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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古八景之南岩古寺一游

作者：李绪才　　岁次辛卯，时值初夏，午暇与友闲聊，言及南岩古寺。据载，南岩寺，古称“南庵”，始建于明天启元年，坐落普辖南溪之大凤山。形胜传奇者多，皆为风闻，惟未亲临。古云，耳闻乃虚，眼见为实，遂俱往览之。　　既至，三山呈现，绿树成荫。四月南岩，春信虽逝花痕犹存，晴天丽日暖意频添。听泉水叮咚，鸟语互答；看虔诚善信，纷至祈福消灾，红男绿女，谈笑逸兴嬉游。此情此景，兴致引发，惬意油生。　　复前行，沿大道、穿曲径，踏危石、越丘壑。入眸处，熏风梳柳急，粉蝶寻芳忙。林中古柿，堪称稀世珍木，洼地古井，未饮犹感甘洌。荷池锦鲤，起舞溅珠喜迎嘉宾；寺前红豆，教人遐忆惠公传说。尤当春光明媚，燕啭莺啼之时，目睹红豆，如闻惠公昔日草庐传教，童子朗朗书声。民间传说，公奉命潮州主考，赴任之时上司托付，使其代置若干夏布，差事别，自愧囊涩无以承托，故弃职而隐居南奄。嗟呼！虽负得起主考之责，却挑不起人情之重。尔后，众说纷纭，言其或恋潮汕风土，或恋古刹清幽，或厌世态人情……非也，诚乃其清廉也！公德学双馨，授徒课读，无私奉献，于兹广为传颂。　　移步谨瞻，万佛浮屠，势若椽笔，书传世之真经，弘禅宗之妙法；大雄宝殿，梵音缭绕，播法喜于三界，结胜缘于众生。暮鼓晨钟，唤醒人间痴梦；灵地琼楼，引接彩凤来仪。唐朝佛石，长焕三宝灵光，见证大千禅乐。　　漫游及此，驻足片刻，感慨万千。斯地，虽无名山之盛誉，却有玉佛之传奇，《走遍中国》，亦占一席，而获嘉许，足见其“万载云封”，而开一方净土。斯时，景观联珠，目不暇接，心乐神驰，不觉倦意顿消，烦恼尽却，荣辱皆忘。　　继之，登高环视，群山拱揖，青黛环绕；俯瞰旷野平川，阡陌纵横，果园连片，田舍人家炊烟隐约；远眺榕江，渔舟穿梭，晚霞化作袈裟色，玉带漂涤翠竹间，水光相映。如诗如画，何其美哉！　　暮色催归，临别依依，情之所至，欣赋七律感怀：轻烟袅袅三山绕，曲径通幽步履移。远眺榕江飘玉带，近看锦鲤跃莲池。千年古柿称奇特，一口清泉净妄痴。胜景犹如红豆美，迷眸客醉误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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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从风雨圣者到苏六娘

拙文《风雨圣者的文光》发表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专门去了孙畔村及宝峰山实地采访拍摄。借助现代传媒的有力推介，沉寂几近千年的揭阳神祗风雨圣者也许真的就要重焕神光，以之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可能也就还会更热起来，这是我和广大信众以及所有期盼揭阳文化振兴的各界人士的期望。　　已经多次写过，作为共产党员，我是无神论者。但是话又必须说了回来，对于地方历史上所造的神灵，如果发现它有某些经济，文化的增长点可以培育，我却乐意站在尊重民俗的立场，力所能及地对其发扬光大。　　作为土著而且做着“地方文化研究”的一名业余作者，我当然熟知风雨圣者其神其事。但说实话，过去的“熟悉”，也就局限“案头”上的认识而已，很少想及它对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诸多方面的“贡献率”问题，虽然我的地方文化研究总是倾斜于社会功利的方向。及至今年夏天，有位老板捐资开辟宝峰山“圣迹”通道，欲方便当地正月风雨圣者的巡游，他经由人家介绍而找到我后，我才萌发把将这一地方神明文化导向文化、经济、旅游和社会建设的想法。上述那篇《风雨圣者的文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发表的，我的用意是以它作为开发民间信仰文化的边鼓。　　揭阳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在过去，其中很大部分一直被以迷信、落后目之而无法发挥它的正面效益。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思想障碍，现在的障碍是在缺乏战略眼光、在把民间信仰开发为文化产业上缺少自觉和办法。于是，许多珍稀的文化资源仍然闲置而无法释放价值。　　对于风雨圣者文化的开发，固然可以通过建庙、组织拜谒，取得微薄的寺庙经济的效益，但是这种传统做法不能使其影响更加广泛与深刻。于是在策划筹建祖庙文化园以后，我就考虑到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提升它的文化品位，同时膨胀它的影响，使它将来成为揭阳一个知名度较大的文化旅游景区的“主题”，并且可持续发展。庆幸时下不但相关学术成果不断问世，而且还有不少高校学生继往开来，以之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实质性建设的东风，似乎已经呼之欲来。　　其实，风雨圣者发祥地邻近的苏六娘故里，也是发展文化旅游的优越资源。作为一份重要的民间文化遗产，苏六娘的知名度虽然不及国内同类主题的“梁祝”与莫愁、牡丹亭之类，但起码在闽粤两省之交广大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相信通过强度更大的宣传和推介，还可使其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吸引力不断递增。