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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养老难在哪里可尝试多元化养老

“80后”为何叫苦近日的一则调查报道和一场讨论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据报道，一项调查发现，九成“80后”确定自己无法赡养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 “80后”一度是独生子女的代名词。独生子女结婚后组成的家庭，被称为“421”结构，即4个老人、两个结婚的年轻人和一个孩子。 “80后”真的无力赡养老人吗？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大多数人家庭经济基础差、大多数职位“高投入低回报”的前提下，即便是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青年人，如果每月需要还1500元房贷，全家生活开销控制在1500元，给孩子攒上500元今后上学的费用，朋友、同事的应酬控制在500元，只剩下1000元，再各给双方父母家里一些钱，基本上已无积蓄。农村青年赡养老人似乎更不堪重负。生活在农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本来生活就过得紧巴巴的，当逐渐老去丧失劳动能力时，如何赡养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农村‘80后’在城市里赚不了钱，养活不了自己；回到农村又不会干农活。别说赡养老人，父母还要时常照顾他呢！”这种情形成为一部分农村“80后”窘况的写照。应对“银发浪潮”力不从心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据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面对汹涌而至的“银发浪潮”，职工个人和政府的养老金准备明显不足。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有研究者指出，作为直接解决养老金的有效途径，个人账户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国工人目前的微薄工资还不足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尝试多元化养老 “80后”养老之困如何突围？人们对养老的忧虑，主要着眼于单纯的家庭养老。当“衣食住行、游购医娱”等支出成倍飞涨时，仅靠传统的“养儿防老”肯定适应不了家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老人赡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应逐渐转向社会，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我国逐步建设的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无疑负担最重。在财政支出难遂人愿的前提下，我国社区多元化在一些地方已进入实施阶段。据悉，汕头市把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全区的“民心工程”来抓，目前已覆盖全区17个街道162个居委会，已聘用124名护理员为131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护理援助服务。不少人认为，居家式社区养老应是现阶段较为可行的选择。居家式社区养老即老年人在家庭居住与社会化上门服务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确保老人、子女、养老服务人员、政府各取所需，促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社区居家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是目前政府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适合的人群具有普遍性：子女工作太忙照顾不到，又不想离开家的空巢老人。此外，还需要大力发展机构养老，不妨尝试“以房养老”等。机构养老包括养老院、养老公寓等多种养老模式。“以房养老”则是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通过一定的金融机制或非金融机制，将住房蕴含的价值尤其是自己身故后住房仍然会保留的巨大价值，在自己生前变现套现用来养老。“以房养老”目前已经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适合于手头有房、无子女或者不需要将房产留给子女的老人。
09月08日　62
八零后：而立之年的奋斗与焦虑

八零后：而立之年的奋斗与焦虑在武汉，一家由7名80后办起的“大锅饭”公司吸引了社会的目光。在这里，没有发工资一说，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花销均由公司支付，目标是将来“每人一套房、一辆车”。4年的时间，公司由1万元本金起步，已发展到拥有100多万元资产。目前，该公司已买下4套房子、2辆车，原则是“谁需要谁用”。这则消息令很多同为80后的人们既羡慕又感叹。羡慕的是他们早早摆脱了为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为自己的理想插上了有力的翅膀。感叹的则是，作为马上就要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自己的前方在哪里？自己又能因何而立？恐怕，就连孔子也不会想到，2000多年前组合出的4个字——“三十而立”，如今会因为一个叫“80后”的群体，再度引发国人的集体思考。三十而立，那么，何为“立”？最通俗惯常的说法，30岁应该成家立业，有所作为。而最低的要求则是30岁的人应该能依靠自己的本领，独立承担责任，并已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发展方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与70后相比，即将步入30岁的80后大多工作还不够稳定，房子、车子似乎也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这其中还有为数可观的大龄青年。在变革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80后承担着更多来自现实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总之，曾经被贴上“轻狂，张扬，离经叛道”等标签的众多80后似乎离“而立”的标准好像还差很远。但是，这究竟应该是80后的悲哀，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居然会把买房子当做一项人生的终极目标。作为前辈，他的感叹当然合情合理，但现实让很多80后不得不反驳：目前看来，买房子确实是一项值得奋斗终身的事业。记得于丹教授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里曾说：“三十而立”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一种心灵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自信和坚定。钱穆先生对于“三十而立”的解释则更为古朴：“立，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 用内心的坚定维系自己的平衡，用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的体悟与理解收获内心的坚强，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也许，这才是对于当下正在迈入“三十而立”阶段的中国80后们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阐释。 80后的而立新标准与众多前辈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经历不同，80后们的三十而立仿佛多了些与时俱进、跑步进入中产阶层的意味：27岁就“被买房”，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一个可规划、有良好预期的未来，甚至一部分80后已经在回馈社会。用这样立家、立业、立身的新标准，80后仿佛正在回击着那些批评他们放弃梦想的人们：把生活作为理想，有何不可? 立家之本 “着急啊！”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小李用3个字来形容80后的购房心态。“眼看着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没有房子就没有归属感。”这位标准的白领说。因此，当男朋友试探性地提出为了稳定关系，一起买房的建议时，小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现在，他们已经购买了一套55平方米的二手房，尽管房子小，但他们都很满足。和小李一样着急的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小夏，租房结婚的她最近为了要孩子，也加入了80后的买房大军。小夏的心态很具代表性。“对我来说，结婚不一定要有房子，但孩子上学跟户口息息相关，如果要想小孩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就必须买房。” 当80后正式迈入而立之年，当谈婚论嫁和娶妻生子逐渐成为80后的主要议题，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似乎正在成为80后立家的第一标准。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3.48 -1.97%]新近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北京房价过去3年不断高企，然而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却呈现不断下降的明显趋势。在这份《北京市二手房贷分析报告》中，对2007年1月至今年8月北京市二手房贷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该数字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和德国为42岁，我国台湾为36岁，美国首次购房年龄也达到30岁以上。很明显，80后正在成为购房市场的主力。在地产专家陈宝存的眼中，超越发达国家的80后买房现象，很有些非理性消费的味道：“80后正在依靠啃老来实现他们的超前消费理念。而国人的习惯，也是要集中全力替我们的80后实现买房梦想。那么，虽然表现的是80后作为首套房贷者，实际是倾全家两代甚至3代人的财富。”音乐人高晓松用“可怜而拧巴的理想”来形容80后的立家之梦。财经评论人吴其伦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买房而放弃对自己来说是转折点的发展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发展。地产大佬王石和任志强甚至不约而同地用自己40岁之后才拥有住房的经历，印证80后的浮躁心态。 “时代不同了，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看，北京的年轻人如果在27岁的时候不能赶紧买房子，绝大多数人在40岁的时候会更买不起房子。”80后网友的言论也许有些偏激，但用“非理性”一概而论也绝对是以偏概全。在新时代面前，再翻60后、70后的老皇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在798艺术节的一场思想沙龙中，80后评论家何浩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何不能将买房也算做一种理想？“可以说，买房的理想是被生产出来的、制造出来的。但这种年轻人对现实的渴求不应被划归为理想之外。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塑造经济和物质生活，所以买一个漂亮的房子作为现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无可厚非。”何浩的观点获得了更多80后的共鸣。面对就业压力面，不少80后选择自主创业，创意手工产业成为了众多80后创业的“敲门砖”。立业之路今年3月，一只名叫策略大师的阳光私募产品1年到期清盘，高达192.8%的收益率令业界瞩目，而同期大盘仅为2%左右的涨幅。不过由于其独特且受争议的短线操盘手法，该阳光私募产品不太入主流研究机构的法眼。而这一阳光私募的掌门人深圳市永圣慧远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永兴正是一位1982年出生的“80后”。在这一产品清盘之时，他还管理着另一只阳光私募产品稳健增值，该产品在上半年震荡下跌市场中仍获得近10%的业绩。而80后的杨永兴绝非个案。私募界还活跃着一批“80后”基金经理，黎仕禹、许升宸、吴国平、赵公明等一批“80后”私募基金经理纷纷在市场上崭露头角，1981年出生的广东斯达克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黎仕禹2005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中炒股收益达20多倍，2006年出版专著《小钱致富》，2008年被原新华社记者白青山收录《民间股神》，而他目前在筹备推出自己的首只阳光私募产品；1983年出生的博盈投资公司投资总经理许升宸，24岁时就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掌管着数亿的资金。 “其实，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大可不必惊讶，三十而立的80后大多数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并悄悄地成为了社会和职场的中坚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表示，基金经理只是由于其工作性质特殊而略显突出，现实中80后的职场生涯正在进入华彩乐章。根据智联招聘近日对8000多位职场80后展开的特别调查，1980年出生的职场人目前工作年限集中在5~10年间，近三成80后已经担任主管以上的职务，两成成为IT工程师、销售经理等专职人才，月薪基本都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超过或者低于这一标准的都属于少数派。“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职场人是第一代在社会巨大变革过程中成长的孩子，除了传统观念外接受着更多思想的冲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逐渐成熟，并逐渐开始了对60后、70后的抢班夺权。”智联招聘一位职业顾问认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80后之所以被认为是难当大任的一代，是由于他们“生不逢时”：用网友自嘲的话形容就是没享到计划经济的福又吃着市场经济的苦，成为为国家转型做出牺牲的一代。其实，这样的经历对于80后而言同样是一笔财富。“经历过计划经济，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的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80后旗手韩寒说。相比于韩寒、姚明等80后明星，更多80后的成功故事就发生在你我之间。被称为“京城四少”的四位互联网新贵：李想、高燃、茅侃侃、戴志康，家境普通，白手起家，经历传奇。有人说，他们的形象颠覆了80后身上“垮掉的一代”“迷失的一代”的负面标签。其实，他们只是和众多80后年轻人一样，赶在而立之年之前，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事业，开启自己的人生规划。很多80后都愿意为创造美好的未来与健康的地球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立身之责在老辈人眼中，陈词是个有些另类的孩子。作为爱心蚂蚁的创始人，1982年出生的陈词一直在坚持做公益事业。刚刚过去的暑期，他带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山区支教。其实，在陈词的队伍里，大部分志愿者都是来自大城市里的80后。“他们到四川以后，比较潮湿，会长虱子，又痒又疼，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陈词说：“最近四川天气非常差，经常发生泥石流，我们遇到了连续四天的降雨，断了五天的电，一包方便面四个人分着吃。到了这种地步，说我们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把这种痛苦转化为一种力量、一种快乐，我们是痛并快乐着。” 作为一名80后，陈词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做公益事业，“我其实也不是专职，我做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报酬，也没有人给我支持，可以说，这是我的梦想。” 相比于前几代人，80后显然对于公益事业的热情更高、目的也更纯粹。身为40后的著名慈善家李春平认为，80后将开启中国公益事业的新篇章。 “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了钱之后，才想到回报咱们的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将志愿者、社会公益这些事融入了自己的理想之中，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存在。” 即将走入而立之年的80后，将热心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作为立身之责，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想过来帮点忙，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26岁的“装装”(网名)说。