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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鹅"亦步亦趋,是模仿还是创新？

“别人出迅雷，它就出QQ旋风；别人出拼音加加，它就出QQ拼音；别人出百度知道，它就出QQ爱问……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腾讯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互联网盛宴。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地超越。”近日，《计算机世界》一篇题为《“狗日的”腾讯》的报道在国内互联网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封面配图中将象征腾讯的企业形象企鹅“三刀刺得鲜血淋淋”，还醒目地凸显了“‘狗日的’腾讯”标题。文章大意描述了腾讯靠模仿走向成功之路，并引述了美团网创始人王兴、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联众创始人鲍岳桥、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新浪总编辑陈彤等业界人士对腾讯的指责。　　文章称，“这就是腾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一家全球罕见的互联网全业务公司，即时通讯、门户、游戏、电子商务、搜索等等无所不做。它总是默默地布局、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背后；它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来搅局，让同业者心神不定。而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划走自己的那块蛋糕，有时它甚至会成为终结者，霸占整个市场……腾讯从来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总能在成熟的市场中找到空间，横插一杠子。然而它选择的路径也使其饱受争议，那就是模仿，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山寨’”。　　该文还称，“对于模仿的指责，马化腾的回应是：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尽管对其模仿行为横加指责，但该文指出，“腾讯获得突破的领域往往得益于应用层面的创新，腾讯总是能够通过QQ用户行为习惯的把握，将新产品与腾讯QQ这一核心进行结合，使其用户的优势得到发挥。同为技术出身，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坦言如果同是做即时通讯，自己在产品细节和技术上能够比马化腾做得好，但很难比QQ成功。因为马化腾是把互联网产品当成服务来做，其成功在于‘打动人心’。”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不仅点燃了腾讯的怒火，也引发了业界的争议与讨论。　　7月26日，腾讯发表声明。该声明称：“腾讯是一家严谨和负责任的公司，QQ是国家认证驰名商标。多年来，我们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互联网服务，让用户的生活更丰富，更便利。我们欢迎媒体对我们的产品、服务、企业发展各方面的评论报道。但是《计算机世界》作为专业媒体，竟然在未对腾讯公司进行任何采访的情况下，用恶劣粗言对待一家负责任的企业，用恶劣插图封面来损害我们的商标和企业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粗暴伤害了广大腾讯用户的感情。对于这种行为，我们严正谴责，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其实，关于腾讯经营战略业界早有争议，有人对其模仿行为横加指责。但也有人表示，国内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均源自对国外的模仿，不能随便说谁抄了谁。而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想实施多元化，腾讯有足够的资金和用户基础实现多元化业务。　　针对这一事件，记者联系腾讯公司，腾讯公关部相关人员表示，除了已发表的对外声明，腾讯目前不便发表新的意见。     焦点：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　　模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创新和模仿都是一种寻求成功的手段，成功的创新往往是从模仿开始。模仿创新促进了模仿创新者的创新活动，客观上也推动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细化与变革，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要以不侵犯前人的权利为前提。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称，“对于模仿的指责，马化腾的回应是：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那么，怎样的模仿是创新？模仿和创新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认为，关于模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到底是追求创新还是寻求模仿？模仿和创新能否共存？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无论是《计算机世界》炮轰腾讯‘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还是马化腾说‘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均有偏颇之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往往要从学会模仿做起，模仿与创新的界限并不明显，甚至相互交融。创新和模仿都是一种寻求成功的手段，成功的创新往往是从模仿开始的。因此，新兴互联网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模仿和创新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来小鹏认为，互联网企业要懂得标新立异的重要性，更要懂得模仿和创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借鉴模仿别人的成功理念和经验模式，并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法律上既没有模仿的定义，也没有创新的定义。这是对于这两个概念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受法律保护的创新，至少应该具备专利法中所规定的‘三性’，即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而且仅仅具备上述‘三性’的创新，还必须履行法定手续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后，才可以主张独占性的权利。”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委员、北京盛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顾问于国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那些不符合“三性”，或者虽然符合“三性”但是并未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法律是不能给予其独占性保护的。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游闽键则认为，模仿创新如果作为一个词，是指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创新活动，他可以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模仿创新，一种是模仿后再创新。模仿创新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回避市场培育初期的不确定性，是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再发展，是一种很讨巧的商业模式。模仿创新促进了模仿创新者的创新活动，客观上也推动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细化与变革，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都要以不侵犯前人的权利为前提。商业模式与科学技术一样，都要允许再创造，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08月09日　93
不坐宝马挤公交 80后海归美女万事靠自己

作为西南地区第二大地板企业——成都新象建材公司的创始人，冯爱华最近感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去年刚从英国回来的女儿冯洁，已经开始帮他担负起企业的部分责任，冯爱华甚至将法人代表从自己换成了冯洁。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生于1985年的冯洁坐着微笑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快乐女孩，但当她站起来与你交谈和握手时，你会发现她的干练与成熟。忙着学习经营知识的冯洁，养成了一个随时记录经营感悟心得的习惯，兜里揣着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正式帮父亲经营企业3个多月来，冯洁已经记满了两个小册子。　　在与父女两代人的交流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为了将女儿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和企业经营者，父亲用心之深。　　不坐宝马上下学 12岁灌输预算意识　　当过知青，修过铁路，担任过国企厂长，在上世纪80年代就通过组建运输公司积累了财富，如今创立新象建材已经10年的冯爱华，属于改革开放大时代中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但冯爱华明确表示，不希望下一代坐享其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冯爱华的坐驾就已经是“宝马”了。不过，从小到大冯洁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都从未看见过父亲的“宝马”，每天她都是坐公交车回家。“我从来不用‘宝马’去接她，怕她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这样反而会害了她。” 　　冯洁12岁以后，冯爱华便有意识地给她灌输财务预算意识。初中冯洁便开始住校。以前用钱都是没有了就问父亲要，突然变成了自己做预算，她拿着纸和笔算了两个多小时，牙膏、洗衣粉、书本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月30多元。冯爱华一看就笑了，“第一次嘛，什么都不懂。” 　　冯爱华让女儿重新做一次预算，做了今后便不能更改，他要求女儿从小培养对预算负责的态度。而这一点正是一个合格的企业经营者所必需的素质。冯爱华将女儿的生活费定在每月500元的水平，超支部分自己负责。冯洁中学六年的生活费都是500元一个月，其中还包括了置装费。　　