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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东：佛道教商业化危及中国传统文化生存根本

宗教正在遭遇商业化侵蚀（资料图）文：魏德东佛道教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商业化侵蚀，不仅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也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生存。将寺庙圈入景区收门票，假借宗教名义设功德箱敛财，已经成为一些企业一本万利的敛财手段。如何处理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是所有宗教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一个宗教组织或团体，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地解决好自身的神圣性和世俗性，既赢得自身的发展，又能与社会和谐相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宗教组织以及全社会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检验。根据近百年来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关神圣性与世俗性关系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现代化条件下，整体上比较强调神圣性，在宗教思想与活动中较多呈现保守色彩、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组织，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而那些更加强调宗教的世俗性，在宗教思想与活动中更加开放、向世俗社会趋同的宗教组织，则更可能出现衰退。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基督教的发展。二战以后，被认为较为保守的、神学上持福音主义立场的各种教派，整体上处于发展状况；而被认为是开放的、神学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教派，则整体上处于衰退状态。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宗教组织，也遇到了类似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抉择。最具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宗教组织遇到的世俗化挑战，集中体现为商业化带来的危机。最近40年来，在全体国民包括宗教人士的整体人文素质都不高的前提下，宗教恢复遇到了经济腾飞，不仅一部分宗教团体比较轻易地就成为了经济上的暴发户，更可怕的是中国宗教本身，被很多组织和个人视为发财致富的资源，成为饕餮大餐中的“唐僧肉”。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商业化侵蚀，不仅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也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生存。因此，维护中国宗教的神圣性，应该成为政府、宗教团体、宗教信众与社会大众的共同职责。宗教团体要生存发展，当然需要金钱。但宗教团体的核心工作是为民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对大众的精神服务中赢得自身的发展。宗教学研究证明，社会越是世俗化，越是向钱看，民众就越期待宗教更神圣一点。民众到寺院去，根本的目的是获得心灵的安宁，道德的净化。他们希望遇到严守清规戒律的宗教人士，希望听到空谷幽兰的心灵开示，希望看到清净圣洁的佛教寺院，他们也一定会自愿为此付出经济补偿。维护好自己的宗教传统，应该是当代中国宗教必备的自醒自觉。每一个宗教信仰者，都需要理性地认知宗教的本质，摒弃巫术思维。宗教团体是以信仰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所谓信教，就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道德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捐款、烧香等都是重要的宗教活动，但认为捐款越多功德就越大，甚至希望用金钱购买佛菩萨的保佑，则是巫术思维的表现。用佛教的话说，“实无功德”。回归宗教的本怀，用宗教的戒律、道德要求自己，才是真正的信教。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但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单一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对于大多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来说，对宗教的态度首先应该是尊重。没有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何谈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真心希望那些在网络上对中国宗教保持高度兴趣的围观者，能够深入经藏，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与弘扬者。
03月22日　320
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大觉寺与迦陵和尚

作者：陆波（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律师）这十几年来，西山大觉寺是越来越热闹了。尤其北清路开通后，交通极便利，现在有私家车的人家又多，出了北五环，过永丰，上北清路，过六环，很快就可以抵达这座阳台山麓的小小寺院。读季羡林先生的《大觉寺》一文可知，80年代这里交通不方便，七旬高龄还是跟着小辈一路骑车而至，途中已累到腿脚发麻，幸亏同伴扶掖一鼓作气骑到大觉寺，然后老人游历一番，感慨：“人间净土就在眼前；都会油然产生凌云的壮志。”于后，七旬老人又一股气骑回燕园。然而，时光荏苒30余载，季老在文中大赞的“人间净土，世外桃源”已是一个十分热闹的旅游场所了，当然，初一十五，也有佛教信众礼拜庙堂，或者游客游乐之余顺带手拜拜。每当看到人头攒动的厅堂，你会慨叹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其实可以游览参观的景点，可以精神皈依的庙堂实在是太太匮乏了。说到西山大觉寺，无非是这样些说辞：千年古寺，皇家敕建，名人眷顾，古迹甚多。其中因有玉兰树一株，使其列位北京三大花寺（其他为法源寺的丁香花、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列。这株玉兰树的名气之大缘于两点，其一，它是大觉寺首任住持迦陵性音和尚亲手栽种，据说，树苗是来自四川，跨越半个中国，落户大觉寺四宜堂。其二，这株玉兰花开也是格外美丽芬芳，花大如拳，洁白如玉，香气浓馥。虽然今天再观这树玉兰，已是花中老者，有些虬枝老干的风采，树形已不甚美，还有几根铁棍支撑着有倾覆之像的树干。但它曾经的风采近300年来吸引过众多名人雅士的目光和赞美，其中就有清朝文学家爱新觉罗·奕绘、顾太清夫妇，近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张伯驹、季羡林等。冰心夫妇在遥远的民国初年，在这座寺院度过了他们新婚的最初岁月。又有说还清朝初年天才诗人纳兰性德也曾目睹此树繁华，并附会了他有关玉兰的诗句。这其实是个谬传，纳兰性德离世于1685年，离迦陵和尚住持大觉寺1720年有35年的差距，所以纳兰并未见过这株玉兰，但他游历过大觉寺倒是有诗为证：《浣溪沙·大觉寺》：“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従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此时相对一忘言”真是刻画了静寺的意境，但他只见空梁画壁，燕子蝴蝶，没有玉兰矣。搭个棚子怕古玉兰花期短暂现在有关大觉寺的旅游词典有八景：古寺兰香、千年银杏、老藤寄柏、鼠李寄柏、灵泉泉水、辽代古碑、松柏抱塔、碧韵清池。游客们必是循着这八个看点游历拍照一番，然而不消半个小时即可全部点到，加上参观一番大殿佛像及藏经楼的大觉寺历史展，也不过是个把小时可以完成的游览。从京城驱车几十公里只是在这个小寺转悠个把小时就没了新鲜，对于游客而言肯定是不满足的，于是有商人寻到民食为天的定律，开了间茶肆酒楼——“明慧茶苑”。茶苑开在有着古玉兰的四宜堂院子里，仲春时节，古玉兰往往不顾高龄花儿开得格外绚烂，加之玉兰特有的浓香，满庭院也恰似一片袖珍盆景般的香雪海。当然，玉兰开花的时间很难拿捏，花期又短，所以特意为此景此香而至的宾客定是那些比较讲究的精致小资。花影扶疏之时，品茗听琴，定是一般悠然滋味。而明慧的酒楼就很独特了，它在茶苑的前套院，是一家开在寺院里的世俗酒楼。为什么是世俗，因为它不是素斋，荤腥不忌，属江南菜系。酒楼门口放置数口“女儿红”大酒缸，好肉定配好酒。于是，游完景色过少的游客们便欣欣然有了安抚肠胃的好去所。我一位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在寺院里开一家荤菜馆子？然后她自问自答道：因为寺院没有僧人，没人忌讳没人管。我倒是觉得，是因为并非拜佛的游客占了绝大多数，让那些肚子不可缺油的人们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小寺游完再得不到口腹之欲的满足，让他们去吃素食斋饭，这个景点肯定是要衰落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传说“大觉寺餐馆的菜好吃”，倒是起到了勾牵游客肠胃的作用。大觉寺历史渊源千年，最初是辽寺，由民间人士发心而建。到金朝皇帝金章宗建成清水院，后改称灵泉寺。彼时，金章宗沿西山东麓建了八大寺院（也称八大水院）。历经明清几度废建，但均为皇家敕建。自明朝宣德年重建更名“大觉寺”后名称沿用至今。金朝皇帝非常有趣，他们绝大多数时间与大宋朝为敌，征战不断，但他们骨子里又对中原文化膜拜得五体投地，最终也是没落在追求艺术创造追求宗教信仰的道路上，被没有这般复杂文化浸淫的蒙古人灭掉。所谓“最堕落的”金帝金章宗完全在文化意义上被汉化，他也写得一笔漂亮的“瘦金体”，骨子里膜拜宋徽宗，吟诗作画，兴建庙宇楼堂，一派繁华大金中都城，也注定了由盛转衰的命运。大觉寺中辽碑但凡名寺，都会与某些高僧相关，因为毕竟不是荒野小庙，配得上在敕建寺院住持的僧人一定是当时修行深厚的高僧大德。而事实上，大觉寺与两位高僧渊源深厚，一位是明朝大国师西天佛子智光，另一位是跨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觉寺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而迦陵和尚恰恰就是大觉寺里隐藏的一段帝僧交往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迦陵性音和尚像大觉寺后山有一尊覆钵式塔，坊间通称：迦陵舍利塔，游客们往往会绕塔行拜，以为定是高僧舍利在此封存。而大觉寺管理者似乎比较严谨，只在标牌上写了两个字：白塔。因为这座大佛塔没有铭文，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它矗立在大悲堂北侧全寺的最高点，高12米，与北海永安寺白塔的形制相仿。迦陵舍利塔塔基是两层须弥座，下面的八角须弥座刻有仰莲和伏莲纹样，在八个面中心和四周都镶嵌有砖雕，转角处的角柱上有连珠、如意等纹样，其上的圆形须弥座上刻有仰莲和伏莲，束腰处有花草图案。