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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长万庆良：“工作狂”

    多才实干且年富力强    同事评价万庆良工作富激情，组织评价其原则性强公道正派　　今年46岁的万庆良是广东五华县人，2008年1月，在省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是当时广东副省长中唯一的一位“60后”。4月9日，广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宣布：万庆良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当时，胡泽君介绍万庆良时这样评价：原则性强，公道正派，团结同志，作风务实，谦虚实干，廉洁自律。　　金融危机扭转外贸情况　　“大局意识不错、能力强。”是不少人对万庆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给与的评价。一位前人大代表表示，自己原本对万庆良并不了解，但金融危机期间，广东省外贸进出口一度下降超过三成，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主管外经贸的万庆良力推外贸转内销。2009年第一季度，广东外贸情况开始好转，至2009年11月，广东外贸情况就开始扭转了持续下跌的势头，重新走上正增长的轨道。至2009年12月，广东贸易进出口总值更是实现大幅增长32.3%，走出一条“V”字形道路。　　主政揭阳带进实干精神　　2003年至2008年，万庆良在揭阳担任工作。一位对万庆良比较了解的省人大代表就表示，万庆良工作利索，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头脑清晰，干练。不仅是年轻，而且经历丰富，有很强的综合能力。” 　　这位省人大代表表示，这几年揭阳面貌变化很大，万庆良功不可没。“当然，揭阳的变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帮人都很努力。但重要的是，万庆良带进了一种文化，一种个人魅力。”这位省人大代表说，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上的东西，更需要一种文化的氛围和干实事的精神，万庆良带给揭阳的，就是这种精神。　　万庆良在揭阳工作期间，2005年以来揭阳新引进项目290个，计划投资总额超过500亿元，惠来电厂、潮汕民用机场等41个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百事可乐、正大集团两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揭阳。2006年，揭阳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同事称其有激情有文采　　接触过万庆良的不少工作人员透露，万庆良堪称“工作狂”，精力旺盛。“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第二天一早八点多钟的会，又看见他出席。”一位人士说，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般年轻人都难做到，万庆良却丝毫不显疲态。　　万庆良担任副省长时，分管过外事工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一位处长说，万庆良对工作的激情和朝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求很高，但对人很随和。” 　　记者记得，在去年驻穗领事粤东行的路途上，曾播放过万庆良参加2009年省外事办新春联欢晚会的碟片。省外事办的该处长介绍说，那个新春联欢活动既有省外事办的职员，也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他在台上高歌一曲，还和同事们一起跳舞。”而记者也记得，看了碟片中万庆良的演说和演唱后，舟车劳顿的领事和官员们全都乐开了怀。　　“（晚会上）他有说过一段话，很排比，很精彩。”省外事办一职员至今还记得，万庆良在晚会上的致辞一点都不枯燥，“很多人鼓掌，人气很旺。”这位职员告诉记者，跟万庆良出访过的同事都认为万庆良能说会道，“比较有文采，说话经常是排比句，出口成章，还经常引用诗词。” 　　曾常与下属讨论哲学　　此外，万庆良的博学在省外事办也颇有盛名。省外事办有个职员钟情哲学，平时很难找到有共同话题的“话友”。不料，竟在一次出访途中，发现万庆良对哲学也颇有研究。随后的出访中，一有空闲，两人就会经常讨论哲学话题。　　竞选感言　　万庆良：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昨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万庆良发表竞选演说后当选为新任广州市长。万庆良在竞选感言中先回顾了自己26年的工作经历，坦言这26年来，始终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就是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责任。“广州是一座英雄城市，广州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说，自己1982年第一次到广州，2000年开始在广州工作生活，对广州有着28年的情结和10年多的生活经历，“今天，能有机会融入广州这片热土，成为广州人民中的一员，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与艰巨。” 　　“‘德为重、民为天’，人民政府为人民。”“‘公生明、廉生威’。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万庆良说，他深知市长就必须施政为民，当好公仆。他将关心民情、倾听民意，全力推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热点问题。昨天下午，新当选广州市长的万庆良马上举行了记者见面会。见面会上，万庆良六度提到“抓落实”，宣布上任后要干三件大事：抓落实、办亚运、利民生，同时将打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办好广州亚运会“两场硬仗”。　　岁月留声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当选市长。从张广宁书记手上接过‘市长’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接过的是历任市长的好作风、好传统。” 　　——万庆良在昨日记者见面会上发言时说。　　“把为广州人民办实事、谋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全市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昨日，万庆良在市长竞选感言中说。　　“干部就要干事，不想干事、不敢干事、不会干事的，就不叫干部或不配当干部。” 　　——2007年，时任揭阳市委书记的万庆良在中共广东省第十次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万庆良简历　　万庆良，男，汉族，1964年2月生，广东五华县人，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学历在职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硕士。现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1981年-1984年，嘉应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1984年-1985年，嘉应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团总支书记；1985年-1991年，梅县地委讲师团教员，地委宣传部干事、副科长（其间：1989年3月-1991年1月挂任平远县石正镇委副书记）；　　1991年-1992年，梅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92年-1993年，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　　1993年-1994年，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1996年，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讲师团团长（其间：1994年9月-1995年7月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1996年-1997年，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9月-1997年1月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95年10月-1997年11月挂任蕉岭县委副书记）；1997年-1998年，蕉岭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县委书记；1998年-2000年，梅州市委常委、蕉岭县委书记；　　2000年-2003年，团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2003年-2004年，揭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4年-2005年，揭阳市委书记；　　2005年-2008年，揭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3月-2006年6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8年-2010年，广东省副省长；2010年，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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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志光

