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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胡润首度同发中国慈善榜

昨天，《福布斯》中文版和胡润研究院首度同时发布了最新的中国慈善榜，记者采访得知，两榜同时发布纯属巧合。由于统计期间不同，这两份榜单在数据和排名上有所不同，但曹德旺和王健林两位企业家都入选了这两份榜单的前两位。王健林领衔《福布斯》慈善榜《福布斯》中文版统计期间为2010年全年，在此期间内，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16位，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分别以12.8亿元、10.3亿元、5.5亿元的现金捐赠额名列《福布斯》慈善榜的前三位。其中，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政府捐款10亿元，用于金陵大报恩寺重建，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赠。另外，在胡润的慈善榜中，王健林也以11.8亿元的捐赠金额名列第二。胡润报告中指出，王健林历年慈善捐赠额度接近其财富的10%。曹德旺领跑胡润慈善榜由于胡润慈善榜的统计期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4月14日，因此在今年4月将价值35.5亿元福耀玻璃[10.80 0.65% 股吧]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曹德旺家族也以45.8亿元的捐献总额成为胡润慈善榜中的首善。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捐款已达50亿元，其历年慈善捐赠额度占到其财富的40%。企业家对捐款管理更为严格《福布斯》中文版表示，虽然今年榜单上的捐赠数据达到统计以来的最好水平，但企业家对于善款的管理也更为严格了。例如去年5月，曹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干旱灾区捐助2亿元时，他就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而现行《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如此严苛的捐款条件为曹德旺赢得了“最苛刻的捐款人”的称号，并首开了中国捐赠者对善款去向问责的先河。《福布斯》中文版执行主编刘瑞明表示，像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值得鼓励。事件性捐赠仍是主体《福布斯》中文版中国慈善榜项目负责人史国伟表示，一种是青海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事件；另一种是由不同部门发起的大型捐款活动，如“慈善万人行”、“广东扶贫济困日”、“春风行动”、“绿化长江，重庆行动”等，以上“事件性捐赠”总额占年度捐赠总额的50%以上。　本报记者古晓宇  
04月26日　57
福布斯发布2011中国慈善榜王健林捐资12.8亿居首

王健林（资料图） 100位上榜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达81.2亿元，上榜门槛达1400万元，均创历史新高。 2010年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16位，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分列前三，59%上榜慈善家为福布斯富豪。凤凰网财经讯 2011年4月19日，上海——福布斯中文版第六次发布中国慈善榜。榜单显示，100位上榜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81.2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14%。第100名的入围门槛也由去年的500万元大幅提升至1400万元。 2010年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16位，他们捐赠总额占总金额的64%。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分别以12.8亿元、10.3亿元、5.5亿元的现金捐赠额名列前三位。其中，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南京市政府捐款10亿元，用于金陵大报恩寺重建，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赠。去年荣登榜单的100位企业家中，今年依然有46位上榜，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倾注了持续的热情。同时，今年上榜的100位企业家中，有59位同样也是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上榜富豪。从行业角度看，房地产及矿产能源行业贡献了最多的慈善资金，延续以往趋势。从地域上看，广东、福建、辽宁、北京、江苏、浙江是慈善捐款最多的6个省(市)，这与2010年中国出产富豪最多的省份基本吻合。中国慈善榜项目负责人史国伟表示：“事件性捐赠”仍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主角。一种是青海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事件；另一种是由不同部门发起的大型捐款活动，如“慈善万人行”、“广东扶贫济困日”、“春风行动”、“绿化长江，重庆行动”等，以上“事件性捐赠”总额占年度捐赠总额的50%以上。无论是入围门槛，还是捐赠总额，今年的捐赠数据都达到我们统计以来的最好水平。企业家捐赠越来越慷慨：王健林10亿元捐建南京大报恩寺，1亿元用于玉树地震救灾；曹德旺4亿元捐建福州市图书馆新馆，2亿元用于西南五省抗旱，1亿元用于玉树地震救灾；卢志强2亿元设立泛海公益基金会，1亿元用于玉树地震救灾；而朱孟依家族下属的珠江投资、合生创展、新南方集团、烛光集团四家企业在“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捐款4.2亿元。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倾向于用大钱做大事。企业家慷慨的另一面，是他们更“苛刻”了。2010年5月，曹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干旱灾区捐助2亿元的计划近乎夭折。因为曹德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而现行《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为了保证执行效果，曹德旺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如此严苛的捐款条件为曹德旺赢得了“最苛刻的捐款人”的称号，并首开了中国捐赠者对善款去向问责的先河。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表示：“今年中国慈善榜捐赠门槛和捐赠总量都大幅提升，表明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意识和捐赠能力都都有很大提高，这正是福布斯一直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王健林、曹德旺、卢志强等福布斯上榜富豪为中国慈善捐赠事业树立了榜样。” 福布斯中文版执行主编刘瑞明也表示：“我们希望在慈善捐款大跃进的同时，善款的使用能更加精细化，更加透明化。像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值得鼓励，他们不仅有善心，有行善能力，并且切实将善心与善款落到实处。”  
04月26日　104
清华校长风云录：曾有人是中国任期最短总统

核心提示：除了绚烂而短暂的清华监督生涯，周自齐还在近代史上留下了颇多印记：“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我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等等。他还是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1922年3月，他署理国务总理，徐世昌下台后，代行总统职务，任期为1922年6月2日至1922年6月11日。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4月25日，作者：夏攀，原题：《百年清华校长风云录》罗家伦主政清华时年仅31岁。上任伊始，正赶上清华暑假招生，他匆匆而来，在招生简章上大笔一挥，添了四个大字：“男女兼收”。于是，清华在当年迎来了第一批女学生一世纪沧桑砥砺，一百年春华秋实。这是现任校长顾秉林在清华大学2011年新年献词的开场白。一百岁的清华，数易其名，历经风雨，和百年中国历史一道沉浮，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诸多悲喜交织的影像。清华影像中有些特殊的身影——他们或为众人熟悉，或已在岁月长河中变得模糊，但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令人肃然起敬又充满好奇。那就是：清华校长。谁是首任校长沿清华学堂这个旧名再往前追溯，那时它还叫游美肄业馆。1911年4月9日，清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两日后，宣统朱批：“依议，钦此。” 