这个兰州一家户外公司的领队，在舟曲泥石流灾情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成为了一名搬运工——每天，他的任务就是将成箱的矿泉水从距离县城5公里远的地方，肩挑手提，运进县城。从2008年5月的汶川到今年4月的玉树，再到8月的舟曲，“80后”甚至“90后”组成的救灾官兵与志愿者们一直是镜头前最温暖人心的风景，事实证明，80后的志愿者精神正在成为感召中国公益精神的火炬。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80后能够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回馈社会的责任感，并以实际行动担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的巨大希望。”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表示。 80后的公众模本文学界韩寒  ◎生于1982年他是美国《时代周刊》眼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他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批评使他成长为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网民称其为“一个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一个时代的象征”。甚至有人说，假以时日，他就是第二个鲁迅。郭敬明  ◎生于1983年如果没有他，80后的世界里就少了不少话题。网名“第四维”的他常被称为“四维”或“小四”。曾经是“80后”作家群代表人物的他如今已经成为最会赚钱的商人。金钱堆砌和恶名远扬让郭敬明屡遭质疑。但必须正视的是，他能取得如今的成绩，绝非偶然，也绝非仅靠炒作。娱乐界李宇春  ◎生于1984年她是中国全民造星的集大成者，是“一夜成名”的最大受益者。由她而起，靠娱乐选秀成名成为了众多普通女孩的梦想。身为80后的李宇春被外界贴上了“独立”和“叛逆”的标签，却显示着80后的成熟。她曾得到这样的评价：“无论面对的是尖叫还是讥笑，她都不为所动，保持着歌手的初衷和梦想，显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少有的审慎和清醒。” 谢霆锋  ◎生于1980年当年被称为亚洲小天王的谢霆锋是80后歌手中最早在华语乐坛取得突破而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偶像，他的流行引发了新世纪[30.35 -1.52%]的偶像热潮，成为当今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偶像人物。谢霆锋这一路走来，虽风光无限却也千辛万苦。最初进娱乐圈时，曾被观众起哄轰下台，常被媒体称为坏孩子的他如今已经彻底成熟。《十月围城》里他所演绎的“阿四”已经彻底说明，他不仅可以成为明星，还可以成为好演员，成为80后好男人的杰出代表。体育界姚明  ◎生于1980年他是中国的“移动长城”，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NBA国际商业巨星，也是中国目前最知名的80后。通过各种策划，“菜鸟”姚明从初到彼岸的“愣头青”变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制造”。姚明将中国人的谦虚和友善传递给了美国民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他的冷静头脑更值得80后借鉴：4年之内，姚明所投资的领域已包括餐饮、互联网、健身和GPS等行业，显然，他已经筹划好了自己的退役生活。丁俊晖  ◎生于1987年他曾被英媒体称做“东方之星”。还有人评价他性格内向、好强，是个外柔内刚的孩子，非常适合台球运动。2002年5月，年仅15岁的丁俊晖为中国夺取首个亚洲锦标赛冠军，并成为最年轻的亚洲冠军。此后，作为非典型性成功案例的他也成了众多80后心中的向往。奋斗改变命运，勤奋造就未来。这句话用在丁俊晖身上是最为恰当的。泪水和执着也许曾经告诉这个小伙子，付出总有回报。刘翔  ◎生于1983年虽然如今的刘翔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忘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以12秒91的成绩追平由英国选手科林·杰克逊保持了11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时的那份张扬与兴奋。无论是面对国人期待的目光还是众人怀疑的追问，这位在赛场上可以充满霸气与激情的80后总会说起自己那句口头禅：慢慢来。也许，这就是属于80后的成熟。商业界 80后的烦恼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3万起；住不起，一万多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8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上流传的这段描述80后生存状态的话尽管有些残酷，不过，它却也是当下这代人的心声与对现实的无奈。房奴、车奴、孩奴……这些时代流行语仿佛成为80后的专属与代名词，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或许，奋斗终生，最后只能悲凉地吼出崔健那句：一无所有！房子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剧组开完会闲聊，60后集体忆苦思甜：当年每人每月定量2两油、半斤肉、5个鸡蛋，大学食堂一冬天只有3个菜：熬土豆、熬白菜和土豆熬白菜。过年才有新衣服，人人都骑老破车。80后说，你们真可怜。我们说：错！我们那时不但不痛苦，而且无比快乐、无忧无虑、清新自由。可怜今天的年轻人纠结拧巴，理想竟然是买房！”音乐人高晓松曾说过这样一席话。是的，已跨入而立之年的80后不知从何时起，被房子拴住了全部——爱情、婚姻、家庭、未来等等围绕着房子展开了一连串的联想与牵制。或喜或悲，或难或易，或好或孬，以有无房子为基准点，80后的一生似乎都注定与房子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爱上房子，最后嫁给了房子；有些人在房子面前踌躇不前，在忐忑不安中签下了购房合同，给自己背了半背子的债。爱情、婚姻在房子面前如此的苍白，高房价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式爱情”。 28岁的史明是家中独子，在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一家国企上班，目前月入5000元左右。由于家住北京且自己向来节俭，工作的这些年攒下了不少积蓄。抱着不靠父母自己建设小家的愿望，史明苦并快乐地畅想着自己的未来。不过，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涨，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几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只够付房款的零头，工资涨幅远远比不上房子的涨幅，就连北京郊区的房价，也眼看着从七八千涨到了近两万元一平米。 2008年底，性格内向的史明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这也让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观望房价，准备贷款，忍痛做个房奴。起初双方家长对于这桩婚事都很满意，并允诺一起付首付。然而，眼看就要交订金了，女方家长突然反悔，认为买房应该是男方的事，女方不能“倒贴”。一气之下，史明与相恋一年的女友提出分手，两人以分手告终。其实，像史明这种“折”在房子问题上的80后并不在少数。这也是今天“丈母娘经济”理论形成的根由。近日，央行营管部公布了2010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千户城镇居民购房需求问卷调查综述。调查结果显示：80后居民自住性购房意愿强烈。有购房需求的80后居民占比为56.6%，高出其他居民16.3个百分点。其中，购房以自住为主的80后居民占比为86.9%，高出其他居民15.1个百分点。当然，那些最终依靠父母买了房子的，也未必就能安枕无忧。据了解，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日本、德国首次购房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在美国30岁以上者才有经济能力购房。在中国传统观念作祟下，房子成为立家、立业之根本。而工作资历尚浅的80后们，只得依赖父母购房。最后，常常出现这种现象：80后购房新人的背后，有3个家庭在支撑，即双方父母拿出首付，子女自己完成按揭，由此造成了两个老年家庭的“失血”和一个年轻“月光族”家庭的诞生。工作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在1980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约为2.04亿，这就意味着我国约有2亿人口已经涌入或者正在涌入社会这个大家庭，成为新一轮的职场主力军。当80后这一群体逐渐进入职场舞台时，当第一批80后已经走在奔三的路上时，“三十而立”的80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9月，当应届高校毕业生辗转在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时，不少往届毕业生也加入到了求职大军的队伍中。在这些准备跳槽另谋高就的求职者中，不少都已经毕业两三年。就在不久前，万霞再一次选择了辞职，距上一次跳槽的时间仅仅过了4个月。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万霞，至今已经换了3份工作，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年初，就职于一家软件技术开发公司，做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薪水不算高，老板还总找茬，特别难伺候。”在她看来，跳槽似乎能够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惯性，只要跳过一次，再跳的话，就不觉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跳都跳了，还不找一个满意的？”抱着这种想法，万霞在网上广投简历，游走于各个招聘会及公司面试会。目前，一无所获的她仍旧赋闲在家。 “与公司其他职员相比，刚工作三四年的大学生，流动性更大。每年招聘的高校毕业生，三四年后还留在公司的人数不超过一半，不少大学生工作两三年后，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想动一动的想法相对更加强烈。大学生频繁跳槽，已成为‘三年之痒’，很多大学生都是因为薪水不高、厌倦现在的工作单位等原因想换新单位。”面对大学生频繁跳槽，一家民营企业的招聘工作人员无奈地说。相对那些频繁跳槽的职场80后，死磕一份工作者，生存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很多人看来，曾经用壮志豪情跨入职场大门，多年后的今天，却发现与当初定下理想的职业发展目标相融合的寥寥无几。职场“瓶颈期”已经成为大多80后不可回避的问题：向上，得到晋升的机会很少，晋升的希望比较渺茫；向外，受制于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个人的能力，可以选择的方向也不多，与此同时，加薪开始停步，工作越来越重复，日复一日地原地踏步……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让80后们心情烦躁。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现实与预期的落差，再到打磨得更为成熟圆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80后面对的是角色的巨大转变以及社会历程的转折，要想在当今房价、物价高企、竞争残酷等许多不确定社会因素的冲击下立足，相比60后、70后当年的毕业生来说，具有更多的挑战。 80后进入“奴时代” 房奴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年代，80后成为“房奴”已经变得自然而然。如今，贷款买房已成为80后上班族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要实现梦想，唯有扛起沉重的包袱与压力。孩奴 “孩奴”正在成为80后的又一热议话题。对于每个80后家庭而言，一纸养儿清单传来，80后夫妻的天空“唰”地一下就黑了。从孩子出生开始，80后便沦为了孩子的奴隶，为子女打拼、忙碌、赚钱、花钱，原本所谓的自我追求与价值统统退居二线，甘当孩子的提款机。所以，80后只能悲天悯人地说：股票可以解套，但孩子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车奴相比房奴而言，避免成为车奴本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毕竟，汽车存在的首要意义是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便，其次才是提供诸如身份象征等更高的作用。无论如何，天天为汽车担心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卡奴在这个信用卡泛滥的时代，“喜刷刷”之后的80后当然要承受还卡的痛苦。说起自己从月月精光到负债累累的过程，每个“卡奴”都有一部血泪史。网奴打开电脑，连接网络，登录QQ、逛逛论坛、玩玩开心……这是不少80后上班族“网奴”每天必做之事，“一天不逛就闹心”，因上网而颠倒了作息时间不说，有时还影响到工作表现及效率。网奴又叫网瘾症，是指上网者心甘情愿成为互联网低卑的奴隶而不能自拔。网奴的“高级”状态就是上网成瘾，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且每天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多，更有甚者会混淆虚拟和现实，喜欢在网上寻找刺激多于和人相处。网奴，已不再只是单纯的网瘾代名词而已了，而发展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命题。由于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面临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与义务，保险公司也适时地推出了众多相关产品。赡养长辈一份艰巨而长期的责任压力很大，孩子很小，父母已老，钞票太少，这些现实又逃避不掉的问题把曾经对未来拥有无数憧憬的“80后式”梦想击得粉碎。资料显示，从2000～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不可否认，老年人口增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赡养父母的问题也越来越扩大。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在今天的80后看来，俨然成了“家有一老，如有一难”。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群体开始结婚生子，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也进入了老年。如何“二养四”(即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四个老人)，成为诸多80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天价的房子需要买，车需要买，孩子得养，关系面上的事情也得花钱办，父母也得养……哪一件事情都是必须得花钱办的，但是，挣钱的能力却有限，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老大难问题。房价暴涨，物价走高，80后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贴上了“奴隶”的标签。在外为奴，在家为子，为了摆脱奴隶的身份，为了做一个孝顺的子女，80后成为了最辛苦的一代人。据一份媒体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80后表示难于赡养父母，其中大多为独生子女。而生活在“421”家庭里，养老任务除了父母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倘若两个80后独生子女结婚，那么，他们背后可能有八个养老对象。即使“八老”有退休金，为生活奔波的80后也难于兼顾情感上的养老。而没有退休金的老人，更是让生活压力大的80后力不从心。曾经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养儿防老”成为空谈。 “独二代”的培养问题成了众多“独一代”80后的人生新课题。养儿一种甜蜜的负担转眼间，那个曾经还需要父母呵护的80后宝贝，如今已经成了孩儿他爹、孩儿他娘。初尝为人父母的喜悦，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养儿成本。网上有一句流行语说，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对于初为人父人母的80后来说，可谓深有体会，奶粉、纸尿裤、保姆费、教育费比猪肉涨得还要凶猛。产前，买叶酸、钙、蛋白粉等营养品1000元，防辐射装、孕妇服800元，各种孕前检查1000元，住院6800元。孩子出生后，奶水少，托人到香港买奶粉，6个月喝了15罐，一罐240元，一共3600元。孩子平均每天要用7片纸尿布，一片1.6元，一个月就要300多元。孩子出生在冬天，衣服来不及晾干，买了烘干机和暖风机，共计2500元，还有奶瓶、被子、衣服之类的，用了1000多元。一个全日制的保姆每月2000多元。孩子如果生病，开销就更大了……网友李虹晒出的这些光让人看看就不寒而栗的育儿开销，对于当今80后父母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从我决定要孩子那天起，钱就像长了翅膀，一张张飞离我而去。”李虹颇有心得地总结说，孩子不到一岁，就已经花了近30000元，双方父母一直在给自己的小家庭搭钱，“我都不敢想孩子以后的教育费，否则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确实，养育子女，就像翻山越岭过沟坎，每个阶段都需要雄厚的物质财富做基石。