须弥座之上是三层叠涩金刚圈，在上是塔肚，塔肚正面开有壶门，壶门下方有一个由连珠纹装饰的座，壶门周围装饰有火焰纹样，假门上还有石刻的窗棂。塔肚上则是十三层相轮，没有基座，相轮上是伞盖和宝珠组成塔刹，伞盖上刻有流云纹和佛字，并挂有铜铎（俗称“风铃”）。刹顶的宝珠上有蕉叶纹装饰。这座宏伟佛塔是乾隆年间建制，依据来自年修葺再建的碑文记载，有“故命其徒建塔于此”之语，但此塔是否彼塔？我认为这个记载并非详实。查过不少资料有金、明、清建造之说，各有说辞莫衷一是。如果说是清朝所建，肯定不是雍正所建，雍正后期是全盘否定迦陵和尚的。虽然迦陵的灵骨移住大觉寺，但真正的掩埋地点是现已毁灭的大觉寺塔院，距离寺庙南方1.5公里处，历代大觉寺住持都是埋葬在那里的，包括迦陵。所以其舍利塔应在大觉寺塔院。到了乾隆时期，因为重新修葺大觉寺并有加建，但“故命其徒建塔于此”，也有可能正是指在塔院为其建立的舍利塔。而重修之时寺院里这座塔也已存在，只是已有损坏，修葺时一并加固整理。后人便以此言当做乾隆修塔的附会。我为什么对清朝建塔持否定态度？答案便是白塔所处一松一柏之环境。白塔左右两侧各一松柏，也是大觉寺美景之一——松柏抱塔。当然松树已死，现在坑里种的是一棵补种的小松树。但那棵柏树是参天古树，雄风依旧，植物学家的测定应在500岁树龄，这才是昭示塔龄的最直接证据——此塔应为明朝塔。一树龄推测塔龄也算一家之言。但这座宏伟之塔，因没有塔铭，历史记载亦语焉不详，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雍正的本性确是个翻来覆去随时变脸的人，在不同的身份位置难免有不同的面孔示人。在潜邸和朝廷完全是人生面具的不同样貌。这就是那类你不可与他关系过于密切，不可知晓他过多隐私的人。你和他的密切可能导致他对自我保护的过度反应，他可以认为你知晓的太多，对他的威胁也太多，难免引得他的厌恶。迦陵和尚与弘素和尚便是最好的范例。这两位高僧都是雍正做王爷时与之交往厚密的潜邸常客，王爷登基后一样的被放逐的命运，当然他们并不是等待皇帝发什么贬斥而落亡，都是发觉新皇帝出世，旧风声已改，被迫放情云水，自行逃逸而已。为什么说是“自行逃逸”？因为迦陵和尚在雍正登基后的四年及死后四年共计八年间，雍正尚未翻脸，但那期间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控制了这位禅僧，令其骇然。迦陵和尚逃南后几乎是过了四年居无定所的生活，所谓“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实际上，他过的是一种胆战心惊的逃亡生活，唯恐雍正抓他。直到雍正四年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他这最后的四年应该是惶恐不安，缄口不言地挨过。而同样也是死于雍正四年的弘素和尚则参悟未深，虽说也是逃亡，还是与其门徒招摇地方，争言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两位僧人同样蹊跷死于同年，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疑惑。今人评价迦陵和尚，称其为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其生年不详，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馀，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他青年时便依止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宗临济尊宿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彻而得授衣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一生行脚广泛，弘法参学遍及众多著名寺院。据说迦陵和尚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好口才。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冬，他在京师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① 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爱好结交僧道，虽论佛道但难免他还有探寻谋政法术，采各种知识门道之精粹，迦陵和尚便是府内常客。故而自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九年，迦陵和尚与雍亲王胤禛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了十年左右，迦陵和尚经常出入潜邸帷幄，讨论佛法，或者还有其他参谋，便不得知。至康熙五十九年，他们二人的关系达到最热络的高潮。那年大觉寺由皇家“特加修葺”后，雍亲王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寺方丈碑记》，在记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这可以称之为雍正帝对迦陵和尚修行佛法境界的最高赞赏。该碑今天安放在大觉寺南碑亭，碑文书写是雍亲王的亲笔，遒劲洒脱，大气脱俗，历经300年，感染力依旧。后人一直探索这两位帝僧恩怨的缘由，现在看来更多的是祸起迦陵和尚的文字。迦陵和尚虽南下流亡但还在世的最后四年，雍正并没什么表示。在得知迦陵圆寂之后他曾上谕②，其中道：“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而性音亦力辞归隐，遂安禅于庐山隐居寺四年。于兹谨守寺规，谢绝尘境，即本省大吏尽不知不闻也”。由此可知，雍正因是忌惮天下人怀疑其谋位的合法性，极力撇清沙门参政之嫌，迦陵跑到庐山，当地官员都不知道，皇帝更是什么也不了解的。是不是这么说反而欲盖弥彰，而迦陵南遁是不是正应了现代人的那句话——“你知道的太多了”？雍正言道：“以朕嗣登宝位，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无涉。”这时候雍正对迦陵还是客气的，直至迦陵圆寂，雍正更是封其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并令将其《语录》收入经藏。一时哀荣，也算不枉旧识。但几年后，风云突变，雍正称“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辜负朕恩处，著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著撤出”③。为什么？因为雍正这个人心思真是缜密如针，他发现了迦陵著述中有不少记述潜邸时期雍亲王与僧衲交往记录，而且其门人也是多嘴多舌，在迦陵死后为其鸣不平。这些岂是雍正这般性格可以容忍的，所以迦陵死后几年被雍正彻底否定也是不足为奇之事。迦陵圆寂，雍正薨逝，这一段帝僧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乾隆没有放下。他对这位高僧是有好感的，说不定也是钦敬的，更可能认为不应该与一介僧侣如此过不去。按照他的性情，他给不少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罪人平了反，何况这一介禅僧。一方面，平反体现其情怀宽厚，另一面也是做给当朝的臣子的样子，昭显皇恩浩荡。有一个传说，说的是迦陵和尚与乾隆皇帝有过交集。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曾到大觉寺修行，一次坐禅时打盹入梦，竟笑出了声音，当时负责寺内烧火的小和尚迦陵，操起戒尺便打了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仙阙少缘份，凡尘属寡人”，尔后悄悄溜回宫去。寺内的僧人都为迦陵捏了把汗，但是乾隆皇帝非但没有惩罚他，还特派贴身太监来拜见迦陵。这个传说是不是大觉寺作为旅游景点编排的故事不得而知，因为迦陵与雍亲王的“蜜月期”。迦陵和尚是被亲王府从柏林禅寺请去的，柏林禅寺与亲王府距离也比较近，迦陵出入王府如履平地，作为好学少年当年的弘历与其相识或者听父王与和尚论道也是常理之事。但康熙五十九年寺院修葺完毕，迦陵真正入住大觉寺做住持时已是贵为住持的老和尚，不可能是什么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了，而康熙五十九年的乾隆当时还只是个叫弘历的少年，才9岁，不可能有这段参禅修行的故事。迦陵和尚的衣钵弟子、也是大觉寺第二任住持实安法师曾为一幅迦陵和尚画像题诗一首，今天诗画均在大觉寺收藏，是当年供奉于寺内“祖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老和尚像赞》一则，倒是反映了其徒弟对师父结交皇权导致不良后果的不满。像赞曰：“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 后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是揭示迦陵与雍正帝关系本质的概括，似乎，还欲言又止地泄露那么点“天机”。这则像赞中，使用的是禅宗“棒喝”方式，表达了弟子对老和尚过于牵绊天下君王而走偏了出家人的路线的不满，明明是被赠谥“圆通妙智”，但后来又因“有失检点”被消去“国师”称号，到底“有智”“无智”，一团糊涂，“怎受人天敬礼”？而且，不是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敬奉你的话，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你结交大人的好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令人好生讶异也好生联想，因为这是不是暗指民间盛传的雍正帝排除众多皇子而通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取得皇权大统之事？这种胡言乱语式的禅语透露出他弟子的慨叹，慨叹老和尚太过多地参与雍正帷幄，以至于耽误了修成正果还伤了自身。牵绊到俗世中的和尚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佛法的修行是超越凡尘的精神苦旅，如果标榜了“出世”的法则，又为“入世”找各种堂皇的借口，最终是伤了法体，而难免流陷于世俗的喜怒哀乐之中，不能获得真正的高僧大德美名。机缘巧合，今天的大觉寺现状也如同它首任住持般，以另一种方式浸润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之中，有美馔佳肴风花雪月，还有各种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品茶，古筝，充溢着世俗的欢愉，但不能免俗于商业利益的围绕，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宗教场所，只是文物景区。一个变身文物场所的佛教寺院迎合并没有佛教信仰的游客们吃喝玩乐，之余，接受一点他们自求其利的那点许愿和布施，这难免令我联想迦陵和尚涉于俗世的忧思，那一定是他“飘然而南”的四年里一直反思的问题。【注】本文原标题《大觉寺与迦陵和尚》。【注释】 ①有关迦陵生平记述参见《迦陵禅师与雍正皇帝》，作者孙荣芬（原大觉寺负责人） ②、③参见《雍正朝汉文谕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06
03月22日　1098
【文化】宗教商业艺术密不可分：潮商拜神经济学