当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此时的清华学堂监督（校长）由清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兼任。被许多人称为清华创建人的周自齐出身山东一个官绅世家，他自幼在大家族中接受了宏博的国学教育，后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见他“学业出众，一表人才，潇洒大方”，便保送他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在北京，周自齐的外语才能得以发挥。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等人阅读日本报纸上的新闻，周自齐就是翻译之一。京师同文馆毕业后，周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毕业回国后，他开始在外务部任职，还曾陪同载振亲王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大典。 1909年，周自齐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从此与清华结缘。他组织筹建了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在校址的选定、购地、建校、聘请教员等方面倾尽心血，最为后人关注的是选拔学生留美工作。周自齐定下“中文要通达、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不能有破相”的标准，梅贻琦、竺可桢、胡适、赵元任、金邦正等以后的名人大家都是通过了周自齐的选拔而得以留美。除了绚烂而短暂的清华监督生涯，周自齐还在近代史上留下了颇多印记：“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我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等等。他还是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1922年3月，他署理国务总理，徐世昌下台后，代行总统职务，任期为1922年6月2日至1922年6月11日。在清华学堂时代，在周自齐之后任监督的是唐国安，如果从辛亥革命后算起，他亦被不少人认为是清华的首任校长。唐国安1873年被曾国藩选派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肄业于耶鲁大学，1912年任清华学堂监督。在他任职期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在掌舵清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唐国安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唐国安倡导“通才教育”，提倡学生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他还提出大学教育应是“德、智、体、美、群”五育并举，引导学生和谐发展。胡适、赵元任、竺可桢都曾自称是“唐国安的弟子”。留下八个字的辞职校长唐国安是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的承前启后者，周诒春则是清华学校时期的集大成者。唐国安临终前推荐他担任校长，并在致外交部的信中称之：“老成练达，学识皆优。” 周诒春的一生很有些传奇意味。他曾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耶鲁等名校，也曾在科举考试终结后的1911年被清政府授予进士、点为翰林，时称“洋翰林”。他在1912年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也曾任过民国政府的农林部长和卫生部长。然而，在许多清华人眼中，清华校长才是周诒春一生最大的光辉。清华校友陈宏振评价周诒春，“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 在清华4年多任期中，周诒春拟定了清华学校从留美预备学校向正规大学转变的宏伟计划；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早期著名的四大建筑；确定了清华校训；开创了清华的体育传统。 1916年，他正式向当局提出让清华向独立、完全大学过渡的计划，在呈请书中，他写道：“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 然而在1918年初，因为受到亲日派排挤和污蔑，周诒春留下“既遭时忌，愿让贤能”八字而辞职。清华教授温源宁回忆老校长离职那一天的情形：“清华学校全体集合，学生们身穿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这悲哀持续了这样久，以至于他离开了十几年，清华也没有忘记他，或者说不肯忘记他。” 被学生赶下台的校长周诒春让清华学子如此不舍，他之后两位继任的情形则截然相反。接任周诒春的是外交部参事秘书张煜全，他也是留美生，曾在1906年学部游学毕业生考试中名列头等。有史料记载，此人在任校长期间“不理校政，引起学生强烈不满”。 1921级学生闻一多曾画了一幅漫画，讽刺这位大半时间卧床养病的校长是“垂床听政”。 1919年1、2月，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改组为学生会。张煜全派校警在学生会成立大会上横加干涉。愤怒学生宣布罢课，掀起了清华校史上第一次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被赶出了清华。张煜全之后，拥有康奈尔大学林科硕士学位的金邦正担任校长。他来清华之后，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1921年6月11日，清华高年级学生（1921级和1922级）因支援北京八校教师索薪斗争，举行了“同情罢考”。金邦正罚全体罢考学生留级一年，引起学生强烈反对。1921年秋开学时，全体学生拒不出席开学典礼。当年10月13日，金邦正作为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随员赴美，其间清华学生会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金由此被迫辞职。第一代海归MBA当校长在清华学校时代，最后两任校长是曹云祥和温应星，前者任期5年半，后者为2个月。曹云祥是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出身，可称之为中国最早一代海归MBA。他于1922年任清华校长。根据清华校史，在他的任期内，清华实现了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曹云祥还主持办起了鼎鼎大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院导师，史称“清华四大导师”。曹云祥的继任温应星仅在清华任校长2月，并没有在清华园留下太多故事。他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首位中国毕业生，和巴顿将军同班，死后也葬在了西点军校的军人公墓中。数学0分也能当校长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当场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这名学生就是罗家伦，11年后，他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五四”时期曾在北大与傅斯年一起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之后出国留学，拜在杜威教授门下，成为胡适师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出3000元给《新潮》，引起保守派强烈攻击，要求他辞退两个教员和开除两个学生，两个教员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个学生是傅斯年和罗家伦。蔡元培的态度是：不照办。罗家伦主政清华时年仅31岁。上任伊始，正赶上清华暑假招生，他匆匆而来，在招生简章上大笔一挥，添了四个大字：“男女兼收。”于是，清华在当年迎来了第一批女学生。不知是否与自己经历有关，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吴晗数学考了0分，罗家伦照收不误，后来钱钟书回忆：“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招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女儿罗久芳这样总结罗家伦的清华生涯：“父亲在清华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率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 陈寅恪晚年也说：“志希（罗家伦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罗家伦之后，吴南轩担任清华校长两个月，他由于任用私人亲信为教务长、秘书长，拒不承认由教授会选举院长的惯例等做法引发师生“驱吴”风潮。教授会通过决议致电教育部要求“另简贤能”。他被迫于6月5日辞职南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终身校长梅贻琦是清华校长中任期最长者，也是清华校长中有诸多流传甚广之言论者。学者司徒允这样评价他：“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可谓备得‘身后荣誉’，一句‘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几乎使他与蔡元培先生比肩而立。” 