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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带红军立足陕北前的艰辛

    文章摘自《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     作者：祈福小舟     本书简介：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都曾经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得以广泛推广，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规范，缔造了新的社会价值理念。毛泽东在陕北窑洞前     1935年8月1日，人在苏联的王明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救国”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使命，这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在苏联受斯大林指挥的共产国际从来都不是搞什么国际主义路线的，正如斯大林自己诡辩所说：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这真是*裸的红色沙皇语言！斯大林指挥共产国际的这种古怪的政治逻辑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令共产国际变成了斯大林干涉外国共产党、贯彻苏联利益的工具。     由于苏联当年在东北中东路事件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看清了苏联领导人试图继承沙皇俄国的遗产这个事实。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事件中，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荒唐地为苏联出兵武力干涉东北摇旗呐喊，鼓劲助威；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承受了国人巨大的舆论压力，陷入了政治上的孤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军事力量让苏联倍感压力；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挑起的边界冲突，更是令苏联如芒在背。历史上俄国与日本的战争，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都以彻底失败告终！为此，沙皇俄国割让了半个库页岛，拱手让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此无力东顾。所以，苏联把日本侵略中国看成是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共产国际从而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但却根本不提保护中国！     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的中国战略是，把国民党看成是苏联在中国的首要合作伙伴，而共产党只不过是他用来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棋子。故此，共产国际希望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即使眼下做不到这一点，最好也能搞一个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中国对日全面开战的政治形势；一旦日后中国对日本宣战，就能将野心勃勃的日本拖在中国，使日本的军力只能南下而不是北进！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坚决北上发展，这一战略行动正是符合了共产国际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全力支持。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他逐步完成了在*党内唱主角的历史进程，这个红皮萝卜虽然并不让斯大林放心，眼下的结果也并非苏联所愿，但由于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留苏派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共产国际也无意强行改变这个现实，他们还是更倾向于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而不是张国焘。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流传着一句话“跟着队长下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着派工的人干，自然不会吃亏，只有轻松省力的好事等着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次“下田”(北上抗日)就是英明地跟上了“队长”(共产国际)。毛泽东、张国焘二人谁是真正的政治家由此可见！张国焘连中国当前的主次矛盾都分不清，他怎么能引领中国革命的大潮呢？还是个高度和眼光问题啊，呵呵，山鸡和凤凰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基因改造能简单解决嘀！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面临的两个实际操作难题就是，一是如何在陕北红军的地头立足壮大；二是如何整合好两只红军，使之完全统一在自己的领导和掌控之下。要做到这两点，就首先要摸清在这个地头各个派系的情况，找出各个山头可能存在的矛盾，然后加以利用和解决。当时陕北的党和红军恰恰就存在着这些激化的矛盾，并且似乎看不出有压台的大佬可以令人信服地摆平。“毛青天”就是在此时现身了陕北，他的出现时机真是恰到好处，让人有时不能不对历史发展的戏剧效果拍案叫绝！     因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出现在苏联，所以苏共的统治手法和思想理念带有深深地俄罗斯民族烙印，也就是在处理党内矛盾时采取粗鲁、简单而又残酷的方式！消灭党内不同声音的最有效直接的作法就是，给对手加上一个罪名，然后肉体消灭。由于大佬就是榜样，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也都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党内“肃反”，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当时的陕北苏区就在上演着“肃反”闹剧，只不过比其他苏区推迟了几年，正好赶上毛泽东的中央到达前的半个月发生，毛泽东以中央的威望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插手陕北事务，摆平了此时暗流涌动的陕北江湖。要讲清楚这个过程，就必须首先简单交待下陕北苏区形成地历史。     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刘志丹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国民政府分共后，深入陕甘边区。1928年4月与谢子长、唐澍等一起发动渭(南)华(县)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率革命军进入陕甘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任军长，开辟了陕甘苏区。     高岗出身农家，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高岗由史巍然介绍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潜入驻宁夏的国军发动兵变，此年率部在甘肃加入刘志丹的部队。1933年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高岗任政委。     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历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的分工：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军长，直接领导部队开展军事斗争。谢子长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盘统管根据地的军事工作。高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政委，统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习仲勋是*西北工委领导成员，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是根据地的行政一般事务。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三位仁兄指的具体是何人我不加猜测，但是估计肃平陕北苏区这个“山头”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只是不敢贸然轻易下刀子；而红25军(即周恩来早在1934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颠沛流离的长征到来，使有贼心没贼胆的三位仁兄看到了机会！红25军的战力、装备和人数都强于红26、27军；所以，在1935年9月16日红25、26、27军会师后进行的组建红15军团中，红26军军长徐海东自然就升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并且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展开肃反前的政治布局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选择时机动手了。     肃反是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决定，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布置的；肃反行动早在红15军团对东北军进行的反“围剿”劳山战役中就酝酿好了，战役进入尾声开始大规模抓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及重要下属全部被抓，并进行严刑取证。     徐海东是个单纯而优秀的红军年轻将领，从不趟*的浑水，只是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对于动手肃反的人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只要有红25军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红26军就不敢乱动，所以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在红26军的大规模抓捕行动，陕北肃反的第一步迈出了，下一步准备完成取证后就肉体消灭。据说，当时埋人的大坑都挖好了！就在此时，“毛青天”登场了！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近两个团和师直后队全部。10月25日，又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歼灭守敌4个营。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1、3军团和军委纵队)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15军团会师。随后，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领导人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  此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随后，毛泽东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去瓦窑堡接手被审查的干部，派董必武等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帮助陕甘晋省委甄别干部，纠正不合时宜的陕北肃反。     所谓“甄别”干部，只是为了显示毛泽东处理此类事件的公平和慎重，“甄别”无非是走过场！其实，毛泽东对这类党内肃反的因果判断是心里明镜一样清晰嘀，他在江西苏区就导演过此类闹剧，所以处理起来心中有本帐！他果断*被整干部，重新分配工作，然后对肃反者予以处分，一举赢得陕北党、政、军干部的拥戴，被称之为“毛青天”，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发展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首先通过中央的一系列组织运作顺利完成在陕北的政治整合，他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为了军委主席，周恩来变为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是绝顶聪明的人，他聪明的要点就是：关键之处绝不装孙子！同样绝顶聪明的周恩来心里清楚，毛泽东要得到的就一定会得到，他知趣地退让了。这是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他在党内的生存之道。不久，周恩来就真正走向了他最擅长地*工作了。或者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性格，这样的原因不可拆解，也难透视，不说也罢。     周恩来虽然基本退出了军界，但是他在军队的影响是除毛泽东外无人可比的，只要看一下他在处理突发的“副统帅叛国事件”中的影响就知道；当时他的决定没有请示毛泽东，也没有通过中央军委的批准，可他(一个共和国文职官员)却直接命令和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军种和各军区，这些军事负责人都坚决执行了他的指示，没有人表示疑问！只有隐而不发的力量，才是令对手感到担忧和尊重的真实实力啊！     曾经在长征最困难的时机，即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等待机会、捕捉机会的政治家眼光！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3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发生。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在长征后期的完美应用，使北上的党中央和红军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已是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家底，一方面急于扩红，一方面没有财力，连自己都养不起，又谈何招兵买马呢？