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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斧7年之后，揭阳唯一“龙舟世家”传人再度“出山”

年近古稀的王慰君一生造船无数，其造龙舟技艺在行业中有口皆碑。王淡强、王淡怀兄弟俩现场制作船钉。 50余岁的王林君正在加工龙舟板材。新制作的龙舟如新月一般挺立。每年端午节前后，揭阳各河网锣鼓声渐次而起，龙舟赛如火如荼。在有着400多年赛龙舟历史的揭阳，传统龙舟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而龙舟制作也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神秘色彩。据《潮汕百科全书》载：“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然而，2014年端午节，记者采访获悉，揭阳龙舟制作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详见本版2014年5月28日报道）：揭东锡场潭王村“龙舟世家”传人王慰君一家于2008年后已经停止制造龙舟。近日，获悉已封斧7年之久的王师傅再度开斧，为潭王村再造新龙舟的消息后，记者专程赶往潭王村一探究竟。记者蔡烨华/文涂英鹏/摄再造新龙因乡亲盛情难却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潭王村，几经辗转终于在榕江北河河畔找到了王慰君的龙舟制作场所。这是一个用板皮和竹架搭建起来的简易工棚，里面分为两间，里间用于制作船钉，外间用于制作龙舟。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目前，新制作的龙舟已初见模型，状如新月。“接下来还得为龙舟安龙骨，安上龙骨后还要用竹篾将龙骨绞紧，船两边还要再嵌上两块木板，做划船人的‘坐凳’……总之，接下来还有很多工序。”王慰君介绍，这次新造的龙舟为51桡大龙舟，长约2.8米，宽约1.4米，可坐54人。“造龙舟选材、定墨、安龙骨、上油漆等都相当讲究，一点都马虎不得。”王慰君坦言，时隔7年再造龙舟，开始确实感觉有些生疏，有些累，而这次愿意再造新龙，完全是因为乡亲们的一片盛情难以推却。记者观察发现，组成龙舟的木与木之间不采用任何粘合物质，靠人工把木边磨平，然后用钻子和“钉送”在木板上斜斜地凿出一个个钉孔，之后再打入一颗颗钉子。这些钉子由纯手工打造，王慰君请来了村里唯一的“船钉家族”——73岁的王淡强和65岁的王淡怀两兄弟上阵。记者在现场看到，只见在自砌的灶炉里，上好的焦煤烧得火旺，师傅将钢筋放入其中，待钢筋烧得通红后取出，再用大铁锤敲打成型。两位师傅的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不一会功夫，一颗头尖而带约15度弧形的船钉便锤打成型。王慰君告诉记者，船钉有大、中、小三个类型，大的长约10厘米，小的也有8厘米。“市面上买不到这么合适的船钉，机器也打不来的。这些船钉大小必须和木板上的钉孔相吻合，十分考验打钉师傅的工夫。”王慰君告诉记者，一条龙舟大概要消耗150斤钉子，约要600多颗钉子，而每颗钉子都要经两位师傅数十下的锤打。据了解，王淡强、王淡怀两兄弟已是“隐没”30、40年的老工匠了。“以前的船全是木做的，船钉就很畅销，后来，随着水泥船出现，船钉就渐渐没了市场了，这项手艺也就没什么用处了。”说起这话时，王淡强脸上有一丝失落。预期目标羊年端午将试水在潮汕地区，王慰君一家制作的龙舟有着相当好的口碑，重量轻、吃水浅、舟速快。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前来“尝鲜”的村民纷纷告诉记者，王慰君一家的龙舟制作技艺高超，其制作的龙舟不仅外观美丽，更是相当好驶。老人坚守了一辈子的技艺，也成为了潭王村人的骄傲。 “以前，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做龙舟，他家开有船厂，不仅他们自家兄弟，连他们家亲戚也都在厂里做。”一位前来参观的村民如是告诉记者。“龙舟是千年做一回，我们家以前主要做造船生意，龙舟一般是农历2至4月间才会有人来请去做。”王慰君告诉记者，制造龙舟受到季节性的限制，加上制造每一条龙舟都需要团队合作，这门技艺学起来也要比一般工艺辛苦，所以大多数年轻人既不愿意学，短时间也难以学会。而随着木船被时代淘汰，单纯靠制作龙舟根本难以维生，兄弟们大多另谋生计。目前，只剩下他和4弟王林君留在村里。年近古稀的王慰君自2008年之后完全“收山”，50余岁的王林君则偶尔参与龙舟维修工作。 “以前，80年代时，5兄弟合力造船，一般10天就可以造好一条新龙舟。如今，3位胞弟在外回不来，剩下我和4弟两人，造一条龙舟得花上1个多月的时间。”王慰君告诉记者，预计到羊年端午节前，他们就可完成两艘新龙舟的制作，届时新龙舟将于羊年端午节正式下水。同时，王慰君也表示，未来他并不考虑再继续制作新龙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制作龙舟了。相关链接揭阳龙舟，不论规模和造型，在揭汕潮地区首屈一指。《潮汕百科全书》第450页载：“龙舟为龙形的船，大小因地而异。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揭阳的龙舟，龙头高昂，龙尾高翘，龙身彩绘，形象逼真，雄伟美观。揭阳龙舟大多数为51桡大龙舟，少数27桡小龙舟，也有37桡中型龙舟，还有55桡特大龙舟。潭王村所在的地理位置特殊，榕江北河有5公里长河段经过该村的西侧和南侧。这河段河面开阔，古时候有几处河水深不可测，漩涡打转，响声如雷，民间称为“潭”，因全村姓王，故旧时村名称“潭前王”，今称潭王。因是水乡的原因，曾经潭王的造船业十分发达。伴着赛龙舟民俗的兴盛，潭王人更自行造出了精美的龙舟。潭王龙舟的舟体和使用性能比其他地方的龙舟好，在行业内有口皆碑。蔡烨华辑
01月14日　226
儒家思想在“商道”上的阐述更值得商人们借鉴

