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中产梦——追求幸福的“橄榄结构”
“我应该算中产，但中产好像不是我这种活法儿。”35岁的徐家勇一脸疲惫。 徐家勇是北京一家信息公司的部门主管，月工资税后8000元。妻子在一家私企上班，月工资税后4000元。尽管目前对于中产阶层的概念定义非常模糊，但徐家勇认为，自己已经算得上是中产了。 有车有房、家庭月收入略高于徐家勇的公关经理郑亚文却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一分子。 “我觉得自己充其量也就是小康，还算不上中产。”郑亚文说。记者进行的一个小型调查表明，像郑亚文这样自认为不是中产的中等收入者不在少数。 谁是中产？ 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一篇报告在网上炸了锅。 这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专章描述了“亚洲中产阶级崛起”。该报告将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界定为中产阶级。根据这个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人数达8.17亿人。 一时间，“被中产”迅速成为网络热词。有网友慨叹道：“我吃份15元（约合2美元）的盒饭，竟然就中产了！”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曾受亚行之邀，赴马尼拉参加关于此报告的研讨会。在李实看来，亚行提出的中产阶级标准确实偏低，“这下连农民工也成了中产阶级了。” 亚行报告引发的“被中产”风波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到底谁是中产？中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应该按西方的标准还是按各国自身的标准来界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告诉记者，目前在国内，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几乎是乱七八糟的，大家各说各的，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结果”。 如此状况的根源之一在于“中产阶层”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产之“中”，相对于“上、下”而言。因此中产阶层具有地域性、阶段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中产的标准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是中产阶层不纯粹是个收入上的概念，而是至少应包括收入、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标准。尽管如此，在这四个标准具体确定上，目前仍没有定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根据职业将中产阶层归纳为五个群体：中等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外企白领、效益较好的企业一般职员、中小工商业者。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介绍，中产阶层是个职业概念，其划分与收入多少无关。他所带领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今年公布称，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2%。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不认可。反对意见是，收入即使不是唯一的标准，也应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离开收入谈中产阶层，有夸大中产阶层数量、掩盖社会矛盾之嫌。 被偷走的幸福？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台湾歌手郑智化的这首《中产阶级》在大陆听众中引起共鸣。徐家勇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自己。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自以为算中产阶层的徐家勇虽然有车有房，但是却觉得并不那么幸福。 徐家勇扳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和妻子每月可支配收入12000元，每月开支约在9000元左右，包括孩子上幼儿园月学费2000元、养车2000元、保姆1500元、生活杂费（吃、用、水电费等）2500元、给夫妻双方均在农村的父母养老金各500元。 徐家勇的生活状态正是中国部分中产阶层的一个缩影：收入相对不低、支出相对较高、生活压力较大、缺乏安全感。 今年7月公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约有七成北京中产阶层成为“房奴”和“车奴”。 根据该报告，北京中产阶层家庭月均收入为1万元左右。而同期，北京市住房均价在2万元/平方米。以9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北京市中产阶层的房价收入比为15倍，远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3至6倍的合理区间。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例子在各大都市都不鲜见。 经济上的压力转化到中产阶层的头上，变成沉重的心理压力。根据一项针对白领的调查，70%左右存在亚健康状态，而“焦虑、失眠”更成为他们自我描述中最常用的字眼。 “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我国中产阶层群体心理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 中产：中流砥柱？ 背负沉重压力的中产阶层却被寄予厚望——不光是推动消费的主力军，更要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撰文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 吴敬琏认为，这个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的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但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吴敬琏表示。 对于中产阶层能否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磐石，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看法。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有“中产”而无“阶层”，难担此大任。而更多学者认为，中产阶层正处于成长和觉醒的过程中，假以时日，这个群体必然会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致力于社会阶层研究的孙立平认为，虽然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数量有限，且发育缓慢，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他们正在逐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公共精神。 “中产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的进步在强化，他们参与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法制、妥协、理性博弈来实现，他们正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孙立平表示。 根据中国社科院今年初公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目前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而要优化社会结构，壮大中产阶层就是必然要走的一步棋。 从“倒丁”到“橄榄” 日本趋势学研究者大前研一以日本为研究对象提出“M型社会结构”，用来指代收入两极分化、中产阶级锐减的社会结构。 至于中国的结构，较多研究者认为应该是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而李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倒丁字”结构。 他认为，中国底层民众数量众多，成为一个“横杠”，其他各阶层形成一个“立柱”形状，竖在这个“横杠”上面，形成一个“倒丁字”形结构。 “这个结构反映出目前中产阶层数量严重欠缺。必须通过各种措施来扩大中产阶层队伍，这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李强表示。 中产阶层占比增加，则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间鼓、两头小的“橄榄”形，这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但中国由“倒丁”结构要变成“橄榄”结构，路还很长。 正在进行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就确立“提低、扩中、限高”的改革路径，所谓“扩中”，其实质可以理解为扩大中产阶层。但据李实分析，“提低、扩中、限高”三项中，最易的是“提低”，最难的是“扩中”。 “中产阶层的扩大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职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培育和完善。但目前我们的很多政策恰恰是削弱而不是完善中产阶层的。”李实表示。 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被认为是对中产阶层尤其不公的政策。多位学者呼吁，应尽快改变目前逆向调节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使税收真正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也建议，壮大中产阶层应该先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对其进行“减负”。 孙立平的建议则是通过政策引导造就大量熟练技工，使高级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高级技工比例仅为3.5%；而在西方国家中高级技工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城市化率达到七成以上；“白领”社会劳动力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了0.3以下；基尼系数保持在0.25至0.30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以上。 李强则预测，可能要到2040年前后，中国中产阶层才会成为主体。 “中产阶层的建设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任务。它的成长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转型。”李强表示。
11月15日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