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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标准太低多数成为“贫下中产”

　  海峡两岸报2008年在一期关于中国中产的特别专题中,开篇就说,“去年忽然中产,今年不幸流产”。在“一套房子消灭一户中产阶级”（源自人民论坛李开发语）、“一年消灭了中产阶级,谁炒谁亏,多进多亏”（源自豆瓣网中国股市）的真实境况下,这句开篇无疑显得比较温和。而如果说这种温和充斥的是中国中产个体化情绪的话,那么它给出的标题就显得具有“集体”关怀的社会主义特征了,它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流产’”!     这无疑让中国的中产们从孤独恐惧中解脱出来,从此再不用怕被房子股票挤出中产圈层,沦为“贫下中产”。所以房奴就房奴吧,车奴就车奴吧,卡奴就卡奴吧,孩奴就孩奴吧,物价该涨就涨吧,股票该跌就跌吧!怕什么怕,有组织呢!再不济也得算个“团购”,集体打个折嘛! 　　这颇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所以,没有一个人因为你叫他房奴、卡奴、车奴而不悦,更不用说跟你拼命了,他们甚至在被冠以“奴”后还带些许优越感。　　这其实不难理解,谁都知道被房子、车子俘获的中产危险,但大家更明白的是,不被俘获、拒绝俘获更危险,尤其在中国,对中国中产而言。　　中产有风险,但进入无须谨慎!这句话,我想完全可以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产阶级大计中的基本纲领和推广口号。中国在成功消灭剥削阶级、壮大了无数无产阶级后,应该充分把握住当前的伟大时机,来一场中产阶级的复兴,放它几个“卫星”。　　这绝不是胡言乱语,7月19日的《法制晚报》就曾报道,社会学家陆学艺声称我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23%,并评论说“俨然放了一颗'卫星’”。而对中国人民来说,这还不算最大的卫星,因为就在随后的8月底,亚行发布的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中,单方面宣布,按中产阶级最低2美元的日均消费底线来计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为8.17亿。　　可见,中国中产阶级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8.17亿人的中国大众,除去一部分已经中产的,其他人,一觉醒来,祝贺你,经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你被“中产”了,只要你昨天、今天、明天都坚持购买2美元的鸡蛋。　　所以正承受着“不幸流产”阵痛的中国先中产们,你们就尽情享受幸福吧,等了好久终于等到垫背的了,就让“流产”来得更猛烈些吧!2美元的中产,他充其量也只能是“贫下中产”呀! 　　听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公布了刺激就业的新计划,力求帮助中产阶级经济复苏,这里应该窃笑一下。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中产阶级是软弱和无能的,他们需要救助!那么我们中国的中产阶级,我想,哪怕仅仅是出于要维护我们中产阶级的尊严,也应该挺直腰杆。2美元和他们平起平坐,我们实在有太多优势! 　　伟大的鲁迅死了,可阿Q活着;我们说,无敌的众神死了,但我们中国中产、中国式“贫下中产”们却幸福地活着。  
09月09日　54
法院调查显示80后离婚案中逾七成系女方休夫

    温州鹿城法院一份调查显示,80后离婚案中七成半属女方“休夫” 　　电视剧《婚姻保卫战》中，有句经典台词：“婚姻就是一场男人和女人争夺话语权、经济权和掌控权的战争。” 　　这场“战争”会带来什么？温州鹿城法院一份调查显示，“80后”的离婚案，七成半竟是女方要“休夫”。　　这些婚姻中，最短的只维持了3个月，五分之一撑了不到一年，而平均“时长”也只有3年…… 　　“爱白、爱瘦、爱老公”，在外国女人眼中，中国女人一直把老公看得很重。　　不过，眼下中国的男人们，可能越来越纳闷了：“为什么老婆不爱我们了？” 　　80后离婚70%是“休夫”型　　鹿城法院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浏览了他们今年1月至8月受理的536起离婚案，发现六成左右竟是女方提出的。　　再细细归类，其中98件涉及了“80后”群体。而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也升到了75%左右，占了74件。涉及的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只有23.5岁。　　和男方的年龄差，跨度就很大了：从大了两岁的，到小了23岁的，都有；年龄相差7岁以上的，占了四分之一。     从结婚到分居或起诉离婚，他们的婚姻“时长”，最短的3个月，最长的8年半，平均也就3年。　　“80后”离婚案中，近三成是异地婚恋。　　“功利婚姻”越来越多　　一名参与调查的法院工作人员说，“80后”吵着要离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恋爱期和婚姻“时长”，往往都很短。　　很多情况都是，恋爱没几个月，就直接同居了；或者，认识不到半年，就急着结婚的……接下来，为了一点琐事，就能吵得天翻地覆，就想着要去离婚了。　　“80后”离婚时，最常用的表述是“性格不合”。　　当然，也有一些涉及的女性，说丈夫存在家庭暴力、怀疑丈夫有第三者等。　　另外，一些已“奔三”的“80后”，在婚姻方面，父母干预过多，“乱点鸳鸯谱”导致婚姻基础不好，也是个大问题。　　而“功利婚姻”越来越多，过多考虑房子、车子和票子，甚至为了转户口、分配地款、宅基地等，就仓促迎来了婚姻，也为今后离婚埋下了“伏笔”。   比较有“特色”的，是下面这两例：     例一：小王和丈夫都是“80后”，2008年两人恋爱后结婚。　　婚后，小王才发现，丈夫整天喜欢泡在网吧，沉迷于网络游戏。　　小王本想两人有了孩子，丈夫总该收敛了。没想到儿子出生后，不仅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小王觉得忍无可忍，毅然决定离婚。　　例二：26岁的小陈，和丈夫离婚的理由是：丈夫太闷太木讷，根本无法沟通。　　小陈说，结婚前，她就抱怨过，身边这个男人太“老实”。可家里人认为，男的还是老实点好。　　小陈想想也是，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结婚后，小陈有时候一整天与丈夫说不上几句话。她觉得，生活太沉闷了。　　小陈说，她受不了丈夫的内向，终于提出了离婚。     女方态度强硬立场坚定　　“在离婚‘战役’中，她们的态度主动、强硬，立场坚定。”这是该法院一名法官，在审理了好几起“80后”离婚案后，印象很深的地方。　　这名法官，试着分析了“80后”女性“休夫”比例较高的原因：     “80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方面，显然都在明显提高，独立性也更强了，在经济和心理上对男性的依赖，肯定要下降的；　　她们的婚姻观更开放了，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也更少，一旦对婚姻不满并失去信心，离婚的意志也就比较坚决；　　她们对婚姻期望值很高。相应的，发现婚姻不理想，就会选择尽快抽身，了结这段自认“错误”的婚姻；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在不少“80后”女性看来，绝对属于“糟粕”思想。一些人在兼顾工作和家庭中，心理感觉不平衡，成了矛盾“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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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的苦恼与无奈房价透支半生财富

    漫画：中产阶层。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编者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周猛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划……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就买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 　　(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不该褪色的光环(市场漫步)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亚行报告，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这样的“中产”，也未必有足够底气。　　按一般共识，“中产”应该有车有房。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一旦买房，多数“中产”都变得很脆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中产”门槛，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产”生活也不轻松。假设一户“中产”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水电、通讯等消费1万元，其他生活费2万元，如此下来，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万元。一旦子女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中产”生活都会瞬间破灭。　　实际上，外表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多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
09月09日　312
周强：“80、90后”是富有理想充满希望的一代

    8日清晨，零星飞舞的烟雨让湘江河畔的中南大学新校区愈加秀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的到来更让正在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学子们兴奋不已。     身着白衬衫的周强坐在一群白色T恤校服的青年学子中，满脸笑容。     抑扬顿挫的语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周强为中南大学的新生们作了一场《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湖南的发展战略》的演讲，从国际形势、到国内现状、再到湖南实际，周强娓娓道来，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形势教育课。雷鸣般的掌声不时响起。     听完报告后，满怀激情的“80后”、“90后”学子们按捺不住，开始向省委书记频频“发问”。     龙海向，2010级硕士研究生，一个戴着眼睛、个子高挑但略显几分腼腆的小伙子，抢过话筒竟向周强抛出了如何看待外界关于“中国80、90后是腐化的一代”的问题。周强从容地拿出一叠打印纸，笑着说：“这个问题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昨晚和今早我一直都在思考，我还特意从网上打印了这篇《外国人眼中中国年轻人的10个特点》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这位曾经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对青年们的需求了如指掌。     周强说自己对文章所言及的10个特点并不完全认同。他在大声念出“见识广、更开放”，“倾向在国内发展”，“关注公共事件”，“网络化生存”，“行为现代，观念传统”5点后，却说“不念了，因为其它的我并不赞同”，引来台上台下一阵窃笑。     周强表示，自己从来不赞同“80、90后一代是无信念、没有理想的”说法。他说，现在的青年富有理想、热爱祖国、更加开放、知识面更宽，是充满希望的一代。“80后”、“90后”所学的东西多，外语水平高，特别是互联网的运用，青年们可以学习到的知识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周强说，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和奥运会举行时，为抵制反对疆独、藏独分子的破坏，海内外“80后”、“90后”的表现，让他至今难忘。“青年们的举动令人动容，国人无不称赞。”周强还说，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中国的“80、90后”留学生们团结起来护卫奥运圣火的热情，曾令他感动不已。特别是看到残疾运动员金晶在巴黎街头拼死保卫手中火炬的动人场面时，他热泪盈眶。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周强称自己是“资深青年”，并把今天的形势报告看作是“‘60后’青年与新世纪大学生的一场对话”。他充满深情地勉励新时代的青年一代，一定要“志存高远、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砥砺品格品质”。他说，国家的希望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     交流结束时，周强用三种身份寄语“80、90后”：“作为‘资深青年’、学长，非常羡慕你们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作为曾经的青年工作者，我与你们心心相连；作为省委书记，我对‘80、90后’青年充满信心，并始终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相信青年们一定会做前辈引为自豪的人，一定会肩负起时代、国家赋予的历史重任。”
09月09日　55
马化腾：创造互联网新的沟通文化

马化腾创立的腾讯公司真实演绎了互联网奇迹，１９９８年至今近１２年间，腾讯发展成为目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互联网企业，也是中国所有境外上市互联网企业中市值最高的公司。在国际互联网巨头垄断全球的局面下，腾讯以树立民族品牌为己任，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现在，除美国外，只有中国人是使用本土研发、运营的互联网即时通讯软件，这对整个国家的互联网通信和网络安全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历经艰难把ＱＱ企鹅“养肥” 很多人认为腾讯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传奇。但马化腾知道，“传奇”光环的背后，是许多不为人知的艰难而困惑的日子。创业之初，为了能让腾讯存活下来，马化腾率领自己的团队做网页、做系统集成、做程序设计，忆及这段经历，马化腾笑着说：“那时真是什么业务都敢接”。但由于不懂市场和市场运作，腾讯的产品拿出去向运营商推销，却经常被拒之门外，“甚至连见我们都不见。”闭门羹吃多了，一鼻子灰的马化腾感觉挺挫折，但他还是坚信只要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尝试之后，总会获得用户的接纳。１９９９年２月，腾讯自主开发了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腾讯即时通信（Ｔｅｎｃ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ｎｔ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简称腾讯Ｑ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马化腾决定把ＱＱ放到互联网上供用户免费使用，结果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料到，ＱＱ不到一年就发展了５００万用户。在公司还没有盈利模式的情况下，ＱＱ大量的下载和暴增的用户量使大家在兴奋的同时，也令公司难以支撑。因为人数增加就要不断扩充服务器，而那时一两千元的服务器托管费让公司也感到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当时既没有资金更新设备，工作人员也快发不出工资，于是马化腾带领的创业团队不得不四处寻求融资渠道。在国内寻求融资无望的情况下，许多朋友都劝马化腾卖掉ＱＱ，马化腾也开始和一些有意向购买ＱＱ的公司进行了实质性谈判。