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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的特殊“香港情结”

谈及从前潮汕人对香港的向往，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其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还很落后，改革刚刚起步，深圳尚处开放之初，而香港已经十分发达，是闻名世界的国际金融、商务和物流中心，香港经济规模、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其二，潮汕人喜欢经商，香港有几十万潮汕人，潮汕距香港较近，因为人脉和地脉关系，潮汕人易从香港获得商品和信息来源。因此香港对于从前潮汕人的吸引力非同小可。记得上世纪80年代，每逢过年前后，街边有很多专卖年画、挂历和挂图的小贩，这些图片上往往印有香港风光。虽然当时自己只是一个小学生，看多了这类东西，香港风光却很熟悉，尖沙咀、九龙、新界之类的地名，都可以熟悉地叫出。一些香港著名大楼在图片中的样子，至今仍能清晰忆起。那时，港片，特别是香港功夫片风靡潮汕大地。当时的饶平县城黄冈镇有一座红星电影院，每当新推出一部香港功夫片，往往观众如潮，座无虚席，大家只要听说是香港功夫片就认为值得一看了。港片之外，香港流行音乐风靡多年。尽管当时很多潮汕人不会讲粤语，在街头巷尾，却经常听到人们口哼几句粤语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曲、《大地恩情》主题曲，都是人们喜欢唱的粤语歌。上世纪80年代，香港对于潮汕人来说，犹如人间天堂一样神秘、美妙，充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大量商品经由香港流入潮汕，如果人们看到商品印有“香港制造”的字样，就会充满信任感。虽然香港距离潮汕不远，但当时交通落后，加上签证不易，倒少听说周围的潮汕人到香港的。如果某人到香港一趟，其他人就非常羡慕。等他回来，周围会围着一群人，七嘴八舌想从他口中打听出更多新鲜、好玩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飞速发展，与香港的差异越来越小，但香港依然是潮汕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人们依然喜欢去香港观光旅游。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到香港旅游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陈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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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说,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 1926年12月,方汉奇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林启和外公林松坚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母亲曾是鲁迅的学生。幼时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适逢乱世的外界环境,使得方汉奇十分关心时局。上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学者的书房里发现了十几种报纸,那锋利的文笔和充溢的爱国激情对他触动很大,“邹韬奋、范长江、彭子冈、浦熙修、萧乾这些名记者,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从此,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当时出版的各类报刊和名记者的报道,并对记者这一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6年,方汉奇在上海考大学,“我报了5个大学,全是有新闻系的,三个志愿也清一色填报新闻系。宁可考不上,也不考虑别的专业。”但是,由于数理化成绩不好,总分太低,几所名牌大学都落选了,最后,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夙愿既偿,他全身心投入了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学习之余,他继续收集报纸,上大二时,他还把苦心搜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了个报纸展览。伴随着集报活动的开展,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引起了系主任马荫良先生的注意。 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已调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慧眼识珠,邀请方汉奇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感于师恩,应邀而往,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2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申报》停刊,一干就是三年。“我那时住在图书馆,白天晚上都与这些旧报为伴。新闻是历史的记录,通过这些报纸我好像把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对我后来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辈子受用。” “真没想到,我的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老先生感慨地笑了。  “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我没闲着” 1953年8月,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到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没米下锅啊,要找米!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他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野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倒好,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 “经过三五年这样的积累后,讲课算是上正轨了,可是政治运动又开始了。”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在反右倾、反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中,人大新闻系也开展了“学术批判”运动,方汉奇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渊源的观点,被视为阶级立场问题，成了批判对象之一。十年浩劫中,方汉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大小批斗会,然后当小工、打扫厕所。没有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他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当黑帮,挨批斗,晚上回来还猫在冰冷的小屋里坚持读书。别的书不让看,就啃《资治通鉴》,照样做卡片,甚至连《小学生字典》都反复研读,“平日里有些恍恍惚惚的字认不准,字典帮了我这个忙。”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方汉奇不仅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他说:“我不怕坐冷板凳。范文澜常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董仲舒曾经做到的‘三年不窥园’,都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有的思想准备。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应该说,我没闲着。” “《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报纸”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方汉奇重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他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中。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进奏院状》是北大历史系向达教授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先发现的,它是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后来,他在《唐代文化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进奏院状》,但是没有展开。” 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孙文芳在新华社当记者,在伦敦常驻,我就委托他替我到不列颠图书馆查《进奏院状》,他誊录后还替我给原件照了相,现在新闻史课本里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他当年拍的。” 