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剧照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红七军》29日晚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该剧的高清版也将在央视高清频道同时播出。导演吴子牛表示，这部电视剧是拍给80后的年轻人看的。《红七军》着力反映和再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红七军的战斗历程，波澜壮阔地展示红七军发展、壮大的革命实践。 记者了解到，吴子牛在该剧拍摄之初就表示，《红七军》一定要拍给当下的年轻人看，当今不少年轻人对80年前的革命英雄抱着一种不关心、不理解、不相信的态度。当他们在玩网络游戏、在酒吧和卡拉OK厅娱乐消费时，当年与他们同岁的红七军战士们已经在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了。“因此，我要让80年前和当今的青年们相互对望，拍一部给年轻人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吴子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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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戴先生在他的小屋内。本报记者 赵亢 摄 11月30日，房子外部的麻袋内装满了破碎的木屑和草籽。本报记者 赵亢 摄 利用竹条、钉子等制成，装有轮子可以挪动，放置在公司楼下 昨晚7点半左右，街头，不少人已穿上羽绒服，戴海飞的“蛋形”小屋里，温度表显示4.4℃。 戴海飞，24岁，刚毕业半年。利用公司的设计创意，他用竹子造出一座“蛋形”小屋，作为自己的蜗居。 材料 竹条钉子造出蛋形小屋 戴海飞的公司位于海淀区成府路的一个大院里，在公司楼下，一座小屋像一颗巨大的鸡蛋，立在草坪上。小屋两米来高，麻袋拼成的外皮，看上去有些不起眼。“蛋壳”上，被掏出一个椭圆形的小门，没有锁。小屋的下边，装有轮子，可以挪动。 昨晚，戴海飞轻轻一掀，就钻进了屋。从里边，可以看出小屋由竹条编制而成，上面用一些钉子进行固定。戴海飞介绍，在竹条外，还有竹席、保温膜和防雨膜，最外边，是麻袋拼成的保温层，麻袋里填充着发酵木屑和草籽，“到了春天，里面可以长出草来。” 蛋形小屋里摆设简单，一张约一米宽的床，床头放着几本书。床尾藏有一个水箱，里面有压力系统，可以把水压上来，供洗漱用。“一水箱水大概能用三天，用完了就到公司去接。”戴海飞说。 由于“蛋壳”只有约一拃厚，小屋里并没比室外暖和多少。记者坐了十几分钟，手脚就被冻得冰凉。 创意 项目“城市下的蛋”中获灵感 戴海飞的老家在湖南邵阳的乡下，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母亲在一家公司做清洁工。戴海飞在湖南读大学，从网上找到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实习，毕业后就留了下来。他说，父母年纪大了，却仍然在奔波，希望给他存钱娶媳妇，“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 “即使在北京租房，价格也让我难以接受。”戴海飞介绍，年初，在公司的“双年展”上，展示了一个设计项目，叫做“城市下的蛋”，即可以移动的蛋形小屋。“我希望有自己造的房子，这个设计正好符合我的要求。”戴海飞说，他决定利用公司的设计概念，给自己造一座房子。 随后，戴海飞跟表哥借了6400多块钱，作为买材料的成本，在几名学弟学妹的帮忙下，忙碌了一两个月，造出了这座蛋形小屋。国庆节结束后，戴海飞花了三千多元，把小屋从老家运到了公司楼下。白天，他在公司里工作、学习，晚上12点，从楼上的公司下来，钻进小屋睡一觉，早上8点起床，上楼就是公司。只是进入冬季后，小屋越发冷了，晚上大概只有3、4℃。“我有蓄电池，每个月到公司充一次电，晚上冷了就用电热毯。” “不租房，我也是‘月光族’，但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戴海飞说，他已经在小屋里住了快两个月，因为没有房租的负担，现在，他偶尔还能去咖啡厅享受“小资生活”。 对话 戴海飞：享受“蛋壳”里的生活 在聊天中，戴海飞透露，自己的小屋曾经遭到物业驱赶，但因为没地方搬，最终不了了之。虽然也想过要有房结婚，但现在，他很享受蜗居“蛋壳”里的生活。 曾经遭物业驱赶 新京报：住进小屋之后，生活得怎么样？ 戴海飞：没有房租，我每天吃饭不用再考虑怎么省钱，还在清华附近办了张游泳卡。每天下班后，就去游泳，顺便洗澡、桑拿。周末时，出去逛逛北京城，有时间还能和朋友聚会。 新京报：小屋放置在这，会不会被别人赶走？ 戴海飞：（笑）我被赶过啊。小屋放的草坪是人家大院的，也不是我们公司的。前段时间，物业来人让我把家搬走，但我没地方搬，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现在也不管我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下楼，突然发现小屋被搬走了，身家财产都没了？ 戴海飞：小屋就是睡觉的地方，床下是些衣服，没什么贵重东西。（指指自己的全身）我就只有这些，最贵重的就是笔记本电脑，在公司放着。（笑） 新京报：你的小屋充电在公司，用水在公司，其实完成这个概念，你的公司支持很多的？算是近水楼台了？ 戴海飞：不全是公司充电，太阳能板也能给蓄电池充一部分电。公司对于水电部分确实对我挺宽容的，算是一种福利吧。（笑） 自称不觉得艰苦 新京报：北京的冬天这么冷，住在这间小屋里，也可能被冻醒，你来之前想过会这么艰苦吗？ 戴海飞：我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艰苦”。湖南的冬天比北京难熬，是那种湿冷。所以我在这里还好，也就是睡觉，我的被子很厚，昨晚还被热醒了。父母也知道我的生活，我打电话告诉过他们我住在哪里。他们觉得能省下房租，也挺高兴的。 新京报：但是他们也希望你娶妻生子，有套房子吧？ 戴海飞：是啊，他们也说我应该有房子，找个女朋友，结婚。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太难了。我原来租房子，是那种一个大屋被木板隔成很多小间，十几平米的房间每个月的租金就八九百。今年毕业前，我回家做毕业设计需要退房，还被中介以各种理由克扣了押金。真的很无奈。所以我现在很自由，不想那么多了。 小屋材料成本 轮子160元 扎带125元 磨片31元 水箱、气筒95元 钢筋573元 钻孔18元 竹子375元 工具210元 胶水200元 水龙头42元 钢管95元 木板530元 防水布508元 太阳能970元 角钢30元 螺丝115元 油漆284元 焊工260元 喷枪450元 纱布600元 保温层100元 草籽110元 节能灯36元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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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件事的过程和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彭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多管经济呢？彭老总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不能不说。 彭老总不仅关心经济，也非常懂经济。《彭德怀传》中专门有一章叫“大将理财”。我举几个事例，具体说明一下： 1937年12月, 彭老总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老总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老总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他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处掠粮。朱德和彭老总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他们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他们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没有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兰州以后，1949年8月26日，彭老总破例宴请第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彭老总又让饭店给每桌上了一些点心。吃完后，管理科长带着银元去结账，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数了一下就交给了饭店会计。饭店会计说赔本了。管理科长回来专门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说，企业经营要有利润嘛，有利润才能发展，才能交税。后来管理科长又找到饭店经理和会计，问清经营成本和利润，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元。饭店经理非常激动，连声感谢，还说解放军真正是公买公卖。这件事第二天在整个兰州市传开了，商店纷纷开张。 旅途、行军，是彭老总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老总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提倡学术自由，为《小二黑结婚》写评语 彭老总一贯主张学术自由，不仅在军事学术上如此，而且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问题也是如此。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举两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山药蛋派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但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领导看了以后不敢批准出版，说小说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好。