但对方都不理解腾讯的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只愿按照公司有多少台电脑、多少桌椅板凳来购买。谈判卖ＱＱ的时候，马化腾的心情非常复杂，一连谈了４家都没有达到他预计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留下ＱＱ自己“养大”。深圳第一届高交会给腾讯带来了好运。在深圳第一届高交会上马化腾取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公司有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另外在这届高交会上，ＱＱ得到网民意想不到的欢迎。马化腾受到启发，把ＱＱ企鹅授权做成实实在在的商品，取得了成功，于是腾讯成为当时唯一把互联网虚拟产品成功发展为线下实际商品的互联网企业。经过３年的发展，到２００２年，腾讯ＱＱ的用户群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注册用户群，注册用户为１．６亿，活跃用户５０００万。腾讯ＱＱ成为亚洲最大的即时通信服务网络。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６日，腾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腾讯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１９时５２分５８秒，腾讯ＱＱ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１亿，这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全世界首次单一应用同时在线人数突破１亿。填补中国软件行业空白马化腾和腾讯ＱＱ改变了数以亿计用户的沟通习惯，创造了互联网上新的沟通文化，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填补了我国软件行业中的一项空白。腾讯ＱＱ由于立足本土，在用户使用习惯、服务和技术处理上都采用了最贴近国内用户需求的方案，因此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获得用户的青睐，现在，ＱＱ获得了１．０９４亿最高同时在线用户的瞩目成绩。更值得一提的是，ＱＱ的发展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数以亿计网民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的行为模式，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提高了工作学习效率，有更多的用户依托于ＱＱ的平台进行着信息传递、沟通、娱乐和商务的广泛应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Ｑ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相隔千里的家人可以利用ＱＱ视频音频来沟通亲情，老师可以利用ＱＱ来与学生近距离交心，热心人可以利用ＱＱ来发起公益活动；在商业领域，大多数企业也开始利用ＱＱ提升企业沟通效率，成为必不可少的现代化网络办公方式和手段之一。马化腾所创造的ＱＱ通过改变沟通方式，直接影响了互联网时代的进步，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便捷的沟通平台，它在人们生活中实践着各种生活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商务应用功能，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创造着更广阔的互联网应用前景。马化腾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在无国界的互联网当中，“谁失去互联网，谁就将失去未来”，因此中国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首先预判了中国互联网未来将是“在线生活”的模式，即在互联网普及融入生活的环境下，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任何接入方式，都能使用网络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中信息获取、信息沟通、休闲娱乐和交易的需求。在博鳌论坛等全球性经济论坛及国内产业界的重量级会议中，这个由腾讯倡导的产业方向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在马化腾的带领下，目前腾讯已经初步完成了面向在线生活产业模式的业务布局，腾讯因此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民族企业中唯一一家门户、即时通信、电子商务、搜索、网络游戏等全业务渗透的企业，可以独立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价值链的互联网服务。马化腾说：“我们并不希望腾讯把利润放在账面上，更加希望把很多利润投入到长远的发展里。”他判断，在中国未来的３年，绝对是中国网民增长非常关键的３年，之后的增长率可能会降低不少。正因为此，腾讯仍不断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现在，腾讯５０％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其在即时通信、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搜索引擎、信息安全以及游戏等方面都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专利申请。此外，腾讯投资过亿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设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研究院——腾讯研究院，进行互联网核心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正逐步走上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发展之路。慈善从小做起从心做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家群体中，马化腾是一位年轻的后来者，但在慈善事业上，他出发得并不晚，堪称一位年轻的先知先觉者。在成功缔造一个互联网王国之后，马化腾正着力打造一个慈善的希望工程。马化腾始终坚持着当代青年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并引导腾讯公司切实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以来，在马化腾的带领下，腾讯公司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２００６年９月，腾讯公司发起中国互联网首家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开展网络公益、教育发展、扶贫救灾和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努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推动网络文明进步。同时，腾讯承诺每年都会将利润的一定比例捐赠给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在汶川大地震、云贵干旱和玉树地震等一系列紧急赈灾行动中，腾讯公益的表现受到各界好评。今年８月９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了公益救灾紧急响应机制，宣布捐赠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用于救助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灾区。也许因为自身年轻的关系，也许因为ＱＱ就是年轻人的平台，马化腾的慈善从一开始就有一条明确的线路图：从小做起，从心做起。腾讯出资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建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是马化腾的第一个大手笔，其目标就是改善更多青少年的生活条件。随后，马化腾的着力点也一直放在青少年资助与教育，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先后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建立联系，也正为如此，２００７年６月，马化腾荣获“中国儿童慈善家”荣誉称号。与很多企业家做慈善侧重于捐款不同，马化腾利用腾讯的传媒平台优势，立足于培育慈善文化。腾讯不仅自己成立基金会，直接对外捐赠，而且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等多家专业慈善机构合作，为他们提供资讯传播、在线捐赠、网络义卖等公益服务。同时，腾讯还利用ＱＱ巨大的信息群优势，以腾讯公益网，以志愿者参与平台和公益组织运作平台开展公益项目，通过志愿者服务、资金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提供网民全面参与的平台。通过巨大的平台传递爱心，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公益、投身公益，共同关注弱势群体，以及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物档案马化腾：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生，广东潮阳人，１９９３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同年进入深圳润讯通讯集团工作，历任工程师、工程部主管；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创立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现任腾讯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深圳市第四届和第五届人大代表。曾荣获“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广东青年五四奖章”、“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２００９年ＣＣＴ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十年商业领袖”、“第四届深圳市青年科技奖”、“深圳市文明市民”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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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养老难在哪里可尝试多元化养老

“80后”为何叫苦近日的一则调查报道和一场讨论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据报道，一项调查发现，九成“80后”确定自己无法赡养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 “80后”一度是独生子女的代名词。独生子女结婚后组成的家庭，被称为“421”结构，即4个老人、两个结婚的年轻人和一个孩子。 “80后”真的无力赡养老人吗？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大多数人家庭经济基础差、大多数职位“高投入低回报”的前提下，即便是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青年人，如果每月需要还1500元房贷，全家生活开销控制在1500元，给孩子攒上500元今后上学的费用，朋友、同事的应酬控制在500元，只剩下1000元，再各给双方父母家里一些钱，基本上已无积蓄。农村青年赡养老人似乎更不堪重负。生活在农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本来生活就过得紧巴巴的，当逐渐老去丧失劳动能力时，如何赡养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农村‘80后’在城市里赚不了钱，养活不了自己；回到农村又不会干农活。别说赡养老人，父母还要时常照顾他呢！”这种情形成为一部分农村“80后”窘况的写照。应对“银发浪潮”力不从心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据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面对汹涌而至的“银发浪潮”，职工个人和政府的养老金准备明显不足。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有研究者指出，作为直接解决养老金的有效途径，个人账户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国工人目前的微薄工资还不足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尝试多元化养老 “80后”养老之困如何突围？人们对养老的忧虑，主要着眼于单纯的家庭养老。当“衣食住行、游购医娱”等支出成倍飞涨时，仅靠传统的“养儿防老”肯定适应不了家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老人赡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应逐渐转向社会，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我国逐步建设的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无疑负担最重。在财政支出难遂人愿的前提下，我国社区多元化在一些地方已进入实施阶段。据悉，汕头市把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全区的“民心工程”来抓，目前已覆盖全区17个街道162个居委会，已聘用124名护理员为131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护理援助服务。不少人认为，居家式社区养老应是现阶段较为可行的选择。居家式社区养老即老年人在家庭居住与社会化上门服务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确保老人、子女、养老服务人员、政府各取所需，促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社区居家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是目前政府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适合的人群具有普遍性：子女工作太忙照顾不到，又不想离开家的空巢老人。此外，还需要大力发展机构养老，不妨尝试“以房养老”等。机构养老包括养老院、养老公寓等多种养老模式。“以房养老”则是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通过一定的金融机制或非金融机制，将住房蕴含的价值尤其是自己身故后住房仍然会保留的巨大价值，在自己生前变现套现用来养老。“以房养老”目前已经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适合于手头有房、无子女或者不需要将房产留给子女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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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后：而立之年的奋斗与焦虑

