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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成：越南华人首富

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京都食品零售店的招牌，其连锁店已经遍布全国，红黄色调的店面装潢、闻名遐迩的鱿鱼干面包，都已成为商业化深入越南人日常生活的标志，而这艘“京都号”食品航母的掌舵者正是越南华人首富陈金成。承继父业创“京都” 早在1967年，祖籍广东汕头的陈金成父亲在西贡开办了加工副食品的设备制造厂和饼干副食店。1975年由于越南政局不稳，时年21岁的陈金成被迫离开自家的面包店，到一家国有面包厂从事揉面包的工作。直到1993年，陈氏家族创立京都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起步之初只有70名员工，主要生产饼干等副食品，但越南消费者当时只信任进口食品，如何打开国内市场成为公司面临的首要问题。1996年，陈氏兄弟向银行贷款，投资进口新设备，引进新工艺，扩大生产规模，京都集团的产品从单一的饼干开始丰富到蛋糕、巧克力和冰淇淋等，利润以每年20%至30%的速度增长。虽然陈金成已经是到越南的第二代华人，但仍然非常注重保留华人的文化传统，在家讲广东话，并在正规学校学习普通话。目前，集团还将中式月饼大力推广，使其作为“京都”的支柱产品之一，于每年中秋临近时，远销美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抢占先机拓市场陈金成谈到成功秘诀概括起来就是：“自信、奋进、走在时代前面”，这不仅使得他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时做出各种正确决定，也让他能一直保持饱满的激情，不断接受新的事物，迎接新的挑战。他不但自己抽时间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财政、管理知识，还提议成立了京都培训中心，从每个学员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知识、能力培训。经过培训后，集团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比以前更顺利。这种独创的“就地MBA”培训模式，不但节省开支，而且实用性很强。随着越南当地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本土快餐企业正开足马力，以便赶在海外同行扩张前抢占本国市场。陈金成的京都集团作为越南最大的消费品企业，自然也不例外。陈金成表示，希望通过建设购物中心、食品店来迎合人口大规模迁移向城市扩张的需要。虽然身兼重任公务繁忙，陈金成现在仍坚持亲自考察集团旗下遍布全越南的连锁店，以确信这些连锁店的细节都要符合他的要求。为了确保质量，京都集团还实现了集中化库存，并建立起自己的派送队伍。发展不忘报社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京都”也不忘回报社会。公司已连续6年与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合作举办“爱心之音”演唱会，并与胡志明市穷人扶助基金合作举办“为贫困盲人带来光明”活动，为越南华人赢得了“相亲相爱之团体”的美誉。现今，京都集团生产的食品超过100个品种，员工超过7000人。此外，京都集团除了在食品领域发展外，也尝试进入房地产等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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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巨头榜：辉煌潮帮60年进化史

继发布66名全球潮商行业冠军榜之后，100名全球潮商行业巨头（精英）榜的推出，是《天下潮商》对潮汕商帮全球实力的又一次全局性的大盘点。这一次，星空更加璀璨，方阵更加雄壮。 100人中从最年长的陈伟南的生年——1919年，到最年轻的张玉珊的生年——1974年，时间跨度是55年，从陈伟南1947年创办星洲胶业公司，到郑南雁2005年创办7天连锁酒店，时间跨度是58年。因此，这份潮商百人巨头（精英）榜，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10年的60年间一部潮汕商帮演进的断代史。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一些行业、企业统计数据的不齐全，这次实力盘点同样难免挂一漏万。但我们仍然期望从这种不完全的统计和分析中，剖析潮汕商帮500年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断面，窥见这一天下第一商帮赖以成功的精神灵魂。 “家己人”越多成功率越高 100名全球潮商行业巨头（精英）中，在境外的有45人，其中有30人创业地集中在香港、澳门和泰国，另有10人创业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支三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内地共55人，其中24人创业地在潮汕地区，另有20人集中在深圳、广州等广东省内城市。这表明，潮汕本土、广东省内以及东南亚那些历史上潮商的传统移民国家，是潮商精英取得成功的主要土壤。一片潮人同乡密集的区域，一个依托亲缘、族缘、乡缘结成的“熟人社会”网络，在潮商生存发展和取得成就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善于经营人脉是潮商成功不二法门。这些潮商巨头（精英）中，有多人成为创业所在地的首富。惠来籍的袁汉源是云南首富。他的惠来同乡、商业地产巨头黄茂如是深圳首富。在境外，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已是众所周知，其他的如祖籍汕头的食品大王陈金成是越南华人首富，普宁籍的百货、酒店业巨头张贵龙是老挝首富，潮州籍的陈丰明是柬埔寨华人首富，潮阳籍的周泽荣是澳洲华人首富，而澄海籍的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则是泰国首富。潮商精英还在多个领域成为行业冠军。100名潮商巨头（精英）中，其企业在当地同行业内做到规模最大的有27人之多。这当中，有世界最大的无线寻呼网（杨贤足领导的中国联通），有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的屏山公司），有中国最大的中成药基地（李楚源领导的白云山和黄）、最大的制笔商（周育标的金万年），有香港最大的钟表集团（庄学山的中南集团）、最大的影业公司（杨受成的英皇集团）、最大的传呼业务集团（张敬石、张敬川家族的香港电讯数码），有泰国最大的大米出口商（张锦程的顺和成集团）、最大的汽车销售商（姚宗侠的联泰机构），有法国最大的亚洲产品超市（郑辉的巴黎士多）等。规模最大模式最新潮人样样占“第一” 潮商精英们的“第一”，不仅体现在财富总量和企业规模上，更体现在创新精神上。这种创新是多类型和全方位的。有的是新市场空间的率先开拓。如张贵龙创办老挝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建造老挝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芭莎大酒店；陈丰明1993年创建柬埔寨最早的无线通信网络和宽带网；潮阳籍的陈启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将中国时尚内衣率先带进阿拉伯世界的开拓者；普宁籍的戴德丰、庄坤平，一个在1971年第一个将日本零食引入香港市场，一个在1991年第一个将麦片引入中国市场，被誉为“中国麦片之父”；揭阳籍的李瑞杰、林春涛，前者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服务器制造商，后者创建了国内第一家环保产业综合型企业；澄海籍的李岸生，是“中国民营公交第一人”。有的是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如澄海籍的谢绍河，1988年投入淡水有核珍珠的规模化生产，打破了世界珍珠养殖史上只有海水有核珍珠的局面，开创了淡水有核珍珠养殖的新纪元。陆丰籍的广东亿达洲集团董事长李秉记，其开发的海马养殖技术填补了我国海马人工养殖的空白。有的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汕头籍的郑南雁，打破酒店业传统盈利模式，于2005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经济型连锁酒店网络，以低成本、低价格和独特的会员制模式、裸房经济等手法，使得7天连锁酒店迅速崛起；普宁籍的张静君创办了广州视窗与163电子邮局。前者率先在互联网上开始了由官方提供的资讯服务，后者开创了中国互联网的免费服务模式。还有的是管理和营销方式的创新。陆丰籍的林国芳，1995年在深圳开设国内第一家床上用品专卖店富安娜，至2008年已在内地及港澳地区开设专柜1100多家，开创了国内家纺行业从利润微薄的制造环节向市场终端渗透的成功先例；饶平籍的施少斌，运用全新的市场营销和品牌扩张概念，使王老吉凉茶实现了从传统老字号作坊向现代企业的转型。 60后新人辈出生意代代新从麦片铅笔做到IT核原料从代际结构上看，100名潮商行业巨头（精英），平均年龄为58岁。有13人处于70岁-100岁年龄段，他们都有50年-60年的营商史，现年91岁的香港屏山企业董事长陈伟南（潮安籍），有63年的营商史。这些人堪称潮汕商帮中的长青树，显示了潮商持久永续经营的能力。更可喜的是，100人当中，1960年以后出生、处于40岁-50岁年龄段的有46人，占了将近一半。这部分人平均年龄只有43岁。当中年龄最小的香港修身堂控股主席张玉珊（潮州籍），现年仅36岁。