“梁祝”的发生地，河南、浙江各处都在“鉴定”和争夺。近年宁波北郊因为发现一座“疑似”的古墓，就顺势建成一个面积宽达千亩的“梁祝公园”，集相关文化于一区，居然也游人如织。苏六娘的故里是否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客源充盈的旅游目的地？以我的看法，只要操作得当，不是没有可能。问题在于下决心去打造，在于找准打造的方向与方式。现在汕头都在讨论《苏六娘》的剧本是否可以扩容，作成潮剧这一“非遗”的经典品牌。可是作为原产地，揭阳倒是没有“表示”，没有规划，而热衷于人造景区的憧憬与制造。　　揭阳是民间文化高度发达、精英文化相对单薄的地区。发达的民间文化的菁华部分、稀特部分，如三山国王、风雨圣者以及苏六娘之类，都可以在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文化强市建设的语境下，作成有利振兴揭阳的特色文化园区。因为这样的景区是别地无法取代的。　　现在有着一种倾向，在跟地方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毫不相关的地方，大搞“高”、“大”、“全”的主题旅游产品，这类“产品”既缺乏历史底蕴，缺乏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缺乏客源，而占地大、投资多、寿命短。好像番禺的“飞龙世界”、广州的“世界大观”，都是弄不了几时就人去楼空，成了瞎折腾的范例。就是名噪一时的深圳“锦绣中华”，也已日渐式微，必须捆绑在民俗村上进行营销了。随心所欲的“主题公园”这种旅游经营方式，已经留下许多有待总结的问题。而以历史文化为内涵，以文化原发地为依托的旅游景区，却生命之树常绿，这是已经不用举例说明的事实。所以，揭阳要想做大文化旅游，应该选择的是后一种模式，而不是想当然的虚构巨制。　　当然，还有文化提升、整合的一系列工程需要配套。因为只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去营销，以揭阳现有的资源品位，是一个景区都卖不出去的。　　从风雨圣者竟拉扯至苏六娘，这线抛得有些长，再闲谈下去，恐怕会停不下了，就此打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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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之名始于何时？

“潮汕”之名，或以为诞生于清末光绪29年（1903）奏办潮汕铁路，1907年5月22日爆发“丁未黄冈起义”，《南洋总汇报》大肆指责孙中山勾结“潮汕会党”，策动黄冈起义。“潮汕”之名由此见诸报端，逐步广为人知。其实，“潮汕”之名，早在光绪9年（1883）就已出现在潮海关档案中。 1883年2月13日，在潮海关呈总税务司文及附件第24号档案中，就有中文备注“大美钦命驻扎潮汕等处办理本国人民通商事务副领事官”；同年10月23日，潮海关呈税务司文及附件121号档案中，有光绪9年（1883）7月13日有“委办潮汕海口洋务委员同知衔、试用知县葛肇兰禀”。可见，早在1883年，“潮汕”之名就已用于中外官员职衔上，也就是至迟在1883年，“潮汕”之名已开始使用。　 “潮汕”之名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汕头开埠后作为岭东新经济中心而崛起，随着同治7年（1868）惠潮嘉道台行辕在汕头设立，汕头的政治外交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其重要性也提升到到与潮州并列的层次，以“潮汕”之名来称呼潮、汕两地乃至潮州府管辖范围已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清末，“潮汕”之名不但用于中外官员职衔，且也习见于有关政府公文、报告当中。光绪24年（1898）底，潮海关税务司马根呈报《光绪二十四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称：“惟汕至潮州府路出韩江，中有浅沙，小轮至此，恐不能越雷池一步。鄙见极宜建筑铁路一小段，联络潮汕，则陆有坦途，便于转运岂不妙哉。”此处“潮汕”一词的使用，也早于1903年奏办潮汕铁路之时。 1904年底，署理潮海关税务司师范西呈报《光绪三十年（1904）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称：“潮汕地势平坦，易于勘测筑造。”1905年底，师范西呈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亦称：“去年潮汕接壤之区，铁路所经，乡民争执，势不相下。” 光绪31年（1905）元月10日，外务部有奏疏《潮汕日工案，可否饬张煜南限日商结，以重责成》。光绪33年（1907）12月2日，两广总督奏及“潮汕各商报效改办厘金一案”。　宣统2年（1910）9月26日，中华民国粤省第四军司令部长照会潮海关税务司克立基，函称“本司令部长奉中华民国军政府统率民兵光复潮汕，嗣后对于地方善后办法，尚须重兵镇摄，方足维持公安。”　民国11年（1922年）9月，旅京广东潮汕义赈会会长、副会长王宠惠、罗文干、杨永泰有函电内务部“关于潮汕风灾，就潮海关进出口货附加一成赈捐一案，请会商财政部税务处，将开放附捐日期迅予酌定，电汕头税务司知照以便开放由”。同年10月，署内务部总长孙丹林、财政部总长罗文干有咨文“据旅京广东潮汕义赈会呈请，就广东全省海、常各关进口货物一律附办赈捐一成，一年为期等语，所请自应照准，请即商取使团同意办理由”。　在民国的报刊和书籍中，也习见“潮汕”之名。如光绪34年（1908）6月27日《汕头公报》报道《按章请免税司兼办潮汕货抽局》：“潮汕铁路公司展筑枝路，将次工竣，经潮海关夏税司申请大吏，分派司巡，前赴潮汕设卡查验征收，并请由该关员役代抽，奉饬司局核议各情，已详本报。” 1916年4月11日陈炯明《在潮汕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话》称：“此次潮汕独立，端仗军界诸君之劳，与学、商、绅各界同心拥护共和之力，乃能驱逐民贼，易于摧枯。”是年，番禺人姚筠在《萧伯瑶先生遗稿序》中称：“伯瑶远寓潮汕，邮寄此稿。”等等，不胜枚举。　可见，“潮汕”之名，到民国时期已为习见，潮汕人读到都会感到亲切，为之会心一笑。  