得到这份“进奏院状”的誊录件后,方汉奇不避繁难,开始了逐字逐行的疏证、辨析。“进奏院和邸是个什么关系?进奏官和邸吏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朝报、邸钞、阁钞、杂报、状报、除目、京报等是古人对封建官报的异称?” 就这样,他一个一个问题地深入探讨,一路溯源而上地苦苦追寻,条分缕析,层层剥笋,终于使缠绕着《进奏院状》的一个个疑窦渐次消弥。经过严密的考证,方汉奇推出了自己的结论:现藏不列颠图书馆的这份《进奏院状》,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同时也是现存的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样一个命题,而且订正了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否定别人也许不难,否定权威则太不容易。关于这一点,方汉奇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做学问要有胡适‘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要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新闻史中的人物也好,报刊也好,事件也好,在叙述和评价时,都应该力争作到实事求是。作到一切都有根据,作到‘言必有徵,无徵不信’。” “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从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算起,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开展70余年了,而推动新闻史学发展,使之成为当代公认的重要学科,离不开方汉奇的努力。人们爱戴这位学长,不仅因为他有着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更有着谦虚平和的高尚修养,奖掖后进的人格魅力。 “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方汉奇曾三次登门劝说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尹韵公读博士。1985年,还在攻读新闻学硕士的尹韵公只身沿着1935年范长江撰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的路线进行考察,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在新闻史学界长期形成的认为范长江的这次采访是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准备的错误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尹韵公在历史学方面的才华引起了方汉奇的注意,在他即将毕业的时候,方汉奇三次前往其宿舍鼓励他继续深造。忆及这段往事,方汉奇说:“当时愿意念新闻学博士的人,有这方面追求的人,还不多。我觉得他脑子比较活跃,思想敏锐,能发现问题,具备做学问的这一条件,所以我就三番五次动员他继续读下去。果然他后来很有创见。” 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方汉奇也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为了表彰方汉奇对新闻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汉奇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人们赞扬他和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两座高峰”,他却不这么认为:“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做了一点后续的工作。一个学科需要有历史的传承,我只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个小链条。” “新闻工作者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和大多数学者古色古香的书房有些不同,方汉奇的书桌上竟然摆着两台电脑,一部台式机,还有一部笔记本。别小看这两台机器,它们可是方汉奇工作的好帮手。说起当年学电脑的经历,方汉奇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很可能是人大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里最早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一个。“我是1996年开始用电脑,刚开始是让学生把最简单的操作程序写在本子上,我自己用‘一指禅’照着练习。1998年我开始上网了,上网以后,才知道网上的世界很精彩,所以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谈起互联网的妙处,方汉奇兴奋不已,他说自己每天都要浏览人民、新华、新浪等网站,也少不了光顾一下Google和百度。“我到网上去看新闻,主要是希望扩大一些信息量,捕捉媒体上没有报道的或者漏报的一些信息。网络是全天候的,可以24小时沟通,还可以互动,这些优点都是平面媒体没有的。” 如今,方汉奇先生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激情和活力,每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连大年初一也不肯休息。他说:“教师是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职业。现在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书看不过来,报纸看不过来,杂志看不过来。我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除了看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籍和历史文献资料之外,还要看近十种报纸杂志,同时还要听广播、看电视、上网、收发手机短信和彩信。” “什么?您还会发彩信?”这可又让我吃了一惊。 “对呀。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人物小传  丁聪所作的方汉奇素描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新闻系。1950年至1953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组馆员,同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至今。方汉奇在高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近55年。1979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4年起与王中、甘惜分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6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方汉奇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方汉奇文集》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等。先后发表《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等学术论文140余篇。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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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祥麟：石油人的骄傲与象征

93岁的侯祥麟，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在我国科技界，特别是在石油石化系统，他就是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是我国科学家、石油人的骄傲与象征。带着对这样一位长者、功臣的崇敬之情，记者走近了侯祥麟。毕生梦想就是祖国强盛采访中，中石油集团的一位领导干部满怀深情介绍了侯祥麟“六老”的由来： “老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刚刚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的侯祥麟，满腔热血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面见蒋介石，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老党员”。1938年，在全民抗日救亡的烽火中，侯祥麟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他的心中确立了一生都没有改变的政治目标：“我是共产党员，首先要服从党的安排，这就是我的使命”； “老海归派”。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赴美留学6年的侯祥麟博士，冲破阻力，带着用积蓄购买的十几箱科技书刊资料，从洛杉矶乘坐挪威货船，漂流一个多月，终于回到祖国，投入到燃料化工教学中； “老科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侯祥麟成为第一批技术科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第二年参加国务院《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石油工业内容的编制，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投身于石油战略研究的征程，1994年他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老领导”。