留学万事靠自己财智教育逼出投资意识　　2003年，冯洁到英国留学，通过努力考入了伦敦大学，学习经济管理。英国的大学进去不容易，出来更不容易。　　留学让冯洁明白，只有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父辈关系才能出头。“我很多时候都会想，如果离开了父亲，我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在英国时，冯洁经朋友介绍去了伦敦一家食品店应聘服务员。她心想，“在中国如果是朋友介绍的，肯定面试就是个过场而已。英国也应该差不多。”谁知道，在这家食品店，冯洁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填表时就被筛了下来，因为自己的表上写着“没有工作经验”。她顿时体会到，“在国外，是谁的女儿都没有用，有没有关系都没有用。一切靠自己能力。” 　　在这段留学生涯中，冯爱华同样没有忘了对冯洁进行“财智教育”。他清楚地记得，冯洁出国时每年的学费、交通费和生活预算在30多万元。老冯对小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尊重自己的预算。没想到到预算期限快满的时候，女儿从英国打来越洋长途电话，哭诉说钱不够了。老冯硬下心肠对女儿说，“这是你自己做的预算，超支了自己想办法。做不到的话，你在我这里就等于没有信誉。”说完就挂了电话。冯洁碰壁后转而求助母亲，老冯却发了威，“找你妈妈也没有用。” 　　几天后，听到女儿在电话中委屈的哭声，老冯话里有话地点拨道：“预算超支了，如果要增加投资的话，你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投资理由。”冯洁一下子醒悟了。几个小时后，她拿出了一个预算增加方案，理由是英镑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变了。原来家里是按照人民币定额做的预算，现在得适当增加一些。随后，老冯笑着让财务给女儿汇去了新增加的预算资金。“这个投资意识教育能让她记一辈子。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冯爱华印象很深的是，有次冯洁回国，到北京后不是直接坐飞机回成都，而是先坐飞机到重庆，再乘大客车回成都。“这样能够省一些钱，因为所有的交通费用都在她的出国预算框架内。”月薪三千辅佐父业想靠自己努力买宝马　　冯洁出国后，每年假期都在父亲的公司里实习和工作，负责人力资源方面的事务。在她回国前夕，父亲和她深入谈了一次关于接班的问题。冯洁最初想自己找工作，老冯说服女儿道：“在外面从最底层做起，几年内都学不到全面的经营知识，还不如回自己家的企业。想学东西，到哪去找像爸爸这样细心的老师呢？” 　　去年10月，冯洁回到了国内，正式开始在父亲的公司内任董事长助理。她开始学习父亲的生意，并全面负责公司财务、人力资源以及市场营销、新店开拓等。　　董事长助理，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冯洁笑着说：“三千块钱一个月。”父亲也没有给她买车，“我觉得这样挺好，不能什么都没做就开始享受。” 　　三千块钱一个月，自己赚和花父母的钱，感受确实不一样。在英国的时候，很多一线国际品牌的服装和化妆品比国内便宜，冯洁也习惯了用那些品牌。但回国后，三千块钱月工资根本无法承受那样的消费。“开始确实不习惯，在国外用惯了的牌子，回国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起。” 　　但是，既然工作了，总得自己养自己，冯洁学会了克制消费欲望，“现在什么牌子的衣服都无所谓了。”她一直希望买一辆宝马minicouple，虽然这对父亲来说很容易实现，但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年后最终达成心愿。　　初出茅庐铁面无私用规则治理千名员工　　帮助父亲打理拥有1000多号人的企业，冯洁将国外学到的一套规则应用过来。对女儿带来的积极变化，冯爱华很欣喜，“她做事心细，任何一项事务都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比如说，中国人管理习惯要讲究人情。而从国外回来的冯洁，却对事不对人，常常铁面无私。” 　　新象建材有一位老员工，由于招商工作进展缓慢没有完成年度考核指标，被新上任的冯洁连降两级，而降一级的工资就是500元。老员工接受不了，便主动辞职了。冯爱华说，如果是他，或许会跟这位员工多谈谈心，不能做到完全按规则处理。　　刚刚进入公司，大到讨论战略，小到店内装修，冯洁都要从点滴学起。她的包里随时放着一个小本子，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就记下来，以防以后再犯。记者看到，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样事情，比如“今天和员工谈话，我的态度不好，下次要注意……”几个月下来，冯洁已经记满了两个小本子。　　刚刚开始成长的冯洁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员工队伍，带着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头学起，不到25岁的她希望有一天能培养出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将新象建材运作上市。在她的QQ签名上，写着鼓励自己的话语：“我要幸福，我要lucky！”     对话两代人　　女儿眼中的父亲：考虑事物全面，敬业吃苦　　记者：你最佩服父亲的特质是什么？哪种是你现在比较欠缺的？　　冯洁：应该是父亲的思维能力，他总能考虑得很全面，而且永远在进步。父亲的敬业也让我很受触动，常常是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就一晚上不睡觉。　　记者：在你接手经营的过程中，父亲给了哪些让你特别受益的忠告？　　冯洁：父亲经常说，企业的核心在于诚信，他对品牌的打造经验让我收获很多。另外，父亲也经常说，没有过不去的坎。这种坚韧的人生态度也是我所向往的。　　记者：除了接手父亲的企业，你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事情？　　冯洁：如果企业发展很顺利，我的最终梦想是40岁退休开服装店，邀请不同的设计师来设计服装，用设计师的名字给服装命名。小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梦想。今天在父亲的企业里学习，也是经验的积累。　　父亲眼中的女儿：有冲劲，像年轻时的自己　　记者：你对冯洁的培养从小就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冯爱华：我比较注重对她的财务管理意识、信誉意识的培养。另外，千万不能让她觉得财产来得很容易。　　记者：冯洁正式帮你经营企业已经快四个月了，你看到她带来了什么积极变化？　　冯爱华：她的规则意识我很欣赏。很多事情比我还细致，而且她的冲劲大，就像年轻时候的我。她刚回来时，我就和她长谈了3天，具体到某一个省、市甚至县如何去操作新象的品牌，她的悟性很高，掌握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我希望5年后退休时她能够真正地接班。　　记者：相对于同龄人，冯洁继承这个企业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你忍心吗？　　冯爱华：我和她聊过未来的事业安排，征求过她的意见，她也愿意回到新象。其实像她这样有出国经历的人，找个比现在工资高的工作很容易，但我希望她能学会经商的本事，这些经验才是真正的财富。　　记者：你希望退休时，留给女儿什么样的家产？冯爱华：新象现在的净资产达到几个亿，这还不算品牌等无形资产。但我不会给她个人留太多钱，而是留个好的企业和品牌给她。企业做大了，就不是个人的事情。我经常对她说，你要对公司1000多号人的生活负责，就要把公司持续经营好，要担起企业家真正的责任。  
08月07日　722
毛新宇：“毛主席不摸钱毛家绝不经商”

毛新宇将军在四川广元考察。　　八一建军节前，毛泽东的长孙毛新宇晋升为少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能够晋升少将有家庭因素，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后人，大家关注的同时也会有更严格的要求。　　近日，当被问到晋升少将是否因为家庭因素是，毛新宇表示：“肯定有，这是客观事实，你不能回避。”他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在我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党员心中，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后代大家更加关注，要求也更严格。　　头顶伟人光环的毛新宇却也面临着生活的考验，也存在着生存压力，但毛新宇强调毛家的家规很严，有时候生活清苦，甚至要靠父母的收入来应付日常开销，但也不会经商。　　毛新宇说：“你知道，毛主席是不摸钱的，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立下的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1970年出生的毛新宇是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儿子，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及军事科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08月07日　86
加入时尚新元素哈尔滨“80后”让老皮影焕新颜

眼前这些“80后”将是皮影戏这种传统艺术未来的接班人。在皮影小品《月影》中，融合了让皮影跳傣族舞蹈的细节。在上了些年纪的人们记忆中，皮影戏就是在摇曳黯淡的灯光下，艺人吊着嗓子弹唱老调，皮影在幕布前厮打翻飞…… 　　时代不同了，“老皮影”也焕发了青春。　　近年来，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皮影剧团里一批“80后”主演的皮影戏，加入了现代时尚的新元素，令观众耳目一新。　　近日，皮影剧团的“80后”们，捧回了“第三届全国木偶皮影中青年技艺大赛”金狮奖。　　“这些年轻人能吃苦” 　　2日，记者来到儿童艺术剧院皮影剧团采访。在练功房里，30岁的皮影戏演员娄南红正在修复皮影道具。在剧团，娄南红算得上骨干了，她既能演戏，又能制作道具。　　“这些年轻人能吃苦。”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赵国忠感慨地说，“天热的时候，排练室没有空调，他们头顶上是30盏2000瓦大灯泡，室温有时高达四五十摄氏度。没有人叫苦叫累。”团里老演员退休了，看到这些“新皮影”传承了剧团的优良传统，前辈们感到很欣慰。　　90%演员都是“80后” 　　赵国忠院长说，儿童艺术剧团里的木偶皮影演员90%都是“80后”，最小的演员马特今年才20岁。这些年轻的皮影演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他们把《猪八戒背媳妇》、《秃尾巴老李》、《乱点秋香》等老剧目加入了滑稽、幽默的动作和语言。在皮影小品《月影》中，加入了让皮影跳傣族舞蹈等细节，突破了皮影表现的局限性，表现出孔雀柔美的舞姿和剪影的效果，使表演更加充满活力、动感。从故事情节的编排、影人造型的设计，到音乐、舞美，每一个环节都突出强烈的时代气息，让广大观众对老皮影有了新印象。　　最近，演员们正在尝试借鉴动漫和卡通的艺术元素，设计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木偶、皮影戏造型，力争创作出一批观众喜爱的新剧目。
08月05日　62
买房不如移民：中国中产阶级成海外移民主力