从创业时间看，创业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有33人，创业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有24人，当中创业时间最短的是郑南雁，2005年创建7天连锁酒店至今不过5年。年轻一代的新潮商是一支生气勃勃，前程无量的新梯队,代表着潮汕商帮长盛不衰的未来。 100人中，其年龄、世代的差异与所从事行业、领域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创业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有31人，全部是在港澳和东南亚的潮商，他们从事的行业集中在传统的农副、种植、食品、饲料、木材、钟表、贸易、建筑等领域，个别人后来随着事业壮大而进入金融、影视、地产等行业。创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有31人，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国内潮商，由于处于原始积累初期，加上国内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壁垒，这一代潮商主要从事电子、纺织、日化、食品等短平快的轻工制造业。创业于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10年的有38人，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转型，潮商在零售、物流、酒店等领域产生了众多佼佼者。1998年房改的推行，又在90年代末的创业者中造就出多达7名地产富豪。新潮商舞动新经济创富周期越来越短世纪之交创业的新潮商越来越多地超越父辈依托实体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大步迈进新经济时代。行业巨头榜上1960年以后出生的46人中，有12人涉足网络、IT、信息科技、可再生能源等新经济领域。如从事网络咨询服务的张静君，掘金卫星电视的李泽楷、国内率先从事专业服务器制造的李瑞杰，做GPS（汽车卫星定位系统）的林秋城、掌握核电堆芯材料技术，致力于填补中国核级锆替代进口空白的陈潮钿等。老一代的商业成长以资源、人脉、经验为主要增长动力，新一代的财富则更多地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主要增长动力。伴随着世纪之交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勃兴，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新一代潮商都比老一代更娴熟、更具创新性地运用金融工具和资本运作手段，从而更快速地扩张企业，积聚财富。100人巨头（精英）榜上，有21人拥有上市公司。其中最多的黄茂如，一人掌握着5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尤其在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的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国内潮商精英对资本市场从陌生到熟悉，从一知半解到运用自如，上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直接上市，如东方锆业、宝德科技集团集团、长城集团、星辉车模、南洋电缆集团、富安娜；有收购控股曲线上市，如联美投资；有改变主业借壳上市，如宜华地产；有越洋过海到欧美等资本市场上市，如7天连锁酒店、潮州华丰集团。“小超人”李泽楷在两年间利用卫星电视净赚4亿美元，并在股市上5分钟内创造了近千亿港元财富的神话；7天连锁酒店2009年11月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成功融资1.11亿美元，作为创始人兼CEO的郑南雁（持股13.4%）一夜之间身家涨至3.7亿元。资本运作使新一代潮商获取财富的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缩短了一代人积累财富的周期。可以说，不同世代之间这种行业和获取财富手段的差异，显示的正是潮汕商帮在过去60年间不断与时俱进的一部商业进化史，是潮人把握不同时期的历史机遇创造新辉煌、新传奇的一曲长盛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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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租房客：我的青春在这里过渡

“要不要租房子？纠结！”“在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我们颠沛流离地换地儿租房子，什么时候结束颠沛流离……”“我跟他们一样，上下班挤车，吃的是大排档，租房子住，不知为何却有种满足感！”记者在新浪“微博”首页输入“租房子”关键词，跳出的“微博”内容，大多是80后的心灵呓语。近日，生活分类信息网站58同城进行了一项城市生存租房调查，结果显示，80后已经成为城市“租房客”的主体，年龄分布在23岁至27岁之间，应届毕业生占四成。面对暴涨的房租，八成毕业生选择在群租房中“蜗居”。面对可以承受多少月租金的问题，80%选择了“500-1000元”，72.3%的人表示租金占了他们月收入的40%-50%。租来的房子，成了青春的过渡地。在人生旅程的那一段，喜怒哀乐愁五味杂陈，有失落，有辛酸，有焦虑，有无奈，有漂泊，当然，也有憧憬。漂在城市不容易，自嘲“租坚强” 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漂在城市不容易，在一轮一轮的房价“蹿升”运动中，他们的选择是租房，自嘲“租坚强”。租房3年、大学刚毕业、在南京某媒体工作的王文婷租住的小区，离南京新街口不远。小区四处都残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印记，三楼的阳台栏杆已是断壁残垣，红色砖头塞住了较大缝隙，上面搁着几盆花，她租的房子在四楼。推开90年代初流行的铁皮门，记者看见不足6平方的客厅，两个卧室，大的15平方，小的不足8平方。王文婷告诉记者，“春天时，这个地段这种老小区，一个月才1200元，我8月份开始租，1800元，一分都不少！贵死了！”租金急速上涨是许多租房客的共同感受，从上海来南京工作的杜鹃，在建康路附近租了一套不足30平方米的筒子楼，“去年租金还不足1000，如今涨到了1500！” 4月楼市新政出台，导致大量购房者选择观望，直接催热了租房市场，加上七八月正值毕业生租房热季，王文婷别无选择，再贵，也只能硬着头皮租下来。现实令人无奈，很多租房客与房东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恼人的拉锯战，再加上不合拍的室友，真个是“一把辛酸泪，无人解其味”。王文婷刚把房子租下来，就迫不及待去“宜家”采购家装饰品。忙了两天，还没好好欣赏自己的杰作，第二天“突击检查”的房东拿着合同要她看，她傻眼了：不许在墙上乱贴东西，不许在门上粘贴挂钩……房东撂下一句话，“你破坏的地方，退房时从押金里扣钱吧。” 吵！每天早上，老小区的居民五六点就起床，买菜、聊天，偶尔还有吵架声。老式房子隔音效果出奇的差，“经常让我怀疑楼上那家的开门声是在自己屋里。” 刚刚买房结婚的南京某杂志编辑路燕，回忆起3年租房生活，“还是很郁闷”。合租的室友每周都喊男朋友来住几天，渐渐地，男生留宿的日子越来越多。有天早上，吃坏肚子的她没顾上穿拖鞋，冲到厕所门口，发现男生在里面。正是夏天，她还穿着睡衣，慌忙退回房里穿衣服，边穿边觉得窝囊：明明是自己租的房子，现在倒搞得像个外人！她特地挑室友心情好的时候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室友一愣，面无表情地说：“是吗？那不好意思啊！”男生只消失了一周，又大张旗鼓地住了进来。愤怒的路燕搬到了男友租的房子，这次她变成了“小三儿”。男友和两个男同事一起住，路燕来了之后，一向大大咧咧的男生们不自在了，穿衣服要注意，讲话要注意，上厕所要注意，洗澡要注意……“没住满3个月，我们就买房了。” 坐在路燕身边的老公笑着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跟室友合不来，她也不会搬来和我住；如果不是因为租房不舒服而买了房，兴许到现在我们还没结婚。”他有点“幸灾乐祸”。租来的房子：不是旅馆，不是家王文婷深深体会到“租客”与“业主”的差别： “邻居周末装修，噪音极大。如果我是业主，肯定理直气壮地去理论，但我只是租房的，心里先就怯了。” “有人往电梯上泼垃圾，邻居们彼此熟悉，我们租房的就成了第一怀疑对象，乘电梯时别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最尴尬的是有一次钥匙丢了，进不了门。我们找了开锁公司，结果人家来了先要证明我们是房主。我们说是租房的，人家说那要居委会或者房东来证明。房东住得远，居委会值班的人说不认识我们。折腾了一大圈，到夜里两点多才进了门。” 租房终究是租房，许多受访者，都不把它称为“家”，也不叫它“宿舍”，只是称它为“住的地方”。“它可以遮风挡雨，但绝对不会让心安定。” 梦想在和现实的赛跑中，渐渐落后了。每当王文婷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挤在下班的人流中，看着缤纷的城市面孔，看着表情木然的人们，“忽然很孤单，身边那么多人，可谁都不会在意到我的疲倦。”有几次她站在十字路口，看着红灯变绿，绿灯变红，就低头捂脸哭了起来。《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越长大越孤单”几乎成了80后的共识。租房，意味着漂泊的无根性，令人更加缺乏安全感。