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对领导人才求贤若渴，时年66岁的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部副部长。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石油、并让中国石油走向世界的战役中，他留下了精彩的历史篇章； “老黄牛”。侯祥麟院士一生志在奋力耕耘，至今还在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能源问题夙兴夜寐、殚精竭虑。有关“六老”的描述，或许只是这位“红色科学家”璀璨人生的粗线条。然而，循着侯祥麟这70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石油科技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有着怎样艰辛的探索，祖国的强盛又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何等重要位置。 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紫荆》杂志特约院士们题词，侯祥麟欣然写下“毕生梦想终成真”7个大字。这7个字一语双关：祖国的强大、赤子的宏愿，如今终成现实了。他曾说过：“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而感到骄傲。” 毕生使命就是贡献祖国回首自己的沧桑人生，耄耋之年的侯祥麟院士心平似水，衷肠依旧，他坦诚而言“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历史的节奏有着起伏跌宕，社会的发展也曾有过浅滩泥淖。在那艰难岁月，侯祥麟和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最尴尬的时刻，自己遭受批判诬陷不说，还开上电瓶车送起了材料；最艰难的时刻，一家大小去了干校，夫人死里逃生，两个女儿都病得不轻；最痛苦的时刻，和他交情至深、颇有爱国之心的一位“海归派”，一家三口自绝于世，悲惨而亡。没有谁能忘却那无情的岁月，而对于一位胸怀睿智、情系中华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祖国母亲从呻吟中转来，伸出她那温暖的臂膀时，侯祥麟院士没有丝毫的倦意、彷徨，反以只争朝夕的步伐乘势而上，去抚慰母亲的笑脸，迎接科学的春天。在侯祥麟院士的身上，有着很强的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让步。他曾直言“我个人在历史上只是个过渡人物”，“要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这就是我的使命”。原石油部部长王涛深情地评价侯祥麟是“中国爱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在中国石油界最终进入世界石油大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其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非凡的国际交往能力。成立于1933年的世界石油大会，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石油科技交流的平台。侯祥麟院士深谋远虑，他认为中国石油要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进入这个战略平台。但是，1979年以前，该组织成员国中有所谓“台湾国家委员会”。侯祥麟运筹帷幄，通过灵活方式，把石油大会的高层人士请到中国来，历经艰苦的工作，最终达成共识。当年9月，第十届世界石油大会上，中国提出申请入会，该组织通过决议，承认我国家委员会为中国惟一合法的国家委员会，并接纳我为常任理事会成员。 1997年，第十五届石油大会在我国召开，被誉为历届大会中办得最好的一次“奥林匹克”盛会。当时，我国有七八百名代表入会，与各国的代表、世秋佳节?    93岁的侯祥麟，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在我国科技界，特别是在石油石化系统，他就是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是我国科学家、石油人的骄傲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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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红头船”的往昔今朝

提起潮汕华侨，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红头船”。 “红头船”指清代潮州与南洋(东南亚一带)航运远洋船队所用帆船，这些船因船头油刷朱红色而得名。昔日潮汕人乘坐红头船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在陌生的国度繁衍生息，艰苦创业。今日它承载着满满思乡情，成为华侨同祖国联系的亲情纽带。红头船公园位于韩江支流外砂河北岸，占地面积3.04公顷。这里的“红头船”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船形石雕，由平台和船体两部分组成，船体底部长40.8米、宽10米，分船头、船身、船尾三部分，巍峨的船头高达7.8米，高耸的桅杆长达28米，游人可沿石级登上“甲板”眺望远处风光。当年潮汕人移居海外创业，出洋所乘红头船是一种高桅杆的大型木帆船，船头油漆成红色，并画上两颗大眼睛，浮在水面像一条大鱼。红头船可容数百人，载货几百吨，每年9、10月间，乘东北信风出发，遇上好风，四帆如飞，顺风一个半月即可抵达暹逻(泰国)。 16日记者在采访时偶遇来自泰国的潮籍侨胞陈忠强老先生，其父辈年轻时即远赴泰国谋生，后在当地定居。陈老先生此次带着后辈们回乡探亲，听说有个红头船公园，便要带他们去参观，他说，不仅仅是缅怀先人，更多的是告诉后辈当年先人那种冒险出海、拼搏、不折不挠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够传承这种精神，牢记家乡情。位于汕头东里镇的樟林古港旧址，是红头船的启航圣地，潮汕先民都从这里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侨居、经商，是清代潮汕通往海内外的“海上门户”。清代康熙年间，朝廷初弛海禁，商民集资造船出海，第一艘红头船出海就从樟林港驶出。后来潮籍先民一批又一批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打拼谋生。潮汕自宋元以来，已开辟与南洋西洋之间商旅往来的海上通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一系。清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汕头樟林港更加繁忙起来，到雍正时已是千樯云集，有“海上闹圩”、“通洋总汇”之称。史料记载，从道光二年至咸丰八年(1822—1858)的36年间，旅居暹罗(泰国)的华人从4万多人增至150多万人。其中五分之三即88万多人为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出洋的潮人。红头船的航海营运，大大活跃与繁荣了潮汕经济。嘉庆《澄海县志》说，每年广东“通省税额征银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有奇，澄海以弹丸黑子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洵濒海一大都会也。”同时，红头船还为广大侨眷带来了大批侨汇，富了侨乡。记者电话采访马来西亚潮籍乡亲的学者马焯麟，他是潮籍华侨第二代，作为一名教授，他走遍潮汕很多地区，长期研究潮汕文化。马焯麟告诉记者，虽然回家乡很多次，但每次他的感受都很强烈，既赞叹于家乡的华侨文化，又钦佩家乡父老的勇敢。经过十多年的考察、积累，他收集关于潮汕文化的近10万字资料，争取出版，把潮汕文化更好地展示在世界舞台上。马焯麟说，红头船是潮汕华侨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不仅是潮汕华侨文化精神的缩影，更是反映中国华侨文化精神历史的“博物馆”，它充分体现了华侨勇于探索、开放、包容的精神，及华侨心系家乡的深厚情感。他希望昔日海内外交流的桥梁、今日承载着满满思乡情的“红头船”华侨文化，能得到更好的展现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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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雄:以文化带动商业的巴黎潮籍区长