八零后：而立之年的奋斗与焦虑在武汉，一家由7名80后办起的“大锅饭”公司吸引了社会的目光。在这里，没有发工资一说，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花销均由公司支付，目标是将来“每人一套房、一辆车”。4年的时间，公司由1万元本金起步，已发展到拥有100多万元资产。目前，该公司已买下4套房子、2辆车，原则是“谁需要谁用”。这则消息令很多同为80后的人们既羡慕又感叹。羡慕的是他们早早摆脱了为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为自己的理想插上了有力的翅膀。感叹的则是，作为马上就要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自己的前方在哪里？自己又能因何而立？恐怕，就连孔子也不会想到，2000多年前组合出的4个字——“三十而立”，如今会因为一个叫“80后”的群体，再度引发国人的集体思考。三十而立，那么，何为“立”？最通俗惯常的说法，30岁应该成家立业，有所作为。而最低的要求则是30岁的人应该能依靠自己的本领，独立承担责任，并已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发展方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与70后相比，即将步入30岁的80后大多工作还不够稳定，房子、车子似乎也是很遥远的事情，而且，这其中还有为数可观的大龄青年。在变革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80后承担着更多来自现实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总之，曾经被贴上“轻狂，张扬，离经叛道”等标签的众多80后似乎离“而立”的标准好像还差很远。但是，这究竟应该是80后的悲哀，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居然会把买房子当做一项人生的终极目标。作为前辈，他的感叹当然合情合理，但现实让很多80后不得不反驳：目前看来，买房子确实是一项值得奋斗终身的事业。记得于丹教授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里曾说：“三十而立”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一种心灵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自信和坚定。钱穆先生对于“三十而立”的解释则更为古朴：“立，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 用内心的坚定维系自己的平衡，用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的体悟与理解收获内心的坚强，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也许，这才是对于当下正在迈入“三十而立”阶段的中国80后们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阐释。 80后的而立新标准与众多前辈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经历不同，80后们的三十而立仿佛多了些与时俱进、跑步进入中产阶层的意味：27岁就“被买房”，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一个可规划、有良好预期的未来，甚至一部分80后已经在回馈社会。用这样立家、立业、立身的新标准，80后仿佛正在回击着那些批评他们放弃梦想的人们：把生活作为理想，有何不可? 立家之本 “着急啊！”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小李用3个字来形容80后的购房心态。“眼看着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没有房子就没有归属感。”这位标准的白领说。因此，当男朋友试探性地提出为了稳定关系，一起买房的建议时，小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现在，他们已经购买了一套55平方米的二手房，尽管房子小，但他们都很满足。和小李一样着急的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小夏，租房结婚的她最近为了要孩子，也加入了80后的买房大军。小夏的心态很具代表性。“对我来说，结婚不一定要有房子，但孩子上学跟户口息息相关，如果要想小孩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就必须买房。” 当80后正式迈入而立之年，当谈婚论嫁和娶妻生子逐渐成为80后的主要议题，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似乎正在成为80后立家的第一标准。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3.48 -1.97%]新近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北京房价过去3年不断高企，然而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却呈现不断下降的明显趋势。在这份《北京市二手房贷分析报告》中，对2007年1月至今年8月北京市二手房贷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该数字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和德国为42岁，我国台湾为36岁，美国首次购房年龄也达到30岁以上。很明显，80后正在成为购房市场的主力。在地产专家陈宝存的眼中，超越发达国家的80后买房现象，很有些非理性消费的味道：“80后正在依靠啃老来实现他们的超前消费理念。而国人的习惯，也是要集中全力替我们的80后实现买房梦想。那么，虽然表现的是80后作为首套房贷者，实际是倾全家两代甚至3代人的财富。”音乐人高晓松用“可怜而拧巴的理想”来形容80后的立家之梦。财经评论人吴其伦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买房而放弃对自己来说是转折点的发展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发展。地产大佬王石和任志强甚至不约而同地用自己40岁之后才拥有住房的经历，印证80后的浮躁心态。 “时代不同了，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看，北京的年轻人如果在27岁的时候不能赶紧买房子，绝大多数人在40岁的时候会更买不起房子。”80后网友的言论也许有些偏激，但用“非理性”一概而论也绝对是以偏概全。在新时代面前，再翻60后、70后的老皇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在798艺术节的一场思想沙龙中，80后评论家何浩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何不能将买房也算做一种理想？“可以说，买房的理想是被生产出来的、制造出来的。但这种年轻人对现实的渴求不应被划归为理想之外。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塑造经济和物质生活，所以买一个漂亮的房子作为现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无可厚非。”何浩的观点获得了更多80后的共鸣。面对就业压力面，不少80后选择自主创业，创意手工产业成为了众多80后创业的“敲门砖”。立业之路今年3月，一只名叫策略大师的阳光私募产品1年到期清盘，高达192.8%的收益率令业界瞩目，而同期大盘仅为2%左右的涨幅。不过由于其独特且受争议的短线操盘手法，该阳光私募产品不太入主流研究机构的法眼。而这一阳光私募的掌门人深圳市永圣慧远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永兴正是一位1982年出生的“80后”。在这一产品清盘之时，他还管理着另一只阳光私募产品稳健增值，该产品在上半年震荡下跌市场中仍获得近10%的业绩。而80后的杨永兴绝非个案。私募界还活跃着一批“80后”基金经理，黎仕禹、许升宸、吴国平、赵公明等一批“80后”私募基金经理纷纷在市场上崭露头角，1981年出生的广东斯达克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黎仕禹2005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中炒股收益达20多倍，2006年出版专著《小钱致富》，2008年被原新华社记者白青山收录《民间股神》，而他目前在筹备推出自己的首只阳光私募产品；1983年出生的博盈投资公司投资总经理许升宸，24岁时就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掌管着数亿的资金。 “其实，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大可不必惊讶，三十而立的80后大多数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并悄悄地成为了社会和职场的中坚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表示，基金经理只是由于其工作性质特殊而略显突出，现实中80后的职场生涯正在进入华彩乐章。根据智联招聘近日对8000多位职场80后展开的特别调查，1980年出生的职场人目前工作年限集中在5~10年间，近三成80后已经担任主管以上的职务，两成成为IT工程师、销售经理等专职人才，月薪基本都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超过或者低于这一标准的都属于少数派。“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职场人是第一代在社会巨大变革过程中成长的孩子，除了传统观念外接受着更多思想的冲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逐渐成熟，并逐渐开始了对60后、70后的抢班夺权。”智联招聘一位职业顾问认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80后之所以被认为是难当大任的一代，是由于他们“生不逢时”：用网友自嘲的话形容就是没享到计划经济的福又吃着市场经济的苦，成为为国家转型做出牺牲的一代。其实，这样的经历对于80后而言同样是一笔财富。“经历过计划经济，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的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80后旗手韩寒说。相比于韩寒、姚明等80后明星，更多80后的成功故事就发生在你我之间。被称为“京城四少”的四位互联网新贵：李想、高燃、茅侃侃、戴志康，家境普通，白手起家，经历传奇。有人说，他们的形象颠覆了80后身上“垮掉的一代”“迷失的一代”的负面标签。其实，他们只是和众多80后年轻人一样，赶在而立之年之前，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事业，开启自己的人生规划。很多80后都愿意为创造美好的未来与健康的地球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立身之责在老辈人眼中，陈词是个有些另类的孩子。作为爱心蚂蚁的创始人，1982年出生的陈词一直在坚持做公益事业。刚刚过去的暑期，他带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山区支教。其实，在陈词的队伍里，大部分志愿者都是来自大城市里的80后。“他们到四川以后，比较潮湿，会长虱子，又痒又疼，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陈词说：“最近四川天气非常差，经常发生泥石流，我们遇到了连续四天的降雨，断了五天的电，一包方便面四个人分着吃。到了这种地步，说我们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把这种痛苦转化为一种力量、一种快乐，我们是痛并快乐着。” 作为一名80后，陈词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做公益事业，“我其实也不是专职，我做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报酬，也没有人给我支持，可以说，这是我的梦想。” 相比于前几代人，80后显然对于公益事业的热情更高、目的也更纯粹。身为40后的著名慈善家李春平认为，80后将开启中国公益事业的新篇章。 “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了钱之后，才想到回报咱们的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将志愿者、社会公益这些事融入了自己的理想之中，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存在。” 即将走入而立之年的80后，将热心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作为立身之责，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想过来帮点忙，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26岁的“装装”(网名)说。这个兰州一家户外公司的领队，在舟曲泥石流灾情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成为了一名搬运工——每天，他的任务就是将成箱的矿泉水从距离县城5公里远的地方，肩挑手提，运进县城。从2008年5月的汶川到今年4月的玉树，再到8月的舟曲，“80后”甚至“90后”组成的救灾官兵与志愿者们一直是镜头前最温暖人心的风景，事实证明，80后的志愿者精神正在成为感召中国公益精神的火炬。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80后能够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回馈社会的责任感，并以实际行动担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的巨大希望。”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表示。 80后的公众模本文学界韩寒  ◎生于1982年他是美国《时代周刊》眼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他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批评使他成长为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网民称其为“一个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一个时代的象征”。甚至有人说，假以时日，他就是第二个鲁迅。郭敬明  ◎生于1983年如果没有他，80后的世界里就少了不少话题。网名“第四维”的他常被称为“四维”或“小四”。曾经是“80后”作家群代表人物的他如今已经成为最会赚钱的商人。金钱堆砌和恶名远扬让郭敬明屡遭质疑。但必须正视的是，他能取得如今的成绩，绝非偶然，也绝非仅靠炒作。娱乐界李宇春  ◎生于1984年她是中国全民造星的集大成者，是“一夜成名”的最大受益者。由她而起，靠娱乐选秀成名成为了众多普通女孩的梦想。身为80后的李宇春被外界贴上了“独立”和“叛逆”的标签，却显示着80后的成熟。她曾得到这样的评价：“无论面对的是尖叫还是讥笑，她都不为所动，保持着歌手的初衷和梦想，显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少有的审慎和清醒。” 谢霆锋  ◎生于1980年当年被称为亚洲小天王的谢霆锋是80后歌手中最早在华语乐坛取得突破而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偶像，他的流行引发了新世纪[30.35 -1.52%]的偶像热潮，成为当今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偶像人物。谢霆锋这一路走来，虽风光无限却也千辛万苦。最初进娱乐圈时，曾被观众起哄轰下台，常被媒体称为坏孩子的他如今已经彻底成熟。《十月围城》里他所演绎的“阿四”已经彻底说明，他不仅可以成为明星，还可以成为好演员，成为80后好男人的杰出代表。体育界姚明  ◎生于1980年他是中国的“移动长城”，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NBA国际商业巨星，也是中国目前最知名的80后。通过各种策划，“菜鸟”姚明从初到彼岸的“愣头青”变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制造”。姚明将中国人的谦虚和友善传递给了美国民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他的冷静头脑更值得80后借鉴：4年之内，姚明所投资的领域已包括餐饮、互联网、健身和GPS等行业，显然，他已经筹划好了自己的退役生活。