毛泽东当然可以用中央的名义调拨陕北根据地的财力和物力为己所用，但刚到人家地头就如此行事，难免予人口实！何况陕北的各派势力正在整合之时，红25军又是张国焘原有部队(红四方面军前身)发展起来的生力军，要树立北上这个中央的威信就更不可草率行事了。所以，这令毛泽东颇费思量。     毛泽东做出了一件当时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给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写了一张借据，提出借三千现大洋！呵呵，到底是江湖大哥啊！就这一手，令徐海东坐立不安，思前想后。徐海东虽然年轻，政治经验不丰富，但并不傻；他明白，中央有难处，自己理应主动接济才是，何须一个“借”字！这分明是内外有别，投石问路而已。     徐海东随即做出了一个让他终身受益的决定，他决定倾红25军力所能及的财力，把五千现大洋“借”给毛泽东，他的这份“保险单”真是买对了！各位，这张匪夷所思的借据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展览馆。真不敢相信，还真有等着收债的有心人呢！     毛泽东的一个“借”字，试出了徐海东的忠心，也试出了这个“娃娃”将领的无私和单纯。毛泽东随后带彭德怀去15军团看望徐海东，感谢他的雪中送炭，并与之深谈长征中的中央分裂之由；徐海东听后坚决表示，坚决反对老上级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坚决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在权利斗争的险恶环境中，单纯并不一定可爱，但代表人的真实可信。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第一块基石牢牢地打下了！      毛泽东在陕北得到的真正人才不是徐海东，而是高岗！高岗对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万分感激，他经常说：是中央救了陕北红军，是毛主席救了我！据说，高岗的魄力和性格令毛泽东非常欣赏，毛泽东认为高岗是党内最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对其信任有加，从不怀疑他的忠心和能力，二人可谓相见恨晚啊。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毛泽东在陕北亟待解决的另一个党内矛盾就是，党和红军的分裂。毛泽东此时小心地弥合中央分裂的伤口，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待局势的转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问题时，毛泽东非常精辟老道地指出：对外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后再定。是啊，权利并不等同于名称，名分可能只是一个包装，但权利必须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完成陕北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加强统一军事指挥，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整编了红15军团。他提出的作战方针是，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反“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他还认为，同红15军团会合后，红15军团的编制应保存，红26、红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l军团，重新成立红一方面军，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历史对毛泽东真是太眷顾了！刚到陕北时，毛泽东需要解决的两大战略难题就是，一是如何让中国革命摆脱共产国际(或代理人)自私的中国路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型，走一条务实的、符合中国当前形势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二是如何修补党和红军的分裂，并使之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真是赶得早不如来得巧，另一个帮毛泽东在陕北竖起大旗的关键人物上场了。帮助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我党好干部就是张浩(也是张国焘领导过的部下)，张浩(林育英)的到来解除了毛泽东的两大心病。     1935年8月，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经过反复考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离开莫斯科时，时名李复生的林育英给自己取了个“张浩”的化名。     1935年9月底，林育英化名张浩(此后，在党内一直沿用此名)，装扮成商人模样，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归国的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11月初终于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电报后，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迎接。邓发于11月中旬把张浩接到了当时*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林育英的到来并没有真正解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问题，因为当时陕北的电台功率无法支持这种联系，这可能正是毛泽东心中所期盼的！林育英代表无上权威的共产国际，可共产国际却不能真正指示他，他也无法直接向王明汇报情况；他现在只能接受中央的安排，也就是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相信大家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吧，他的价值就在于此！随后我们会看到，林育英成为了毛泽东解决张国焘的“中央”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正是因为手握这张王牌，最终毛泽东迫使张国焘向自己低头。     毛泽东在了解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他已经在考虑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他决定走一条务实的中国革命发展路线，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路线！要促成这一点，首先就是打破“关门主义”，改变红军的作战目标，放宽政治同盟的政治标准(划分是否革命的标准)，也就是改变党的若干对外政策，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展开的全民卫国战争的政治转型。     毛泽东现实的考虑就是，利用陕北周边军阀相互制约、相互防备的特点，对他们点明厉害关系，广交朋友(所谓进步人士和军阀)；建立起与西北军阀的统一战线，在陕北乃至全国造成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态势和舆论压力，等待和制造时机与中央政府谈判(收编)，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张浩的回国直接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后不断提出地各种政治诉求，就好似为全国人民的高涨抗日情绪撒了一把“伟哥”，迫使国民政府必须把发泄的对象对着日本，并且要尽快干它一家伙，否则就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呵呵，蒋介石此时想忍是忍不住嘀！这也就大大缓解了红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为红军最终在陕北立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十多人。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我们读一读会议的决议会发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一个合适的容器，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了壮大自己而往里面填任何需要的东西！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很有创意地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重新制定了划分革命者的标准，提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还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深意多多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此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呵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深刻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心态，您说，它不流行谁流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报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并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这个报告涉及到毛泽东首先想向东发展的战略思路，即对阎锡山经营的山西发动东征(在党内、军内受到反对)，以解决中央在陕北的筑基和红军扩大、发展问题。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8日他用朱德和自己二人的名分(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卖国贼蒋介石。同时重申我党我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派别、团体共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完成了政治转型，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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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之争：家族企业的傲慢与偏见

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同以陈晓为首的董事会之争，将在9月28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上一见分晓。这场“两个男人的对决”，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博弈，折射出中国式家族企业向公众企业转型的爱恨纠结。　　家族企业在走向公众企业的过程中，普遍会面临公司治理结构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就民营企业的重要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表示，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一般是创始人自己掌舵，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上市之后创始人通常成为大股东，把自己对企业的部分控制权交给董事会。董事会不只对大股东负责，于是在控制权的问题上，矛盾就出来了。　　家族企业要在市场中发展壮大，需要面对诸多的问题，尽管家族企业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全世界只有不到10%的家族企业传承到了第三代，其他90%都消失了，要不破产，要不被并购。现在国际上还有一种看法，第一代能够传承给第二代的家族企业，比例也只在30%左右，而传到第三代，就不到10%了。传承的问题时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发展。　　此外，家族企业在人才储备及运用上也存在弊端，一方面家族企业需要避免家族成员排外及滥用权利的局面，同时，还要避免家族成员不求上进和居功自傲，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拉帮结派的现象在企业中出现。如今，一些家族企业的第二代并不愿意进入企业中继承父辈的产业，这样他们认为很没有成就感。面对接班人的断层，家族性企业发展实属不易，只是如果再有内部争斗，必将让企业元气大伤，那么企业易主也就很可能成为现实了。　　网友声音：　　家族企业基于一种信任关系，这种关系由血缘关系来维系。即使家族成员并不适合一些职位的工作，也要根据“疏不间亲”的原则来安插，在用人方面首先就不能人尽其能。在企业内部管理的同时，又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往往企业制度会受到企业内部关系的干扰，在管理时难免会出现双重标准。另外，家族内部成员不可避免地对外来人员形成排斥的氛围，也影响企业运营。家族企业诸多弊端容易造成企业内部的混乱，削弱企业的外部竞争力。所以，家族企业向公众企业转变是必然的趋势，家族企业经营者在经营之初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在人事安排上做到不徇私情。——杨云　　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是把企业当事业来经营的；而这种子继父业的家族式传承，更多的是把企业当作私人财产来经营，所以难免有排他性。家族企业内部的信任往往和血缘紧密联系在一起，亲缘关系也往往被置于专业的管理才能和效率之上，这是家族企业之所以“兴衰不过三代”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家族式血缘社会传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好像作父母的如果不能亲手把一家公司所有的控制权交到自己儿子手上，就不算是给孩子留了家产一样；但又有几个企业家的孩子天生是做企业家的料呢，就算真有一两个耳濡目染熏陶出来的经商天才，也不会甘心守着祖业亦步亦趋地过日子。所以那些现在奋斗成了“富一代”的总裁们不妨看开一点，抛去家族的傲慢和血缘的偏见，哪怕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于百年之后在别人的手里蒸蒸日上，也好过在自己儿孙手里破败凋残。——西铭　　丰田是家族式企业的典范，丰田章男是丰田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其实子孙如果按照企业规律办事，跟职业经理人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将自己打下的天下交给外姓，这也是黄光裕得到广大网民支持的一个道德基础。