潮汕的宗教、商业与艺术对潮汕地区以外的人来说，潮汕大地给人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工夫茶，潮商还有潮汕人的迷信吧，这些其实是潮汕文化的一种体现。潮汕文化是古代潮州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合而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而工夫茶、潮商还有潮汕人的迷信则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所谓的潮汕人。按黄挺先生在《潮汕文化源流》一书的定义是使用一种共同的汉语方言——潮汕话的人群。广义上的潮州民系包括汕尾人，狭义上的潮州民系指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与丰顺县以及周边地区有潮州认同感的人。至于潮商当然只来自这一地区的本土潮汕人，或其外地后裔（外地指国内和海外）。潮商是商业文化，工夫茶是讲究精致的艺术文化，各种信仰则是宗教文化了，属于道德和思想范畴。这三者似乎是潮汕文化里的明珠，常被提起，只是一直被分别研究，似乎没有人想过其中的关联，也没有人想过把这些结合起来分析。写这么一篇文章就是希望把这几颗明珠串在一起，从一个新的角度看下我们的本土文化。潮商是商业自不须多做解释，在我的定义里还包括了潮汕的木雕、石雕和美术陶瓷等的工艺文化；艺术文化除了工夫茶和各式小食还有我们的潮州音乐潮剧等；至于宗教文化则是我们的多神信仰。这三者看似无关，其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一个简单的联系是宗教产生商业传统——潮人的经商法则，同时还产生各种祭拜手工艺；商业即经营各种工艺品产生，其经营又产生经济利润，这些利润被投入到宗教信仰中又促进了宗教信仰。经商获利追求有闲阶级生活，又促进了艺术文化的发展；艺术文化的发展同时提高了潮汕商品的品位和竞争力，又促进商业的繁荣，这三者是一个良性循环，互相影响又各自发展，构成我们今天的潮汕文化。艺术和商业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不过宗教和商业的关系则没有太多的研究，这将会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关于宗教，潮汕地区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地区。宗教崇拜的产生一个原因是源自避祸求福的畏惧心理，叶大兵在《试论风俗的基本特征》中说：“当原始人结成最早的群体时，由于对大自然的无知，以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山川草木等，都是有生命的神灵，并能一祸福降人，为了避祸求福，他们敬奉神灵，就产生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和祭祀祈祷的风俗”。在潮汕地区，原先居住在此处的多是海民和山民，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需要能够提供特定保护的神灵也自不同。海民和山民的迁徙又把各自的神灵带到其他地方，广东方言求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个神多，除了次数多，也许还有一个神灵多的意思。毕竟求神是很虚无缥缈的事，多求一个神就多一份保障，多拜一个神多一份保佑，就等于多了一份保险，而且支出的祭品是不会因此而增加的，不过是多叩一个头，多点一支香而已，是很划得来的，只要能换来平安、发财，又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人拜我拜的从众心理，多神崇拜就出现了。从潮汕人对多种神明的一致对待、一齐祭拜，可以看出潮汕人那种强烈的保险意识、侥幸心理，甚至有点滑头。连拜神也精明，那么做生意也就足够精明了，最后形成潮商也就不在话下。潮拜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关系题解，潮拜文化者，潮汕拜神文化也。要说关系其实先要从宗教说起，所谓宗教，那是形成社会规范的一个因素，宗教不止是现实道德规范，而且是精神规范。在世俗的生活里，以前有皇权，现在有国法约束，在精神层面，宗教也有相同的作用。不过这个作用有多大——直接影响多少人？据2002年初步统计，获各地民族宗教局登记，潮汕庵寺300座、居士林5座、道场2座、精舍77座、佛堂28座、佛学院1所，总计413座，常住僧人尼约1154人，信徒数万人。这里还没有统计潮汕地区的老爷庙（道教的道观），另外佛教信徒数据并不可靠，似乎算少了，潮汕地区的本地人口据说有一千二百万人，信众才几万人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我国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按这一比例计算潮汕地区有坚定宗教信仰的应该在一百二十万人以上。同时潮汕地区很大一部分人对进神庙、佛寺和教堂抱有极其世俗、随意和实用的态度，属于游移分子，这一部分人其实也受宗教的影响，所以不要惊叹于潮汕人的热衷拜老爷（神）。有这么一群受众，他们必然或多或少的把这些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去，而这群受众同时又代表一个广大的市场。这个影响可以很清晰，也可以不为我们留意，潮州陶瓷就是一个被宗教影响的例子，产品造型，花式都会为迎合宗教需要设计，这是我们比较容易感知的，各种神佛的雕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宗教产品，而潮汕的木雕、石雕、金漆器具艺术均十分出名。木雕、石雕等普遍用于庙宇、祠堂等的装饰，而金漆器具，更是潮汕民间祭品器具不可或缺之物。有一样潮汕出名的事物也和拜神的习俗连在一起，这个就是潮汕的各式特色小吃。旧时潮汕地区一年有二三十个节，祭拜各位老爷，每位老爷的贡品又不尽相同。这些祭拜又同时在不同村落姓氏间进行，变得富有竞赛意味，为此求新求变，使各种食品花样翻新，甚至形成过节崇拜的美食文化。按飘香小食店的林剑秋大厨口述，整理的《民间拜神供品与潮汕风味美食》一文详尽的介绍了这个影响及过程。更巧合的是飘香小食店的现地址以前居然是某姓的祠堂，潮汕祭拜场地经营从祭拜文化中演化出来的潮汕食品，也是一绝。另外，过节时唱的酬神戏也产生一种宗教信仰对文化——潮剧的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戏剧起源于“酬神之仪式”，同样潮剧最原始的功能就是酬神，潮剧原本是唱给神庙里的老爷听的，最初的潮剧舞台就搭在神庙兑现，即使台下已经没有观众，戏也不能停，因为神明在听。即便去到泰国，潮剧依然没有失去其酬神功能，庙堂音乐潮乐、潮剧、木偶戏等等，都会在时年八节中展示。潮绣是粤绣的一大体系，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早年，潮绣工艺也大量展示于潮汕民间时年八节和游神赛会上。每年正月游神赛会，“安济圣王”等老爷的神袍必须一年一换，乡里主事者均不惜重金，聘请名师绣制，以博“老爷”欢心，保佑乡民一年平安。朝拜老爷的需要催生了这些行业，并为其发展提供经济来源，也促进其发展。可以说，拜神习俗和潮汕的商业发展息息相关，当中又产生了下面要说的潮商和拜神的关系。   潮商与朝拜（内篇）这一部分是内篇，主要讲本土潮商，下一篇外篇则会说外地潮商（包括海外潮商）。这两者有共性也有分别，现在我们先说共性。潮商的名头确实响亮，自来分析者众。《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潮人喜欢经商其实和地理环境环山面海有关，没有平地务农，自然向外，向海发展。渔民捕鱼，那是每天交易，这是实际上的经商，久之就形成了喜欢经商的特性。潮州商人，其渊源可追溯至明代，历久不衰、影响深广。潮商的文化特质可以用五个字进行概括：精（精打细算）、拼（冒险开拓精神）、信（讲求信义）、义（建立在同乡关系上的团结凝聚）、亲（根亲观念强，回报家乡）。关于拜神和潮商特质的关系其实并非没有人留意到，陈友义教授在《潮商诚信友善的文化因由》一文中有所提及：“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在潮汕都有传播，但最有影响的当数佛教。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观念深入潮人之心……督促潮汕人弃恶从善，正直诚实；鞭策潮商以诚为本，重诺守信，诚信经营。潮汕民间特别崇拜韩愈、关公……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在潮商眼中，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有力地推动了潮商讲义气、求忠诚、重诺信、文明经商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不过这个说法有点笼统，而且关公信仰到处都有，不能作为例证。同时这个只说到两个特点，并没全面覆盖，为此我决定采取宏大叙事重新推导。拜神是几乎所有国人的习性，不过潮汕人更为热衷而已，何以如此？一般的说法是潮汕面临神秘莫测的大海，为了避祸求福，所以敬奉神灵。不过潮汕神多，处处都可以看到庙宇或教堂，而且是佛道不分一起拜，不仅佛道共处一山，有的还共处一室，甚至统一管理，并排而立，一起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潮人信奉的神，有神话故事的神，有历史人物的神，有与外地共通的神，也有地方特有的神，各行业也有各种神名，自设小神龛供奉。到底为什么有众多神仙？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好像没人问过。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从潮汕人的来源说起。潮汕人是历史上的外来移民和本地人的组合体。秦汉时期就开始有移民，晋室东迁，大批中原汉人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地区。《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外来移民除了带来先进的文化，自然也带来不太先进的宗教信仰。移民来源不一，带来的神祗也就不同，这种情形下要潮汕不神佛满天，那才是怪事了。而不同的神共处一室，其实正是潮汕人的民族包容性所决定的，如果现实生活中本地人接受外来移民，那么精神层面上的诸神当然也可以和平共处了。不过信仰能否影响人的行为，并形成潮商的特点？帕斯卡曾以因果论来考虑是否要相信上帝，它的论证，叫做帕斯卡（Pascal’s wager）的赌博。证论的结果是以相信上帝为佳。简略地说，如果你相信上帝而上帝存在，你会没事；如果你不相信上帝而上帝不存在，你也会没事，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而上帝存在，你可能有麻烦，可能要在地狱度过永生。所以，从逻辑角度来看，相信上帝对你有利的机会比较大。对于其他宗教，这个法则也同样有效。从另一个角度看，佛道讲轮回讲因果报应，基督教讲最后的审判，这是一个博弈论问题。不相信这些的生命在他们而言只有一次，是单次博弈，这个可能出现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指一个参与方的收益相等于另一参与方的损失，变化净额永远是零。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靠其他手段如法律。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法律解决不来的事。对有这些信仰的人来说，生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因此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样有可能达到帕累托优化（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优化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的，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然则，这些信仰是如何影响潮汕人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用问题，放在其他地方的任何信仰都可以。信仰的一个作用是潜移默化，导人向上。