2012年是陈文雄就任法国巴黎十三区副区长的第三年。陈文雄当年的参选在华人世界是一件十分轰动的事，除了显示法国政坛重视华人外，另一个重大意义便是原本对法国政治冷漠，从不投票的华人选民，因为陈文雄的参选而提高了投票率，主流社会便不能忽视这股新生力量，从而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法国第一位华裔副区长，陈文雄在上任之后积极推动中法文化的交流。今年的5月4日下午，在十三区区政府的大厅，巴黎十三区区政府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合作伙伴这两个机构在双方主要负责人及媒体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表明两个机构将正式成为合作伙伴，成为推广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最有力的平台，双方将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共同促进中法文化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以及发展。中法交流从“茶”做起祖籍广东普宁，出生于茶叶世家的陈文雄，有着潮汕人对茶的浓厚感情和以及对茶文化的深刻了解。1975年，陈文雄随父母移民到法国，在巴黎第一大学获得硕士文凭后，又到美国进修多年。在父亲的影响下以及凭借自身在经济领域的造诣，陈文雄将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1992年，他从父亲手上接过产业，继续在茶叶领域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陈文雄在当地开设了多家茶苑，因此结交了许多社会主流领域的朋友；同时也以茶为媒介，将中华文化更深层地传播到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被誉为新一代“茶王”。陈文雄还在2004年举办了"茶文化周"，邀请法国电视台共襄盛举，他总是乐于与法国人谈茶、论茶、喝茶。可以说，“茶”是陈文雄在法国推广中华文化的第一块里程碑。在茶文化传播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得陈文雄信心倍增。在他就任十三区副区长的期间，他将中医、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行传播，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他还计划每年带法国的官员来中国看看。2010世博会期间，他就曾跟随巴黎十三区区长赴上海；去年10月，他和10多名法国市长访问了北京，其中90%的市长是首次到中国。法国主流社会和华裔社会的思考方式大不相同，需要相互理解的地方很多。通过邀请参观访问的方式，可以有效促成中法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筑起一座宏伟的大桥。以文化带动商业发展在经管方面以及社交方面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也为他的施政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上任后，积极解决商铺的占道问题，致力于改造十三区目前的形象。在法国“周日营业”这个问题上，他多次与十三区的区商家代表们召开座谈会。他认为区政府除了审批商家举行特别消费日活动之外，还要将十三区申批为旅游街区或特别消费区域，这样，所有商家周日营业的问题将得到解决。陈文雄还认为，华裔的存在是十三区人文特色的写照，以文化带动商业发展则是十三区的经济特色，如何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是推进十三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计划推出更多有大众基础的文化活动来带动商业的活跃。打造旅游品牌，让十三区的人文特色也成为经济特色，推动其可持续发展。进而也做好将十三区申报为旅游街区的准备工作。陈文雄还有了更高的理想，他希望能在巴黎十三区内打造一个最具中华特色的新唐人街，让十三区真正地成为华人发展的载体。并且他计划在十三区新建一个大学城，在所有学校推行中文教育；并利用人才优势把一些大中型企业吸引到十三区，届时这里将成为巴黎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也让中国文化在十三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陈文雄作为一位商人、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化传播者，他不仅提升了华人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认同和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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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尽情吃喝的美妙人生

见到“美食家”蔡澜先生是在北京柏悦酒店63层的咖啡厅。老远走过来一位肩宽身广的高大银发老人，他就是已年届七旬的蔡澜先生。正如他在书封插图中描绘自己一样，眼睛细细的，笑起来像是狐狸；两颊略带红晕，似是一直吃得很满足的样子。蔡澜这次来京，起因是在三联出了一套他的自选集，书中多为在香港的专栏文字，配以插图，美文美食同飨读者。记者问他：“听说你书里的画像全都是好朋友苏美璐所画，好像把你画成一个随时醉醺醺的酒鬼，你不怕影响形象？”蔡先生答曰：“不会。吃喝都是高兴的事，当然要画得高高兴兴。”遂想起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人生不过吃吃喝喝。” 蔡澜解释，他花了半辈子研究人生的意义，答案还是吃吃喝喝。就那么简单，那么基本。简单和基本最美丽，读了很多哲学家和大文豪传记，结论都是如此——“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就一直往快乐这个方面去追求。很多大学做了很多研究，全世界的结论是：最好的人生就是尽量地吃吃喝喝。”“其实说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态度，人活着就要享受人生。” 　　“蔡澜推荐”餐馆蔡澜有一个好奇的胃，可谓吃遍天下美食。在香港，蔡澜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翻开报纸，就会读到他的文字，简短而清新，美食、旅游、电影、人生，声色犬马，无所不谈。走进街角一家普普通通的茶餐厅，不经意间发现，墙上的菜单旁边标有“蔡澜推荐”。但蔡澜却并不喜欢“家”这个词。“太严肃了。”他宁可人家叫他“爱吃人”。问他什么是爱吃人？他答：“比如香港有一百家卖云吞面的店，你知道其中几家是好吃的。但朋友和你说在很远的地方开了第一百零一家，你去不去？去就是爱吃人，是一种自在、好奇的态度。” 面对香港随处可见的“蔡澜推荐”餐馆，有人问他如何分辨。蔡澜毫不避讳“朋友多了，有些是友情推荐，盛情难却”。“你要留心看我的笑容，照片上不笑，表示这家饭馆很难吃；我的笑容越大，表示我是对这家的菜越喜欢。” 当美食家不但要会吃，还要会做。就像蔡澜早年做电影，看影评人信手拈来、不懂装懂便不以为然，说不中关键，如何指导电影和观众？人人都知道蔡澜好吃，却不专吃贵，王宫贵府他吃，大街小巷他也钻。“好吃的不一定要贵，吃得舒服才最重要。”这次来北京，他就想去“西三环一家卤煮店”。他最拿手的名菜人尽皆知——豆芽炒豆腐皮：“我可以把这道菜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做菜也有一手。”问及烹饪秘诀，答得简单铿锵，四个字：“要用猪油。”“上海菜也好，苏帮菜也罢，说实话早就不是以前的味道了，特别是一些需要浓油赤酱的菜，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温润。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人为了健康舍弃了猪油。要细究起来，猪油的胆固醇含量，还没有鸡蛋高。为什么大家对鸡蛋却一点不排斥呢？更何况，为美食是一定要牺牲一点健康的。” 这样的态度虽然没变，但尝遍美食的蔡澜最近的口味却越来越清淡、简单，如今吃的境界对于蔡澜来说成了一种灯火阑珊处回转身的“百吃不厌”。“口味跟我的心境，大有关系。”他写道，“我目下的心境，是安详，淡然。有得玩就玩，有得吃便吃。什么也试一点点……把最好的东西都试足了，你就回不了头。还有些东西，人家称为极品。到我尝试时，却发觉不外如是，也就不再引起我的食欲。那么，我就会回到自己百吃不厌的东西上。什么是我心目中的永恒？比如‘豆芽炒豆干’，还有‘日本银鱼饭而已’。鱼饭真是人间美味，做法也极简单。买那湿湿的日本银鱼，抓一把放在碗底，盛上热腾腾的白米饭，然后切点葱花，淋上酱油。哗，那样美味法，真的是很难形容。” 　　守时守约情意男蔡澜和金庸、黄霑、倪匡并称“香港四大风流才子”。倪匡说：“如果我死了，蔡澜是第一个来凭吊我的人。”蔡澜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骨子里却是个极重情谊和朋友的“传统人”，要懂得这一面的他，还得说说他成为美食家的起因。蔡澜不重名，但最初决心做美食专栏作家，却是朝成名而去的。当年蔡澜带着父母在香港吃饭，却每次都遭遇态度恶劣并且菜品糟糕的店家。“父母吃得不高兴。所以那时候我想，我要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蔡澜说名利重要，自己写作美食专栏的初衷不过是想要个“美食家”的名头，以后带着父母进饭馆的时候好被店家重视，当做贵客小心招待。“可是当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一直跟年轻人说，孝敬父母要趁早。”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与邵逸夫关系很密切，电影是蔡澜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的作料。1963年，蔡澜定居香港，从此一头扎进电影世界，做了40年监制。“如果说全世界看华人电影最全的是邵逸夫，那看中外电影最全的可能就是我了。” 蔡澜说，1963年回港后，他一直任职邵氏、嘉禾等东南亚最大制片厂的电影监制，监制的电影有《龙兄虎弟》、《城市猎人》、《霹雳火》、《重案组》等，与成龙成了好朋友。但后来，他毅然离开耕耘40年的领域，才开始在专栏写文章。这些文章一部分是人生小文，另一种就是美食文章。大器晚成，却一朝成名。蔡澜说自己不喜欢电影的工作方式。电影是一群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把这部电影说成是某某人的作品就将其他人的贡献全抹杀掉了，“我认为不大公平。写书就是我一个人的，没有其他人会影响到我的思考。”“干了40年的电影工作，现在看来，什么感觉？”“不喜欢。”“不喜欢在哪里？”“很辛苦啊。做电影是从筹钱、选演员、和导演沟通、安排影院上映都要做的事，电影下了还要负责去收钱。一开始我还考虑艺术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做电影和艺术无关。