后来小说又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宣传部多数人也认为不好，只有部长认为还可以，给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妇女工作的，主张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觉得可以，就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看，说没有什么问题嘛！农村中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华北局宣传部对出版《小二黑结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请彭老总写了一个简短评语，印在书的扉页上。书出版以后，还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好，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歪曲了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向彭德怀建议在《新华日报》写篇文章，正面宣传一下《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没有同意，他说，这种事情，让群众看去，争论去，我们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华东勘察了40多天，回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结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分清是非。发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能推卸责任。第二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和实际工作步骤要区别开来，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第三个问题，不能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服从混淆起来。彭老总特别强调，学术上应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会是真理。我们应该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探求真理。在革命部队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不然就乱了。但是这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势压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过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就会停滞不前，国防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行事审慎，咬文嚼字 彭老总一身正气，给人的印象是“大老粗”。但据我所知，彭老总做事是非常细致、审慎的。他遇到事情，除非是急事，总说大事不忙，暂时考虑不成熟的，先放一放，睡上一觉，第二天再考虑。 彭老总一辈子没怎么上过学，但是文字功底很深，在一生当中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搬离中南海，住到京郊挂甲屯，仍写了大量的东西。从彭老总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感受到彭老总做事的细致、审慎。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值班，《人民日报》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一篇社论请彭老总审定。后来彭老总问我有没有看他改动的地方，我说只是粗粗看了一遍。他说：你注意，原稿中有一句话“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奋斗”。这句话非常不妥，动员令只有全国人大通过才能发，怎么能这样随便发呢？我把这句话改成了“全国人民要一致努力，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1958年2月18号，《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元帅和士兵的愿望》。原稿中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军队各项工作要大跃进”。彭老总把“大跃进”改成了“大发展”。他认为“跃进”指的是质量的变化，而当时的军事工作还只是数量的发展。由此可见，他是非常细致的人。 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彭老总去了一趟贵州。遵义市委请他给烈士纪念碑写一个碑文，他就写了一首诗《忆长征》。这首诗的原稿后来丢了，现在找不到了，非常可惜，彭老总的草书写得不错，相当有特点。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陪同彭老总到贵州的办公室主任王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首诗，1996年《解放军报》刊登了。这首诗既不是旧诗，也不是新诗，兼有旧诗和新诗的形态，虽然不那么押韵，但每一个字都非常讲究。我举前面四句作为例子说明一下。第一句是“八一炮响我军前身”。彭老总没有写“八一炮响我军创始”，为什么呢？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没有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前身”这个词更准确一些。第二句是“秋收起义革命工农”。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正式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了。第三句“两路会合组成红军”，指的是朱德、毛泽东分别率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用词非常精确。第四句是“井冈割据各地响应”。彭老总虽然没有讲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创始”，但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评价极高。他说，十个元帅，除了徐向前、罗荣桓和他自己，七个元帅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此外，像粟裕、陈赓等一批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人，也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彭老总还说，光是农民起义的队伍，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必须和懂军事专业的军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力量。因此朱德带领这么一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小看的。 始终不忘本，爱兵如子 彭老总出身贫苦，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元帅。他身居高位以后，始终不忘这个“本”。我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代中国杰出人物最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关心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爱士兵等等。甚至很多人说他爱骂人、训人，也有这个因素在内。 彭老总业余爱好下棋，常常找身边工作人员下。下棋的时候不分元帅、士兵，彼此都丝毫不让。彭老总带领西北野战军的时候，经常找我的亲密同学高瑞欣下棋。高瑞欣曾经跟我说他和彭老总下棋的趣事。有一次，高瑞欣好不容易赢了一盘棋，平时他赢棋很少。彭老总就说，小高啊小高，你这个棋还是高啊，可是你这个子长不高了。高瑞欣说，你棋艺高，可是你这个子比我高多少？你也长不高了。可见，在这种场合，没有上下级关系，是平等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高瑞欣到志愿军总部工作，又见到了彭老总。彭老总非常高兴，说小高来了，欢迎欢迎，现在忙，等空闲了咱俩杀几盘。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不久高瑞欣就和毛岸英一起牺牲了，没有能够和彭老总再下棋。 我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以后，也常常看见彭老总和警卫员下棋。一开始他们都还非常平和，规矩很严，约法三章，可是最后往往相互悔棋，下着下着就吵起来了。浦安修说，你们吵什么吵！吵得我想看书都看不下去了。元帅和士兵为下棋吵架，很有趣。 彭老总作为军事统帅，非常关爱士兵的生命。1957年3月，我随他到杭州视察一个国防工程施工现场，一个副师长向他汇报说施工过程当中有工伤事故。他一听就火了，说工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爱士兵无论如何要摆在第一位，一个士兵从小孩子长到20多岁不容易，家里付出多大心血啊！要是你们的孩子在这儿施工出了事故，你们会怎么样？这给我印象很深。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彭老总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有一次他外出视察，正遇到有支部队在山坡上休息，传令兵拿着小旗在前面开道，喊让让路。有一个战士就是坐着不动，彭老总当时训斥说，躲开。不料，那个战士却爬起来打了彭老总两拳。彭老总看了一下，没有理会，继续向前走。部队排长看见这事，大吃一惊，普通战士竟然打起总指挥来了，怎么得了？于是赶紧把那个战士绑上，追上彭老总，请示如何处理。彭老总一看，急忙说赶紧放回去。这个战士知道打的是彭老总后，连连说犯了大错了，彭老总真是宽宏大量啊！ 至于彭老总的脾气，现在一般人都说他爱骂人、爱训人。这个我也有体会。他骂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性的，他考虑必须这样。比如《彭德怀自述》里写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安痛骂了国民党军官何绍南一顿，因为何绍南干了很多坏事，杀人、冒充八路军破坏纪律。挨了这顿骂以后，何绍南再也不敢到陕甘宁边区惹事了。他这次发火是有理性考虑的。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很严，训人也是有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冲口而出，感情冲动。《张爱萍传》上提到二占遵义时，张爱萍趴在河边小丘上观察敌情，这个时候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来了，也匍匐趴在那儿观察敌情。不料邓萍中弹牺牲。那个时候天还没黑，而当时只有天黑了才能抬下遗体。张爱萍就爬回来，跟彭老总打电话，刚说了一句“邓参谋长”，就听见彭老总骂：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猪娘养的，统统给我到前面死光算了。有人已经向彭老总报告这一消息了。邓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经地方党组织介绍到彭老总团里工作。彭老总入党，邓萍还参加了仪式。平江起义之后，邓萍当了几天军长，后来就给彭老总当参谋长。彭老总和邓萍感情非常深厚。所以邓萍的死，对彭老总的精神打击非常大，他控制不住情绪。平时彭老总常嘱咐手下，到前方去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老往前面跑；指挥官不怕死是应当的，但是要考虑自己的位置。这次彭老总发脾气完全是感情冲动。