王文婷告诉记者，“在国外租房，一租可以十几年，人家把租的房子当成自己的一样爱护。国内租房一年一签，房东说啥时候让你滚蛋就得滚蛋……” 年近30的赵丽在北京呆了近十年，最近在盘算换个大点的房子，1500块的工资不到一周就没了，让她在这个繁华都市捉襟见肘，“房间拥挤，我觉得堵得慌，特别憋屈，心理都快畸形了。” 550元月租金，5平米的隔断间，连晾晒衣服和做饭的地儿都没有，堆满自己的物品后只能容一个人站着，她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立锥之地”了。房子逼仄，就没心情收拾，房间越来越乱，赵丽说，“这不是我的家，充其量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路燕觉得，租来的房子“是介于旅馆和家的一个中间地带”：比旅馆温馨，但没有家安定。墙纸可以买，但绝对不能粉刷；鞋架可以买，但绝对不买橱柜；和室友共处，但不能像对朋友那样推心置腹。武汉大学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生活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难租房客们在茫茫人海中漂着，生活的困顿如影随形。但他们的梦想已经落地在生根发芽…… 在南京找了一份设计工作的90后小徐，搬进了租来的40平米一居室，她为自己的小窝“打扮”起来：床、电脑桌、冰箱、毛绒玩具……“窗帘被套是我自己订做的，我五行属木，整个设计理念就围绕这个意思。” “我们选择不了租房的现实，但可以选择租房的心态。热爱生活，用心装点，租的房子一样可以盛满幸福。”小徐说，“其实也是无奈的自我调整。” 王文婷告诉记者：“我家里还备有茶具，偶尔耍耍宝，泡一杯茶，周末喊来性情相投的朋友，大家一起聚聚。希望自己像《老友记》里的活宝们，虽然有烦恼，有困窘，但终究是欢乐多于烦恼。”现在她和合租者很合拍，“我们周末一起做饭，一起爬山，一起逛书店。” 无论王文婷，还是路燕夫妇，都认为租房经历，也许会让人日后更懂得珍惜。毕竟，这也是一段难忘的青葱岁月。王文婷的QQ签名改成了：“磨砺，让我内心更强大。” 当2010年把80后拽进了人生三十而立时，头上悄悄爬上白发的父母，心向往之的唯一一件事是：孩子结婚成家，安定下来——安定和房子捆绑在一起。对于很大一部分80后而言，实现父辈期待的“安定”生活，是很难照进现实的梦想。但，就像80后“房客”杜鹃说的那样，“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刚满22周岁的王文婷可不相信“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她带着记者来到窗口，楼下一条长长的巷子，上空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电线，两边楼房的墙壁斑斑驳驳，老人们聚集在树下纳凉。巷子的尽头，是南京最高的紫峰大厦，“是不是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如果拍成照片，肯定特怀旧，特唯美。但穿过它，我们就到紫峰了。”
09月16日　342
一名80后矿工带记者下井微博直播煤矿井下采访

在网络微博上，5万多粉丝，正焦急等待着矿井深处传来的消息；在深暗矿道里，一名“80后”矿工，正带着记者缓缓前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近日出台规定，要求“每班必须有矿领导带班下井，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并将从10月7日起正式施行。其可行性迅速引发网友讨论。带着网友的疑问，9月11日下午，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来到山西同煤集团王坪煤电公司的矿井，通过微博直播，和网友分享了一次不寻常的井下采访。（一） 14时46分，阳光刺目的午后，记者被要求“全副武装”——秋衣秋裤一套、棉衣棉裤一套、工服一套，外加棉袜子、长筒雨靴、白毛巾、头盔、自救器和矿灯。矿井口两排铁轨伸向看似没有尽头的黑洞。汽笛一声长鸣，单节“小火车”缓缓启动，记者很快被黑暗淹没。铁轨和车轮发出“轰轰”巨响，震耳欲聋，即便大声喊叫，同车的人也听不见，只得任由巨响撞击耳膜。 “好恐怖啊，我怕黑。”从微博上看到记者拍摄的巷道口，网友“莫大子”留言说。黑暗、岩石和狭窄的巷道，让记者回忆起王家岭获救矿工所说的“绝望感”：一旦透水了、瓦斯爆炸了，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跑，就是再能跑你也跑不掉。这个巷道实在是太长了，“小火车”要坐半个小时。 “今天矿长下井了没？”一名网友急切地问。记者用微博回复说：“矿长在上一班中已经下井，这次不随记者继续下井。” 王坪煤矿是个中型煤矿，年设计生产能力约180万吨。主管安全的副矿长于永家对记者说，“矿长下井”政策，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煤矿安全，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不过于永家说：“矿长下井执行起来也有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矿上其他事情就耽搁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建议，下井的煤矿领导应该是懂技术、懂业务的技术干部，这样才能避免走形式。 “小火车”驶向更深的黑暗，微博的互动一直没停。　（二） 4450米，1860秒。经历漫长的黑暗与轰鸣，“80后”矿工王刚带着记者在预定的车站下车。一团漆黑，寸步难行，记者只得打开矿灯。这里的巷道变得有六七米高，五六米宽，是做交通运输用的大巷。现在起只能步行，目标是王刚所在二机队的采掘工作面。 “这都涂着特殊涂料。”王刚指着巷道灰白色的墙面和顶板，“每天都要用水浇湿墙壁和地面。因为干了的话，煤尘飞扬会损害健康。” 巷道四通八达，上、下、左、右都有分岔。如果无人带领，肯定迷路。王刚说，自己第一次下井时，要不是师傅带着就走丢了。前后摸了五六天，才搞清这里的基本结构。 1986年出生的王刚毕业于山西戏曲学校，懂电脑软硬件、会编程、精通网络技术，懂音乐、会唱歌、会弹吉他，还当过酒吧DJ、组建过青年乐团。 “想过无数可能，唯独漏掉了矿工”。两年前，王刚还是当地培训学校一名吉他教师，月薪2000元。煤矿招工，每月4000元。两倍的薪水让王刚动了心。尽管妻子反对，但一辈子在矿上工作的父母觉得“靠谱”。井下的他是“新人”，网上的他早已“成名”。今年5月，他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鄂尔多斯煤矿工人的报道时，只发了一篇评论，就引来3万多条回复，广受网友关注。 “我为什么会出名？可能因为我是个挖煤的。”习惯传统矿工形象的网友，像发现新大陆，围观着王刚在网上的阳光和激情。形容他的标签“史上最牛矿工”“80后矿工”一时风靡网络。记者跟着王刚走在巷道里，风从背后掠来，脖根发凉。这是矿井的通风系统在工作，以确保煤矿瓦斯不会聚集。 “如果瓦斯浓度高，容易发生爆炸，要格外警惕。”王刚一边走，一边说着安全常识，“煤矿有五大杀手——水、火、瓦斯，顶板、煤尘……” 又前行700多米，顶板上出现了锚杆、锚索，中间有一截还吊满了水袋，专门用来防爆灭火。巷道墙壁是原始的煤层切面，固定有防坍塌的支护工具。由于邻近工作面，瓦斯渐浓，记者的摄影、摄像器材都被卸下。没有图片、视频，文字也停止了更新。“井下情况不明，编辑部正在等待记者传回最新消息。”微博上这句话让粉丝们有些着急。网上，从17时01分到18时14分，70多分钟过去了，粉丝们一直在焦急等待井下的消息。网友“杨团结”问：“矿工的安全、隐患的排除和预防措施是否到位？记者能报道真实的一面吗？” 井下，王刚和几个技术人员一直在给稍显紧张的记者“宽心”：“我们煤矿重视安全，投入充分，工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矿难的可能性很小。”王刚还告诉记者，“不是每个煤矿都会出事，但也不敢说哪个煤矿绝对没事。排除人为原因，正规的大煤矿、国有煤矿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为不影响煤矿的生产秩序，记者在继续前行300多米后，决定和王刚返回。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刚平安升井。”微博一发布，网友“曹健cj”就抢占了“沙发”：“提心吊胆的心终于放下了。没那个胆量就别下呀，矿工天天都是这样的！记者的井下采访，最多也只是浮光掠影。相比矿工们一下井就是12个小时，还常年如此，实在是很难体会他们的艰辛。（三） “最痛苦的是整天不见阳光。上夜班，白天补觉见不到；上白班，下井时天还没亮，出井时日落西山。”王刚告诉记者，地下长期潮湿阴暗，见不到光，矿工得关节炎的概率很高，各种职业病如影相随。这些天王刚上白班，早5时下井，晚5时升井。12个小时，陪伴他的只有轰鸣的掘进机。然而，黑暗、寂寞，只是最初级的考验。他曾被单杠粗的钢筋压趴下，边爬边哭，“那东西在啃我的骨头！”那是他下井的第一天。他曾眼睁睁看着和自己一样年轻的同事，被机器切掉了几根手指。王刚从地上捡起还在跳动的指头，包在手套里，愣在原地。那是他下井的第二周。他还曾逃离哗啦啦倒塌的顶子，追着一溜烟跑开的老工人，死里逃生。那是他下井的第三个月。 “20万元，如果死在井下，这就是我一条命的价钱！”王刚告诉记者，好在这个煤矿是集团直属公司，三天两头就有各种检查，安全矿长、生产矿长和矿工几乎每天都同下同上。不是所有煤矿都能做到“矿长下井”。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很多矿的领导就很少和矿工一起下井。王刚现在每下一次井，就有100多元的收入，每个月满勤21次。除了偶尔有事，他一定会按时上班。“我要让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是个男人”。离开矿井时，夕阳的余晖照在脸上，记者感到格外温暖。“重见天日的感觉太好了！”记者不禁感慨地说。身旁的王刚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每一次上井的感觉都和你一样！”这句话，给微博直播画上了一个不寻常的句号。