    黄志光，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男，1954年8月生，广东汕尾人，汉族，1971年10月参加工作，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在职研究生（厦门大学工商企业管理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　　1971年10月后，宝安县装卸运输公司、盐田国防公路指挥部工人、政工员、政工副组长；　　1975年2月后，任宝安县装卸运输公司副经理（其间：1975．11－1976．11参加宝安县龙岗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副队长）；　　1979年5月后，任深圳市深港汽车运输公司副经理、总经理；　　1984年9月后，在深圳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干部专修班读书；　　1986年7月后，任深圳市深华汽车运输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兼华港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1年10月后，任深圳市运输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1992．01－1995．07兼深圳深大电话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年7月后，任深圳市宝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区政府党组书记（其间：1990．06－1993．06在厦门大学工商企业管理研究生班学习）；　　1999年12月后，任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宝安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　　2003年5月，任汕头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3年6月任汕头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6年10月任汕头市委书记；　  2007年1月任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七、八届市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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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市长：蔡宗泽

    蔡宗泽，男，1951年12月生，潮阳人，汉族，1972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士。　　1972年3月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九师十三团武装连、省氮肥厂（茂名）干部；1978年10月后，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8月后，任汕头地区行署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干事；1984年12月后，任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副科长；1986年11月后，任汕头市政府办公室无线电科、综合科科长；1992年5月后，任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8月后，任汕头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1998年10月后，任汕头市龙湖区委书记、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2002年6月后，任汕头市委常委（其间：2002.06－2003.02兼任龙湖区委书记）；2003年5月后，任汕头市委副书记，2006年8月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2006年10月后，任汕头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3.05－2007.01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　　省九次党代会代表，七、八、九届市委委员。
04月30日　268
蔡东士：往最艰苦的地方设想往最理想的地方争取

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77级校友，曾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广东省学联主席，是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首届学生会主席。1982年后，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采编室副主任。1987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篇，出版文学作品集《寸草心》。    “我不是冠军。”在采访的一开始，蔡东士就这样强调。无论是由“从文”到“从政”的转变，还是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这些都不能说他成为了一个“冠军”，对他来说，他只是有一定的基础，并遇到了好的机遇。  命运转折：而立“知青”走进中大中文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蔡东士30岁，已经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湛江农垦当了8年知青，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因为“摘帽右派”之子出身成分的阴影，使得他在犹豫之中，不敢报名。最终，蔡东士还是把握住了这个决定人生命运转折的机遇。顶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复习。1978年初春，31岁的他以湛江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成为了中大中文系的学生，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校园。说起母校，蔡东士仿佛沉浸在求学康乐园时代的美好记忆中。在他眼中，中山大学的精神代代传承，创办者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大学子。他也从中大精神中，结合自己的感受总结提炼出“求真、务实、兼容、创新”的体会。“我们进学校后，包括在和其他大学的交流活动中，对中大精神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中山大学的革命传统，形成了它独特的精神，中大学子锐意进取，引风气之先，掀起了许多顺应历史的新潮流。这方面在各高校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他求学期间恰逢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各项工作都处于百废待举的状况。对于高校来讲情况也是如此。蔡东士认为，从“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后的高校，首先是形成了原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那时候康乐园中浓厚的学习气氛至今让蔡东士记忆深刻：“同学们个个求知若渴。在学校晚一点就根本找不到图书馆学习的位置，因此一大早要争着去排队。师生感情特别融洽，老师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受到尊重，投入更大的热情讲授，同学也格外认真，校园里是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大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引领了潮流。” 当年，现代文学教授在他的论文作业批语——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欣赏你的文章。虽然如此，教授还是给他的文章打了96分的最高分。中大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这种精神深深影响并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当后来我问及这位77、78级时代精英的代表之一，高考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时，蔡东士回答的言语间难抑激动：“恢复高考，石破天惊。几百万知识青年枯木逢春，上千万个家庭柳暗花明，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转变！” 是的，恢复高考是时代给予他们这代人的一个机遇。他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生大转折面前，他以平常的孜孜以求、默默积累、艰苦拼搏，得到了一次“飞跃”。  夯实基础：学习工作两促进的学生会主席机遇似乎特别垂青这位历经坎坷的大龄青年。进校没多久，他先是当选为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之后又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广东省学联主席。遇到我们，他热情而自豪地说：“中大学生会就是我的老家。”。谈到这段经历，蔡东士表示，学生会的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样一种社会能力的锻炼，使他学到了许多从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我先后在四届省委担负省委办公厅主任和秘书长工作。如果没有中大学生会工作实践的锻炼，我是不可能胜任连续十六年的秘书长工作的。” 当年学生会在学生年龄、经历、人生观差别很大，新旧学制交替，多种观念、社会思潮激荡的情况下，顺应时代变化和同学的要求，举办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组织校际学生交流。他带领学生会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请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讲课，颇受欢迎。“老师讲课都是结合现实的，非常生动的，而且都是过去不敢讲的。思想解放后，老师的学术观点都放了开来，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积累了很多学术成果。当时凡是举办讲座，课室里都是满满的，很多同学甚至站在窗外听。”回忆起那些活动的情景，他不时露出兴奋的笑容，眼中闪动着和当年一样的自豪。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会创新之举也层出不穷。比如举办舞会，正是蔡东士顶着压力，将这个潮流带进了校园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人的观念和现在还很不一样。我虽然是学生会主席，有学生会活动中心、礼堂的钥匙给大家活动，但是我自己还都不好意思进去跳舞，所以我一直到毕业了还不会跳舞。”说到这，他更是爽朗地笑了。学生会干部的经历对蔡东士的影响是巨大的，更被他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当学生会干部培养了我的组织和协调能力。