我要考虑的就是能不能收回钱，压力很大。不是我喜欢做的事。”他和成龙合作最多。“干了40年放弃，不后悔不可惜吗？”“那是一份工作。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做就做了。”依旧是蔡式潇洒。“那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呢？要坚持40年那么久。”“其实自己对做电影不时觉得累。老搭档何冠昌去世，就决定离开了。” ——蔡澜重朋友重情谊，老友去世，他对电影的一份责任便了了。蔡澜重情义，还体现在男女问题上。蔡澜做TVB节目《蔡澜叹世界》时，每每有美女两三环绕身边，羡煞旁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有“带李嘉欣泡温泉”的福气？蔡澜文章也从不避讳自己反对“一夫一妻”制度，认为“花心是男人的本性”。但他却和妻子结婚三十余年，不生小孩，生活美满。蔡澜曾写：“没有一个母亲喜欢把儿子抢走的女人，婆媳关系的恶化，是最令男人头疼的事，争吵起来，男人像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知道了这个规则，更应该把选老婆的责任交给母亲。从此，天下太平。”遂问他：“你这么说，那你的夫人就是母亲选的？”答曰：“是。”追问：“现在年轻人都崇尚爱情自由，你是个与时俱进的人，怎么反着来？”答：“当然也要自己喜欢。”再问：“男人花心，你如何保持婚姻多年？”蔡澜缓缓答道：“当然了。你是个男人，承诺了要照顾对方一辈子，就要做到。虽然一夫一妻制我反对，但父辈教我的就是这样，要守时要守约。”“不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不会不开心的。你想，你可以做到对一个人守时，对一个人守承诺，那是很快乐的事。就像你做一件事，做到本身就很快乐。这是你相信自己的部分。这是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对半分”的生意人以吃喝玩乐而扬名国际，是蔡澜的一大特点，他兼电影人、作家、旅行家、商家、书法家、美食家于一身，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还是茶商、美食坊老板、零食酱料调制师傅、杂货店主、药材推销商、专栏作家、嘉禾电影公司副总裁、广告明星、题字名家……但他的名片上却只印着“蔡澜旅游公司”，每年专门带团到各地觅食。“你这样带着人吃吃喝喝，能赚钱吗？”“当然。”“写专栏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事？”“因为我的花销很大。文人说钱不重要，当今已是迂腐。钱是必要的，只是别把钱看成奴隶。花得漂亮才好。”“你的旅游公司规模大吗？”“不大，我一向精简，除了我只有四个人。”“既然赚钱为什么不扩大？”“我不是追求金钱的人。我赚钱只是为了花。”“你不是在文章里说自己觉得做生意很有趣吗？”“是很有趣。但我也发觉我经商的天分不够，所以勤奋做到自己能做的就行了。”“怎么个不够法？”“不够狠。”“没法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别人？”“是。比如我每单生意如果和人家合作，钱财一定对半分。试问哪个为赚钱做生意的人会这样做。我做生意，有透明度，各自应赚多少是多少。” 蔡澜曾说，自己走过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遍访了世界各地的美食，正因为这样，自己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是好吃又健康的食物？那是母亲做给自己的东西，“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就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就这么简单。当你走过很多地方之后，自己还是回来吃妈妈煮的菜，因为那是你从小吃惯的食物。” 说到底，蔡澜的人生无论哪一样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而这吃喝玩乐，不过是他重情义、负责任的人生外，散发出来的一份智慧、潇洒和豁达。蔡澜简介著名美食家、电影人、作家、主持人。广东潮州人，1941年8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通晓潮州话、英语、粤语、普通话、日语、法语，曾留学日本，在香港发展事业，担任电影制片人、电影监制、专栏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商人，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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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际遇：博学鸿才真奇士

那是一个可以造就通才的年代。黄子卿是物理化学家，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广东梅县人。1941年，黄子卿任教西南联大，患上疟疾，穷困潦倒，不得已卖衣、书以购药，他曾为此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 与黄子卿相比，黄际遇更是才情四溢。记者往中山大学采访时，不少学者教授仍念念不忘黄际遇的名士风范，认为其在现代岭南人物中值得一书。记者在中山大学求学时，语言学老师黄家教是黄际遇哲嗣。黄家教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高足，讲学深受学生喜爱，但他有一次感叹自己学问不及老师王力，随后又加一句：“比我父亲就更差了！”记者获知，黄际遇的后人在家乡成立了“黄际遇先生纪念室”，由饶宗颐先生题词。《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最近也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岭南才子学贯中西黄际遇，字任初，号畴庵，1885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城（今汕头市澄海区）。黄家系澄海望族，黄际遇少从家学，读书过目成诵，人称神童。1898年，年仅13岁的黄际遇参加童子试，中试为县学生员，是同科诸生中最年幼者。当时广东学政张百熙对他非常器重喜爱，特赠《后汉书》一部。黄际遇爱不释手，直至晚年著文，仍喜用《后汉书》文词典故。 1903年，黄际遇由广东省官派日本留学，于宏文学校普通科毕业后，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专攻数学，为著名数学家林鹤一博士高足。后来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也出自林鹤一门下。留日期间，他加入同盟会，与陈衡恪、黄侃交往甚密，并与黄侃共同问学避居日本的章太炎，治骈文、小学，兴趣甚浓。 1910年，黄际遇学成回国，受聘到天津高等工学堂任教。这一年他进京殿试，中格致科举人。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学区，每学区统一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招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学生，分设国文、英语、史地、数理等部，专门培养新学师资。华中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于1913年成立，始招预科，第二年开办本科数理部、英语部。黄际遇于1915年应聘任武昌高师教授，教数学、物理等课程，兼数理部主任。 1920年底，黄际遇受教育部委派，到美国考察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1922年获科学硕士学位。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称黄际遇“澄海寓邸门上有横匾大书‘硕士第’”，看来他重视这洋硕士学位甚于举人。在武昌高师的催促下，黄际遇于当年10月仍然回校工作。1923年武昌高师改武昌师范大学，原设四部改分为八系，黄际遇任新成立的数学系主任。在开封、青岛的逸闻趣事黄际遇一生在开封中州大学和山东青岛大学任教逾10年，留下许多逸事佳话，值得一提。中州大学1923年在开封市成立，校长张鸿烈是留美硕士、同盟会会员，与黄际遇熟悉，特邀他到该校主持数理系，兼校务主任。黄际遇1925年9月到中州大学。次年奉系军阀盘据开封，致使中州大学无法上课，黄际遇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1927年6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重整教育，将河南三所高校合并为国立开封中山大学，黄际遇1929年受邀重返开封，任校务主任兼数学系教授，翌年被任命为校长，后又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不愿意从政，一再请辞。国立山东大学迁青岛后，改名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杨仿效蔡元培广聘专家治校，黄际遇于1930年9月到青岛大学，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当时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离开后，黄际遇兼文学院院长。黄际遇在青岛数年，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时常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执，一时忘形。梁实秋《群芳小记》中有一篇《酒中八仙》一文，记述他们的交往，其中写道：“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八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 黄际遇在开封、青岛两次遭遇韩复榘。