09月16日　342
英国超8成年轻人买房靠父母创历史新高

           图为英国伯明翰，一家房地产机构外的交易显示牌。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大部分银行不断提高放贷的首付比例，很多首次购房者不得不暂时放弃买房的打算。据英国抵押贷款协会上个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由33岁迅速上升到37岁，而进入市场的首次购房者人数却直线下降，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初的34900人跌至今年6月份的19400人，几乎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英国房地产市场正因首次购房者人数不足而面临威胁。据英国权威房地产网站Rightmove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英国购房者中仅有20%是初次买房，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低，而一个稳定的房地产市场要求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应达到40%，如果进入楼市的首次购房者数量不足，将会影响到整个房产市场的产业链。在金融危机之前，英国的银行向购房者提供的按揭贷款有300多种，购房者可以获得全额贷款，甚至是房价125%的贷款金额。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宽松的贷款政策一时加剧了房地产热潮，引发了信贷危机。如今,为了避免危机再次发生，英国各大银行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按揭的数量，降低放贷风险。如今，英国大部分银行都要求购房者支付相当于房价1/4的首付款作为按揭贷款的条件，而在金融危机之前，购房者只需支付房价的10%作为首付便可获得银行按揭。 35岁的克拉贾是伦敦的一名股票经纪人，他和妻子已经结婚两年，现在仍住在父亲的一套公寓里。虽然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他们可能早已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现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英国年轻人一样，他们无力达到银行提出的首付门槛，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还款利率来说，首付25%和首付5%之间的差别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付首付，我们就被天价挤出了市场。”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比恩最近指出，为了限制按揭信贷，银行或许有必要采取“直接管控”，在提供按揭贷款之前，购房者应该首先支付一笔数量相当的首付。这是英国银行高层首次公开表示要实行新规定来直接管控银行信贷。但银行的信贷控制措施也遭到了一些抵押贷款机构专家的质疑。伦敦乡村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理财师大卫霍林沃思指出，目前银行按揭贷款市场发展缓慢，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增加房贷而非限制它，否则会有大量的首次购房者无法支付买房首付，而他们对英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据英国抵押贷款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第四季度里，30岁以下的首次购房者中有84%的年轻人是靠父母资助才凑足了买房首付，创下历史新高，而在2005年的同一时期，这一比例只占38%。英国抵押贷款协会总监迈克尔科甘指出，依靠父母支付首付买房会巩固一种局面，“那就是有房的人会继续有房，而无房的人会被排挤出市场。长此以往，这可能会导致大多数人更加愿意租房，而不是买房。”迈克尔认为，由于英国房地产市场高度依赖首次购房者，因此新一届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是要准备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置业帮助，还是让购房者自己解决买房难题。
09月16日　134
伪幸福中国式中产的困惑

    在通胀经济中，通常损失最大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利益。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将直接促进中产阶层的信心与活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近日举行“十二五”财税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1)发布会，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直言，个人所得税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十五年来只见声不见行动的情况恐怕仍要继续。同时，个税改革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刘佐举例，个人所得税去年只收了3900亿，虽然每年都有增长，但占全部财政税收的比重也就6%、7%左右，“无论是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起的作用都不是太大”。　　其实，个税改革不论是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实行综合负担的税制改革，对个人来说影响都很大，至少比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大得多。但税收部门就是宁可给个人带来大大的影响，也不愿意给自己和政府带来小小的影响。　　尤其在今天这个谁也无法否认的“通胀经济”时代，从减免个税入手，是对中产阶层的重要安抚和实际促进，以此帮助他们建立起买房、生育的信心，对短期经济的刺激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促进，比税收比重6%、7%的个税那点蝇头小利，不知多了多少倍！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和意识形态，通货膨胀的本质，都是对民众普遍加税。富裕阶层因为拥有比较多的资产，因此可以部分规避通胀造成的损失，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这个阶层来说影响较小。更要紧的是，富人阶层通常也是社会中最大的债务人阶层，因此多数富人有可能从通胀经济中受益。　　中产阶层是通货膨胀中可能受损最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的工资随通胀而略有增加，但有可能他们的税收增加得更厉害。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始于1981年，当时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2005年，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而当时我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1600元起征点已经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现在起征点为2000元，但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36元，平均每月2728元，也是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而且，个税是梯级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收比例也越高。　　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不大。但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最保守的一个阶层，在资产配比中，他们的现金或储蓄持有比例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有可能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债权人，从而在通胀经济中利益受损。　　而对于穷人阶层来说，吃穿方面的生活必需品涨价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房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对他们影响不如中产阶层大，因为涨价买不起，不涨价也往往买不起。但适度通胀有可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甚至上升空间。　　因此，在通胀经济中，通常损失最大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利益。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将直接促进中产阶层的信心与活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09月16日　47