那时我又要学习——因为我们有很多功课要补上——又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当时很多同学不太愿意参加这些工作，一心只想读书。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专业学习和社会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你参加活动多了，就逼你在学习上必须多用好的方法，节省时间。并且你担任学生会干部，你的学习成绩要是不好，那么你在同学中说话不响，没人听，这样也就逼你把学习搞好。社会工作对能力有培养，反过来也能促进学习。”据说，求学时代的蔡东士，每天一大早都要赶到学校北门口的珠江边攻书苦读。因为买早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又有人插队，身为学生会主席的他既不想插队造成不良影响，又不想浪费读书时间去排队，索性连早餐也“省”了。如果说学生会干部的经历是机遇女神给予他的又一次亲吻，他绝对没有白费女神的苦心，他依然紧紧追随着机遇的脚步，夯实基础，提升自我，再一次站上了人生全新的高度。  感怀磨练：机遇只留给有基础的人，留给打好基础后再准备的人毕业时，许多“热门”单位包括领导机关、团省委等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还是选择了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干回本专业”。短短两年半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副处级采编副主任，再两年，省委又破格将他提拔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如今，在广东政坛上，蔡东士，已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字。他连续担任四届省委办公厅的主任、秘书长，先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完整地见证、亲历、参与、推动了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对于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冠军”，蔡东士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不要害怕艰苦，要敢于接受艰苦的磨练，磨练好自己，把基础打好。他说，古话说得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是从磨难中成长起来的，不管在什么岗位，要做得好，总是要经受磨难。他也经常讲起，77级、78级是从艰苦生活中磨炼出来的。虽然当时被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比起其他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增强了生活积累，陶冶了品德情操，能知足，知乐，知珍重，能为百姓办点实事。他说起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我大学毕业后能到新华社工作是很满意的了，因为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专业，发挥专长。来省委工作，是因为当时需要一个文字基础比较好的人当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从文’到‘从政’对我来说就是个机遇。有些做得更好，能力比我更强的同志，为什么没有来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碰到这个机遇。”当我请教他如何向“冠军”目标努力时，他道出了自己人生几十年来得到的感悟，也是对所有希望成为“冠军”的青年的忠告：“往最艰苦的地方设想，往最理想的地方争取。既要永远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还要有知足长乐的良好心态。”。我们谈到了当代青年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时，蔡东士感叹：“一些毕业生出来后总想有很满意、理想的工作，甚至出来就想买好房子，艰苦地方又不愿意去。”“他们把自己人生道路设计得一路鲜花。”在他看来，青年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知识，学好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的本领，在努力奋斗中才有可能遇到好的机遇。因为有些机遇可遇不可求。我感触地接了一句：“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对吗？”他赞赏地点点头，随即补充道：“机遇只留给有基础的人，留给打好基础后再准备的人。” 寄语青年：深知民生，博求学问，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采访的最后，我请他为青年学子，也为所有希望成为“冠军”的青年学生说几句话。他沉吟片刻，总结了这样的四句话：第一句是“深知民生”，简单讲就是要全面深刻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第二句是“博求学问”，要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第三句是“立足现实”，要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最后一句是“放眼未来”，要志存高远，胸怀远大，想得长远一些，努力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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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驻港部队政委张汝成

张汝成中将军衔 1964年12月入伍 1985年12月任广州军区佛山军区政委 2001年3月任某集团军政委 2005年7月任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驻香港部队驻防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的香港，对于每一位驻港官兵来说，政治上有着特殊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所以，当张汝成上任的第一天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部队官兵“政治上特别过硬”。记者：作为政委来说，来到了这个驻港部队，一方面要了解香港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很重要一个职责要了解自己的官兵，在了解自己的官兵这方面，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张汝成：首先就是要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官兵中去多和他们接触多和他们谈心听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尤其是要注意多和官兵交朋友把这个官兵当成自己的兄弟来交心让他把心里话给我们说一说 1964年底，17岁的张汝成进入广州军区后勤部工程建筑某团，当时他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兵，40多年的部队经历，张汝成当过班长，历任干部科干事、军分区政治委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可以说，张汝成是从最基层的连队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如果有哪位战士一旦出现异常的现象，张汝成通过表情就可以察觉。记者：我听说您经常特别细心地观察很多官兵的表情。有一次路过一个哨位的时候，看到一个哨兵，你就透过他的表情觉得，他可能心里头有事。果然后来一找他谈，有事，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张汝成：一般来说，哨兵在站岗的时候，精力是非常集中的，形象是非常正规，非常严肃的。当时我看这个哨兵眼神有点分散，精力不是很集中，所以我判断这个战士，可能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在思考。记者：结果发现那个哨兵的确存在心理上的问题？张汝成：确实是因为在某个问题上的理解。他有一种，可以这样讲，症结的结口没有解开，所以变成心理上的障碍。记者：现在其实我知道，如果要是采用一种过去普通会时常采取的旧式教育，可能会简单一点。但是现在要采用这种心理和更多交心的时候，其实对领导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你要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无论从您，还是从底下其他的带兵的人来说，是否也有意识地在强化和学习？张汝成：那么我们现在在基层，包括一些专业技术干部，每年我们都要请专家来讲心理疏导的知识。第二个注意在实践里头去摸索，开展心理疏导的基本方法。同样的心理问题，它表现也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心理疏导的方法也不同。这个要对症下药，这样才行。根据“基本法”和“驻军法”的规定，驻港部队与特区政府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但是驻港部队又要发扬亲民爱民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种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所以，对于每一位驻港港部队的官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你看在军营里头，早晨也好，晚上吃饭也好，吹军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都习以为常，驻港部队不吹。为什么？张汝成：这是为了减少对群众的生活的影响，实行不扰民的政策。记者：尤其空军？张汝成：飞机升空的时候，要避开比较闹市的地方，避开群众休息的时候。我们舰艇登陆演习的时候，要避开群众的游泳场，要避开群众的公众假日，这是都要考虑。我们的实弹射击，要跟政府上报，提前七天，完了以后老百姓他才可以根据我们的安排来避免发生相互之间的矛盾。尽管香港民众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但是驻港部队在尊重差异中增进感情交流。10年时间里，驻港部队曾经30多次参加特区政府组织的节日庆典等活动，10次组织5500多人次参加香港义务植树3万多株，组织了9次3600多人参加义务献血160万毫升。记者：香港的百姓怎么看待我们驻港部队每次都会非常踊跃地去参加这个公益的献血？张汝成：这个是我们驻军军兵一种自觉地做公益事业的活动。香港同胞对我们这个行动是非常赞赏的。他们觉得，我们驻港部队的官兵年纪轻，身体好，血液的质量很高。