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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贤湘和他的"全国第一园"

过了新年，温贤湘就75岁了。春节这几天，老人家也没闲着，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山上的果园里劳作，为采摘后的橄榄树修剪枯枝，培土施肥，复壮母树，以期今年有更好的收成。一年之计在于春。正月初三上午，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记者来到位于揭西县灰寨镇马路村的揭西天鹅湖水果种植有限公司果林场时，场主温贤湘正在整理最后一批即将出售的三棱榄。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漫山遍野的橄榄树绿意盎然，鸟儿在树林中欢快鸣叫，尽情享受早春的暖阳。去年场里的三棱榄大获丰收，温贤湘笑逐颜开。他告诉记者，由于宣传到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了，对橄榄的需求比以前大幅增加，产品销路非常好。特别是1月21日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将揭阳产的特色农业品牌推向大都市，引起多方关注，各地的客商更是纷至沓来，争相收购良种香甜榄和三棱榄，色泽好的卖出了高价钱，到春节前收获的三棱榄和香甜榄已所剩无几，有的客户还提前预订了今年的产品。 30年的坚持，温贤湘扛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潜心研究青榄种植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利用老橄榄树进行嫁接培育，攻克了水果种植中的诸多难题，成功培育出优良品种“三棱榄”;同时，用三棱榄作为砧木，甜榄为穗条，经过多次嫁接，成功培育出优良新品种“香甜榄”。香甜榄糅合了三棱榄的“香”和甜榄的“甜”，具有鲜脆、无渣、多汁、口感好、回味无穷等特点，深受群众欢迎。目前，他的果园共种植三棱榄面积达800亩，产量占全国70%左右，另外还有香甜榄200亩，九月香50亩，成为全国范围内面积最大、产量最多、产值最高的良种青榄基地，堪称“全国第一园”。丰收的喜悦，挂在温贤湘饱经风霜但仍然容光焕发的脸上。三棱榄和香甜榄获得大丰收，使温贤湘成为名副其实的“橄榄大王”，不仅还清了以前的巨额借款，还购买了3部名牌小轿车。最近，他请了专业部门进行设计，计划投资700多万元在果林场里新建一座小别墅。记者在果园里见到，别墅已打好了基础。按温贤湘的打算，今年底或明年别墅将建成投入使用，原来的二层半老楼则计划重新装修后作为橄榄展示厅使用。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温贤湘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胆魄，向世人展示揭阳农民搏击商海的新风采。
02月22日　0
潮汕话中的"银"和"角"

银子作为货币普遍流通是在东汉时期，而真正在民间使用是在唐朝，并逐渐成为通货，长达千年之久。中国的银子文化源远流长，在潮汕地区有着深深的烙印，日常语言交流常体现出这一点：“一斤鱼多少银?”最有代表性的是潮人把“一元”称之为“个银”。而遍布潮汕各经营场所的“收银台”，确实证明银子作为货币流通的惯例依然在持续。生活中，潮人“钱”、“银”是并列使用的。如“番畔钱银唐山福”“钱银知寄人知返”“钱银出苦坑”这些潮味十足的俗语中，钱银连缀成同义复词。当然，在一些约定俗成的俗语中，钱银就不能互替使用。潮汕婚嫁习俗中，“行聘”是比较隆重的礼节，男方要向女方送金银、纳聘金，这礼节潮汕人也称为“掼银”，却不能称“掼钱”，“银”字一用上，语言就蕴涵着典雅庄重的韵味，契合人生大事的氛围。非常有意思的是，潮汕以外的地区，“一角银”称之为“一毛钱”，潮汕人却就按人民币上所标志的“一角”来称呼，“角”是人民币的单位，即“十分”。而“角”在古代，原是饮酒器。《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到了宋代，“角”已经由酒器名演化为酒的计量单位。《水浒传》第十一回写林冲上梁山在朱贵的酒店里要酒保“先取两角酒来”;第三十二回写武松醉打孔亮，其中也提到“打两角酒”。少年时，我为姥爷沽酒，供销社售货员用竹筒做的酒提打酒，酒提有一斤、半斤、二两、一两的规格。现代酒提，应该是古代的“角”演化而来的。潮人额头也称“额角”，与古汉语义同。如《孟子·尽心下》：“若崩厥角稽首”，意即“额角碰地的声音，像山岩崩塌一般”。日常中，“角头”这口头语潮人是用来指“偏僻的地方”，原以为土得掉渣，没想到这却是诗的语言。唐诗人张藉就有“谢氏起新楼，西临城角头”的诗句;大诗人白居易在《夜深行》一诗中有“百牢关外夜行客，三殿角头宵直人”诗句。余光中先生说“李白绣口一喷，就是半个盛唐”。俺潮汕人随口一语，就可能触及两千年文化。
02月20日　0
怪诞离奇的潮汕古时婚姻

人类的婚姻，是一方圣洁无瑕的殿堂，它是人类得以繁衍和起始的温床。然而，在旧中国，在封建思想的毒化下，人类的这块圣土却被侵蚀得千疮百孔。多少良家女子葬身火坑，多少幸福家庭支离破碎!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唐王朝以来，男女婚姻，“俨同贸易”，并有卖婚、换婚等婚姻形式的出现。由于潮汕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婚姻之守旧。“则竟有甚焉者，婚姻腐败，痼疾莫疗。”“父母主婚，媒妁之言”盛行。自由恋爱，被视为私定终身，大逆不道。在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及家庭均以男人为中心，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婚姻讲求门当户对，“门第奁聘之观念日炽”。潮州歌《姚埔蝉》生动地再现了旧时的那个历史场景：    姚埔蝉，叫匀匀。大个拼要衫，二个拼要裙，三个拼要槟榔鼓，四个拼要铜面盆。    五个拼要“爹呀爹，我要妆田共妆车，我要罗裙十八幅，我要手器叮咛声。”    “仔呀仔，你爹说你知，你母当初无这个。乌布做衫自布补，乌巾遮头兑(潮语意为：‘跟’)爹来。”     “老狗你勿说短长，我无空手入你们，亦有柴梳三个齿，亦有个篮做嫁妆；新新收收一布袋，抽抽拖拖一眠床，掀掀扒扒一客厅，镇镇倒倒一外埕。叫阿叔阿伯来看，阿叔阿伯着笑到向后声。”    潮汕旧时主要婚姻形式有：    一、腹婚。朋友、哥们之间，双方家庭只要门当户对，情投意合，便指腹为婚，约定日后双方“内人”如恰好生男、女一对，长大成人后便定为夫妻。指腹为婚后，若男方夭折，女子就必须守节终身；若一方残疾，也不能反悔，以命中注定自慰；若日后性格不合，作为女人也必须一辈子忍气吞声。     二、幼婚。男女双方还处在幼年时期，父母就给他们定下终身了。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必须恪守前盟。     三、童养媳。贫苦人家，因系累太多，供养困难，就将女孩子卖给殷实人家做童养媳。说是童养媳，实为女奴，凌虐打骂，家常便饭。这些女孩子是一辈子得不到母爱的。    在普宁县、揭阳县的客家地区，旧时还流行着男孩未出生便预先娶童养媳的风俗，这个童养媳叫“等郎妹”。这一般是发生在只生女孩、无生男孩的人家。这些人家，渴望生一个男孩，所以就找了一个“等郎妹”来等待未曾出世的夫君。这样，有的“等郎妹”等了一年又一年，这个家庭生孩子一胎又一胎，一直等到生下了一个男孩。那个刚生下的男孩子就算是这个“等郎妹”的丈夫了。有的等了十五年，才等到郎君降世。旧社会的“等郎妹”，处境十分凄凉。有“等郎妹”民谣一首为证：     十八娇娇三岁郎，抱郎喂饭又喂汤。    好比慈母喂小子，又好笑来又悲伤。    十八娇娇三岁郎，抱郎撒尿去尿缸。    小郎一哭我挨骂，愈思愈想愈凄凉。    十八娇娇三岁郎，夜夜抱郎上眠床。     不是看你爹娘面，一脚撩你落眠床。    等郎妹仔苦凄凄，目汁流来好洗衣。    黄莲树上挂猪胆，苦死一生无人知。   四、换婚。在家道贫寒，双方又都有儿子年龄偏大未婚，并各有女儿未嫁，便协商约定，以女换媳，俗称‘讨米换豆”。换婚的结果，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年龄相差较大，老夫少妻；有的男方有某些生理缺陷，女方也得屈从。总之，吃亏的一般都是女儿家。但这些女孩子们为了自己的亲哥哥能如愿成婚，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也得牺牲自己，吃下这个苦果。换婚这个旧俗，直到解放初期某些落后农村还盛行，现在的一些偏僻乡村仍偶尔有之。    五、移婚。旧时，移婚一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的人家已婚哥哥死后，遗下妻小家室，而弟弟又还没有婚娶；嫂子与小叔的年龄又相差不大或相同，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也还都不错。这样，便由父母撮合，叔嫂另结婚姻。这种婚姻叫“移婚”。    六、入赘。也称“招入”，或称入舍，意即进入女家屋舍，成为女家的人。入赘后，夫妻双方生下的子女必须随母姓。  对于入赘，惠来县有三种叫法：   一种叫“踩偏肋”。民间传说有一年轻力壮的穷家汉“入赘”后，遭女方乡里势大人众的宗族欺负，被打伤肋骨。这件事被传开来后，凡入赘者便被戏称为“踩偏肋”。从字义上来解释：肋骨，潮语称“偏肋”；潮语的“踩”，就是被狠狠地踏了一下。一个人的肋骨被人“踩”了一下，应是一个很沉重的伤害，寓意入赘对男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对男人的自尊心好比是被人“踩”了一下肋骨那样严重。    另一种叫“冲滚水”。民间传说某地有一屠夫死后，其妻招一光棍汉为夫。但新的丈夫对屠宰是外行，妻子只能叫他烧开水、冲“滚水”，故有此称。    再一种叫“叠墙尾”。一个家庭如同一间房子，墙壁应是完整的。一个家庭的男人，是一个家庭的“保护伞”；有了男人，就如同房屋完整一样，完全有了保障，不怕风风雨雨。入赘，借用建筑名词“墙尾”，表示给女方家庭补缺，接叠残缺不全的墙。    七、血统婚。因亲攀亲，姑仔妗仔，表兄表妹，结为夫妻，俗称“亲上加亲”。这个风俗，在旧社会是很盛行的，个中原因是，双方都是亲戚，大家对对方的家庭、男女双方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如若父母主婚，婚姻双方都蒙在鼓里，还不如行“血统婚”，男女双方本是表兄表妹，都熟悉、放心。这个陋俗，不符合优生优育原则。近亲结婚，不利优生，危及后代。新婚姻法是禁止近亲结婚的。    八、死婚。有钱人家，若儿子早丧，又未曾，婚娶，为了顾及大户人家的脸面，他们便买一贫寒家庭的女子为媳。这一穷家弱女子便必须终身陪伴一装死人棺木，婆家也就以——死人为婿了。这个陋俗，现在说起来近乎荒唐，但在旧时潮汕的殷实人家，确曾演出过如此的一出出闹剧，这是封建社会一种摧残妇女的恶作剧！    九、卖婚。卖婚一般都发生在富户与穷人之间。贫穷人家为养家糊口，把女儿当成“摇钱树”；有的女子还未成年，就如同商品一样被卖了出去，无论对方是老翁还是傻子，只要出价高就卖给他。旧时农村有一句俗语：“是父母翘(穷)，不是父母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父母把女儿卖出去是生活所逼，出于无奈，并不是父母枭情绝义。这大概是为人母者送女儿上轿时的最后一句话。年幼的女子到夫家后，受不起繁重家务的折磨，他们通过哼潮州歌，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臼头舂米心头青，怨父怨母怨大家。   怨我爹娘收人聘，叫我细细怎呢理家?    臼头舂米目圈红，怨父怨母怨媒人。    怨我爹娘收人聘，叫人细细怎呢做人?    十、纳妾重婚。旧时潮汕地区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衫。”旧社会的有钱人，把娶妻纳妾当成另买一套新衣裳一样容易，举手投足之劳，想娶几个就娶几个。有的以妻子不会生男孩为借口，另娶立妾；有的则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三妻四妾，千子万孙。      十一、再娶。旧时潮汕农村男子，如妻子早亡，再娶后，已亡妻子叫“草头”，前来接替的女子叫“接枝”。再娶后，新房中必须供上前妻的灵位。继室进房时必须先行祭拜，默念：“草头姐，为妹给你叩头，望保佑合家平安”。婚床上除放置一对枕头外，还必须外加一个枕头，第一夜不能行房事，留给“草头姐”。继室新妇第一餐及逢年过节，用餐时也必须多添一副碗筷，以示与“草头姐”一起用餐。