梅贻琦自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据他的夫人韩咏华说，当他们订婚的消息被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她答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但梅贻琦是爱用行动说话的人。比如在廉洁治校的方面，他来清华后，发现过去清华校长住宅的一切日用品包括手纸都由公费提供，于是断然放弃特权，私费一概自己掏钱。据教授郑天挺回忆，梅贻琦在一次出差中，本来计划乘飞机从成都回昆明，后来恰好得到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梅贻琦就退了飞机票，因为“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冯友兰在梅贻琦赴台之后，担任了清华半年的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相当于暂行了校长之职。后人这样评价他在清华的临时校长任职：“解放军解放北平时，他组织师生负责学校的治安和保卫工作，把一个完好的清华大学交到人民手中。” 校长在政治运动浪潮中叶企孙从1949年5月到1952年6月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前的最后一任清华大学负责人，他也是由清华全体师生推选出来的校长。叶企孙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3年，亦是新中国起步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在大学校园此起彼伏。“在这三年，叶师凭借个人的远见卓识、坚强的科学精神支持下的毅力和全体师生对他人格的长期信赖，成功地排除了各种干扰破坏，竭力维护清华的好传统”，他的学生虞浩这样评价。这一时期，清华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20多人后来成为两院院士。叶企孙的继任蒋南翔，有着光辉的红色生涯，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也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论及他在清华大学14年的校长生涯，在他去世时的一篇悼词有个比较浓缩的概括：“他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陆续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新兴学科；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片又红又专的人才”，他“亲自做一些著名老教授入党的培养和发展工作”。蒋南翔还留下一句话：“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如今的大学生还可以在学校体育馆里看到这样的条幅。蒋南翔在“文革”开始时被打倒，也许能给他带来一点欣慰的是，就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有一批年轻人从清华走出，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当中有个来自安徽的青年，名叫胡锦涛。 “文革”十年，清华在无休止的批判大会和武斗中走过那段灰暗岁月。1977年，刘达来清华大学任革委会主任，随后在1978年至1983年间任清华校长。他在清华任期内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和恢复重建工作。 1982年夏，《北京晚报》访问刘达，记者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 把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1983年至今，清华产生了4位校长，分别是高景德、张孝文、王大中和顾秉林。高景德是典型的学者型校长，在电机工程领域有突出学术成就。他在主政清华5年半时间，清华成立研究生院，使得清华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大增。高景德之后，张孝文担任校长至1994年。在他主政期间，提出“争取到2011年把清华大学建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1994年1月，王大中继任清华校长，交到他手中的是一张前任留下的蓝图。2003年，也就是王大中离任清华校长那一年，宣布了清华大学“三个九年”总体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在2012到2020年的“第二个九年”中，清华大学力争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顾秉林是现任清华校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8年。1968年他靠自修完成了全部大学课程，54岁时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和前两任一样，顾秉林对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充满期望。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90岁了。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开始考虑，如何庆祝“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这么说，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八十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这次提到九十大寿，话未说完，他便摆手，笑眯眯道：不搞不搞。某一次的访谈中，他曾郑重其事地说：“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 谈天时，他习惯双手抱着搪瓷杯子在胸前，头略抬起，眼睛向远处望着虚空，思索。即便沉默的时间里，嘴角依然上扬，微露牙齿，一副不变的笑模样。隔了好一会儿，开腔：“哎，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换了四个专业：土木、历史、中文、外文。旁人羡慕他在《上学记》里回忆的这段自由，他却说这是一大遗憾，“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所以一生荒废了，做不出成绩。” 老先生自己以为“荒废了”的“一生”，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研究之外，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他曾以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分析的道路，从原子（或个人）出发；中国走的是有机的、综合的道路，从‘场’（或集体）出发。故在西方，个人是目的，集体是手段；而在中国，则个人是工具，集体是目的。” 这样一个老人，常说的句子却是“我不懂。” 比如，“我不懂，现在有的小地方一贪污就是多少亿，他哪有这么多钱可贪？怎么这个贪污就整治不了？” 语调温和敦厚，全无戾气，却是满腔担忧。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到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与这所学校渊源颇深。在您的理解中，清华精神是什么样的？何兆武：清华最初是美国人的庚子赔款建成的，建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而是留美预备班，送出去留美的学生都要在清华先经过训练，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所以清华里面的建筑都是美国式的，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国学、历史方面的课程，其他也都是美国教材。解放后，全面学苏联。前苏联的教育是专家教育，高等教育都是专科教育，如航空学院、煤炭学院。解放以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都变成专门的院校，学生一进学校专业都非常明确，将来就是地质专家、钢铁专家。这时候清华就变成工科大学，文科、理科都并到北京大学去了。后来大概又觉得工科大学的设置跟世界潮流不太符合，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又改回综合大学。不过，1986年我再回清华的时候，感觉综合的程度还不够，还是工科独大。《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集，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何兆武：当时还没有大学，后来建了大学，就把国学研究所拆了。北大也是，本来有经学系，也就是今天的国学，蔡元培做校长时就把经学系拆了。经学系无非是研究义理、辞章、考据。研究义理的，分到哲学系；研究辞章的，都到中国文学系；研究考据的，都到历史系。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撤销，也是分到这三个系里去。现在又开始兴国学了，我不知道国学系和文科其他的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瞭望东方周刊》：不光学院里有国学热，天安门还立了孔子像。