　“这是一个我能够看得见的梦想，它比实际高一点，但决不是幻想。我知道拿到它的那一天，或许会改变我的一生。”端午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王旭获得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签证。这个看着美剧《老友记》度过大学时代、名校毕业、在500强公司工作、年薪30万、将中产阶级视为自己标签的33岁中国男人，即将离开中国，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去美国的爱达荷州，开始其移民生活。　　相比起王旭的激动，他的妻子李彤一点也不兴奋，甚至用“绝望主妇”来形容自己。“他给我画了一张大饼：住在郊区，有1幢(分期付款)2间至4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1只狗，两辆汽车。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到薪水后马上开出支票付账……但是生活可不是美剧！爱达荷州又不是纽约，是美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的经济落后地区，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看的美国西部片，想着一下子50万美金出去了，这种投资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业内人士表示，像王旭般的投资移民则是近两年最为火爆的选择。与之前盛行的技术移民的主体——知识精英不同，选择投资移民的人群似乎有一个更引人关注的标签，用中介机构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有钱人。　　买房不如移民？　　移民中介已开始和房产商公开叫板，抢夺客户了。　　6月24日，北京国贸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亚欧地区的投资移民项目喧宾夺主，成井喷式出现。广告非常诱人：“50万美金=美国房产+全家绿卡”，“再不移民加拿大，你将追悔莫及”，“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国外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投资美国城市的地产项目也不过200万元人民币，且没有公摊面积”……相比春季房展只有寥寥几家中介推销投资移民，本次房展会上，各大投资移民中介机构声势浩大。　　“我现在真的要修改我说过的话了：以房价如此飙升的速度，在中国一线城市能够买得起房子进行投资的人，就基本上具备了投资移民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不久前，他因为一句“理论上，居住在二环以内的北京人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而成为媒体的焦点。　　从事出国留学业务长达20年的齐立新认为，自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北京楼市成交的冷淡和购房投资者的观望态度，让这些办理境外投资移民的机构看到了商机，因而导致目前很多中介机构将移民和投资联系在一起，打出了“移民+投资”的新牌来吸引客户。　　远在大洋彼岸的“资本狂人”仰融也来了。6月9日，原华晨董事长仰融担任主席的美国正道汽车公司，在北京举办招商会，打出了“投入50万美元=美国永久绿卡＋5年后65万美元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的煽情口号，欢迎国内的有钱人投资“正道汽车阿拉巴马混合动力汽车项目”。　　美国国务院最新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为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北京鲲鹏移民中介的移民顾问王静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公民就业率、发展本国经济，收紧技术移民政策，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对“不差钱”的中国大陆富豪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利好措施；与此同时，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移民政策将比过去更为严格，要求资产的数目正在上升，导致很多人希望在政策正式出台前搭上末班车。目前，除传统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三大主流移民目的国之外，南美、欧洲等地的许多较小国家也成为中国大陆移民的“新宠”目的地。留学不如移民？　　齐立新告诉记者，选择移民的客户年龄构成在30岁～45岁，绝大部分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有相当规模的固定资产和稳定的家庭，“一般都来自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居多，目前，来自山西、内蒙的中西部客户在逐年增多，还有来自新疆的。私营企业老板、个体经营者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成为海外移民大军中的主力，并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选择投资移民的原因，据东方杰圣移民中介的市场总监曹晓松介绍，除了为子女将来有个更好的发展平台，自己晚年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外，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投资——借投资移民的便车把资金投入到获准投资的领域，既赚取回报又能够移民，可谓一举两得。　　“很多人其实是两边跑，工作的重心依然是中国，拿到身份之后继续在国内经商。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体验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移家不移国。我认为人口的流动是非常正常的自然选择现象，但其本身一定反映着社会发展环境。大家无非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更好的生活。”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也许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国外规范的法律、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确实吸引着不少人。” 　　即便单从移民本身的成本来看，投资移民也比留学移民要划算。　　“其实我很清楚国外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而且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并不容易。但是我认为移民远比留学更具优势。”刚刚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张奇告诉记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澳大利亚为例，一个孩子高中毕业去留学，每年至少要花费25万元人民币左右，一年的预科、四年的本科，五年下来要花120万元左右，而全家移民的费用只需要70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时拥有移民身份的学生，在读大学期间还可以优先获得政府高额的助学金。“趁着35岁之前还能享受到澳洲移民的优惠政策，赶快搏一搏，大不了再回来呗，我就当做一项投资了。” 　　郑州大华移民中介的经理郑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来看，移民确实比留学更加有吸引力。“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一步到位，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移民接收国完善而良好的福利体系。” 　　风险谁来承担　　“中国人正在更加理性地进行人口迁徙，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齐立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留学移民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劳务输出、80年代末的洋插队和出国留学定居，到如今的投资移民，从数量上来看，申请人数在逐年递增，但和之前相比，这次有“综合的理性”了。“很多人都对人生有很清晰的规划，移民海外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发达国家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他们希望发达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的机会更多，也更能满足他们对于财富稳定的期许。如今我们在议论移民是否导致知识精英外流，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其实从香港1997移民潮回流就可以看出，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人们能够自由迁徙，这样有什么不好？” 　　但齐立新同时指出，选择适合的投资项目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但关系到移民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能否在计划时间内拿回投资款。　　以目前火热进行的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为例，依据的是1990年美国移民法的规定：外国人在美国投资有权取得永久居留权。此类签证每年有10000个名额，其中有5000个名额保留给选择目标就业区投资的投资人。根据此方案，外国移民申请人在美投资创设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商业性企业，并创造10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即可获发二年期的条件式移民签证。　　齐立新认为，和传统的投资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相比，EB-5投资移民带有一定风险性。“我们都知道，投资移民项目中，投资加拿大可以把资金收回来，澳洲也是如此。但和加拿大投资移民是由政府接收并提供担保不同，美国投资移民是投资于各自不同的项目，没有任何机构提供担保。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一项投资项目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投资失败，谁来赔偿申请人的损失？目前，没有任何一家中介机构与申请人的合同中明确了最后的责任人，所谓的还款保证只是协议，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性。我认为这实际是一场金融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中国申请人的获益空间不大。”
08月04日　62
“85后”：“抱大的一代”被父母“抱”入职场