新妇“头返厝”，必先上“草头姐”的娘家，拜见其双亲，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娘家。    十二、“逆缘婚”。也叫“逆婚姻”。如前妻早亡，岳母家又有未出阁的小姨子，岳母疼着未成年的外孙们没人抚养，也对女婿的印象不错；姐夫也有意娶小姨子为妻，便由父母出面，带小姨子上门来见姐夫。男方由父母接待，在红色茶盘上放金耳环、金戒指各一对，双双跪下，小姨子若是捡起金耳环，就表示愿意接替姐姐，与姐夫结为秦晋之好。这就是“逆婚姻”，也是叫“接枝”。    十三、“冲喜亲”。潮汕婚姻旧俗中还有一种“冲喜亲”。凡家中死了父母或祖父母，旧俗认为奔丧后，三年内便不能婚娶。所以，凡家中男子已订婚而未娶者，为不误婚期和增加葬礼的热闹场面，常在葬礼前将未过门的媳妇娶来。南澳“冲喜亲”迎娶的时间在午时后，由新郎单独到女家接新娘，把嫁衣装进一提春（木盛），上面挂着一盏灯，由新郎挑着，新娘跟在后面，不披红戴绿，淡妆便服，在黄昏时刻到达。路人一见，便知是“冲喜亲”，一般都退避三舍。民俗专家郭马风先生称，这种不张扬的婚娶，像逃避劫贼一样，被称为“走贼日”。   新娘抵达新郎家时，先在门口问声“阿爸 (阿妈) 安康否？”门内主事人代答“平安”(或“好呀”)，这叫“探生”。接着新娘被引上灵堂，由主事者把灵堂帐幔撩开，让新娘叩首泣拜，然后给新娘披麻上孝参加守灵。   
02月20日　0
追寻潮剧形成发展之路

考古资料证明，潮剧由南戏发展而来。南戏产生于南宋的浙江，是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由宋杂剧、宋词、里巷歌谣综合发展而成。明代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温州在浙江东部，离京城临安(杭州)不远。宋室渡江以来，大批官员士子尾随而至，中原百姓更是纷纷逃难而来。富庶的江南变得冠盖如云，人才济济。苟安的朝廷不雪靖康耻，“直把杭州作汴州”；颟顸的士子不解新亭泪，“西湖歌舞几时休”。处于这种偏安局面，需要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以沉醉风月。宋杂剧这种歌舞表演形式，是他们在汴京早就熟悉了的，填宋词更是里手，民间歌谣也不难找寻。于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便应运而生了。　南曲以唐宋大曲、宋词、江南民间小调糅合而成，音乐柔和，长于抒情。这类唐宋乐曲，本为宫廷音乐，因社会变故而散落民间。杜甫离乱中遇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时代的剧变，使宫廷乐师沦为江湖艺人，庙堂的典雅艺术和民间的质朴艺术结合了。这无疑也是音乐的大幸。这方面，可以从今天的潮剧音乐中找到踪影。老剧作家老舍说“潮剧音乐很丰富，恐怕还保留有唐宋的音乐。”指的正是这一点。　南戏以江浙一带的语音为标准，兼用中州音韵。但在明代，声腔分流之后，中州音却在某些声腔中占优势，民间称其为“官腔”，闽南语系地区把这种戏曲叫做“正音戏”或“正字戏”。明初入潮的南戏，便是唱正字的一种声腔。或谓“正音”实是潮州人日常所说的“读书音”，相对于口语(白话)而言，道理上都说得通。　有几个明代古本，为我们清晰地勾划出南戏演变为潮剧的轨迹。首先是《金钗记》。　　 1975年，潮安县出土了一本明代宣德七年 (1432)的手抄演出本《金钗记》。此乃元代传奇《刘文龙)流传于民间的改编本。此剧的出土，为解决潮剧渊源、早期演出情况、入潮路线与演变过程，都找到例证。　剧本注明“正字”，是说它唱正音。“南北”，是说南北曲合套，北曲本是元杂剧所使用的北乐，自元代杂剧兴盛以来，南戏逐步吸收北曲的营养，形成了形式更为自由灵活的“传奇”。《金钗记》便是用正音唱南北曲的传奇剧目。《金钗记》掺杂了不少潮州方言土语，如“鸟脯”、“平长”、“好物”、“无过”、“痴哥”、“讨死”、“棺柴”、“参叉路”、“百梯”、“接面”等。还有一些潮州地名，如“洗马桥”、“凤城”。这些土语及地名，是南戏在潮州流传之后，为使语言生动，能吸引观众，而有意加进去的。它极好地说明，南戏地方化的第一步，是从口白的改造开始的。其次是嘉靖手抄本《蔡伯皆》，元本《琵琶记》在潮州的演出本，有艺人的演唱处理符号及舞台提示。虽仍按正音演唱，但潮州方言民俗更多，更普遍，地方化更进一步了。　　从《金钗记》到《琵琶记》近百年间，潮剧已由胚胎到成形，南戏亦真正落地生根。经过一个世纪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一个新的声腔剧种已破茧而出了。　这一标志，便是《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四个剧目的出现。它们全用潮州方言音韵，按当时的说法，属“乡音搬用戏文”。《荔枝记》前面有“乡谈”二字，乃曲艺术语，指用方言演唱。　　《荔镜记》年代较早，与《蔡伯皆》同时，故仍出现“官潮杂陈”现象。《苏六娘》与《金花女》则全用方言编写，只偶尔出现官腔。　　上述剧目，向我们展现早期潮剧“加方言口白——官潮杂陈——唱潮腔”的演变过程。
02月20日　0
闲谈潮汕俗谚与侨批文化

潮汕俗谚源自劳动民众，虽然语言粗俗，但言简意赅，其中不乏至理名言。它显示了潮汕地区的民风、民俗等历史人文信息，也汇集了某些生活、生产经验，大大地丰富了潮州方言的内涵。从潮汕俗谚也可看到侨批文化。　　无可奈何舂甜粿　　 “缳条裤带出南洋，赚回钱银箱打箱”就是一句潮汕俗谚，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华侨赚钱容易，空手出国，便可满载而归，殊不知侨胞们的发财致富来之不易。　　 “无可奈何舂甜粿”也作“无可奈何炊甜粿”，这句俗谚饱含着昔年海外潮人离乡背井的无奈和远渡重洋的辛酸。据说当年澄海樟林港有一个船主名叫蔡彦，有一次，他在开船往南洋之前，到船上清点客号货物，他的母亲也一同来到船上。这时，蔡母看到客人的行李中有好多甜粿，觉得很奇怪。因为，潮汕人只有逢年过节才蒸甜粿。于是，蔡母问道：“现在宽时闲月，怎么大家都有甜粿？”大家听了只得苦笑，一个过洋者说：“这是无可奈何炊甜粿。”蔡彦帮着解释：“每次过洋，最快也须一、二十天，如果遇上风浪，要一个多月的行程。若不带些干粮，岂不是要活活地饿死。甜粿不易变质，带了甜粿作干粮这也是无可奈何啊！”蔡母听了方知其中苦衷，不禁感慨万千。　旧时，潮汕地区连年战乱，天灾人祸，水旱灾害，民不聊生，许多潮人拖亲带故，结伴离乡，移民海外。“食到无，过暹罗”就记述着当年海外潮人的苦难。