何兆武：（笑）这好像在翻“五四”的案，“五四”是打倒“孔家店”。“文革”的时候，到曲阜去把孔子的墓都扒了。我们过去折腾得太厉害了。这样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我觉得不要太过分，比如现在让小孩儿都穿上古代的衣服，没有必要，现代人就穿现代服装，不必要穿古代服装。穿了古代衣服，并不代表就是继承传统。《瞭望东方周刊》：最近清华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致学校的信，提到现在的清华学生是体制和教育的利益既得者，许多人毫不动摇地捍卫着“主流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您怎么看清华百年来的这种变化，从独立自由到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何兆武：这个应该考虑到新旧社会的不同。新中国建立之后，体制跟旧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学校是党领导一切。旧清华是教授治校。它虽然也是国民党政府之下的，但国民党并不直接领导。比如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也是国民党员---那时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但我从没有听他讲过蒋委员长或者三民主义之类的话。再比如，张奚若先生教授政治思想史，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里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在历史所，还有年轻人问，你们那时候看得到《共产党宣言》吗？我说我就读过。他问，不是不许读吗？我说大街上是不公开卖，但是图书馆看得到。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不受外界干扰。作为学术，都可以探讨。《瞭望东方周刊》：前些日子，一个关于清华的热点是悬而未决的“汪晖抄袭事件”，您怎么看？何兆武：汪晖是不是抄袭我不知道，但这可以审查嘛。是抄袭，当然给他处分，如果不是，等于给他“平反”。现在对于抄袭，好像往往是这么解决，说是“不规范”，不叫作弊。北大有位教授翻译了一本书，然后把译文里面八万字整个加到他的著作里，作为自己的著作。后来，也是不了了之。这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也有责任，因为没有摸索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来评定水平。现在过分重视数字，所以抄袭也不足为怪。学校规定一个研究生一年要发几篇论文，这一点我不赞成，这等于让他们想办法凑论文，凑不成就拿钱买版面，给人家送广告。不能这么干。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的办法。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一场“文革” 《瞭望东方周刊》：没有摸索出办法，是因为时间还太短吗？何兆武：按说也不短了，三十多年了还走不出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也不过三十几年的寿命嘛。你看那时候曹禺写《雷雨》，就是做学生时在图书馆里写的。现在的学生不太可能了。如果写小说、剧本，就是不务正业。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许多人解放前产量很多，解放后都不见了，不光曹禺一个人。比如何其芳，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很轰动，解放后不见了，大概是去搞政治了。还有范长江，有名的记者，北大没毕业就轰动全国，解放后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其实他挺有才的，为什么不让他写了？是不让他写了，还是他不写了？（如果是）他不写了也要问：为什么不写了？何其芳后来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整天挨斗，为什么不能叫他发挥特长呢？我那时在河南下干校三年，文学所的人也都去了，俞平伯、钱钟书，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下去干什么？后来叫钱钟书去送信，整天背个包到处走。我心想这个活儿你找个中学生就可以干嘛，为什么不叫他随便写点东西呢？俞平伯更不行了，七十多岁，下去就叫他搓麻绳，我觉得有点浪费人才。你叫他在北京随便做点什么，研究点红学，总有益处吧。尤其对燕京大学的陆志韦，是带点惩罚性质的。他那时候八十岁了，下去以后样子非常惨，穿得破破烂烂，左手拿一个棍子，走路颤颤巍巍，右手拿一个饭碗去打饭，看上去就像乞丐。一个八十岁的人了，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瞭望东方周刊》：那您说这是为什么？何兆武：那时候就说是劳动改造嘛。其实究竟改造了多少，也没法衡量。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外甥是北大法语专业的，“文革”时期下乡，搞阶级斗争，揪一个老地主来斗。他们就想，我们学了法语，有什么用呢？用法语斗（地主）吧。那天就开一个法语斗争会。斗争完了，问那个老地主，你有什么感想？老地主挺会说话，说我经历过很多斗争，就是今天这个斗争印象最深刻。这有点像开玩笑。《瞭望东方周刊》：您在“文革”期间有没有被批斗？何兆武：我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格革人家的命，只能等着别人来革我的命。别人来抄过我家两次。不过那时候是根据职称划线，凡是职称副研以上的都算是反动学术权威，我那时候是助理研究员，所以还好。当然后来也被揪出来，躲不了。我对“文革”还是不大了解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场“文革”？我虽然亲身经历过来，但不了解内情。我离休以后看的书主要是“文革”时期的回忆录，聂元梓的，陈伯达的，手头有的都看了。我觉得“文革”的当事人现在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都推在江青的身上，这一点我不很同意。当然江青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她一个人不可能包办。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是组员，但他说什么都听江青的。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好像也不太说得过去。最可惜的是没有叫江青写一本回忆录，可以给她派两个人去，每个礼拜谈一次，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江青如果说假话，也照样记录，因为总可以弄清楚。 “文革”时给我戴了“反革命”的帽子，后期给我平反，写得非常简单，就是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所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撤销，予以平反”。完了。也没有说是谁给我加的“诬蔑不实之词”。《瞭望东方周刊》：您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何兆武：来自革命群众的就不说了，比如说我吃面包是崇洋媚外。正式落实的有两条，一条是我们排长宣布我“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不喜欢看样板戏。我觉得中国京剧只适合演绎古典的神话，不适合演现代生活。比如《沙家浜》里面，一个人养好很多伤兵，自己家里开茶馆，还要跟敌人作斗争，太不真实了。我倒没有攻击江青，但这也算罪状。另一条是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罗素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他们的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和我是同班同学，很熟，在运动以前常有来往。运动期间不敢接触，互相都怕连累对方。运动以后恢复联系，她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二战以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合搞世界和平运动，搞得很火热，实际是针对美帝的世界霸权，所以我们很欣赏。尤其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是亲身经历过“五四”的，“五四”时期罗素到中国来过一年，非常欣赏中国文明---不过他的欣赏跟我们也不尽相同，他是因为中国文明没有被现代化所污染---后来毛周联名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他也很愿意来，但他已97岁，身体不好，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吩咐下面翻译出来。那个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国外的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凡是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都是内部发行。所以这本《西方哲学史》只能内部发行。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交译的，后来知道了，觉得军宣队很荒唐，他们定我罪的时候竟然不考虑这书从哪里来的。