从幼儿园到大学、从选择工作到“职场公关”，凡事都由父母代劳　　近一个月来，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85后毕业生们陆续成为职场新人。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抱大的一代”，不少又正被父母“抱”入职场。　　家长频繁致电子女同事　　“最近，两个新员工的家长老给我打电话，问孩子表现如何，经常加班是不是真的，让我多关照，还要请吃饭……”白领王玲除了日常事务，还要“接待”新员工的家长，这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学班主任。对此，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陈珉表示“太有同感”了。前几天，陈珉单位的一位新同事手机没电了，“他爸爸一个电话打给我，问这个，说那个，足足说了三刻钟。”  　　“85后”多习惯家长操心　　“工作中如果父母经常跟你的同事或上司联系，你会反感吗？”记者对几位职场新人做了一个微型调查，发现7成以上表示“不会”。其中一位告诉记者，能进现在这个单位，本身也是父母“打招呼”的，“万一工作中发现问题，还是爸爸去跟领导说比较好。” 　　陈珉分析，很多“85后”从小到大是在家庭保温箱中长大的。从幼儿园到进大学，凡事也都由父母承担，是被“抱大的一代”。长久下来，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已经成了惯性。陈珉认为，孩子进入职场，已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家长再过多干涉和操心，不仅让孩子没有自由空间去扮演自己的角色，也会给孩子的同事、领导造成负面的印象。　　到底要“抱”到啥时候　　打着爱的旗号，“抱大”下一代。从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到选择什么工作、找什么样的对象，发展到现在替孩子“职场公关”，“抱”之版本不断升级，恨不得万事代劳，以求万无一失。　　明知“抱着不好”，却依然习惯性做着 “抱在手上怕摔了”的事情。而“抱大的一代”也早已丧失对抱说“不”的意识，乐于接受、甚至享受父母的“抱”所带来的舒适和便利。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要“抱到”啥时候？抱久了，孩子会忘记怎么走路，“抱大的一代”最终还是 “抱不大”。须知道，为人父母，有一种爱叫放手；为人子女，有一种长大是说“不”。      
08月04日　78
一天生活费不超过4元 “90后”自强不息考大学

熊陆暘在餐馆传菜。　　正是看动画片的年纪，在家却没看过电视，但捡过垃圾；在学校食堂没打过荤菜，一天生活费不超过4元，有一个最简单的梦——让家里每个人拥有自己的床。　　他们都是“90后”，今年自强不息考上大学，却为学费犯愁。　　-熊陆暘(理科634分)：　　考上本硕博连读      餐馆传菜挣学费　　十堰一中的熊陆暘今年考取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8年制)本硕博连读班，但他家境贫困，父母身患疾病无钱住院治疗。为筹集学费，小熊到餐馆当传菜员。昨日，记者连线到他的父亲熊家新。　　熊家新身体不大好，在十堰城区一家酒店做门卫。小熊的母亲在区环卫所做临时工。小熊的姐姐熊晓跃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大三，进入大学后一直做兼职，每年都拿奖学金，生活费基本自理。为供两个孩子读书，父母省吃俭用。熊家新说：“有一次我发病，只得去医院做胸透，花了100多元钱，心疼得不得了。”小熊的母亲扫马路5年多了，每天凌晨5时起床，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她说：“要不是有风湿病，我就去餐馆洗碗，工资比扫马路高些。” 　　经人介绍，熊陆暘在当地五堰东山路的“成都名小吃”餐馆当传菜员，每天从上午11时30分工作到晚上9时，月工资750元。店里每天下午2时多才吃午饭，晚饭安排在下班后。为赶回家的公交车，他下班后只能饿着肚子回家。　　熊家新说，孩子1年学费是5850元，尽管全家努力，但还没能凑够。　　-张小东(理科613分)：　　高中生活费　　一天三块七　　张小东是十堰一中“阳光班”学生，已被武汉大学水利类专业录取。家里还有个姐姐也在上大学，父母仅靠打零工维持全家生活。　　高考结束后，张小东不能再住校了，家里只好将20多平方米的租住房换租成40多平方米的。他这才有了自己的床。　　上高中时，学校免了他的学费，每个月还发给他200元，其中150元充在饭卡上，50元为现金。一拿到钱，他就交给妈妈。他对每天的花销严格控制：早饭1个馒头加1碗稀饭1.1元，中午2两饭加炒土豆片1.5元，晚上1碗面1.1元，1天合计3.7元。　　他说，最大的心愿是不愿看见父母为了他们姐弟那么劳累。妈妈曾到丹江口市一家编织袋厂工作，编1000个编织袋才得1.8元钱；时间长了，妈妈直喊脖子疼，他很心疼。　　-项检(文科557分)：　　盲父找工作　　为他筹学费　　项检毕业于十堰一中，已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民商法方向)专业录取。记者昨日拨通他的大姑父潘先生的电话，他正赶往十堰市慈善总会填表，为项检的学费争取社会帮助。　　潘先生介绍，项检和爷爷、奶奶、盲人父亲一家四口，挤在当地花果街办花果村一组项家湾的一间土坯房里。一家人全靠两个姑姑接济，全家的电器只有1台洗衣机，1个月电费只花5元钱。项检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到附近厂房里捡废品。到了上学年龄，家里卖了仅有的几头羊供他上小学。　　现在，一家人正为项检的学费犯愁。项检的父亲项昌军全盲，半个月前找到十堰市残联学盲人按摩，要给儿子攒学费。项检前几天开始做家教，说得最多的就是“靠自己”。(十堰晚报唐晓玮、刘爽对本稿亦有贡献) 　　各高校“借钱”给贫困新生　　让其走绿色通道　　昨日，记者联系了相关高校学工部门负责人。他们介绍，“张小东们”都可走绿色通道入学。　　武汉大学学工部资助管理中心主任余鸣娇介绍，武大承诺不让一个有才华的贫困生失学，学校有完整的贫困生助学体系。新生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附有如何申请助学贷款等介绍。武大为绿色通道启动专项资金，借款给贫困新生，帮助他们缴纳学费；对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学生，可特批更多借款。待这些新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后，再偿还给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学工处资助中心梁勇表示，该校每名新生入学后都将填写家庭经济调查表，经院系审查后，学校提供送保险、送体检等贫困新生入学关照。　　武汉科技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刘运显介绍，该校除有专门的勤工俭学QQ群，方便大学生找兼职，还有名目繁多的奖助学金。其中，与企业合作紧密，14家企业都在该校设立奖助学金，如宝钢奖学金、武钢奖学金、攀钢定向奖学金与励志助学金等。从今年开始，校友许家印捐资1000万元设立“许家印奖学金”。学校2009年发到贫困生手中的助学金达到1590万余元。　　据了解，许多高校还有一些学生社团帮助贫困生勤工助学，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自强社等。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贫困新生有多种途径可选　　贫困大学新生可以有多种途径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第一是对于被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一律让其先走绿色通道。　　第二是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后者用于奖励资助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者，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第三是国家助学金制度。国家助学金资助面约占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的2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人2000元。　　第四是国家助学贷款。它是由银行、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操作，帮助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以及生活费的银行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和抵押手续，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法律责任。原则上每个学生每年不超过6000元。　　第五是生源地助学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助学贷款手续。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每人每年可以申请6000元，贷款年限最高长达14年，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同时，各校还设有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校内贷款等资助措施。
08月04日　82
围棋第一美女与宋卫平相恋完婚只差领证(图)

聂卫平似乎生活在真空状态中，很少过问棋界中事，不久前的一天，席间大家天南地北地聊着，聊到毛毛(毛昱衡初段，有中国围棋第一美女之称)和绿城董事长宋卫平之间的情事，老聂大吃一惊，“这事真的假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老聂没听说的事不少，但他一旦听说了，就很快能确认真伪。他随即给宋卫平的一位好友去电话，确认此事。“这事的确是真的。”老聂放下电话说道。　　给毛毛去电话，她正在西藏昌都，高原之上，她说话还有点吃力。她笑道：“都不止一百个记者打电话问这事了，但我一句话都不想说。这件事肯定是真的，你要报道的话肯定没问题，不会有人找你的。” 　　与毛毛情如姐妹、现已离开棋界的一位杭州朋友谈及宋卫平和毛毛的情事时，用“你们也太老土了！这都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他们现在感情很好，但我现在无法确认他们是不是已经领证，不过这并不重要吧，只要他们感情好，领证是迟早的事。” 据毛毛所在的山东齐鲁晚报围棋俱乐部一位队友透露，宋卫平早有领证打算，但因工作繁忙等关系，推迟了办理相关手续。年过五旬的他很想和毛毛有一个“虎仔”或者“虎妞”，从中亦可看出他对毛毛的用情之深。　　毛毛大名毛昱衡，原名毛佳君，职业初段，今年27岁，与唐莉初段并称为棋坛双姝，生于重庆的唐莉以大方热情著称，生于杭州的毛昱衡则以婉约灵气见长，可能是因为家庭影响，毛毛很早就在经营管理上展露天赋，聊起经商来头头是道，由此也结识了一拨喜欢围棋的商界巨子，其中包括浙江新湖董事长黄伟和绿城董事长宋卫平。　　2003年，一支由中日韩三国美女棋手组成的美女队首度亮相，2006年五位世界冠军与美女棋手在杭州的特别对抗赛，均由浙江新湖冠名，背后无不有毛毛的影子。06年马晓春、俞斌、常昊、古力、罗洗河等5位世界冠军与唐莉、毛昱衡等5名美女棋手进行对抗赛，在受先(女棋手执黑不贴目)的对局格中，为美女队赢得唯一胜局的就是毛昱衡，她战胜了罗洗河九段。　　让宋卫平与毛毛结缘的还是棋。毛毛称宋卫平的棋力在业余棋界算较强的，有业余4段实力。一位业余棋手全凭自学打至业余4段，其悟性也相当了得。近年来宋卫平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聚越多，但对围棋的喜爱却没有减弱半点，棋力一直得以保持。　　如今宋卫平在足球界举足轻重，动辄一掷千金，举手投足间都被人追逐，但很少有人知道，宋卫平喜欢棋牌、文学，是个非常内敛内秀之人。他生于马寅初、马晓春的故乡嵊州，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在党校任教5年。后离开党校到珠海创业。　　7年后从珠海回杭州，以15万元起家，通过房地产开发迅速积累巨额财富，目前绿城集团总资产达75亿元，09年宋卫平排胡润财富榜第98位。足球无需内敛，但做足球的宋卫平却一直有着文化人悲天悯人的情怀、雅士月下对弈的风范。2002年年初以来轰动中国足坛的“扫黑行动”，宋卫平和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是主角之一。这场几乎引发足坛地震的事件，最终以宋卫平“明智”地远赴澳大利亚公干而不了了之。　　宋卫平的文人情怀在现实的厚黑坚壁面前，不得不自认失败，从此往事不再提。但其文人气质却时不时抒发开来，比如在绿城招工时，他曾出过一道题，就是对《论语》里“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那段古文的理解。此事在当时被许多人当做笑谈，但谁又知宋卫平内心里，始终珍藏着像曾点一曲弹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寄情山水的浪漫情怀。在结识毛毛之前，宋卫平也有过感情经历，坐拥亿万财富的他见惯了人间起伏，看淡了莺飞燕舞，他想有一位有内涵、睿智的女子陪伴，闲暇之余，清风作伴，还能对弈两局，当然了，毛毛也拥有青春和美貌。毛毛信佛，信因果，两年前她处于人生徘徊期，去了一趟西藏，心结为此解开，这一次，她想必是去“还愿”的。置身于天堂之地，她的内心也已是天堂。    