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日，省主席韩复榘来校，要对全校‘训话’……训话之前，校长邀全体教职员在会议室和主席晤谈，我因为久闻‘韩青天’的大名，以及关于他的种种趣谈，所以欣然应命。任初先生有一些惴惴不安，因为他在河南曾当过一任教育厅长、正是韩复榘的属下，有一回河南大学学生罢课，韩大怒，传河南大学校长（是张广舆吧？）问话，任初先生心知不妙，乃陪同晋见。韩厉声斥责，校长刚欲声辩，韩喝令跪下，校长抗声曰‘士可杀不可辱’，韩冷笑一声说：‘好，我就杀了你！’任初先生一看事情不祥，生怕真有人头落地，用力连推带拉，校长双膝跪落，其事乃解。任初先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听，真令人啼笑皆非。好在这一次韩到青岛大学，态度很谦和，除了捧着水烟袋有些迂腐的样子之外，并无跋扈之态，也没有外传种种愚蠢无知的迹象。” 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不可不教黄际遇与中山大学渊源深厚。1924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指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天文系，积极筹建全国大学第一座天文台，需要充实师资力量，邀请黄际遇服务桑梓，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但不久他又离开广州到开封任教。 1936年2月，黄际遇再次回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沦陷，黄际遇移居香港避难，中山大学西迁至滇南澄江。1940年9月，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骈文等课。黄际遇少从家学，留日时又从章炳麟治骈文、小学，国学功底深厚。他晚年回到中山大学，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国学方面。关于给中文系高年级同学讲授骈文，他的学生、当时的代理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还经常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1943年，何其逊在坪石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大三，正是高年级同学，他对黄老师的骈文课印象深刻：“伴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他说：“黄老上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他感觉“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黄际遇还是著名书法家，他的遗墨在当今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五十五书字说》、《潮州入声误读表说》诸文。黄际遇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插钢笔、铅笔或粉笔，短宽的装眼镜，据说这种服装是他的独创。何其逊记得第一堂课时，看到他这身打扮，全班学生都笑出声来，但黄际遇并不责怪，仍一个劲地吟咏骈文。抗战凯旋声中溺水身亡黄际遇生长海滨、热爱体育，却视水为畏途。他对周易颇有兴趣，常以为人算卦取乐。他曾算卦卜得自己将厄于水难，当时并未当真，过后就忘了。黄际遇怕水还有一个原因。1926年冬，他由开封出发取道上海，乘船南下广东，不料途中触礁，海轮沉没，继遭海盗洗劫，他随身携带的著作、衣物等荡然无存，仅只身脱险。 1945年10月21日，抗日战争胜利，中山大学理学院从粤北迁回广州，黄际遇随船同行。此时一船人的心情可用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句来形容，但黄际遇恰在此行中坠水身亡，再也没有走完凯旋的道路。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记述事件经过：“上午8时许，船行至白庙，将抵清远城。先生因出船舷解手，失足坠于江中。” 黄际遇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顿感痛失一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等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追悼会。张云教授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主祭。戴季陶、朱家骅以及黄际遇众多亲朋友好作挽联寄托哀思，作家老舍的挽联是：“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黄际遇生前曾撰联挽一位老友：“感旧卅年心，理论超然，念唯此老；哀时数行泪，风流尽矣，劫到斯文。”这种感时悲愤之情用于他本人身上也十分贴切。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成立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1949年，《黄任初先生文钞》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文丛之一出版。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一文中感叹：“先生博学多才，毕生劳瘁，未殒于敌骑肆虐之时，乃殒于结伴还乡之际，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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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琳——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称：“值得潮汕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中央电影局长为潮汕女婿——陈波儿的丈夫袁牧之；副局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为潮汕人蔡楚生；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是陈波儿。” 蔡楚生和陈波儿，加上导演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影坛“老夫子”——潮阳籍的郑正秋。这三位中国影坛潮籍巨擘，其事迹不时见诸报端，为国人所稔，而名列郑、蔡、陈之后的伊琳，却沉寂经年。连1997年10月版的《潮阳县志》也未将其列入，《汕头市志》也难觅其踪迹，这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认为，以其生平业绩及对中国电影事业的重大贡献论，伊琳应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影坛潮籍第四位巨擘。沪上市井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成长传奇伊琳，原名许崇琪，曾用名林其，1915年4月24日出生于潮阳县深沟乡（一说出生于厦门，待考）。其父早年只身从潮阳先去厦门后往上海谋生。１９２２年，７岁的伊琳在厦门随母亲到上海寻父，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中并上高中一年级，伊琳刻苦好学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深受老师赏识，但因家贫而被迫辍学，在沪上市井打散工补贴家计。１９３７年初，伊琳从报上看到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招收一名英文打字员的广告，立即赶去报名，在３００多名竞争者中独占鳌头而被录取，当上了英文打字员，后又转到《中国评论》周报社、华西兴业公司当打字员。期间，伊琳广泛的接触了社会，与各个层次的人群交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从潮汕来的老乡陈剑青——一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革命者。在陈剑青的启发下，伊琳对革命更为向往。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伊琳强烈的爱国思想受到进一步激发。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伊琳喜爱文学，他参加了进步歌咏会和抗日剧团的演出，参加过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送葬活动。１９３７年“八一三”爆发，日寇第二次进攻上海，血气方刚的伊琳毅然离开家庭，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投入抗日洪流之中。他随队途经南京、苏州、镇江、扬州，一路宣传抗日，讴歌革命，激励群众，参与演出《放下你的辫子》、《百马计》、《打鬼子去》等节目。１２月，南京告急，演剧队辗转武汉。１９３８年２月，伊琳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同年9月，伊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岁月八路军中杰出的戏剧家 1939年1月，伊琳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太行山“鲁艺”分校担任了戏剧系主任教员。1940 年 10 月，伊琳又被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担任团长，之后又任政治指导员。两年后，组织又派伊琳到陕甘宁抗大总校文工团任艺委会主任。1942年，日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伊琳的妻子龙韵不幸牺牲；不久，伊琳又获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两岁女儿也被日本狼狗咬死。