基督教，佛教提供了一个行为规范，例如基督教的十诫，和佛教的戒律。道教没有说的那么明确，但是道教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柔顺不争，这个是潮汕包容性的来源，因为这样各种宗教才得以并行。乌丙安教授指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功利性，是民间信仰动机与行为目的之显著特点，民间信仰始终以最实际的功利要求作为崇敬鬼神的一把尺度，来调节人与人、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中的所有迷信事象，都与每个人或生活共同体的局部利益密切相关(引自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1页)。功利性说是信仰，其实更恰当的应该说是民族性，潮商的功利性的，早期的清代移民泰国就是追逐利润，同时还要买米回乡供养家人。这个功利性是和多神信仰连在一起的，神这么多，拜的时候还有预备各种供品，自然要有所选择，那个老爷响拜那个。这就是潮商精打细算的根本。潮商也是蛮拼的，这点和拜神也是相关，因为有神助，所以刚拼命，一个正面版的道德风险！反面作用就形成了各种例如造假，走私的行为，这是功利心态的表现。诚信和讲义气这一点可以是因为关公的影响，不过对于不拜关公而拜其他神的人来说，他们是否就不讲什么诚信了？我的看法主要来自对自己所拜的神的能力的信任。我拜了某神，某神收了我的供品会保佑我的，如果你辜负了我，我的神会惩罚你！当然如果我辜负了你，你的神也会惩罚我！这样欺诈就变得没意思了。我做好人对你讲义气，那是善事，是好事，神知道了，很高兴，会加倍保佑我，尤其是同族的人拜同一个神，相互认同感就深了。这就是诚信和义气的根源。可见拜神和潮商的形成关系是如何密切了。老市区的各式庙宇其实是承载了我们先辈的集体回忆，除了精美的建筑，在精神层面上也是一个优良文化的传承，不过这些庙宇一直以来没有被发掘整理，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把这些庙宇的建筑和神祗典故收集起来，形成潮汕特色的民俗文化旅行，这也许会是一种特别的潮汕名片啊！   潮商与朝拜（外篇）上一部分说的是共性，这一部分名为外篇讲的是外地潮商和潮拜的关系。（潮汕地区以外，包括国内与海外的潮商）。潮汕是广东侨乡重地之一，这里的先民移居海外，隋、唐时期已有所载。宋、元两代，潮汕先民以东南亚为迁徙的首选目标。至明代，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移民日渐增加。清康熙解除海禁之后，潮汕形成了海外移民高潮。海外移民每能创造商业成就，这点研究者众，而将之与潮拜连在一起仔细考察者稀。一般提到海外潮汕人的特点主要有一、刻苦耐劳；二、自立自强；三、团结相护；四、知恩必报；五、笃诚守信；六、顺势应变几种。下面我将把这些结合潮拜文化进行梳理。其实这几点之中，最主要在团结相助，以其团结互助，故无后顾之忧，可以独立自强，有乡里乡亲照应方能一门心思刻苦奋斗，终克有成。讲到团结互助，自然要说到潮拜，先民远涉外地，艰苦卓绝，拜神祈福以求心理慰藉也是有的，把家乡的神明香火带到外地成了不二选择。同自一方互相多有联系也是免不了的，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微信朋友圈可供联系，分享点鸡汤什么的，确保联系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祠堂或庙宇就是最佳选择了。不过祠堂的血缘纽带，早期移民并非整族移民，都是在乡中无法生存，或具冒险精神者先行外出，能作为纽带的就是这些人的共同信仰。潮人普遍信奉的神有：玄天上帝、天后圣母——妈祖、慈悲娘娘、注生娘娘、保生大帝、真君爷、七圣夫人、三义帝君（即刘备、关羽、张飞）、花公花妈、福德老爷（又称土地爷、土地伯公、后土之神）、三山国王（又称王公、村里的地头神）、木坑圣王、风雨圣者、文昌爷、魁星爷、齐天大圣爷、太子爷……潮州城还有显赫的安济圣王。总有一个是这些异域潮人共同信仰的。庙宇是可大可小的，路头田间的土地庙就是一两尺地，只是庙宇一旦建立，就等于一个早期的微信朋友圈，成为分享信息提供互助的平台。由于敬拜同一神明而现成凝聚力，共同对抗开辟时期的诸多困难。另一个，庙宇出现在海外的原因，是彼时渡海存在诸多风险，移民随身携带香火或神像以求庇护，又或渡海前求神庇佑，成功抵达后为感谢神恩而设立庙宇。明末潮人蔡鸿均就是海上遇险向“三山国王”祷告，平安到达台湾后筑茅供奉，把“三山国王”带到台湾的。如是者也，庙宇建立了，纽带也有了。海外潮商长年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的薰陶，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数典不忘祖，尽管身居异域，仍然常思如何尽自己之所能，报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祖国和家乡亲人。远离家乡的潮人的根就反映在共同潮拜的神身上。报恩心理其实也来自传统的中华美德，但这个美德在潮拜的回报神恩的习俗下得到加强。如“三山国王”崇拜的就是其护国佑民，事业有成，能力越大责任越强，自然要做些回报乡里的事。这方面的事例所在有多。在泰国建基立业的澄海隆都陈慈黉家族，也是创业于海外、扎根于桑梓，不断地投资家乡，“反哺”潮汕经济。不少海外潮商接踵在汕头创办了利生火柴厂、南华钟厂、酱园厂、机器厂、冰箱厂等，对近代潮汕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近代汕头的辉煌，都作出重要的贡献。近代的李嘉诚创立的汕头大学，修建的海湾大桥都是明证。最近（八月二十八号）诸多潮商合作创立潮创网扶植乡人创新创业，也是一种反哺的表现。虽然潮商们未必有潮拜的行为，但是生于斯长于斯，或多或少也受这些文化的潜在影响吧，足证回报心态薪火相传！关于诚信和潮拜的关系，之前我曾经说过，不过那是孤证不立的一家之言。好在2010年有十四个大神（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搞了个横跨十四个国家（包括美国和苏联）的调研，其结果证明对农业人口而言，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以增加短期交往中的公平性(fairness) 。对人的公正公平其实也就是诚信的一种表现，这个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潮拜的正面作用。顺势应变和潮拜的关系也很密切。这点和多神信仰有关，一庙多神，固是精打细算，建庙是固定成本，再搭多个神进去，就是可变成本了。我在泰国曼谷的天华医院就见到观音和药王、太岁、华佗等和平共处的现象。潮人做生意或企业的思路正是由此而来，从人的角度考虑搭了平台，然后再逐步增加内容，这是多元化的改念。泰国正大国际集团由最初的菜籽行将业务从农业育种，扩大到综合养殖，然后进入现代化的禽畜饲养业、屠宰业、水产业及冷冻加工业，最后又向房地产业、石油化工业和电讯业等进军，走的正是这个模式。李嘉诚的商业帝国也是走的同一路线。从神的角度看，则是开方自己的平台，让第三方加入，建立一个平台的利益同盟，让第三方用你这个平台赚钱，和你分享利益。“我有外卖”走的就是这个模式。同时一庙多神也是一种开放态度的表现，影响到潮汕观念开放，能接受新事物，也能接纳当地文化和传统，这点在潮商初期在海外居住地建立和开拓市场上尤为重要。毕竟不了解市场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开放的态度正是创新的源泉，无怪潮商能屡领风气之先，在各领域开创局面了。同时接纳当地文化才能为当地人接纳，这是潮人能在外地和国外立足并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   总结我们的研究发现，潮人的多神崇拜，不仅影响了潮人民族性和文化的形成，虽然其中具有迷信和愚昧成分，其对潮汕的艺术和商业发展又不乏正面作用。为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潮汕特色的拜神经济学，利用潮汕的华侨资源更好的配合一路一带的发展。
03月21日　1634
张汉龙：真正财富在于经历，人生领悟在于分享

朋友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似乎不太适合经商，因为他经常把金钱利益放在末端，总是违背商人的“原则”，但他所经营的企业却被授予诸多荣誉。他是商人却做了一些与买卖无关的事，他说自己有时“不务正业”，但很多人却评价他古道热肠，他一些看似奇怪的行为总是充满正能量。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尚未成功，他的人生一路走过来虽然经历了太多坎坷，但他总是乐观地笑对人生，直面困难，永不退缩，而且在低潮后他总能比原来站得更高。他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他总说经验就是财富，经历也是能力，所以当一些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友人找他倾诉时，他会耐心地用自己的例子鼓励他们勇敢去尝试、不要惧怕失败，他因此被很多年轻人引为创业的励志典范。他就是张汉龙。 “创新是潮汕人的遗传基因” 张汉龙，北京潮星控股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地道的潮汕人，也是一名在潮商群体里面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人物。在很多人眼里，潮汕人吃苦耐劳，擅于经商。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关于潮商的采访文章，报道了他们创业发展的励志故事，张汉龙也是其中之一。当记者与张汉龙聊起以往媒体对他的事迹报道，他谦虚地表示：从来不敢说自己事业是成功的，也不敢妄言能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他人，只是觉得有些心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 “虽说在商言商，但是我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从未间断过学习。以前也曾跟媒体的朋友聊过自己的创业故事和对企业运营管理的些许感悟，但是我更愿意跟别人分享一些商业以外的东西。我不断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怎么做人，因为我觉得做人成功，事业必定成功一半。”张汉龙告诉记者，他对很多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也喜欢去挑战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难事。2015年刚好是潮星集团在北京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十周年庆典活动时，张汉龙跟大家分享了创办潮星的历程，很多荣誉背后的艰辛通过亲身经历的他娓娓道来，使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张汉龙认为，潮商之所以能够闻名海内外，除了卓越的商业才能，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根本因素。仁、义、德、勇、谋，是潮商群体所崇尚的为人处世之道，也是中华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思想精髓，潮汕人经商有勇有谋，但排在前面的还有仁、义、德三个字。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很多颇有成就的潮商前辈和精英，世人更乐于传唱的往往不是他们的商业成就，而是他们的品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对此，张汉龙深有感触。 “商人二字，‘商’虽然在前面，但‘人’才是最重要的。”