社会上那些打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教机构，像一位功夫颇深的武林高手，一下子就攻击到了80后父母的软肋上。以早教中心为例，一个星期两次课，一次课50元，加上车费等零散费用，一个月大概就要花费6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就得七八千元。此外，上幼儿园和一些兴趣班、培训班更是花钱的大头。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发的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49万元。尽管80后父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和抱怨，很值得同情，不过，仔细帮他们算笔账，又发现，原本某些花销是没有必要的，“自己找罪受”似乎成为他们的通病。比如怀孕时为什么不找生过孩子的人借孕妇装?为什么不给孩子吃便宜一点的国产奶粉?牛初乳、DHA等非补不可吗?婴儿床、婴儿车等有没有想过借别人用过的? 玩具非得买那么多吗？培训班必须都得上吗…… 无疑，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办法解决，节省开支，不过，“就一个孩子，什么都要给他最好，怎么也不能让他受苦”的想法让80后父母在为孩子消费时，变得异常的冲动与疯狂。 30岁的李哲为了让4岁的儿子将来受到更好的教育，硬是卖了自己的大两居，咬牙在海淀区的中关村[9.53 -0.94%]附近买了套二手的小房子，为的就是将来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而由于附近车辆太多，出于安全考虑，小两口又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辆车。“我们一下子就沦为车奴、孩奴、啃老族了！”李哲自嘲道。在舍与得之间，在花与不花之间，80后父母挣扎着，喘息着，痛并快乐地被接受作为父母的甜蜜负担。 80后的生存法则法则一：积极乐观 80后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想做就做，想说就说，做过的事绝不后悔，要挑战就挑最好的。在80后的生存哲学里，可以不逛街，可以不泡吧，但绝对不允许你没有娱乐精神。有网友认为，这群人完全可以被称为“麦兜族”。所谓“麦兜族”，指的是一群出生在80后的平凡小人物。与“富二代”截然不同，他们没有显赫的家境，辛苦地在城市奋斗，为生计奔波，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凡事亲力亲为，购房、买车的梦想都得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士兵突击》里的“不抛弃，不放弃”成了许多80后MSN、QQ的个性签名。在他们看来，只有坚持才会成功，才会出现生命中的奇迹。虽然生活的巨大压力时常让他们喘不过气，但“麦兜族”总保持着动画片中麦兜的乐观：不向现实屈服，困难挫折不能磨灭他们简单而美好的梦想，“在残酷竞争中从容生存，寻找自己的生活轨迹”。法则二：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指的是不盲从、不依赖、不轻信，不迷信权威，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经过自己头脑思考明白之后，再接受。80后的精神实质就是自信，个性鲜明，敢于表达，怀疑一切，喜欢挑战权威，喜欢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行为，并对其负责。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表现在能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独立地检查结论或结果的正确性。如果一个职场新人能独立地解决人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虽然对社会没有什么直接意义，但这本身却孕育着创造思维的本领。创造思维的特点是新颖性和独创性，这种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有可能导致真正发明创造的到来。法则三：创新思维当李想、戴志康、高燃等一批80年代的年轻创业者们在各类新闻会客厅侃侃而谈的时候，似乎一夜之间，80后创业的故事成为了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脸庞因怀抱着创业的梦想而激情四溢。他们大胆尝试，凭借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挑战无数的可能与极限。法则四：勇于担当勇敢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是面对竞争对手时淡定从容，是用心征服浩瀚宇宙的磅礴大气。在5·12汶川大地震面前，80后从未吝啬伸出自己的手。他们在5·12地震等公共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责任担当和爱国表现，超出了社会的预期，80后正开始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并成为中国崛起的生力军。法则五：心怀理想用自我来颠覆隐忍退让的社会态度，用创业来否定陈旧的择业观。在充满危机的时代，他们成了“充电族”，“只有会充电，才会发光”。80后并不缺乏奉献和付出的热诚：80%的80后明确表示，愿意或者曾经参与各种志愿服务，他们甚至把志愿服务当做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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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新生代富豪的财富伦理

在转型期的中国，财富如何平稳实现代际传承的问题已然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全在于企业管理等技术层面，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财富伦理的认识等价值观问题。随着新生代富豪的出现与成长，他们的财富观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中国资本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而慈善，正是透视其财富观的一个窗口。新生代富豪的几种类型知识成功型他们的父母意识到公司的发展与知识是分不开的，于是对子女的教育就非常重视，这些孩子也非常珍惜父母打拼所积累的家业，努力学习，不断获得成功。这些获得成功者大约占20%。其中一部分不局限于父辈的传统行业，投身于科技含量高的新兴行业，比如IT产业、软件开发、广告传媒等。纨绔败家型此类型在所占比例不是小数。很多民营企业家在打拼创业中吃了很多苦头，就不愿意让子女吃苦，生活条件太优越，父母积攒的家业毕竟很有限，由于这些占半数的“富二代”们往往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很多学业未完成，大多家业都破产了。顺其自然型部分第一代创业浪潮中的掘金者，虽说赚了点钱，但也不是太有实力，就是比普通人富裕一些。他们平稳发展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在这种不温不火中，他们的孩子有60%学业是成功的，既能创业又能守业，而和真正的富人相比，规模不会很大。按有关研究统计，估计在18%左右。父衰子落型由于父辈在那种特殊时期，钱来得太快，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中，所遇到的形势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自己不具备相关知识水平和资质能力，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就处于劣势，还没等到下一代登上舞台，就沦为平民了。部分新生代富豪内心空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主讲“都市新生代的财富观与人生价值”。他表示，今天的８０后、９０后懂赚钱、懂享受本身绝不是坏事，但在有了财富的基础上，年轻一代应思考如何实现人生的升华、价值的呼唤。对于艰苦时代的奋斗者来讲，他认为财富都只能创造，而对于自己的孩子则不愿让其在物质上艰苦，有个富翁每月给儿子一万五的零花钱还唯恐不够。“他不可能像美国豪富那样，自己的儿子要零花钱都是要给他打工。我们只觉得我们的财富要有私人目的，老子发达了给儿子，没有社会观念，这是中国的财富观最大的缺失。”他表示，不少富豪的孩子只是躺在父母肩上享受没有经过奋斗的财富，就没有那种享受财富的内在的喜悦感和幸福感。所以这些孩子仅仅是炫富的那一批，心理其实是很空虚的。折射道德真空据报道，淮安一名富商为了好好培养独子的经商能力，将其生意的“财政大权”交给儿子，不料儿子在有钱后，开始买高档服装，出入夜总会、桑拿等高档消费场所，后来他干脆将工作辞去，整天在社会上与朋友灯红酒绿，2年将百万家财挥霍一空。在被父亲发现后，还骗取同学11万余元继续纸醉金迷的生活。面对民警审讯他的回答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我有钱时，一个礼拜六天在夜总会，还有一天在桑拿休息。”买条短裤要花七八千，还在镇江花30万包养了一个情人。如此是个彻头彻尾的浪荡子形象。其实此种富家子现象近年来在全国多有曝光，已经屡见不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大陆富豪发家后的精彩表现，大街上到处豪车视红灯及行人于不顾而呼啸疾驰的是富豪，结婚以及丧事的场面轰轰烈烈地如军队阅兵和名车展览一样是我们的富豪，夜总会里面对一个出色小姐竞相砸钱包夜的也是我们的富豪。但是一到公益捐款我们的这些显贵人物却显得囊中羞涩，跑的无影无踪。面对这股不正之风，笔者认为反思的不仅仅是那些富豪之家，需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同时也要规范富豪行为，倡导勤劳致富，合法经营，严厉打击任何违法违规行径，让一些特权现象在社会上消失！新生代富豪的纠结心理面对即将继承或已继承的财富，新生代富豪并不总如外界贴加的标签那样，他们也有纠结的时候。一位家族财产继承人就表示：“做好了，是父辈有资源，天经地义；做不好，就是纨绔子弟，十恶不赦。” 财富，传还是捐？中国人的财富传承问题，除了观念的障碍，还有制度上的限制。在中国，“子承父业”似乎才是天经地义。《2010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分别比去年增长6.1%和7.8%。其中资产在10亿人民币以上的富豪平均年龄达到了50岁。此外，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岁到75岁，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企业传承问题。如经营金饰珠宝的香港上市公司周生生，其第三代掌舵人周允成已经50多岁了，而他的伯父、公司主席周君廉也80多岁了，因此急于培养第四代接班人。但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不是仍在求学，就是定居国外。周允成说，可能得找专业人士管理周生生的家族企业，家族人士则留在董事会内监控。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以后还在经营。除了第一代企业家老龄化外，中国的家族企业还面临着企业转型。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显示， 2009年排名前500的民企中有308家从事传统制造业，只有36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利用，有26家企业涉及新能源相关产业。企业传承在哪都是个问题，但在中国还要更复杂一些。去年9月，江苏省委组织部组织富豪子女培训，有媒体质疑江苏省委组织部是用公共资金帮少数富人教育孩子。而组织部的回应是培养优秀接班人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平稳过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40%是家族企业。洛克菲勒、沃尔玛等等都是代代相传的百年老店。沃顿商学院管理系教授拉菲·阿密特和他的研究伙伴皮特·朗格教授进行的研究显示，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企业平均来说要比由第二代继承人直接管理会表现得好。从数据看，全球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为70%，而世界500强中占比仅为40%。一定程度上说明专业人士管理有利于大企业的稳定发展。不过阿密特认为这条思路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对中国很多家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老板很难信任经理人。因此财富传承问题在中国变得更复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来中国劝说中国富人把50%以上的资产捐出。即便有人响应，仿效海外去成立慈善基金会，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散财之道》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表示，在她所了解的发达国家，政府对基金会的管理，就是立法规定公益范围，在这些范围内，基金会享受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待遇，政府只管其是否从事违背免税组织的活动，而不管其他。在监督方面，则是全民监督，包括国会、媒体等等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基金会的账，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洛克菲勒家族、沃尔玛家族、卡耐基家族都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并且这些慈善基金会的意义远远超出“扶贫”的局限，甚至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着影响。但目前中国富人建立基金会的寥寥无几。这确实和当下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资中筠曾指出，在中国，每一个基金会都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合法注册，这是基金会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障碍。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减免税收的问题没有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只有向几家经过特许的基金会捐钱，才能得以免税，这显然不够合理。即便是有些企业家目前已设立的基金会，制度上存有障碍，运作上也备受争议。一专家建议，对于“富二代”的教育，从小培养时除了注重学业以外，应该更注重对这些孩子的爱心教育、让他们从小树立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如果在这些方面做的很差，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历，那他的能力再高也没用，如果今后不能为社会服务、为人类做贡献，可以说能力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可能更大。让“慈善种子”在娃娃心灵上破土而出时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成人在慈善事业中的善举，似乎少有人关注让小孩子也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对“富二代”的慈善教育日前看过一则有关姚明的报道。姚明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特别提到想在女儿懂事后，让女儿也加入到慈善中，让她懂得在帮助别人时，会从中得到无限的快乐。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慈善。但中国的有钱人热衷慈善事业的远远不够，且多和少数有钱的成人相关。获得父亲称号不久的姚明，除了自己亲力亲为，还想着让尚不懂事的女儿也尽早加入到慈善中来，其远见及育子方式，当会令许多资深父母感喟。有人可能说姚明钱多。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在很多情形下，是否拥有仁爱之心与钱多钱少没多大关系。让孩子从小就培养一颗仁爱之心，这是很多家长都有的心理，但绝大多数并未上升到系统的操作层面。这是有很大缺陷的。让孩子从小就接近慈善，相当于让一粒爱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上破土而出，孩子从小就懂了乐于助人，懂了对他人、对弱者的关注和付出。研究成果表明，仁爱教育必须从小抓起，并且长期坚持，贯穿教育过程始终，等人成年了，再教育他奉献爱心为时已晚。在国外，乐于慈善事业的有钱人非常多，并且引导教育子女也这么做。股神巴菲特共有三个子女，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有志于用慈善来帮助世界。作为一名亿万富翁的子女，他们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是如何依赖父母，也不是为了父亲的财产展开尔虞我诈的争夺，而是人生的意义在于怀有爱心、用慈善的方式帮助他人。相形之下，中国的有钱人考虑更多的是怎样让后代接班，继承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上一代人积累财富是为了后人的享用，这样一来，新生代富豪很容易产生享乐思想，不思进取。一些人从父辈那里看到的是，财富的积累千辛万苦，甚至要冒着巨大风险，在耳濡目染中形成朴素的财富观。而那些几乎等同败家子的“富二代”，只知道挥金如土，哪里谈得上爱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财富接班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都值得大力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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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改变中国·人物篇：30年30人(组图)