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信仰？《瞭望东方周刊》：您关在牛棚的时候，跟谢国桢、顾颉刚在一起。谢国桢回忆过，曾经有学生问梁启超：“老师您是搞学问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面那么深？”结果梁启超打开话匣子，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您怎么看这个话题？何兆武：清华陈寅恪教授的父亲陈三立是有名的诗人，他参加了戊戌变法，后来失败，就不参与政治了，专心作诗。他有一首诗，我记得其中两句是：“凭栏一片风云意，来做神州袖手人。”后来梁启超对他不满意，就做两句诗说：“如何一片风云意，竟做神州袖手人。”不过梁启超做了一辈子“插手人”，也不是很成功。知识分子卷入政治，很难行得通。当然我这是唯心论了，他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变好。《瞭望东方周刊》：有使命感、关心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似乎很难与政治保持距离，关心了又难有好结果。这像是个悖论。何兆武：（沉默）历史是不能预言的，因为偶然的因素太多。历史没有物质世界里那样客观的规律。比如西太后活了七十多岁，在当时算是很长寿的。如果她早点死的话，光绪就可以早点亲政。他是要革新的，如果那样，也许那时就君主立宪了，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了。不要说历史，一个人的寿命都没法精确地估计，一定活七十岁还是八十岁都不知道。历史是充满了偶然的。《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在您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何兆武：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挂的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但我们的组织关系不属于中国科学院，而是受中宣部的领导。就是说这实际是个宣传单位。这里面不同的是，科学是后有结论，但政治是先有前提。比如说，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是，结论就先定了，然后你再去找证据。再比如，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好，你就去找证据，（证明）清官有更大的欺骗性。当然有时候结论也会出问题，就像苏联闹的大笑话，推崇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生物学，认为过去的生物学都是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结果证明李森科是个骗子。五十年代末，有个金奉汉发现了一种“奉汉小体”，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当时《人民日报》两天四版都在介绍，后来发现这也是个骗子。《瞭望东方周刊》：历史研究所常接到这种任务吗？何兆武：我自己接到过两回。一回是叫我翻译一本书，但给我的是撕下来的中间一百页，前后都不知道。我连全文都没看过就叫我翻译，这就不是科研了，但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那是19世纪中叶一个英国人在中亚旅行的游记，后来我就猜，当时正在闹中苏边境问题，大概需要找那方面的资料。另一回是“文革”前夜，我们全所动员干了两个月，找中国历代政变的材料。为什么搞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猜想可能是林彪搞的，他命令下来，你就去搜集，哪年哪月哪本书上写了政变。后来林彪不是说XX们要政变嘛，就拿这个做材料。我们老遗憾中国人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要这样搞的话，永远也得不到。你必须有一个方向，一直搞下去。今天劳动，明天炼钢铁，而且一下乡就交待，要“人在农村、心在农村”，就是说不要想自己还有没研究完的题目。当然，也应该这样，一心扑在农村上，干个一年半年。不过我又想，无论你干什么东西，都应该念兹在兹，你下乡两年，回来又接茬，不要说搞科研，就说庄则栋，乒乓球冠军，下去劳动两年，回来还能拿冠军吗？我想他也拿不了。干什么就要一心扑在上面，才会有成绩。《瞭望东方周刊》：那时候真的相信这些是革命的需要？何兆武：那个时候每年国庆都有游行，解放军、工人、农民方阵，最后是科学大军，标语是“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就想这个提法不准确，应该反过来，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瞭望东方周刊》：那时候认为“文革”会结束吗？何兆武：“文革”早晚要结束的，就好像一个人早晚要死，没有万寿无疆。我们那时每天举着红宝书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在逻辑上也很矛盾。毛泽东在“老三篇”里就讲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既然这样，干吗还喊万寿无疆呢？当然有一种解说，说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科学，你不能愿望不可能的事情。我愿望明天太阳就掉下来，这可能吗？那时候每天还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就是不死，怎么可能呢？有一天早上也是这样，照旧敬祝，学习毛选。下午开个临时大会，我们一听，上面工宣队的人口口声声“林贼”，那真是出乎意料。怎么早晨还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下午就变成“林贼”了？不过中国人好，中国人的神经健全，遇到这种事情也没什么。这种事情要是放在笃信宗教的人身上，你告诉他实际信奉的乃是魔鬼，他要精神崩溃了。哪怕是一个失恋的青年，也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倒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照吃照睡不误。一方面你赞美中国人的神经极其健康，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个民族怎么毫无信仰，到底是信不信？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排长还说，听了这个事情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我看他晚上也照吃照睡不误。其实中国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但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很好地稳定地发展呢？那个时候就是靠运动。《瞭望东方周刊》：您觉得自己人生中的哪段时间感觉最幸福？何兆武：还是抗战的时候。那时候生活最艰苦，但是总觉得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之后一定会有美好生活。那时候想法太简单，好像理所当然认为会这样。其实结果也并不美好。《望东方周刊》：那您现在是乐观还是悲观？何兆武：现在真是不敢乐观，可也不敢悲观，要是悲观就太没意思了。可要是乐观，未免还太轻松。我们现在还在摸索一条有效的道路。九大上林彪做报告，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们解放以后，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不应该以人废言。不过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这些年也改变了很多，很多提法都改了。过去说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现在改了，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就不是斗争了。慢慢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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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畅然连续三年荣登胡润慈善榜

《2011胡润慈善榜》近日发布，我市荣誉市民、深圳市玉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畅然（黄向墨）先生以1.7亿元的捐赠额名列第十。这是他自2009年以来第三次荣登该榜，并首次进入排名前十。《2011胡润慈善榜》以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4月14日的捐赠额为统计范围。百位上榜慈善家共计捐款121亿元，有23位慈善家的捐赠额超过1亿元，而这一人数在2010年榜单上只有11位。今年上榜人数100位，也比2010年增加了一倍。救灾和教育领域捐赠人数最多，而文化领域捐赠数额最大。其中，黄畅然先生以1.7亿元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而名列第十。据悉，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举行的第二届“鹏城慈善突出贡献奖”评选中，黄畅然先生领导的玉湖集团荣获“鹏城慈善十大企业”奖项。  
04月26日　111