他们从中国带去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在侨居地披荆斩棘艰辛创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但老一辈在早期的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俗谚“所徛大篷棚，所擎大杉桁”、“人面生疏，番仔擎刀”、“暹罗‘峇仔’（鳄鱼），有人食人，无人食影”等所说，投身于蛮荒之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环境十分恶劣，他们艰苦创业的确是一个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漫长过程。　在汕头开埠前后，近代潮汕的海外移民出现了契约移民。所谓契约移民就是帝国主义掠夺华工的“猪仔贸易”。首先在汕头设招工局招募华工的是英国德记洋行，规模最大的是荷兰元兴洋行。“猪仔贸易”给潮汕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被掠骗者与招工局订立“契约”，就成了卖身的“猪仔”，到达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殖民地之后，送进大种植园或矿山作苦工，难得生还。据统计，从1852年至1858年，在南澳岛和妈屿岛被掠运的华工有4万名。尚未出洋而因虐待、伤病致死或投海自尽者甚多。妈屿岛海滩上留下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共达8000具。直到辛亥革命后，在汕头持续五、六十年的“猪仔贸易”才逐渐消失。反映这一段苦难历史有“日里窟，会得入，得出”、“安南窟，会得入，得出”和“猪仔船一上，返唐山免想”等俗谚。“日里”即印尼苏门答腊岛日里，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日里和安南均是华工的集结点。俗谚也有“三死六留一回归”的说法。　昔年的海外潮人侨居异乡，难得回家探亲。家乡的侨眷望眼欲穿，这就产生了“嫁着过番翁，有翁当无翁”、“恶等过过番翁”等俗谚。另有“月尾出初十五六，宽宽等”，指办事要耐心等待，也指空等。这里也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妇人，丈夫往南洋谋生，音信渺茫。她天天盼，日日思，期望能收到丈夫的家书、侨批。有一天他到市镇上找一算命盲人推算要到什么时候丈夫才寄批回家。那盲人摇头晃脑地推算了一会，说：“你丈夫的批一定要来的，不是月底就是出初（月初），要不就是十五六，你耐心地等吧。” 　　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　侨民们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希望将血汗钱寄回家乡，有的要克尽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有的寄回积蓄，争取早日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以求发展；有的还寄钱回乡捐资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因而侨批伴随着华侨的产生而出现。　　俗谚“好赚过去暹罗牵猪豭”笑指办事合算。它来源于一首潮汕歌谣：“天顶飞雁鹅，阿弟有阿兄无。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打起包裹过暹罗，欲往暹罗牵猪豭。赚有钱银业业寄，寄回唐山老婆。”此虽是戏谑之语，而“赚有钱银业业寄”确是侨胞们的共同心愿。　　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潮汕侨批业的经营，大致经历了水客递送、批局承办、银行统管3个阶段。　 “花不逢时没乱开”是一句俗谚，旧时，书信、侨批系托私人递送，有人在信封上写下这句话，以示非收信人不得拆阅。递送侨批的“水客”同寄批人之间没有任何合约，靠的是诚信。　　昔年，潮汕海外移民多是从澄海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前往南洋各地。“红头船”是一种高桅大型木帆船，名叫“行舶艚船”，每艘载重自数十吨至200余吨不等。在粤东地区是把船头漆成红色，俗称“红头船”，用作渡洋远航，澄海一带也称之为“洋船”。当年的樟林港巨舶高桅，帆樯云集，称“通洋总汇”。它的红头船队可北至天津、上海，东往台湾、厦门，南往南洋群岛，转运货物分别达到潮州各县，盛达200余年。　　红头船载来了返乡的侨胞，送来了侨批、信件。农历九月份以后少台风，红头船从南洋返乡者甚多。港口有专人远望，见红头船进港就立即鸣锣通知迎接。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九月尾，铜锣‘撑撑’叫”这句俗谚，喻喜事临门。　　 “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是一句流传于澄海一带的俗谚。此俗谚源于一首潮汕民间歌谣，歌谣云：“洋船到，猪母生，鸟仔豆，带上棚。洋船沉，猪母眩，鸟仔豆，生枯蝇”。侨眷们盼望洋船顺风顺水平安抵达。“洋船到”带来了侨乡兴旺的景象。　　俗谚“戆过阿网伊阿嫒”的来源也是诉说侨眷们盼望侨批的急切心情和接到侨批时的喜悦。故事讲的是：阿网的父亲早年到南洋谋生，一去杳无音信。阿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阿网养大，天天盼着丈夫的信息。一天傍晚，阿网的母亲正在房里洗澡。这时，阿网带来了一个从南洋回来的水客，在门口就大声喊道：“娘啊！阿爸托人带钱来了！”正在洗澡的阿网母亲被这喜讯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正在洗澡，开了门就走了出来。水客一见，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他母亲才惊醒过来，急忙跑回房中。　番畔钱银唐山福　从前，有一个人到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这个人每日起早摸黑为人洗衣。他每月赚的钱都寄回家乡给妻儿。这样，家中逐渐富裕起来。