最近,一位日本人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件中自称是来自三号国家——日本的问候。他指的是中国第二季度GDP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日本1968年超越西德紧跟美国之后40多年来,世界经济排行榜第一次发生改变。而当全世界为中国喝彩时,中国却无意庆祝,清醒沉着地一路前行。人们为何对中国这么快成长为经济巨人倍感好奇,美国《商业周刊》认为秘密之一在于四个字:经济特区。纽约、东京、深圳、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要问这些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中,有哪一个在30年前还只是两万人的村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深圳。当时,《纽约时报》说这个年轻的城市,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让中国大变革的时钟轰然鸣响。30年来,它以其历史性跨越,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阐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魅力,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支点。在全世界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无疑是其中闪亮的一环,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最佳线索。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感怀那些事。3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特区人以一个个“第一”,为中国耕耘一片希望的原野。蛇口的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了中国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第一步。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革命”。宝安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先河。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多年以后,当人们打开南风之窗,听寻风之来处,总会忆起南海之滨那个遥远的小渔村,还有那永垂竹帛的绝代风华。感谢那些企业。一个个明星企业璀璨夺目,在国际经济竞争合作舞台上,展示后发中国的神奇力量与不屈理想。同时,又肩负社会责任,共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它们一手一脚的人间奋斗,铺陈为锦绣河山,聚合为黎民福祉,探寻了一片未来,又都铭刻了一段历史。感悟那些名词。当风流云散,沧桑历尽,人们依旧能凭藉那些温热的名词触摸当年的脉动。保税区、商品房、业委会、产权交易所、“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一个个新探索、新做法、新经验,先在特区酝酿、成熟,进而推广开去,改变了中国,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史诗序篇。莲花山没有留下永恒的足迹,但它们记录了世事更替；横琴岛没有留下逝去的浪花,但它们见证了潮涨潮落。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远未结束。而立之年的特区,仍在路上。 7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民间网文,承载着太多特区人“特区怎么特下去”的困惑与焦虑。多年以来,“特区不特”的讨论不绝于耳,巨大的问号悬在特区人的心头,激励他们思考,推动他们前行。而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之下,特区内部一些令人唏嘘的个体与命运悲欢,一些纠结已久的权力与权利角力,一些有待修补的法治与道德残缺,仍需要得到细致的关切,需要用人类价值的梦想一一梳理。特区向何处去?拥抱下一站辉煌,必先告别上一段沉疴。告别利益集团的羁绊。如果说特区最初的改革,是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阻,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是被利益集团牵绊。新一代改革闯将须以当年撕开意识形态铁块的锐气,与既得利益集团决绝,甚至革自己的命,杀开一条血路。告别习惯路径的依赖。时至今日,特区的优惠政策优势几近丧失,外向型经济也难以为继,片面追求高增长的单向度发展伦理已经落伍。过去的路径固然成就了特区30年的光荣与梦想,但固步自封必将贻误改革。倚着市场竞争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让每一个特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是特区下一个30年的不二选择。迎接综合改革的大考。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追赶亚洲“四小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赶上,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超越。春讯或许还在高空酝酿,风云却已经在大地激荡。大路朝阳,也必有曲径通幽,泥泞或许仍然布满前程,但历史正推动特区前进,特区也必将推动历史前进。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习仲勋：争到“尚方宝剑”办特区习仲勋(左一)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资料图片习仲勋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虽然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8年4月,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习仲勋踏进了广州珠江边的广东省委大院。此时,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炉火纯青”的开国元勋、原国务院副总理已经65岁了,刚刚结束了16年的文革牢狱劫难,就被委以重任飞赴广东。直到1980年11月上调中央,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 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促使这位“老革命”加快创建特区的,是当时盛行的“逃港”风。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风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他哭了。他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争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晚年住在深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望过他,每次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看看赛格大厦、康佳还有仙湖,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任仲夷：变“杀气腾腾”为“热气腾腾” 任仲夷（资料图片）任仲夷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后来他还提出“三个更加”和“两个坚定不移”。他曾顶住压力两次赴京说明情况,但始终对特区建设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他选择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开我们5年了,但广东人依然清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缅怀这位“老书记”的文章报道不曾间断。 1980年初冬,因为“张志新案件”平反而震动全国的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鲜为人知的是,他早有浓重的“特区情结”,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 “胡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赴任前,邓小平对任仲夷面授机宜:“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到广东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的直言和放言,让有些人很不适应。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排污不排外”、“善于变通不许变相”等等。他对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知人善任。履新不久,他就亲自劝说62岁的梁湘去深圳特区拓荒,为特区闯开天地。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则说,他最感激任仲夷的是,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而留在蛇口搞建设。一“劝”一“留”,彰显慧眼。后来,任仲夷还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198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相当紧张。有人甚至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这个任仲夷还算共产党员吗?” 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多年后,任仲夷说,如果不是小平支持,他差点就过不了关。从北京返回后,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主动承担责任,对下面的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他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留下热泪。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任仲夷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他自己承受巨大压力,保护了广东干部,保护了广东的改革热情。 1985年秋天,71岁的任仲夷正式退休,戏称自己“安全着陆”了。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决定后半生就做个广州人,用百姓的眼光和情怀,去关注这座城市。年届高寿的任老不愿听人祝他“身体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对于广东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从未停留,殷殷叮嘱:“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溘然长辞；而25年前的同一天,任仲夷在广州正式上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生为岭南荣,死归岭南土。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这位改革者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吴南生(右一)在莲花山上眺望深圳全景。吴南生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谈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回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1985年9月转任省政协主席,但他的心跟特区始终连在一起。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老帅叶剑英的主持下获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开启深圳特区建设的激情岁月。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最脍炙人口的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特区的胎动。 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令他心如刀割:“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有海外友人献计:“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一封1300多字电报。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也因此不能出席大会了。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提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到这时,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才真正松了口气。追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改革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没有放弃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侠骨。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吴老话语平静,却掷地有声。梁湘：改革旋风掀起“深圳速度” 53层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1986年落成。著名的“深圳速度”,指的就是它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丁玎鲁力何俊摄梁湘梁湘,广东开平人,1936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在深圳创建过程中,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1998年12月13日0时10分在广州病逝。 1981年3月,62岁的梁湘来到了年轻的特区,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届退休之年的老人会在这里掀起一阵改革旋风。梁湘被喻为“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短短5年时间,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他宁愿“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竖起了近千幢大楼,“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生。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端指控,梁湘义无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面对改革路上的重重禁区,梁湘百折不挠:“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梁湘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他就累得住进医院。” 他对这一片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离开的时候,他对干部群众们动情说道:“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报道回顾特区改革要敢于破现行体制 “改革是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就更为紧迫。特区在经济上实行比内地更加开放的政策。” “特区改革应该坚决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特区的事情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全省总的部署下,从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有利于特区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利于特区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的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全面而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特区的改革,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劳动工资、物价等,有的要马上着手抓试点,有的要在前段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向更大的范围铺开。