08月04日　53
中产们的个税改革猜想

在北京打拼了6年之久的李欣，一不留神“混”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　　7月3日，在北京某文化公司工作的李欣领到了6月份的工资单，基础工资加绩效工资合计7300多元。在扣除个税和“三险一金”之后，拿到手的现金是6000多。　　按照7月17日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的北京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李欣刚好跨入“中产”行列。　　“中产”的称呼对李欣来说，并非意味着优雅舒适的生活——房贷、物业费加上水电煤气费用扣掉后，每月只能剩下1000多元生活费，李欣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其实像李欣这样的中产阶层在北京还有很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作为现代社会主导阶层，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中产阶层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报告》指出，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应是政策设计安排的重要取向之一。其中，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各界普遍关注的政策之一。　　调起征点还是调税率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1980年建立，30年来变革不大。　　1980年9月，我国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2006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调整到2000元。　　尽管从近几年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频繁调整，但很多学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仍然比较滞后，“起征点太低”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征收个税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如果个税改革仅局限在个税起征点上，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纳税群体应该是越多越好。应该考虑降低税率，扩大纳税群体，而不是一味地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人离开纳税群体。” 　　刘桓进一步分析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去年年底全国从业人口是7.8亿，在这7.8亿中有6000万人纳税，约占从业人口的7.7%，其余92.3%的从业不纳税的这个群体，月收入基本都在2000元以下。如果起征点上调500元，全国将减少10%的纳税人；如果起征点达到5000元，纳税人就更少了，在全国有九成多的人不用纳税。　　提高个税起征点和降低税率，哪个方法让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更多？记者分别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以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5923.18元为例，如果按照2000元起征点计算，扣除2000元起征点之后是3923元，按税率15%计算，应扣税额为588元；如果起征点提高到了3000元，应扣税额为438元。也就是说，提高个税起征点至3000元后，少缴税150元。　　如果起征点不变，而将税率由15%降低税率为10%，应扣税额为392元。降低税率前后少缴税196元。这比提高起征点到3000元少扣税46元。也就是说，如果以单纯增加收入为目的，对于大多数中产来说，降低税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个税挂钩CPI？　　除上调起征点与降低税率之外，“个税标准浮动制”近日也浮出水面。　　有专家建议，“个税标准浮动制”可参照北京主要消费品价格，如商品房的平均价格，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刀切，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得到区别对待，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水平与消费水平相挂钩。对于各个阶层而言，这样做更为公平合理。　　然而，这个用“房价”作为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方法在刘桓看来有可取之处，却有失偏颇，毕竟房价只是反映消费水平的一个方面；如果要综合反映消费水平，个人所得税应该指数化——与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　　据刘桓介绍，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地区，个税起征点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了指数化、动态化调整。比如，在德国，个税起征点每年微调一次，以保障公民的收入不受CPI涨幅的影响；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应对通胀压力，也多次大面积退税；而澳门地区也已经进行了两次全民分红，还富于民。　　“个税与CPI挂钩的机制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的调整程序和公式，CPI达到多少，进行相应的标准扣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与CPI挂钩已经开始有了“动静”。广东省地税局相关人士透露说，由于2000元标准在广东这个物价指数、消费支出高的地区明显偏低，广东将向中央建议对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浮动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物价水平调整纳税起征点。　　据悉，目前广东省经济地位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是却面临着经济总量大而人均收入不均衡的状况。相关资料显示，粤东、粤北、粤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84%、78%和67%，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广东省率先提出将个税起征点与当地CPI指数挂钩，根据不同地区物价水平调整纳税起征点，似是理所当然。　　但据记者了解，广东的“个税起征点与当地CPI指数挂钩”方案，目前还处于研讨阶段，广东省并没有就上述方案进行实质性研究并上报相关部门。　　记者向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相关人士求证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看到广东省的方案，也没有收到相关的报告。　　这位国税局官员同时表示，“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个税起征点浮动机制设想很好，但是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推广的可行性不大。” 　　在全国层面，在7月27日举行的2010年年中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提出，下半年要“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这是个相当谨慎的表述，个税改革何时推出仍是未知数。国家税务总局一位相关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个税改革一定会改，但是什么时候推出还没有时间表，“我们将方案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再报给全国人大，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最后出台，现在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出。”
08月03日　120
蚁族生活纪实：三个80后走出唐家岭的奋斗史

走出“大唐” 三个公司人，三段奋斗史。他们以被称为蚁族聚居地的唐家岭为起点，凭借自身勤奋和努力，终于成功跻身城市主流。如今唐家岭正在拆迁，但他们那段苦中作乐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这里为他们初入北京提供了落脚点，也为这个城市提供着向上的动力。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2009年的那个春天也不例外。4月的一天，陆凌青和妈妈走在唐家岭坑洼的街道上，废弃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着，公共厕所的臭味夹杂着路边垃圾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走进陆凌青那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时，妈妈的眼泪掉了下来—除了床、衣柜和笔记本电脑，屋里再无其他家具；墙上贴满了用来装饰的便宜海报；在靠近床头的架子上，贴着儿子每个月的工资条。陆凌青就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住了两年。让妈妈感到安慰的是，他刚刚买了房，就要离开这里了。陆凌青没有告诉妈妈，他在这间小屋里曾经一个月只吃挂面，甚至曾经三天不吃不喝就只是睡觉。直到他找到一份工作。现在因为唐家岭的拆迁，这个小平房已成为一堆瓦砾。但是陆凌青对唐家岭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他感谢唐家岭，这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和所有踌躇满志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一样，起初，陆凌青还融不进繁华的北京城，他需要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地，他找到了唐家岭。唐家岭属于城乡结合部，有着村民们自建的简陋但是便宜的出租房。