营小超市购物，在家做饭以前，庞一鸣与普通香港人一样，三餐外出用膳居多，“除了茶餐厅，当然帮衬不少连锁食肆，还不时拿着饮食杂志，按图索骥前往各大商场和餐厅觅食，数百元一餐也是平常事。” 现在，庞一鸣从以往90%外出用膳，改为90%在家做饭。买菜不再去百佳、惠康或citysuper、taste等连锁超市，而是选择街市或者私营小超市。不再光顾大家乐、大快活、麦当劳、美心、K FC等连锁快餐店。“偶然会与友人前往特色小店用餐，支持用心经营的小老板。”从前，他每月饮食开支约在4000港元以上，现在只需1000元左右。以自行车代步庞一鸣一直从事自由的教育工作，每天上班地方和时间都不同。“夸张的时候，一天之内，我要穿梭香港、九孔、新界工作，坐完巴士、地铁、小巴、轻铁等各种交通工具。” 现在，他只用自行车代步。无论任何时候，坚决不乘坐九巴、城巴、新巴。因为香港所有巴士公司都属于大地产商。要从九龙到港岛，他需要先踩自行车到尖沙咀，再坐小轮到湾仔或者中环，然后继续骑车到目的地。要到新界就只能先坐地铁，然后再骑车到达。“其实地铁并非想象中的快捷。因为你要先步行到地铁站，入站、等车坐车，再出站步行到目的地。以我踩自行车的经验，点对点的路程，骑车一点不比地铁慢，有时候甚至比地铁快，所以使用自行车代步，不一定浪费时间。” 改变了出行方式，庞一鸣每月节省150港元左右。省下的车资，他会善用。他的实践是，购买了一本本的诗集，支持网上店铺，买了一只风筝，重温儿时趣味。去了广州听台湾客家语歌手林生祥的音乐会，并买了他的C D，购买本地小手作者的手工艺品，支持公平贸易，购买公平咖啡和有机红酒，和朋友分享，收留多一只流浪猫。去公园用免费w ifi，手洗衣服自从开始工作后，庞一鸣就搬出来居住，开始几年和两个朋友合租荃湾村屋。因为出发去西班牙旅行半年就没有再租。回来后，搬去元朗的小型村屋，直至出发前往欧洲半年就停租。回来后，与姐姐合租九龙城唐楼，直到出发前往南美洲考察。住房方面，庞一鸣承认没有转变，“从来没有租住过大地产商的楼宇，现在租住佐敦单栋式洋楼。”因为香港的宽带供应商都是地产商背景，他家中没有装固网宽频，要上网就到图书馆、社区中心、体育馆或公园使用免费w ifi.香港仅有的两家电力公司都是大地产商所有，无法不帮衬，庞一鸣只有选择节约用电，如不用洗衣机改为手洗衣服；冰箱温度尽量调高。但省电，最有效是不开空调，只开电风扇；在睡觉和外出前，把所有电源插头拔掉，不让任何电器待机。看书去图书馆，看电影去非商场戏院以前庞一鸣最常做的消遣活动是看电影和戏剧表演、买书、唱K、旅行等。现在书买少了，以前一周买10本以上，现在一个月最多买两三本，多去图书馆借书，以及阅读了多年没有看的图书。“看电影的情况与买书一样，学会了不以购买来满足占有欲，停止了每星期扫碟，注意欣赏多年来闲置的好电影。”要看电影时，庞一鸣会到非商场旧式戏院或小影院，最爱的是旺角豪华戏院和百老汇电影中心。 ■对话庞一鸣 “唔帮衬地产商”回应30岁以上、有稳定工作香港人的诉求南方都市报：“唔帮衬地产商”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有统计过参与人数吗？庞一鸣：我没有掌握具体人数，但无论通过Facebook、我的个人网志还是在街上碰面而来的陌生路人，都曾给我留言或者面对面的鼓励支持，这让我很意外。最欣慰的是，这次行动让很多以往不会参与社会运动的市民，第一次付诸实际行动，反对地产霸权。事实上，在香港参与社运的群体比较固定，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而占香港绝大多数的普通市民，尤其是已经成家立业、步入中年的市民，他们生活稳定，虽然对社会有怨气有不满，但往往感到无力扭转，而选择沉默、安分守己。我今后的行动方向，也是继续动员这些成年市民，参与到计划中。南都：香港中大早前的调查发现，超过70%受访市民，认为香港存在地产霸权？庞一鸣：香港的地产霸权确实无处不在，涉及衣食住行，感觉避无可避。但我的行动正好证明，除了上街游行抗争，喊口号反对地产霸权外，普通市民从日常生活出发，也可以身体力行做到实质行动，对抗地产商。我最常遇见的反对声音，就是认为唔帮衬地产商的行动太荒谬，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但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无法改变衣食住行的方式，那你至少可以选择与亲友父母居住在附近，或者同区。目前香港很多家庭都是散布居住在不同社区，之间鲜有联系。如果与家人居住同一区，这样你可以将小孩托交父母照顾，下班一家人买菜做饭聚餐，这样无形中就可以节省大量开支，不用帮衬地产商的连锁快餐。到了假日周末，一家人还可以相聚聊天，小孩之间交换玩具等。现在地产霸权的运作模式，就是扫清普通市民的人际网络，让人无助而必须时刻去商场消费，让人感觉只有通过消费生活，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获得快乐。这种观念恰恰是个陷阱，不帮衬地产商，生活一样很精彩。南都：香港人朝九晚五的紧张生活，你认为真能实践到不帮衬地产商的行动？庞一鸣：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日常就是去各个培训机构或者学校教书。我的生活模式比较弹性，确实有助我推行不帮衬计划。但普通市民一样可以从身边小事出发。这并非是零与全部的二选一选择题。如果你做不到我列举的生活模式，那怕只改变一个方式，比如自己做饭或者去非商场戏院看电影等等，也是可行的办法。事实上，参与行动的都是30岁以上的市民为主，有稳定工作。这正回应了香港社会上的一种诉求。有些成熟的市民希望提出不满，但社会运动只有游行抗争的模式，他们不想参与游行，而我提出的唔帮衬地产商行动，却提供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让这些市民可以参与其中。