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国宝级大学者饶宗颐：做到求是求真求正
编者按：
若论及当今中国的国宝级大学者，饶宗颐先生当首屈一指。在文化界，饶公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曾与钱钟书先生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先生并称“南饶北季”。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诸多文化领域都有卓著的贡献，堪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有人说，有了饶宗颐先生，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其实，饶宗颐先生又何止是香港及南中国的骄傲，他的存在，诚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2010年12月8日，本刊记者走进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采访饶先生并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向先生求教。93岁的饶公吐字清晰，思路明确，对中国文化有着娴熟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让我们听饶先生娓娓道来。 弘扬中国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尤其是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我们不要天人互害，而是要天人互益，这比天人合一要更加重要。
记者：饶公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儒风大家》是一本高端人文杂志，季羡林季老在世时曾为我们题词“传承经典，经世致用”，这是季老生前对我们杂志的殷切期待。
饶公：季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为你们题的“传承经典，经世致用”，我很赞成。在具体落实上，我也送你们几个字，做杂志，弘扬中国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尤其是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文天祥被蒙古人抓到以后，不屈不挠，坚信天地之间有正气，可悲可泣更可敬。《易经》本身也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
记者：您与季老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学术大师，两位文化老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面旗帜。
饶公：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同一天去世，我很怀念他们。尤其是季老，我们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是相通的，可谓惺惺相惜。季老性情笃实敦厚，他是最早写文章向内地学术界推荐我的人。1993年，我们还一起创办了《华学》杂志，一起传播汉学。季老在世时，我曾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他当时还很精神。他去世之后，家里人怕我伤心，想过两天再告诉我，让我慢慢地接受。没想到温家宝总理这么关心我，他当天赶到医院送别季老之后，就马上让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节哀，并要我保重身体。季老、任老不在了，我很难过；温总理关心我，我很感激，很欣慰。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父亲饶锷先生同样是一位著名学者。我们能不能说，您的父亲在您最初走进学问殿堂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家学渊源为您最初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饶公：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做学问的这个基础，家学对我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于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小的时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中，我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都是有帮助的。我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甚至是吞没了我自己。虽然搞学问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记者：在家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您自身的不懈努力，您的学问逐步扩大，所以才成为今天的硕学大儒。
饶公：我一辈子都在做学问，什么是学问？简而言之，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我说，学问就是最高的财产。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做学问的一大特点就是敢于否定自我，是不是这样呢？
饶公：我的治学特点，突出的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季老曾说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问题，他的这句话我是赞同的，他对我非常了解。第二就是耐得住寂寞。做学问很辛苦的，要长期积累，不可一蹴而就。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我发表的《郭子奇年谱》，写完之后，我把它存放了50年才发表。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说的，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不断进行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
记者：所以做学问就是您最为看重的事情了。很庆幸的是，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便是将儒家思想的优秀成果应用于当代社会。您如何看待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应用？
饶公：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家也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也放在里头了。我们现在正在做新《儒藏》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的好朋友汤一介先生来负责的，我是他们的顾问。《儒藏》的编撰工作意义重大，在保留儒家文化上做出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也是一位大学者，他曾留学美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学术贡献巨大。现在的中国，受到佛教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古代的咒语，就是佛家的东西。
英国的汤恩比博士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我是同意他的这句话的。作为一个英国人，汤恩比这样讲话，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而在海上，其实还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时间上来看，海上的“丝绸之路”或许会更早。我说这些，都是从考据的角度讲的，我们讲究考据，主张让事实来说话。
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伟大的，她具有包容的精神和宽容的胸襟。我们的民族，历来重视德、礼、乐，这些都是儒家的东西，值得大力提倡，大力弘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的来源。
记者：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举办了一次关于儒茶的沙龙活动。
饶公：在我看来，茶、瓷器和玉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要素的重要构成。对于茶，我倒没有什么挑剔的，什么茶都可以，每天从早喝到晚。西方人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爱喝茶。咖啡是刺激性的东西，属于冲动文化；而茶是冷静的、理性的，属于和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茶文化，讲究的就是一个“定”字。什么是“定”呢？“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心里面干净、安宁，才能实现心“定”。
记者：刚才您引用了汤恩比的话，他提到了大乘佛教。刚才我们在饶宗颐学术馆的楼下，发现了您的题词“慈、悲、喜、舍”，这也是佛教里面的概念吧？
饶公：是的。慈悲喜舍，都是《阿含经》到大乘诸经中反复倡导的精神。慈、悲、喜、舍的无限扩大、无限深化，称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名曰“四无量心”，或称“四梵住”，就是四种清净无染的心。
记者：您的诗作“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流传广泛，令我们后人深思。
饶公：我是弹古琴的。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做了两句诗。“万古不磨”,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中流”,在水的中央,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这就是要我们保持一种自在的心,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赞赏的地方，是哪一点？
饶公：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隐”，这是很了不起的。外国人就不具备这一点，他们就是不能“隐”，有了分歧和争端就要打仗。我们中国人讲究情理法，有了问题可以坐下来商量，先讲人情，这个很好，不打仗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中国也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就是讲究包容，讲究在一起存在并实现一种平衡。
记者：当今的人们，面临着许多的社会问题。人类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悲剧。对于人类的未来，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饶公：长期以来，人类自己都在不断制造各种仇恨，各种恐怖。我们总是认为自身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其他星球去，最终必然是自己毁灭自己。最后人类可能又要回到侏罗纪，回到恐龙时代。所以，从我们古人的文化里寻求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要天人互害，而是要天人互益，这比天人合一要更加重要。我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 而是要展开“大作为”,或许就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了。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生于广东潮州，字固庵，号选堂。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领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曾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任职教授。1973年返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饶公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物，壮年由中国史扩大至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是的研究，晚近则又转向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经出版论著50余部，学术论文400余篇。根据饶公自己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等八大门类。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长起来的大学者。饶宗颐家学渊源深厚，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身为长子，自幼秉承家学、饱览群书，接受家庭传统教育。家中的天啸楼是当时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以万计。虽然饶宗颐并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多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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