丁俊晖  ◎生于1987年他曾被英媒体称做“东方之星”。还有人评价他性格内向、好强，是个外柔内刚的孩子，非常适合台球运动。2002年5月，年仅15岁的丁俊晖为中国夺取首个亚洲锦标赛冠军，并成为最年轻的亚洲冠军。此后，作为非典型性成功案例的他也成了众多80后心中的向往。奋斗改变命运，勤奋造就未来。这句话用在丁俊晖身上是最为恰当的。泪水和执着也许曾经告诉这个小伙子，付出总有回报。刘翔  ◎生于1983年虽然如今的刘翔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忘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以12秒91的成绩追平由英国选手科林·杰克逊保持了11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时的那份张扬与兴奋。无论是面对国人期待的目光还是众人怀疑的追问，这位在赛场上可以充满霸气与激情的80后总会说起自己那句口头禅：慢慢来。也许，这就是属于80后的成熟。商业界 80后的烦恼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3万起；住不起，一万多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8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上流传的这段描述80后生存状态的话尽管有些残酷，不过，它却也是当下这代人的心声与对现实的无奈。房奴、车奴、孩奴……这些时代流行语仿佛成为80后的专属与代名词，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或许，奋斗终生，最后只能悲凉地吼出崔健那句：一无所有！房子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剧组开完会闲聊，60后集体忆苦思甜：当年每人每月定量2两油、半斤肉、5个鸡蛋，大学食堂一冬天只有3个菜：熬土豆、熬白菜和土豆熬白菜。过年才有新衣服，人人都骑老破车。80后说，你们真可怜。我们说：错！我们那时不但不痛苦，而且无比快乐、无忧无虑、清新自由。可怜今天的年轻人纠结拧巴，理想竟然是买房！”音乐人高晓松曾说过这样一席话。是的，已跨入而立之年的80后不知从何时起，被房子拴住了全部——爱情、婚姻、家庭、未来等等围绕着房子展开了一连串的联想与牵制。或喜或悲，或难或易，或好或孬，以有无房子为基准点，80后的一生似乎都注定与房子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爱上房子，最后嫁给了房子；有些人在房子面前踌躇不前，在忐忑不安中签下了购房合同，给自己背了半背子的债。爱情、婚姻在房子面前如此的苍白，高房价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式爱情”。 28岁的史明是家中独子，在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一家国企上班，目前月入5000元左右。由于家住北京且自己向来节俭，工作的这些年攒下了不少积蓄。抱着不靠父母自己建设小家的愿望，史明苦并快乐地畅想着自己的未来。不过，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涨，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几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只够付房款的零头，工资涨幅远远比不上房子的涨幅，就连北京郊区的房价，也眼看着从七八千涨到了近两万元一平米。 2008年底，性格内向的史明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这也让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观望房价，准备贷款，忍痛做个房奴。起初双方家长对于这桩婚事都很满意，并允诺一起付首付。然而，眼看就要交订金了，女方家长突然反悔，认为买房应该是男方的事，女方不能“倒贴”。一气之下，史明与相恋一年的女友提出分手，两人以分手告终。其实，像史明这种“折”在房子问题上的80后并不在少数。这也是今天“丈母娘经济”理论形成的根由。近日，央行营管部公布了2010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千户城镇居民购房需求问卷调查综述。调查结果显示：80后居民自住性购房意愿强烈。有购房需求的80后居民占比为56.6%，高出其他居民16.3个百分点。其中，购房以自住为主的80后居民占比为86.9%，高出其他居民15.1个百分点。当然，那些最终依靠父母买了房子的，也未必就能安枕无忧。据了解，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日本、德国首次购房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在美国30岁以上者才有经济能力购房。在中国传统观念作祟下，房子成为立家、立业之根本。而工作资历尚浅的80后们，只得依赖父母购房。最后，常常出现这种现象：80后购房新人的背后，有3个家庭在支撑，即双方父母拿出首付，子女自己完成按揭，由此造成了两个老年家庭的“失血”和一个年轻“月光族”家庭的诞生。工作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在1980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约为2.04亿，这就意味着我国约有2亿人口已经涌入或者正在涌入社会这个大家庭，成为新一轮的职场主力军。当80后这一群体逐渐进入职场舞台时，当第一批80后已经走在奔三的路上时，“三十而立”的80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9月，当应届高校毕业生辗转在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时，不少往届毕业生也加入到了求职大军的队伍中。在这些准备跳槽另谋高就的求职者中，不少都已经毕业两三年。就在不久前，万霞再一次选择了辞职，距上一次跳槽的时间仅仅过了4个月。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万霞，至今已经换了3份工作，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年初，就职于一家软件技术开发公司，做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薪水不算高，老板还总找茬，特别难伺候。”在她看来，跳槽似乎能够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惯性，只要跳过一次，再跳的话，就不觉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跳都跳了，还不找一个满意的？”抱着这种想法，万霞在网上广投简历，游走于各个招聘会及公司面试会。目前，一无所获的她仍旧赋闲在家。 “与公司其他职员相比，刚工作三四年的大学生，流动性更大。每年招聘的高校毕业生，三四年后还留在公司的人数不超过一半，不少大学生工作两三年后，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想动一动的想法相对更加强烈。大学生频繁跳槽，已成为‘三年之痒’，很多大学生都是因为薪水不高、厌倦现在的工作单位等原因想换新单位。”面对大学生频繁跳槽，一家民营企业的招聘工作人员无奈地说。相对那些频繁跳槽的职场80后，死磕一份工作者，生存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很多人看来，曾经用壮志豪情跨入职场大门，多年后的今天，却发现与当初定下理想的职业发展目标相融合的寥寥无几。职场“瓶颈期”已经成为大多80后不可回避的问题：向上，得到晋升的机会很少，晋升的希望比较渺茫；向外，受制于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个人的能力，可以选择的方向也不多，与此同时，加薪开始停步，工作越来越重复，日复一日地原地踏步……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让80后们心情烦躁。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现实与预期的落差，再到打磨得更为成熟圆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80后面对的是角色的巨大转变以及社会历程的转折，要想在当今房价、物价高企、竞争残酷等许多不确定社会因素的冲击下立足，相比60后、70后当年的毕业生来说，具有更多的挑战。 80后进入“奴时代” 房奴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年代，80后成为“房奴”已经变得自然而然。如今，贷款买房已成为80后上班族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要实现梦想，唯有扛起沉重的包袱与压力。孩奴 “孩奴”正在成为80后的又一热议话题。对于每个80后家庭而言，一纸养儿清单传来，80后夫妻的天空“唰”地一下就黑了。从孩子出生开始，80后便沦为了孩子的奴隶，为子女打拼、忙碌、赚钱、花钱，原本所谓的自我追求与价值统统退居二线，甘当孩子的提款机。所以，80后只能悲天悯人地说：股票可以解套，但孩子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车奴相比房奴而言，避免成为车奴本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毕竟，汽车存在的首要意义是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便，其次才是提供诸如身份象征等更高的作用。无论如何，天天为汽车担心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卡奴在这个信用卡泛滥的时代，“喜刷刷”之后的80后当然要承受还卡的痛苦。说起自己从月月精光到负债累累的过程，每个“卡奴”都有一部血泪史。网奴打开电脑，连接网络，登录QQ、逛逛论坛、玩玩开心……这是不少80后上班族“网奴”每天必做之事，“一天不逛就闹心”，因上网而颠倒了作息时间不说，有时还影响到工作表现及效率。网奴又叫网瘾症，是指上网者心甘情愿成为互联网低卑的奴隶而不能自拔。网奴的“高级”状态就是上网成瘾，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且每天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多，更有甚者会混淆虚拟和现实，喜欢在网上寻找刺激多于和人相处。网奴，已不再只是单纯的网瘾代名词而已了，而发展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命题。由于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面临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与义务，保险公司也适时地推出了众多相关产品。赡养长辈一份艰巨而长期的责任压力很大，孩子很小，父母已老，钞票太少，这些现实又逃避不掉的问题把曾经对未来拥有无数憧憬的“80后式”梦想击得粉碎。资料显示，从2000～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不可否认，老年人口增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赡养父母的问题也越来越扩大。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在今天的80后看来，俨然成了“家有一老，如有一难”。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群体开始结婚生子，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也进入了老年。如何“二养四”(即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四个老人)，成为诸多80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天价的房子需要买，车需要买，孩子得养，关系面上的事情也得花钱办，父母也得养……哪一件事情都是必须得花钱办的，但是，挣钱的能力却有限，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老大难问题。房价暴涨，物价走高，80后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贴上了“奴隶”的标签。在外为奴，在家为子，为了摆脱奴隶的身份，为了做一个孝顺的子女，80后成为了最辛苦的一代人。据一份媒体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80后表示难于赡养父母，其中大多为独生子女。而生活在“421”家庭里，养老任务除了父母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倘若两个80后独生子女结婚，那么，他们背后可能有八个养老对象。即使“八老”有退休金，为生活奔波的80后也难于兼顾情感上的养老。而没有退休金的老人，更是让生活压力大的80后力不从心。曾经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养儿防老”成为空谈。 “独二代”的培养问题成了众多“独一代”80后的人生新课题。养儿一种甜蜜的负担转眼间，那个曾经还需要父母呵护的80后宝贝，如今已经成了孩儿他爹、孩儿他娘。初尝为人父母的喜悦，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养儿成本。网上有一句流行语说，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对于初为人父人母的80后来说，可谓深有体会，奶粉、纸尿裤、保姆费、教育费比猪肉涨得还要凶猛。产前，买叶酸、钙、蛋白粉等营养品1000元，防辐射装、孕妇服800元，各种孕前检查1000元，住院6800元。孩子出生后，奶水少，托人到香港买奶粉，6个月喝了15罐，一罐240元，一共3600元。孩子平均每天要用7片纸尿布，一片1.6元，一个月就要300多元。孩子出生在冬天，衣服来不及晾干，买了烘干机和暖风机，共计2500元，还有奶瓶、被子、衣服之类的，用了1000多元。一个全日制的保姆每月2000多元。孩子如果生病，开销就更大了……网友李虹晒出的这些光让人看看就不寒而栗的育儿开销，对于当今80后父母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从我决定要孩子那天起，钱就像长了翅膀，一张张飞离我而去。”李虹颇有心得地总结说，孩子不到一岁，就已经花了近30000元，双方父母一直在给自己的小家庭搭钱，“我都不敢想孩子以后的教育费，否则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确实，养育子女，就像翻山越岭过沟坎，每个阶段都需要雄厚的物质财富做基石。社会上那些打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教机构，像一位功夫颇深的武林高手，一下子就攻击到了80后父母的软肋上。以早教中心为例，一个星期两次课，一次课50元，加上车费等零散费用，一个月大概就要花费6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就得七八千元。此外，上幼儿园和一些兴趣班、培训班更是花钱的大头。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发的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49万元。尽管80后父母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和抱怨，很值得同情，不过，仔细帮他们算笔账，又发现，原本某些花销是没有必要的，“自己找罪受”似乎成为他们的通病。比如怀孕时为什么不找生过孩子的人借孕妇装?为什么不给孩子吃便宜一点的国产奶粉?牛初乳、DHA等非补不可吗?婴儿床、婴儿车等有没有想过借别人用过的? 玩具非得买那么多吗？培训班必须都得上吗…… 无疑，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办法解决，节省开支，不过，“就一个孩子，什么都要给他最好，怎么也不能让他受苦”的想法让80后父母在为孩子消费时，变得异常的冲动与疯狂。 30岁的李哲为了让4岁的儿子将来受到更好的教育，硬是卖了自己的大两居，咬牙在海淀区的中关村[9.53 -0.94%]附近买了套二手的小房子，为的就是将来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而由于附近车辆太多，出于安全考虑，小两口又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辆车。