为了吸引这些平日不参与社会的市民，在行动用语、口号上，我都会特别设计，以适应这些成熟市民的需求。让市民不必只能逛商场，要争取公共空间使用权南都：唔帮衬计划已经实施将近一年，香港的地产霸权仍然强大，你是否会感觉行动无力，难以起效？庞一鸣：我认为唔帮衬地产商的行动，虽然渺小，但是重要。面对财雄势大的地产财团，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我的行动自然微小。行动的效果，我认为不应以普通的数量级来衡量，只要有一名市民接受认同我的生活模式，从此他的生命有所不同，进而影响身边的朋友，这种潜在的影响与效果难以估量。南都：除了唔帮衬地产商外，未来还有哪些新行动？庞一鸣：包括无连锁店日、非商场戏院观影日等行动都会继续。9月开始，我们还会启动一个新行动，在公共空间演唱音乐，以反对地产霸权的行动。在香港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等，管制相当严格，不允许唱歌、大声喧哗、搞团体活动等。这样的结果就是市民周末只能选择去逛商场，最终得益的将是地产财团。所以对抗地产霸权，重要一项就是争取公共空间使用权。我的行动计划，就是每月定期一日，在google地图上随意选择一个地点，或者社区公园、旺角行人区甚至山顶，在公共空间进行演奏，内容不限，演唱、弹吉他、拉小提琴等等，然后在google地图上标注地点，大家就选择你感兴趣的地方前往参与，或者合奏或者欣赏。事实上，这个行动的模式就是从生活出发，如果你喜欢音乐或者玩音乐，这个行动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强烈动机，你只要来到公共空间参与音乐，做你日常喜欢的事（听歌或者演奏），就可参与到反对地产霸权的行动。让社会运动与生活兴趣结合，让一些平素不会参加社会的市民，在这次演出行动中感受到公共空间管制的严厉，让生活与现实发出冲撞，这样10个人之中或者有一两个就会感到不满，希望做些事情改变现实，投身社会运动。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南都：你认为香港的经济模式需要改变吗？庞一鸣：我自己也在经常思考，香港是否真的需要目前的经济形态，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经济规模无限制地继续膨胀。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月收入不过五位数，但我的生活很健康我也过得很快乐，对社会医疗援助的依赖不多，不需要疯狂购物消费减压。香港盲目的经济增长，究竟在服务哪些人，基层市民能否从经济增长中实际获益，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方向。经济盲目增长，社会资源大量消耗，这种模式是时候应该改变了，起码从生活方式上需要改变。
09月08日　82
香港80后女孩考虑参选区议员

9月4日，切完烧猪后，位于香港沙田石门邨健硕楼的陈克勤议员石门办事处正式启用，这间十多平方米办公室的主人，是80后女生黄冰芬。这位因为石门骨灰龛事件而被称为香港政坛“新星”的女生，认为社区才是政治工作的最前线，从政不能是高高在上，空口讲白话。街坊口头禅　有事问阿芬 9月1日上午10时，石门邨的民建联陈克勤议员石门办事处两日后将正式启用，一切准备就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办公用品摆放得整齐有序，两张办公桌旁边，是一张短沙发，一位社区的阿伯一早便坐在上面，与黄冰芬寒暄了两句，便打起呼噜来。 “他经常来的，因为这里有空调啊！”黄冰芬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婆”。作为社区主任，这个短头发、面容俏丽的女生，已经跟一帮街坊混得烂熟，而这个办公室是她的“据点”，“这一面是书柜，都是街坊、媒体记者捐来的书，平时好多小朋友过来看。” 名衔是主任，但实际处理的事情很琐碎。街坊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什么事问我们阿芬姑娘就知道了。”阿芬姑娘指的便是黄冰芬。1982年出生的阿芬，穿着条纹衬衫、牛仔裤，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搞政治”的人物。阿芬跟记者说，“我们不可以穿得太正式的，不然去跟街坊聊天，他们就会问，你去宴会啊？你参加毕业礼啊？必须穿成这样才贴近他们的生活。” “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 黄冰芬沉入社区工作已超过5年，最初进入这个圈子，并非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学生时代其实就参加过类似的工作。协助办一个青年露营活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活动完了之后，我们几个统筹人站在中间，其他人围成一个圈，用眼神给予我们鼓励和嘉许。我当时就觉得，原来帮助了别人，别人能深深感受得到，也能回馈给你。” 因为这样的经历，大学毕业之后，有人向她推荐一份区议员助理的工作时，她欣然接受。“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是沙田龙兴村一个位于垃圾站旁边的办事处。”黄冰芬笑说，地理环境还好，因为很多街坊一眼就能看到，所以很方便她跟街坊交流。 “街坊的情感都是很真实的，很有人情味，他们直接的回应可以令我感受到，我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她认为，“政治不会是高高在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在人与人的交流当中，在社区生活的细节当中”。骨灰龛事件一举成名真正让阿芬小有名气的是去年沙田石门骨灰龛事件。“政府去年公布要在11块地方扩建骨灰龛，其中只有石门是无端端要新建骨灰龛。”黄冰芬说，她发现居民议论纷纷，“好像明天就要在家门口起一座骨灰龛一样。” 随后，黄冰芬便开始跟港府、警察、媒体等各类人打交道，“以前因为社区里的小事也会跟警察有交流，但那次是我第一次因为骨灰龛示威，而被警察查问几个小时。” 尽管因为骨灰龛事件，黄冰芬召集了不少抗议活动，但她仍然认为，她属于80后中的“保守派”，“我并不认同一发现什么不公正就冲上去的过激行为，我更倾向于提出解决的方法。因为你一直戳政府的痛处，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80后，她觉得，积极从政其实应该是踏踏实实去做事情，“如果你在上位只是会讲政策，讲核心价值，很容易看不到基层的人需要些什么的。” 问及接下来是否会参加香港区议员选举，她说“有机会会去尝试”。这位因为工作而忘记拍拖的姑娘，笑说这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80后通常都在找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找到了很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分清楚这个阶段要完成这件事，下个阶段才建立我的家庭。” 从政其实应该是踏踏实实去做事情，如果你在上位只是会讲政策，讲核心价值，很容易看不到基层的人需要些什么的。 ———黄冰芬南都记者石秋菊实习生黄文辉深港地区读者详见AⅡ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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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中国企业500强看草根经济“短板”

在日前出炉的2011中国企业500强，国企与民企的差距十分显眼。结果显示，此次500强中，国企占了316席，超过六成，而民营企业仅占企业总量的三分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未有明显变化。透过这份榜单，不难发现，尽管民企盈利能力有大幅度提升，但与央企相比无疑“小巫见大巫”。数据显示，上榜的184家民营企业营收总和不及榜单前5名的国有企业。一个是“国家队”，一个出身于“草根”。这决定了两者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会有本质的不同。不容置疑的是，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以及我国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央企，为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着实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两弹一星”到今天的载人航天、从三峡工程到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从第三代移动通信到中国大飞机发动机项目进入实质性起步阶段……这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大国地位、振奋了民族精神。而在这些重大成就的背后，无不凝结着央企科技工作者的心血、汗水与智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在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和玉树地震、旱涝灾害等抢险救灾中，央企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数据显示，2006-2010年，央企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万亿元。自2006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686亿元。当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之快、适应市场能力之强，是国有企业无法相比的。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效益意识、市场意识，也是国有企业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很多民营企业，都依靠自身的力量，闯入了国际市场，并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数据显示，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有65.2%的企业采取了优化产品结构措施，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62.4%的企业采取加强品牌建设的措施，由产品生产向打造品牌转变。