国仇家恨，伊琳忍受家庭破碎的痛楚，始终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顽强地工作着。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创作了《大保嫂》、《孩子们》、《国际活动》、《模范妇女》、《平安无事》、《百团大战》等宣传抗日的剧本，成为当时八路军中最多产的杰出戏剧家之一。东北战场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的诞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大批的党政、军事、文化干部被派入东北，伊琳成为其中一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他出任《延边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又兼任延边话剧团团长。伊琳满腔热情地投入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撰写了一批社论和文章，指导话剧团的制作、排练、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鼓励青年积极参军、参战，为壮大中共在东北的力量作出了非凡的贡献。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接收日军“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后，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在合江省兴山（现黑龙江省鹤岗市）成立。组织上派伊琳到该厂担任电影导演（时潮安籍的陈波儿在厂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导演，从而该厂两位主要导演都是潮汕人）。伊琳遵循当时党对制作故事片的指示：“从小做起，先试写小型剧本，拍小型片子”。亲自动笔，创作了《留下他打老蒋》的小型电影文学剧本。影片故事情节紧张、生动，扣人心弦。伊琳不仅编剧，还担任导演。当时人才短缺，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在厂长袁牧之、党支部书记陈波儿的帮助指导下，伊琳团结摄制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以实景为主，在严寒风雪中拍摄，终于在1948年春摄制完成。这部短片虽然取材于一个偶然事件，但在伊琳的精心策划下却真实地反映和刻画了老农民和小战士的可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它与陈波儿1947年11日编导木偶片《皇帝梦》一起，成为潮汕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创造了两个“第一”。北京·越南又为影坛创造两个“第一” 1951年11月，有人民艺术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之誉的陈波儿在上海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新中国电影艺术界顿失支柱，谁能顶起这一重担，征求影剧界前辈的意见，出乎中央领导的意料之外。前辈们一致推荐伊琳。翌年初，伊琳接任电影局艺术处第二任处长。在新中国影坛上传颂着电影局艺术处首任、第二任处长都是潮汕人的佳话。 1950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伊琳马不停蹄，从东北赶赴首都，与老战友吕班一起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接着又与李思杰一起导演《保卫胜利果实》.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恢宏而不失细腻，火热中荡漾着柔情，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在电影局艺术处长任上，伊琳不恃资深才高，虚心地系统学习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和我国三、四十年代影片，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4年，他又回到长影，先后导演了《刘巧儿》、《扑不灭的火焰》等著名影片。 1956年，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受国家委派，伊琳奔赴越南，帮助培训电影艺术人才，并指导他们拍摄越南北方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伊琳为他们修改剧本，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分镜头，如何拍摄，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第一位帮助兄弟国家创作电影故事片的中国人。《大浪淘沙》耗尽最后心血的杰作已过中年的国人也许还记得，珠影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后期才公映的影片《大浪淘沙》曾风靡广东、轰动全国。《大浪淘沙》原名《大革命洪流》，是伊琳与原著者——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朱的秘书于炳坤三人根据该小说初稿共同改编的。该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位不同阶层出生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当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自暴自弃，有的叛变投敌，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影片于1963年中期开拍，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才结束。前后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拍片繁重事务，伊琳默默承受，而所遭受“左”的各方面干扰，精神所受的压力，却难以用笔墨形容，可谓是将伊琳的心血耗尽。首先是挑选演员。伊琳按影片中的人物性格，一丝不苟。剧中人物靳恭绶，革命意气横溢，伊琳选中早在东影就认识，在《英雄虎胆》、《青春之歌》等影片就引起人们关注的于洋；女主角谢辉，一个高雅气质的女性，伊琳挑选了在《武训传》、《乌鸦与麻雀》中有上佳表现的王蓓，不出所料，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成熟、从迷惘到醒悟，经历血与火洗礼的一代革命女杰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影片拍摄过程的曲折、坎坷，可谓是新中国电影史之最。先是因为我国与苏联交恶，电影胶片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想办法从另外渠道采购。接着，摄制组按剧情的要求奔赴十几个外景地工作。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困难一个一个地被克服。让伊琳饱受精神折磨和无所适从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压迫，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甚至剪掉。其中有许多镜头，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而被迫修改。这样反复地折腾，创下了当时拍摄影片中周期最长、修改处最密集、审查次数最频繁的多个“之最”，伊琳身心俱疲。１９６４年，影片的制作基本完成，伊琳尽管很累，当总算熬过来了，稍感欣慰，谁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按常规，成片后先送领导审查，征求意见。首先是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又根据陶铸的意见，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１９６５年，陶铸又专门邀请正在广东的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这些领导同志对影片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处理做出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对一两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具体情节、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不够完善，提出了修改意见，供导演伊琳参考。中央领导的肯定与支持，让陶铸十分高兴，他作为中南区、广东省的主政者，为珠影能出产这样高水平的影片而深感自豪。他除陪中央领导外，还两次专程到珠影，与伊琳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进行深入探讨。伊琳根据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对影片的个别地方进行认真的修改。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影片全部拍摄完成。可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掀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被打倒。