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们的驻港部队的官兵去献血。而且香港这个地方，对献血的人员他有很多优待政策的，但我们这里驻军只有献血，但不享受香港这个（优待政策）。但是确实需要有急诊，我们缺乏血源，去找他们支援，他们也会支援的。十年前，驻香港部队风雨兼程，在举世瞩目下进驻香港履行防务，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支威武文明之师将继续履行祖国和人赋予的神圣使命。记者：看到您的名字，我也想到玉汝于成这四个字，一方面要把驻港部队一年又一年的打磨成一个很好的玉，另外也要把每一个从驻港部队走出去的士兵，打成一个玉，因为他们走出去，可能有很多人才20多岁，将来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要面临，这些问题您是否也要考虑，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未来？张汝成：我们要确实以对官兵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培养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创造成长进步的条件。使他们将来走入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基础。记者：如果把怎么驻港部队比成一个大学校的话，从这个大学校里毕业的毕业生，在社会，在就业市场上可非常受欢迎的。张汝成：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士官到地方也是很抢手的，因为在社会上对驻港部队的信任，对驻港部队的认同，这个还比较高的。记者：十年了，即将面临这样一个大日子。十年前就已经提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您觉得在十年后，我们要为文明之师添加哪些新的内容？张汝成：我感到这里头有几个事要解决好，一个就是提高我们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第二个就是要继续培养我们的官兵良好的思想作风，确实树立一种爱岗亲民的形象；第三个就是还是要严格落实从严治军的方针，遵守《基本法》、《驻军法》，确实做到秋毫无犯。这样的话我想形象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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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军用飞机设计专家

    叶正大（1927—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叶正大是北伐名将叶挺将军的长子，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回国后历任沈阳飞机公司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601所副所长、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顾问。叶正大将军曾参与我国五种机型的设计研制及领导工作，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由于他在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199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　　一　　从小就经受过磨炼的叶正大将军，有着父辈的雄风。在他懂事的时候，叶挺将军就想尽办法培养儿子不怕困难的作风。那还是叶正大将军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初中部的学生自带行李、炊具到重庆郊外进行一次野营，并要住上3天。叶挺将军听说此事后，特意跑到学校去和校长一商量，决定让还在读小学，年仅9岁的正大也参加初中生的野营。在野营中，小正大和同学们一起动手架帐篷，洗衣做饭。到第三天，野营结束时还遇到了一场大雨，小正大虽然被大雨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但仍然像一名威武的小战士一样胜利地回到了家中，见此情景，爸爸妈妈都高兴地伸出大拇指，称赞小正大。在父母亲的鼓舞下，小正大得以茁壮成长。　　少年时代的叶正大从小就酷爱航模，喜欢玩玩具飞机。叶正大读初中时，他经常自己动手用白木薄片自制飞机模型。他还经常对父母亲说，长大了要当一个飞机制造师，让大家都有飞机坐。他的母亲李秀文见儿子热衷于制造飞机，为了培养孩子的这一兴趣，母亲特意托人去香港先施公司买了一些制造飞机模型的图和薄木片。在叶家的玻璃窗里，摆满了儿子叶正大制造的木片飞机。　　一天，小正大带着自己制造的模型，并邀请妈妈和客人到屋外的草地上一起去看他放飞。妈妈、客人及弟妹们一起来到草地上，只见小正大轻轻地拨动滑车，那一尺多长的白木小飞机便腾空而起，还在天空打了几个回转。见此情景，妈妈、客人和弟妹们一起拍手叫好。　　当飞机落到地上时，小妹妹叶剑眉立即跑上去，一把将飞机抢到手里就跑。而正大则高声说：“剑眉，你别弄坏了，快给我，这飞机飞得不够高呢！等我回去还改装一下，让它飞得更高更远。我们就可以坐上它去见爸爸了。”剑眉听说要见爸爸，才停下脚步，把飞机交给了哥哥。1948年，叶正大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从东北解放区踏上了赴莫斯科留学的征途。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烈士的遗孤。叶正大来到莫斯科后，先补习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然后正式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　　叶正大学习航空并非单纯是凭兴趣，而是出于祖国的需要。早在延安时期，叶正大目睹了当时的延安几乎没有工厂，更谈不上制造飞机了，那时延安最高级的工厂就是火柴厂，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都是美国空降飞机。有着远大抱负的叶正大早已想到新中国建立后需要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航空业。而今叶正大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深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身上肩负的重任。因此，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叶正大，一天没有忘记刻苦学习。　　1950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访问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接见了叶正大等22位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毛泽东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了他们所学的专业，他们中有学物理的、电学的、还有学经济的。叶正大当时只有23岁，当毛主席问到叶正大时，叶正大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此时，叶正大又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能给我题个词吗？”毛主席随即拿出了笔在叶正大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那天毛主席还给其他留苏学生也题了词，给李鹏同志题的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总理也给每位留学生也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大字。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开始了新中国自己造飞机的研制工作。他曾参加了我国第一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设计工作，其后一直负责领导着中国的航空事业。作为一名具有精深专业知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叶正大与他父亲叶挺将军一样，一直受到同事和下级的敬重。延伸阅读：叶挺的儿子 1、叶正大叶挺长子，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927年,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俄罗斯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将军衔。 2、叶正明（1931—200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父亲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我军创始人之一的叶挺将军。原名叶福麟，别名李明，祖籍广东惠阳。1931年4月13日出生在澳门。生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3、叶华明，叶挺第三子,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研制专家，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对于叶正明先生来说，父母及弟妹扬眉和阿九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往事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的他认为，正是由于父亲们乘坐的美国军用飞机的质量不高，因而导致这次空难。从此小华明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高质量的性能可靠的飞机来。只是他没有料到，日后的他留学苏联莫斯科时，所学的专业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4、叶正光，叶挺将军四子。戴副眼镜，沉静随和，很难把他和将门之后联系起来。在纪念南昌起义八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叶正光，说到其父，他那种对父亲自然流露的崇敬与怀念，却像细水长流，浸润你感染你，让你沉醉其中。叶正光现任海南六合公司总经理 5、叶启光，叶挺将军八子，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叶挺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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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之女任远志　永生难忘的4年零3个月