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要同时进行。总之,我们的改革要破除妨碍特区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创立新章法,破掉吃大锅饭的弊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搞好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把特区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 梁广大：大胆借债奠基珠海梁广大被称为“梁胆大”的梁广大,1983年到任珠海,为官16年,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确定了珠海的发展轨迹。梁广大,1935年生,广东南海人。曾任南海县委书记、佛山地委常委、行政副专员,1983年任珠海代市长,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83年,梁广大来到珠海时,面对的是工业产值低,体制问题多的窘况。梁广大“开了大大小小20多场座谈会”,最后确定珠海“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的方向。随后,“梁胆大”开始在珠海丢下一颗又一颗“原子弹”。搞特区没钱怎么办?“借!”梁广大掷地有声。“国家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财政已极端困难,哪有钱来搞建设?所以只有靠自己了。”梁广大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项目有市场、有效益,我们就要打破常规,敢于向国内外银行借钱。” 1984年、1985年,珠海在国外银行筹集到两亿元人民币,马上就搞通讯,办发电厂、建港口、建水厂、征地、建马路、建医院、建托儿所、建学校、建教职员工宿舍等等。“通过国外国内的借款,我们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可借钱并非长久之计,“梁胆大”此时把目光瞄准了土地,“政府掌握了土地,通过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价值土地升值才转让,从中收回投入基础设施款项,先投入,再回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珠海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此外,梁广大还到处“要人”,“我们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面向全国发布招聘信息。我们市委组织部也去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等全国各地招聘,一共招聘了各行各业好几千人才”,由此解决了珠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在随后的布局中,贯彻了珠海的发展理念,珠澳合建机场风云迭起后又挑起建大机场、伶仃洋大桥、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与广珠铁路通行、大航展还有大赛车……玩的都是牵动珠海、带动大区域发展的“命运工程”。但是,珠澳合建机场、伶仃洋大桥、广珠铁路等大工程几经曲折无果而终。不过,梁广大依然认为,“所有的大项目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对一个大区域来讲,有发展前途有效益的迟早会落实。”（记者王晖辉） ■感言跳出珠海看珠海,把珠海放在华南乃至西南的大棋盘上。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梁广大袁庚：61岁锻造蛇口“试管” 2008年12月,昔日蛇口建设者看望袁庚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的袁老精神很好,看到代表们来,高兴地叫道“大批人马过来喽”。袁庚袁庚,1917年出生于广东宝安。 1945年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第一任主任；1978年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领导蛇口工业区；1992年退休；2003年7月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是获勋20人中唯一的内地人；10月,被上海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称号。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提起袁庚,就不能不提那句曾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 1978年,61岁的袁庚自香港招商局涉海而来,选址蛇口,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缔造工程。主政蛇口14年里,他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经济,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了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优秀企业。1978年招商局总资产不过1.3亿港元,到1992年,蛇口工业区累计引进项目382个,累计实际投资5.34亿美元。袁庚主政蛇口工业区期间,大胆主持开展劳动分配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城市改革,这些超前试验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记者李晓敏） ■观点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舆论,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反对党的领导,不搞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其实,蛇口不是桃花源,蛇口人当年不是在做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 ———袁庚钟华生：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钟华生 1936年生于中山,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农村团支部书记、公社干事、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斗门县白藤湖总支书记,珠海三灶管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家高新区主任,珠海经济特区副主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常委等职务,1988年至1999年,负责珠海西区开发,首创“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轰动全国,曾获“中国改革首届人才金奖”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退休。钟华生发迹于珠海“白藤湖”。上世纪70年代,白藤湖还是一片大海,杳无人烟,他领着800民兵和下乡知青们用簸箕和锄头挖山填海,造出3万亩滩涂及总面积20平方公里的白藤湖。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一向胆大、脑瓜子灵活的钟华生在白藤湖上马“中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首创农业观光游。通过媒体宣传,短短几年就引进2.2亿元外来投资,建起了各色度假酒店。1984年,白藤湖农民度假村酒店在一片争议声中开业,一度客流如织。钟华生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中国新农民的代表。 1988年,珠海启动西区大开发。钟华生到一片荒凉的珠海西区,书记、区长一肩挑。回忆当年,钟华生说,很多亲朋好友都很不理解,担心他翻船,那时恰逢国家治理整顿的紧缩时期,又是60年不遇的大海潮大台风,西区成了一个烂摊子,连西区开发的40万元办公经费也拖到4个月后才下拨,只好先借10万元应急,很多人都不看好,说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启动?“当时,梁广大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怕,只要你放权,就可以调钱”。钟华生白手起家,领着一帮人先围海造地4平方公里,把原来一块叫车嘴的滩涂改名为金海岸,面向全国招商。他喊出了“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的口号,引来10亿元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潮时,西区云集各地建筑大军5万多人,“借水还油”后来也成为政、商界的一大经典案例,入选商业课本,被冠以“草船借箭”。可惜的是,西区大开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国家宏观调控一刀切,断了粮草,戛然而止,直至新世纪之初才重新恢复。钟华生随后又首创“共享经济”,即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管理者,前途命运利益都连在一起,通俗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大家按贡献配股,这在思想保守的年代可谓“石破天惊”。当西区开发走上正轨,钟华生又转向人才领域,于1992年至1993年从清华、北大等全国名校招聘了120名大学生当“村长助理”,在那个本科生凤毛麟角的年代,让大学生当村官会不会浪费的争论也一度甚嚣尘上,钟华生自有见解,“‘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经过20多年的奋斗,120名“大学生村官”走了大半,剩下的20名已成长为金湾区的“脊梁”。（记者王晖辉） ■感言 “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 ———钟华生丛飞：只要你快乐,我就不辛苦丛飞生前和他资助的孩子们在一起。丛飞丛飞,籍贯辽宁,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热心公益事业,一生共为社会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小时,捐助失学儿童183人。被查出身患胃癌晚期后,在生命弥留之际,还用自己的身体为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奉献:他捐献的眼角膜为4名眼疾患者送去了光明。2008年,当选“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广东人物”。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许多创富名人,深圳人不一定能记住,但能记住丛飞,因为丛飞用无私奉献的行动铸造了特区精神之魂。丛飞去世后,有评论称,他的行为很好地回答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普通市民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大课题。受丛飞资助的贵州省织金县中学生王维珊在写给丛飞的信中说:“我从来不知道伟大可以这样具体,感动可以这样彻底,人生可以活得这样博大无私。” 丛飞是歌唱家郭颂先生的关门弟子,一直刻苦钻研小品、哑剧、口技、魔术、模仿等方面的技艺。刚到深圳的时候,他做过搬运工、洗碗工。曾经因为累得浑身发抖,晕倒在草地上,那时起就给自己改名叫“丛飞”,意思就是“从草丛中起飞”。难忘的经历,让丛飞特别同情弱者,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他总想尽力去帮助。1994年,丛飞到四川成都参加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义演,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全部的现金2400元放进了捐款箱。这件事使他体会到,自己也有能力改变那些穷孩子的命运。从此他立下誓言:要尽自己所能扶危济困,向社会奉献爱心! 丛飞回到深圳就加入了深圳义工联成为一名义工,经常进行公益演出活动,先后20多次到贵州、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每到一地,丛飞都要认领资助当地几个贫困学生,从1995年到身患癌症住院的前一年,丛飞资助的孩子已经有178名。丛飞本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丛飞没有享受过,他的家只有58平方米,非常俭朴。有时为了及时给山区的孩子们交学费,丛飞还向一些朋友借钱,前后共欠下了17万元的债务。2005年5月,丛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半年里,丛飞坚持参加各类慈善义演65场,捐款数万元。累计下来,丛飞的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个小时,无私捐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 ■报道回顾爱在丛飞丛飞的追悼会,没有哀乐,只有丛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那首《愿你幸福》,一直在殡仪馆上空回响:我是你过河的桥,是你乘凉的树,是你风尘仆仆那间歇脚的屋。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圆上好梦,我就不辛苦。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如意,只要你回头一笑,我就很知足…… 吴立民：敢于挑刺的人大代表 2004年,吴立民拿着自己走访污染河流拍摄的照片质询政府相关部门。吴立民 1983年转业到深圳,1988年底由一名普通工人破格调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从事信访工作18年,吴立民共接待上访群众20多万人次。从1993年起,吴立民先后多次当选为福田区、深圳市人大代表,累计提交议案和建议达320多件,是提交议案和建议最多的市人大代表。 “市民中心办公楼在评比中可能倒数第一。”2008年8月本报报道,在一次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建筑节能执法检查中,人大代表吴立民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建议,应该先对市民中心办公楼开刀进行节能改造,以做好表率作用。这样直接批评政府部门的言论频频见诸媒体,被批评者的部门领导往往心惊胆战,群众则拍手称好。这就是吴立民的风格。“好话我不会说,因为‘做得好’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做不好’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吴立民说。在履行市、区人大代表职责20年的时间里,吴立民情系民生,直言敢谏。他不屈不挠“三提水表议案”的故事,被深圳市民传为佳话。2000年之前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中有一条被群众称为“用水最低消费”的规定,吴立民连续3年提出取消“水表底度”收费的建议,然而每次的答复都是“暂不取消”。吴立民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劲,继续追问,终于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认定收取“水表底度”费是不合理的,并于2003年1月取消。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吴立民不仅敢于向政府部门开炮,还在18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接待了20多万人次的群众来访。有的群众想让他帮忙办事,就不断送钱给他,他一次次地拒绝,20多年来他拒收群众送来的钱物达40万元。许多市民在媒体上看到吴立民,常常感叹:像吴立民这样的人大代表才是人民的好公仆。希望其他代表们也能够不受利益阻隔,敢言直言,反映群众心声。 ■报道回顾吴代表从来都是“大炮” 吴立民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先后就职于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政府督查室,虽然是副处级干部,但在10年市人大代表的历程中,吴立民从来都是“大炮”。农药超标、擅自加入添加剂、地下工厂猖獗、检测机构不健全……2005年,吴立民炮轰深圳食品安全,一口气数出深圳食品安全“五宗罪”。当年,吴立民的提案成为深圳市人大“一号提案”,由市政府办理了整整2年多时间,开启了深圳食品安全大整顿的序幕。 2006年后,人大取消提案,改为建议,吴立民5年间提交了200多条建议,堪称“高产代表”。他一度炮轰梅林关大拥堵、公务车私用、医院药品加成,以及人大代表开会看报、打瞌睡、聊天等,并屡屡给财政预算案“挑刺”。对此,吴立民表示,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谁把你选出来,你就应该为谁服务。没有做到为老百姓鼓与呼是不称职的。每位代表、委员都应该敢于讲话、反映问题,应该做“炮手”,不要做“哑炮”。
09月07日　1208
陈伟南：努力不懈奉献一生

