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中国知识界经常乱撒癔症，问出一些很傻的问题，比如“中国何时会出现‘中产阶级’？”。因为有人听说，西方有一帮叫“中产阶级”的人当年老躲在幽暗小巷的咖啡馆里，嘴里品着咖啡，手里耍着笔杆子操弄报纸密谋造反，结果居然搞成了，贵族和皇室都给弄下了台。报纸的作用之大，到十九世纪仍很显眼。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西人后来把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街上到处闲逛的人都神秘兮兮，形迹鬼祟，带有点密谋者的味道，既像个面目可疑的侦探，又像个微服私访假装闲散无聊的君主，十九世纪的密谋家也是蜗藏在小酒馆里议论造反，灌饱了黄汤才上街垒去流血打斗，伦敦幽暗诡异的煤气灯若隐若现的光亮，特别适合闲逛者走来走去，当电灯粗暴地把街头暗角照亮得灯火通明时，巴黎街头煤气灯那明灭闪烁的味道消失了，“中产阶级”才彻底堕落成了食利阶层，本雅明的意思是“中产阶级”并非有钱就能冒充，它是一种造反的“文化”。 于是有人笨笨问了句，咱们也有“茶馆”呀！但好像没人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给喝下台的，茶馆可能是草莽英雄狂饮撒疯的地方，即使造皇帝反也是想取而代之，和“中产阶级”摘掉皇帝脑袋的做法毫不相干。当下中国咖啡馆里坐着的人倒是可能拥有不少“中等资产”，平日他们有房有车，打打高尔夫球，露一手疑似（这是禽流感流行时的常用语）某书法家的毛笔字，更高级者在商务会所弄个票房，会些吹拉弹唱的玩意儿。这样看来似乎真有些模样了，但这模样既不显得有文化，也没有造反的打算，和当年的“中产阶级”无关。 近读费孝通《中国绅士》，发现中国乡村里当年倒是散存着一些疑似“中产阶级”的人群。“绅士”的出现是和“贵族”相对立的，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一点。在“绅士”出现以前，流行的是分封制，权位就像块蛋糕，却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帝只管切给他的亲戚吃，私下里全包圆了，底下人要想染指王位，成为皇室的一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可能。封建制一完蛋，任何人都有可能当皇帝。科举是个途径之一，为什么唐宋以后乡村才大量出现“家族”，而且越来越红火？因为唐以前一提“家族”，指的都是贵不可攀的大户人家。一旦草根里冒出“家族”就等于看到了改变出身的希望，只要大伙合力拼命攒钱，把一个人推上去考学做官，回来不只是耀祖门庭，还可积累财富，朝廷里若没人，在乡间守住钱财就很难了。“家族”管理财产和组织也有一套，不仅有公共的族田，专门的祠堂，还有供祭祀祖先用的祭田，通过祭祖训化家族的意识。族里还可能配置学田，让小孩子们专心读书。 研究华南的英国人科大卫竟然干脆说，“家族”就是个现代公司，族长就像老板，理财组织选人样样操心，至少运作起来后的复杂原理极其相似。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他在人大演讲时，居然就大咧咧地摆出“家族是个公司”之类的题目，听起来似乎把两个完全不搭调的东西硬揉在一起，感觉有那么点哗众取宠之嫌，最近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出版，全书张扬的还是这“公司观”，捧读之下倒是有几分赞许，而操纵“公司”的骨干就是“绅士”。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二点。 “绅士”在朝里当官不是终身制，而是上下流来流去，当官时在城里拿俸禄，去官时到乡下当绅士，有点像公司里的聘任制。特别是在朝官员一旦到期不是靠血缘关系赖着不走这一条，真是让西方人羡慕得发狂。有人竟说，只有中国才出现了柏拉图向往的“哲人王”。当年西方为此掀起中国热，据说伏尔泰就是看中了中国“绅士”当起平民来个个自觉潇洒，觉得法国“贵族”都不那么厚道，总是腆着脸赖在位子上不走，不给像自己这样的底层绅士让位。其实，老外也很功利，等到这些“绅士”（后来叫做“资产阶级”）真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比如法国大革命后那些曾说过中国好话的洋“绅士”，一旦得势就狠批中国，说是东方最暴力专制的国家。写过《论法的精神》的那位孟德斯鸠更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中国“绅士”为此无缘无故当了一回法国 “中产阶级”抢夺君位的炮灰。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三点是他的“自治”色彩。