任弼时，中共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然而1950年，46岁的任弼时却因长期抱病工作，突发脑溢血去世，成为五位领导人中离世最早的一位。　　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任弼时的名字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他的子女如今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很少有人知晓。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任弼时的女儿。　　大女儿任远志，如今还住在军事博物馆的筒子楼宿舍，家里的陈设极为简朴，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况。和很多领导人的子女相比，任远志说她是“最普通的平民”。　　任远志已77岁，由于遗传了父亲的体质，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缠身，让她常常感到头晕目眩。　　妹妹们有时很羡慕大姐，原因是“她最了解父亲，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其实，任远志也仅仅只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提起弟妹们，任远志念念不忘：“他们才幸福呢，刚出生就让父亲抱过……”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似乎能被父亲抱一下、亲一口，都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她们甚至只能靠一个个片断，拼接起心中“伟岸的父亲”形象……    从囚童到孤儿　　父亲、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　　我听过这样一段关于父母的传奇：据说，因为爷爷和他的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可惜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爷爷为纪念陈氏，就给儿子任弼时订了门“娃娃亲”，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我的母亲陈琮英。母亲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父亲不过10岁而已。随着父亲走上红色之路，来自农村的母亲也和他到处奔波。父亲17岁时前往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留洋回来的他，才华横溢，英俊帅气。连母亲也没有想到，父亲此时还会选择自己。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很曲折。父亲刚回国，正准备在上海和母亲完婚，却突然接到任务要前往北京。就这样，母亲又等了两年，才和阔别6年的父亲完婚。然而两年后，父亲在安徽被捕，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去营救，好不容易救出了父亲，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其实，我并非父母的大女儿。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却有5个先后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我排行老六。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　　我是当年监狱中最小的囚童。牢房的恐怖可想而知，母亲当时的身体不好，奶水很少，养活才百天的我成了大难题。多亏狱友们的相助，他们从菜汤里挤出仅有的一点油花儿，给母亲补充营养。我靠着母亲仅有的一点乳汁，维持着生命。每次敌人审讯，母亲就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使劲儿掐我的腿，让我大哭大叫，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　　这就是我的出生，从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就没有见到过父亲的脸。　　半年后，在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下，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母亲出狱后不久，便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即把我送回了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奶奶照管。　　因此，从我开始记事起，爸爸妈妈是谁，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全然不知。奶奶就是我唯一的至亲和依靠。　　6岁那年，我算是第一次看见了母亲，她把刚满一岁的妹妹远征也送到了奶奶这里。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还没等我看清“表姑”的模样，那个又瘦又小的身影就行色匆匆地走了。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　　恐惧和饥饿，以及“共党崽子”的叫骂声，是我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后来，好心的邻居王婆婆收留了我们，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    窑洞里的幸福时光　　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15岁。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湖南接我们，说带我们去延安见爸爸。原来我们不是孤儿，我和妹妹既兴奋又紧张。　　7月1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朗朗的晴天。我乘上了去延安的飞机，一路上一直在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在延安看到最矮最瘦的女同志，叫她妈妈准没错。” 　　当我走出机舱门，一个很矮很瘦的女人等在那里。我激动地扑了过去，但却怎么也叫不出“妈妈”两个字，无论我怎么使劲儿，就是叫不出。妈妈把我搂在怀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 　　汽车向延安城里驶去。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说：“快，去叫爸爸，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果然，他与人们描述的一样，只是那身灰布军装不怎么合体。　　父亲将我抱进了吉普车，里面坐着朱德和康克清妈妈。我憋足了劲，喊了一声“爹爹”，爸爸竟然没反应，倒是朱德答应了一声。我用一种不理解的眼神望着他，心里不乐意。妈妈说：“大女儿，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总司令叫爹爹，他以为你是在喊他呢。”朱德伯伯抚摸着我的头，用浓重的四川腔说：“大女儿，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认识了我这个爹爹，高兴吗？”我说不出一句话，泪水不知不觉流满了脸颊。从那一天起，我不仅有了爸爸，还有了爹爹。　　虽然来到了延安，但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学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这件事却给我和父亲的相处“创造”了机会。　　爸爸让我跟学校行动，一家六口人分散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延安儿童保育院小学）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患有夜盲症。在夜里转移，几乎就是个“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小白点跟进。一天夜里过河，我的右脚趾骨摔裂了，伤势很重，发起了高烧。一个认识父亲的士兵，自作主张，把我接到父亲身边。　　那天下午，全身剧痛的我心情却和初到延安时一样兴奋，因为我又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父亲把我带进了一间窑洞。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格局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个房间，是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的办公室兼宿舍。　　我就这样和几位重要领导人同住在了一个窑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与这么多领导人一起生活过的孩子。　　大窑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侧的房间，中间屋里住着陆定一和周恩来伯伯，爸爸带着我住在左边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窑洞里的一个炕洞（当地老百姓用来存粮的地窖）。每天睡觉，爸爸把我放进去，早晨再把我提出来。说来难为情，有几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来，害得我只好把炕洞当成厕所。　　父亲是个幽默乐观的人，即使条件再艰苦，我与他在一起，每天都充满笑声。我记得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熄灭，还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他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一路烧了过去，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不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不久，因为父亲经常转移，带着我很不方便，决定送我过黄河。走前，我拿着一个小本子，爬到毛伯伯的膝盖上说：“毛伯伯请你给我题个字吧，我要过黄河了。”毛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啦，我给你题个什么字呢？”想了片刻，他挥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这个小本子，现在还完整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    父亲是“骆驼” 　　父亲曾有过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骆驼”是说他能够忍辱负重，而后两个称呼，是形容父亲为人厚道、体贴细致，像冬天盖的棉被，舒服、暖和。