人家是天上有星！” 这是潮汕老前辈评价德高望重、拥有杰出成就的人的一句善意玩笑话，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敬仰之情和自己攀不可及的感叹。现在，陈伟南先生真的是“天上有星”，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陈伟南星”灼灼生辉。国际编号“8126”的小行星，是为了表彰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陈伟南先生而有了永久的名字。 “事业的成功在于努力，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陈伟南人生价值观的精华，也是他毕生践行的诺言。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评价说：“陈先生是一位真正坐言起行的人。”2月23日，91岁的陈伟南先生回汕参加汕头市两会，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天下潮商》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陈老思维敏捷、畅所欲言，尽现拳拳报国心浓浓家乡情。努力不懈，成就香港“饲料大王” 陈伟南出生于潮州市沙溪镇，1936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现为韩山师范学院）。韩师3年课余时间，陈伟南喜欢登山，站在山巅，眺望韩江来来往往的船只，脑子里构建着他人生历程的远景。毕业后，孝顺的他顺从了父亲的心愿，回到沙溪，卖过生柑，扒过猪粪，种过水稻，理过账目。 1937年春节过后，陈伟南终于说服了父亲，赴港谋生，当过店员和小贩。香港沦陷后回乡务农，1946年再度赴港。1947年，和林作辉合作创办了星洲胶业公司，代理销售马来西亚、新加坡橡胶。橡胶销售还算不错，但资金严重不足，借贷无门。陈林二人认定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决定量力而为，绝不拖欠货款。于是，货主对星洲信任有加，供货源源不断，规模越做越大。毕竟香港市场对橡胶的需求量有限，接着，陈伟南创办了星洲贸易有限公司，扩大经营项目，主要经销橡胶、粮油食品，总代理荷兰风车生粉、粟粉的销售。1952年，他又在澳门创办星华贸易有限公司。经过20年的商海奋战，陈伟南已经对香港市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从转口贸易开始向工业化转移。港英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扶持发展本地禽畜饲养业。陈伟南认为饲养业的发展必将为饲料业带来无限的商机，于是在1964年创办了屏山企业有限公司。由于应市而生，屏山饲料厂的规模日益扩大，陈伟南在业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1970年，在他的倡议、发动、组织下，成立了香港粟米饲料进口商会，会员50多家，一致推举陈伟南任主席，至今30年，深得会员爱戴支持，年年连选连任。1983年初，陈伟南引进最先进的设备生产混合饲料，屏山企业成为当时香港禽畜饲料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国际饲料》杂志称“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也被港人誉为“饲料大王”。实业报国，率先在穗办饲料厂陈伟南生于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年代，接受过当时的高等教育，在骨子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救国兴国的爱国印。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陈伟南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动用各种关系，输入内地急需的物资，运出内地需要出口的货物。当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陈伟南实业报国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舞台。1983年，他派人到广州联系客户，寻找饲料销售渠道，邀请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温文和广州市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朱肖雄赴港，参观考察屏山饲料厂，以便开拓饲料事业新领域。通过对广州同行的深入了解，加上香港劳力、原料成本的提高，陈伟南决定到广州投资，和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合作办饲料厂。办饲料厂，陈伟南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可是他认为在广州办饲料厂，不能照搬香港的经验，所以决定由温文一方出具体方案，他自己提出修改建议。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国家经委制定了迅速发展全国饲料工业的纲要，提出在2000年之前，要健全饲料工业体系，使饲料工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陈伟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决心加快步伐，1985年1月3日，赶赴广州，察看了厂址，正式签订了合资办厂的合同和章程：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各投资人民币550万元，成立穗屏企业有限公司。以当时的情况，穗方要立即向银行贷到款存在难度，于是由穗方提供建厂地皮，购买机器设备资金，则几乎全部由陈伟南垫付。陈伟南觉得，对方的合作是真诚的，只要饲料厂能早日建成，困难都可以共同来想办法解决，不能计较太多。从办穗屏开始，事无巨细，只要陈伟南能够做到的，如资金、设备、技术，他都无偿的从香港屏山送到广州穗屏，待到穗方人员能胜任了，便逐步把屏山人员撤回，完全由穗方人员负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一步步落实，中国民营企业的成立如雨后春笋，到1992年仅广东全省饲料厂已超过了1000家。面对如林的对手，穗屏决定引用世界一流技术设备，培训技术工人，保证一流的饲料质量。1990年，穗屏年人均产值80多万元。按香港当时金融汇兑，可兑港币110万元，而美国年人均40万港币。随后，陈伟南在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合资合作兴办的饲料厂、种禽养殖和商贸等企业有10多家。现在，屏山参加穗屏管理的重任已经落到其子陈幼南博士的身上。反哺家乡，从教育做起和陈伟南有着深厚友谊的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说：“很少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崇文重教，经济非首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愈做愈投入，越干越开心。” 陈伟南认为所谓奉献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而不在乎捐献钱财的多少。陈伟南向《天下潮商》记者透露一个曾经触痛内心的事情。在一次晚会上有一位干部问：“陈会长，你是哪里人？”“潮安沙溪！”“沙溪很穷啊。”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这句话刺痛了他的内心，谁不希望家乡好？他认为要从本质上改变家乡的面貌和村民的命运，首先要把教育做好，提高村民整体素质。从1946年再度赴港之后，到1984年前往汕头市参加潮汕民间艺术欣赏会，陈伟南整整有38年没有踏上潮汕平原。此次回潮，他也应潮州市长郑睦鑫的邀请，到潮州观光。他在见潮州市长之前，先悄悄到沙溪走走，他发现村舍和小学几乎和38年前一样。特别是走进以一座破旧祠堂为教室的学校，内心的酸楚无法言表。在与校长交谈之后，陈伟南问：“我来建一座新学校可好？”校长除了道“谢谢”，感激和兴奋之情只能化在紧紧握手之中。几十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如今已梦想成真，陈伟南心悦喜于表，跟潮州市长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决定在沙溪捐建一座小学”。陈伟南在沙溪捐建了沙二小学、沙二幼儿园、宝山中学、沙溪卫生院、沙溪自来水厂……这些年来，他为家乡沙溪镇捐资已逾8000万元。崇文重教，望薪火相传陈伟南说今天取得的成就，跟当年在潮州接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1984年10月9日，陈伟南走进阔别48年的韩师母校。他每次走进韩师，总是左问右问看看，只要得知哪里需要完善时，便主动提出捐资，如果不是个人能力能够完成的，便四方联系牵线搭桥，直到事情完全解决为止。至今，他为母校捐建教学大楼和国际会议中心，教育研究大楼、教学设备、奖学金，已累计捐资超过1300多万元，受惠于陈伟南奖教金、奖学助学金的师生超过2000人。陈伟南对家乡和教育的捐资，基本上都是自己身处其地，考察实际情况后主动作出捐赠的，经常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况，对话如“40万。”陈伟南问：“40万行不行？要建就建好些，我还是捐50万吧。”再如“你们建小的，我捐20万，如果建大的，我捐50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他经常仔细了解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主动追加捐款。至今，陈伟南对大陆的捐资已逾1.2亿元。陈伟南说他对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像李嘉诚捐建汕头大学，像陈嘉庚捐建厦门大学那样，但是爱国同心，报国同理，希望自己的奉献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华侨回来报效祖国。陈伟南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捐资，他对晚辈的教育关爱还体现在点滴间。在他个人网站的留言板上，已经储存了将近2000条留言，其中大部分是海内外潮籍晚辈对陈伟南先生的敬佩之言、问候之语、请教之词，和他自己对留言的回复。他表示：“与年轻人沟通，教导年轻人，是我们老年人的责任，引导年轻人向上亦是我的理念，凡有益于家国的事情，必须支持之，使他们觉得有人认同，定更积极去干。我虽每日很忙，但回复各方的询问，是我的兴趣，不管大事与小事，均是出自我的亲手写作，然后由秘书代我传上网而已。” 团结协作，海内外加强大潮汕意识 1987年，陈伟南当选为汕头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开始参与家乡的议政论政。港澳地区的委员又一致推举他为港澳组组长。潮汕地区在行政区域上曾合合分分，但无论怎样分，在海外潮人的心目中，都是同一个潮汕。潮汕地区分为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四市各有政协委员。陈伟南意识到必须及时加强大潮汕意识，促进四市之间以及在港四市潮籍人士之间的团结，防止分市离心。他多方联络，四处咨询，综合意见，在他的热心精心的组织下，潮汕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于1993年6月正式成立。此后，联谊会经常开展活动，为振兴潮汕经济，协助维护港澳地区安定繁荣出谋献策。在香港，潮籍人士超过100万，各种各样的潮属社团也有数十个，成立一个潮属社团总会，是广大潮籍人士多年的心愿。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念，要牵在一起谈何容易。陈伟南认为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潮汕、香港和国家的和谐发展。于是，由陈伟南首倡、发起组织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并受到一致热烈支持，于2001年10月正式成立。在此期间，陈伟南又多了一桩心事，如何使粤东地区更好的团结起来，加强经济社会协作呢？从2003年开始，广东省政府为振兴粤东经济而展开深入调查研究。2006年9月18日，以“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会议在汕头召开。陈伟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向粤东各市的领导提出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构想，立即得到各市领导的热烈响应。2007年9月11日，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第一次党政联席会在汕头市隆重召开，四市书记、市长和陈伟南先生出席会议，四市市长共同签署《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框架协议》。2008年11月在汕尾召开了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党政联席第二次会议。陈伟南此次回汕特别向秘书长询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得到进一步的落实解决，他说合作建议是他提出来的就要负责到底。
09月06日　457
林思齐：加首位华裔省督的传奇人生

据超级多伦多网报道，曲折奋斗铸就传奇人生，有福同享有难独挡，善于思想而不求声名，加拿大首位华裔省督林思齐用自己的经历，特别为人到中年才走上移民之路，匮乏资本又想独立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本。“烧了条桥”，落地生根，就成为他的“金句”。商界奇才林思齐也是加拿大华裔的政治明星，以乐善好施名播遐迩。他朴实地说：“从小母亲就教导我，口袋里有二毛钱，自己都会捐出去一毛。”年近九秩的林博士晚年虽患癌症，但性格坚毅不屈，战胜挑战，并仍积极参与各项福音事工。他向来追求平淡生活，乐观达人，克服逆境。“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就是林思齐所遵奉的人生信条。挂念冬奥扶助基建当温哥华冬奥会正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尽管身体欠佳，加拿大前卑诗省省督林思齐(David See-Chai Lam)仍惦记着冬奥会准备工作，这毕竟在卑诗历史上是头一回，为列治文速滑馆基建他慨然捐助。2009年10月5日，林思齐坐着轮椅，坚持亲自参加捐赠仪式。其中一部分捐助用来绿化速滑馆，包括播种樱花树。在现场林思齐深情演唱了歌曲《树》，他认为樱花是上帝送给人们的礼物，无论温哥华气候如何变化，樱花每年一定会在这里开放，决不会让市民失望。他说：“因为樱花很讨人喜欢，每年春天这个时候一定会开花，一开就全开了，十天八天后才凋谢。樱花这种性格就像做人一样，我承诺你的，我一定要做到。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列治文，都能够是一个樱花之都。” 当天列治文市长马宝定(Malcolm Brodie)等出席。马宝定介绍说，这些樱花树将沿着速滑馆前的Hollybridge街栽种，“我们非常期待樱花将改变列治文市中心的颜色，本次捐赠不仅将樱花树带到速滑馆，也将改变整个场馆东侧的绿化面貌。” 2006年初林思齐确诊患了前列腺癌，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而服用抗前列腺癌的药物含类固醇，副作用是下身乏力，行动不便。但他仍秉持积极的人生态度，维持做些园艺工夫，也支持园艺团体的工作。去年初林思齐感到气喘、原以为肺部呼吸系统问题。后来发现心瓣膜功能异常，要动手术切除，再移植人工心瓣膜。由于此项心脏手术只适合年龄不超过60岁的人，他已超出这个限制，因此动手术必须承担高风险。权衡之下，林思齐决定做这项由加国心脏专家研发的尖端人工心瓣膜移植手术，成为接受同类手术者中最年长者。当年7月24日他86岁生日那天，进行了这项手术。经过一个月观察期，由负责手术的温哥华圣保禄医院(St. Paul's Hospital)心脏病专家韦布(John Webb)覆诊后，确定手术成功，开创了加国医疗新记录。身世显赫却特立独行祖籍广东汕头揭阳县金坑的林思齐，1923年生于香港，1954年与陈坤仪结婚。祖父林绍勋是浸信会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香港潮州商会第11届会长，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创办人。他于1922年2月2日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后迁香港，注册为嘉华储蓄银行，1949年易名嘉华银行。次子林思齐小学就读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于民生书院。1940年奉父亲之命到西贡公干，在当地遭法国军车辗过，腿部受伤溃烂几乎丧命。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次年到美国宾夕法尼州(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取得学位后，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港。 50 年代林思齐发起筹建医院，终于设立浸会医院。此时结交青年才俊，包括同属潮州同乡的李嘉诚。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曾任嘉华银行经理。当时他想利用50 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家族成员反对，只好自行创业。虽然林思齐出生在香港富有家庭，本可平稳做“富二代”，但他不愿过那种安逸生活，选择中年时放下家族事业，到海外单打独斗，通过自己的汗水，创造自己的事业。北美打造地产王国 1961年林思齐曾到卑诗省会维多利亚一游，留下至深美好印象。1967年当时他已44岁，只有4万加元，带着夫人和3个女儿移居温哥华。初始很久找不到工作，带来的钱很快花去大半，租的是只有一个睡房的套房，却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在找工作同时，进卑诗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最初林思齐到一家地产公司当经纪人，每天周旋于房地产买主之间，工作十分劳累，薪金还很低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低水平生活。尽管有生活压力，但林思齐坚持勤奋苦读，家里购买大量书籍报刊，每天都挤时间读书，使他逐步有了经验，从而为日后房地产经营奠定基础。正因为如此辛勤，加上广结良缘，遂在北美建立起地产王国，连西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资本的林思齐，走一条通过合资发展地产生意的道路，从而化解了资金与创业的矛盾。游说香港人借钱给他，然后再合资做生意，所开合股公司达20 多家。