大学生存在典型“财商失衡态”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财商状况如何？有哪些显著特征？昨日发布的《２０１１年中国大学生财商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财商水平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分布，即大多数受访者表现出中等的财商水平，财商很高和很低的比例均较小。分析发现，目前大学生群体的财商存在着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失衡”情况。大学生时期是接受财商教育、储备财经知识、思考财富理想、初步着手未来规划的重要时期和最好阶段，当代大学生的财商水平，直接关系到国人未来的财富健康水平。该份报告由招商银行携手《钱经》杂志共同完成，两千多名调查对象遍及全国２５个城市的９０所高校。通过分析定量研究数据，将样本按财商从高到低排序，发现大学生财商水平的分布图形呈“纺锤形”分布，即在收支状况、理财意愿、理财知识等诸多考量因素的定量数据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现出中等的财商水平，财商很高和很低的比例均较小。这种分布图形表明，整体而言，中国大学生在财商上已具备一定水平，大部分受访者拥有基础的理财意愿和初步的财富认知。多数受访者展现出由父辈继承而来的财富品德，他们绝大多数重视个人、家庭的财务健康，具有“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未来将努力创造财富以回报家人”等朴素的理财观念。同时，得益于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大学生群体往往能够更加迅速地吸收新的知识，较关心经济时事，对社会的投资理财热点话题有不同程度的了解；部分受访者具备相当水平的理财知识，并对金融投资理财实践有所涉足。但大学生群体的财商水平仍处在一个亟待提高的状态。大学生学习理财知识的需求，远未得到充分的响应。报告描摹了大学生群体中四类典型“财商失衡态”族群，即“温室族”、“财盲族”、“懒惰族”和“月光族”。“温室族”比较缺乏财商观念、理财意识，以及对于财富未来的紧迫感；“财盲族”则缺乏足够的理财知识；“懒惰族”懒于做出理财实践；“月光族”难有节余，难于进行投资理财实践。报告提出，提升大学生的财商水平，除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家庭、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关怀和付出。
04月26日　67
房奴卡奴再现上班奴 80后被高房价逼出15种表情

 编者按：上班奴是什么？继房奴、孩奴、卡奴之后，新一代毒舌作家首创“上班奴”一词。知名职场作家陆琪因其对职场事件的评论备受关注，他的新书《上班奴》也因其“毒舌”评论，直指跳楼员工和被老板强暴的员工为“上班奴”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80后就这样被征服了吗？高房价下，80后的15种无奈表情。　　就这样被房子征服 “房奴”的15种表情　　谈起中国房地产市场，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一个关键词——“房奴”。所谓“房奴”，就是月供占家庭收入50%以上的房贷族。身为房奴，在满足了“当业主”的愿望之后，便是漫无边际的心理负担——不敢请假，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参加聚会，不敢出门旅游，甚至不敢生病。“房奴”一词道尽了每个供房族的无奈与辛酸。每月银行账单无异于一个无形的鞭子，“就这样被房子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为了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努力挣钱、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还房贷，众“房奴”也在无奈中有了以下15种“表情”。　　房奴卡奴后再现上班奴高房价下80后15种无奈表情　　1、月供款超过收入的55%，我还要硬撑　  这是央行给出的房贷月供“警戒线”，超过这条线，你真成“房奴”了。　　房奴卡奴后再现上班奴高房价下80后15种无奈表情　　2、每月在还款前一周，就开始做有人追债的梦哎，压力太大了，是不是要去找心理医生了。　　房奴卡奴后再现上班奴高房价下80后15种无奈表情　　3、一年有两次以上，逾期还款记录信用记录已经被打上问号，以后贷款可能会有麻烦。4、以前抽中华，现在改抽双喜了全是房贷弄的，中华改成双喜烟，一月能省一千元。　　房奴卡奴后再现上班奴高房价下80后15种无奈表情　　5、不开车了，改乘地铁，为了“环保” 哎，实属无奈，开车汽油费要2000块，乘地铁一月只要200块。单纯为了“环保”，我步行了。　　6、女友爱花如命，一年多，却没送女友玫瑰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心态的问题，关键是有一种省钱意识。　　7、三月不知肉味不是素食主义者，省下买肉的钱，全部还给了银行，不过好像蔬菜也不便宜。 8、三个月，瘦了三十斤不知是被房贷压的，还是装修房子累的，反正就是瘦了。　　房奴卡奴后再现上班奴高房价下80后15种无奈表情　　9、欧洲十五日游，拖了一年又一年其实很喜欢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爱尔兰静谧的城堡，但为了我居住的房子，还是省省吧。　　10、T裇从梦特娇过度到美特斯·邦威不知道是人民币紧张的问题还是口味改变的问题，就跟着周董说“不走寻常路”吧。　　11、除了单位和家，贷款银行是最熟悉的地方每月都会准时去还款，哪有不熟悉的道理，这叫准时报到。 12、发薪后，第一件事是存足够钱到还款账户薪水就那么点，这叫未雨绸缪。　　13、高呼：三十年后，房子就是我的了哎，为了我亲爱的房子，我得给银行打三十年工。　　14、被老婆一把推醒。老婆说：“睡觉还大喊‘一次性付清’” 伙计，你已经把‘一次性付清’当成神，顶礼膜拜了。　　15、在买一次性付清的小户型和分期付款的大房型之间犹豫不决还是钱的问题，咱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买房不考虑钱的生活。
04月25日　87
《福布斯》公布全球企业2000强中国207家企业上榜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了最新的“全球企业2000强”名单，华尔街投行摩根大通再度荣膺全球最大企业，汇丰控股则排名第二。中国共有207家企业上榜，但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包括排名第六的中国石油和排名第七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也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
04月25日　30
投资者应谨慎三行业

油价上涨，煤价上涨……涨价使得一些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记者发现，在通胀压力下，一些公司的主营产品还没提价，而成本压力已经显现，从而造成了业绩大幅下降甚至亏损。这样的情况在电力、航运、资源类上市公司中表现最为明显。　　电力行业：“煤老虎”吞噬利润　　目前的电力行业，特别是占绝对比重的火电企业，都面临着煤价上涨所引发的业绩危机。     2010年，全国市场的电煤价格维持高位，同比上涨约120元/吨，涨幅接近20%，使得火电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恶化。进入2011年后，虽然国家发改委多次出面干预，但煤炭价格的上涨预期依旧十分强烈，特别是随着大秦铁路检修期到来所引发的运力紧张问题，使各地煤炭价格又开始蠢蠢欲动，进而引发市场对于电企业绩的担忧。　　近期走势强劲的漳泽电力发布公告称，预计煤价将保持高位运行，发电量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上半年亏损额度可能达3.4亿元。同样的，ST能山、长源电力、豫能控股等一大批火电公司也在一季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电力股在近期罕有的强势后，不得不面对业绩下滑的隐忧。　　航运业：微薄利润被高油价侵蚀　　近期，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油价重回百元时代，高油价对某些行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而航运业首当其冲。　　长航油运和长航凤凰双双发布一季报。两家航运公司今年一季度经营均不尽如人意。　　对于巨亏原因，长航凤凰称，燃油价格、银行贷款利率多次上调，导致成本增加。”长航油运亏损的原因类似，公司还预计今年中期仍将亏损。　　资源类：原料涨价导致公司分化严重　　今年一季度，虽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扬，但并非所有资源类上市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一些公司一季度不但没赚钱，反而还出现了亏损。　　鞍钢股份就是其中一例，预计今年一季度同比下滑约94%，主要原因是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另一家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今年的大牛股株冶集团一季报也令市场大跌眼镜。　　踩到一季报地雷而出现股价大跌的资源股，最典型的莫过于西部材料。在发布业绩预告当天，西部材料大跌6.30%，随后几个交易日走势依然偏弱，截至上周五收盘已经基本跌回了3月底启动前的平台。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本来利润率就不高，如果原料矿石自给率低，那么在燃料、矿石等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终端产品价格上涨可能较原料动力价格上涨有所滞后，从而盈利受到挤压，投资者应该仔细甄别。  