他和周恩来伯伯曾闹过一个笑话。他们同住一个窑洞，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怕开门声吵醒了周伯伯，便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伯伯因为要咳嗽，怕吵醒了父亲，也急忙跑出了门，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父亲是1950年10月27日去世的。他病危的最后两天，我长跪在他的床前，不能平静。我恨老天的不公，为什么只让我和父亲相聚了4年零3个月。父亲的死，对跟他一起征战多年的老伙伴打击很大。尤其是周伯伯，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周年，他一个人来到景山后街我们的住所。他抚摸着我们姐妹的头，号啕大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哭过，更别说还是一个总理。　　五年的牢狱之灾　　这辈子，我既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可以说，是毛伯伯“光明在前”四个字，鼓励了我。　　因为父母亲曾在言语上冒犯过江青，在“文革”中，我和丈夫被以“特务”的罪名先后关进了监狱。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当年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　　后来我才知道，我和丈夫同被关押在山西的一座山上。我在山上，他在山下，但是整整5年，我们之间毫无音信。我几度绝望，甚至准备自杀。但我想到了父亲，我不能让自己“畏罪自杀”的恶名，玷污了父亲清白的一生。　　每天，我都用“光明在前”鼓励自己，坚定生的信念。1972年，我终获平反，和丈夫一起被释放。两次的牢狱之灾，加上长期的艰苦环境，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遗憾的是，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为祖国做更多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上世纪90年代，是我人生最平静的时光，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我开始钻研绘画。　　病魔的几次袭击，让我更加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却总因身体原因，未能去过香山。我生命中最后的夙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重大决策的驻地。香山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父亲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2007年11月，儿女们驱车陪我来到了香山。我参观了毛主席的双清别墅，找到了当年父亲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共同生活的“来青轩”。“来青轩”建于明代，古香古色，但遗憾的是，这里已年久失修。从门缝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墙壁斑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叱咤风云的领袖们战斗过的地方？　　香山之行，让我夜不能寐。我冒然提笔，给胡锦涛主席书写了一封长信。不曾想，信件很快得到了胡主席的亲自批复。现在“来青轩”的修缮工程已经展开。这件事对我的安慰，足可以抹平我生命中的很多创伤。　　4年零3个月，父亲和我的短暂相聚，是我永生难忘的幸福岁月。一生中，父亲给我书写的所有12封信件，我都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每句话，我都能够倒背如流。它不仅指引着我的一生，将来也会传承下去，影响鞭策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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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之女忆“文革”海上逃亡40天

提起共和国元帅贺龙，人们总会想起他在战场上口衔烟斗，指挥若定的形象。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　　贺晓明现在的身份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虽然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可她却忙极了。忙着回归自己的生活，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贺晓明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她哪里会想到，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将门之家。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关于晓明这个名字，听说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 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薛明从不去打扰。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地，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作为他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为她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聚会），这一系列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对话，再过两年，‘80后’的孩子们该‘老’了，我需要补充新鲜思想啊。” 　　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贺晓明，对生活有了另一层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困的时候有张床，闷的时候有人陪，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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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侄女彭钢:总政第一位女将军部长铁骨铮铮

    1950年初，彭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送到北京华北小学读书。　　这年秋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从西北来北京开会，彭玉兰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大伯父！　　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归来，把侄女接到中南海永福堂一同居住。一生没有儿女的彭总十分疼爱这个侄女。　　1959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等部队院校招收女生。彭玉兰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彻夜未眠。她在此后不久填写的高考志愿表上写下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并以优良的成绩被录取。　　此时的彭玉兰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庐山已经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痛心的一页正在悄悄地翻开…… 　　彭德怀从庐山开会回京后，脸上布满乌云，终日寡言少语。彭玉兰心揪得生疼生疼，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不相信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伯父，一夜之间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头子”。连续几天几夜，她寝食不安，眼睛红肿了，脸庞消瘦了，说话少了，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离上大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8月24日，彭玉兰在屋里收拾行装，彭德怀轻轻走了进来，关切地问：“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彭玉兰轻声地回答着。　　彭德怀看了一眼侄女摊在床上的衣物，慢慢说道：“我看你的东西不是很多，就带上我出国用的那个小皮箱吧。”说完，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拎出来一个黄色的小皮箱：“这个箱子是我出国时用的，看来我再也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边说着，边帮侄女将衣物装进皮箱。　　听着伯父的话，彭玉兰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倾泻而下。　　临行前，彭德怀与彭玉兰进行了一次谈话。彭德怀对侄女说，要有战胜困难和挫折的思想准备，要有坚定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能动摇。彭德怀还再三叮嘱侄女：“到了学校，你要争取入党!” 　　听着伯父的“临别嘱咐”，彭玉兰思绪万千。她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彭钢。　　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并受到批判，作为侄女的彭钢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大学刚毕业，她就被迫脱掉军装，转业到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日思梦想的女兵梦破碎了，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那时的彭钢体重不到40公斤，尽管身体瘦弱，但她非常要强。