各国中产阶级对比：住什么房（组图）

　   近日，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２０１０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人数为８．１７亿。报告中，有一个专门描述“亚洲中产阶级崛起”的章节，其中对中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２－２０美元的人群。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中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据称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在维基百科给出的词条释疑中，“中产”等同于“小资产阶级”。　　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图片来对比下各国中产阶级的差别：中国中产的住房中国中产的住房英国中产的住房雪景中的美国中产住房圣诞节时美国人装饰自己的房子美国中产的住房和私家车美国中产的住房美国中产的住房荷兰中产的住房
09月16日　830
80后PE猎手：“富二代”还是“马甲”？

9倍、10倍、25倍…… Pre-IPO的暴富神话不断上演，但这次主演不是私募、创投，而是一位80后的神秘资本猎手。一位名叫吴绅的80后在Pre-IPO市场如鱼得水连狙3股。吴绅先后出现在2010年6月28日过会的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胜风能”）和2010年8月27日过会的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实业”）中。其中，吴绅持有雅化实业3889503股，占其上市前总股本的3.24%，列居第七大股东。而在泰胜风能中，吴绅持有其1458671股，占其上市前总股本的1.621%，位列股东十五位。而在即将于2010年9月17日二次上会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能”）中；吴绅再次闪现，位列第七大股东，持有3832720股，占超日太阳能上市前总股本的1.94%。闪电入股三企业如按时间顺序排列，吴绅最早潜伏的Pre-IPO对象为新能源概念股超日太阳能。 2007年6月，超日太阳能前身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有限”）注册资本由2500万元增至2857万元，新增的357万元出资额由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建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南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自然人吴绅以9000万元认购，增资价格为25.21元/份出资额。其中吴绅是增资中唯一的自然人，当时出资1500万元，占增资后出资额比例的2.08%。 2007年8月12日，超日有限整体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吴绅持2395450股；若以吴绅出资额1500万元分摊每股，其持股成本为6.26元/股。 2009年7月15日，超日太阳能首次上会创业板折戟。2009年8月和11月其通过两次增资，将于2010年9月17日再次冲关，此次由创业板改道中小板。此时，吴绅持有超日太阳能3832720股，若二次闯关成功并上市交易，以2009年其每股收益摊薄后0.892元和中小板40倍发行市盈率计算，吴绅1500万元的出资成本，将实现13676万元的财富，盈余高达9倍之余。 2008年1月，吴绅再次悄然入股泰胜风能。彼时泰胜风能改制前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增至6000万元，其中吴绅以500万元认购100万元出资额，增资价格为5元/份出资额。泰胜风能上市前总股本9000万股，吴绅持有1458671股，占其总股本的1.621%。 2010年6月28日，泰胜风能顺利过会，以2009年泰胜风能每股收益摊薄后0.6975元和创业板50倍的发行市盈率计算，吴绅所持股份的账面价值在5087万元之上，这相对于其500万元的出资额，暴赚10倍之巨。 2008年12月22日，雅化实业前身雅化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以“解决雅化有限部分股东因无法足额及时支付受让委托持股股权的转让款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为由，以3元/份出资额的价格转让吴绅、蒋薇茜、何良新3位外来人士。其中，吴绅受让176.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比例的3.24%，转让金额为528万元。截至上市前，雅化实业总股本1.2股，而吴绅持3889503万股，占比3.24%。雅化实业在市场诸多质疑声中于2010年8月27日过关。若以2009年雅化实业每股收益摊薄后0.855元和中小板40倍的发行市盈率计算，雅化实业上市后，吴绅持有其的账面价值高达13302万元，这相对2008年底吴绅528万元的受让价格，惊人的高达25倍收益。 80后吴绅其人根据公开信息披露，吴绅，出生于1980年，浙江省台州温岭人氏。公开住所为2处：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及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9弄15号。1998-2002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2002年至今，工作于中芝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即为上海交通大学之地址，而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9弄15号为虹桥万博花园，为普通商品房。让人疑惑的是，作为软件工程师的吴绅何来如此巨资Pre-IPO投资？根据记者计算，吴绅分别投资于超日太阳能、泰胜风能、雅化实业1500万元、500万元、528万元。其中，只有雅化股份招股书中对其资金来源进行了解释，“吴绅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工资收入14万元，股票投资收益264万元，亲友借款250万元。” 然而，从时间看，吴绅Pre-IPO雅化实业的时间为2008年12月，而入股超日太阳能、泰胜风能时间为2007年6日、2008年1月。那么，一位年薪仅14万元的软件工程师，其超日太阳的1500万元和泰胜风能500万元到底来源何处？相关招股书也未作相关披露。 “2008年12月，二级市场走势在1664点低谷附近，而吴绅在雅化实业528万元出资中，来自股票投资收益264万元，那么其投资股票钱或高达上千万；而其身份有两种可能，其一为富二代；其二是替人Pre-IPO的‘马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人士对记者称。    
09月16日　61
中产陷入焦虑在现实和理想夹缝中左冲右突(图)

    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薪到升职，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从子女教育到社会地位，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面对现实压力带来的焦虑，有的“中产”顺水推舟选择离开，有的直面困难仍在奋斗     焦虑，究竟源自何处？　　困扰“中产”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水准？有人说，至少应该有车有房，生活从容，有一定闲暇。“我原本也向往这种生活，以为自己也有希望达到这一标准，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马成说。　　4年前，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马成感觉自己很幸运：“每月收入6000多元，还能解决北京户口，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小马说，由于没什么负担，生活过得很惬意，几年下来银行存款也达到20多万元，貌似“中产”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况。由于年近30岁，家里经常催他结婚。“结婚要有房子啊。”小马说，一跟高房价正面交锋，看似不少的银行存款立马显得微不足道，连首付都不够。最后，还是在父母全力资助下，小马才在五环边买下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两居室。　　打这儿起，小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压力。5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一再压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以前的洒脱与豪迈都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小马经常很焦虑。自己这点收入，哪年才能还清房贷？