08月30日　0
源远流长的潮汕历史大潮网

远古时，潮汕一带称为南交之地，属“扬州之域”，人烟稀少，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属百越（百粤）一支。　　古越族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一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贝冢”）和“沙丘”文化，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族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贾岛《寄韩潮州愈》诗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4000年前尚处于大海之滨。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百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潮汕地区这时属南海郡，但尚未有政权建制。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王，设揭阳县，才开始了政权建制。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汉朝仍设揭阳县（王莽时改“南海亭”），属南海郡。潮汕地区开始有直属中原王朝的政权建制。南海郡揭阳县疆域包括现在潮汕地区、梅县地区及闽南一部分。建安时南海郡属荆州，三国后期属广州，随着秦汉时代中原人口的南迁和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人民的迁入，潮汕经济有很大发展。公元前413年（晋安帝义熙九年），晋王朝于此设立了地方性政权组织——义安郡，统辖海阳、海宁、潮阳（三县约相当于今潮汕地区）、义昭（今大埔）、绥安（今福建漳浦地区）5县。　　隋开皇十一年（591）改为潮州（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潮水往复，故名），唐垂拱2年（686）割潮、泉各半，设立漳州。自此，潮州不再辖有闽南之地，唐潮州只有海阳、潮阳、程乡（今梅县）3县。　　宋潮州统辖海阳、潮阳二县，至宣和3年（1121），增设揭阳县，史称“三阳”。 元，改潮州路。　　明洪武二年（1369）之后至清，称潮州府。明初，只有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四县。这时，已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农、手工、商业十分发达，在封建经济的母胎内，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加上军事需要，先后增设饶平、惠来、大埔、澄海、万安、普安（万历十年改普宁）、平远，镇平（今蕉岭）等县级建制。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割程乡、镇平、平远3县，设嘉应直隶州。乾隆3年，设丰顺县、潮州府共辖9县：海阳、潮阳、揭阳、普宁、惠来、澄海、饶平、丰顺、大埔。　　1858年，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潮州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后经多方干涉，1861年正式开汕头为商埠，称“汕头埠”，属澄海县鮀浦司管辖。名称的由来----　　汕头原是揭阳（后居澄海）海边的一个渔村，元代在现在的光华埠一带已形成较大渔村，称“厦岭”。至嘉靖九年（1530），现老妈宫一带至崎碌已形成沙脊，称“沙汕”。万历三年（1575），沙脊积聚成片，称作“沙汕坪”，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现在的外马路人民银行汕头支行所在地建炮台、烟墩，称“沙汕头”。以后，清政府在这里设站收取盐税，简称“汕头”。嘉庆十四年（1809）因商船停泊越来越多，称“沙汕头港”，至开埠前，已建“漳潮会馆”，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具备商埠雏型。汕头开埠后，鸦片、外国商品源源输入，大批“猪仔”源源输送到各国殖民地，充当苦力。英、德、法、挪威、美、日等国先后设立领事馆，进行经济、文化、军事侵略。民国期间，潮汕先后成立军政府、专员公署。1914年改海阳县为潮安县。翌年，从饶平分出南澳县。1921年后，潮汕地区共10县1市。1921年汕头设立市政厅，与澄海县分治。1929年，改称汕头市政府。