12月01日 38
港人称其为“大刘”。在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刘銮雄以58亿美元列第129位。这位香港地产富商在艺术品收藏方面也不乏赚足眼球的“惊人之举”。2006年，刘銮雄以1737.6万美元的天价将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夜场中安迪•沃霍尔丝网印制的《毛泽东肖像》（《MAO》）收入囊中。这一“壮举”不仅刷新了这位波普艺术大师作品成交价的世界纪录，也使得刘銮雄从此跻身世界顶级收藏家的行列。刘銮雄进入收藏已经有将近30年。最近两年，他用于艺术品尤其是当代艺术收藏的资金大幅飙升。其实，刘銮雄已经多次入选全球顶尖藏家200强，但是今年能够杀入前十、位列第六，确实表现抢眼，这也是华人收藏家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了。资料提供：《No Art》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到创办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再到建立泰康人寿，前后十余载，陈东升完成了从学者到商人多重角色的转换。在陈东升的收藏中，有一样东西他很得意，那就是他当年44万元竞拍得来的陈逸飞的《周庄情怀》陈东升的收藏门类涉及中国书画和当代艺术，藏品从傅抱石到陈逸飞、从“黄河颂”到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打响第一枪的装置“电话亭”，以收藏家的角度看，他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心态。资料提供：《No Art》 冯导的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对于收藏也同样如此，画面的美丽是必须的，画得还不如他就根本不值得收藏，绝不对所谓的市场走向忽悠，只对自己的审美负责。 也许对于冯导为什么只收藏写实绘画有点奇怪，其实只要了解一些冯导的过去就能立刻明白，早年也画画的冯导对于技术的崇拜源于自己总是画得不太好，也许是身边的朋友太强了，早早就和艾轩等写实大家混在一起，放弃绘画是有道理的，但却成就了一个导演，一得一失也算值了，所以对于写实的追求可谓是冯导继续花钱的主力方向，也是冯导不能放弃导演的原因之一，继续拍片，继续买画。资料提供：《No Art》 作为华谊兄弟的老总，相信现在没有人会不知道他，这位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喜欢别人视他为艺术家更甚于商人。他家的门牌号是33号，所以他把自己的家称为“三十三号私人美术馆”。自从96年在北京买了新居之后，他的收藏生涯就开始了，经过十多年的收藏，他目前已经拥有了数百件的油画、雕塑作品。他在自己家里专门劈出了一个长廊，两个大厅来陈列自己收藏的这些作品，他的住所就像欧洲的一个小型私人美术馆。资料提供：《No Art》 王薇和他的老公刘益谦可算是拍场最引入关注的“夫妻大佬”，仅仅2009年一年，他们夫妇两人投入在拍场的资金达到了12亿之多。从几年前开始收藏油画之后，王薇越战越勇，最近油画市场出现的大件作品或者高价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她拿下的。比如今年苏富比春拍，她又频频出手，以一千九百多万的价格买下了刘野的《金光大道》，同场拍卖，岳敏君的《在湖上》也被她高价买下。可以这样说，最近一，两年的油画市场基本上就是王薇一个人的战斗。王薇的理想是开自己的私人美术馆，像当年的洛克菲勒夫人——她所开创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美术馆。目前他们的美术馆正在筹建中。资料提供：《No Art》 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史玉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其实私下里史玉柱早就是写实油画的大藏家了。2009年，在某时尚杂志的慈善拍卖上，史玉柱以780万高价竞拍了了刘野的《花园小姐妹》，成为当晚标王。资料提供：《No Art》
12月01日 94
前卑诗省省督林思齐。（加拿大《星岛日报》） 要数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前卑诗省省督林思齐可算佼佼者。生于香港世家，本可平稳做富豪第二代，却选择中年时放下家族事业，与家人到加国开展人生新一页，做出极不平凡贡献，曾出任加国首位华人省督。 移民前曾经历多次死里逃生磨难 报道指出，林思齐以诚信作为做生意的原则，加上锐利的投资眼光，深得别人信任。正当事业及社会人脉达到高峰，他却在1983年退休，急流勇退，并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和宣教工作，成为加国首位华裔省督。他的经历，印证了虽然是移民，但在加拿大只要肯努力坚持，最终也可出人头地。 1923年7月24日生于香港的林思齐，祖籍广东汕头揭阳县，秉承潮州人勤奋坚持性格。父亲林子丰1922年2月2日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后迁到香港，注册为嘉华储蓄银行，并于1949年易名嘉华银行。 林思齐小学就读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于民生书院，1947年在岭南大学毕业，随即远赴美国费城，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在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林思齐1940年奉父亲之命到西贡(现称胡志明市)公干，在当地遭法国军车辗过，腿部受伤溃烂几乎丧命。当时给送到一家法国军方医院，在缺乏麻醉剂之下施行两次手术，又与家人失去联络，最后他奇迹地康复。 1944年林思齐从广州湾去到澳门，乘坐机动船遇上海盗，靠良好的游泳技术及运气而逃出生天。他与叔叔林树基落难南鹏岛12天，终于遇上日本船只，把他们送到香港，寻求新发展，后来移民加国。 林父见多次儿子死里逃生，深信是上天对林另有安排，因此没有坚持要他继续学做生意，让他返回岭南大学继续学业。后来在美国学成归来，林思齐返回父亲的嘉华银行服务。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筹建医院，经13年奔走，终于设立了浸会医院。他当时也活跃于社团组织，结交一班青年才俊，包括同属潮州同乡的李嘉诚。 林思齐与人为善的性格，令他在商界如鱼得水，也有助日后移民加国后获委任省督。 携妻女移民加拿大 在加国写下华裔参政新篇 林思齐在1967年移民加拿大。其实他早于1961年游览北美、踏足卑诗省会维多利亚市时，就深受美丽景色吸引，萌生移民念头。当年正好加拿大移民政策改变，转用计分制，欢迎世界各地移民，他就决定放弃香港的事业而移民加国。 辞去香港嘉华银行总经理职位后，林思齐1967年5月离港，带着逾6万加元与妻子和3个女儿移民枫叶国。抵达温哥华，本以为自己的银行及做生意经验大派用场，惜处处踫壁，唯一找到的加国银行工作，是返回香港的职位；在没太多选择下，尝试应征地产经纪，晚上在卑诗大学(UBC)进修地产估值课程。由于他对房地产有独到眼光，加上喜欢广结善缘、以诚待人性格，得到朋友信任，合伙做生意。 林思齐1968年与友人陈俊合组新利华地产发展公司(Sunneyvale Development Ltd.)。由于林思齐对地产素有研究，运筹帷幄，本着每宗买卖都要双方满意的生意原则，很快在地产业界打响名堂。 1973年，他的地产事业发展到整个北美洲西部，趁着当时美国地产低潮，吸纳高质素的地产项目，而他的原则是优质地点位置胜过一切，见到理想的目标即尽力游说卖家割爱，但绝不取巧，以公平价格收购，每宗交易不会赚到尽，总让对方也有利可图。 当林思齐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1983年退休，把名下生意结束转让，专注于慈善事业和宗教上的奉献，以及他对园艺赏花的嗜好上。 林思齐移民加国十多年即从商界退休，把时间投入回馈社会，成立加拿大香港侨商会，协助新移民商家在本地站稳阵脚。1988年，他获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穆朗尼(Brian Mulroney)委任为卑诗省省督，成为加国首位华裔省督。他在6年任期内，经历了3位省长，为华裔在加国历史写下重要篇章。
12月01日 115