以后生了孩子，能负担得起吗？万一父母要用钱，怎么帮助他们？种种未知数，让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年轻人变得忧心忡忡。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马一样的所谓“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焦虑，源于个人因素还是社会原因？　　有人说，相比改革开放前，现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还不知足呢？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中产”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中产”认同。在北京一家行业协会工作的高先生说，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这些顾虑，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难道是过高要求导致的吗？” 　　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逃离，自己更快乐吗？　　●面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压，“中产”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逃离北上广”，最近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些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前人们一窝蜂涌向大城市的现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小成是广州某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的职员，在大都市已工作了5年的她，回陕西老家发展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单位，我们属于企业编制，收入虽然也能达到六七千元，但因为不能享受事业编制职工的福利，到现在也买不起房子。”小成说。　　其实，家里早已为小成联系好了工作，只要回去，就能进入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但是，由于心存干大事业的梦想，以前总是下不了决心。今年，小成找了一位同乡的男朋友，才决定一起回老家去，“下这个决心不容易，但还是务实些吧。家乡生活成本低，节奏慢，日子可以过得幸福点。”小成说。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像小成一样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重压之下，部分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退，“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在大城市生活甚至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逃离，成为一些人的新想法。中产阶层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有人逃到“乡下”，有人逃到“国外”。　　今年6月，在北京国贸举行的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移民项目热闹非凡：“50万美金=美国房产+全家绿卡”，“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国外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各大投资移民中介机构声势很盛。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记者的亲朋好友中，想通过留学、工作等途径申请移民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能力移民的人并不多。　　逃离之后，真能生活得更好吗？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能否找到自己的幸福？　　曾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过的小金去年回到了老家安徽，在当地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任职。说到现在的生活，小金感觉还是有点别扭。“有时候会有失落感，生活节奏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现在每天就是过日子。”小金说，上海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在上海，每天都在挣扎；而现在，这才叫生活。” 　　尽管备受关注，但据记者了解，“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　　“道理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丰富的资讯信息。”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卫锋说，他在北京工作8年了，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状态。再者，二、三线城市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且薪水相对较低，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无法被忽略。转移到那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难说！　　创业，能否再上层楼？　　谁都知道给人打工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　　面对重压，有些中产者并没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更主动也更冒险的选择——创业。今年5月，由智联招聘等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显示，有49%的中国白领表示正在计划自主创业，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在有创业计划的中国白领中，61%期望能够在2年内当上老板，26%表示会在3至5年内创业。　　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中产阶层在获得新信息、接受新理念等方面更具优势，这无疑会为他们创业成功增加砝码。　　当然，创业也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网上有人发帖说：谁都知道给人打工的罪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地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此帖一出，立即引起热议。　　对创业者来说，首先要跨过资金这道坎。一旦资金紧张，决策就会畏首畏尾，很多想法难以实施或者不敢实施，好机会也擦肩而过。面对资金门槛，很多有创业念头的中产停下了步伐，而已经创业的白领也随时会面临因周转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　　王辉是南京大学博士生，也是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去年创办公司，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均为南京大学在校博士生与硕士生。　　说到公司的未来，王辉虽踌躇满志，但也清楚资金不足是公司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现在技术没问题，就是因为缺资金，生产能力上不去。目前我做的还是公斤级订单，有过吨级订单的机会，但是很无奈，我没那么大的生产能力，眼睁睁地送给别人做了。”王辉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各级政府和学校能对他这样的创业群体提供专项资助，或是有正规的融资机构给他提供贷款，总之让他能“借”到创业资金。　　除了资金困难，白领创业的实战经验也比较欠缺。有些人在创业时并未考虑清楚自己的优势、擅长的领域，为了规避资金劣势，或者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光凭想象、冲动做事，结果一败涂地。　　在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王东对创业既爱又怕：“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收入不够用。”王东说，为改变这一窘状，去年他尝试着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由于平时还要忙单位的工作，再说自己也不懂经营，所以他只做了投资人。但王东挑选的经理并不胜任这一工作，半年之后，王东的餐馆因为顾客过少、管理不善而关门大吉。