1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　　汕头得名于海滨泥沙积聚而成的沙脊，由于韩江泥沙在海滨地带的不断冲积，并在潮汐风浪的作用下，在今汕头老市区一带形成一条自然的沙堤。这种沙堤就叫“汕”。开端处叫“头”。汕头又有鮀岛的别称。鮀是一种体小而圆，带有斑点的鱼类，属鲨鱼一种，称鲨鮀。汕头市区因位于鮀济河一侧，三面环水，历史上曾是半岛，过去海湾盛产鲨鮀，故称“鮀岛”。　　解放后潮汕地区建立潮汕专区。1953年与惠阳、兴梅合并为粤东行署。1956年与兴梅合称汕头专区，1958年割海陆丰入汕头专区。1965年与兴梅分专区，并设揭西县。至1983年海陆丰割归惠阳，汕头地区与汕头市机构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中原人南迁潮汕------　　潮汕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只居住过越族、畬族、俚人、僚人等多个少数民族。自秦以来，已有中原人民迁居潮汕地区的记载。秦始皇在统一百越的过程中，曾迁徙50万中原人民到岭南定居。西汉末年在反对王莽的斗争中，也有大量人口迁入，但中原人民大量移居潮汕，是从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形成第一次中原人大迁徒的。唐宋末年，又再次形成南迁的中原人大迁徒。由于中原战乱频发，当时山西、河南以及先期从北方辗转到福建莆田、漳州、泉州一带的人民，再向南迁徙到潮州地区。初时从福建迁来的，称为“福老”。从山西（因地处黄河河套以东，旧称河东）、河南来的，称为“河老”。以示与潮州原有土著相区别。据近人考评，土著应为俚人。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僚指壮人）。因俚人早已为粤东主人，所以与西来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府就据此而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乱”。在汉化影响下，少数人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另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在岛上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在潮汕乡村，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畬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等，均是当年俚寨。　　由于土著人（俚人）逐渐被汉化，“河老”没有“福老”人数众多，所以“福老”一词逐渐变为潮汕人的泛称。福老开始有新族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才逐渐混为一体，在福建定居后辗转入潮的中原汉人，主要来自河南洛阳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307--313）的八王之乱。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是晋时南迁时得名。从隋唐开始“福老”人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福老”“河老”人的入主潮汕，促进潮汕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以后，潮汕的文化经济已成为全国发达地区之一。　　居住在北部山区的客家人，也是从中原迁徙而来。但由于时间有先后，路线不同，所以与潮汕人形成两系。从路线上讲，潮州人主要是从福建南部沿海岸线南移的，故也称为海系；客家人则多由江西福建西南部山区向粤闽南山地转移，故也称陆系。从时间上讲，客家人虽然从西晋永嘉年间，从黄河流域南迁渡过长江，但至唐末宋末才大批到达闽赣等地，然后再入粤东粤北。当时福老人已入主潮汕多年，占有平川沃土，交通要求。客家人不得不在山区居住。但山区也早有居民，畬族。所以，他们对于畬族来讲也是“客”。客家人名称由此得。畬族一度人数很多，但终因文化不如来自中原的“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客家人，所以终于渐为客家人所汉化。由于长期交错转涉，客家人与潮汕人逐渐混同，据解放前统计，梅、潮一带只有大埔纯客家县，澄海纯福老县，即所谓的“大埔无福，澄海无客”。 
08月23日　0
唐人街转型并非没落而为发展

唐人街，顾名思义，就是因华人聚居地而得名。而现在所说的唐人街已超越了居住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存在。身在国外的人说，无论身处哪个城市，唐人街的意义就如同故乡一般亲切。旅居多年的人感觉，唐人街是一剂妙药，可以暂时消除你无尽的乡愁，令你产生回归故里的感觉。不过，来自海外华文媒体的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来自中国的移民的数量增速放缓，移民潮日趋枯竭，各地的唐人街正面临转型。也有更多的人发出疑问：新移民不再是主体，唐人街又如何称之为“唐人街”？更有悲观者直接把文章的标题写作“唐人街的没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唐人街的没落，而是华裔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开创新生活的标志。 “唐人街”的形象本身蕴含着历史的复杂性。华人族群最初移民到海外时，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和排斥，不得不聚居在一处，和衷共济，逐渐形成了“唐人街”。早年“唐人街”上的人，靠“三把刀”（剃刀、剪刀和菜刀）来“讨生活”。这种状况既和老一辈华人的文化程度低、缺乏资本积累有关，也与历史上各国的排华政策有关。而如今，华人形象更加自信、健康、开朗、从容。单从“职业”这一角度看，“三把刀”已经是历史，目前华人更多从事高科技、经济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职业，已经不再偏安一隅，低三下四，而是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拓展自己的社交领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说第一代华人是打工仔，那么第二代已经变成白领或者金领。世易时移，唐人街不能只注重老旧的中国文化标签，而应该注重与现代切合，把自己打造成可以吸引二代及三代移民的地方，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一代接着一代地往下传承。
08月23日　0
西胪镇：宋代创建的波美村

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波美村，自宋建炎三年（1129）置寨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如今，村里仍延续着许多古风古韵。　　来到波美村，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沿公路边的新村，新楼林立，市场繁荣，车辆穿梭，行人如鲫；对面老村，清一色明清古民居，小巷悠悠，小桥流水，悠扬悦耳的古乐之声，使人似进入了世外桃源。　　据史料记载，宋大观三年（1109），福建蒲田人黄詹中进士，被朝廷选任潮州府通判，后升潮州知军州事，诰授朝奉大夫，宋建炎三年（1129），黄詹任满致仕，携眷于潮阳波美村定居，专事著述，设馆授徒，成为岭南著名学者和波美村黄姓始祖。村里的古民居多为明清时代的建筑，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黄詹纪念祠”，该祠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丙午年（1786）重修，祠外门为牌坊亭式，跟凹肚门楼形成鲜明差异，祠内三进厅两天井加拜亭，两旁有车房，前厅壁廊全部用石板构筑，结构严谨，桁木间有龙虎狮象、花鸟虫鱼等精美木雕，祠内有族规碑一块，主要内容为“重人伦以正纲纪；植树木以培风水；禁赌博以安生业；屏盗贼以扶善良；亲乡里以睦宗族；戒非为以怯生事。”还有“宜读于书，宜耕于田”等遗训，皆是黄詹遗著的“先德行而后文艺”的精神延伸与发展而形成独自的“宗族文化”。波美村后还有两处奇特的古建筑，一处是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的古雪岩寺，岩寺由天然岩穴和人工建筑巧妙构成，前中后三厅成梯形排列，最为奇特的是后厅的大雄宝殿，这里的墙壁、屋顶由四块纵横交错的大石构成，石块交接处形成六个“天窗”，奇怪的是这些“天窗”都成三角形，能透进光线，使室内明亮、空气清新，古雪岩寺周围怪石嶙峋，形成100多处大小不一的石洞，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轰炸潮汕，这些石洞成了天然防空洞，当地居民数千人藏于洞内安然无恙。另一处古建筑为长美岩寺，该寺始建于宋代，岩寺以天然岩石为顶，依山构筑，古朴大方，反映了宋代潮汕工匠的高超建筑艺术。
08月23日　0
汕头画家出席伦敦美术大展

规模盛大的“创意城市·2012伦敦美术大展”于本月7日在伦敦降下帷幕，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委会副主任、汕头画院画师赵澄襄作为参展画家和代表团成员赴伦敦亲历这次艺术盛典和国际交流活动。   这次美术大展是由中国对外交流协会、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和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大展列入伦敦奥运会文化活动项目。共展出来自全球72个国家500名艺术家的500件精心创作的作品，包括油画、中国画和综合材料绘画作品。8月1日晚，100多位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与来自全球的艺术家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见证了“艺术让奥林匹克更美”的辉煌时刻。   赵澄襄这次参展的是一幅题为《斑斓·和声》的作品，作品构思独到，手法新颖，运用水墨加重彩的手段，也融入了剪纸的元素，作品传达出和平、美好、文明、友谊的声音，受到同行和观众的好评。据悉，应邀参展的广东画家有许钦松、王玉珏、陈永锵、陈政明、梁宇、赵澄襄、叶其青、黎柱成等，有些画家因工作繁忙或外出，没有亲临伦敦。
08月23日　0
揭秘：十大元帅后代今何在？