“我们一下子就沦为车奴、孩奴、啃老族了！”李哲自嘲道。在舍与得之间，在花与不花之间，80后父母挣扎着，喘息着，痛并快乐地被接受作为父母的甜蜜负担。 80后的生存法则法则一：积极乐观 80后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想做就做，想说就说，做过的事绝不后悔，要挑战就挑最好的。在80后的生存哲学里，可以不逛街，可以不泡吧，但绝对不允许你没有娱乐精神。有网友认为，这群人完全可以被称为“麦兜族”。所谓“麦兜族”，指的是一群出生在80后的平凡小人物。与“富二代”截然不同，他们没有显赫的家境，辛苦地在城市奋斗，为生计奔波，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凡事亲力亲为，购房、买车的梦想都得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士兵突击》里的“不抛弃，不放弃”成了许多80后MSN、QQ的个性签名。在他们看来，只有坚持才会成功，才会出现生命中的奇迹。虽然生活的巨大压力时常让他们喘不过气，但“麦兜族”总保持着动画片中麦兜的乐观：不向现实屈服，困难挫折不能磨灭他们简单而美好的梦想，“在残酷竞争中从容生存，寻找自己的生活轨迹”。法则二：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指的是不盲从、不依赖、不轻信，不迷信权威，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经过自己头脑思考明白之后，再接受。80后的精神实质就是自信，个性鲜明，敢于表达，怀疑一切，喜欢挑战权威，喜欢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行为，并对其负责。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表现在能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独立地检查结论或结果的正确性。如果一个职场新人能独立地解决人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虽然对社会没有什么直接意义，但这本身却孕育着创造思维的本领。创造思维的特点是新颖性和独创性，这种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有可能导致真正发明创造的到来。法则三：创新思维当李想、戴志康、高燃等一批80年代的年轻创业者们在各类新闻会客厅侃侃而谈的时候，似乎一夜之间，80后创业的故事成为了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脸庞因怀抱着创业的梦想而激情四溢。他们大胆尝试，凭借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挑战无数的可能与极限。法则四：勇于担当勇敢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是面对竞争对手时淡定从容，是用心征服浩瀚宇宙的磅礴大气。在5·12汶川大地震面前，80后从未吝啬伸出自己的手。他们在5·12地震等公共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责任担当和爱国表现，超出了社会的预期，80后正开始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并成为中国崛起的生力军。法则五：心怀理想用自我来颠覆隐忍退让的社会态度，用创业来否定陈旧的择业观。在充满危机的时代，他们成了“充电族”，“只有会充电，才会发光”。80后并不缺乏奉献和付出的热诚：80%的80后明确表示，愿意或者曾经参与各种志愿服务，他们甚至把志愿服务当做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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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新生代富豪的财富伦理

在转型期的中国，财富如何平稳实现代际传承的问题已然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全在于企业管理等技术层面，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财富伦理的认识等价值观问题。随着新生代富豪的出现与成长，他们的财富观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中国资本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而慈善，正是透视其财富观的一个窗口。新生代富豪的几种类型知识成功型他们的父母意识到公司的发展与知识是分不开的，于是对子女的教育就非常重视，这些孩子也非常珍惜父母打拼所积累的家业，努力学习，不断获得成功。这些获得成功者大约占20%。其中一部分不局限于父辈的传统行业，投身于科技含量高的新兴行业，比如IT产业、软件开发、广告传媒等。纨绔败家型此类型在所占比例不是小数。很多民营企业家在打拼创业中吃了很多苦头，就不愿意让子女吃苦，生活条件太优越，父母积攒的家业毕竟很有限，由于这些占半数的“富二代”们往往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很多学业未完成，大多家业都破产了。顺其自然型部分第一代创业浪潮中的掘金者，虽说赚了点钱，但也不是太有实力，就是比普通人富裕一些。他们平稳发展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在这种不温不火中，他们的孩子有60%学业是成功的，既能创业又能守业，而和真正的富人相比，规模不会很大。按有关研究统计，估计在18%左右。父衰子落型由于父辈在那种特殊时期，钱来得太快，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中，所遇到的形势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自己不具备相关知识水平和资质能力，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就处于劣势，还没等到下一代登上舞台，就沦为平民了。部分新生代富豪内心空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主讲“都市新生代的财富观与人生价值”。他表示，今天的８０后、９０后懂赚钱、懂享受本身绝不是坏事，但在有了财富的基础上，年轻一代应思考如何实现人生的升华、价值的呼唤。对于艰苦时代的奋斗者来讲，他认为财富都只能创造，而对于自己的孩子则不愿让其在物质上艰苦，有个富翁每月给儿子一万五的零花钱还唯恐不够。“他不可能像美国豪富那样，自己的儿子要零花钱都是要给他打工。我们只觉得我们的财富要有私人目的，老子发达了给儿子，没有社会观念，这是中国的财富观最大的缺失。”他表示，不少富豪的孩子只是躺在父母肩上享受没有经过奋斗的财富，就没有那种享受财富的内在的喜悦感和幸福感。所以这些孩子仅仅是炫富的那一批，心理其实是很空虚的。折射道德真空据报道，淮安一名富商为了好好培养独子的经商能力，将其生意的“财政大权”交给儿子，不料儿子在有钱后，开始买高档服装，出入夜总会、桑拿等高档消费场所，后来他干脆将工作辞去，整天在社会上与朋友灯红酒绿，2年将百万家财挥霍一空。在被父亲发现后，还骗取同学11万余元继续纸醉金迷的生活。面对民警审讯他的回答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我有钱时，一个礼拜六天在夜总会，还有一天在桑拿休息。”买条短裤要花七八千，还在镇江花30万包养了一个情人。如此是个彻头彻尾的浪荡子形象。其实此种富家子现象近年来在全国多有曝光，已经屡见不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大陆富豪发家后的精彩表现，大街上到处豪车视红灯及行人于不顾而呼啸疾驰的是富豪，结婚以及丧事的场面轰轰烈烈地如军队阅兵和名车展览一样是我们的富豪，夜总会里面对一个出色小姐竞相砸钱包夜的也是我们的富豪。但是一到公益捐款我们的这些显贵人物却显得囊中羞涩，跑的无影无踪。面对这股不正之风，笔者认为反思的不仅仅是那些富豪之家，需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同时也要规范富豪行为，倡导勤劳致富，合法经营，严厉打击任何违法违规行径，让一些特权现象在社会上消失！新生代富豪的纠结心理面对即将继承或已继承的财富，新生代富豪并不总如外界贴加的标签那样，他们也有纠结的时候。一位家族财产继承人就表示：“做好了，是父辈有资源，天经地义；做不好，就是纨绔子弟，十恶不赦。” 财富，传还是捐？中国人的财富传承问题，除了观念的障碍，还有制度上的限制。在中国，“子承父业”似乎才是天经地义。《2010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分别比去年增长6.1%和7.8%。其中资产在10亿人民币以上的富豪平均年龄达到了50岁。此外，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岁到75岁，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企业传承问题。如经营金饰珠宝的香港上市公司周生生，其第三代掌舵人周允成已经50多岁了，而他的伯父、公司主席周君廉也80多岁了，因此急于培养第四代接班人。但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不是仍在求学，就是定居国外。周允成说，可能得找专业人士管理周生生的家族企业，家族人士则留在董事会内监控。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以后还在经营。除了第一代企业家老龄化外，中国的家族企业还面临着企业转型。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显示， 2009年排名前500的民企中有308家从事传统制造业，只有36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利用，有26家企业涉及新能源相关产业。企业传承在哪都是个问题，但在中国还要更复杂一些。去年9月，江苏省委组织部组织富豪子女培训，有媒体质疑江苏省委组织部是用公共资金帮少数富人教育孩子。而组织部的回应是培养优秀接班人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平稳过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40%是家族企业。洛克菲勒、沃尔玛等等都是代代相传的百年老店。沃顿商学院管理系教授拉菲·阿密特和他的研究伙伴皮特·朗格教授进行的研究显示，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企业平均来说要比由第二代继承人直接管理会表现得好。从数据看，全球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为70%，而世界500强中占比仅为40%。一定程度上说明专业人士管理有利于大企业的稳定发展。不过阿密特认为这条思路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对中国很多家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老板很难信任经理人。因此财富传承问题在中国变得更复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来中国劝说中国富人把50%以上的资产捐出。即便有人响应，仿效海外去成立慈善基金会，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散财之道》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表示，在她所了解的发达国家，政府对基金会的管理，就是立法规定公益范围，在这些范围内，基金会享受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待遇，政府只管其是否从事违背免税组织的活动，而不管其他。在监督方面，则是全民监督，包括国会、媒体等等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基金会的账，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洛克菲勒家族、沃尔玛家族、卡耐基家族都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并且这些慈善基金会的意义远远超出“扶贫”的局限，甚至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着影响。但目前中国富人建立基金会的寥寥无几。这确实和当下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资中筠曾指出，在中国，每一个基金会都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合法注册，这是基金会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障碍。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减免税收的问题没有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只有向几家经过特许的基金会捐钱，才能得以免税，这显然不够合理。即便是有些企业家目前已设立的基金会，制度上存有障碍，运作上也备受争议。一专家建议，对于“富二代”的教育，从小培养时除了注重学业以外，应该更注重对这些孩子的爱心教育、让他们从小树立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如果在这些方面做的很差，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历，那他的能力再高也没用，如果今后不能为社会服务、为人类做贡献，可以说能力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可能更大。让“慈善种子”在娃娃心灵上破土而出时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成人在慈善事业中的善举，似乎少有人关注让小孩子也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对“富二代”的慈善教育日前看过一则有关姚明的报道。姚明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特别提到想在女儿懂事后，让女儿也加入到慈善中，让她懂得在帮助别人时，会从中得到无限的快乐。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慈善。但中国的有钱人热衷慈善事业的远远不够，且多和少数有钱的成人相关。获得父亲称号不久的姚明，除了自己亲力亲为，还想着让尚不懂事的女儿也尽早加入到慈善中来，其远见及育子方式，当会令许多资深父母感喟。有人可能说姚明钱多。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在很多情形下，是否拥有仁爱之心与钱多钱少没多大关系。让孩子从小就培养一颗仁爱之心，这是很多家长都有的心理，但绝大多数并未上升到系统的操作层面。这是有很大缺陷的。让孩子从小就接近慈善，相当于让一粒爱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上破土而出，孩子从小就懂了乐于助人，懂了对他人、对弱者的关注和付出。研究成果表明，仁爱教育必须从小抓起，并且长期坚持，贯穿教育过程始终，等人成年了，再教育他奉献爱心为时已晚。在国外，乐于慈善事业的有钱人非常多，并且引导教育子女也这么做。股神巴菲特共有三个子女，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有志于用慈善来帮助世界。作为一名亿万富翁的子女，他们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是如何依赖父母，也不是为了父亲的财产展开尔虞我诈的争夺，而是人生的意义在于怀有爱心、用慈善的方式帮助他人。相形之下，中国的有钱人考虑更多的是怎样让后代接班，继承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上一代人积累财富是为了后人的享用，这样一来，新生代富豪很容易产生享乐思想，不思进取。一些人从父辈那里看到的是，财富的积累千辛万苦，甚至要冒着巨大风险，在耳濡目染中形成朴素的财富观。而那些几乎等同败家子的“富二代”，只知道挥金如土，哪里谈得上爱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财富接班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都值得大力倡行。