黄光裕，1987年创办国美电器，目前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2004年销售额238亿元，在中国所有连锁企业中排名第二。除了零售之外，黄光裕并于2005年1月成立国美置业，专事房地产业的投资。 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2009胡润慈善榜（第60名）。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2010年8月5日，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公布，对黄光裕进行法律起诉。就其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及信任的行为，寻求赔偿。 唐万新，资本市场的大佬。 唐万新创始的德隆系由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2003年唐氏兄弟位列富豪榜第25位。最终唐万新因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2004年底被警方逮捕。2006年，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吕梁 股价操纵第一案 中科创业曾经是股市中的一只明星股，它因1999年、2000年股价连续翻番而倍受股民关注，现已成为庄家操纵公司股价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科创业1998年时还叫康达尔，是一家以生产经营饲料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当时，又名吕梁的吕新建与掌控康达尔90%流通股的朱焕良达成合谋操纵协议。其后，吕梁利用海南燕园、北京中科等公司控股康达尔，将其更名为中科创业，并通过发布重组等“利好”消息拉抬股价。在操纵过程中，丁福根、董沛霖、何宁一、李芸、边军勇等人在全国１２5家证券营业部开设股东帐户１５００多个，并融资５０多亿元炒作中科股票。丁福根、庞博等人根据吕梁的指令，在与朱焕良商定中科创业交易的时间、价位、数量后，亲自或指令他人交易中科股票。丁福根、庞博、何宁一、李芸、边军勇等人利用开设的多个证券交易帐户和股东帐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对中科股票进行对敲、对倒。吕梁一方最高持有或控制中科股票５６００多万股，占流通股总量的５５．３６%。上海华亚实业法定代表人董沛霖与公司总经理李芸及杭州华亚法定代表人何宁一共为吕新建融资７．７亿余元。边军勇为吕梁融资１．５亿元，并按照丁福根、庞博的指令购买或转托管中可创业股票。 随着吕梁们的介入，中科股价大幅攀升，最高上摸84元，流通市值达62亿元。2000年年底，由于吕梁与朱焕良之间的内讧使股价下跌，导致2001年年初资金链断裂。吕梁主动约见媒体记者，自爆坐庄内幕，导致中科创业股票彻底崩盘，流通市值仅剩13亿元，市值蒸发近50亿。 王益 国开行原副行长 1978.09－1984.02：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4.09－1996.09：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并获博士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 1985.11－1992.09：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 1992.10－1995.10：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11－1999.02：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9.02－2008.06：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2008.06 因涉嫌“重大违规”，而被“双规”。 2010.04.1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管金生 万国证券总裁 管金生，1947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82年获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学位，曾被选送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深造，获该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他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1992年万国已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与原君安证券公司的张国庆、原南方证券的阚治东，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国证券教父”。1995年因“三二七国债事件”从万国证券辞职，199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顾雏军 格林柯尔掌门人 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旗下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善玩各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2005年1月登上了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的榜首。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汪建中 股市黑嘴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汪建中,由于“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被没收非法所得1.25亿元,并罚款1.25亿元,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北京首放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证监会于2008年5月对汪建中、北京首放涉嫌操纵市场行为立案调查。调查发现,北京首放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汪建中利用北京首放及其个人在投资咨询业的影响,借向社会公众推荐股票之际,通过“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的手法操纵市场,并非法获利。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他通过上述手法交易操作了55次,买卖38只股票或权证,累计获利超过1.25亿元。 经过调查和审理,证监会认定汪建中、北京首放的上述交易操作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77条关于禁止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证监会已于近日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汪建中非法所得125757599.50元,并处以罚款125757599.50元。同时,按照《证券法》第226条的规定,撤销北京首放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鉴于汪建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决定对汪建中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周正毅 原农凯董事长 周正毅，1961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前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原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被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封为上海首富。2003年9月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被捕。2007年1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周正毅有期徒刑16年。 仰融 原金杯董事长 仰融1992年10月9日，美国纽约交易所，华晨汽车（NYSE.CBA）成为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发行500万股，IPO价格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51%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融资第一的案例。 接着，他又凭借资本运作，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主，包括至少4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被人称之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 曾居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2002年10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仰融出走美国。 唐能通 早年股评界名嘴 证监会曾多次发布公告“捉拿”的股市名嘴，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人间蒸发，又暗中大肆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去年10月被上海证管办公开调查的股市名嘴唐能通并未离开股市，而是同监管机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杨彦明 证券界死刑第一人 杨彦明，195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98年6月至2003年8月间，杨彦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6800余万元。2005年，杨彦明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2007年，二审法院以贪污数额认定不清为由发回重审。2009年4月第四次审判决定对杨彦明执行死刑。2009年12月8日上午，杨彦明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张国庆 君安证券董事长 1992年，退役军人张国庆在深圳创办君安证券，此后，君安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长达五年。