04月25日　11
通讯：冯水兴：用LED点亮和谐世界

　   2009年，被誉为“液晶小家电之父”的深圳市金积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水兴又一次引领行业潮流，在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李朗金积嘉科技园成立了深圳市金积嘉世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和推广LED产品。　　人们常说，市场是残酷无情的。但这话针对冯水兴来说不仅有失偏颇，甚至恰恰相反。冯水兴认为市场是个感情丰富，且十分专情的尤物，关键你对市场的感情有多深，自己又投入了多少感情。因为市场总是眷顾于那些衷情于市场，且又投入了特别情感的人，打个比方来说，这好比男女谈恋爱一样。这一点，冯水兴是有特别体会的。　　从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深圳沙头角因为留心观察游客抢购石英表、照相机，进而尽全力做小家电这方面的生意，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深陷”在家电行业，再到后来因留心欧美家庭主妇待在厨房的时间较长，而开发出“液晶厨房电视”，并被冠以“液晶小家电之父”的美称，均是因为冯水兴对市场的感情有着特别的投入的结果。　　他对LED产业也是如此。LED被称为继明火与白炽灯之后的第三次照明革命。早在十年前，冯水兴在国外考察市场时就发现了LED产业的广阔前景。当时，LED还没有引起行业内太多人的注意，但冯水兴却对LED这玩意儿着了迷，LED产品那色彩饱和度高、色域层次分明、色彩感丰富等突出优点，他就预判到LED肯定有一天会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LED产业发展研究和应用开发上面。　　随后，冯水兴先后投资8000万元，引进了日本、台湾LED照明专利技术，并自主开发创新，率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80流明/瓦发光效率技术，很快形成了每条生产线月产800万瓦大功率LED芯片的生产能力，并成功实现从5W到180W各瓦数大功率封装这一目前行业最高水平，现已大批量生产出十大系列，且占据了较大的国外市场份额。　　尤其是在大功率LED景光灯方面，金积嘉世纪光电更是走在了全国前面，其开发的单颗LED灯泡大功率景观灯系列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不单有着明显的性价比优势，而且，它比普通的LED景光灯更加节能，因为普通的LED景光灯是由多颗LED组合而成的。　　任何好的新生事物都有一个适应和推广的过程。在之前，我们国家还缺乏对LED产品真正积极有效的市场推广应用政策和措施。国内市场却因为LED产品价格比普通白炽灯少则贵十多倍，多则贵上百倍而难于推广和接受。虽然金积嘉世纪光电开发的LED产品在国外有相当的市场，但同样因为产品成本高，市场价格相对较贵，其所获利润其实并不多。难怪不少同行就笑冯水兴真是疯了，尽搞些不赚钱的玩意。　　目前，低碳经济风暴正席卷全球，我国也在进行全方位的产业调整，节能环保产业受到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并相继出台了各种产业支持和扶持政策，但是，地方政府的推广热情却相对有些欠缺，这主要体现在对LED产业政策的落实方面。因此，冯水兴呼吁政府和社会应积极行动起来，为推动和促进LED产业共同努力。　　尤其是最近日本创世纪的大地震，并相伴而来的核危机，人们对能源和节能减排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冯水兴意料到对于LED行业来说必将带来无限的商机。　　LED产业形势一如冯水兴预判的那样。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大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力度，并明文要求在2009年之前，大中城市政府机关、城市道路照明等全部淘汰低效照明产品。此外，国家发改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OP)合作提出的《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已获全球环境基金会(GEF)的批准。　　为了促进我国节能减排计划和LED产业政策的落实，国家科技部已在加大力度实施“十城万盏”计划，通过示范工程推动LED节能灯的推广。在此基础上，国家早在09年推广落实1亿只LED节能灯，以支持相关企业度过金融危机和使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效著成效。　　而深圳已被国家安排为全国LED产业七大基地之一。为了配合和支持LED产业政策的推广和落实，深圳已出台《深圳市推广高效节能半导体照明(LED)产品示范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冯水兴分析认为，通过系列示范工程的实施，能够强力带动深圳市LED相关产品和产业的发展。比如，前不久深圳龙岗区的宝龙工业区就采购并安装了深圳世纪光电生产的3000多盞LED路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据了解，到去年底，深圳市LED相关产业年产值已望达到280亿元；按规划，到2015年有望达到1300亿元以上。　　真是形势催人急。中央到地方政府的LED产业促进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很显然，LED产业成为了国家战略产业之一。　　由此，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LED产业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对深圳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乃至对整个深圳城市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为了抢食LED产业蛋糕，现在，仅深圳就有700多家企业在从事LED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足见市场竞争着实不可谓不剧烈。　　而此时，行内人士才幡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冯水兴为何早早地就在LED产业上大量投入、大做文章，其实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同行们也不得不佩服冯水兴的胆识和远见，他也因此被业界誉为“LED大王”。　　现在，深圳市LED企业数量已占全国近半壁江山，产业规模已超过150亿元。以此同时，深圳还是太阳能LED灯具全球最大的生产和供应基地、LED背光源全球主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LED显示屏国内最大的生产和供应基地、LED封装和特种工业照明国内主要生产地区。　　冯水兴带领他的金积嘉世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搭上了LED产业头班车，并掌握了核心技术，抢占了“绿色照明”产业的制高点。因此，在国家和地方出台并适时推出的各种LED产业支持政策和扶持措施，金积嘉世纪光电都是理所当然的受惠者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在当前，LED产业还处于主要靠国家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支撑阶段，而LED的消费对象也主要是靠政府采购。因此，就是在不少LED产业人士对这一新兴产业的民用推广似乎颇有顾虑和担心的情况下，冯水兴已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市场推广和布局，以抢占全国LED产品市场制高点，迎接LED在全国的全面普及和推广，以迎接“绿色照明”产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为此，冯水兴大胆决策、果断行动，确立了立足深圳，以东南沿海为核心，分步幅射全国市场的推广应用战略，并重点在上海、厦门、大连、南昌等大型城市安营扎寨，采取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全国性循序渐进的产品覆盖战略。由此，冯水兴坚信他的LED景观灯和照明灯会照亮全国各地城市的大街小巷，照亮千千万万个家庭。也正如金积嘉世纪光电的LED广告所言：电亮和谐世界。冯水兴为此而雄心勃勃。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冯水兴带领他的金积嘉团队制定了具体的三大实施步骤：坚持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的产业发展方向，力争使金积嘉世纪光电成为深圳乃至全国LED产业的龙头企业；其次，开拓广阔的市场是金积嘉发展壮大的必要保障；第三，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适时调整发展思路，紧跟节能减排的大趋势。　　以上三个具体步骤是金积嘉世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调整市场方向，并重点拓展国内市场，扩大国内LED市场份额的有效保障性措施。在产业发展上，金积嘉世纪光电历经十年研制成功LED大功率高科技照明灯具，填补了国内同行空白的核心技术优势，使冯水兴这个“LED大王”有信心、有能力带领他的金积嘉航母舰队驶向更加风光无限的未来。  