张汉龙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潮商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贡献不可忽视，但除此之外，潮商在很多方面同样也影响深远。拿现今大家都熟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来说，据张汉龙介绍，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小商品集散地是现在汕头市潮南区的峡山镇。当时，潮汕地区众多的海外华侨和香港地区的潮商把各种大陆所没有的商品带到汕头，各类新奇特商品的集聚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商业和外来人员的聚集，带动了汕头地区其他产业的迅速发展，如纺织家居业、日用品、小家电等，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这在当时尚属于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一时各地刮起了向汕头经济特区学习的热潮，厦门、温州等地都曾赴汕考察和学习。尽管后来汕头的经济发展逐渐被各地的新起之秀赶超，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造就了当前海内、海外加本土“三个潮汕”局面——很多潮商就是在当时通过经商而走出潮汕，从事各行各业，并在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白手起家，很多人最初只是包工头、批发零售商、小厂商，但经过苦心经营，最终成就了数不胜数的知名企业，再通过转型发展，成为房地产、金融、IT等各行业的资本大鳄。比如总部位于深圳、成立不足24年、近期计划控股万科的某集团，便是在那个时期创建起来的潮籍企业。 “虽然时过境迁了，但潮商的奋斗精神仍在，同时，潮汕人爱国爱家、重情重义的性格特征也非常明显，从抗战时期到改革开放，不少潮商都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担当，值得我辈学习和弘扬。”张汉龙表示，“再进一步，就目前而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潮中，潮商的创新基因更应该再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放眼世界，一个充满奇迹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站在商者的角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马上就要迎来全新的‘十三五’，但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复苏期，中国经济处于叠加期、转型期，有很多发展难题需要破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顶级设计，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部署，中国有句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不断发展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潮商群体中应得到更好地发扬，争取在这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聊起创新，张汉龙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正如他所说，创新是潮汕人的遗传基因，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他显得格外有兴致。张汉龙和记者谈到想在汕头投资建设一个国际创客城的计划，他希望借此吸引到海内外潮籍青年精英回归家乡投资创业，拧成一股“新”的力量，为家乡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助力粤东经济转型升级。虽然计划暂时未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张汉龙对此项目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契机迟早会出现。 “汕头作为粤东地区中心城市，如果有机会建设一个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平台，相信能够改变本土的大量创业创新资源不断向其它城市流失的局面。不要说海外，国内各地有那么多潮商，为什么有些人事业成功后愿意在家乡生活却没有在家乡投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很多人去认真思考。”张汉龙表示，“李嘉诚先生将世界顶级理工学府引到汕头，共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就是希望科技创新的力量能在此释放威力，创造未来。再比如，深圳的创业创新环境非常好，克强总理年初还亲赴深圳考察创客空间，这座城市就活跃着相当多的潮商和潮籍青年创业者，深圳潮商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而各地还有很多这样的潮商群体，如果能把他们吸引回家乡，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和平台，粤东的发展局面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最大的受益者，始终是家乡人民。” 率真务实 事业辉煌一番言谈下来，记者发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上不仅有为大商者的儒雅，同时还保留了潮汕人骨子里那股率真务实的劲儿：品茶论道时温和内敛、谦虚谨慎，针砭时弊时又直言不讳、直指人心。也难怪之前他作为一名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于美国大使馆不尊重中国公民人权的事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对其公共服务质量提出严正批评，这件事还获得我国外交部的关注和赞许，并引之为案例；十一月底作为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的他向选民做述职报告时，直接脱稿畅谈，因其敢于直言、认真务实，台下的群众屡屡鼓掌致意，成为佳话。 “我只是做了我觉得应该做的事，说了我认为应该说的话。群众选我为人大代表，我就一定要尽己所能，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责职。比如我谈创新，那首先我自己得真正做出点创新的事，而不能信口雌黄。”张汉龙说。潮星集团参股的杭州天禄堂公司，是一家拥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中医中药馆，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浙江省老字号。2008年张汉龙和合伙人一起收购天禄堂时，仅仅是一家药店而已，而数年间，已发展到拥有位于拱宸桥西、总面积约两千平方米的天禄堂国医国药馆，位于河坊街中医一条街的天禄堂中医门诊部，位于西溪湿地的天禄堂健康养生馆，设有150张床位的杭州天禄堂中医康复医院四大主体，并持有国家中药发明专利达数十项，固定资产近亿元，年门诊量超过10万人次，即将开业的杭州天禄堂中医康复医院还会使门诊量再次翻倍。2015年，天禄堂凭借自主发明的“血液全息问诊与疾病干预系统”被IF金拇指互联网+金融创新创业创客峰会评为“互联网+医疗创客平台”。张汉龙告诉记者，传统和创新，其实并没有什么冲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才能有传承。随着天禄堂事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对发展中医药文化和民族医药事业的鼓励与支持，我国第一个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国家级规划：《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也于今年初颁布，张汉龙对天禄堂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也更加坚定了在传统中医药产业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底，为使天禄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在中医药文化传承、科技研发领域取得进一步成就，张汉龙与合伙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天禄堂扩展至北京。“我们希望依托首都得天独厚的平台和资源优势，凝聚更多的权威专家学者，团结更广泛的机构和团体，塑造更广大的影响力，更好地弘扬中华国粹经典。未来，我们还将在国内主要城市做整体布局。” 对社会感恩奉献 予他人帮助引导除了总部位于北京的潮星集团，张汉龙还在各地拥有多家分公司，业务涉及医药医疗、高新科技、能源环保、建筑装饰工程、文化传媒等。他的很多时间都会在各分支机构指导工作，同事们都觉得他太辛苦了，但他却认为勤奋是一种美德。他表示，做为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起到垂范的作用，但如果事必躬亲，那么铁打的人也会受不了，因此他逐渐选择放权，对企业的管理原则是“用人不疑”。白手起家、商海打拼多年的张汉龙，深知草根创业的不易，所以多年来，他细心地搜罗和培养青年人才，给机会，给平台，并给予充分信任和发挥的空间，从而培养出一支精干肯干的年轻队伍。在他的企业中，有好几位年轻人已被他推荐到各级青联组织担任委员，每年还有一些优秀的青年参加由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国家为国际青年外交事业做贡献。来自潮星集团的青年代表，因其优异的表现，已经多次受到肯定和表扬。张汉龙笑着对记者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但潮星集团不是传统的潮汕家族企业。我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在我这，只要是有才能又肯努力的人，潮星必有一席之地给他。这个时代赋予了我梦想，也成就了我的梦想，现在，我也想帮助别人成就他们的梦想。” 当然，才华和勤奋，还不是张汉龙衡量企业员工的全部标准。“成大事者，还须拥有一定的胸怀与格局，以及一颗感恩的心。”张汉龙说，“心很重要，不管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走了多远，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出发的目的。一路走来，我幸运地遇到了很多贵人，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让我永生难忘，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情谊、更加懂得感恩。”或许就是因为张汉龙自己经历过、承受过、释怀过，所以才使得他更加愿意去帮助和引导年轻人。“只要力所能及，在关键的时候搭把手，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有一个话题多次想跟张汉龙细谈——潮星集团的公益事业，他却是风轻云淡地带过，他认为做得还很少。