其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在发迹于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君安频频得手，尤其在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真金白银的进项，君安也一度执市场之牛耳。 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到1997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 此时之君安可谓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而张国庆亦被尊为“君安之父”。 张国庆，1956年生，湖北人，1970年代自部队复员之后，进入湖北人民银行系统，1980年代从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1992年8月创办君安担任总经理，1996年底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辞去总经理职务仅担任董事长。 君安在张国庆的领导下，成为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一时领风气之先。但张国庆曾经的部队经历，君安的神秘背景一直在坊间引起种种猜测。 君安证券设立之初，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仅5000万元。其中老股东合能集团，是君安股东中惟一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国泰和君安合并后，合能的股东位置由慧能集团替代。 对于君安，业界不乏溢美之辞，《财经》杂志在其《君安震荡》一文中描述:“在中国证券业的同行眼中，拥有2300多名员工的君安，属于创新意识很强的证券公司。虽然也有不少议论认为君安操作'有些野’，但人们并不否认君安的人才队伍、创造精神与杰出业绩。” 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曾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第一、二位，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居全国前十名。 君安从1996年起开始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的购并顾问、海外融资等技术难度较大的业务。1996年以来，君安将其中层以上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英语，尔后陆续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进修，更使人为君安高层的战略眼光与雄心暗中赞叹。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98年7月24日，在坊间传言多时之后，官方消息终于证实君安兵败，在中国证券报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审计署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其中约2.3亿元已在查处前夕返还公司。张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 张国庆等君安高管在处理产权方面无疑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技”，虽然在今天这种MBO财技在中国企业已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显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君安首开先河的大胆创新。 君安证券在1997年进行增资扩股到7亿。张国庆等高管借机进行一系列巧妙设计。经过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77％，原大股东合能集团持股仅7.71％，成为第二大股东。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当时君安董事长张国庆和总经理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据报道，君安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其实已成为一家私人占大股的证券公司。国有公司仍在君安拥有股份并分得红利，但其权益早已被大大稀释。 在君安事件中，原君安领导层的一项主要罪名就是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张国庆也因为“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入狱。 赵新先 原三九董事长 1987年，南方制药厂正式投产时，产值达到了18亿元，直到1992年，三九集团在南方制药厂的基础上成立时，注册资本已有1.6亿元。而赵新先一人担任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四个职位，“一言堂”的管理模式一直保持到他退出三九舞台。 2000年4月，三九集团的旗舰公司三九医药(000999.SZ)在深交所上市，开盘当日升幅达177.5%，募集资金近16.7亿元。但随后，赵新先开始大肆扩张并购，致使集团财务状况频频出现漏洞。 到了2003年，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已陷入巨额财务危机。银行纷纷向其逼债，资产被封存，股权被冻结质押，三九集团几乎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状态。赵新先本人也于2005年底被深圳检方刑拘，并于2007年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被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董正青 原广发证券总裁 董正青：生于1963年，湖北潜江人。1993年3月进入广发证券，2003年接任广发证券总裁。 2007年5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则：“证监会宣布上市公司“吉林敖东”、“延边公路”在披露“广发证券”拟借壳上市过程中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证监会拟处罚这两家公司的机构和人员。”的消息使得“董正青内幕交易案”浮出水面。 检察院在起诉材料中指控，2006年2月至5月间，董正青在任广发证券总裁期间，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工作的职务便利，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上市”的内幕信息透露给董德伟和赵书亚，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和卖出延边公路股票(S延边路,)。董德伟利用该内幕信息，投入资金人民币7000余万元，买入延边公路股票1457万多股，在股价升高后卖出获利人民币5000多万元，并将本金和账面盈利全部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一亿多元。其中，董正青和董德伟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2006年5月10日至6月5日价格敏感期内，买卖延边公路股票盈利2284.67万元人民币。赵书亚利用该内幕信息，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卖延边公路股票，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12月01日 1807
在2009年中国艺术品秋拍中，有4件中国古代书画拍品的成交额超过了亿元大关，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率先步入亿元时代。在古代书画的“天价”效应下，中国近现代书画也高价不断。2010年春拍张大千《爱痕湖》以1.008亿元创近现代书画纪录，不到一年时间，在11月22日举行的中国嘉德秋拍“长征——大师们的笔墨征途”专场中，李可染水墨巨制《长征》以1.075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国内近现代书画新纪录。《长征》将中国近现代书画版块进一步推进至亿元时代。1.075亿元说明什么？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书画行情走势？为此，记者采访了本地艺术市场的权威专家们，请他们发表各自的看法。 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许习文认为，李可染先生的《长征》创作于特殊的时代、尺幅巨大、手法恢弘，是新中国美术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李可染个人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代表作，一出来就引起市场极大的关注，买家竞相争夺，志在必得，推高了《长征》的成交价，这些构成了《长征》的破纪录创举的主要因素。 在许习文看来，要达到亿元价格，条件非常高，必须是大师们的精品中之精品，大作中之大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才能达到这个高度。从横向来看，同是中国近现代书画宗师级的齐白石、傅抱石，他们的鸿篇巨制，在不断攀升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将很快步入亿元价格的行列。 广州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向民则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中国艺术品单件刷新亿元拍卖纪录将是必然的。1.075亿元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艺术品市场与世界艺术品市场的距离在拉近。 何向民认为，《长征》将中国近现代书画版块进一步推进亿元时代，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近现代书画版块收藏和投资的更大热情。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等中国书画顶级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将被更多的大资本所追逐，各地区的一线名家大师们的作品成交将更加活跃，比如北京的李苦禅、黄胄等，西安的刘文西、赵望云等，广东的关山月、黎雄才等。何总透露，早在两三年前，不少外地买家已介入关山月、黎雄才的作品收藏，导致价格明显推升，关、黎的市场价已突破地域性影响，日益拉近与同时代的杰出国画大家们的价格距离。