09月08日　310
特区改变中国·人物篇：30年30人(组图)

最近,一位日本人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件中自称是来自三号国家——日本的问候。他指的是中国第二季度GDP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日本1968年超越西德紧跟美国之后40多年来,世界经济排行榜第一次发生改变。而当全世界为中国喝彩时,中国却无意庆祝,清醒沉着地一路前行。人们为何对中国这么快成长为经济巨人倍感好奇,美国《商业周刊》认为秘密之一在于四个字:经济特区。纽约、东京、深圳、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要问这些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中,有哪一个在30年前还只是两万人的村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深圳。当时,《纽约时报》说这个年轻的城市,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让中国大变革的时钟轰然鸣响。30年来,它以其历史性跨越,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阐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魅力,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支点。在全世界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无疑是其中闪亮的一环,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最佳线索。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感怀那些事。3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特区人以一个个“第一”,为中国耕耘一片希望的原野。蛇口的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了中国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第一步。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革命”。宝安村民用一张白纸直选村干部,开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先河。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多年以后,当人们打开南风之窗,听寻风之来处,总会忆起南海之滨那个遥远的小渔村,还有那永垂竹帛的绝代风华。感谢那些企业。一个个明星企业璀璨夺目,在国际经济竞争合作舞台上,展示后发中国的神奇力量与不屈理想。同时,又肩负社会责任,共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它们一手一脚的人间奋斗,铺陈为锦绣河山,聚合为黎民福祉,探寻了一片未来,又都铭刻了一段历史。感悟那些名词。当风流云散,沧桑历尽,人们依旧能凭藉那些温热的名词触摸当年的脉动。保税区、商品房、业委会、产权交易所、“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一个个新探索、新做法、新经验,先在特区酝酿、成熟,进而推广开去,改变了中国,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史诗序篇。莲花山没有留下永恒的足迹,但它们记录了世事更替；横琴岛没有留下逝去的浪花,但它们见证了潮涨潮落。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远未结束。而立之年的特区,仍在路上。 7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民间网文,承载着太多特区人“特区怎么特下去”的困惑与焦虑。多年以来,“特区不特”的讨论不绝于耳,巨大的问号悬在特区人的心头,激励他们思考,推动他们前行。而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之下,特区内部一些令人唏嘘的个体与命运悲欢,一些纠结已久的权力与权利角力,一些有待修补的法治与道德残缺,仍需要得到细致的关切,需要用人类价值的梦想一一梳理。特区向何处去?拥抱下一站辉煌,必先告别上一段沉疴。告别利益集团的羁绊。如果说特区最初的改革,是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阻,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是被利益集团牵绊。新一代改革闯将须以当年撕开意识形态铁块的锐气,与既得利益集团决绝,甚至革自己的命,杀开一条血路。告别习惯路径的依赖。时至今日,特区的优惠政策优势几近丧失,外向型经济也难以为继,片面追求高增长的单向度发展伦理已经落伍。过去的路径固然成就了特区30年的光荣与梦想,但固步自封必将贻误改革。倚着市场竞争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让每一个特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是特区下一个30年的不二选择。迎接综合改革的大考。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追赶亚洲“四小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赶上,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超越。春讯或许还在高空酝酿,风云却已经在大地激荡。大路朝阳,也必有曲径通幽,泥泞或许仍然布满前程,但历史正推动特区前进,特区也必将推动历史前进。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习仲勋：争到“尚方宝剑”办特区习仲勋(左一)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资料图片习仲勋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虽然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8年4月,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习仲勋踏进了广州珠江边的广东省委大院。此时,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炉火纯青”的开国元勋、原国务院副总理已经65岁了,刚刚结束了16年的文革牢狱劫难,就被委以重任飞赴广东。直到1980年11月上调中央,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 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促使这位“老革命”加快创建特区的,是当时盛行的“逃港”风。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风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他哭了。他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争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晚年住在深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望过他,每次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有时候,老人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看看赛格大厦、康佳还有仙湖,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任仲夷：变“杀气腾腾”为“热气腾腾” 任仲夷（资料图片）任仲夷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后来他还提出“三个更加”和“两个坚定不移”。他曾顶住压力两次赴京说明情况,但始终对特区建设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他选择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开我们5年了,但广东人依然清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缅怀这位“老书记”的文章报道不曾间断。 1980年初冬,因为“张志新案件”平反而震动全国的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鲜为人知的是,他早有浓重的“特区情结”,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 “胡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赴任前,邓小平对任仲夷面授机宜:“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到广东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的直言和放言,让有些人很不适应。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排污不排外”、“善于变通不许变相”等等。他对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知人善任。履新不久,他就亲自劝说62岁的梁湘去深圳特区拓荒,为特区闯开天地。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则说,他最感激任仲夷的是,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而留在蛇口搞建设。一“劝”一“留”,彰显慧眼。后来,任仲夷还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198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相当紧张。有人甚至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这个任仲夷还算共产党员吗?” 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多年后,任仲夷说,如果不是小平支持,他差点就过不了关。从北京返回后,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主动承担责任,对下面的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他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留下热泪。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任仲夷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他自己承受巨大压力,保护了广东干部,保护了广东的改革热情。 1985年秋天,71岁的任仲夷正式退休,戏称自己“安全着陆”了。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决定后半生就做个广州人,用百姓的眼光和情怀,去关注这座城市。年届高寿的任老不愿听人祝他“身体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对于广东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思考从未停留,殷殷叮嘱:“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溘然长辞；而25年前的同一天,任仲夷在广州正式上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生为岭南荣,死归岭南土。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这位改革者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吴南生(右一)在莲花山上眺望深圳全景。吴南生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谈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回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1985年9月转任省政协主席,但他的心跟特区始终连在一起。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老帅叶剑英的主持下获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开启深圳特区建设的激情岁月。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最脍炙人口的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特区的胎动。 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令他心如刀割:“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一副满目疮痍的江山!”有海外友人献计:“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一封1300多字电报。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也因此不能出席大会了。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提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到这时,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才真正松了口气。追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改革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没有放弃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侠骨。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吴老话语平静,却掷地有声。梁湘：改革旋风掀起“深圳速度” 53层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1986年落成。著名的“深圳速度”,指的就是它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丁玎鲁力何俊摄梁湘梁湘,广东开平人,1936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在深圳创建过程中,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1998年12月13日0时10分在广州病逝。 1981年3月,62岁的梁湘来到了年轻的特区,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届退休之年的老人会在这里掀起一阵改革旋风。梁湘被喻为“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短短5年时间,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他宁愿“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竖起了近千幢大楼,“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生。