我骨子还是较为支持家族企业的，尤其是独生子女时代开始掌权，没有兄弟姐妹夺权的威胁，避免了内耗，有事业心的人应该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吴岭峰　　不难看出，子承父业这种传统的家族企业传承形式在现代社会仍是很多见的，不仅仅是古代社会父位子袭留下的习俗，任谁都不情愿将自己一手操办的企业转交为外人手中，当然还是自家人最保险。然而，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出一个现下出现率很高的词汇“富二代”，不可否认，“富二代”与家族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家族继承的时候，也的确要想清楚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利。总而言之，一个家族的企业之兴败，重在选择了什么样的人，还是慎重考虑为好。——于瑶瑶　　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家族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一代的努力，打下一片江山，所创造出的成果不需要传给下一代去享受，这成果应该是留给有能力的人士去经营管理，这样才能延续下去，造福社会。毕竟现在中国家庭人口不多，不能够保证下一代一定有能力有兴趣去承接父辈事业，而且往往第二代会对父辈有依赖有指望，滋生懒惰，不求上进，富不过三代确实如此。学历史就知道世袭制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既然我们选择国家领导人都采用选举制，何不让家族企业也采用这种方法来传承呢？当然，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很难改变，家族企业的世袭制还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高欣婷　　这样的企业我见过，在公司很多重要的职位都是跟自家亲戚在担当者，这样有信任感，但是这样就会冷落了其他的员工，公司里一些重要的决策都是由整个家族决定的，就算你是应聘过去的高管恐怕也没什么权利，甚至你要买个墩布都得去请示财务，但是这样的公司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很快就倒了，真正的人才没有留住，公司倒的原因就如文章中所说的，我相信你懂的。——齐一　　一个企业要发展强大，以下几点缺一不可：管理，结构，人才，创新，企业文化。软实力往往在企业内部发展过程中或者企业间硬实力不均等的情况下扮演着转化的中坚力量！而家族企业的病根就在于缺少这么写东西，特别是企业文化，私的东西太多了，内部乱了，精力都投入到了内耗上面，每个人想的都是先成己再为人，企业又怎能体现出他的社会功能，怎能切实的把握好“成人达己”的市场铁律。——李小虎　　黄光裕案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家族企业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就是众多青春偶像剧里的富二代们都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这也让我对家族企业没什么好感，因为他们在电视剧里只会泡妞花钱耍酷还喜欢开一辆跑车带不同的MM们出去飚车泡吧。家族企业的问题同样也在，一个家族的才子佳人们也就那么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开创者那样具有领导才能。——胡倩　　家族企业走向社会走向世界面对的过程中矛盾会慢慢体现出来。国美的纷争大约也是现在很多世界性大巨头性的家族企业走向社会化世界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国美方式也许要向这些巨头看齐，然后形成属于自己特殊的企业文化。——杨文　　在浙江，企业很多，家族企业占一大半。特别是在温州，基本就是老公是总经理，老婆是副总经理，儿子成总经理的，父亲必定是董事长。中国人，子承父业，家族企业世袭的观念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聘用人才做首席执行官，这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好苗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夫妻店”是走不长久的，更多的聘用人才。——潘昕妙　　企业要做强做大，或者即使是不求上进只求稳定保留，家族的形式也都是弊大于利的。世袭不是那么好袭的，有人接班不见得可与时俱进懂得适时变通，没人接班又要费尽脑筋怎么保住自家的产业，有时候太过因此患得患失也是有的，这都是因私人成分太多而出现的弊端。但在家族企业文化发展起来之后，这种家族的形式反而可以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在必要机制的基础上，反而较之其他一般企业更有竞争力。——黄璐　　中国本身是一个家族式社会，即使不是家族企业，也很难没有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可以凭借最信任的人的力量，一起同心协力打江山，是很不错的选择。而到了事成之后的管理，则要讲究科学。创始人要认识到，这个企业现在已经不只是自己的企业，也是公众的企业。至于继承人的问题，我认为不一定得是自己的亲属，易手给别的经营实体，只要品牌能更好地发展，生存下去，也不失为良策。变化，总是比不变好。——龙在天　　血浓于水，家族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亲情关系，所有人都是相互信任相互帮扶，亲密无间，少了现在企业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大家都很团结。但是这种关系同时也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企业的规章制度在亲情面前显得有些苍白，而且新鲜血液的补充也跟不上发展的节奏！如何取二者之长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张欢　　家族企业当然有很多优势，员工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任，容易同心协力，尤其当家族内部有核心成员的时候，此核心成员当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并且资历很高，有威信，这样子企业更容易有主心骨；相反，如果家族中并无这样的出类拔萃可以高屋建瓴独当一面的人物，很容易沦落得四分五裂各自为谋。因为归根到底，家族企业是人治，需要来自人物核心的源动力；非家族企业则要有人力部门来审定人才，人才是外部审定的，所以更注重人的才干，得靠合理的制度来维持发展。——潘宇峰　　时代在变，企业文化也在变，在封建时期，企业基本以家族式为主，这是那个封闭的大环境决定了的。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股份制已经成为每个发展的企业的必然选择。股份制的存在务必使家族企业旧有的封闭性得到打破，企业再不是土皇帝似的一代一代继承了。一定程度上，它将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企业中，取代了以往家族式的混杂的人事管理和经营弊端。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企业自身的进化和进步，是必须也是无可奈何。——义君　　中国式家族企业对自己狠，对他人更狠，其根本是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缺失，下一代不能理解上一代，上一代拼命打下的场面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个悲剧，因为他们没有肯信任的人。——张昂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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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中国籍世界首富：贪官为何会比巨商富数十倍

核心提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同舟共进2010第9期封面然而，同为世界首富，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无论你多大的官，都得从它胯下过去，当然是以“纳税”的名义。“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只有人头不纳税！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可税关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为了省事，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极尽刁难之能事。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作者系文史学者　　白银都流哪儿去了？全世界都在问，不光中国。　　英国人说，都流到中国去了——通过贸易逆差。为此，1792年，他们派了马嘎尔尼来中国，想改变一下状况。　　马氏来华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市场经济原则，要求东西方以此原则扩大通商；还有一样，便是军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顺便推销军火，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本质。　　可天朝对此不感兴趣。天朝不是虚的，天朝无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场经济样式。以此样式加于世界并证明其合理的是欧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样式的却是中国。早在宋代，中国就有市场经济样式的海外贸易。如果马嘎尔尼那时来中国就会看到，有20多处贸易港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四路”——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路。不像清朝只开了广州一处，所设的粤海关，还被当作“天子南库”。　　市场经济曾经发达，但市场原则却未确立，为什么？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难以突破大一统的王权，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指令性权力支配经济的局面。　　市场原则能在欧洲确立起来是因为各国独立，形成“小国寡民”，因而资源匮乏，依赖市场，这就令市场大于国家，市民多于国民，使得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13世纪就萌芽了。约15世纪，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近代国家围绕它而兴起。　　反观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戴逸《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时，中国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国仅占17％。还说，唐宋以后，直到18世纪，中国经济实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的格局。然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足以动摇天朝体系，可天朝还被蒙在鼓里。马嘎尔尼来中国时，正是英国全面战胜荷兰，作为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崛起之时，而晚清丝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竟然只开粤海关一口与海外贸易。即便如此，它撑着天朝的架子，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马嘎尔尼也好，乾隆也罢，他们都没有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产生怀疑，一个极力想把本国的贸易捆绑在这个经济体上，一个以天朝口吻拒绝自由贸易。　  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不过，那时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还不是海外之夷，起码还没意识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国民间海权重新崛起。民间海权，那是反清复明的发动机，而英夷当年就与代表民间海权的郑氏缔约，所以要限制对英夷贸易。　　还有更深层的理由：王权之下，家国不分。例如粤海关，康熙帝设立，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开一口。康熙初设海关时，设了四处，且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　　对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隐私，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1125.96两，出关规礼38项，收银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抽0.054两，后来抽到0.06两。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家天下”。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100万两，“规礼”所得，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　　粤海关收入，“正课”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但王权之下，家国一体化，但凡王权所得，无不合法，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的范围，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监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之行，主要是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为世界首富，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无论你多大的官，都得从它胯下过去，当然是以“纳税”的名义。“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只有人头不纳税！