04月25日　14
“电视皇帝”李东生学习曾国藩

TCL董事长李东生认为，曾国藩超人的坚韧、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企业家应有的素质　　TCL集团（000100）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是一位有个性的实力派人物。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上世纪末，广东省委想提拔他做惠州市副市长，但他摆摆手说：“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个松下幸之助（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被称为‘经营之神’），有个盛田昭夫（索尼公司创始人，被称为‘经营之圣’），却很少有人知道日本首相叫什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会逊色于一位成功的政府官员。” 　　140字值得聆听　　采访李东生之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这位“传说中的老李”早有耳闻。他家里所有的电器必须是TCL的，用的手机必须是阿尔卡特（TCL子公司）的。拍照时，一旦发现摄影师用的是索尼、三星产品，他会立刻转身离开。有人说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说：“TCL是大船，我是船长，如果船要沉没，我愿意和它共存亡。” 　　正因为这份气度，李东生2006年5月结婚时，经济学家吴敬琏亲自为他做证婚人。夫人魏雪说，李东生私下里比较“憨”，除了看书没别的爱好。但最近，老李变“前卫”了，竟迷上了微博。2011年两会前，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广泛征求意见，成为“中国微博问政第一人”，迅速吸引了几十万人的关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他的采访，就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微博现在很受关注，这是因为您的人大代表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还是因为“微博问政”这个新鲜事物？　　李东生：谈不上“微博问政”。我只是想通过微博更好地和大家交流，听取建议。作为人大代表，我认为自己有倾听民众声音、传达百姓意见的责任。微博是一个全新的沟通平台，能真实地反映每个个体及群体的意见。跟十几万网友在微博上沟通，了解他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意见，让我的提案可以更切实地反映民意。本次我的微博得到了30余万网友的关注，有1万余网友回复及评论，出乎我的意料。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得益于微博这个平台，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对两会的参与热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如何想到通过微博来征集意见的？　　李东生：微博平台更加自主、快捷，互动更高效。实际上，网友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用药安全、医疗保险、教育改革、住房难题等方面。大家的留言给我撰写本次人大提案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于一些提出有深度、建设性意见的网友，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并结合此前议案的思路，展开进一步调查。网友们的微博留言虽然最多只有140字，但反映了网友们真实的声音，非常值得聆听。　　环球人物杂志：此次两会上，您的提案里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李东生：在通过微博征集议案的过程中，网友们关于个税改革的讨论最多。对此，我也进行了深入调查。近年来，我国个税总额增长强劲，普通工薪阶层对个税的贡献超过一半，成为纳税主体。虽然2007年年底，我国个税起征点被上调至2000元，但此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不断上涨，使工薪阶层的负担持续加重，人们的幸福感持续下降。因此，此次我提议国家进行结构性减税，特别是上调个税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大未必强，但强一定要大” 　　李东生的大学时光，是在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度过的。那时，他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叫黄宏生，一个叫陈伟荣。后来，李东生带着TCL走向世界时，两位老同学都成了他的对手——黄宏生是创维公司的老总，陈伟荣掌管着康佳公司。如今，李东生正在国际市场上大显身手，而两位同窗早已没了踪迹。他将这一结果归因于他“对梦想的执着”。　　这个梦想源于广东惠州。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在这里。28岁时，他进入TCL集团旗下的一家通讯设备公司做总经理，不温不火地过了11年。1996年，李东生正式成为集团董事长。刚一上台，他就开始对集团进行改制，申请免税，给员工分股份，大胆放权……那之后，就连国外的一些顶尖职业经理人，都往TCL跑。TCL迅速壮大了，2001年开始领跑中国彩电业，一直保持至今。那之后，李东生又将触角伸到了电脑、手机、空调等领域。　　李东生信奉“大未必强，但强一定要大”。因此，他开始进行海外收购。经过研究，他看中了世界著名手机厂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和生产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的英国汤姆逊公司。然而，收购之后就是“全盘大败”——2003年，TCL卖出1000万部手机，而2006年只卖出了100多万部。与此同时，由于平板电视在全球迅速得到普及，TCL生产的老式电视机在欧洲几乎卖不动，严重拖累了其他业务。当时，TCL内部的很多人都认为，李东生“下课”已成为早晚的事。但他觉得，做企业就是打仗，冲锋号已经吹响，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上。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欧洲解雇了450名员工；撤掉所有仓库，宣布以后下线的产品要直接发送给经销商；卖掉电脑等其他业务……然后，他开始疯狂地投资液晶面板电视。终于，李东生东山再起，TCL扭亏为盈。　　“最大的困难是人”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TCL成功实现国际化了吗？　　李东生：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最大的困难还是人。组建有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团队，积累国际化业务管理经验，是成功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另外，在推进国际化业务的过程中，自主创新能力及信心、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必备的。TCL自创建之初就坚持自主创新和发展自身优势、能力。今后，TCL还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一定能在国际电子消费舞台上闯出属于中国民族品牌的一片天地。　　环球人物杂志：1月29日，您发了一条微博说：“最早获得手机生产资质的12家中国企业，目前只有TCL硕果仅存。”那么，TCL为什么能够坚持到今天？　　李东生：造手机我们不算是最早的，而且也是从很低的基础上往上走的。当时，惠州市委、市政府为我们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支持、帮助我们的企业发展。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认为，品牌价值和技术资本才是企业屹立于国际舞台的最有力支撑。　　环球人物杂志：有媒体说您十分欣赏曾国藩。他的哪种特质吸引了您？　　李东生：我很欣赏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同时也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超人的坚韧，屡败屡战，这种精神令人景仰。他身上还有谦逊、执着、正直、大度和公正等特质。这些特质都是他能够吸引大量人才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也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挫折和磨难也有一些看法吧？　　李东生：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执着”二字。我常对员工说，在我们这个产业中进行竞争，全力以赴不一定能成功，不全力以赴就一定不能成功。对待工作，无论顺境或是逆境，都要保持饱满的精神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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