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端指控,梁湘义无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面对改革路上的重重禁区,梁湘百折不挠:“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梁湘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他就累得住进医院。” 他对这一片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离开的时候,他对干部群众们动情说道:“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报道回顾特区改革要敢于破现行体制 “改革是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就更为紧迫。特区在经济上实行比内地更加开放的政策。” “特区改革应该坚决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特区的事情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全省总的部署下,从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有利于特区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利于特区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的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全面而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特区的改革,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劳动工资、物价等,有的要马上着手抓试点,有的要在前段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向更大的范围铺开。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要同时进行。总之,我们的改革要破除妨碍特区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创立新章法,破掉吃大锅饭的弊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搞好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把特区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 梁广大：大胆借债奠基珠海梁广大被称为“梁胆大”的梁广大,1983年到任珠海,为官16年,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确定了珠海的发展轨迹。梁广大,1935年生,广东南海人。曾任南海县委书记、佛山地委常委、行政副专员,1983年任珠海代市长,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83年,梁广大来到珠海时,面对的是工业产值低,体制问题多的窘况。梁广大“开了大大小小20多场座谈会”,最后确定珠海“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的方向。随后,“梁胆大”开始在珠海丢下一颗又一颗“原子弹”。搞特区没钱怎么办?“借!”梁广大掷地有声。“国家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财政已极端困难,哪有钱来搞建设?所以只有靠自己了。”梁广大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项目有市场、有效益,我们就要打破常规,敢于向国内外银行借钱。” 1984年、1985年,珠海在国外银行筹集到两亿元人民币,马上就搞通讯,办发电厂、建港口、建水厂、征地、建马路、建医院、建托儿所、建学校、建教职员工宿舍等等。“通过国外国内的借款,我们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可借钱并非长久之计,“梁胆大”此时把目光瞄准了土地,“政府掌握了土地,通过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价值土地升值才转让,从中收回投入基础设施款项,先投入,再回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珠海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此外,梁广大还到处“要人”,“我们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面向全国发布招聘信息。我们市委组织部也去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等全国各地招聘,一共招聘了各行各业好几千人才”,由此解决了珠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在随后的布局中,贯彻了珠海的发展理念,珠澳合建机场风云迭起后又挑起建大机场、伶仃洋大桥、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与广珠铁路通行、大航展还有大赛车……玩的都是牵动珠海、带动大区域发展的“命运工程”。但是,珠澳合建机场、伶仃洋大桥、广珠铁路等大工程几经曲折无果而终。不过,梁广大依然认为,“所有的大项目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对一个大区域来讲,有发展前途有效益的迟早会落实。”（记者王晖辉） ■感言跳出珠海看珠海,把珠海放在华南乃至西南的大棋盘上。倘若不打通陆、海、空,珠海就是“死棋”。 ———梁广大袁庚：61岁锻造蛇口“试管” 2008年12月,昔日蛇口建设者看望袁庚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的袁老精神很好,看到代表们来,高兴地叫道“大批人马过来喽”。袁庚袁庚,1917年出生于广东宝安。 1945年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第一任主任；1978年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领导蛇口工业区；1992年退休；2003年7月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星章”,是获勋20人中唯一的内地人；10月,被上海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称号。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提起袁庚,就不能不提那句曾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 1978年,61岁的袁庚自香港招商局涉海而来,选址蛇口,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缔造工程。主政蛇口14年里,他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经济,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了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优秀企业。1978年招商局总资产不过1.3亿港元,到1992年,蛇口工业区累计引进项目382个,累计实际投资5.34亿美元。袁庚主政蛇口工业区期间,大胆主持开展劳动分配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城市改革,这些超前试验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记者李晓敏） ■观点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舆论,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反对党的领导,不搞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其实,蛇口不是桃花源,蛇口人当年不是在做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 ———袁庚钟华生：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钟华生 1936年生于中山,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农村团支部书记、公社干事、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斗门县白藤湖总支书记,珠海三灶管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国家高新区主任,珠海经济特区副主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常委等职务,1988年至1999年,负责珠海西区开发,首创“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轰动全国,曾获“中国改革首届人才金奖”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退休。钟华生发迹于珠海“白藤湖”。上世纪70年代,白藤湖还是一片大海,杳无人烟,他领着800民兵和下乡知青们用簸箕和锄头挖山填海,造出3万亩滩涂及总面积20平方公里的白藤湖。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一向胆大、脑瓜子灵活的钟华生在白藤湖上马“中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首创农业观光游。通过媒体宣传,短短几年就引进2.2亿元外来投资,建起了各色度假酒店。1984年,白藤湖农民度假村酒店在一片争议声中开业,一度客流如织。钟华生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中国新农民的代表。 1988年,珠海启动西区大开发。钟华生到一片荒凉的珠海西区,书记、区长一肩挑。回忆当年,钟华生说,很多亲朋好友都很不理解,担心他翻船,那时恰逢国家治理整顿的紧缩时期,又是60年不遇的大海潮大台风,西区成了一个烂摊子,连西区开发的40万元办公经费也拖到4个月后才下拨,只好先借10万元应急,很多人都不看好,说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启动?“当时,梁广大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怕,只要你放权,就可以调钱”。钟华生白手起家,领着一帮人先围海造地4平方公里,把原来一块叫车嘴的滩涂改名为金海岸,面向全国招商。他喊出了“今天借你一杯水,明天还君一桶油”的口号,引来10亿元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潮时,西区云集各地建筑大军5万多人,“借水还油”后来也成为政、商界的一大经典案例,入选商业课本,被冠以“草船借箭”。可惜的是,西区大开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国家宏观调控一刀切,断了粮草,戛然而止,直至新世纪之初才重新恢复。钟华生随后又首创“共享经济”,即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管理者,前途命运利益都连在一起,通俗来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大家按贡献配股,这在思想保守的年代可谓“石破天惊”。当西区开发走上正轨,钟华生又转向人才领域,于1992年至1993年从清华、北大等全国名校招聘了120名大学生当“村长助理”,在那个本科生凤毛麟角的年代,让大学生当村官会不会浪费的争论也一度甚嚣尘上,钟华生自有见解,“‘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经过20多年的奋斗,120名“大学生村官”走了大半,剩下的20名已成长为金湾区的“脊梁”。（记者王晖辉） ■感言 “三农”发展最终要靠人才。开发西区要钱,钱从哪里来,先在脑袋,后在裤袋,有了人才,才有钱财。 ———钟华生丛飞：只要你快乐,我就不辛苦丛飞生前和他资助的孩子们在一起。丛飞丛飞,籍贯辽宁,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热心公益事业,一生共为社会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小时,捐助失学儿童183人。被查出身患胃癌晚期后,在生命弥留之际,还用自己的身体为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奉献:他捐献的眼角膜为4名眼疾患者送去了光明。2008年,当选“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广东人物”。深圳特区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许多创富名人,深圳人不一定能记住,但能记住丛飞,因为丛飞用无私奉献的行动铸造了特区精神之魂。丛飞去世后,有评论称,他的行为很好地回答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普通市民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大课题。受丛飞资助的贵州省织金县中学生王维珊在写给丛飞的信中说:“我从来不知道伟大可以这样具体,感动可以这样彻底,人生可以活得这样博大无私。” 丛飞是歌唱家郭颂先生的关门弟子,一直刻苦钻研小品、哑剧、口技、魔术、模仿等方面的技艺。刚到深圳的时候,他做过搬运工、洗碗工。曾经因为累得浑身发抖,晕倒在草地上,那时起就给自己改名叫“丛飞”,意思就是“从草丛中起飞”。难忘的经历,让丛飞特别同情弱者,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他总想尽力去帮助。1994年,丛飞到四川成都参加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义演,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全部的现金2400元放进了捐款箱。这件事使他体会到,自己也有能力改变那些穷孩子的命运。从此他立下誓言:要尽自己所能扶危济困,向社会奉献爱心! 丛飞回到深圳就加入了深圳义工联成为一名义工,经常进行公益演出活动,先后20多次到贵州、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每到一地,丛飞都要认领资助当地几个贫困学生,从1995年到身患癌症住院的前一年,丛飞资助的孩子已经有178名。丛飞本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丛飞没有享受过,他的家只有58平方米,非常俭朴。有时为了及时给山区的孩子们交学费,丛飞还向一些朋友借钱,前后共欠下了17万元的债务。2005年5月,丛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半年里,丛飞坚持参加各类慈善义演65场,捐款数万元。累计下来,丛飞的义工服务时间3600多个小时,无私捐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 ■报道回顾爱在丛飞丛飞的追悼会,没有哀乐,只有丛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那首《愿你幸福》,一直在殡仪馆上空回响:我是你过河的桥,是你乘凉的树,是你风尘仆仆那间歇脚的屋。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圆上好梦,我就不辛苦。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如意,只要你回头一笑,我就很知足…… 吴立民：敢于挑刺的人大代表 2004年,吴立民拿着自己走访污染河流拍摄的照片质询政府相关部门。吴立民 1983年转业到深圳,1988年底由一名普通工人破格调入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从事信访工作18年,吴立民共接待上访群众20多万人次。从1993年起,吴立民先后多次当选为福田区、深圳市人大代表,累计提交议案和建议达320多件,是提交议案和建议最多的市人大代表。 “市民中心办公楼在评比中可能倒数第一。”