只不过，唐家岭更靠近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之地—联想、百度等大公司的总部。在这里能看到他们的办公大楼，坐上公交车，十几分钟即到。不远处的中关村，更是人潮汹涌，那里聚集着IBM、谷歌、某网…… 如果不是11公里之外的中关村，唐家岭这个荒僻的村子恐怕还只能通过种植冬枣致富。中关村孵化了中国的IT产业，也让唐家岭的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不用再辛苦种地或外出打工赚钱了，只需把自家的房子出租出去，就能坐享其成。唐家岭村民生活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那年一所名为中国软件管理学院的民办学校在唐家岭村西落脚，该校学生成了这里最早一批租户。2003年SARS之后，来唐家岭求租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与之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逐渐成熟，也使越来越多求职的大学生来到唐家岭。到了2009年，他们因为被冠以“蚁族”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蚁族》一书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说，2003年中国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与下岗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使得蚁族队伍越发庞大。聂巍就是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那一年从南昌来到了北京唐家岭。他们的到来让唐家岭的出租房开始变得抢手。没有什么生意比赚租金更轻松自在了，村民们不顾一切地把平房越盖越高。2005年，西北大学毕业的林水洋也搬进了唐家岭，他看着这里的平房迅速长高，很多房屋都加盖了三四层，最高的已达七层。2005年前后，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几番博弈后，楼房却仍在肆无忌惮地变高。等到2007年陆凌青住进唐家岭时，这里的违规建筑已是合法建筑的5倍。去年的一次入户调查显示，唐家岭的户籍人口为2800人，外来人口有3.7万。这其中刚毕业的大学生占了一半。这群年轻人白天出入于中关村甚至是金融街、国贸这些城市核心区域的高档写字楼里，晚上却蜗居在租金低廉、环境糟糕的城中村。他们每天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不断转换角色。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全国蚁族人数在百万人以上，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把它称作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朝代同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并力图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走出唐家岭，过上更好的生活。某网微博上一名叫rockyLuYan的蚁族说，如果一年后我还离不开唐家岭，我就离开……聂巍、林水洋和陆凌青，就是通过奋斗走出了唐家岭的三个80后。聂巍还记得初次在唐家岭创业，和朋友赚到7万块钱时，兴奋地大叫；林水洋也忘不了唐家岭的兄弟们拍着肩膀相互鼓励说，哥们儿要越混越好；陆凌青会时常回想起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的情形，那个下午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家唐家岭的饭馆。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分不开。越是住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陆凌青说。现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不错。一心想创业的聂巍拿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立了卖花果茶的B2C网站；林水洋和陆凌青都实现了做软件工程师的梦想，两人分别是某网和完美时空的中层管理者，但他们却觉得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在唐家岭时那么单纯快乐—那时候的他们都目标明确、心无旁骛。买了房的陆凌青拿着房产证走出房屋交易所时，曾经在找工作时出现过的那种绝望情绪又来了。房产证上盖着已抵押的章，他想着要还完贷款才能把那个章去掉。陆凌青回头看着那个走出来的地方，心想下次进去时，该是二十五年后了，那时他已年近五十，这套房子才真正属于他。走出唐家岭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区别于唐家岭的艰苦环境的另外一种考验。他们三人和所有的80后公司人一样，开始经历中国房价的高速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大裁员。他们已经不再属于那个边缘地带，而是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流—结婚、买房，成为中产。国贸、中关村的写字楼，以及周边的住宅公寓，构成了他们的新生活。他们还会经常回忆起在唐家岭度过的那段时光。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唐家岭要拆除了，他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那个唐家岭。一份敦促蚁族搬家的村委会公开信，也让现在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不得不离开这里：“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按计划，整体腾退将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2012年将完成安置房及多功能产业用地建设。那时，唐家岭的村民们将得到回迁房，而那些使唐家岭成名、符合条件的蚁族们，也可以住进干净的政府廉租房。这个夏天，那家当年林水洋经常光顾、走上3分钟就能到的菜市场，只剩下一片废墟。一群蹬着废品收购板车、操着四川口音的男人冲向废墟，他们从板车上拉下大锤，照着几块残缺的水泥板抡了起来，三五下后，从砸碎的水泥板中抽出来一堆钢筋。一个老头乐呵呵地举着手里的两根钢筋问同伴，这能换瓶啤酒喝吗？ “能有多少蚁族付得起廉租房的租金呢。”林水洋觉得，曾经的唐家岭消失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正在变高。因为拆迁，这里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随处可见的废墟，拆得只剩下框架的房子；京客隆超市的牌子已经被砸了下来，但它仍在照常营业；挖掘机轰隆地驶过三岔口，它的身后，一片尘土飞扬。只有村口一栋5层楼的红墙上，挂着的巨幅别克汽车广告完好无损，它出现在这里，刺激着这些糟糕环境下的年轻人。唐家岭出租房屋的广告多了起来，它们无孔不入地散布在墙壁、电线杆、公交车站牌甚至是垃圾桶上，这其中很多是附近村子的出租信息。一些面包车、小卡、板车趴满了路的两侧，等待拎着大包小包的蚁族们。一个男生走到三岔路口，问金杯面包车司机：“到龙泽（离唐家岭7.5公里）多少钱？”在听到80元的回复后，他转身走向了一辆东风小康—他们开始寻找下一个唐家岭。 rockyLuYan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未来也可以像陆凌青他们一样，但是现在他们最需要的还是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的地方。附近的史各庄、小牛坊等村子，成了唐家岭蚁族们搬家的首选，这些村子的房租每月普遍在四五百元，它们正在参照唐家岭的模样，建造一片新的蚁族聚集地，提供着这座城市新的向上的动力。找工作的日子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有很大关系，它会时刻鞭策你，越是住在唐家岭，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 大唐电信的面试结束了。等其他应聘者都离开后，陆凌青见到那个自称也是贵州人的面试官走了出来，就赶紧走上去拦住她，“我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看在老乡的份上帮忙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对方未置可否，说：“三天后等通知吧，我会尽力。” 这还是让他抱了很大期望。在此之前他已经过了四轮面试，这是最后的复试，四个人竞争两个职位。在唐家岭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陆凌青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三天。但期待中的录用通知并没有到来。怎么可能呢？他执意去找了那个老乡，让她当面确认，她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这让陆凌青陷入巨大的绝望中。这是2007年7月，他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多月。此前他瞒着父母放弃了学校推荐的、在一家小网站做网站编辑的工作。软件开发与应用专业出身的陆凌青想做软件工程师。他想他可以做一个项目，独立开发一套能覆盖中国20%到30%的用户软件，于是疯狂投简历，曾经一天面试了四家公司，早上朝阳、中午海淀、下午大兴。交通费倒不用担心，他手上还有专门给学生用的交通卡，坐公交车一次两毛，他充了50块钱，足够抵挡一阵了。刚出校门时他有当月的500元生活费，但是他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没有比学校附近的唐家岭更合适的地方了，他找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除去简易厕所和厨房，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月租380元暂时可以交得起。可还得交两百块钱押金呢。“要不我把毕业证抵押给你。”陆凌青说服房东说。这样他身上只剩下70多块钱了。烈日下奔波找工作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等晚上回到小屋，他就用电饭锅烧开水，从一元一把的挂面里分出1/3下到锅里，放点盐和最简单的调料。这样每天最多只花两块钱。中间女朋友来过一次，他带她去吃饭，给她点了6元的回锅肉盖饭。女朋友跟那儿吃，自己坐对面看着。女朋友问起来，没办法就点了最便宜的3块钱的酸辣粉，还心疼不已。陆凌青就这样吃了一个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熬下去了。他开始降低工作预期，管它什么工作呢，能找到一份就行。如果是大公司，即使开始阶段不给工资也愿意。大唐电信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还是飞了。他关上所有的门窗，拉起窗帘，不吃不喝，不在乎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只想把自己关起来，除了在电脑上记录自己的心情，就只有睡觉。三天后的一个电话拯救了他。又有一家公司打来约面试时间。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外面有鸟在叫，阳光投射在他的白色T恤上。好像刚刚雨过天晴。虽然这次面试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他却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重新打起精神上路找工作。