但他却跟记者谈起了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潮星集团可能是广东藉在京企业中第一个成立党委的民营企业，并且潮星集团的党委书记可能是唯一一名兼任地区社会工委副书记的民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潮星集团党委对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笔者还通过官方资料、媒体报道、群众传播等多方面渠道了解到，张汉龙多年来以潮星的名义或通过集团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做出很多深得人心的举措，也因此获得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佳赞。 “做公益，做慈善，我只是想对一些确实需要帮助的群体尽一份心、献一份力，而不是要以此来标榜自己。所以这方面不需多说什么。”张汉龙说，“这么多年的经历让我懂得一个道理：财富来源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归于社会的。有句话叫‘水满则溢’，那我们就别等到让水溢出来时才做公益，更不要让它变成一种负担，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把它分享出去，尽量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眼光长远的人，必定胸怀大志。张汉龙在做好一个商人之外的乐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挣钱是一个商人的终极目标，但我更愿意追求一些更有意思的事——那就是当我老了的时候觉得无愧于这一生，而更加引以为荣的是，我能为这个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并培养了多少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男人对人生乐趣的理解，是一名当代潮商在商海沉浮多年后的人生感悟，也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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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惠林：用潮商精神开启环保中国的绿色事业

从当初走街串巷的百货郎，到如今中国日化领域的新锐品牌创始人，从拥有数十家惠林百货商行的“百货大王”，到坚持自主创新、研制出安全无害日化产品的行业领军人物，从销售终端转战制造领域，顾惠林一路坚持、不断投入，终于在国际巨头林立的日化行业闯出了一片天。说起成功的秘诀，顾惠林总结道，“爱拼才会赢”的潮商精神和坚持环保、坚持创新、坚持品牌的企业文化是康绿宝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康绿宝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力。   潮商精神撑起创业梦想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潮籍后代，顾惠林自小在父母崇文重商、立志大业的熏陶中成长。1984年，当改革春风吹遍东江南岸，16岁的顾惠林敏锐嗅到了商机，做起了蚊香生意。在踏实肯干、激流勇进的潮商作风的影响下，顾惠林生意步上快车道，创办了多家惠林连锁百货，在潮州城乡已是家喻户晓。生意越做越大，有朋友曾劝顾惠林转行做“来钱快”的房地产，但顾惠林却有另一个想法——向产业进军。“房地产这些行业赚钱多，但是当时人们谈论食品安全、谈论空气污染，让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企业家，我有一份责任，要做一些健康环保的产品造福后代。”2009年，专注健康、绿色、环保杀虫剂系列、洗涤系列和日用化工品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康绿宝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回顾这20多年的创业路，顾惠林感慨，潮汕人团结、努力、拼搏的精神对他影响深远。无论春秋寒暑、工作日或节假日，康绿宝董事长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顾惠林告诉记者，创业至今他很少有周末，从来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概念。“我创业之初就跟合作伙伴说，做生意和打工不一样，一旦选择这条路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休息时间是不能保证的，有私事也得去调整。开店也好，开工厂也好，订单来了就得工作，不可能因为周末就不发货。” 同时，潮商的务实也在顾惠林身上显现。尽管顾惠林对康绿宝员工高要求的同时，也给予了足够丰厚的回馈。康绿宝一直信奉“有为就有位”，对员工足够鼓励和尊重。“只要是肯努力工作的员工，我们都会提供满意的薪酬和条件。新员工进公司三个月可自动转正，五险一金、转正工资列得清清楚楚，逢年过节还会有丰富礼品。”康绿宝斥资打造的科技产业园配备有花园式的厂区和宾馆式的员工宿舍，不仅为员工提供公寓式的住宿条件，还建有标准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足球场、舞厅、图书室、网吧、棋牌室等设施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企业就要让员工高兴，员工才会更努力地工作，我们在南雄每年招聘都很容易，很多人排队进来。”   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和践行。一直以来，顾惠林就把康绿宝员工当做战友一样，他信奉“善待员工就是善待企业”的信条,从创业之初就以真诚和尊重面对员工，认真倾听员工的需求，不断改善工作条件，让每一个员工在舒适愉快的环境中工作奉献。近年来，康绿宝公司不断完善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与培训体系，将康绿宝精神潜移默化地传递下去。“所谓康绿宝的精神，就是‘康’代表着健康，‘绿’代表着绿色，而‘宝’代表着环保、宝贵的生命。我们要让康绿宝的员工健康快乐地工作，也要让我们产品的客户健康快乐地生活”。康绿宝不仅成为员工工作发展的平台，更是自我“增值”的平台，“很多就业者都喜欢去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因为条件好、环境好。康绿宝这几年不断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完善工作条件，让大家知道民营企业也能提供很好的平台。” 对内，顾惠林尊重善待员工，对外，顾惠林尽力回馈社会。多年来，顾惠林热心公益慈善，多次对贫困地区人民施以援手，捐款捐物，出钱出力。2015年10月，广东全省多地报告登革热疫情，为帮助韶关市防控登革热传染病的流行发生，康绿宝公司向韶关市爱卫办捐赠28000元灭蚊物资，并在南雄市机关幼儿园、敬老院开展“灭蚊为健康，远离登革热”公益活动，共计捐赠18000元灭蚊物资。 2014年，顾惠林带领康绿宝员工来到南雄市赤马村慰问贫困户，详细了解当地老人的生活和家人的工作情况，并向贫困户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2013年，康绿宝（南雄）科技园向南雄市市容卫生管理所的环卫工人共捐赠环卫冬、夏反光衣500多套，价值4万多元。在异乡创业的顾惠林时刻不忘反哺家乡，他是广东省潮州商会筹备小组主任、广东省国际华商会副会长，2015年，潮州发生严重的登革热事件，顾惠林心牵家乡，向灾区捐赠大批灭蚊物资。顾惠林告诉记者，康绿宝发展壮大至今，一直不忘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不仅关注自身可持续发展，更关注日化行业、乃至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一直致力于将绿色环保健康的产品和理念传递给民众。“我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都沐浴在绿色、环保、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中。”顾惠林如是说。   民族品牌铸就“强国梦”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顾惠林表示，一大批企业倒在了转型升级的黎明前，不仅是因为缺乏自主创新技术，更是因为缺乏自主品牌意识。如今，争取大产值的项目不难，难的是做出技术、做出品牌。从前，在绿色环保、科技创新产业中难以看到民族企业的身影，在日化巨头林立的中国市场，康绿宝从无到有成为本地日化企业龙头，和创始人顾惠林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民族品牌”的“强国梦”息息相关。从广州一路北迁至南雄，康绿宝紧跟政府振兴粤东西北、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带动粤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居民增收致富。迁址南雄后，康绿宝不惜重金投入科研，联合高校强大的科研实力自主研发，研制出以“食用酒精”为材料、无毒味香、对人畜花草无害的杀虫气雾剂，不仅是国内首创，连世界上的日化巨头企业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环保水平。因为产品科技含量高、深受消费者喜爱，康绿宝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业内黑马，名声大噪。几年间，不少洋企业看重了康绿宝产品的环保配方，多次接洽出重金购买技术，都被顾惠林毅然地拒之门外。“企业除了赚钱之外，更要有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有不少世界500强企业找我们合作，要购买我们的专利，我说，可以合作，但我们不卖专利。前几年，有一个日本企业问我能不能OEM采购，就是让我们代工生产，我立刻拒绝了。自主技术和核心专利是保证民族品牌屹立不倒的核心竞争力。” 在洋品牌已经占去了中国日化行业大量市场份额的今天，康绿宝依然重金投入自主创新，保持着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的战略观，这种坚持也获得了社会、行业的多项认可。在2015亚洲品牌论坛上，康绿宝荣登中国卓越品牌风云榜并获“中国最具创新力品牌”奖。去年11月，康绿宝在拥有“中国品牌奥斯卡奖”美誉的中国卓越品牌风云榜再度斩获“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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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化】你知道潮汕有哪些独立庙宇的女神吗