朱德元帅: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少将军衔，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长子刘太行刘伯承元帅: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女儿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贺捷生（右）贺龙元帅:儿子贺鹏飞，中将军衔，海军副司令员。女儿贺捷生，少将军衔，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夫:李振军，前武警总部政委。）长子陈昊苏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俄友协的会长。次子陈丹淮次子陈丹淮，少将军衔，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三子陈晓鲁，系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女儿陈珊珊。（夫:王光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东进罗荣桓元帅:儿子罗东进，中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女儿罗玉英。徐小岩徐向前元帅:儿子徐小岩，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部长。内侄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聂力聂荣臻元帅:女儿聂力，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夫:丁衡高，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防科工委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   叶选平叶剑英元帅:长子叶选平，政协副主席，（妻吴玉章孙女吴小兰——-深圳人大副主任。女儿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子叶选宁(岳枫)，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军衔，人大常委；子叶选廉，全国政协委员，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女叶楚梅，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原副局长，（夫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女叶向真（夫钱壮飞之外孙罗丹）；女叶文珊，海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香港亚太奔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余秋里之子余方方）；养女戴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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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彬：近代崛起于上海的大潮商

汕头开埠以后，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海洋运输业迅速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不少潮人奋发到中国沿海各商埠和东南亚等地闯世界，艰辛创业，精心经营，成为近代翘楚潮商。其中，潮阳人郭子彬于19世纪七十年代奔赴上海谋生，经过数十年的辗转经营，崛起成为大潮商。　　决然转行进入上海实业界　　郭子彬是潮阳铜孟人，出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其兄早逝。郭子彬少年时只身奔赴上海谋生，由其弟在家继承父业行医并侍奉老母。起初，他到上海一家烟土行当学徒数年，由于他学懂一些英语，办事认真，得到洋商的赏识，接着被洋行聘用帮其出售烟土（即鸦片），赚取佣金。其后，郭子彬自设郭鸿泰号土行贩卖鸦片，获利颇多。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开展禁烟运动，郭子彬深感贩卖鸦片害国害人，必须及时掉转经营方向，改变自己以前贩卖鸦片给人们留下的不良形象。于是，他首先投资上海钱庄业，在上海鸿信、鸿祥、信裕、晋安４家钱庄，共参股11.8万两银，成为４家钱庄的大股东。与此同时，他以鸿裕号为名，兴办４家面粉厂和１家织布厂。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列强在欧洲激烈争战，棉纱、棉布输入中国的数额锐减，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得到发展的机会。郭子彬抓住良好时机，于1915年和1918年与其表弟郑培之（潮阳金浦人）合作，先后投入巨资在上海创办大型的鸿裕纱厂和鸿章纺织染厂，崛起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　　精心经营纺织业卓有成效　　在郭子彬创办和经营的实业中，以棉纺织业的业绩最为显著。　　