民营企业500强自主品牌占主导地位，有332家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有244家企业的自有商标产品收入达到100%，比2009年增长16.75%。民营企业500强中有177家拥有335个“中国驰名商标”，驰名商标数量连续六年持续增长。 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走出去”稳步发展，累计共有137家企业开展了海外投资，投资企业和项目592个，海外投资额达61.77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74%，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兼并收购海外企业的事件明显增多。 “十二五”的主题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瓶颈，是一次洗礼，也一次挑战。十二五时期，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更多的走进中国的500强，甚至是世界的500强？笔者认为，首先，民营企业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切不要盲目“追风”。第二，要加速企业升级和转型，应对税收和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压力。除了呼吁政府给于转型企业更大的政策优惠支持外，民营企业要下决心依靠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管理变革和职工素质提高，最终达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于成本的提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三、积极关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作为民营企业，不仅要注重大力发展为生活服务的传统服务业，更要注重为生产服务和为公共产品服务的新兴服务业，包括技术、咨询、金融、物流、中介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等。第四，在转型过程中，民企应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是突破这一瓶颈的择优选择。企业此时需要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要关注的是股份制的改造、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管理及人才与合作者的引进，提高决策素质，优势互补，共同把“蛋糕”做大，以获取最大效益。
09月08日　10
胡润版中国新首富出炉马化腾黄光裕黄茂如均上榜

胡润榜新科前三甲梁稳根、宗庆后、李彦宏。余儒文绘 9月7日润研究院发布“胡润2011年百富榜”，来自深圳39岁的马化腾以340亿的财富排名富豪榜第十三位，并领跑黄光裕黄茂如等潮商企业家！铁打营盘流水的兵，颇为吸引人眼球的2011胡润版中国新首富“花落”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其财富达到700亿元。在楼市调控的宏观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仍然是高产富豪的行业，在前十大富豪中有四人靠房地产发家。胡润研究院调查发现中国成为全球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同时百亿级隐形富豪超过150人。本报记者徐可奇梁稳根成胡润版新首富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百富榜上，55岁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700亿元财富首次成为中国首富，这是“胡润百富榜”过去13年中诞生出的第十位中国首富。与去年相比，梁稳根财富增长89%，排名上升3位。根据胡润研究院调查，梁稳根持有三一集团58%的股权，他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三一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而去年首富66岁的宗庆后及其家族今年以财富680亿元退居第二。与去年相比，宗庆后家族财富缩水120亿元，主要原因是娃哈哈在2010年尽管销售额上涨了27%，但是净利润下降了两成。宗庆后家族包括宗庆后及其太太施幼珍和女儿宗馥莉，拥有娃哈哈60%的股权。 43岁的李彦宏以财富560亿元首次进入胡润版百富榜的前三名，排名为第三。与去年相比，李彦宏财富增长56%，排名上升2位。李彦宏所领导的百度在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之后股价大涨，百度稳坐中国搜索引擎第一把交椅。李彦宏持有百度16%的股权。今年IT行业财富呈总体上升趋势，百度是过去一年表现最为抢眼的中国IT行业上市公司。前十富豪中四人靠房地产发家在楼市调控的宏观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仍然是高产富豪的行业。在前1000富豪的榜单上，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上榜人数居各行业之首，且比去年有所增加。