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可税关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为了省事，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极尽刁难之能事。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难处。皇家开销大，皇帝难免有捉襟见肘时，又不好动用国家财政，往往有苦难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钱，不动国库还总有钱花，这就可见和珅的功夫了。自从和珅将户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两个职位一肩挑，皇上从此不差钱。万岁寿诞，和珅发起“奉献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奉献”，一场寿诞办下来，创收不少。还有经常项目，如“折罪银”一项，也源源不断流入内务府。用银两可以折罪，还是经常项目，能不大开罪源、广立罪人？以罪源为财源，天下安得不乱？！　　内务府还有田庄和钱庄，这些也都由和珅经营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钱，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来不问，花剩的钱任由和珅折腾。和珅以内务府的名义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一片金天银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里，却睁只眼闭只眼。和珅是财迷，哪有老皇帝远虑？皇帝有皇帝的算计：让你和珅去算计天下人的银子，我只算计你一人的银子。要贪任你，你贪了一辈子还不够我抄家一次。数以亿计的银子让我自己去弄来，天下人还不将我骂死？让你去弄，弄得你身败名裂时，我再来收拾你。我下不了手，还有儿子，让我儿子抄了你，为我儿新朝奠基。那时，没有人会骂我，只会骂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　　做皇帝不能养廉，要养贪，养廉养得大家都穷了，做官还有什么意思？连自己都没银子花了，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要养贪，一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儿手里。搞得民怨沸腾了，再来个反贪倡廉，人民更加拥护，像敲木鱼一样，从贪官头上敲出一笔又一笔，人民夸着好皇帝，连尧、舜、禹也不过如此…… 　　顺便说句，18世纪谁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厮？那厮不过是马前卒，他家的银子被抄后搬哪儿，是国库吗？不是，都搬到内务府去，你说谁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儿寿终正寝，这出戏也该结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儿子抄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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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14个为井冈山根据地献身的大学生

党史纵览2009年第11期封面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9年第11期作者：朱荣兰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北京大学的刘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这些人都曾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16人中，除陈毅、罗荣桓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其余14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下面就这14名大学生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地方党组织建设的开拓者——朱亦岳、李却非朱亦岳，1892年生于江西莲花。1915年从吉安白鹭洲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私立国民大学，一年后辍学，就职于外交后援会、江西省实业厅、教育厅。1925年任莲花县劝学所督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与创建中共莲花小组，11月参加筹组国民党莲花县党部，任常务委员，积极领导工农运动。1927年5月，他组织农民自卫军攻进县城，捣毁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县党部。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莲花县上西区坚持斗争。后赴安源、醴陵等地活动。1927年11月，参加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的永新、莲花、宁冈3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1928年初，朱亦岳回到莲花恢复当地党组织，先后任中共莲花特别支部书记、莲花特区委书记、莲花临时县委书记、莲花县委书记。1928年10月，他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1931年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后曾任中共万泰县河东委员会主任。同年，病逝于泰和石城区。李却非，1899年9月9日生于湖南省酃县水口镇水南村。1921年6月至1922年初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1921年冬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初任驻唐山工运特派员。1922年3月，他奉调铁路唐山制造厂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夏，到湖南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担任工人学校第三校主事。1926年夏，被派遣回到家乡酃县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8月，担任酃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李却非被迫离开酃县，赴长沙寻找党组织。1927年冬，李却非持湖南省委秘密介绍信，从长沙赴井冈山，被毛泽东安排在前委工作。1928年5月，他被派遣回酃县开展工作，担任酃县县委书记。李却非在工作中贯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深入贫苦农民，发展党员，成立区、县工农兵政府，开展分田地运动，建立农民赤卫队。1928年9月，他率领酃县赤卫队协助江西遂川县消灭敌军，建立乡政权，打通了井冈山与遂川县大汾之间的通道，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书面表彰。1928年10月，李却非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第二届特委委员。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李却非率领酃县赤卫大队把守八面山哨口。井冈山失守后，酃县苏区遭敌破坏，李却非隐蔽到桂东、安仁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8月，李却非不幸被安仁县挨户团杀害。安源与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络人——邓贞谦邓贞谦，190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上栗县彭高镇茶源头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萍乡中学读书时，与孔原、刘型等进步青年学生一起，积极组织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秋，邓贞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邓贞谦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萍乡从事农民运动。当时，萍乡正经历了血腥的“六五”事变，反动军阀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邓贞谦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和萍乡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了党的秘密活动机关。他利用担任《新萍周刊》主编的合法身份，进行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吸收政治上可靠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入党。 1927年12月5日，年仅20岁的邓贞谦被推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年底，又被安源市委派往萍乡湘东地区担任湘关（湘东、老关）区委书记。同时，还担负着安源市委与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络任务。1928年4月上旬，邓贞谦来到井冈山茨坪，将萍乡地区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特别是上栗斑竹山起义失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邓贞谦从井冈山返回萍乡至南坑街头时，不幸被埋伏在此的靖卫团抓获。1928年6月8日，邓贞谦被反动派杀害，年仅21岁。第一位红色县长——谭梓生谭梓生，1898年12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西乡下洋村上村。早年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和学校的学生民主运动，并深受教师恽代英、肖楚女新文化思想的影响。1922年9月，谭梓生在家乡下洋日新小学任校长。1925年冬，谭梓生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他回到家乡旌德，协助旌德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梅大栋开展旌德党组织的工作，成为旌德早期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7年3月9日，经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批准，旌德县政府成立，谭梓生被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县长。虽然这个县政权名义上是国民党政权，形式上是国共合作，但实际执掌权力的都是共产党员。由谭梓生担任县长的旌德县政府，实际上是党执掌政权的全国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谭梓生成为全国最早的红色县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谭梓生被迫离开旌德前往武汉。1927年6月中旬，被湖北省党部派到鄂南通城县担任通城县第二科（即民政科）科长。在通城，谭梓生与罗荣桓等人参加组建农民自卫军，策划农民暴动，于8月20日一举攻占通城县城。8月2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劳农政府经选举成立，谭梓生当选为劳农政府副主席。通城劳农政府成立后，谭梓生和罗荣桓等人与驻扎在江西修水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在罗荣桓、谭梓生等人的带领下，与敌激战后幸存下来的通城农军、劳农以及政府军政人员被编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罗荣桓任连党代表，谭梓生协助罗荣桓工作。1927年9月9日，谭梓生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随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谭梓生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谭梓生是第一批跟着毛泽东于10月27日首先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的数十人中的一个。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部队进城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谭梓生被指派担任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县长，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位红色县长。1930年8月，谭梓生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不幸被捕。9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红军早期优秀政工干部——何挺颖、刘霞、谭衷何挺颖，1905年生于陕西省南郑县周家坪镇何家湾。1923年初，何挺颖在汉中联立中学读书时，与廖左民、孙绍亭等20多名同学组织同学会，阅读进步书刊，研讨革命道理。1924年，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和上海大学，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何挺颖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任指导员，随团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之后警卫团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任该团一连党代表。9月9日，他随一团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何挺颖任一团三营党代表。11月下旬，他和张子清率部至桂东，与朱德、陈毅取得联系。12月下旬，部队到茶陵，他协助第一营大败湘敌，并同张子清、宛希先一起挫败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等人的叛变事件。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团党代表。1928年1月4日，何挺颖等率一营和三营一个连攻占遂川县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工农民主政府。