汽修公司地处右安门，从伯伯的新住处———京西吴家花园到右安门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每个星期，她还要坚持到王府井附近公司下属的汽车修理厂义务劳动，与工人们一起修理解放牌卡车。看到她总是满身油污汗水涔涔的样子，工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个转业干部真能干！” 　　彭钢为人朴实，吃苦耐劳，赢得了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干部群众的一片赞扬声，进公司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党组织还把她作为入党发展对象和干部苗子进行重点培养。　　1965年6月的一天，彭钢要结婚了。未婚夫袁士杰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任教。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伯父时，伯父高兴地笑了。这是彭德怀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彭钢备感欣慰。侄女结婚那天，彭德怀为袁士杰和彭钢斟满了酒，高兴地说：“来，这是你们的喜酒，伯伯一定要多喝几杯！”放下酒杯，彭德怀拍着袁士杰的肩膀说：“士杰，我今天是嫁女儿啊!” 　　1965年11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人走家搬。彭钢也从吴家花园搬到北京东郊的单位居住。　　彭钢新家没有多少摆设。一张棕床是伯伯留下的，没有床架子，开始用几块砖头垫着，后来买了四个方凳支起来。一口樟木箱子、两个小凳子和搓板也都是伯父去成都前留给她的。就连厨房里的炊具和碗筷，细心的伯父也都给她置备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彭德怀的迫害也升级了。他被揪回北京批斗，甚至挨打游街，不仅寝食难安，而且病了也得不到医治。彭钢心如刀绞，想方设法打听伯伯的消息，千方百计地给伯伯送生活用品。1974年11月29日，饱经折磨的彭德怀含冤而去。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站在伯父遗像前，彭钢心中百感交集。她决心继承伯父的遗志，像伯父那样做人做事，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不久，彭钢重返部队，又穿上了久违的绿军装，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充盈在她的心头。　　1979年8月18日，彭钢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光荣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写第一封人党申请书到被批准入党，已经20多年过去了。　　1980年初，彭钢从总参谋部气象研究所调总后勤部指挥管理自动化研究室工作。此时，彭钢已年过不惑。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必须把流逝的光阴追回来!她没日没夜地苦干，与专家一直安装、调试机器。　　正当彭钢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动化研究室的工作中时，组织上借调她到总后勤部整党办公室工作。也许是长期生活在伯父身边的缘故，彭钢的身上也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彭总一身正气的人格魅力。在整党办工作时，她敢于直言，公道正派，是非分明，得到了一致好评。　　1985年1月，彭钢被任命为总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53岁的彭钢登上了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亲身体验了戍边官兵工作的不易和生活的艰辛。当她看到青藏线上很多官兵长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兵站、泵站、机务站官兵居住条件简陋，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　　回到北京后，彭钢专题向总后党委反映了青藏线的情况。在总后党委的关怀支持下，及时为青藏兵站部解决了部分优秀干部内调交流、晋升和基层干部缺额补充等问题，大大调动了驻藏官兵扎根边防、建设边防的积极性。　　1990年6月，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律检查部。彭钢被任命为纪检部副部长，不久后任部长和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1991年6月27日，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命令，授予彭钢少将军衔，她由此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九位女将军，同时以“第一位将军部长”的记录载人总政治部的历史。　　在任纪检部长期间，彭钢先后主持查处了一些领导干部收受高档礼品、超标准用车、公费旅游等严重违纪问题和案件，受到了广泛称赞。　　人们说，彭钢颇有伯父遗风，铁骨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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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被四表誉达三江

许光达在视察坦克第二师时，同坦克乘员亲切交谈许延滨简介：许光达之子，1939年5月生于延安，195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一零一中学，同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化专业。1964年毕业。1975年至1976年，参加核试验，率部队乘战车进入爆心。1978年至1979年，参加边境作战，任总参装甲兵部队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战争中光荣负伤。1983年至1989年任坦克二师师长。198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战专家。　　编者按：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大将军衔的开国元勋、我军装甲兵首任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百年诞辰之际，为缅怀许光达大将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对装甲兵建设事业的贡献，学习许光达大将的高尚品质，传承许光达大将的优良作风，使广大的装甲兵指战员更加深刻地理解许光达大将的军事素养、军事思维、军事方法以及形成脉络，《坦克兵学刊》记者专访了许光达大将之子许延滨将军。　　记　者：许多人只知道许光达大将是我军装甲兵的创始人，为我军装甲兵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却不理解许光达大将靠什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没有机关、没有资料、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参考的情况下，完成了我军一个全新兵种的建设构想。您能谈谈许光达大将当时的情况吗？　　许延滨：1949年12月28日，父亲随彭德怀由兰州飞到北京，准备第一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一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王稼祥和我父母聚在一起闲谈，谈到了我父亲今后的工作问题。林伯渠、王稼祥有意让父亲做外交工作，父亲有些犹豫。朱德说，许光达在黄埔学习过，打了几十年仗，有带兵经验，培养一个有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经验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不容易。彭德怀同意朱德的意见。正说着，毛泽东走了进来，当他知道大家在谈父亲的工作问题时，便说：“我们从实际出发，陆军机械化，先从坦克搞起，就让许光达去拉这个架子。” 　　实际上，当时父亲的压力是很大的。国家百废待兴，全军只有两个战车师，两个战车团，共有坦克543辆，并且这些坦克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一部分美式水陆坦克外，其余的大都已陈旧，有许多已经破烂不堪，不能动弹。毛泽东要求的不仅仅是建立装甲兵这个新兵种，而是从坦克搞起，探索陆军机械化。因此，父亲面临的任务是何等艰巨!我有很多年没有理解父亲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直到我集中精力去解读父亲思想脉络时，才读出了他当时的内涵——责任，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对新中国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正是因为这种责任，父亲铿锵有力地表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这后半辈子就把心血花在这上面吧，一定把它搞好，直到去见马克思。　　我在整理《许光达军事文选》过程中发现，当时父亲对装甲兵建设与发展的思路非常清晰。1950年5月他写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的亲笔信《在1950年建立三个坦克旅的实施计划》，同年7月14日在战车一师的报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坚强的坦克部队》，10月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报告《为装备一千辆坦克而奋斗》等装甲兵最初的三个文件，非常明确地展现出父亲的装甲兵建设发展思路。他提出：“整个人民解放军发展的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当前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建立一支坚强的现代的坦克部队”。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准备编成几个坦克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的雏形，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一旦战争需要，马上就能够担任战斗任务；二是要办好坦克学校，组织训练基地，培养干部和乘员；三是建设坦克工业，首先是关于修理器材的统筹。他预计在三至五年内，在需要时，可以组织十几个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很优秀的坦克旅，提出了三年内装备1000辆坦克的宏伟计划。