在母亲的疼爱下，儿子长大了，但被宠成一个娇生惯养、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儿子娶了媳妇之后，母亲去世了。儿子夫妇少了约束，更是放手花钱，什么活儿也不干，还雇了帮工为他们洗衣煮饭。父亲接到噩耗，痛不欲生，便回乡办丧事。他问儿子从事何业，儿子竟然说：“你挣的钱够花，我哪还要去吃苦？”老华侨听了，心想自己在南洋为人洗衣，儿子在家却雇工洗衣做饭。他感叹道：“番畔钱银唐山福啊！” 　潮汕俗谚“番畔钱银唐山福”的故事反映了华侨汇款是侨乡里侨眷们的直接生活来源。　侨汇给侨眷们提供了生活保障，也给侨乡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潮安县彩塘镇一带有俗谚：“金西洋，银下桥，大富市东乡”、“砂陇祠堂下美厝”，诗阳、下桥和市东乡都是由于有了侨汇而成了富乡。“砂陇”是潮安彩塘金砂乡的别称；“下美”即华美。由于华侨回家乡建造了祠堂、屋宇，因此有了“砂陇祠堂下美厝”的美称。　在澄海隆都镇下北社有一句俗谚：“古宅挈灰匙，潭尾做蚝箕，后陈食番钱，宅头扣簟墘，陇尾錾大钱，侯帮做畚箕，何厝割胼肋，溢洋睒东司”。此俗谚以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下北社里“古宅”等8个村子的民生特点，其中指出了后陈村是“食番钱”的侨乡。好像后陈村依靠“番畔钱银”为生的侨乡遍布潮汕各地。侨眷们以有侨汇而庆幸，“小生单丁，有南风窗”俗谚生动地表达了侨眷们以有侨批而自豪。　潮汕俗谚也记录了侨批史上的陈迹：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东省长陈济棠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一种货币叫“大洋券”，由广东省银行发行流通使用。这是在当时各种纸币中币值最稳定、信誉最高的纸票。其时，民国政府虽宣布“法币”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但“法币”仍未进入潮汕通行使用，潮汕地区仍然使用“大洋券”。潮汕是侨乡，侨胞汇款回乡原来是以龙银计算。但由于龙银不便携带和使用，在领取侨批时，侨眷们总是喜欢兑换成了“大洋券”，故有“笑笑，龙银换纸票”之说。　　潮汕俗谚里也有历史上由于战乱，交通断绝，侨批难寄，而造成侨眷们生活无靠的记载：“东陇拍铁面乌乌，下桥拍棉头生菇，礼阳做垫脚行路，昆江经布屎肚，李厝做笠手粗粗，西洋过番饿死”。旧时潮安县彩塘镇东陇村民多以打铁为业；下桥村民多以弹制棉被为业；东凤镇礼阳村民多以竹工为业；昆江村民多以织布为业；李厝村民多以编竹笠为业；而诗阳村民多是侨眷，在抗日战争时期，潮汕沦陷，侨批难寄，故有“饿死”之说。　海外潮人的侨批给家乡亲人带来了温饱，给家乡的建设带来了繁荣，同时，也热情地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于是给后世留下近代泰国侨领郑智勇的“稜过大鱼池”、“二哥丰养仔，加加爱”、“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公”，新加坡侨领陈毓宜的“金锁匙开咸菜瓮”和澄海隆都前美乡陈慈黉家族的“慈黉爷做风水”、“梅座山下好乘凉”等潮汕俗谚。　俗谚说“海内一潮汕，海外一潮汕”，海外潮人现在遍布世界各地。据说现在潮籍海外侨胞约1000多万人，与潮汕本土的人口相当，分布在40多个国家、地区。俗谚云“骨头总爱回唐山”。海外潮人“根”在家乡，情系家乡。　　潮汕俗谚不愧是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记下了海外潮人艰苦创业的历史陈迹，留下了侨批文化的记录，也留下了海外潮人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郑绪荣作者系原汕头市第九中学校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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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功夫茶通俗谈

到过潮汕的人，莫不为感受到潮汕文化的独特地方风格而啧啧称奇，最能体现潮汕特色的，应推潮剧、潮乐、潮州方言、潮菜、潮汕功艺和功夫茶等。然而让人回味无穷的，则是那“滴滴香浓”的潮汕功夫茶。不到潮汕的人，是很难知道潮汕人是如何嗜好功夫茶的，更难想象潮汕功夫茶是怎样一种冲法。潮汕功夫茶历来以其独具地方特色著称于海内外，《神州三宝歌》中把“功夫茶”列为广东三宝之首。它那悠久的历史，那精巧玲珑的茶具，那讲究入微的烹茶功夫，那酽纯浓郁的茶汤以及有趣的品饮习俗等，无不给每个品尝过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潮汕功夫茶史话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同茶结缘，从文献上的记载，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了，这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悠久。古书《尔雅》就写过“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饮茶首先是从发现茶的药用价值开始的，西汉药物著作《神农百草经》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西汉之后，饮茶之风已盛。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买僮，写了《僮约》（卖身合同），规定僮儿的任务中有“烹茶敬客”和“买茶担藕”二项，可见那时饮茶已是日常生活享受。但更普遍的还是唐代，那时已有“茶会”、“茶宴”，特别是唐朝时陆羽在世界上第一部茶的专著《茶经》更是集中了喝茶的理论，从此大开喝茶之风，陆羽由此受后世尊为“茶圣”。潮人的饮茶习惯，无疑是受其影响的。唐朝期间，韩愈，常衮，李德裕等官员被贬到潮州。韩愈在潮兴儒学，改民风，传播中原文化，自然也包括茶文化。常衮、李德裕都是有名的嗜茶者，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对潮人饮茶习俗自然起了传播的作用，加上唐代佛教在潮的兴起，而佛家常饮茶，其对民间的影响也不能低估，久而久之潮汕的一部分人也饮起茶来了。　　