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陡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一些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主人公“公金寿”（成片时用此名，公映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大做文章，说成是陶铸的隐喻，无中生有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同音。“寿”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颠倒过了，就是“铸公”，所以，男主角的原型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大浪淘沙》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从而使演职人员遭受一场又一场浩劫。作为《大浪淘沙》的主要策划人和导演，伊琳受创最重。影片完成时，他骨瘦如柴，体重不足50公斤。“文革” 刚开始，还在病榻上的伊琳就被揪回厂里，被诬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经常被厂里的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和从外地串联到珠影的红卫兵拉出去批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最后被赶到英德茶场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秋天，才得以回厂，但厂里拒绝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使这位“三八”式老八路的档案几乎无处可放，后来才勉强地暂寄在省文化厅。珠影副长一纸迟来的任命 1973年，文化艺术界的气氛稍微缓和，伊琳不计较个人得失，拖着羸弱之躯，主动向厂领导请缨，亲自抓描写叶挺生平的《白马将军》和歌颂老一辈革命事迹的《革命母亲李梨英》、《横空出世》等剧本的创作、改编，但这些都因当时政治空气混浊而未能搬上银幕。伊琳不因此而灰心，仍不计个人得失地帮助导演刘欣拍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粉碎“四人帮”后，《大浪淘沙》获得新生，被打入冷宫十余年后得到公映，影片先在广东，接着在全国放映，还发行到了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公认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影片。对演职人员，尤其是对主创人伊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影片浓缩了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最激烈、最生动的一段斗争历史。 1979年8月，珠影厂长蔡辉传达上级的决定，任命伊琳担任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和建国后左倾路线的政治折磨，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卧在床上，厂党委派副厂长罗戈东前去看望他，他激动地拉住罗艾东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念念不忘他倾尽心血的《大浪淘沙》和继续投入中国电影事业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临终的遗愿。天不假年，当年11月27日，这位为党的文化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艺术大师，凄然的告别了人世！逝者已矣，悲歌慷慨，空谷跫音，吾辈奋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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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娜：建筑业的巾帼英雄

建筑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历来极少有女性涉足。在很多人眼里，高高的脚手架、粗犷的建筑工人，很难与娇小柔弱的女子构成一幅和谐的图画。然而在佛山的建筑行业里，在这块男性角逐的领地上，却有着这样一名女性，她以特有的方式完美的诠释了这刚柔并济的和谐———这个巾帼英雄就是佛山市汇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惠娜。 1988年8月，潮汕姑娘周惠娜来到佛山，调进刚成立一个月的城区建设总公司，凭着她的聪慧精干，她先后被提拔为人事科长、公司副书记。 1994年，城区建设总公司陷入困境，周惠娜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之后，她才发觉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不乐观。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上下一心，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扭亏为盈。同时建筑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大检查中，由原来的倒数第三变成正数第三名。而周惠娜自己，也连续三年获得佛山市“城区十大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2002年6月，公司进行了转制改革，全员职工持股的“佛山市汇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现在的汇博公司坚持走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和其他配套的综合经营发展道路。投资创建了金源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汇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开发了汇博华庭、汇博星辰等商住项目。周惠娜，这位在建筑行业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潮籍女企业家，为建设和谐佛山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她的自身价值，创造了一个绚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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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儿：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陈波儿，1910年生，原名陈舜华、陈佐芬，字棠秋。生于潮州。著名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坚强战士，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青少年时期，她先后在香港、厦门、南京、上海、日本游学。陈波儿是最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女明星。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加入由恽代英、郭沫若创立的“中国济难会”。翌年，她与鲁迅、田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１９３５年，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不久，转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后主演《桃李劫》而蜚声影坛。抗战始，积极跟随宋庆龄等人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1938年12月率大后方妇女儿童考察团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袁牧之共同编导、演出了《延安生活三部曲》。1940年，党中央派她回重庆，险遭国民党特务的阴谋逮捕，返回延安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先后导演了《马门教授》、《俄罗斯人》等话剧。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成为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和中坚力量。日本投降后，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她还非常重视电影干部的培养，解放战争期间，在她领导下，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办了四期电影干部培训班，培养了350余名青年干部。共和国诞生后，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创建了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任该所所长。新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就是由此开始并逐渐发展为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1949年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在上海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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