他认为，当时首先必须抓两个问题：一是整编现有坦克部队，实行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也就是说，当时父亲对装甲兵建设的方向、总任务、规模、措施、切入点等等，都是非常清晰的。正是这种清晰的思路，指导我军装甲兵从组织编制、训练体制、装备发展机制、干部培养及乘员培训机制迅速地完善起来，使我军装甲兵不断发展壮大。记　者：“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部队”；“干部必须先经过院校培养，不要由战士直接提拔”；“一定要搞好与步兵的协同，不能脱离步兵，在没有完成全面机械化之前尤为重要”。许光达大将的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也表明了他对装甲兵建设发展的思路不仅清晰，而且超前。思路是思维的结果，正确的思路来源于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思维是以坚实的思维底蕴来支撑的，许光达大将的军事思维底蕴来源于何处？　　许延滨：父亲在装甲兵建设与发展中展现出来的思路清晰、超前，有其必然性。1926年在黄埔军校炮兵科的学习、1930年到1932年的红军反“围剿”作战实践、1932年在苏联开始的学习生涯、1938年回到延安后的组织教育训练实践、1942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实践和之后的解放战争实践，父亲的这种经历，恰好吻合了“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也吻合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发展与成长规律。　　从军事素养上讲，他受到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的影响。黄埔时期接触的是炮兵知识，红军时期深受毛泽东战略战术的熏陶，在苏联学习期间接受的是苏联的军事理论，并且深入研究了美、日、英、德等外军战术。各种军事营养在他脑海里不断积淀，在“抗大”组织教育训练期间得到升华，并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与完善，使父亲的军事素养与军事思维完成了向军事家的过渡。　　从政治素养上讲，他受科学的理论影响很深。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父亲的国文教员就是共产党员。临近学校的一些进步老师，如徐特立、周以粟等经常为他们讲演，一起讨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都对父亲的思想影响很大。1926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父亲每个星期日都到广州农民协会听党的时事报告和党内教育，同时他还阅读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说等书籍和资料，使他进一步懂得了共产主义。在苏联学习期间，父亲如饥似渴地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和马列的经典著作，使他的认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要知道，哲学被人们誉为聪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只有真正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深处，成为思维底蕴，才能主导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时代意识上讲，他受现代化影响较大。从1926年学习炮兵知识到1936年学习汽车、坦克等知识，接触的是工业时代的意识，是机械化的知识。从当时情况来讲，这些意识、知识是超前的、先进的，特别是在我国仍处在手工业时代，机械化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新名词。　　知识改变的是人的思维。正是由于父亲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的、现代的知识，使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更加科学。当然，父亲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只是将才，而不是帅才，因为我的逻辑思维强而形象思维不够”。记　者：“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这是毛泽东主席对许光达大将高风亮节的高度评价。从后人的角度看，难以理解许光达大将的让衔举动。是他风格高，还是他品质的客观体现？　　许延滨：读懂父亲的内心世界是困难的。父亲的思想代表了一个理性社会的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处事的基础。他终身鄙视跳梁小丑和政治小人，从不和这些人交往，以至在高层获有“清高”的声名。我在知天命之年才体会到他那“峰高无坦途”的境界和悲天悯人之一代儒将的坎坷。那么父亲成为军事家的特质是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几乎真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无不围绕在“象”、“数”、“理”的范畴内去讨论、去追溯宇宙本源的命题。中华民族先哲们总体的思维特征：宏观性、直观性、重人性、重“和”……蕴涵了兵学与哲学的相通。中国的哲学家与军事家、文臣武将，大多是兵学与哲学兼于一身。他们往往以兵论哲，在论述兵学时又每每以哲谈兵。父亲短短的一生充满了兵哲相融的气息。人们太多的是看到他身后的绚丽、传奇、辉煌，而少知的是他的思想脉络。每当穷尽在“极端”彰显人性的关节时刻，他对人、对荣辱、对生死都表现得那样大度、宽容。他把理性表达得如此从容、安详而近于完美。也就难怪当代哲人大家们对他的人生美誉：“光被四表，誉达三江”（季羡林）；“夜深逢老兵，不知涕何从”，“宜作军民范，永为邦国光”（赵朴初）。华罗庚教授称他是“真正的军事家”。父亲是湖南人，军史学家对中国1988年认定的军事家评论说：唯湘籍军事家真是一本让人百读不厌的“天书”，毛泽东用兵如神，彭德怀、粟裕指挥恢弘而磅礴，许光达打的是精品中的精品！还有王船山、杨度、谭嗣同、蔡锷、黄兴，刘少奇、左权、贺龙……等等数不清的中国革命的探索者与实践者。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结晶？或者说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说不清楚。但从父亲的身上看到的是坚持、忠诚、血性与博爱的集合。　　从黄埔军校学习期间面对蒋介石的反共浪潮，旗帜鲜明地在登记表上写下“死不退出共产党”；到受林彪一伙迫害时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扉页上写下“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父亲一生都把“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对党的信条。在那些妄图篡党窃国的丑类面前，父亲像许多老帅、老将一样，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宁可光明磊落地死去，决不低下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高昂的头颅。对待战友、部属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爱。杨林寺战斗结束后，红二军团全委会上，邓中夏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许光达却说，这不是功劳，是耻辱！这一仗是不应该打的，是红六军四分之一烈士的鲜血救了我们，是洪湖儿女用生命救了我们！他对决策失误造成红军将士的伤亡非常痛心。后来，他把对战友和部属的爱渗透到作战要求上去。他指出：“有勇气有胆量是对的，但若不与细腻的战术、技术相结合，仍然达不到歼敌的目的。认为宁肯落个没有战术素养，也不愿落个胆小鬼的观点，应在干部思想中予以纠正。有战术素养，能发挥战术与技术的指挥员，不等于胆小，在战斗中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减少自己的伤亡，才算优秀的指挥员。”也正是难以忘怀战友们的流血牺牲，父亲对待生活和荣誉始终保持低调，总感到对革命的贡献甚少，而党和人民给自己的荣誉太多，让衔降薪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自然举动。记　者：几年前，我曾拜读过您的大作《面对未来战争的哲学思考》，深受启发，对“战争是一个‘场’，是追求和谐的艺术”，“战争是操作时间能力的对抗”，“能量是体现战争意志的工具”等观点至今记忆犹新。您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未来战争，认为未来战争的对抗与角逐是“哲学与思维的较量”，这是您自己的感悟，还是对许光达大将思想脉络的传承？　　许延滨：或许两者都有吧。为了搞清楚父亲痴迷一生的“军事”，我用了近40年的心思去整理、汇总、考证，我以身试验核爆条件下有关数据、在边境枪林弹雨中布阵、组织数字化作战装备实验……都是为了把父亲最终没能自己完全表达出来的想法由我来客观地表达出来。为了搞清楚父亲的思想脉络，我从近代史和无数战例、从西方哲学史回归到中国古典兵学，最后一不留神掉进了“周易”里。这时才发现“乾坤”也不尽人意啊！不该让我这个缺少“菩提”之缘的人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事；没有“般若”天分之人知“道”了、看“道”了、听“道”了不该知道、看到、听到的事，于是乎脑子里就产生了本不应该想的却偏偏想“道”了。　　不少人看到父亲1926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的学习笔记，1932年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学习笔记，惊叹其详尽、工整，标图准确美观，“今日的学员远比不上他那时的逻辑功底！”专家学者在审看《许光达军事文选》的文稿时惊叹作者对协同作战、未来战争模式、机械化、现代化军队建设等一系列思想，超前了半个多世纪，其觉醒之早，角度之新，难以想象。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反映？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真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兵哲相融，以哲谈兵、以哲论战。我军36位杰出军事家，无一例外！　　我感受到了父亲兵哲相融的气息，也受华罗庚教授的熏陶，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自然学科为基础，结合自己的体验与磨练，形成了现在的思维体系。因此，你看到的那些作品，大都以哲学的角度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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