潮汕人不仅很早就有饮茶的习惯，而且茶叶也很出名，宋代《潮州府志》载：“凤凰山名茶待诏茶亦名贡茶。”可见种茶历史悠久、名贵。民间传说南宋末代皇帝昺，逃到潮州凤凰山，口渴思饮，采山中茶叶咀嚼，清甘止渴，称赞不已，所以后人称凤凰山这种茶树为宋茶。据说，凤凰山的一棵茶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树龄，高四丈，宽要三个人伸双手才能合围起来，收获季节，能产600多斤茶叶。　　关于潮汕与茶的记录，在黄挺《潮汕文化源流》中载，潮州市金山南麓残留着一处宋代摩岩石刻，刻着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知州王汉的《金城山诗》，其中有句云“茶灶香龛平”。茶灶，指烹茶用的小炉灶。这是较早记录潮州茶事的证据。《苏东坡全集》书简中也有与潮相关的茶事记载。宋元丰年间（1080-1084）苏东坡在黄州，他的好友潮州前八贤之一揭阳人吴复古赠寄建茶给苏东坡，苏有《答子野》以示道谢的故事。说明北宋时代潮汕已有喜茶的文士和官宦论及茶事，文人雅士间已流行品茗送茶风气。还有也是潮州八贤之一的张蘷，其为政和七年（1117）进士。他的《和徐璋送举韵》诗有“燕阑欢伯呼酪奴，鸾旗风吹光寒儒”句，酪奴是茶的别称，这句诗说的是酒宴之间进茶助兴。可见那时潮汕席间饭后饮茶也渐成风气，此俗沿用至今。而到元朝时潮州文人贤士往来频繁，以茶迎宾待客逐渐盛行。如潮州总营王翰《游灵山》诗云：“释子不眠供茗碗，幽人无语对棋枰。”从诗中还可以知道，此时潮汕饮茶有用大碗盖瓯的习俗。至明朝时，有反映茶俗情节的潮剧戏文《荔镜记》（1566年嘉靖刻板）和《荔枝记》（1581年万历刻板），唱词有“安排扫厝点茶汤”句。对白中有：“端椅坐，讨茶食”，“茶请你”“师父盅茶待你”等句。可见到明代潮汕民间茶事已经十分普及，饮茶已成为潮人生活中不可缺的内容，而以茶待客的生活风尚沿用至今。　
02月18日　0
汕头潮阳妈祖文化大巡游

□际云文/摄妈祖文化是中国沿海地区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潮汕各地的民俗中更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妈祖的民俗活动，通常都会被当地民众奉为头等大事来开展，因为老百姓喜欢用高规格的民俗活动表示对妈祖的崇敬，这样的活动也往往伴随着老百姓的一种希冀和愿盼。潮阳区和平镇下宫天后古庙的妈祖文艺巡游活动，就见证这一事实。下宫天后古庙现为和平镇文物保护单位，庙中的妈祖为下寨、塘围、里美、高丰四乡民众共同奉祀，并有在龙年举行妈祖换袍及文艺巡游的习俗。文艺巡游是在农历十一月初五和初六两天。初五一大早，下宫天后古庙前已经非常热闹，游行的队伍汇集庙前，他们是由四乡民众组成，整支队伍人数达千人以上，包括有锣鼓队、仪仗队、彩旗队，还有潮阳非常出名的英歌舞队、龙舟舞队等等，从头看去，队伍一眼看不见尾，完全可以感受到整支队伍的浩荡与气势。上午9点左右，游行队伍就从庙前出发，然后进行为期两天的游行，途经下寨、塘围、里美、高丰等7个村庄。本次游行的主题为“奋进、和谐、吉祥、幸福”，随着鞭炮声响起，年轻小伙们抬着妈祖香炉，从天后庙出发，英歌舞、龙舟舞等一路伴随妈祖出游，村道上锣鼓喧天，村民们纷纷沿街排队迎候“妈祖”的到来，有些更是拿出相机、手机，拍摄这一难得一遇的场面，欢乐虔诚之情溢于言表。据下宫天后古庙理事长马文毫介绍，天后圣母是当地最高贵的女神之一，一直都是海上的保护神，以前是出海的人才会来拜，现在是不管什么人都会来拜妈祖，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马文毫还说，下宫天后古庙始创于南宋淳祐年间，是明朝隆庆《潮阳县志》有记载的二座妈祖庙之一，且因为供奉有四位妈祖而闻名于周边地区。一般的庙宇里面只有一位，这里有四位，传说另外三位也是当地一些对人民有贡献的女性，后来当地人就奉祀她们，我们举行这个活动，旨在弘扬妈祖的慈爱精神，同时凝聚海内外乡亲，激发他们为家乡多作贡献。妈祖文艺巡游这项民俗活动中，因寄托着当地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祈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能够做好做活做亮妈祖文化这块民俗品牌，进一步弘扬妈祖慈爱济世的精神，这对构筑和谐社会，建设幸福家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01月31日　0
歧阳祠堂为何称“四知堂”

始建于清代乾隆壬戍年的歧阳村杨氏宗祠，位于灰寨镇向阳村上寨。该祠又称为“四知堂”，名闻遐迩。 “四知堂”的由来，可追溯至东汉晚期杨氏的先祖杨震。弘农杨氏历来居住在河南灵宝地区。据后《汉书》载：“杨震故宅在湖县（今文乡县）西南”。《文乡县志》载：“旧文乡县西南7里即为杨家村。”《资治通鉴》、《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史书记载这样多，这是因为杨震不但位列东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而且还有一个脍灸人口的“四知”拒郁金的故事。杨震原是个贫穷的教书先生，设教关西，讲授诸经，从学者千人，儒生都尊敬地称他为“关西夫子”。有一天，有鹳雀鸟衔来3条鳝鱼于堂前。都讲见了，认为是吉兆，遂取了鳝鱼进堂对杨震说：“蛇鱼（灵宝一带村民把黄鳝叫蛇鱼）象征卿大夫。鳝鱼出现三数，应兆“三公”，先生有望升迁了。”果然，在杨震50岁那年，大将军邓骘耳闻杨震的大名，在向朝廷举荐贤能时推荐了他。从此，杨震步上仕途，历任襄城令、荆州剌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司徒、太尉。他虽位高权重，却能始终坚持为政清廉，任人唯贤，从不受私谒。就说他那拒贿赂的“四知”的故事吧：他在赴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县时，故友向他推荐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后王密夜带10斤黄金到杨震下榻处谒见。杨震见此情形，严肃地对王密说：“作为老朋友，我了解你，你怎么不了解我的为人呐？！”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地说：“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者？！”一席话，说得王密惭愧地收起黄金走了。杨震一生一丝不苟地保持名节的举动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人为了纪念他，便把他建造修编古籍的“校书堂”（后又称为“三鳝堂”）改为“四知堂”。唐宋以后，杨震的裔孙迁徒到全国及海外谋生，又把“四知堂”的堂号带到各地建祠立庙。全球以“四知堂”命名而自豪的杨姓家族多出于此，他们用“四知堂”这一堂号来纪念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的先祖杨震。歧阳村杨氏宗祠的“四知堂”号，沿用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杨震“清白”的神话传说。