每家公司都由他当总经理，合作伙伴当主席。 1968年与友人陈俊合组新利华地产发展公司，很快在地产业界打响名堂。1973年成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他瞄准旧金山市中心“保险交易大厦”，认为有升值的巨大潜力。但在筹措资金时，大厦被一名犹太人以425万美元买去。但林思齐锲而不舍，终于在9个月后，以540万美元购入，而且资金正由这名犹太人借贷，以借期7年年息7厘成交。不久地产生意趋旺，英国大地产商又以2250万美元买下，仅此一笔，林思齐就净赚1710万美元。 2009年4月4日，创业协进会于万锦市希尔顿酒店举办第13届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颁奖晚宴，林思齐成为终身成就奖得主，近800名政府官员、商界代表及华人出席。由于身体原因，林思齐未能来多伦多领奖。首位华裔参议员利德蕙上台致辞时表示，庆祝加国华裔创业家作出的贡献，使加国华人社区中的商业精英得到认可。华裔省督加国创先从商界激流勇退后，林思齐把时间投入回馈社会，成立加拿大香港侨商会，协助新移民商家在当地站稳阵脚。1988年，林思齐被联邦总理马尔罗尼任命为卑诗省第25任省督。可以说与人为善使他如鱼得水，这是他获委任省督的一个主要原因。加拿大立国以来，任命华人为省督还是头一回。林思齐成为在加拿大获得最高荣誉的华人，也是第二位非白种人省督。他的经历，印证了虽然身为第一代移民，但在加拿大只要肯努力坚持，最终也可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林思齐在6年任期内，经历了3位省长，为华裔在加国历史写下重要篇章。他不单为华人争光，同时为加拿大做出许多贡献，又与英女皇成为好友，多次受邀到伦敦做客。1995年，林思齐获得加拿大勋章(the Order of Canada)，还获得卑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有获得成功的道理。尤其是像林思齐那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艺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中，林思齐一直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在尽可能许可的条件下，做老板的他总是尽量满足下属的合理要求，以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并视此为可行的用人之道。分享成功是林思齐在人和管理上的一个原则，使大家都有同舟共济的向心力。他经常对下属挂在嘴边的是，公司失败由他一人承担责任，成功则功劳归于大家。林思齐认为，只有不争功，下级才肯尽心尽力为公司效力，并提高了决策效率。钱不能赚到尽，总要让别人也有甜头，这是林思齐的经营哲学。他摒弃拜金主义，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往往将所得利润，除投入再生产外，捐出设立“林思齐夫妇基金”，用来作社会福利，林思齐也成为著名慈善家。中山公园、苏州花园、世界博览会加拿大国家会馆等，都留下他的懿行记录。
09月06日　1146
林晋文：从企业家到澳洲侨领

三十年圆梦与共和国同龄的林晋文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棉城镇的一个普通家庭。6岁那年他被过继到河浦镇上店村一个穷苦人家。就这样，在偏僻闭塞的海滨渔村他渡过了半耕半读的青少年时光。潮汕地区淳朴的民风也深深影响了他。 1976年，27岁的林晋文成为“潮阳县河浦镇建筑站第三施工队”的队长，带着手下20多名建筑工人，开始了创业之路。1984年，林晋文任汕头地区建筑安装总公司驻广州第三工程处主任，在此期间凭借过硬的工程质量和诚信务实的良好商誉在南粤建筑业市场站稳了脚跟。1991年林晋文成立“汕头兴业建筑工程公司”，任总经理，自此到1999年兴业公司历经三次改制，实现了企业发展的“三级跳”，逐步发展成为行业翘楚。在参加众多大型项目招标中，屡屡出奇制胜。现在，他的企业不仅在珠三角稳稳占据了市场，业务还快速发展到长春、武汉、上海等地。 1996年，林晋文率先在全国开展“施工质量回访活动”，受到国家建设部的肯定，广东省建委专门发文在全省推广。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兴业公司率先建立了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公司党委被广东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团委被广东省团委授予“青年文明号”光荣称号。林晋文本人在1998年4月，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授予“经济学荣誉博士”，2000年，被建设部评为“全国优秀建筑企业经理”，被广东省评为“建设系统先进个人”。2000年3月，作为汕头市唯一代表参加广东省“两思教育”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省进行演讲。企业发展起来了，林晋文不忘当年给自己许下的心愿：帮助别人，回报社会。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积极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先后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和维护社会治安基金等累计捐款3000多万元。2000年移民澳大利亚以后，继续关心祖国和家乡建设，身体力行捐资捐物，报效桑梓。2005年8月，当他得知家乡上店村村民未能饮上洁净自来水时，急人所急捐资11万元支持村里自来水项目的建设。去年初，林晋文支持家乡建设更是热情不减，总投资额逾1000万元，全部用于村市政道路、文化广场、老人活动中心的建设。 “在我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之后，我能为家乡人民做点好事，圆我小时侯的梦，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小时候我就立志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可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政策不允许创办私人企业，就是有劲使不上。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指明了致富之路，在这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之中，我历尽艰辛，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在各界朋友的支持鼓励下，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创业，到站稳脚跟，不断发展才有今天的成就。” 澳洲理想为了在更广阔的舞台实现个人理想，2000年，林晋文举家移民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创业之旅。他一方面寻找商机，从事一些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理念，把精力放在了澳中文化交流和慈善事业上。在刚到澳洲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向学校、教堂、老人院、华人社团等机构捐款493000澳元，由此他在澳州华人群体中享有较高的声望，许多澳大利亚政要人士都成为他的好朋友。2004年，林晋文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称号,并被许多华人社团聘为荣誉会长。 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接见了华人华侨代表，林晋文也是被接见的人员之一。“主席希望华人华侨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为澳中友谊和交流多做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祖国统一事业献策出力。胡主席的话使我茅塞顿开，这不正是我要做的事吗！于是在2004年，我与热心公益、富有爱心的成功人士一起，创办了澳华交流中心。”林晋文回忆说。中心成立后，林晋文明确了今后宗旨是“促进澳中各界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中澳友谊、促进世界和谐和祖国统一”，澳华交流中心所有费用由他和热心人士捐资。为了方便各项活动的开展，澳中文化交流中心下设了慈善基金会和高尔夫协会。“这两个机构是与国际接轨的，在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国民的慈善行为很普遍；打高尔夫球在西方也很普遍，成立这两个机构后，开展活动容易与外界沟通，他们都很理解很支持”。对高尔夫球运动的理解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让林晋文有了更为宽广的投资视野。林晋文认为，高尔夫是一种高尚的运动，热衷打高尔夫球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对高尔夫的喜爱是有历史性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和文化各项事业的进步，对外交流的增多，中西文化更加融洽，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必将越来越受到欢迎，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行业。因此近几年他已经在国内合作投资了一些高尔夫球场，已初见成效。献策家乡尽管身在他乡，但林晋文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在澳大利亚上流社会宣传国内良好的投资环境，邀请澳大利亚政要和商务人士到国内考察，还通过在家乡举办高尔夫国际邀请赛的形式，广泛发动国际友人关注汕头、关注中国，为中澳经贸合作牵线搭桥。 2006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了振兴粤东战略，粤东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新机遇，林晋文也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他建议加强粤东交通网络建设，用高速公路将粤东四市连接起来，并在沿海建设连接香港澳门的专线，这有利于粤东与珠三角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同时建议发动汕头四市统一规划，建成花园式的“大特区”，增强投资吸引力。“粤东必须有全面克服困难的耐心，还要向民间宣传这种思想。因为我们过去在特区投资，考虑的是优惠政策，现在没有优惠政策了，就要想方设法增加新的吸引亮点。”他说，“欣慰的是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粤东的形象已经逐渐改变过来。政府正在扎扎实实的做工作，信誉和口碑也在形成，今后还要发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希望全世界的潮商都来支持家乡发展”。主编观察：林晋文的“五心” 在采访林晋文先生，当我们问到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与大家分享时，他总结了“五个心”，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五个心”分别是信心、用心、耐心、爱心、开心。他说，你要做成一件事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要用心做，你不用心做你就不会事半功倍。还要有耐心，有时会碰到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你更要有耐心，你不耐心半途而废，等你重新开始时，你就慢人半拍了。你坚持不懈(耐心)地做你就有成功的希望。就像房地产，有时你会遇上低潮期，如果你不耐心地应对你就会失败。而有了钱你就要有爱心。你对社会要感恩,对朋友要善待，不能无情无义，如若是那样你赚再多钱也没有用了。有了爱心，人的生活自然就会过得开心。这“五心”对于企业家有特别的意义，是林晋文自己的写照，也是潮人的写照。林晋文从最基层的建筑工人做起，他以足够的信心、用心和耐心，二十多年来自强不息，终于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现在他把公司事业交由他人管理，自己投身到国际大舞台，将爱国效乡当作自己的事业，亲力亲为，穿针引线，忙碌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澳华交流及慈善事业的第一线。林晋文先生一贯乐施好善，对此，澳大利亚中国和平促进会副会长陈星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2005年，林晋文与“和统会”的“侨心光明行医疗团”一起赴云南义诊。他本来是参加商务考察，和医疗团分开活动，当医疗团返回昆明时，他特意安排慰劳晚宴为医疗团接风，并安排观看演出。当他得知一个年仅一岁的小患者因设备不全无法做手术，到昆明又没有旅费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让这个孩子的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其实，“光明行”的筹款，他已经出钱，现在为了这个孩子他又慷慨解囊。陈星惠感慨地说：“一次又一次的出资，为那些未曾谋面的人，实在难得”。澳华交流中心理事长刘尧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比林先生有钱的人多的是，但像他这样既有钱由有爱心的并不多。他的崇高品德，他的精神风范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和传诵。”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分析，赚钱虽然是一种享受，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钱赚得越多每元钱带来的快乐就越少。财富最终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超越财富的羁绊，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人生……。林晋文做到了。所以他开心。
09月06日　615
廖烈文：廖氏家族第二代掌门

廖烈文11岁时，被父亲廖宝珊从家乡带至香港。 1961年，对于廖氏家族来说，的确是个多事之年。挤提风潮虽然没有挤垮廖氏家族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廖创兴银行，但最终还是把正值壮年的廖创兴银行创建人和掌舵人廖宝珊带走了，给廖家兄弟姐妹留下一份庞大却千疮百孔的家业。廖宝珊突然撒手人寰，留下诸多后事，最关键的一件，是家族企业必须要有人能顶上去。一系列危机必须及早处理，否则可能发生雪崩效应。银行企业和别的企业不同，刚刚经历了一次挤提事件，如果对手借此机会再次发起进攻，廖氏将无任何还手之力。好在廖宝珊在去世前一个月，急电召回在英国读书的长子烈文，在家族事业危急关头，31岁的廖烈文仓促上任，接替父亲，收拾残局。廖家共有七兄弟二姐妹。廖宝珊一走，廖氏兄弟立即召开紧急家庭会议，迅速进行了分工。长子廖烈文担任廖氏企业董事会主席，次子烈科担任廖创兴银行董事会主席，三子烈武担任廖氏企业董事总经理，七个兄弟皆为廖氏企业董事，并且独当一面。从此时开始，廖烈文便成了这支商业舰队的总指挥。此后，在廖烈文的带领下，廖家的第二代又开始了新的创业。挤提风潮过后，为还清债务，廖氏兄弟变卖了大批物业土地，总算避免了家族事业的倒闭。经过这番动荡，廖家元气大伤，但这也促使廖烈文从接任开始，便形成了谨慎从事的风格。廖烈文后来说，父亲既重视他和兄弟们的学业，同时更重视他们的实践知识。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便已经介入了家族企业的诸多商业活动。最初，他从基础的柜面营业员做起，后来又做出纳员、押汇员，逐渐熟悉了银行的整个业务。除了参与银行的每一个职位之外，父亲还让他参与保险、货仓、地产等经营业务。待成为企业掌舵人时，他个人的优势就是熟悉了整个企业的运作，企业的优势则是发展已经进入良性。当然，他也是受命于危难，至少，眼前的危机一定要想办法度过。那次决定家族企业命运的接班会上，廖烈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企业的现状大家都是清楚的，不需要多说。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度过这次危机。他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来说，他们几兄弟要做的，不是要赚取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利润，而是要想办法对付恶劣环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所以，目前工作的重点，他认为是八个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甚至认为，在今后企业的发展上，最高决策层，也就是董事会，也应该秉承这八字原则。也就是说，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防范危险。这次危境，看起来凶险无比，可一旦处理方法得当，事后看来，倒也显得波澜不惊。教训变成了经验，几年后香港再度爆发挤提风潮，多家银行受重创或倒闭，而廖创兴银行却安然度过风潮。 1972年,在廖烈文主持下，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实现了家族企业多元化。廖企除控股廖银之外，地产是第二大业务，包括地产投资和地产发展两方面。 1973年，廖企进行了多项收购：一是发行新股收购廖创兴货仓公司;二是全面收购万象企业公司，拥有该公司23层的万象工业大厦;三是以廖银大厦向家族换取股权，将廖银收归旗下。从此奠定廖企以廖银为骨干兼营地产、货仓、保险的综合企业基础。同年，廖创兴银行与世界著名的日本三菱银行联营(日资参股25%)，又使廖创兴银行国际化。当年，廖银盈利1230万港元;1988年，合作15周年和建行40周年之时，廖银盈利已增至6500万港元。1979年，廖银率先电脑化，又在海外华人街增设分行为乡亲服务，在内地设上海办事处，分行机构已达30多家，大非昔比。 2003年4月，廖创兴银行大厦开始重建。2006年，这幢28层高、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建筑成本达1.5亿港元的现代化写字楼落成。 