按费老“皇权不下县”的经典说法，县级以下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他用了个词叫“无为”。犯了法，不但官不理，靠调解，“家族”还可以用私法杀人。等到现代官场收税的篱笆筑到了每家门口，好日子就算结束了。从此“双轨制”变成了 “单轨制”，一切由国家承包，“家族”的破毁等于“绅士”的梦魇。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四点是他有自己的“文化”品位。中国绅士当官时住在城里，拿着俸禄。退休后最爱住在景色秀丽，环境寂僻的小城镇，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带。尤其是江南小镇，离繁华都市并不遥远，不像欧洲的城乡那般差异巨大，即使乡下到处绿草如茵，贵族却把自己圈在城堡里，和乡民隔绝。中国县级以下的小城镇人口总数常多过县城，青山绿水环绕左右，景色怡人，生活舒适方便，坐享城乡两边的好处。“绅士”当然得有点钱，否则买不起房子圈不了地，但乡下有钱人的回报机制是良性循环，有钱不但要修桥铺路，还要建书院，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那些没有走功名路线赚到钱的商人，常常自惭形秽，比如“徽商”，觉得自己特没文化，于是到处积极刻印儒家经典，做些盖园养士的风雅活计。江南满眼遍地的藏书楼，有相当多是徽商们盖的。 甚至“绅士”消失后，现代作家们还在继续拼贴编织行将破碎的小镇之梦。郁达夫在上海成名，却一个劲地痛骂它是肉欲横流、精神糜烂、犯罪横行的“魔都”。丰子恺形容石门湾小镇的诗趣画意，也用的是“小桥、流水、大树、长亭”这样酸掉牙的笔调，并说如果用秦始皇的阿房宫换自己的书房“缘缘堂”，坚决不干。即使如乱世枭雄袁世凯，在政治上失意，悠养怡情的首选仍是家乡小镇，他在河南漳德北门外的洹上村筑园隐居，内中遍置果、菜、瓜、桑之园。《东方》杂志上曝光的那张袁翁垂钓图，虽已成为袁氏大行韬晦之计的罪证，却仍暗示出如政局无法逆转，陶醉小镇风情也不失为其栖息终老的选择。 “绅士”们当然少不了女人相伴，其红粉知己虽多处青楼，也识闺中雅意情趣。按现代分类虽可归入“性工作者”的皮肉生涯，却在色艺修养上品阶早分高下。高层点的青楼女子回旋于士林，总是妙语连珠，极尽文采，不像近代城市妓女被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贬低成沿街拉客的肉票，性病传染的媒介。且不说晚明柳如是的风华绝代，即如秦淮河上的李香君和董小宛，也是情辞联署一来一往的好一番测试登门而上的雅士，才肯以身相许，结识的全是一时之选的文坛领袖，正如欧式沙龙里离不开俊俏优雅的女主人。假设当今大学文学系教授要想去买个诗酒风流，恐怕也许早因对不出联语被痛扁出门。青楼女往往在节气上不亏士人，如明末清军铁骑直指南都，柳如是与钱谦益相约投水殉明，船行至湖上，钱老以手试水，心中一凛，幽幽说道，水寒彻骨呀！若按蒙太奇的手法，钱老英烈的自杀身影突然改成了掉头泊岸那船头柳氏黯然的眼神，名士的脸这回真算是给丢尽了，尽管陈寅恪说钱老忍辱含垢，图谋复兴，可叹可敬，如果他仍还有苟活的理由，我猜也是在柳豪杰略含鄙视的眼光俯视之下，眼皮子肯定抬不起来。看来在江山易主的关键时刻，江南第一名士的偷生映衬出的反而是知己红颜的凛然。 “绅士”不愿赖在城里，老往乡下奔，意味着城市的人群向下流动，不断给乡村注入活力，这是科举制的功劳，入朝当官只是个门面，终老还得靠乡下的积累，于是边缘小镇风情就自然沾染了城市的富足闲适，却洗去了它无度的奢靡烦嚣。这些人生活太闲适了难免招人吃醋，近代革命造的就是这帮人的反。毛泽东好像说过，什么叫“革命”，就是农民终于可以在富家小姐们的床上滚上一滚。滚来滚去，最后是“绅士”被滚出了乡村。新型教育也帮着农民在滚跑“绅士”，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只管城里人，科目训练也都是让学习的人准备留在城里的，不像科举的设计虽总为当官的人着想，却预留了乡村人材的储备，比如考不上进士没机会入城的秀才，就沉淀在基层当起了“绅士”，也许比不上那些在城里当大官回乡的老爷，毕竟也是头上戴着儒冠，可以免交税款的上流人物。革命把“绅士”滚进了城里，尽管他们西装革履，成为疑似西式的“小资”，却犹如斩断了上下流动的源头活水，活水流不到，乡间萧索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的模糊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恰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
04月29日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