2月，他和张子清率第一团与第二团联合攻占宁冈新城。2月24日，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3月上旬，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应湘南特委的要求，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朱毛会师后，任第十一师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党代表。1928年8月，他协助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8年10月，何挺颖当选为第二届边界特委会委员。年底，任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党代表和团党委书记。1929年1月14日,红军主力向赣南进军。24日,在大庾岭战斗中,何挺颖身负重伤。26日夜,红二十八团自大庾岭向东转移,担架队迷失道路,在广东南雄和江西信丰间的大塘铺与敌遭遇，何挺颖英勇牺牲。刘霞，曾用名刘石，1899年出生于湖南耒阳。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耒阳地委委员、农民部部长，耒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任县苏维埃主席。后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任红四军排长、连党代表。1930年后，他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裁判所所长、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处主任、总兵站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年11月奉命留在湘南照顾伤病员。后任中共湘南特委委员、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湘粤赣边区游击司令。1936年12月刘霞不幸被捕，1937年9月17日在耒阳县城就义。谭衷，1902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先后就读于耒阳县立高级小学、省立第一中学、北京大学文科。1923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受党选派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习。肄业后返回耒阳，任中共耒阳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耒阳民报》主编，创办县农运讲习所。1927年8月，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2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随军上井冈山，不久返回耒阳，组织游击队。1929年3月，谭衷任湖南赤色游击总队队长。同年10月28日因遭敌突袭，在战斗中牺牲。统一战线的模范实践者——游雪程、徐彦刚游雪程，1903年生于四川邻水新镇乡。192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他回到家乡举办暑期补习学校，参与了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26年冬，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7月，国共合作破裂，游雪程随1700多名军校学生，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教导团抵达九江后，遭张发奎强令缴械。游雪程、吕赤等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星夜离营，前往江西追寻革命队伍，后遇上国民政府警卫团，留任二营五连班长。同年9月，他随部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1月，毛泽东派游雪程上山改造袁文才部队。他到袁部后，耐心向他们介绍工农红军的宗旨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帮助训练士兵，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袁部被改造后，游雪程任基本连连长，为建立后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利用袁文才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将部队驻扎在宁冈与茶陵之间，维护红军的前后交通联络，掩护运送伤员和给养物资。l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游雪程任二团政治部主任。他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和培养士兵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和壮大了党组织。他在团部建立政治工作和文化课制度，开展新旧对比和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他还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一团参观，并先后在连队建起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纪律检查组，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游雪程调入红五军工作，先后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兼政委、纵队副司令员等职。1930年5月，他在率部攻打江西瑞昌城时，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徐彦刚，1907年11月生于四川省开江县。192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江北中学。1926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徐彦刚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途中，该团被张发奎部缴械，他转而加入平、浏工农自卫军，后随该部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徐彦刚受毛泽东委派，参加了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任该部副连长、连长等职。该部被编入工农革命军后，他任团参谋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次反“进剿”、“会剿”作战。 1928年6月，徐彦刚指挥第三十二团一部一举捣毁敌指挥部，为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8月，指挥第三十二团一部和第三十一团一营，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徐彦刚奉命率第三十二团一连和红五军第五纵队1个大队扼守黄洋界哨口，与敌苦战3天后突出重围。同年4月，调任莲花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翌年初，徐彦刚任红六军第三纵队纵队长。不久，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1932年3月，徐彦刚升任红三军军长。1933年1月，升任红一军团参谋长。6月，调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10月，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4年5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后，徐彦刚又兼任该师师长。六七月间，红十六师遭受严重挫折，全师仅余1个营的兵力。此后，徐彦刚积极组织恢复红十六师。11月，他毅然离开省军区机关所在地，奔赴鄂东南前线，率领新恢复的红十六师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6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赣党政军机关及红十六师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徐彦刚立即与省委书记傅秋涛组织党政机关及部队分3路突围。突围途中，他身负重伤。之后，他带着警卫员和卫生员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月，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3兄弟杀害。红军战将——伍中豪、王良、曾士峨、周鲂、邝鄘伍中豪，1903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市城南伍家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伍中豪与刘泰、陈芬等组建了中共耒阳党支部，并发展了大批党员。1925年5月，经党组织批准，伍中豪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派往广东农运讲习所任军事教官。1926年7月，伍中豪参加了北伐，进入湖南后，受党指派，在耒阳组建工农自卫军总队。 “马日事变”后，伍中豪只身潜入武汉寻找党组织，后经卢德铭介绍，留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任第十连连长。之后，他随部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三湾改编后，伍中豪任第三营副营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0月11日，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遭到靖卫团肖家壁匪部的袭击，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三营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被敌分割，失去联系。后与张子清率领三营在桂东的崇山峻岭之间与敌周旋。1927年11月，他与朱德部取得联系，通过朱德的关系，率第三营在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隐蔽休整。其后，伍中豪升任副团长兼任三营营长。朱毛会师后，他任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柏露会议后，升任三十一团团长。1929年3月，红四军在汀州改编为3个纵队，伍中豪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并被推选为红四军总前委委员。1930年3月，第三纵队扩编为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8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两次写信，要伍中豪组织3万人马急赴前线支援。当时，伍中豪因积劳成疾，患急性肺炎正在住院治疗。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伍中豪心急如焚，星夜兼程赶到中共赣西南特委驻地集结部队。9月27日，他带领一个警卫排到赣西南准备集中部队赶赴前线，傍晚途经安福县城郊突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年仅27岁。王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1905年生，四川綦江人。1911年进綦江县立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重庆市华英中学。1924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他先学步科，后学骑科，成绩优异。1927年王良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良所在的武汉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事教导团。7月下旬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乘船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船到九江时，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王良机智逃脱，辗转来到修水一带，找到了党组织。 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到井冈山，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连连长，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1929年1月，王良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4月，任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率部参加攻打龙岩、上杭等战斗。同年12月，出席了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6月后，他任红一军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十师师长、十一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龙冈战斗中，他指挥部队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给敌以沉重打击，为夺取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四军在驻漳州期间，广泛发动群众，筹集了100万元以上的经费和大批军用物资。同年6月，王良率红四军在返回赣南根据地途中，于13日在福建武平大禾圩遭敌阻击，王良亲自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曾士峨，1904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樊家庙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他到货店当学徒时,仍刻苦攻读。后得宗族支持,读完中学,继而考入湖南益阳信义大学。他受进步思想影响,不满外国传教士对学校的统治。1924年，曾士峨赴长沙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受党组织派遣,赴江华、水口山一带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曾士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到湘军第四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做兵运工作,因支持衡阳学运和农会活动被开除。