中国人膜拜的众多神灵中，以男性居多，女性几乎寥寥。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赴会，众仙贺寿，让许多男人来朝拜一位王母，那大概是母系社会的神话，与女娲的传说在本质上差不多。在潮汕，却供奉着好几位女神，除了到处有天后宫之外，还有三妃宫与七夫人宫、三姐宫。天后宫供奉着莆田湄洲的林默。她因靖海庇民有功，被封为天妃、天后圣母，俗称“妈祖”。潮汕临海，海与潮汕人利害相关，故潮人拜“妈祖”尤殷，尊为海神。每年三月廿三“妈祖生”，是最隆重的一次神诞。潮州城的三妃宫在东平路尾，澄海的三妃宫在城北，今已不存。三妃宫祀天后娘娘、泰山娘娘与曹娥娘娘。天后即妈祖。潮汕人有称她为“姑母”或“姑妈”，这当然以林姓为主，也有一些外姓人称呼。这并非乱攀亲，莆田是大多数潮汕人的祖居地，一似南雄珠玑巷之于广府然，故说事出有因。泰山娘娘指泰山女神。秦始皇汉武帝等曾登泰山封禅，泰山诸神均受封，一说泰山女神实是西王母，潮汕人独祀泰山女神，也很特别。另一位是东汉孝女曹娥，她是浙东上虞人，父曹盱溺死于江，不见尸首。当时曹娥仅14岁，沿江号哭十余天，投江而死。五日后，娥抱父尸浮出水面，曹娥墓在绍兴市。孝女惨烈殉父，换来一条“曹娥江”之名而垂后世，被称为水神，但即使在从前，像潮汕这样祀奉曹娥的恐怕不多。 “三妃”的配置十分有趣：一为江，一为山，一为海，海和潮人息息相关，江山是社稷之所在，百姓之所依存，潮人祈求山川灵秀，海不扬波，物阜民丰，是十分自然的事。澄海城南原有一座乾三宫，旧址在今之城南小学。乾三宫祀三姐夫人，即三山国王的夫人，明山、巾山、独山三位山神，潮人称三山国王。澄海的国王庙又称“地头宫”，旧俗家中死了人必须“报地头”，向三山国王报告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正如《澄海县志》说：“三姐神尚雅静”，他们这三位夫人同样经不起天天有人来报闻敲丧钟的烦扰，情愿夫妻分居，姐妹结伴。于是，便有了“乾三宫”，旧时澄海少女希望得个佳婿者，多去拜三姐。少妇希望早生贵子，则去拜七圣夫人。“三姐”俗称“三奶”，张华云老的潮剧《双青盲》中的卜卦先生说：“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拜三奶”，就是说这三个日子是三位夫人的圣诞。国王的圣诞只有一天，夫人的圣诞却有三个，神明之事真有些不可知。说她们“尚雅静”，不知是否有点以常人之心度神女之腹，但由于她们不喜出游，襟怀独具，三姐更受崇敬，多享人间香火，倒是真的。岩石的天坛公园有一座九天玄女庙。据称，九天玄女即女娲娘娘，是中华民族的老祖母。九天玄女古称老子嫡传弟子，鬼谷子的师妹，是道教中祖师级人物，鲁迅当年议论赛金花，就曾拿这位女神作喻。澄海还有一座七夫宫，祀七仙女，旧址与乾三宫并坐。七夫人即配董永的七姐，《五福连》中有一出《仙姬送子》，说七姐上天产子，送回人间。潮汕人十分欣赏她的重情义，一直作为吉祥戏演出，并立庙供奉。此外，饶平有许夫人庙，海山有三义女宫，莱芜也有神女庙。还有一些民俗神，如土地妈、公婆神、五谷母，这类神灵和老百姓最为亲切。这里只谈有独立庙宇的女神。至于那些附祀于各神庙的夫人，便不谈了。一个地方崇拜那么多女神，别处实不多见。
03月21日　50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企业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

未来中国中产阶级将有一半以上进入相对富裕阶层，财富管理不再是少数人需要的事情。关于如何打理好财富，尤其是家族财富传承，哈佛大学荣誉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告诉我们，你需要知道这两条铁律：金融业没有什么是免费的，唯一免费的就是多元化投资；要做就做熟悉的领域，但是，投资不熟悉的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更为重要。默顿教授在1970年代初就推出了期权定价模型，第一次将科学定价模型广泛应用于金融衍生产品上，为蓬勃发展的金融衍生产品奠定了基础，这个领域成为今天的金融工程学。 1997年，他因衍生产品科学定价理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一直致力于生命周期投资理论研究。以下为罗伯特·默顿在北京大学演讲内容：管理金融风险有三种方式：多元化投资、对冲、保险。分散投资是不用花钱的。阿尔法系数（Alpha）用来衡量承担同样的风险，得到更好的回报的程度。多元投资就是尽量分散，在全球进行组合，彻底极端的分散化。承担的风险成本是夏普比（Sharpe Ratio），也就是获得多少额外回报。回报不会是零风险的。要想拿到更高回报，每个单元的风险肯定是越高越好。夏普比越高，你在同样风险下的回报越高。有效市场只是理论上的概念。所有的理论都是现实的简化版，并不完全准确，也很难实现，这不是因为人们笨，大家都在试图获取各种信息作决策，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都不能掌握最完备的信息。现实世界风险复杂得多，有很多具体因素没法量化，比如利率变化，可能导致收益损失好几个百分点，就是因为没有分散化投资。在1993-2015年之间，这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考察了日本、香港、中国的投资表现。即使在表现特别好的国家，这些国家有正的Alpha，表现比预期好，没有多元化还是会有损失。你要获得更多回报，就要承担更多风险。人们会以为多元化是天真的投资，买了全球组合，却连这些公司干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按市值比例买。但是，风险不只是安全的问题，而是得到最大回报的问题。风险控制较好，就能得到更高回报。投资总有预期，很多时候预期没法实现。很多时候，实际回报不如预期。即便如此，投资分散到世界各地，有可能比最好的情形还要好，实现超额回报。同样一笔钱，投资在全球，跟只投在日本，差别有多大？全球比日本要好4.8%。在中国，22年中，世界投资组合回报率与中国市场投资回报率也有4.6%的差别，如果把它与其他投资组合，比如国库券比较，差距会更加放大。即便3%的差别，经过20多年投资收益可以继续放大。每7年翻一番，21年投资收益就能放大8倍。一开始差距很小，每年翻倍增长，然后复利增长。很多金融机构付钱就是为了获得超额回报。如果把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找来，只投中国、日本、美国这几个单个市场，顶多是与最好预期打平，并没有得到超额回报。不要限制投资范围，不要局限于一个国家，否则付出代价非常惨重。我们再看香港，不是因为离中国近，而是趋势与日本、中国不一样。香港市场实际表现比预期好，市场本身有超额表现。但即便跟着香港大盘跑，投到全球仍然可以超过香港的最佳表现。有人认为，国家太大摸不清，所以不要投。如果对这个国家非常熟悉，就只做这个国家，但一旦做坏了，代价很大。很多时候，政府政策关注不是投资，而是其他维度，有时候与投资者利益背道而驰。在任何一国投资就是与当地政府进行博弈。唯一获得超额投资回报的方式，把特别好的一笔钱投到香港，在其之外增加全球投资，让所获得投资回报更上一层楼。任何企业，如果能够全球分散，即便不能实现最完美的投资兑现，多几百个基点，对企业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额外收入。不过，通常这个组合过程需要花8-12个月。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还是多元化投资！接下来针对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投资，从风险、投资组合角度来看，其中一些人管家族内、其他人插手家族外。必须把家族内外投资决策整合在一起，才能认清风险，如果看不清风险，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建仓。家族投资根据目标进行规划，才是全面的资产规划。家族内有更好的信息、比较优势，可以根据行业认知做出决策，坚持自己做得最好的领域就不会出问题。但如果是管理家族财富，只投你熟悉的领域不适用，全球分散化投资获得回报比单一行业、单一国家要高。如果一家企业表现特别好，只在某一领域投资就像投资香港一样，虽然是正的Alpha，但投资全球反而回报更好。把你的懂行与分散多元化结合，做多元化组合就能看到效果。一般来说，经营私人企业，如果不想上市，不想给别人股权，就不能发行股票获得资本，贷款额度也很有限，因为取决于资产风险。如果你的资产组合是零Alpha，也未必是好的资产。拿有风险的资产去融资，风险低贷得多，风险高贷得少，等于你把风险都消耗在融资上。如果你不想上市，而举债太多，怎么办？假设我们的企业是做电脑芯片，很成功，风险之一就是全球芯片市场，因为你控制不了全球市场价格，就像我们控制不了全球石油供应。如果全球芯片厂都不好，你的回报证明，大家不好，你也不好。你承担了全球风险，别人不会为此付费。如果进行掉期，把全球芯片与全球各个产业进行对调，或者伦敦LIBOR拆借率对调，把风险拿掉的话，你的债券人会多贷钱给你。你可以找到高效的办法，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把企业中没有价值的风险剥离，才能获得贷款。作为投资者，不想让公司风险渗透到家族中，你希望比较高的夏普比。这样你要把组合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在不熟悉的地方，你可能其他资产有Alpha，关键是如果不分散，只投在熟悉产业，实际上就是浪费了很多回报。经营好企业的话，需要专注于相对优势，管理家庭资产时，却不适用相同的方法。零售投资者买股票赚不了钱，因为你不够多元化。买一个股票，它的夏普比可能只有全球组合的四分之一，问题可能还有内部交易、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很高。做聪明的投资，实际上自己选股，肯定不可能多元化。一定要建立一个照顾散户投资者的市场，可以买全球组合，也可以买期货。从审慎管理的角度，一个人承担同样的风险，在多元化情况下回报更多。要多元化，收费透明度需要提高。最关键的是，投资建议这种服务肯定是半透明的，天生是灰色的，没有办法让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完全透明。比如要做一个膝盖手术，医生提供所有论文，所有手术工具，每个步骤全部透明，你还是判断不了是否该做手术。金融服务实际上像医疗服务一样没有办法透明，唯一的办法就是信任。银行遇到危机，保险公司遇到危机，是因为它们是不透明的，没有办法，要重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一定要重塑信任。信任有两部分，一是可信任度，相信他是为我好；二是专业能力。两样都有，才能值得信任。金融行业首要原则就是信任，还有就是背后的规章和政策。我认为，以后在零售和个人散户投资中，美国金融资讯服务以前靠收费就投资，不管投资成败的日子就要结束。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投资顾问，如果今天给你的不是最好的投资决策，就不收费。这并不是说付佣金得不到好的投资顾问，但是以后的投资顾问必须要有足够的可信度。（记者杨倩根据罗伯特·默顿北大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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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宗喀大慈宏觉寺千年坚守的辉煌信仰