1915年，郭子彬与表弟郑培之合作投资150万两银，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创办鸿裕纱厂，建厂时购地近100亩，延聘英国工程师设计。该厂建成后，拥有纱锭62816枚，布机244台，实际有纱厂和布厂共两厂，产品以宝鼎为牌号，运销国内各商埠和东南亚各地，获利丰厚。该厂曾获孙中山手书“衣被群生”的牌匾。　　1918年４月，郭子彬又与郑培之合作，投资10万两银，在上海麦根路康那脱路口（今泰兴路北段康定路口）创办鸿章纺织厂。此厂初期拥有木织机400台，染缸８只，职工300多人，董事长郭亮甫（郭子彬第三子）。翌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全国各地提倡国货和抵制洋货活动蓬勃展开，郭子彬和郑培之看准时机，于1920年为鸿章纺织厂增资10万两银，增购铁木织布机216台；1922年，又大幅增加投资至150万两银，扩大该厂经营规模，添置纱锭24536枚，布机440台（其中铁织机25台），并购置染色机械代替旧式染缸，建成机械化染布车间，全厂职工激增至1200人。这样，鸿章厂已发展成为大型的纺织染企业，此时的厂名也改称鸿章纺织染厂。该厂的产品棉纱以宝彝为商标，棉布以宝彝、鸿章、双凤、三羊为商标，皆畅销国内和东南亚各地。　　1928年至1931年，由郭子彬主持的鸿章纺织染厂生产和经营业务继续发展，纺部增产，织部和染部的生意更好。郭氏在上海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成效显著，对当时上海民族纺织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业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　　热心公益事业闻名遐迩　　郭子彬致富后，热心在上海和家乡投资兴办公益事业，远近闻名。　　郭氏重视帮助各地发展教育事业，培育人才。1920年，上海潮惠会馆决定在上海胶州路创办上海贫儿教养院，包括小学和中学部，主要招收旅沪潮汕籍贫寒人家子弟入学，学生一律住读，全部免费，实行半工半读。郭子彬担任这所学校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不仅带头捐献建校资金，而且长期捐助该校办学经费。1923年，郭子彬捐资5万两银为上海复旦大学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被命名为“子彬楼”，此楼至今尚存，其子郭辅庭还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郭氏还热心资助在沪潮阳籍学生出国深造，扶持出国留学的郭任远、郭承恩、郭守纯等成为博士人才。1919年，郭子彬和郑培之捐资在汕头创办潮州八邑职业学校，其后改办为汕头大中学校（即汕头市第四中学前身）。郭氏还在家乡捐资购地扩建潮阳铜孟公学校舍，为该公学添置教学设备。对韩山师范学校、金山中学和潮阳东山中学、六都中学、潮光学校等，也分别捐建教室、图书馆或师生宿舍，并分别捐赠图书、实验仪器等。　　郭氏对上海和家乡的医疗、慈善事业，也多有捐助。如1929年上海潮州会馆决定在重庆南路兴安路口创办上海潮州和济医院，他即鼎力捐资支持，成为这所医院的创办人之一。他先后在上海倡建潮惠山庄和潮州八邑山庄，并慷慨捐资，使两个山庄成为旅沪潮汕乡亲逝世后办丧事、寄棺或殡葬之场所。郭子彬晚年回乡后，仍不遗余力，捐资建造田心桥、溪西雨亭和新桥北山亭，改建潮阳铜盂分别至神仙里、峡山、深岭3条泥土路为贝灰三合土道路，独资维持峡山宏济善堂施医赠药和施棺赠葬的经费，并捐助峡山育婴堂的经费等。　　1932年，郭子彬因病在家乡逝世，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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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籍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之郑振文

郑振文，字铎宣，潮阳县人，1898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德国柏林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地质学教授。加入中国青年党，选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4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11月，以青年党身份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翌年5月，由青年党提名，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为民国时期第一个人阁任政务官的潮汕人。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后赴马来亚，经商致富，1954年曾到台湾出席“第二次国民大会”。1963年病逝于吉隆坡。年65岁。 (主要参考资料：高雄市潮汕同乡会资料室《湖汕革命志士事略》、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国民政府职官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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