北伐军进抵衡阳后,他又奉命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连长。1927年转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1927年9月,随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连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历任营长、纵队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转战赣南、闽西,屡立战功。1928年8月下旬,湘赣敌人组织4个团的兵力,趁毛泽东率部去湘南之机,乘虚直逼黄洋界,企图一举攻占井冈山。曾士峨率三十二团一营三连战士与大小五井的赤卫队、暴动队协同作战,扼险死守。他指挥迫击炮手对准敌指挥所驻地开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连夜逃遁。1929年初,红四军第二十八、三十一团等部队转战赣南、闽西,他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后,他任第七支队队长、第三纵队参谋长,参与攻克上杭的战斗。 1930年春,他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坚决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身作则,整顿部队,取得了显著效果。同年夏，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一举歼敌9000余人。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率部在兴国莲塘全歼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第四十四师。驻兴国高兴圩的敌第六十、六十一师疯狂向红军反扑,企图夺路逃往富田、吉安一带。曾士峨率部英勇阻击,在部队伤亡惨重、强敌直逼红四军指挥所的危急关头,他亲率敢死队向敌发动反击,歼敌2000余人。战斗中，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周鲂，字厚泽，又名陈藩，1900年5月31日出生于湖南耒阳。1920年秋，考入衡阳成章中学。那时的衡阳，是湘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周鲂热心地投入革命运动，成为湘南学联的骨干分子。1922年春，他领导学生捣毁了破坏革命的衡阳教会。1923年秋，考入南华大学，并于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南迁广州，因革命需要，周鲂在湘南、粤北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曾两次被捕都机智脱险。1925年底，他潜回耒阳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乡农会。“马日事变”后，周鲂与刘泰等党员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并担任连队干部。不久，汪精卫叛变革命，周鲂等人离开武汉赴南昌朱德部队，担任军官教导团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湘南，周鲂担任攻打永兴的向导，随后任耒阳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赤卫团团长。1928年3月，周鲂率领耒阳、永兴农会，3次攻打安仁国民党守敌，为朱德率部顺利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会师立下了汗马功劳。1928年4月28日，周鲂任十二师三十四团二营营长。5月部队整编，他改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自此，他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攻茶陵、打永兴、战高陇、反“围剿”，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卓越功勋。 1929年1月初，国民党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周鲂跟随朱德、毛泽东向赣南挺进。沿途，攻关克垒，势如破竹，击溃了大汾、左安、杰坝等地顽敌，占领了大庾县城。1月24日，敌人突然进犯大庾，周鲂率一营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次日，为了拖延时间让红军主力安全撤离险境，他率部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不幸中弹负伤。为掩护同志们撤退，他坚决留守阵地，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29岁。邝鄘，1897年生于湖南耒阳仁义乡邝家村。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邝鄘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兼政治、军事教官。1926年北伐时，邝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创作了《北伐军军歌》。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邝鄘随叶挺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1月，随朱德、陈毅参加湘南起义，受命在耒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师长。4月随朱德、陈毅向井冈山转移，在宁冈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三十四团团长。三十四团组成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邝鄘改任司令，于5月下旬回耒阳开辟游击根据地。1928年6月5日，邝鄘不幸被捕遇害。 <P style="TEXT-INDENT:
10月11日　537
商界50大女强人出炉 9名华人上榜

美国《财富》杂志9月29日公布本年度全球商界50大女强人排行榜，9名来自中国及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领袖上榜。　　在这9名华人中，包括第6名的新加坡国营投资公司淡马锡总裁何晶、第45位中国电力国际发展董事长李小琳等。常驻香港的百事可乐亚太区总裁Um ran Beba则排第23。　　《财富》同时列出全美商界50大女强人排行榜，雅芳产品公司华裔行政总裁钟彬娴和去年一样排第5，是榜上唯一华裔女性，排头者则依然是百事可乐总裁诺伊。全球女强人榜头3位依次为英国矿业巨擘英美资源总裁卡罗尔、澳洲西太平洋银行总裁凯莉，以及教育出版商培生教育总裁斯卡尔迪诺。(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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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面临五大“软肋” 企业大而不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长足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随着工业基础建设的加强，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我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而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总量中，高科技产品已超过40%，这一比例表明中国已经在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中心迈进。　　尽管中国制造业前进步伐举世瞩目，但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最新公布的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仍显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耗能、工资成本及管理方面面临五大“软肋”，制约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劳动生产率偏低　　数据显示，在高速成长下的中国制造业无法掩饰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及附加值偏低。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 .38%、日本的4 .37%和德国的5 .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 .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11个百分点。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水平也还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及西亚和欧洲的发展中地区。　　从行业整体利润回报率看，美日德的制造业都是利润率较高的行业。近几年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美国对外出口的全部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到72%。而相比之下，近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国内制造业实现利润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　　中国企业联合会认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特点被概括为“两高一低”：即制造业增长速度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低。这种“两高一低”的现状，一方面说明我国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将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     研发投入一直不足　　国际上大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比重在5%左右，甚至达到10%-15%，而我国企业中除了华为等“凤毛麟角”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达不到5%的水准。　　我国制造业之所以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专利较少。以信息产业领域的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为例，我国申请的专利数仅占世界1 .74%。而我国申请集成电路专利最多的是日本企业，占43 .5%，其次是美国，占1 5 .8 %，居第三位的韩国占13 .9%，而国内本土企业申请的仅为8%。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制造业企业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　　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研发经费的投入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距甚远。国际上大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比重在5%左右，甚至达到10%-15%，而我国企业中除了华为等“凤毛麟角”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达不到5%的水准。即使以我国制造业企业精华的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看，2005-2010年间，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的研发投入比重分别为1 .88%、2 .29%、2 .41%、2 .13%、1 .95%、2.03%。　　特别是近年来，研发投入在达到2 .41%峰值后，就掉头向下，一直徘徊在2%左右，离国际上大公司5%研发水平的一半都不到。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大幅度降低了技术引进的成效，因此，我国产业技术不仅不能有力辅助企业加工能力的改善和提高，而且也难以紧随外企先进技术的转移进行追赶式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　　“大企业病”的困扰　　所谓“大企业病”是指机构臃肿、多重领导、人才流失的特点，而机构臃肿是“大企业病”的基本特征。　　中国企业联合会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多年跟踪调查发现，不少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的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大企业病”。表现为：一是“高烧”，企业的高速增长让管理者头脑发热，缺乏冷静；二是“肥胖”，企业组织结构膨胀，管理层次增多，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曾是中国乡镇企业一面旗帜的科龙集团，近年来在经营中也出现亏损。科龙总裁徐铁峰曾毫不避讳地表示，“科龙近年来虽然产销量还在持续增长，但已出现危机征兆：增长速度放缓，赢利能力下降。企业规模大了以后，都会碰到一个‘大企业病’的问题，即所谓内耗太多等。” 　　高耗能项目反弹　　根据工信部的数字，2009年以来，各地违规建设、盲目扩产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全国水泥投资同比增长78%以上，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我国造船工业能力过剩约1600万载重吨左右，约占总能力的1/4。　　我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绝大多数企业“大而不强”，对能源的消耗浪费、超量污染排放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分析指出，2008年秋季以来，由于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率的客观现实，各地高耗能项目又有所反弹。　　高耗能项目的反弹造成2009年节能减排指标只完成3 .61%，未能达到2007年、2008年5%的水平，甚至连五年的平均水平4%也没达到。