12月01日 42
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认为走在幸福的路上。 寂寞时，他们逗羊羔开心。 她是被拐女，他是身家几百万的老板。 为了爱，他放弃了家产，随爱人回到她老家，在深山老林开始了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每次，她为了他要离去，他都会用那首《我只在乎你》留住她。 他们，完全是现实版的神雕侠侣。 26日上午，海拔1000多米的乌龙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山间云蒸霞蔚。 这里是巫山县福田镇高桥村，是大巴山脉的一段，翻过山就是奉节县。 突然，山巅的云雾中，传出一男一女悠扬的歌声：“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受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歌未完，云雾中呈现出一大群山羊，羊儿边走边发出“咩咩”叫声；随后，两个牧羊者也跟着走出云雾。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准确地说，那男人甚至有点老了。 “我每天都会跟她唱这首《我只在乎你》。”男人说。一口河南腔。 “我们两个人的手机彩铃都是这首歌，不管谁给谁打电话，都能听到。就好像是在听对方唱。”女人用地道的重庆话说。 这首歌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段爱情？ “神雕侠侣”隐居深山已8年 只要有外面的客人来，他都会说：“我们农村条件有限……” 高桥村处在大山环抱中，距巫山县城有近3小时车程。55岁的王海到这里已8年了。 8年来，在这闭塞的大山里，他已彻彻底底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城里人，变成了一个随时脚腿都裹满泥巴的农村人。 只要有外面的客人来，王海都会说：“我们农村条件有限……” 解放鞋，满手老茧，黝黑的脸庞，这些，都是王海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 邻居们都知道，王海是河南一个身家几百万的老板，因为和本村的刘向梅相爱，才为她抛弃了一切富贵，随她到这里的。 “语言、饮食习惯、甚至走路，一切都要从头学，特别是走山路，这儿的山可真大啊。一开始，我要手脚并用。现在，我可以跟得上刘向梅的步伐了。”王海说。 “我们在这里承包了2000亩山林，养了几百只山羊，还有几千只鸡，种了很多果树，每天，我们都会上山放羊。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生活，这巍峨的大山，可以荡涤尘世的一切烦恼和纷争，让我们回归最原始的简单生活。”王海说，这和他以前在商场的打拼比起来，简直是世外桃源。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你，任时间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说到这里，王海忘情地将妻子搂在怀里。靠在丈夫肩上，46岁的刘向梅幸福地笑了，自己前半生的种种不幸，早已在这大山的荡涤和爱情滋润下，消逝得无影无踪。 常常有上山打柴的村民，在乌龙山巅的白云深处，看这对远离尘世的爱人，他们一起放羊，一起唱山歌，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我只在乎你》。当地年轻人说，他们就是现代“神雕侠侣”。 一个是千里之外的河南企业家，一个是这个偏僻山区的普通农家女，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患癌”之后遇到这个大老板 那时，她唯一可以倾诉的人就是他，二人以兄妹相称。 14岁起，初中没毕业的刘向梅就开始在巫山烟厂打工，17岁那年被拐卖到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开始了她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1990年，儿子出生了，刘向梅和丈夫一起到南阳城里打工。1996年，儿子被高压电击伤，全身一半以上皮肤被烧坏，住院整整一年，花了近10万元，几乎全是借来的：“他爸没什么能力，借钱都是我出面，那一年，我真的很累，一直坚强地撑着。” “那时，王海是我们的邻居，为我儿子的事，他出了不少力，常常关照我们。我对他充满感激。”刘向梅说。 儿子终于出院了，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刘向梅却病倒了，医生说是食道癌，活不了多久，更要她命的，是丈夫从此对她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他们经常吵架。 1997年，刘向梅终于和那个男人离了婚。自己租房住，儿子跟着爸爸。 “我不敢回重庆，不想让父母知道我的病，每天晚上就在出租屋里等死。”不久，医生告诉刘向梅，她患的只是普通的胃病，并非食道癌。听到这个消息，前夫很想和她和好，但刘向梅再也不想回到那个男人身边。 那时，刘向梅人生地不熟，唯一可以倾诉的人，就是王海，二人以兄妹相称。 追随爱情跟她来到深山里 “这儿山清水秀，民风纯朴。只要有你，我什么都愿放弃。” 王海是南阳城里很有名的人物，他开了个针织厂，身家数百万。交往中，刘向梅慢慢得知，王海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还有一对儿女，女儿跟着妈妈，儿子跟着他。 一来二往地，他们相爱了。那天，王海正式向她提出要和她在一起时，刘向梅却不敢接受：“我们两个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直以来，我强迫自己相信，他就是我大哥。” 这时，王海突然给刘向梅唱了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还没唱完，刘向梅就哭了，漂泊十多年，她终于感到找到了依靠的港湾。 这份爱情很快遭到亲友们反对，还有邻居说她丢下老公傍大款的闲言碎语。 刘向梅的母亲翁声菊说：“我怕女儿上当受骗。” “我们觉得哥哥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人，还担心她是冲着我哥的钱来的。”王海的妹妹王曙光说，当时，他们全家都这么想。 这些反对让刘向梅决定离开王海，2000年，她偷偷赶到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重庆，再也不回河南了。 谁知，她赶到火车站时，王海已在那里等着她：“我跟你一起回去见你父母，你忘了吗，我只在乎你，你怎么可以丢下我悄悄走？”刘向梅只好带着王海回到巫山。 刘向梅的家让王海吃了一惊：“下了车走路都要走两个小时，我从没见过这种大山。家里只有两间土屋，地面都没平整，到处黑黢黢的，她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走路也一跛一跛的。” 王海这才知道，刘向梅每年都要将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寄一部分回家，但她从没为此向他开口要过一分钱，这更坚定了他要娶善良的刘向梅为妻的决心。 “我们回你老家生活吧！还要照顾你父母。”回到河南后，王海说。 刘向梅吃了一惊：“在我老家，就只能种地，你哪行啊？” 但王海似乎铁了心：“其实，我早已厌倦了商海的纷争，我们在感情上都受过伤，需要找一个地方疗伤。这儿山清水秀的，民风纯朴。只要有你，我什么都愿放弃。” 2002年，王海不顾家人反对，以100万余元的价格卖掉自己一手办起的、兴旺的针织厂，将钱留给前妻和女儿，带着儿子和刘向梅来到巫山这大巴山深处。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他的儿子参了军。 艰辛创业承包山林来养羊 为节约钱，这个从没干过重活的城里人，每天都要亲手砌砖。 来到大山，他们怎么生活？ 高桥村交通不便，无法办厂，王海就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加上贷款，承包了乌龙山顶2000亩山林，发展种养殖业。还在山顶修了一间小屋，二人就长期住在山上———这儿，离山下最近的人家，也要走一个小时。 为节约钱，这个从没干过重活的城里人，每天都要亲手砌砖。半年下来，体重就由178斤，降到125斤。 现实是残酷的，一开始，没有收益，夫妻俩就节衣缩食度日。没有钱，刘向梅总是买最便宜的被虫蛀过的陈米，她每次都淘很多次，希望丈夫吃不出来。 “其实，我一吃就知道那米有问题，但我没说，不想让她伤心。而且故意吃得很香。”过了很久，他们生活渐渐好了，王海才将实情告诉妻子。 “女儿4岁时，有一次山下村民办席，女儿吵着要去，我才想起我们已有两个多月没吃过肉了。”那天，刘向梅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以前，他是老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为了我，竟然过得这样苦，每次想起，我都心疼得难受。”刘向梅说，她几次半夜都听到丈夫在叹息，有时还在哭泣，可只要面对她，丈夫就总是笑，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让她心里更难受，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他。 2003年夏季的一天，两人上山放羊，突然下起大雨，夫妻俩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浑身是泥。王海一直抱着妻子，自己手肘碰伤了也不在乎。看到满脸是血和泥水的丈夫，刘向梅哇一声哭出来。 那天，在大雨中，刘向梅终于哭着向丈夫提出“不干了”：“这想法有很久了，我吃苦惯了，无所谓，我不忍看你这个样子，你为我付出太多了。” 谁知，王海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在雨中抱着她深情地唱起那首《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你那么能干、善良。只要有你，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我还会在乎这些吗？无论干什么，我都会坚持到底，包括对爱情。”王海说。 从此，无论再苦，刘向梅不再提让丈夫回河南的事。 隐居大山他们活得很纯真 “
11月30日 44