他又挤上了365路公交车。这是连接唐家岭和中关村的一路公交车，他曾亲眼看到车门被挤掉过两三次。挤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没有人愿意被落下。这时候需要跟大学同宿舍的5个同学再聚一聚。他们都在唐家岭租了房，空闲时几个人就会围坐在一间公厕对面的烧烤摊前，吃着5毛一串的烤串聊天。“08年会更好、09年会更好”，他们每次都得喊喊这个口号。 2007年7月23日，这是个被陆凌青铭记在心的日子。马上又该交房租，身上却只剩下了三四块钱，他不知道怎样朝一直希望自己回老家的父母开口要钱。但是好运终于降临了。 “下周一早上九点半你来公司上班吧，带上你的报到材料。”陆凌青这天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女声，来自千橡互动集团下面的一个网站。他有一个同学在这家网站工作，是同学给他介绍了这份工作。他从来没有感觉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如此美妙。一通电话下来，他说了十多个谢谢。他被这家网站聘为网站编辑。上班头天晚上，他没睡着觉，早上5点就起来准备。他也能在上班时间挤公交车了。他被分配做网络语言编辑，跟他一批进去的有6个人，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陆凌青受不了这个，做完了分内的，他就找主管要活干。一个月试用期结束，他第一次拿到了1500元薪水。发工资那天回到屋里，他把钱揣在裤兜里，然后坐在床上，体验那种充实感。不行，还得更充实，就把钱对折了再塞进裤袋，然后躺在床上滚来滚去。陆凌青还成了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到了第二个月，有一次要做一个促销活动，常规的做法之外，他又自己想了一个方案拿给主管看：“自己乱想了一个，帮我看下，指导一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也没关系。” “挺好，可以用。”主管看了之后说。陆凌青的这个方案让那次促销活动的销售额比之前翻了七八倍。主管因为这件事被提成了经理，他也把陆凌青提成了主管。又两个月后，经理升任总经理，陆凌青的Title就成了市场经理。这个时候，他的工资是6600元。他还是习惯把每月开销控制在1000元以内，他把每个月的工资条都贴在床头，用上面日渐增多的数字激励自己，同时计算着存款。他梦想能在2008年或者2009年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当时听到他想法的朋友包括他自己都笑了。 6600元的工资只拿了两个月，他决定去同属于千橡集团的猫扑游戏事业部做文案策划。这等于降职降薪，但做游戏运营更能体现自己的创意。5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在新岗位上自己带项目。这期间，他一直住在唐家岭。没有再踢过足球，也没去过KTV和酒吧。第一次拿到7000元工资时，他把工资条标红，贴在床头最明显的地方。这实在有必要庆祝一下，他本想要买只烤鸡，但是竟然要15块钱。最终，他以一个三块五的鸡排和一罐啤酒的组合结束了这次庆贺。新的想法又来了。猫扑只做网页游戏，受众群体比较小，陆凌青想做大型游戏，也曾想等到猫扑做大型游戏。但后来发生的裁员事件让他改变了想法。他还没有想过裁员这回事，以为进了一家公司就可以一直做到老，除非自己想离开。但是那天他见同事一个个被叫走，又一个个红着眼眶拿着离职单回来。他坐在座位上，心跳得很快，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会叫他。他没有被裁，但心里有了阴影。“说不定哪一天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那天回到住的地方，陆凌青跟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陆凌青开始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主动接触外面的公司，为自己做大型游戏做准备。他已经到了可以选公司的阶段。某网、完美时空、金山在收到他的简历后，都敞开了大门。他最终选择了完美时空，这是北京最大的游戏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他先在另外一家公司干了几个月。这中间的2009年4月，陆凌青从唐家岭搬到了自己买的一个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二手房，六十多平方米。他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又找朋友借了些钱，付了15万元的首付款。这房子一年以后已经涨到160万了。搬家那天，所有的朋友都过来帮忙，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个奇迹。所有东西他都舍不得丢下，尤其是墙头的工资条。头天晚上临睡前他把摘下的工资条收到档案袋里，然后放进了一个塑料盒。此后这个塑料盒一直放在他的床底下。 2009年10月，陆凌青正式入职完美时空。从执行者到中层管理者，现在可以享受弹性工作时间的陆凌青不必再去挤高峰期的公交。但现在责任大了，躺在床上还要想明天的事情，怕记不住，就记在手机或者电脑里。“整个心是悬着的。”陆凌青说。住唐家岭的时候，他就想等唐家岭什么时候盖商品房了就在唐家岭买房。直到现在，他还是把自己视为唐家岭的一分子。他还有个梦想是30岁后回唐家岭开个饭馆，到时候要自己做一套店面管理的软件，把现在用在游戏里的事件营销、热点炒作、广告投放、宣传都放到这家店里面，打造一个有特点的店。他想让所有有梦想的人在这家店里吃饭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梦想的可贵。搬家 “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景致在公交车穿越一片树林后，突然转变。刚才眼前还是错落交织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但现在，林水洋只看见一座下过雨后坑洼的村庄，这里荒僻又脏乱。那些繁华，仿佛留在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满眼的狼藉和他本要安放理想的心对峙。 “欢迎来到北京，开始折腾吧！”同学姜南洋热情洋溢，他给刚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林水洋介绍了唐家岭这个安身之处，这可不是林想象中的北京，但这个穷学生只能接受。林水洋走进一家小院，他大喊一声：“有人在家吗？”就这样，他住进了这间没有厕所、也没有窗户，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里。他的邻居有每月收入1000元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卖电脑配件的销售，也有每日踩着收废品的板车在唐家岭走街串巷的拾荒人，但更多的是像他这样刚毕业或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够低，于是大把的快乐时光都发生在了吃这件事上。那家每人18元的自助火锅店林水洋经常光顾，可没过多久火锅店就关门了，他和同学开玩笑说：“哥们儿，你看咱们把它吃垮了。” 林水洋逐渐适应了唐家岭的生活，并为自己找了些乐子。村民原以冬枣为业，没事时他就跑去打冬枣；一些摇滚乐队也聚集在这里，他下班后总是跑去看他们排练。姜南洋后来成了专做摇滚和民谣的十三月唱片的艺人总监。那些快乐，就这样呼之即来，林水洋说自己是个心态够好的人。而在唐家岭的时光也成了他在北京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没多久他就进了某门户网站工作，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现在的理想，应该是成为很牛的工程师吧。”那是2005年，刚到北京的第一年，林水洋这样想。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林水洋就搬家了，他想要个能看得见阳光的房间。于是，一间月租300元的有窗户的房间成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处居所。只不过，他还是没有搬出唐家岭。两个月后，他又搬了一次家，夏天太热，他需要个每天能洗澡的地方，当时唐家岭有卫浴的房间每月租金400元，这已算是那里的豪华公寓了。在唐家岭他最起码从来不用为找房子这件事发愁。来到这里随时就能住下，不需要繁琐的预约看房，更不需要找那些会从中赚上一笔的中介，只需在外面吼上一嗓子“租房”，就有房东出来迎接。房东们也都允许房客短租，哪怕是住上短短的几天。林水洋把唐家岭的出租房分为四等：月租150至250元的是一个档次，4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有共享的宽带，上村里的公用厕所；300多元的房间，小院里就有共用的厕所了；再往上400至500元又是一个档次，有空调、卫浴和电视；还有更奢侈的千元套间，有客厅和卧室，独立的厨卫，是这里的顶级公寓。在唐家岭住了半年后，林水洋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女友也来了北京，他要让她过得更好些。他搬到了回龙观，这里离唐家岭10公里，成片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关村和上地软件园区公司人的聚集地。林租了其中的一个两居室，月租1400元，还要另付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林水洋感到生活成本突然翻了4倍，一块钱再也买不到5个馒头了。400块在唐家岭能租到一间房，但是在回龙观却只能租到一张床了。 “我去他回龙观的家看过，那房子和唐家岭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姜南洋说。姜在林来北京前就搬出了唐家岭，他是最早一批住在唐家岭的外地人，从2001年开始就住在那里，直到2004年。姜南洋还在唐家岭认识了一位姑娘，他觉得这姑娘工作真拼命，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到王府井去上班，晚上常常12点回来。后来，他就喜欢上了人家。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离开后，林水洋经常会怀念起唐家岭，他带女友回去过，领她去看自己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村口那家牛肉面馆还开着，花上5块钱就吃饱了。现在林水洋早已实现了成为很牛工程师的理想，他已是某网微博的产品总监，薪水和刚工作时相比翻了10倍。后来，林水洋听到了关于唐家岭要拆迁的消息。今年3月，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做了关于唐家岭的节目，电视里一个叫冯林的唐家岭蚁族说：“我是个鸟人，但鸟人总有一天会飞起来的！”林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在微博里写道：“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林水洋决定马上回唐家岭看看，他怕再也看不到5年前的那些熟悉景致了—曾经住过的狭小房间、物价便宜的菜市场、甚至密布小广告的电线杆……它们都将沉重地砸向地面、然后消失，被即将到来的繁华取代。   创业 “那么苦的生活，你就会想着，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儿来。” 聂巍那辆风尘仆仆的菲亚特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跑了17个小时穿越1566公里后停在了江西老家的院子里。这辆小巧的车上载满了被褥、衣物，一开车门它们就要掉下来。那是2007年7月，聂巍带着妻子离开生活了4年的北京去往广州，中途在老家停歇。但他觉得自己还会回北京，这个想法很强烈，就像当年执意北上北京一样—这里有中关村，在聂巍看来，它是个孵化IT公司的天堂。