2007年，总投资成本10亿港元的上海廖创兴金融中心建成，廖银进军内地的势头可见一斑。廖烈文气量很大，对廖创兴集团的发展仍觉得有向外发展的必要。当看到泰国方面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投资气候极佳时，为掌握时机，廖烈文果断地在泰国进行投资，除分别参与多项大型地产计划外，同时还参与开发面积庞大的麻石矿山，经营麻石厂。据悉，目前廖创兴集团属下的麻石产品除供应泰国市场外，更远销世界各地，市场潜力十分看好。廖烈文又一次高瞻远瞩，促进廖创兴集团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为集团带来更丰盛的收获前景。1966-1971年，廖烈文连任三届香港潮州商会会长，至今还无人刷新该记录。而且，他在任期内创建了香港潮州会馆大厦。提起香港潮州商会，知情人都会称道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届会长廖烈文的巨大贡献。因为现址位于德辅道西的潮州会馆得以筹建完成，都缘自廖烈文对“承先启后”的坚持。香港潮州会馆大厦的倡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潮人在香港总人口中约占1/5，他们以血缘、地缘、业缘以及文化宗教为纽带组成的宗亲会、同乡会、商会、文教联谊会等各种团体非常之多，经香港政府注册登记的就有80多个，香港潮州商会则成立于1921年。尽管潮州商会各届会董以及广大乡亲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多次议及建立潮州会馆大厦一事，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建立会馆迟迟未能实现。至1966年，第二十五届潮州商会新任会长廖烈文、副会长林继振、吕高文等再次倡议筹建潮州会馆，他们明白，建馆已是当务之急。廖烈文在他上任香港潮州商会第二十六届会长时，落实了为潮州商会设立永久会址的计划。其时，香港潮州商会已经成立近50年，却一直租用文咸西街旧址，没有自置物业。廖烈文说：“当时商会一个固定办公的会址也没有，而在以前我的父亲就一直希望这一方面能做得更好。”所以廖烈文便希望可以“承先启后”，完成他父亲这个遗愿。潮州会馆10楼的大堂也因此以廖宝珊的名字命名。 1971年，耗资200多万港币的潮州会馆大厦终于建成，并于4月29日邀请香港总督戴麟趾主持开幕。廖烈文说，当时建筑经费除香港乡耆硕彦、工商领袖踊跃捐资外，南洋各地乡亲也纷纷解囊赠款，大力襄助，方促成大厦竣工。廖烈文表示，潮州会馆大厦的落成，标志着当时香港数十万潮人终于建立起自己统一的同乡机构，象征着香港潮人与桑梓父老声气相通的团结互助精神，令许多海外潮人特别是香港潮人感慨万千，欣喜异常。从此，潮人在香港不但有了自己固定的会址，还拥有把空余楼房出租后的大笔可观收入。这些收入除了支付会务费用外，每年均有盈余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建立与廖烈文有直接的关系。香港媒体这样评论：“这也正反映了廖氏对潮州人事务影响力之大。” 1979年至1980年间，旅居港澳及东南亚的潮籍热心知名人士多次聚会，希望借着常规活动以加强潮团间的沟通。经多方联系酝酿，创办了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众所周知，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虽发祥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但第一届年会却是于1981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时任香港潮州总会主席的廖烈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备过程中，廖烈文就出钱出力，非常热心，以至实现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设想。 1981年11月19日，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香港的600余名潮人同乡代表，云集在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出席由香港潮州总会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当日整个会场车水马龙，群豪毕至，实为海外潮人史无前例的盛会。在这之后的连续4届年会——1983年第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泰国举行)、1985年第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马来西亚举行)、1987年第四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新加坡举行)、1989年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举行)，香港代表团团长均由廖烈文出任，这又成了海内外潮人圈中的一段佳话。廖烈文向来热心公益，真诚实干。德高望重的他兼任香港很多社会职务：曾任东华三院总理、香港潮州商会会长(现任该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国际潮团联谊年会首届主席(现任该会永远名誉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并为廖宝珊纪念书院创办人兼校董、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潮州会馆中学创办人兼校董。1975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及国际银行家协会资深会士，曾于1985-1990年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及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组成之首届选举委员会委员，于 2001年7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廖烈文旅居香港数十年仍念念不忘家乡。在家乡，他捐资兴建司马浦宝晖中学，规模很大，为众乡亲所称颂。廖烈文在用人上不反对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因为他认为关键还在“才”字上，只要有才，都可以一视同仁。廖烈文说，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向来敬重学者，重视教育的，无论亲戚，或是朋友、职员的子女，他都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也乐于帮助贫穷而学习刻苦的人完成学业。他特别强调：“出钱办教育是对社会最好的投资。”这是这位极富远见的企业家的肺腑之言。廖烈文遵循父亲的遗教，将廖氏创办的中英文书院改名为廖宝珊纪念书院，选聘学有成就的教师任教，扩充学校设备及校舍，使就学人数增至2000余人，并设奖 (助)学金，奖励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为社会培育人才创造了另一种途径。廖烈文亲任廖宝珊纪念书院督监。廖烈文从企业管理、用人到出巨资办学，设奖学金为社会培育众多人才，这说明他懂得商人虽取之于社会，但也应该用之于社会，为社会服务这个道理。他虽经商，却也为社会培育人才。对他自己来说，他自己5个子女，4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幼女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大儿子学法律，曾在英国当4年律师，后任美国著名摩根投资银行驻港总经理。次儿是名会计师，在英国服务于毕马域会计师行。长女服务于香港一个国际性麦坚士律师行，为执业律师。次女也学法律，服务于英国伦敦律师行。5个子女都能事业有成，令人可敬。这是廖烈文良好家教的成果，也说明他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有其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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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藏书为读书读书为兴趣

书房的小摆饰体现主人的品位。宽敞的书房。陈平原在书房。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著作三十种。 “等有空的时候再好好收拾吧。”这是采访中陈平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北京圆明园花园的陈家，目光所及，全都是书。一进门，就见他家客厅正中央，有两三个立方米那么大的一堆书。茶几上堆满了书，放不下一个杯子。长长的沙发上摞满了书，只余下一人勉强可坐的空间。记者特别请求陈老师，一定要坐在那个位置上拍一张“他在书丛中笑”的照片。陈平原大笑：“别人看了，会说这个家太不像话。” 家中并不是没有书柜，但再多的书柜也顶不住书增长的速度。这个48平米的大客厅，十多个书柜呈L字形沿着客厅一路排开，顶端因为太高，陈平原还专门设计了一排射灯，方便晚上找书。专门用来取书的梯子也是一定要有的。家里的藏书，都是陈平原和夏晓虹这对学者伉俪共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夏晓虹送给陈平原的一张明式卧榻，成了书榻，被堆得不留缝隙。一张黑檀的官帽式太师椅也不能幸免。夏老师在旁边抱怨：“每次收走，他又堆满，那些面板迟早会被他的书压坏。”陈平原就赔笑说：“等有时间再好好收拾吧。” 记者去的时候，陈平原正在满心欢喜地欣赏从潮州寄来的一批青花瓷笔筒。这是他自己设计，请在潮州老家开瓷厂的弟弟烧制的。笔筒上分别印有《西厢记》、《红拂记》、《牡丹亭》等陈平原从明清戏曲本子里挑出来的插图，配上自己书写的题诗。陈平原说，他打算拿这批笔筒作礼品，学生毕业时每人送一个，“提醒他们继续读书，不能把学业丢了。” 最有意思的是笔筒上印的陈、夏二人藏书章：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一本书翻开两边，头发长的那个是夏晓虹，“晓虹文化好一点，她看的是字，我读的是图。” 陈平原自己设计的明清戏曲插图笔筒。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扉页上印着陈平原、夏晓虹伉俪的藏书章。说多少册没有意义陈平原不知道自己家里究竟有多少书。“书不在多，真正的读书人是一本一本买下来，一本一本读，而且有用的。说多少册没有意义。”比如，他特别得意曾在旧书店买到1948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对别人来说这毫无意义，就是一个个的名字。但因为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很有用。” 买书完全是为了研究及个人兴趣，因此他家中并没有什么贵重的古版书。陈平原说，藏书人分为几种：为了读书而藏书，为了保留文化而藏书，为了增值而藏书，还有为了附庸风雅而藏书。他们夫妇显然属于第一类。陈平原翻开一本1930年北新书局出的毛边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夏晓虹父亲的藏书。“我爸爸也有一本，不过版本不同。”所以他们家里的书是由两位父亲的藏书，加上两个人的藏书组成的。陈平原的父亲是潮安农校的语文老师，酷爱读书。陈平原曾写过一段故事：有一次父亲去广州开会，因为钱都被他拿来买了书，不够买票，只好坐汽车到离家近的一个车站，背着书步行回家。家中藏的几柜图书对陈平原影响深远。“文革”年代，学校停学，图书馆关门，全靠父亲的藏书，陈平原才没有荒废宝贵的青年时光。有趣的是，当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成为北大王瑶先生的博士生时，才发现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等书家里全都有。他跟从的吴组缃、季镇淮、林庚等几位北大老先生在“文革”前出版的书，他父亲也都有收藏。父亲还藏有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等等。这些书他上山下乡在农村教书的时候都“囫囵吞枣”自学过。这种种奇妙的巧合，让陈平原感觉，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他走上这条学术道路，“这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当初爸爸肯定没想到他的孩子会来北大读书，会做文学史研究。” 唯一网购，拍到《国故论衡》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和夏晓虹一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各种旧书店、小书摊到处淘书。有一次，他们在海淀的中国书店看到沈兼士题写书名、邓广铭整理的周作人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4年版的毛边本，定价6.5元。“见到好书流离失所，忍不住就要买回来送朋友。”当时店里一共有10本，陈平原全部买下来，一一送给同人。这书的纸张有好有差，有一天突然发现，只剩一本了，恰好是比较差的纸。那时凭工作证，可以在中国书店的内部柜台选购民国旧书以及港台书。1987年，陈平原在中国书店花300元买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共十二册，400元抱回十册精装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那时他刚刚博士毕业，一个月工资也就一百来块钱。“以我当时的收入，这已经是‘下血本’了。” 陈平原唯一的一次“网购”经历，是花315元从孔夫子网拍得一本章太炎1910年在东京刊行的初版本《国故论衡》。平时从不网购，也不会操作的陈平原，听说此书拍卖后，委托孔夫子网的主持人，“不管多少钱，帮我一直加，一定买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书的价值，每次只加5块，结果没加几次就以315元的价格被他拿到了。香港的龙门书店等出版社1960、1970年代影印了很多民国旧书，如《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等，版权上是有问题的，但给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991年春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买了好多类似的“盗版书”。 “在绝大部分年代里，读书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陈平原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描述。不过，他认为，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读书，那样的“漫卷诗书喜欲狂”，才是读书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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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圣地华阳观到帐寻梦得梦中所见千年神树

高湖岩上重建千年华阳观。 “托梦”道长寻得千年神树在揭阳市高湖岩石紫峰山北麓，一处傍山而起的黄瓦建筑跃入眼帘，这就是粤东道教圣地———华阳观。溯源华阳观，竟远及千年。华阳观的前生是“高湖岩”，北宋时，福建莆田人落籍潮汕高湖村后创建。由于年久失修以及无节制的乱采乱伐等人为破坏，高湖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伤痕累累，原有的四座宫观坍塌殆尽。 2000年，高湖岩经登记成为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取名“华阳观”。住持张信光道长回忆初见华阳观时的情景，心情仍然沉重。随后，她开始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保护山体，一边修复重化岩、一边创建华阳观。最困难的时候，观里开支出现大额赤字，张道长从自家兄弟处借来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再加上百方信众的捐赠，开始负债植树造林、兴建宫宇。历经10年艰辛，现在的华阳观已建成灵霄宝殿、祖师殿(重化岩)、紫峰书院、观音阁。其中，灵霄宝殿内的“神物”更是大有来头。除了一般道观供奉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纯阳祖师神像外，在灵霄殿的右侧神台上，还敬奉着一段长8米、直径2米的枯木，树干粗壮，用红绸系住，神秘而威严；走近一看，神牌上写着“神树之莲位”。究竟是“何方神树”，要设台供奉？这还得从张道长的梦境说起。2004年，张道长开始寻找雕刻“玉皇金身”的木材。某个晚上，她梦见仙姑带着她向东方飞去，降落在宛若仙境的山头，仙姑示意她看前方两棵参天大树，然后会意一笑旋即消失。梦醒后，张道长开始了漫长的寻树历程。一年后，经过前后20多次的寻找，张道长终于在武夷山发现与梦境所见完全相同的两棵大树，其中一棵为枯死的红豆杉，也就是如今殿堂上所供奉的那段“神树”。张道长说，找到这株红豆杉时，树皮已在12年前被剥，后经专家一测算，树龄竟达1900年。“华阳观能拥有这样珍贵的木材刻制神像，是一种因缘。” 出灵霄殿，沿着山中曲径回廊攀登，转弯处即是祖师殿，这座由重化岩扩建而成的宫殿，前设殿、后倚洞，洞殿融为一体，旧时高湖岩的神韵犹存；过石门，入观音阁，洞壁冰凉，烛光幢幢，脸前的菩萨低眉，人心生出一种安定；别观音阁，往上攀登，置身于嶙峋怪石之中，想象每块山石、每口洞穴的故事，从“犀牛望月”、“大象制牛”、“五彩神兔”到“洞天胜境”，“山藏仙风、石存道骨”的说法有了印证。张道长告诉笔者，未来紫峰景区资源将被整合利用，将华阳观一带建成一个大型精品旅游区———华阳观公园、山顶观光区，市民空闲时可上山观光、游玩，领略道教圣地的天然风光。突然想起祖师殿殿柱上那副柱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纵览华阳观的前世今生，生命纹理始终只有一条：道法自然。千年之前是如此，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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