2008年8月本报报道,在一次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建筑节能执法检查中,人大代表吴立民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建议,应该先对市民中心办公楼开刀进行节能改造,以做好表率作用。这样直接批评政府部门的言论频频见诸媒体,被批评者的部门领导往往心惊胆战,群众则拍手称好。这就是吴立民的风格。“好话我不会说,因为‘做得好’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做不好’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吴立民说。在履行市、区人大代表职责20年的时间里,吴立民情系民生,直言敢谏。他不屈不挠“三提水表议案”的故事,被深圳市民传为佳话。2000年之前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中有一条被群众称为“用水最低消费”的规定,吴立民连续3年提出取消“水表底度”收费的建议,然而每次的答复都是“暂不取消”。吴立民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拼劲,继续追问,终于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认定收取“水表底度”费是不合理的,并于2003年1月取消。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吴立民不仅敢于向政府部门开炮,还在18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接待了20多万人次的群众来访。有的群众想让他帮忙办事,就不断送钱给他,他一次次地拒绝,20多年来他拒收群众送来的钱物达40万元。许多市民在媒体上看到吴立民,常常感叹:像吴立民这样的人大代表才是人民的好公仆。希望其他代表们也能够不受利益阻隔,敢言直言,反映群众心声。 ■报道回顾吴代表从来都是“大炮” 吴立民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先后就职于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政府督查室,虽然是副处级干部,但在10年市人大代表的历程中,吴立民从来都是“大炮”。农药超标、擅自加入添加剂、地下工厂猖獗、检测机构不健全……2005年,吴立民炮轰深圳食品安全,一口气数出深圳食品安全“五宗罪”。当年,吴立民的提案成为深圳市人大“一号提案”,由市政府办理了整整2年多时间,开启了深圳食品安全大整顿的序幕。 2006年后,人大取消提案,改为建议,吴立民5年间提交了200多条建议,堪称“高产代表”。他一度炮轰梅林关大拥堵、公务车私用、医院药品加成,以及人大代表开会看报、打瞌睡、聊天等,并屡屡给财政预算案“挑刺”。对此,吴立民表示,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谁把你选出来,你就应该为谁服务。没有做到为老百姓鼓与呼是不称职的。每位代表、委员都应该敢于讲话、反映问题,应该做“炮手”,不要做“哑炮”。
09月07日　1117
陈伟南：努力不懈奉献一生

人家是天上有星！” 这是潮汕老前辈评价德高望重、拥有杰出成就的人的一句善意玩笑话，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敬仰之情和自己攀不可及的感叹。现在，陈伟南先生真的是“天上有星”，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陈伟南星”灼灼生辉。国际编号“8126”的小行星，是为了表彰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陈伟南先生而有了永久的名字。 “事业的成功在于努力，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陈伟南人生价值观的精华，也是他毕生践行的诺言。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评价说：“陈先生是一位真正坐言起行的人。”2月23日，91岁的陈伟南先生回汕参加汕头市两会，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天下潮商》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陈老思维敏捷、畅所欲言，尽现拳拳报国心浓浓家乡情。努力不懈，成就香港“饲料大王” 陈伟南出生于潮州市沙溪镇，1936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现为韩山师范学院）。韩师3年课余时间，陈伟南喜欢登山，站在山巅，眺望韩江来来往往的船只，脑子里构建着他人生历程的远景。毕业后，孝顺的他顺从了父亲的心愿，回到沙溪，卖过生柑，扒过猪粪，种过水稻，理过账目。 1937年春节过后，陈伟南终于说服了父亲，赴港谋生，当过店员和小贩。香港沦陷后回乡务农，1946年再度赴港。1947年，和林作辉合作创办了星洲胶业公司，代理销售马来西亚、新加坡橡胶。橡胶销售还算不错，但资金严重不足，借贷无门。陈林二人认定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决定量力而为，绝不拖欠货款。于是，货主对星洲信任有加，供货源源不断，规模越做越大。毕竟香港市场对橡胶的需求量有限，接着，陈伟南创办了星洲贸易有限公司，扩大经营项目，主要经销橡胶、粮油食品，总代理荷兰风车生粉、粟粉的销售。1952年，他又在澳门创办星华贸易有限公司。经过20年的商海奋战，陈伟南已经对香港市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从转口贸易开始向工业化转移。港英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扶持发展本地禽畜饲养业。陈伟南认为饲养业的发展必将为饲料业带来无限的商机，于是在1964年创办了屏山企业有限公司。由于应市而生，屏山饲料厂的规模日益扩大，陈伟南在业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1970年，在他的倡议、发动、组织下，成立了香港粟米饲料进口商会，会员50多家，一致推举陈伟南任主席，至今30年，深得会员爱戴支持，年年连选连任。1983年初，陈伟南引进最先进的设备生产混合饲料，屏山企业成为当时香港禽畜饲料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国际饲料》杂志称“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也被港人誉为“饲料大王”。实业报国，率先在穗办饲料厂陈伟南生于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年代，接受过当时的高等教育，在骨子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救国兴国的爱国印。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陈伟南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动用各种关系，输入内地急需的物资，运出内地需要出口的货物。当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陈伟南实业报国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舞台。1983年，他派人到广州联系客户，寻找饲料销售渠道，邀请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温文和广州市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朱肖雄赴港，参观考察屏山饲料厂，以便开拓饲料事业新领域。通过对广州同行的深入了解，加上香港劳力、原料成本的提高，陈伟南决定到广州投资，和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合作办饲料厂。办饲料厂，陈伟南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可是他认为在广州办饲料厂，不能照搬香港的经验，所以决定由温文一方出具体方案，他自己提出修改建议。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国家经委制定了迅速发展全国饲料工业的纲要，提出在2000年之前，要健全饲料工业体系，使饲料工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陈伟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决心加快步伐，1985年1月3日，赶赴广州，察看了厂址，正式签订了合资办厂的合同和章程：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畜牧总公司各投资人民币550万元，成立穗屏企业有限公司。以当时的情况，穗方要立即向银行贷到款存在难度，于是由穗方提供建厂地皮，购买机器设备资金，则几乎全部由陈伟南垫付。陈伟南觉得，对方的合作是真诚的，只要饲料厂能早日建成，困难都可以共同来想办法解决，不能计较太多。从办穗屏开始，事无巨细，只要陈伟南能够做到的，如资金、设备、技术，他都无偿的从香港屏山送到广州穗屏，待到穗方人员能胜任了，便逐步把屏山人员撤回，完全由穗方人员负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一步步落实，中国民营企业的成立如雨后春笋，到1992年仅广东全省饲料厂已超过了1000家。面对如林的对手，穗屏决定引用世界一流技术设备，培训技术工人，保证一流的饲料质量。1990年，穗屏年人均产值80多万元。按香港当时金融汇兑，可兑港币110万元，而美国年人均40万港币。随后，陈伟南在广东、河南、四川等地合资合作兴办的饲料厂、种禽养殖和商贸等企业有10多家。现在，屏山参加穗屏管理的重任已经落到其子陈幼南博士的身上。反哺家乡，从教育做起和陈伟南有着深厚友谊的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说：“很少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崇文重教，经济非首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愈做愈投入，越干越开心。” 陈伟南认为所谓奉献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而不在乎捐献钱财的多少。陈伟南向《天下潮商》记者透露一个曾经触痛内心的事情。在一次晚会上有一位干部问：“陈会长，你是哪里人？”“潮安沙溪！”“沙溪很穷啊。”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这句话刺痛了他的内心，谁不希望家乡好？他认为要从本质上改变家乡的面貌和村民的命运，首先要把教育做好，提高村民整体素质。从1946年再度赴港之后，到1984年前往汕头市参加潮汕民间艺术欣赏会，陈伟南整整有38年没有踏上潮汕平原。此次回潮，他也应潮州市长郑睦鑫的邀请，到潮州观光。他在见潮州市长之前，先悄悄到沙溪走走，他发现村舍和小学几乎和38年前一样。特别是走进以一座破旧祠堂为教室的学校，内心的酸楚无法言表。在与校长交谈之后，陈伟南问：“我来建一座新学校可好？”校长除了道“谢谢”，感激和兴奋之情只能化在紧紧握手之中。几十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如今已梦想成真，陈伟南心悦喜于表，跟潮州市长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决定在沙溪捐建一座小学”。陈伟南在沙溪捐建了沙二小学、沙二幼儿园、宝山中学、沙溪卫生院、沙溪自来水厂……这些年来，他为家乡沙溪镇捐资已逾8000万元。崇文重教，望薪火相传陈伟南说今天取得的成就，跟当年在潮州接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1984年10月9日，陈伟南走进阔别48年的韩师母校。他每次走进韩师，总是左问右问看看，只要得知哪里需要完善时，便主动提出捐资，如果不是个人能力能够完成的，便四方联系牵线搭桥，直到事情完全解决为止。至今，他为母校捐建教学大楼和国际会议中心，教育研究大楼、教学设备、奖学金，已累计捐资超过1300多万元，受惠于陈伟南奖教金、奖学助学金的师生超过2000人。陈伟南对家乡和教育的捐资，基本上都是自己身处其地，考察实际情况后主动作出捐赠的，经常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况，对话如“40万。”陈伟南问：“40万行不行？要建就建好些，我还是捐50万吧。”再如“你们建小的，我捐20万，如果建大的，我捐50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他经常仔细了解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主动追加捐款。至今，陈伟南对大陆的捐资已逾1.2亿元。陈伟南说他对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像李嘉诚捐建汕头大学，像陈嘉庚捐建厦门大学那样，但是爱国同心，报国同理，希望自己的奉献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华侨回来报效祖国。陈伟南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捐资，他对晚辈的教育关爱还体现在点滴间。在他个人网站的留言板上，已经储存了将近2000条留言，其中大部分是海内外潮籍晚辈对陈伟南先生的敬佩之言、问候之语、请教之词，和他自己对留言的回复。他表示：“与年轻人沟通，教导年轻人，是我们老年人的责任，引导年轻人向上亦是我的理念，凡有益于家国的事情，必须支持之，使他们觉得有人认同，定更积极去干。我虽每日很忙，但回复各方的询问，是我的兴趣，不管大事与小事，均是出自我的亲手写作，然后由秘书代我传上网而已。” 团结协作，海内外加强大潮汕意识 1987年，陈伟南当选为汕头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开始参与家乡的议政论政。港澳地区的委员又一致推举他为港澳组组长。潮汕地区在行政区域上曾合合分分，但无论怎样分，在海外潮人的心目中，都是同一个潮汕。潮汕地区分为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四市各有政协委员。陈伟南意识到必须及时加强大潮汕意识，促进四市之间以及在港四市潮籍人士之间的团结，防止分市离心。他多方联络，四处咨询，综合意见，在他的热心精心的组织下，潮汕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于1993年6月正式成立。此后，联谊会经常开展活动，为振兴潮汕经济，协助维护港澳地区安定繁荣出谋献策。在香港，潮籍人士超过100万，各种各样的潮属社团也有数十个，成立一个潮属社团总会，是广大潮籍人士多年的心愿。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念，要牵在一起谈何容易。陈伟南认为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潮汕、香港和国家的和谐发展。于是，由陈伟南首倡、发起组织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并受到一致热烈支持，于2001年10月正式成立。在此期间，陈伟南又多了一桩心事，如何使粤东地区更好的团结起来，加强经济社会协作呢？从2003年开始，广东省政府为振兴粤东经济而展开深入调查研究。2006年9月18日，以“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会议在汕头召开。陈伟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向粤东各市的领导提出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构想，立即得到各市领导的热烈响应。2007年9月11日，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第一次党政联席会在汕头市隆重召开，四市书记、市长和陈伟南先生出席会议，四市市长共同签署《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框架协议》。2008年11月在汕尾召开了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党政联席第二次会议。陈伟南此次回汕特别向秘书长询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得到进一步的落实解决，他说合作建议是他提出来的就要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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