中关村：人才高地的人才之辩 赵健(化名)就要离开中关村了。今年初，一种“逃离北上广”的说法在各大城市的80后白领中流传，因为无法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而对于赵健来说，“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逃离中关村”。 赵健的公司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上地环岛附近。每天一到中午12时，马路上便热闹起来。一群群年轻人从各个公司的大门涌出来，汇聚成一股人流，奔向开设在路旁各家写字楼底商的一间间小饭馆。偶然路过的人看到这番情景，会误以为是遇到了午间放学的学生们。 赵健是这庞大人流中的一员。作为一家数字电视公司的员工，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张员工卡。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样，27岁的他看起来年轻、本分、平凡。他们没有海归们那样炫目的文凭，也不像当年的冯军拥有创业的激情，但他们也是中关村人，并且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大多数。 个体 赵健 “我就是有工作没生活的典型样本” 晚上6点下班，从公司骑车15分钟到家，两点一线的距离，赵健骑了4年。 赵健的员工卡编号是142，在这家拥有上千名员工的IT公司，他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了。赵健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从陕西一所大学毕业出来，跟着朋友来到北京闯荡，他已经跳了两次槽，却一直都没离开过中关村。每次跳槽的理由都很简单，“干着干着就烦了，想给自己换个环境，后来发现到哪儿都一样。” 工作的这几年，赵健一直租住在唐家岭的一间公寓里。今年唐家岭开始拆迁，他便在附近找了一间学校里的出租房住下。新房子是用学校教室改造成的，只有15平方米，面积比原来的住处小了，可房租反而高上去了，每月要交750元。但是赵健不愿意离开唐家岭，因为这里离公司很近，每天不必起得太早。 家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便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不过，贴在墙上的照片、写着亲密话语的留言便签和纸折的百合花，给这个不算宽敞的家点缀了些许情趣。而这些全部出自他的女朋友之手。 赵健的女朋友也在中关村上班，是一所培训机构的老师，经常要上晚班。除了休息，平日里小两口在家里共处的时间通常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几家网吧，这一带再没有什么休闲场所。独自一人的时候，赵健唯一的乐趣便是用一个二手笔记本上网。“有工作没生活”，赵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就是典型样本。” “我的老家在河北,户口在西安” 其实赵健似乎不必生活得这样拘谨。在这家公司里，赵健已经晋升为技术经理，每月的税后收入有5000多元，除了交房租和必要的生活支出，还能省下2000多元寄回老家。但他不愿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再多掏钱：“家，无非就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条件再好也没什么用，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外人不会理解赵健的去意为何如此坚决，就连他的父母也不同意让他回家。在上一家公司就职期间，他曾经有机会把户口落在北京，摘掉“北漂族”的帽子，可是他想了想，拒绝了。“北京太累，工作累，生活也累，去哪儿哪儿堵，买啥啥贵。”尤其是在中关村，看到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进入公司，只有本科文凭的他压力倍增。 当年一起到中关村打拼的同学中，除了一个正在上学，赵健是最后离开的人。在他看来，中关村始终是他赚钱和工作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找不到家的归属感。“我的户口至今还在西安，我的老家在河北，我的家在哪儿？不可能是这里。”不过他从不为这几年的时光后悔，“年轻嘛，为了多挣点儿钱，辛苦几年没什么。” 赵健把自己和女朋友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了石家庄，距离自己的老家并不太远，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虽然低点儿，但压力要小得多。”今年公司上市的时候，他用积蓄认购了一些原始股。等到明年“解冻”之后，这些股票至少能值20万元，足够他在那里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做他们两人的新房。 “我打算结婚了。”这或许是他给自己的最合理的解释。 中关村为什么 对他们,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夜色中的唐家岭是一片寂静的废墟，挂在道路两旁的横幅上写着各种鼓励拆迁的口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去年,原本少人问津的唐家岭突然出名了。 而原本居住在唐家岭的人们四散而去，其中有不少人搬去了距此东北方5公里外的史各庄村，紧挨着繁灯闪烁的永旺购物中心。还未走近，便可听见那里的喧嚣。村门外的小路两旁，水果摊、小吃摊和服装摊依次摆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群群刚下班的年轻人穿行其间，对这里的热闹景象早已熟视无睹。 进入村里，主干道两旁全是一栋栋两三层楼高的房子，门外挂着“某某公寓”的招牌。路旁店面的玻璃上、墙面和电线杆上，随处贴着各种出租房屋的广告，只有联系方式，没有注明价格。一路走来，不时要给来往的车辆让行。当地人说，开车的也是这些公寓的住户，对他们来说，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这就是另一个唐家岭，无论是这里的环境，还是住在这里的人，都和当初一模一样。”一位小伙子说，“只不过这里比原先的唐家岭还要大。”不过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史各庄村究竟能够保留多久，当这里也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留在中关村继续工作。 一代一代的中关村人，是流动的创业者，也是不断到来的自我提问者：什么样的中关村，什么样的中关村人…… 群体 80后 “离职入职像换衣服一样平常” 依托着庞大教育资源的中关村，似乎从来不必为人才的问题而发愁。 一份官方材料上这样写着：中关村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39所，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部委在京院所、民营研究院所140多家；拥有在校大学生40余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10万；拥有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超过百万，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数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 但是，当一批年轻人选择告别的时候，有些中关村人沉不住气了。 作为中关村一家普通民营高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陈锋这两年来和他的团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当中。“公司的项目越接越多，但是可用的人却越来越少。”他眼见着公司里的同事陆续辞职，压力最大的一天，经他手签署的离职同意书居然多达6份。 “从今年8月做完一个大项目之后，就有同事动了辞职的念头。”陈锋说，由他签署离职同意书的6名员工中，除了两人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有3个人加入了“逃离北上广”的队伍，分别奔赴海南、浙江和东北。还有一个女孩儿自认在IT行业没有发展优势，索性辞职考研去了。 “现在很多同事都是单独负责两个以上的项目，全国跑，几个月都回不去家。”部门员工扎堆儿辞职在公司里造成了负面影响，陈锋不得不紧急向老板申请，给留任的同事集体加了一轮薪水，暂时“稳定军心”。身为70后的陈锋越来越觉得，今天在中关村工作的80后们，“离职已经像换衣服一样平常了。” “中关村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挑战” 一份刚刚出炉的“2010年度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报告”，或许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警惕，也能够回答中关村企业管理者的困惑。在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员工对企业前途信心指数和员工忠诚指数都明显下降；而IT从业者对科技园区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指数和城市忠诚指数也在下降。报告发布者这样判断：“中关村IT从业者主动离职的意愿有所上升，未来转投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在显著增大。”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年轻人作出离开的决定？ 在构成IT从业者工作信心指数的三级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企业发展前途、与直接上级的人际关系三方面下降得十分突出，而薪酬待遇仍然是所有指标中最令从业者不满的方面。而在IT从业者生活信心指数方面，交通出行质量、运动健身、休闲文化生活质量和子女教育质量四项三级指标都明显偏低。 在对从业者的离职原因和忠诚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报告的分析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尽管在薪酬福利待遇、交通便利程度和升迁机会方面有所不满是导致员工离职的主因，但却未必是让其他人留下的主要原因；能否获得提高能力的机会、是否具有充实感与成就感以及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期，反而更亟待改进。 对于中关村来说，当这里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当昔日的唐家岭被拆迁之后，这里的综合生活成本已不可能回落到二三线城市的水平。中关村应当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深刻的课题。