更有甚者，2010年一季度，由于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一些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全国单位G D P能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给完成五年降耗目标增添了新的难度。　　工资推动成本上升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的调查表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按照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高低排在前两位的依次是“人工成本上升”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　　对制造业成本有重要影响的三大因素之首就是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及实行严厉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无可避免。　　一项美国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它七个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每小时1 .08美元，内陆省份则为0 .55-0 .8美元。排名第七的印度是每小时0 .51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是孟加拉国，价格仅为上海和苏州的五分之一。　　进入2010年以来，工资水平上升对成本的推动作用更明显。全国已经有十多个省份相继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一些如富士康、本田等海外企业也纷纷采取加薪行动，平均涨幅都在10%-20%之间。据预测，由于国内劳动力的短缺及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今年国内工资将以两位数增长。　　相关分析认为，工资的增加对劳动者而言，是对这些劳动者收入偏低的一种“还账”，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必须看到，在我国产业升级比较缓慢、制造业附加值不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又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企业的利润。因此，工资水平的上升客观上要求企业“告别”过去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低成本因素，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转换发展模式，才能够化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    观点　　专家：制造企业服务化是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与升级，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专家认为，制造企业服务化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实力的制造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目前，主要发展路径和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　　依托制造业发展服务业。许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形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通过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在美国许多著名的制造业企业中，服务业在企业收入和利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已经很难判断它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典型代表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惠普公司、思科等企业。因此，制造业企业可以依托制造业积极发展诸如商务金融、消费者金融、信息技术等利润丰厚、发展前景广阔的生产性服务业，使企业的制造功能和服务功能融合为一体，极大地增强市场竞争力。　　另外，国际上一些大型的传统制造企业正从销售产品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作业管理从制造领域延伸到服务领域，服务业务成为新的增长点和利润来源。如IBM作为一家信息工业跨国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从硬件向软件和服务业进行战略转型，事实证明，取得很大成功。　　伴随着人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和竞争环境的发展变化，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在此背景下，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积极进行产业链重组，逐渐将企业的经营重心从加工制造转向诸如提供流程控制、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提供商。此方面典型的代表是美国耐克公司，耐克公司虽然是鞋业公司，但并没有采取自己建厂生产的传统方式，利用制造业务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耐克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获得了超额的利润。　　中国制造业500强：发展速度放缓行业差距拉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分析报告，结果显示，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受到一定阻力，尽管规模效益逆势上扬，但成长性却变差，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利润仍然主要来自少数超大型企业　　分析报告显示，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总体规模和平均规模逆势上涨，但增长幅度却有大幅度下降。500强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132239亿元人民币，平均营业收入为264亿元，比2009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的总营业收入和平均营业收入提高2%以上，但增幅比上一年减少25个百分点。总资产达到136831亿元，平均资产为273亿元，比上年提高16%以上，增幅比上年减少14个百分点。　　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体经济效益有所提高。500强共实现利润5244亿元，比上年的4147亿元提高了26.46%，盈利水平比预想的要好一些。　　不过分析也显示，尽管经济效益转好，但企业之间效益差距仍然悬殊。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123家，比上年多16家，其利润总额为4072亿元，占制造业500强利润总额的77%。这个比例比上年提高了2.6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仍然主要来自少数超大型企业，而且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其中，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利润排在前3位的企业依次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3家实现利润共计734亿元，占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利润总额的14%，比上年提高了3.45个百分点。这说明制造业企业利润集中的趋势又有所回升。　　大多企业增长率集中在50%以下　　500强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拥有资产总计达1288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3919亿元，而排名第500位的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营业收入分别为30亿元、41亿元，分别只占中石化的0 .26%和0 .30%，这两个比例比上年的数值0 .78%和0.33%有所降低。说明制造企业的规模差距仍然在加大，“贫富差距”的趋势仍未改变。　　再从入围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前10名企业与后10名企业的情况相比来看，前10名企业营业收入总和与资产总额分别为31737亿元和33568亿元，后10名企业营业收入总和与资产总额则分别为421亿元和239亿元，后10名营业收入总和与资产总额仅为前10名企业数据的1.33%和0.71%，而上年这两个比值分别为1.64%与2.24%。　　这再一次说明，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在规模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这种差距在逐年加大。不仅如此，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的规模两极分化仍然很严重，分布仍同以往一样存在较大差异。从营业收入看，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有22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与上年相同；500-1000亿元的有34家，比去年多9家；100-500亿元的有251家，比上年少14家；50-100亿元的有145家，比上年少32家；50亿元以下的有48家，比去年多37家。　　此外，从2010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的数据变化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成长性变差。虽然大部分企业都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但营业收入负增长的企业数却达到了99家，比上年增加了31家，资产负增长的企业数有32家，比上年减少了51家。绝大部分企业的增长率几乎都集中在50%以下。　　近四成企业研发投入比重不足1% 　　各个行业入选的企业数目分布比较分散，集中度越来越低，行业差距明显。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分布在37个行业中。入围企业的待业分布特点与前几年大致相似，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入选的企业数目仍然最多，而入围企业最少的农林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和电子办公设备及影像设备制造业分别只有1家，仍有许多行业没有企业入围。 <FONT style="F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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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姑娘拴牢全球最年轻亿万富豪

普莉希拉·陈与马克·扎克伯格    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公布全美400大富豪，26岁的“脸谱”网站(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今年身家飙涨245%，资产高达69亿美元，排名第35，是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他的身家让他的华裔女友普莉希拉·陈成为搜索焦点，有网友封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　　两人是大学校友，结婚只是“时间问题” 　　“Facebook(脸谱)”社交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现年26岁。日前，他接受了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的独家专访，首次披露了他和华裔女友普丽西拉·陈的感情和生活内幕。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扎克伯格拥有亿万身家，但他至今仍然租住在加州帕罗奥托市的一幢装修普通的住宅中。这座房子的月租金据称是3000美元，压根不算什么豪宅。　　扎克伯格的书房中只有一张桌子、3张椅子和两个木书架，厨房面积也并不太大。最近，普丽西拉也搬进来，和扎克伯格同居到了一起。朋友们相信，他们的恋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何时结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年9月初，扎克伯格在他的“脸谱”网页上写道：“普丽西拉·陈本周搬了过来，现在我们的每样东西都变成了两套。所以如果你需要任何多余的家用电器、盘子或杯子等，请在我将它们处理掉之前赶快来取走它们。”扎克伯格说，他计划在今年年底带普丽西拉到中国度假，所以他现在每天早晨都会在餐桌上跟一名家庭教师学说汉语。这位家庭教师来自南京大学，最近还被狗仔队拍到。　　据透露，普丽西拉和扎克伯格在同居之前，曾订有不少条让爱情保持新鲜的“恋爱合约”。　　由于两人平时都很忙，所以他们的“恋爱合约”中规定“两人每周必须至少约会一次”，“单独相处的时间不得少于100分钟”，并且两人约会时“不得待在扎克伯格的家中”，也不能“只是在‘脸谱’网站上碰头”。    “南京小胖妹”一颗糖泡到钻石王老五　　近日，扎克伯格将两人的甜蜜照上传到脸谱网上，两人相恋的诸多细节随之浮出水面。　　据美国《纽约客》杂志、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现年26岁的马克·扎克伯格是美国纽约州一名牙医的儿子，他也是社交网站“脸谱”的创始人。为了让“脸谱”网站发扬光大，在哈佛大学攻读心理系的扎克伯格竟像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样中途辍学，专心打造自己的网站。　　普丽西拉来自美国波士顿郊区，是南京人，身材微胖，有很多网友戏称为她为“南京小胖妹”。她2004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和当时仍是哈佛大学学生的扎克伯格相识。颇为有趣的是，两人竟是在参加一个派对排队上厕所时互相认识的。