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不少创业企业反映，当前企业纳税和缴费压力较大，成本不断攀升；一些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创业壁垒仍然存在，劳动者创业领域受到限制；一些地方行政监管不规范、不透明，多头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仍有发生，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负担较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基础，如何才可打牢？　　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路还有多远？　　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让他们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具备阶层晋升的精力与能力。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须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 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此外，还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直接减税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收入。”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先生说。他已工作4年以上，6000多元的月薪听起来还不错，但房贷、孩子教育、赡养老人，处处都得花钱，如果不是省吃俭用，一不小心就能成为月光族。“收入就这么点，每年还要交纳近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心里能舒坦吗？”王先生说。　　对于有专家认为“无论在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调整个人所得税能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太大”的观点，王先生并不认同：“我们的每一毛钱都是辛辛苦苦赚的，每一笔钱都有它的用处，怎么能说作用不大呢？”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这一环节不可忽视。杨宜勇认为，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清理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为他们减负。事实上，很多中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以北京为例，月薪5000元—20000元的人群不少。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同样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了。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壮大中产阶层，还要培养好后备军。近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流入“蚁族”。必须创造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通过公正的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疏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再者，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与劳动相对等的报酬，让“蚁族”也拥有放飞理想的机会和条件。　　被“锁定”的中产预期　　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协调发展　　在就有关话题采访中产阶层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中产阶层虽然会为成了“房奴”、“车奴”、“孩奴”等而倍感压力，但更令他们焦虑的，是对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困境、改变现状感到无助。　　接受笔者采访的广州一家企业职工小成说，在她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中产”不可及，向下流动成为社会底层倒是“大有希望”。　　这种预期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流动呈现不畅通的特征。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这一困惑并非“中产”独有，也是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感受。　　近日，《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等一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而表示不愿生育下一代的帖子，出现在国内各大网络论坛。“穷人家孩子起点就低、所受的教育比他人落后”等等，种种理由使部分收入不高的年轻人认为“穷人命运”很难改变，转而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想法，并引起不少共鸣。　　为什么“向上”流动这么难？这里面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流动的不正常，首先在于很多人收入少、负担重，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截至目前，讨论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等难题依然待解，这无异于抽掉了让社会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如果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还有再教育、创业等阶层“晋升”的机会和能力？　　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单位性质、城乡二元体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正在式微。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性因素，正成为影响地位改变的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也在逐渐增强。　　但是，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户籍制度、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当民众失去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时，被“锁定”也就难以避免了。“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等，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例证。　　一个社会的流动渠道越通畅，社会结构才能越公正、越开放、越合理。今后，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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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宝、黑牛上榜《福布斯-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50强