在前10富豪中，有4人以房地产为主业，而去年只有2位。其中，53岁的许家印以财富460亿元排名第五，取代王健林成为2011年“地产大王”。与去年相比，许家印财富增长一倍，排名上升20位。在今年宏观调控的形势下，恒大2011年上半年仍实现销售额423亿元，同比增长102%。许家印持股比例68%。而57岁的王健林以财富450亿元排名第六。与去年相比，王健林财富增长29%，排名上升1位。万达集团2011年上半年收入618亿元，同比增长70%。 47岁的吴亚军及其家族以财富420亿元首次进入前十名，排名第七，取代张茵家族成为中国女首富，也是世界白手起家女首富。与去年相比，吴亚军家族财富增长50%，排名上升8位。2011年上半年，龙湖地产实现合同销售额人民币183亿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74%。吴亚军家族持股比例76%。作为2007年首富，30岁的杨惠妍及其家族以财富360亿元排名第十，与去年相比财富增长50%，排名上升11位。杨惠妍家族在房地产上市公司碧桂园中的持股比例60%。值得注意，个别富豪的财富出现大缩水。例如，去年排名第二的李锂家族今年以财富210亿元排名第37位，财富缩水190亿元；去年排名第三的张茵家族今年以财富280亿元排名第24位，财富缩水100亿元；去年排名第十的许荣茂家族今年以财富250亿元排名第31位，财富缩水80亿元；2009年首富、45岁的王传福以财富185亿元排名第44位。与去年相比，王传福财富缩水60%，排名下降32位。百亿级隐形富豪超过150人 “全球金融危机好像没有影响中国企业家。”胡润百富榜的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增长仍然很快。2011胡润富豪榜的上榜企业家共1000位，平均财富达59亿元，这一数据相比去年上涨了20%，与前年相比则上涨了51%。前1000名中国符号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15亿元跃升到20亿元，比前年翻了一倍，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1岁。前50名平均财富292亿元，比去年前50名平均财富上涨了12%，较前年上涨了35%。前50名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155亿元跃升到170亿元，前年为145亿元。前50名的平均年龄为53岁，比百富榜总榜的平均年龄大2岁。胡润研究院调查发现，中国成为全球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但隐形富豪数量不在少数。上榜百亿富豪达到127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位，比前年增加了62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300位百亿富豪。上榜十亿美金富豪达到271位，比去年增加了82位，比前年增加了142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600位十亿美金富豪。全国拥有十亿人民币及以上的富豪人数从去年的4000人增至7500人。
09月08日　79
国美首次入选零售商全球50强

金报讯记者杨彦夫通讯员谭霞报道：日前，在全球知名零售洞察与咨询公司Kantar　RetailKantar　Retail评选的“2011全球50强零售商排名”中，国美集团以185.94亿美元的总销售额赫然入选，成为有史以来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入选的中国零售企业。据Kantar　Retail统计，2005-2010年，国美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25%，在国际领先的电子家电类连锁企业中，年均增速最快。刚刚公布的国美集团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2011年中报表，也在印证这一点。报告期内，国美上市公司部分门店实现298.1亿元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9.8%。净利润总额增至12.5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30.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美上市公司部分门店总数从826家增加到938家，其中新开门店131家，优化迁址门店19家。
09月07日　71
周恩来：要防止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中国统一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参加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个问题，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达成一致，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由此，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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