2005年，扎克伯格问她可不可以当他女朋友，她说“可以”，并给了他一个Twizzler(美国的一种糖)作为“定情信物”。　　据朋友们称，普丽西拉不仅是扎克伯格生活上的伴侣，同时也是他事业上的搭档。扎克伯格创办“脸谱”网站初期，普丽西拉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后来她还曾跟随扎克伯格的团队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托市创业。普丽西拉2007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她的梦想曾是当一名儿科医师，但她现在却在为男友的“脸谱”网站工作，并在“脸谱”网站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扎克伯格曾表示：“他们的一种虚构是，我创立Facebook是为了找女孩。我从创立Facebook之前到现在，一直和同一个女孩约会。”但有消息称，扎克伯格在这一问题上撒了谎。财经记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在他的新书《Facebook效应》中透露，在与普丽西拉关系中断期间，扎克伯格曾经约会过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普丽西拉还在哈佛大学时，扎克伯格在加州帕罗奥图市经营Facebook。在此期间，他曾与上述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生约会，并送了她一辆崭新的黑色英菲尼迪，将其命名为“Warthog”(非洲野猪). 　　不舍得10亿卖Facebook，慷慨做慈善　　据悉，2006年，在“脸谱”网站仍处于初创阶段时，美国雅虎前首席执行官特里·塞梅尔曾出价10亿美元收购“脸谱”，却遭到了扎克伯格的一口拒绝，这让塞梅尔深感惊讶。塞梅尔称，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能拒绝10亿美元的人。塞梅尔说：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它是我的孩子，我想将它一手带大。’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普丽西拉日前证实，拒绝雅虎“10亿美元”收购价的那段日子，曾是扎克伯格生活中心理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普丽西拉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就雅虎的收购提议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交谈，最后我们确定了我们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中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更喜欢一些简单的事情。” 　　尽管扎克伯格甚至没有一掷千金为自己买一座漂亮的豪宅，但他已经开始像比尔·盖茨一样慷慨捐款做善事了。他将向美国纽华克公立教育系统捐赠1亿美元帮助落后学校提高教育水平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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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杨尚昆突遭撤职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突遭撤职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突遭撤职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8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如此巧合!”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从广州到太原     从广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杨尚昆到广东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给他看一些文件，说先休息几天，慢慢熟悉情况，并没有进行分工，安排具体工作。杨尚昆按原来设想的到广东后各县都要跑一遍的计划，于12月18日即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海口、琼海、兴隆、崖县（三亚）、湛江、电白、阳江、新会、江门、佛山、中山、顺德、宝安（深圳）等地，重点听取各地“四清”运动的情况汇报。1966年1月17日，杨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委会议，听取区梦觉传达中南局会议精神。1月26日，他还参加了王震召开的海南岛发展橡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适当发展橡胶，并对橡胶管理体制提出一些意见。春节后，杨尚昆身体日渐虚弱，病痛加重，经中央批准，于1月31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住入华东医院。3月8日，接中办电话，中央同意卫生部的建议，杨尚昆休息三个月。4月18日，杨尚昆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马甫通电话，得知省委拟于5月5日召集地、县委书记在从化学习毛泽东著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熟悉人，还可以从基层工作的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即决定提前回广州。4月20日，杨尚昆离开上海，经南昌，23日到达井冈山，在那里重读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毛泽东著作。27日到达瑞金。5月5日回到广州，住小岛招待所10号楼。随后得陶铸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了。”19日，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也没有通知杨尚昆到会。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也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但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陶铸来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5月30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在太原，杨尚昆感慨地说，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顶多四个吧，何况还不一定能活到80岁。第一个20年，糊里糊涂过来了；第二个20年参加革命，变化很大；第三个20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还是犯了错误；第四个20年，从头开始，尽可能做点工作吧!杨尚昆在太原闲住了一个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无法，于6月23日安排了一次汇报来敷衍，由省农办的同志介绍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l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尚昆还是坚信党，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967年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最困难的日子，也记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写东西不便。腰痛极了，坐卧不安。上、下午读毛选。” 　　“2月4日。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身体甚健康。下午读毛选。” 　　“2月9日。旧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丰年!60周岁了!上、下午读报、毛选，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纪念联合生日（杨尚昆历来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杨绍明同时过生日，称“联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么?勇敢地奋斗吧!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与专案小组谈话。头疼不安，坐着读书不方便，只好躺下读毛选。”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听了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蚊子咬人，午夜2时才睡去。” 　　“7月8日。读《论持久战》，以纪念‘七·七’。未洗澡已两星期，据说澡堂坏了，擦身换衣服。”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 　　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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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股市揽金夺银

久违的长假，久违的长阳。 10月8日，股市的大涨，让所有满仓过节的投资者欣喜不已。当然，10月的开门大吉，也让那些因9月的疲软而不敢持股的投资者有些忧伤。股市风云莫测。长假之前，如果担心房地产调控会影响到整个A股市场，就会选择离场；如果预期外围市场能够刺激节后的A股，或许会下重注。这一次，下注重仓持股的人赌对了。回顾10月8日的行情，金、银、铜、铁、锡等有色股对大盘的贡献功不可没，煤炭板块的集体走强更是锦上添花。每一次资源股的爆发，都能让人看到当年牛市的影子。海外市场，有色金属期货价格不断飙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更是再创新高。从汇率“战争”到资源“争夺”，客观上造就了10月8日的大涨，也让所有人摆脱了9月的阴霾，对10月行情充满着期待。那么，这一“开门红”，能否“红透”整个10月？ 10月行情，能迎来开门红，有利的因素自然不少。首先是外部环境。上周五，国际有色金属期货市场，锡价、铜价、铝价等，还在继续大涨。可以预见，接下来有色股仍将继续唱主角。同时，上周五的美国股市再创新高，并重新站上11000点关口，即将挑战年内高点11258点。再看内部因素，9月PMI指数从8月的51.7%升至53.8%，显示出我国经济的复苏得以稳固。同时，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降低了国内加息的预期。而房地产市场一旦受到抑制，更多的热钱或许将挤入到股市中，为A股市场带来更多的活水。此外，三季报超过7成公司报喜，经过9月份的充分调整后，业绩浪行情的展开也在预期之中。当然，10月行情中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就在今天，中国神华145.11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高达3473.85亿元。本周，两市解禁市值就高达4000亿元，为今年的第二个解禁高峰。同时，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也将迎来限售股解禁潮，势必会对中小市值个股带来一定冲击。各种因素纷繁复杂，究竟是利多占上风，还是利空更胜一筹，最终还是要等行情走出来后才见分晓。但已经走出来的行情早已表明，A股市场的股指正在分化。如果你还执着于上证指数，那么，显然错失了很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才刚刚突破半年线，站上2700点。但深圳市场呢？深证综指早在8月初便突破了半年线，目前距离年内高点只有50多点。同样是A股市场，为何沪市和深市的行情会出现如此分化？很明显，沪市的上市公司，主要代表着传统产业，钢铁、金融、地产、化工、机械等等。而深市呢，越来越多新兴产业的代表正在成为主角。新兴产业领域，仍将成为四季度投资机会的主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确定于10月15日～18日召开，将审议并通过“十二五”规划，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贯穿“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如何从“十二五”规划中，挖掘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可关注规划中可能重点倾斜的领域，比如大消费领域、高铁及城市建设、生产性服务，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上述领域中，很多行业都将是未来的热点，如医药、新材料、下一代信息网络、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等。这样的大背景下，只要紧紧抓住新兴产业这条主线，仍然将找到大把的机会。久违的长阳之后，或将迎来红彤彤的10月、揽金夺银的10月。10月行情，良好表现可以预期，众多的机会正等着大家去把握。  
10月11日　3
“炒金”要注意四大要点

  屡创新高的金价刺激了国内黄金投资市场，在“买涨不买跌”的效应下，虽然随着金价攀高，投资成本明显增加，但市场上对于黄金投资的热情有增无减。专家指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投资黄金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选择合理的投资工具。目前国内个人投资者可参与的黄金投资渠道很多，包括实物金条、纸黄金、黄金期货、黄金现货延期等，投资者一定要根据个人的资金、承受力以及投资经验来选择，首要选择较为熟悉的渠道。   其次，要有良好的心态，切勿“赌”黄金。黄金主要功能是保值、避险，并非盈利，并且通过黄金价格差赚取利润其实成本要高于许多投资品，而且黄金又是波动较大的商品，所以投入重金“赌”金价上涨其实非常危险。   第三，要控制合适的投资比例。一般而言，黄金是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理想配置品种，但并不意味着投资黄金只赚不赔，所以资产配置中有黄金要比投资黄金赚钱更为重要，通常黄金投资比例应在总资产的２０％以内。   第四，购买金首饰并不等于投资黄金。黄金首饰、黄金纪念品因为没有正规回购渠道，而且溢价很高，其实不是投资品，也没有投资价值，误以为购买黄金首饰、纪念品、工艺品也是投资，也可保值甚至获利。(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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