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风云新途（苏联）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伴随着这门大炮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二十年间，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 强国。 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历经230多年的努力，俄罗斯民族终于第一次凭借国力而不仅仅是武力，占据了世界的制高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力挽狂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个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在20世纪探索了一条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风情的季节。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风雪席卷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一天的莫斯科城没有风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 就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数万名工人、农民、士兵排着长队，来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已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 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怒吼着，如同随风飞舞的雪花，每个吊唁者的脸上都充满了失落和彷徨，苏维埃的明天怎么办？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段未竟的旅途?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 院长 谢·叶辛：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上，政治家的个性气质曾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国和当时欧洲强国的距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历史重任。 在列宁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一个名叫维拉·扎苏里奇的女共产主义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道：马克思提出的与大工业、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俄罗斯实现？马克思回答说，应该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 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信仰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应该首先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轫，工业基础薄弱的俄罗斯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深刻了解俄国现实的列宁则认为：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领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布尔什维克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人们相信，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将行使权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然而，建立新社会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十月革命四年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生存下来，并刚刚平息了国内叛乱的苏维埃政权，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突如其来的风暴。 这是画家弗·塞罗夫创作于1921年的一幅油画，它所反映的内容正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极大的威力，苏维埃政权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 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内的粮食危机和政治叛乱，促使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列宁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 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 接下来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是以行事严峻果断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任者则以一种硬度很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 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 左凤荣：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意味着此前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将被舍弃。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看来，时过境迁，新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 孤零零的苏联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虽然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而同样庞大的亚洲近邻——中国的境遇，也更加坚定了这个钢铁般的领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经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进程，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家计划力争精确，在列宁格勒生产的一粒纽扣售价1卢布，那么700公里外莫斯科的价格也是1卢布，而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仍然是1卢布。 对于苏联而言，它未来几十年的兴衰都和这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苏联人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一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爆发了。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球，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是一个全球的大萧条，之前有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只有少数人像今天这样富有，而大多数人却没有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利益。那时候，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们又回到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斯大林的公开言论里面，我没看到他说什么要用西方的技术，整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以前，用粮食，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大量的粮食，征收来干什么，就是用来出口，出口换汇，然后用这个去进口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这些设备进口了以后，当时国内不会运用，所以他当时讲技术决定一切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从国外买进了那么多设备，我这些设备得有人去掌握它。 拖拉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它解放的是最广大的农业生产力。 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 这个奇迹般的速度，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也来自苏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利用。 拖拉机厂的建设者，除了苏联人，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先后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730名。斯大林后来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1932年时，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约有6800人。 与欧美国家的整体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还有苏联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1935年9月2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这样一则不大的简讯：“中伊尔敏诺的采煤工斯达汉诺夫同志为庆祝国际青年节21周年，创造了风镐劳动的全苏新纪录。在六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开采了102吨煤，这是矿井一昼夜开采量的10%，挣了200卢布工资。”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开采量，因为它超过了普通定额的13倍！但一周以后，斯达汉诺夫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一个工作日采煤175吨。 此后，斯达汉诺夫不再是一名普通矿工的名字，他成为一面旗帜，引领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在各行各业，无数个斯达汉诺夫的推动下，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提高了82%，大大高于原计划的63%。 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俄共中央主席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俄罗斯在1929年时，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不能生产一辆联合收割机，也不能生产一辆汽车，十年以后，到1941年时，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这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 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加入政府干预的手段，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比如说英国的一个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书里的主人公在车厢的过道上讨论俄罗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反映。 在当时，苏联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盖了快速工业化背后的问题。 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提供一套带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里永久的专座，这些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达汉诺夫获得的物质奖励。但成千上万忘我工作的建设者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如果我们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闻一； 由于战争条件呢，采取了一种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就是机器不歇人休息，轮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飞机产量仍达到两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 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厂，迎战德军。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共损失兵力1000万，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伤亡人数的73%，苏联以2000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捍卫了正义，捍卫了和平。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仅此一点，苏联就无愧于一个大国的称谓！ 在德军败局已定的1945年2 月 ，当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英国的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一起商谈确立战后的世界格局。 这是世界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承认，也是对苏联所承担的大国责任的尊敬。 在20世纪中叶的万里晴空之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隔洋相望，共同主导了世界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闯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镌刻着“苏联”的字样。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 梦想。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也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任时光流逝，这一高度将永载史册。 而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 这是一本被封存了五十年的书，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 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他处于鲜花和欢呼之中。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跟千百种障碍做不断的斗争，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当时他们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发现了，苏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有当时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有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还有国内他们，有意识地封锁国外的情况。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写道：“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出于对苏联的热爱，罗曼·罗兰决定这本日记五十年后再发表，他不想因为这本书造成对苏联的哪怕一点点伤害，他认为五十年后，苏联一定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1984年，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正式发表了。但是，苏联的领袖们并没有像罗曼·罗兰期待的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包括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于积重难返，丧失了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机会。 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74圈。 苏联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大事。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社会变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 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10月28日 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