宗喀大慈宏觉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观觉提供）宗喀大慈宏觉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观觉提供）释迦牟尼等身像（图片来源：凤凰佛教观觉提供） 1950年12月，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专程前来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赴藏送行，并在宏觉寺与十世班禅商讨具体赴藏事宜。（图片来源：凤凰佛教观觉提供）宗喀大慈宏觉寺于公元10世纪喇钦•贡巴饶赛始建。公元七世纪，吐蕃藏王松赞干布迎请文成公主，作为陪嫁的珍贵佛祖释迦牟尼等身像在运往进藏途中，文成公主一行在西宁宏觉寺原址耐心等待了长达一个多月，并留了一处土建宝座，这是后来宏觉寺依此而建的缘由。藏传佛教后弘期，卫藏“三贤哲”和“果望、静闻两位和尚”为喇钦•贡巴饶赛在丹斗授戒传法，后赴宏觉寺兴建弘法道场，为鲁梅慈诚喜饶等10人授戒，培养教授传戒之法。他们返藏后，在卫藏地区广泛传播律部经典。从此宏觉寺成为以修学戒律为主的修持寺院，也是“下路弘法”主要发祥地。“三贤哲”晚年莅临西平郡，先后圆寂于此地。其弟子贡巴饶赛在此安葬建塔，西宁大佛寺由此建成。喇钦晚年在平安白马寺修行度过，圆寂于白马寺。直至北宋，宗喀王唃厮啰建立吐蕃政权，筑成青唐城（今日西宁市），从此，宏觉寺成为宗喀王供奉的家庙，素有“先有宏觉寺，后有青唐城”之说。到了元代，阔端和忽必烈迎请萨迦班智达和其侄八思巴先后到此广转法轮，第三世噶玛巴若贝多杰、曲结敦珠仁钦在此为年幼之宗喀巴大师进行启蒙教育。后该寺倾圯，直到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重建，取寺名为“妙华庵”。明代前期颇受朝廷重视，该寺主持扎巴索南被封为国师，多次进京朝贡。明永乐十年（1411年），敕赐寺名为“弘觉寺”。公元1445-1449年（明正统八年至十四年），宏觉寺主持勺思吉赴西安主持重建荐福寺即今小雁塔，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并立下由正统皇帝赐之圣旨碑。由于有了明王朝的支持，曾经寺院建筑一度十分豪华，冠盖一方，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大慈法王等高僧由皇帝迎请至此广行善事，蒙古人也先后迎请第三世、五世达赖，在该寺广转法轮。清乾隆四十四年六（公元1779年），六世班禅额尔尼华丹益西应乾隆帝之邀请东行，途经青海时，居住塔尔寺和宏觉寺，长达5月之久，期间为广大僧俗举行了盛大法会。之后乾隆皇帝把宏觉寺赐予六世班禅，从此，宏觉寺成为历代班禅大师驻青海的重要弘法道场。后由六世班禅交给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管理，成为了蒙藏高僧和地方官员商谈重大政教事务的主要场所。 1950年12月，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专程前来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赴藏送行，并在宏觉寺与十世班禅商讨具体赴藏事宜。上世纪90年代，该寺院被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宏觉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起起落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宏觉寺由甘肃拉卜楞寺交给青海省佛教协会管理。2004年5月，青海省佛教协会交由十世班禅大师侄子——文都寺座主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管理。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拉色、任建军、王国仙、臧天朔、周锡方、公保龙周等热心施主的鼎力支持下，2004年6月开始绘制蓝图，重建宏觉寺，截至2013年8月，高达九层的宏伟佛殿已落成，于2014年7月16日（农历6月20日）隆重举行了宏觉寺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宏觉寺佛殿内，设有藏传佛教五大传承之祖师殿、三宝佛及八大菩萨佛殿，本尊、护法、财神等系列殿堂，及十世班禅大师纪念馆、班禅行宫等，同时在每一个楼层内侧均设有适合僧众诵经、辩经、座谈的活动室。新建佛殿外观设计雄伟壮丽，庄严无比，大小殿堂内佛像十分精美，庄严肃穆。今天，宏觉寺不仅成为西宁市区独一无二的朝佛圣地，共融了藏传佛教五大传承，成为了促进藏汉民族团结和谐的宗教文化活动场所，也继承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宣传十世班禅大师光辉灿烂的一生，也是弘扬爱国爱教、良好道德风尚的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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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古刹卧佛寺腊梅悄然盛开故称“京华第一枝”

腊梅 [原标题]卧佛寺腊梅“京华第一枝” 近日，京西古刹香山卧佛寺的腊梅悄然盛开。腊梅属北京地区早春开花植物之一，并以卧佛寺腊梅而知名，因是京城露地开放最早的花卉，故称“京华第一枝”。其实腊梅原称蜡梅，尽管称“梅”，但并不属于“梅系”，只是因其多与梅花同期开放，且芳香又与“梅”相近，但其花色似蜜蜡，故名“蜡梅”，又因其多在腊月盛开而称“腊梅”。清初《花镜》载：“蜡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蜡，且腊月开放，故有其名。”此外，腊梅又称金梅、香梅、雪梅、冬梅、早梅、黄梅花、雪里花、蜡花等，为腊梅科腊梅属落叶灌木，因其多在早春时节盛开，所以腊梅也有“报春花”之雅称。腊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名贵观赏花木，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丰富的腊梅文化。唐代诗人李商隐称“腊梅”为“寒梅”，有“知访寒梅过野塘”的诗句。元末陶宗仪《说郛》又称“腊梅”为“寒客”。腊梅花开在春前，为百花之先，且先花后叶，花与叶不相见，开之时枝干枯瘦，故又称“干枝梅”。香山卧佛寺天王殿前有一棵古腊梅，其种植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据传栽植于唐代贞观年间（另传，植于元代或清雍正年间），为“京城腊梅之冠”。它曾经一度枯萎，而后又发出新芽，长势茂盛，所以它又叫“二度梅”。曾有传说，称《红楼梦》中写怡红院的海棠枯萎了一年，忽又于次年重新开花，招致贾母等来宴赏，就是取自卧佛寺“二度梅”的素材。曹雪芹晚年曾在卧佛寺附近居住，并创作了《红楼梦》，书中这一故事情节或许是受卧佛寺“梅开二度”的启发而创作的。卧佛寺的古腊梅，数十枝干在方圆不到一米的地方破土而出，高达三四米，一般是每年的二月底、三月初开花。据传最早的花期曾在12月份，即农历的腊月，可谓名符其实的“腊梅”，所以才有“京华第一枝”之称。花开时，花瓣儿外层为黄色，内层淡紫，香味很浓，植物学上称为“九英梅”，若有幸踏着皑皑白雪来观赏，可见金黄的腊梅花在白雪青松的辉映下，芬芳吐艳，分外妖娆。据说，清代乾隆皇帝酷爱梅花，这其中也包括腊梅花。相传，有一年的腊月，他驻跸清漪园（今颐和园）。刚住了几日，便有人禀报，说京西卧佛寺的腊梅花开了，他极为高兴，在这隆冬时节能观赏到花儿绽放，实为一大雅事，于是亲自赴卧佛寺探梅。当他来到卧佛寺时，寺内的住持已在山门殿前接驾。在其引导下，乾隆皇帝直奔天王殿前，但见一丛腊梅，开着清一色的黄花。那小小的花朵鲜嫩而娇艳，与枯黄的树叶相比显得那样的娇美。乾隆皇帝禁不住贴近树枝，轻轻地闻着那腊梅花散发的阵阵幽香，不住地赞叹。多年前，北京植物园从南方引进了百余株早花腊梅，分为红心儿的狗牙梅和黄心儿的素心梅，种植在卧佛寺内，多在二月底三月初开放，有的可在12月前后开放。到卧佛寺观赏腊梅，已成为京城不少游客的一大幸事。卧佛寺的腊梅花与众不同，它不仅仅是京城开放最早的室外花卉，还在于它在佛殿前沐浴年代流逝的风风雨雨，越发地虬枝刚劲，花香缭绕。那包含着禅意的花香里似乎有一切皆空的了然。它映衬着殿宇的红墙和香火的炉龛，让人禁不住抚今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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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语：佛陀出家日看佛和帝王宰相怎么评价

核心提示：今天是2016年3月16日，农历二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出家日。释迦牟尼佛降生于三千多年前的古印度，一生示现，目睹老病死，舍弃王位、妻子，及后宫六万婇女，种种殊妙享乐，夜半踰城出家，苦行六年，最终在菩提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据《方广大庄严经》记载：悉达多太子出北门，遇到天人所化的比丘，便下车作礼问出家利益。比丘回答：“我见在家生老病死一切无常，皆是败坏不安之法，故舍亲族处于空闲，勤求方便得免斯苦。我所修习无漏圣道，行于正法调伏诸根，起大慈悲能施无畏，心行平等护念众生，不染世间永得解脱，是故名为出家之法。”太子闻后欣喜，赞言：“善哉！天、人之中唯此为上，我当决定修学此道。”在二月初八之际，凤凰佛教《般若讲堂》栏目特将佛教三藏中关于出家利益的经文选登如下，以飨读者：悉达多太子夜半踰城出家（图片来源：资料图）佛教三藏咋评价出家功德？ ◇ 在家之人多诸烦恼，父母妻子恩爱所系。常思财色，贪求无厌，得时守护，多诸忧虑。流转六趣，远离佛法。当作怨家恶知识想，应厌家垢，生出家心。无有在家修习无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无上道。——《郁伽长者经》 ◇以一日一夜出家故，满二十劫，不堕地狱饿鬼畜生，常生天人，受福自然，最后人中，生富乐家，财富珍宝具足。——《出家功德经》 ◇居家生业，种种事务，若欲专心道法，家业则废；若欲专修家业，道事则废。不取不舍，乃应行法，是名为难。若出家离俗，绝诸忿乱，一向专心，行道为易。——《大智度论》 ◇设满恒沙界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大宝积经》 ◇若放男女，若放奴婢，若听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者，功德无量……是故佛说出家功德，高于须弥，深于大海，广于虚空。——《贤愚因缘经 ◇若复有人归佛出家，功德有十。云何为十？一远离妻室，二染欲不贪，三爱乐寂静，四诸佛欢喜，五远离邪魔，六近佛听法，七远离三恶，八诸天爱敬，九命终生天，十速证圆寂。如是十种功德，归佛出家获如斯报。——《分别善恶报应经》 ◇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日一夜出家修道，二百万劫不堕恶趣，常生善处受胜妙乐，遇善知识永不退转，得值诸佛受菩提记，坐金刚座成正觉道。然出家者持戒最难，能持戒者是真出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一切诸功德，不与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无量过患故，出家无量功德故。住家者有障碍，出家者无障碍；住家者摄受诸垢，出家者离诸垢；住家者行诸恶，出家者离诸恶；住家者是尘垢处，出家者除尘垢处……——《文殊师利问经》 ◇听人出家，若自出家，功德最大，以出家人，以修多罗为水，洗结使之垢，能灭除生死之苦，为涅槃之因；以毘尼为足，践净戒之地，阿毘昙为目，视世善恶，恣意游步八正之路，至涅槃之妙城。以是义故，放人出家，若自出家，若老若少，其福最胜。——《贤愚经》 ◇闻说出家心生欢喜，功德无量譬喻不及，出家之利，高于须弥，深于巨海，广于虚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方得成佛，三世诸佛未有不因舍家出家成佛者也。——《菩萨本生鬘论》 ◇居家愦闹，多事多务，结使之根，众恶之府，是为甚难；若出家者，譬如有人出在空野无人之处，而一其心，无思无虑，内想既除，外事亦去。——《大智度论》  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看待出家？ ◇宋仁宗皇帝御题赞僧赋：“夫世间最贵者，莫如舍俗出家。若得为僧，便受人天供养，作如来之弟子，为先圣之宗亲。出入于金门之下，行藏于宝殿之中。白鹿衔花，青猿献果……” ◇顺治皇帝赞僧诗：“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个个都是真罗汉，披搭如来三等衣。” ◇裴休丞相送子出家警策箴：“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身眼莫随财色染，道心须向岁寒存。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独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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