11月30日 24
预告：如何冲破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困境———“代际锁定”？下一期我们将关注，富二代接班，青出于蓝能否胜于蓝？ 接班、出让、寻找职业经理人，这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接班人三选一的必答题。但企业家对后代的信任度显然远远大于家族以外的成员。 做好家族企业的传承包括两方面，一是股权的传承，二是管理的传承。如何做好这两件事？经验告诉我们：挑选长子作为继承人未必总是上策；家族所有与专业管理二者能够做到珠联璧合。 如何避免子女之间的争斗 子女是家族企业最希望的接班人。 长江商学院教授腾斌圣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90%的家族企业创始人都希望子女接班。家族企业最初的活力来自家庭成员坚不可摧的亲情和天然的信任与理解，也来自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一开始的优势，例如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家族成员，有的是朋友合伙，这也是家族企业的一种模式。这些都是活力的来源之一。 那么，家族企业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传承计划与战略？ 一份2008年花旗银行调查报告援引数据显示，当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遭遇换代高峰的时候，大约30%-40%的子女有意向接班，20%的家族另外找到了接班人，还有接近40%的企业后继无人。事实上，家族企业是家族内传承也好，股权改造也好，继承权和管理权拆分也好，都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规则，确保家族企业持久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们不妨先把家族企业家在安排接班人时会面临的问题摆出来：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 后代对家族事业既有兴趣，同时又具备能力，那么将后代纳入“培养计划”，对许多创始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放在身边言传身教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但还是会碰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后代不止一个，如何避免他们之间的争斗？有些创始人选择尽量拖延“分”的时间点，利用家庭的文化或规矩来促使子女“合业”；有些人则给孩子们一人一笔钱，让他们各自创业；而有些人则采用最常见的“分家”举措。比如四川的刘永好，四兄弟也是很好地分手了。 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另一个成功的案例———碧桂园，杨国强有三个女儿，而全部的所有权都只给了杨慧妍，就是先解决所有权的问题。那么下一步管理权的问题怎么解决？杨慧妍现在在公司某个领域担任高管，她也是从国外回来不久，直接接班肯定不行，现在还是杨国强在管理这个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免得以后所有权上有纷争。 碧桂园在所有权方面是一刀切，但其他大多数企业在所有权的问题上就很复杂。比如说方太集团，一儿一女，女儿和女婿做另外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切割出去，但是女儿和女婿还是持有公司约10%的股份，茅理翔夫妻俩的股份以后都是要传给儿子的，那女儿的10%该怎么办？是让女儿继续持有，做股东；还是到一定时候儿子再把他姐姐的10%给买回来？ “家族企业的传承包括两方面，一是股权的传承，二是管理的传承。这两件事都要做好。”腾斌圣表示。 挑选长子做继承人未必总是上策 值得一提的是，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家族企业由外人来管理，企业似乎比其他企业管理得好些，而由家族长子管理的企业，则往往管理较差。还有，法国和英国的家族企业大多由长子管理，这也是造成法国和英国企业的管理质量或业绩低于美国和德国企业的重要原因。 这是麦肯锡研究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700家中型制造企业后得出的结论。 对上述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家族所有与专业管理二者能够做到珠联璧合。由于企业归家族所有，因此，管理者在决策时目光更长远，而不必太担心拿不出漂亮的季度报告给投资者看，也不必太执着于实现短期的某一盈利目标。此外，与其他人相比，家族成员与决策带来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如果从家族之外聘请管理者，企业能够更广泛地网罗人才。而且，家族企业内聚力强，家族成员作为所有者，能够积极地引导和管理企业，同时还能仔细考察经理人的行为，让经理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样，家族企业就能控制利益冲突，避免经理人与股东之间出现所谓的“代理问题”。 如果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自动转归指定继承人，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任何一家企业如果认为其最高职位非指定继承人莫属，那么，人才储备中即使有更合适的候选人也会被排斥在外。其次，如果有人从生下来就注定会继承企业的领导权，则和那些需要通过竞争取得职位的人相比，他可能不会特别努力地去获得必要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事实上，麦肯锡调研发现，从全体家族成员中选拔首席执行官的家族企业，其管理上并不比其他企业差。 “特别要注意接班人计划。虽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相比，家族所有制并不逊色，甚至还经常更好，但从家族成员中挑选企业的掌门人，尤其是挑选长子作为继承人，这种做法未必总是上策。”麦肯锡告诫道。 富二代还是职业经理人？ 第一代家族企业规模很小，一个企业和一个创始人———这个企业就是“我”，“我”就是企业，在创业的阶段，企业全靠个人以及这个人的性格。进入第二代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就会有两三个人参与管理———权力和所有权都开始分享，这个时候由“我”变成了“我们”。 “我们”首先要扮演的是把一个魅力型管理的企业转为制度化管理的非常关键的角色。做好准备了吗？ 对此，很多民营企业创始人有这样一个感观：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从外面请一个人回来打理企业，他做得不好，去下一家还可以接着干。也没有诚信档案之类的制度可以约束他们。 职业经理人，是否不可信？这在腾斌圣看来，的确，目前国内对职业经理人队伍的诚信度、职业化程度等问题，还有颇多质疑。另一方面，这些中小型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没有上市，没有成为公众公司，很难通过控制权的受让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在西方国家，企业主可以通过上市不断地稀释股权。当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资产交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或者专门的投资基金来管理，自己不用操心。西方国家能做到两权分离，关键在于其控制权是一个可交易的市场。企业所有者可以通过控制权的转让，获得稳定的甚至更多的股权收益。这是我们国家未上市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富二代和职业经理人，哪个是更好的选择？腾斌圣认为，可以放开来看。也就是说你的儿子可以接班，可以接任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完全可以用职业经理人来担当。但是不要硬塞给他，而是应该由他所熟悉的、辅佐他成长的人来担任，否则会有断层。 给第二代一个比较长的成长时间的好处之一就是孩子能和职业经理人在这段时间一起成长，有一个长期共识的过程，有互相了解的基础，这点很重要。往往在民营企业中，老板说话算数，职业经理人没有发言权，不愿意也不敢表达。如果双方有同甘共苦的成长经历的话，那大家坦率的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好的方式是富二代和职业经理人的结合。 腾斌圣举例：格力的董明珠，她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她为什么能和格力的老板形成密切的关系呢？她是从底层销售做起来的，有长期的信任存在。再比如，美的的方洪波，为什么何享健能够信任方洪波，也是有很长的过程。 “如果何享健的儿子来接班，是不是还能够和方洪波形成如此信任的关系，那就不一定了。”腾斌圣表示，给予职业经理人和富二代共有的时间，这样就能达到二者结合最好的模式。绝对的家族成员来做公司，不见得好，绝对的职业经理人来做也不见得好。董事会或者高管团队中两方面的人共同存在，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容易形成两个阶层，要想真正的利益融合还是要下放股权。给一些股权，才能真正达到紧密结合。 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持相同观点。他表示，只要建立内部有效地监督机制，信息透明化和规范的管理，就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经济学家马光远亦表示“在自己的子女可以胜任的时候，选择子女无可厚非，否则，就应该信赖管理团队。即便对血统延续特别在意，其实也完全可以通过规定家族的控制权等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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