◇上市家族企业整体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 ◇深圳成为家族企业最集中与活跃的城市 ◇职业经理人积极介入家族企业经营管理 ◇夫妻与兄弟关系成为家族企业为数最多的家族关系 ◇海普瑞、新和成、万邦达夺得“最佳上市家族企业”前三甲 2010年9月14日，上海--全球知名商业媒体《福布斯》中文版今天首次推出“中国家族企业调查”。《福布斯》中文版对中国家族企业进行了全面、独立的调查，并以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家族性”为原则，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界别定义。调查范围包括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深入研究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股权结构、股东与高管人员间的家族关系、以及企业传承的相关情况等各方面信息，并依靠《福布斯》中文版丰富的读者群，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数百家民营非上市家族企业相关信息。根据《福布斯》中文版的定义与统计，截止2010年6月底，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一共有305家为家族企业，占民营上市企业总数的36.2%。其中有17家上市家族企业为沪深300指数企业。上市家族企业的总市值为14,657亿元，约占沪深上市企业总市值的7%。2009年它们的平均利润为1.69亿元，较之民营上市企业的整体平均利润高出14.2%。调查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整体表现优于其它上市企业。从成长性角度来看，上市家族企业最近3年(2007-2009)加权销售增长率达到17.24%，而上市国有企业同期销售增长率仅为7.04%，上市民营企业整体也仅为8.64%。从赢利能力角度看，上市家族企业也表现突出，3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率达到12.53%，而上市国企只有2.85%，而上市民营企业中的非家族企业也只有5.69%。这一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整体优于其它上市非家族企业。这和国外相关研究与报道中，对欧洲上市家族企业与美国的上市家族企业进行经营比较的情况相一致。可见家族企业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还是具有悠久商业历史的西方国家，都是有效而成功的企业模式之一。我们还发现中国证券市场2004年开设的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开设的创业板，开启了中国优秀家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浪潮。2005年~2010年间一共有188个家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最近3年IPO的家族企业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可见中小板与创业板较低的上市门槛，无疑成为众多品质优秀的民营家族企业进行融资再发展的最佳选择。但是另一方面福布斯中文网(forbeschina。com)在线问卷却显示，家族企业对股权融资方式，依然抱有失去控股权的疑虑与谨慎。我们同时发现，从上市家族企业所在地区来看，华东地区(有153家，占50%)和华南地区(有74家，占24%)的上市家族企业数量最多；以省/直辖市为单位，广东(69家)、浙江(60家)、江苏(32家)的上市家族企业数量位列前三甲。有意思的是，从单个城市看，深圳市的上市家族企业数为31家，远多于“北上广”这中国三大经济核心城市(上海18家、北京10家、广州7家)。作为拥有中小企业板与创业板的深交所所在地，深圳毫无疑问成为中国现代家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最佳窗口。从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分布来看，目前超过60%的第一代企业家出生在40年代与50年代，其年龄在50岁-70岁之间，接下来在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比例占24%，更年轻的企业家则不到20%。与其第一代的年龄分布相对应的是，47%的家族第二代出生于70年代，只有不足30%的人出生于60年代，而近年来被议论较多的“80后”仅占了不到20%的比例，可见“70后”其实才是当今第二代企业家的主力。我们以公告中披露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核心，在公司的前10大股东、前10大流通股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以公开信息为准一一梳理、归纳是否存在和存在何种家族关系。最终我们确认了305家沪深上市家族企业的285位“家族核心人”，并以他们为核心整理出超过900位“家族关系人”，并将沪深上市家族企业中主要存在的家族关系归纳如夫妻关系、父子/母子关系、父女/母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等10种家族关系。我们从中发现，有夫妻关系的企业数为110个、有兄弟关系的企业个数为133个，是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中为数最多的两类家族关系，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可以理解在众多民营企业初创期间，创业者最能够得到创业支持的，无疑就是与自己年纪相仿而且互相信任度最高的夫妻与兄弟。我们还进一步发现，有一二代关系的企业合计为153个，即有父母与子女，以及儿媳、女婿等共同拥有企业并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可见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家族内分享及传承意味较为浓厚。福布斯中文网(forbeschina。com)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在询问到是否希望由家族第二代继承企业时，65.8%的填表者选择“是”。而在继承企业的方式上，有超过40%的第一代非上市民营企业家，做好了自己子女不亲手接管自己传承下来的家族企业的准备，转而使用职业经理人来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仅13.7%的人选择要求子女亲自管理企业。这样的情况值得关注，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准备向现代家族企业制度转变。我们的调查还发现，优秀职业经理人正在积极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以2009年年报内容为准，通过业绩与经营效益的比较发现，我们整理的305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有115家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总裁或CEO职位，占总量的38%左右。我们选取了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反映回报性的净资产报酬率3项财务指标，以2007年-2010年中报的财务数据的加权均值进行考察后显示，在净资产回报率上，聘用职业经理人的企业为3.58%，而任命家族人管理的企业为3.46%；在总资产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上，两者分别是0.27%与0.17%、0.46%与0.49%，可见用职业经理人的上市家族企业，业绩与经营效益总体表现略好于家族人管理的上市家族企业。对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和非上市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均显示，大部分上市家族企业的第一代企业家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多年奋斗发展所积累的专业经验与能力来持续营运自己的企业。对企业的认同与投入高、企业股权结构与管理层稳定性高、企业发展更具长远性这三大方面是当今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享受着的“第一代创业者溢价”优势。而当企业规模日渐扩大之后，接受良好训练的职业经理人所拥有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知识，无疑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纵观我们的调研，正如《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指出，中国民营企业，不过刚在第一代企业家手中开始壮大繁荣，远未达到“富过三代”、“家业长青”。但回看过去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个家庭、家族将小作坊、小商铺发展到法人经济体乃至上市公司、跨国集团的历程。家族企业的模式，适应了民营企业早期的发展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向现代家族企业演进。此外，《福布斯》中文版还根据企业增长性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回报性指标(净资产回报率)、股票表现性指标(股价增长率)进行计算，并参考企业与其所属行业相关指标的差异，从305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挑选出50家表现最佳的上市家族企业与10家表现最差的家族企业。海普瑞的李锂家族、新和成的胡柏藩家族、万邦达的王飘扬家族夺得“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前三甲。前10位的表现最好的上市家族企业中7家是新上市企业，其中一半主营领域为医疗保健。它们的平均3年净资产回报率为47%，而相对的行业均值只有14%。而在成长性方面，它们的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8%，平均净利润年均增长率则为148%。而纵观前50强，净资产回报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净利润年均增长率分别是33%、52%和72%，而相对应的行业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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