而创办一家IT公司是聂巍大学时的梦想，虽然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2003年6月，华东交通大学毕业的聂巍被分到了铁道部下的铁19局，他没有去报到，他要去中关村。这个对北京完全陌生、专业又不对口的年轻人很快尝到了冒险的苦头—聂巍和两个同学租住在了唐家岭。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是房东私自在屋顶搭起来的，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仅能放下一台电脑的方桌外，什么也没有，而那张床也仅能容下两个人，另外一人必须睡在地上，它的租金是每月200元。没有地方做饭，3个人平时吃得最多的是村口两块钱一张的烙饼，再合着买一份5元的酱菜，这并不算糟糕，真正让聂巍感到沮丧的是上厕所这件事。他需要步行6分钟才能到达村里的一处公共厕所，冬天，寒冷总是让这6分钟显得漫长；而夏天那里面臭气熏天，聂巍每次上完回来都要冲凉，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散去身上的臭味，他甚至不敢在厕所里抽烟，怕那里过重的沼气一点就着。而那些投向互联网公司的简历，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家公司给这个学土木工程的毕业生打电话。为了维持生活，他进了一家叫新兴保信的建筑施工公司，负责指挥农民工们挖地基，每月工资1500元。聂巍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西南三环的万年花城，工作总是夜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个月，有两道菜聂巍再也不吃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因为那时他每晚宵夜都是这两道菜。接着他又被派到东四环外去挖百子湾1号，在挖了一个坑后，那晚聂巍坐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发呆，他想起当初信誓旦旦来北京的目标，而现在做的这些离目标那么远。第二天他辞了工作在唐家岭待业，靠找家里要钱维持生活。 “跟我干MBA网络远程教育培训吧。”有一天同屋的彭云对聂巍说。彭云之前就是在一家同类性质的公司工作，现在他和另一位同事打算自己做。聂巍听了很兴奋，他想自己要进入互联网行业了，而且是和别人一起创业！前3个月，聂巍和彭云都在做网络平台的技术搭建工作，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忙碌到两点多，彭云更是辛苦，因为他第二天早上7点还要赶去上班。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第四个月他们就赚到了7万块。有了钱，聂巍和彭云搬进了唐家岭一栋每月租金2000元的房子里，这里面住了10个人，有厨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已比之前的住处好了许多。但平台搭建完、赚了钱后，彭云那个负责招生的同事很快就把他们踢出了局。就这样，聂巍的第一次创业仅维持了四个月。聂巍又开始了待业的生活，这次他投向互联网公司的海量简历终于有了声响—2004年6月，聂巍进入了一家叫领克特的韩国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做网站联盟，他成了国内第一批做站长联盟的人。工作步入正轨的聂巍很快搬了家，他离开住了一年的唐家岭，搬到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富人区的万柳，和朋友租了一间100多平的两居，每月租金2400元。 10个月后，领克特高层动荡，聂巍带着他在这家公司积累的经验加入了百度，这家公司当时正需要做站长联盟的人才，他很快做到了业务经理的职位，年薪超过10万。此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论坛开始邀请聂巍当嘉宾，他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华南投资了很多项目都做得不好，想邀请聂巍去投资项目做市场总监。聂巍喜欢这个机会，他想，自己最终还是要创业的，这份工作能让自己离目标更近一些。离开工作了两年的百度，聂巍开着他的菲亚特一路向南，中关村渐行渐远，消失在身后，而梦想却重新启程。然而聂巍只在广州待了10个月。2008年5月，他被猎头挖去阿里巴巴的线上广告买卖平台—“阿里妈妈”任市场副总监。上任前，聂巍又开着他的菲亚特回了趟江西老家。这次他是要去杭州。但这个类似百度联盟式的开放平台运作得并不成功，聂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要求业务量快速提升，聂巍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欠着3000万的广告流量。2008年9月，马云将这个失败的项目整合进了淘宝网，推出淘宝客。聂巍离开了阿里妈妈，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奇虎360做市场副总监。但创业这件事，聂巍不想再等了，他开始寻找机会。今年3月，一家名叫“爱这茶语”的B2C网站上线，上面卖的是主打女性下午茶的花果茶产品，除了自身网站销售，淘宝和一些团购网站也是它的主要销路，6月份，这家网站的销售额做到了10万，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聂巍。他的这个项目已经融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个一心想在北京中关村创业的年轻人始终没有把公司开在中关村，他和同学的第一家公司开在了距离中关村11公里的唐家岭；第二家公司则是在离中关村24公里、朝阳区高碑店的一栋别墅里，因为这里离他买的房子更近。而那辆载着聂巍来来去去的菲亚特，也换成了一辆更商务的别克君越。他还是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奋斗的起点唐家岭并不孤单，类似还有地下室、多人合租的公寓等。80后公司人用其就业之初的经历表明，奋斗精神在他们身上并不稀缺。参与调查记者王超谢灵宁杨樱龚鸿燕肖可陈锐陈伟陈旭崔鹏顾燕萍杭晓琳兰红刘翔宁华邱珈杨轩王林昝慧昉赵慧赵蓉王娜刘长江刘荻 2003年，王蒙从北京城市学院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她花300元租住在了海淀区知春路的一处地下室里。这里脏乱阴暗，但最让她痛苦的是地下室里手机没有信号。对于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手机信号更重要了。于是，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走向地面，一直在外面呆到下午6点。她期盼着手机能快点响起，好就此摆脱暗无天日的生活。相比住在城市高楼底下的这群黑客，唐家岭的蚁族要幸运一些，起码他们的房间偶尔能有阳光照进来，但有时候进来的可能是小偷。在公司人住平房的经历中，遭遇小偷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当然，有些人甚至租不起房子。一位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住的是30元一天的地下室，找到工作后，他想让自己住得好点。但找到房子后他发现，交完中介费，自己只付得起两个月的房租了，但房东要求押一付三，他只能先欠着一个月的租金。这是《第一财经周刊》随机抽取北京、上海、深圳的100位80后公司人进行问卷调查时了解到的故事。这次调查旨在了解毕业于国内普通高校的80后公司人们工作之初的生存境况。统计结果显示，其中住过地下室的公司人有10人，当初住在类似唐家岭这类平房中的公司人有25人，更多的公司人选择了过群居生活—有56人。他们宁愿和同学、同事或是陌生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而这样的群居通常都在4人以上，有的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8个人。找间公寓合租，上班更近，距离城市的繁华也更近一些。但大多数公司人也受够了群居的日子—邋遢的室友、没有隐私的生活、排队上厕所的尴尬…… 与这样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是便宜的房租。有29人每月租房金额在100至300元之间，每月租金超过1000元的仅有8人。刚参加工作薪水微薄，让他们只能租得起低价位房子。100位公司人中，有59人就业之初的工资在3000元以下。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租房子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房子可不是这么好找的，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们被迫频频搬家。调查结果中，搬家5次以上的公司人，有38人，而搬家超过3次的，达67人。有的人曾在一年内搬过4次。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刘向林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搬过6次家。有一次她抱着行李坐在出租车上，却不知道让司机开去哪里—她要搬家，但还没找到下一个住处。她想起也许可以先在同事那暂住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到达同事的住处后，她开始把行李一件件拿下车，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耐烦地把她还没来得及搬开的行李扔到地上，车门嘭地关上疾驰而去，剩下她和行李呆在雨中。因为囊中羞涩，除了租房要节省，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要省吃俭用。在公司人的回答中，有35人就业之初的开销每月在1000元以下。一位郑州工业大学毕业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和老乡两人在浦东大道和桃林路交界附近以月租150元租了一处平房，那阵子两人连方便面都舍不得吃，只吃不加菜的水煮干面条。几年的奋斗之后，他们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现在工资每月在3000元以下的，仅有8人，现在，每月6000元至1万元这一档人数最多，有28人。大多数公司人在收入增加后选择租住更好的房子，有的甚至已经买房，有31人。但是，已经在北京买了房的宋晶说，比起之前那段群租的生活来，现在的生活压力更大。她现在每月赚5000元，新房还未入住，月供需要2000元，正在租着的房子每月需要支付1700元，加上生活费，最惨的时候口袋里加上银行卡上，只剩下49块钱。不过，还是会有人羡慕买了房的她。一位月收入近2万元、工作了4年的公司人因为买房这件事心理落差巨大。去年年初，他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买得起房子，可一年间房价飞涨，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租房的日子。一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6年的公司人说，曾经以为只是买不起房，现在发现也快租不起房了，房租涨了，城里随便一个两居室都要3000元。尽管想法和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些公司人在回忆起工作之初的那段岁月来，感受却是一致的—没有那个时候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一位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女性公司人对那时的自己说：你坚持住了，你真棒！
08月03日　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