01月18日　0
潮商杨俊如与中国最早的侨资轻便铁路

在(广东)汕头市区，汕樟路是一条纵贯汕头市区南北的主干道，往来交通繁忙。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曾经是唯一一条连接汕头与澄海的陆上交通线，其得名于民国时期潮汕地区三大铁路之一、中国最早的侨资轻便铁路――汕樟轻便铁路。《潮州志・交通志》称：“……至是年秋，乃有潮汕铁路之兴筑。入民国后，汕樟轻便铁路、汕潮电车铁路相继举办，颇极一时之盛，惜迭遭地方变故，今均荡然无存矣。”汕樟轻便铁路的创建人是潮商杨俊如，其后半生的命运，可谓是和这条铁路兴衰与共。杨俊如，又名汤贤，字国藩，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生于潮州府大埔县百堠乡百子墟书房里。其父杨锡华，曾在清朝时广西桂林任府经厅(知府属官，主管出纳文书事)。杨俊如的青年时代正是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之时，国家积贫积弱，西方思想技术大量涌入中国，耳濡目染使杨俊如深信“实业救国”，尔后他赴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资本积累达十余万光洋。民国初年，杨俊如回到故乡，欲为家乡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当时汕头在澄海县治下，潮州府城到汕头的铁路已经开始运行，而汕头与澄海之间却仍是崎岖小道，且地处韩江入海口，汕头至樟林之间短短30公里便有新津河、外砂河、莲阳河和东里河4条韩江支流，交通十分不便。杨俊如见此情形，认为建筑一条连接汕头与澄海重要港口樟林的轻便铁路，将大大方便两地的交通，带旺两地的生意，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便联络同乡萧亦秋等海内外亲友，以股份形式，集资22.5万银元，其中南洋侨资占60%至70%，着手修建铁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汕樟轻便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汕头成立，杨俊如任总经理。次年正式破土动工，民国七年至下埔段通车，民国九年延至外砂河边。民国十一年8月2日，强台风袭击汕头，已建成的桥梁和路基被冲毁，又发生推车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几经波折，铁路终于在开工8年后，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铁路修至澄海县城全线通车。沿路遇河设站，到站搭渡，共8站，总站设在汕头盐埕街头，即今中山路同益市场门口，故至今这一带仍被老辈人称为“轻便车头”，接着有金砂、东墩、浮陇、鸥汀、下埔、外砂、澄海等站，全长达18.5公里。杨俊如原本计划铁路自汕头始一直修到澄海樟林，再集资继续修建直到饶平县城黄冈。1924年秋，杨俊如亲赴香港订购车厢、铁轨，试图改良技术，拟第二段路线延长至樟林。但因连年时局动荡，终不免亏本。仅仅延长了3.5公里至莲阳河边的埔尾新乡，新设车站莲河站，又因资金不足而停工。据当时出版的《岭东概况》一书中《汕樟轻便铁路一览》介绍，汕樟轻便铁路路轨采用台湾购进的小铁轨，宽度19.5英寸，铁轨重量12磅，枕木用松木或杂木。初时共有轻便车140辆，其中普通车可坐4人，票价1角5分，另有特别车，只供两人乘坐，票价3角。轻便车没有车厢，座位用藤竹等制成，形状与轿子相类，安放在四轮台车上，后有两根斜木棍，上面钉着一条横木，由两个车夫手按横木，人力推动车走。轻便车开动时，由两个车夫推动车辆前进，当车走得快时，车夫便利用车走的惯性，站上车板的后边片刻，车走较慢时，车夫又下车来推动，循环往复。沿路各设候车地方，如果一来一往两车相遇又没有复线可供同行时，则就得一车让路，乘客需下车等候，车夫移车出轨道，让迎面的车通过后，再将车抬上铁轨，乘客重新上车，车夫继续推行。这种车不论是运载货物还是乘坐均比走路方便，价格也不贵，所以初期沿途乘客甚多，生意兴隆，获利甚巨，成为民国时期汕头市区热闹繁荣的产物。鼎盛时的汕樟轻便车铁路公司有轻便车箱共200辆，推车工人约180名，甚至有“卖票收入的光洋堆在地上状如小山”的说法。然而好景不长，灾祸兵燹接连袭来。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潮汕地区，国民政府两次东征，潮汕七日红等战事纷至沓来，各派势力占领汕头后，皆要求轻便铁路公司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各派势力要求铁路公司“协同”运兵，士兵们也经常坐“霸王车”，收入锐减。而沿途各地方势力也想从公司经营中分一杯羹，稍不遂意即令乡民撬铁轨偷枕木，干扰铁路运行，养护成本日益增加；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及路局内部人事纠纷。杨俊如初涉足实业界，缺乏经验及应付能力，造成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全线通车后仅仅经营了2年时间，公司已是负债累累。内外交困，重病缠身的杨俊如走投无路，于1925年被迫自杀。杨俊如去世后，公司经营每况愈下，由于经营不善，入不敷出，至1929年因经理舞弊，公司将铁路抵押给日本人办的台湾银行。随着汕头发展繁华，澄海到汕头经商者日益增多，轻便铁路已不足以应对客流，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汕樟公路正式投建，至廿一年(1932年)通车，轻便铁路客源日稀，仅以货运勉强维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汕头市政府以市区内不宜设立车站为由，着令汕头站迁至郊外，又因车轨横越中山公园前，阻碍交通，被限令拆除。轻便铁路几被遗弃，无人看护的枕木铁轨自然朽烂。迨至1939年日军入侵华南，汕头行将沦陷，为阻碍日军推进，南京政府下令将潮汕铁路与汕樟轻便铁路全线拆毁。汕樟轻便铁路也如它的主人一般，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汕樟轻便铁路是汕头至澄海唯一的陆上交通线，对沟通两地交通、促进两地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以中国最早的侨资轻便铁路而载入中国铁路发展史册。杨俊如也因此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被聘为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名誉干事，获得由会长许沅及副会长史量才、交通部长王正廷签发的证书予以褒奖。如今铁路已无存，随着城市改建和老一辈离去，“轻便车头”这个地名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仅仅留下“汕樟路”的地名还记载着当年的光荣与梦想。(仲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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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明的揭阳令曾应瑞

□蔡汉炎　清代乾隆《揭阳县正续志》其中宦跡一卷有这样记载：“曾应瑞，字徵伯，江西临川人，万历丙辰进士，四十六年选授揭阳。青年明敏，极有吏才，性简重，嚬笑不少，苟俗喜缿筩，依委焚之，鬼蜮不敢逞其技。酷惩衙蠹之害。遇有勾摄，则刻隸役形于票中，绝不旁寄耳目，胥吏左右莫能窥窃。雅意作兴于旧学宫之东，重开进贤门，又增修文庙，建尊经阁，待诸生礼遇甚厚。秩满擢监察御史，绅士感悦，建生祠祀之。”　曾应瑞到揭阳任上，年青英俊，文质彬彬，他体格健壮，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他待人亲热，总是笑脸相迎，诚挚友善；办事干练，性情温和，喜欢与县署诸生交谈，给人以为官亲和的印象。　曾应瑞上任不久，便带着一两随从，扮作客商模样，到全县各地探访。他们沿榕江上下来回走遍。山区、平原、风俗、民情、特产、居民，所到之处，询问座谈，深入农家，与地方族长老辈谈叙闲聊。他对县治的全面了解，使他深感，揭阳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盈，民风淳朴，户晓诗书。他不禁心中爱上这片热土，决心不负皇恩使命，施展才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曾应瑞经过察访筹谋之后，自己设想出几件治理方案和行动方略。他先整治县署衙门各方办事人员的作风制度，清理革除衙蠹。要求下属官员，提高办事效率，勤政爱民，为百姓办实事。对个别不负责任，贪赃枉法者给予整肃清除。把各地设立的告密箱废除，对官员的意见建议，可直接上访申述。他亲自接待百姓上访，处理民事纠纷案件，重证据不凭虚文。这样的作风，深得全邑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名声远播。　　在各地察访时，曾应瑞把乡规民约、地方法规，都作了详细记录。回来之后，他筹划要全县统一乡规民约，便于全民执行。因此，他召集了全境乡绅贤达，集中县衙研究修订，商议民约律法条款。经过几天的协商，解决了揭阳社会治安法规的统一问题。随后发布告示，按律实施，百姓有法可依，使上下形成祥和的新气象。　有一次，曾应瑞接到城中绅士反映，有一伙赌徒，夜间设馆，引诱一帮人参赌。城中也有商户人家子弟，赌输了钱，便行诈骗，坑害客商。时有一江西客商到揭阳，被骗参赌输了全部货款。他得知县令是江西老乡，即到县衙告发。曾应瑞当夜便派当差抓捕赌徒，依乡约惩治，收缴赌款。随后处理退回受害人款项，公布全境，杜绝赌博，平息城中恶习。　　过去，霖田都一些靠山村寨，常因山林纷争发生械斗，曾应瑞也有所闻。一日，霖田都有一乡绅上县衙告急。他们邻里二村乡民正在准备器械，眼看就要互相残杀了。曾应瑞得到消息，当即带县衙人员，星夜奔赴当地。他们到了林姓村寨，见村中丁壮都聚集起来，剑拔弩张。他马上找到林姓族长士绅，传令制止行动，从他们口中了解原因。随后，他又到李姓乡村制止械斗行动，向他们的长老调查情况。原来，两村不睦是历史问题。山林划界和争水灌田是其诱因。第二天，他便约二村长老士绅，集中上山勘查，划定界线，勒石为记，避免村民争执，按乡约处理。经过曾应瑞调解之后，两村和睦相处，友善往来。　揭阳地美都地处榕江入海口，其时常有海盗上岸抢夺杀人，扰民害人，百姓深受其殃。曾应瑞几次带人到当地调查，召集乡绅长老，商讨培训乡村丁壮，防御抗击海盗。为保一方平安，他以县署名义，多方筹款，资助沿海河村寨，抗击惩治海盗，使地方安宁。　　曾应瑞常于公余时间，邀上县衙一两官员，游赏水上古城风光。有时乘木舟小艇，有时徜徉古迹名胜，有时出入庙寺院落，有时漫步菜园农舍。他所到之处，不拘小节，不分贵贱。或与人吟诗作对，或谈叙聊天，或观赏弦乐清歌，或融于百姓之中。一次，他与教谕步行到进贤门城楼，见门堵塞，便停步发出感叹：“进贤进贤，门遭掩塞，贤者怎进？贤人不进，何来甲第登榜。”教谕立刻受其启迪，对他提出建议：“太爷，我们邀集各乡士绅长老，商议重开进贤门之事吧？”曾应瑞微笑点头。　这天，县署衙门热闹非凡，大厅堂上坐满了各地乡绅长老。曾应瑞倡议：各乡村办学堂，培育士子人才；重开进贤门，启迪甲第之路；修葺文庙，弘扬先师恩德；建尊经阁，配齐学宫设置。并带头捐出俸银，各地乡绅士子、富商也纷纷解囊捐款。从此，全县兴起办学高潮，城邑启动多项建设项目，带动了揭阳经济的振兴。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曾应瑞留给揭阳人民的不只是他写的《东壁赋》，更多的是一个清正廉明得民心的好官形象。
01月14日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