作者：齐善鸿（南开大学教授、中华道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所论述的多是人间伦理道德，然而，儒家思想在“商道”上的阐述，其实更值得商人们借鉴。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贡。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复宣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学生的重点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礼和六艺方面。对于经商理财，孔子是不太感兴趣的，甚至有些鄙视动辄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学稼为圃的樊迟，有理财能手冉求，还出了个善于经商的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读书非常用功，认为做学问应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张贫而毋谄，富而不骄。他善于辞令，长于外交。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善于经商，做生意“臆则屡中”，预见之精准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贡发了大财，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商”的大商人之一。与子贡不同，他的师兄颜回却是学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贫为荣。可颜回不善谋生，结果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32岁就在飢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个师兄闵子骞，也很有才学，却以外出做事为耻，只在家中进修，穷得连糟糠都吃不上。他们学问有余，谋生乏术。结果那满腹经纶，于世无补，也于己无益，想来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贡则不然，他把求学与致用、行义与营利结合起来。从学，则如切如磋，好学不倦，学识渊博﹔从政，则高车驷马，与诸侯分庭抗礼，使鲁国转危为安﹔从商，则预见行情，经商货殖，成为著名富翁，而赚来的钱，又注意发挥社会效益。可以这么说，孔子之所以能办成当时最大的私立学校，能周游列国，子贡的经济接济与支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中对于经商是有重大贡献的。“义利相生”应该是说儒家对经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贡献。在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在义与利不能兼顾时，孔子主张舍私利而取公义，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这些主张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深有影响。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重“义”。同时，我们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学习和践行的。试想，损人害人的商业行为会持久健康发展吗？唯我独尊而不懂得满足别人需求的经营行为和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发展吗？做事走极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够做得长久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地凸显出来了。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也有助于启迪我们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做出符合人的道德的抉择。尽人皆知，现代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对自我和社会有一点儿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和践行“先义后利”的基本商业理性。
01月13日　344
京冈文化之旅领略一番深厚的古村落丰硕文化盛宴

张文汉近日，我到揭阳渔湖京冈参观，领略一番深厚的古村落文化底蕴，享受一次丰硕的文化盛宴。京冈的文物古迹众多，让我大饱眼福，不禁为其丰厚文物和鼎盛人文而深深折服。初来乍到，我们便感受到京冈的美丽富饶。京冈其西、南濒临烟波浩渺的榕江南河，村后、村左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川，绿色盈畴，生意盎然。境内溪港密布，是典型的水乡，鱼虾等水产非常丰富。田野渠沟纵横，灌溉非常便利，土地肥沃，屋舍棋布，人丰物阜，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当地干部一边带我们实地参观，一边详细介绍该村风情。京冈位于渔湖平原南部，原是一个乡，后分为京南、京北二个村，人口1.7万多人。京冈创寨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著名的古村落和文化之乡。南宋绍兴初年，京官孙乙奉旨来潮州复置揭阳县时，在此立籍定居，其后裔便尊孙乙为始祖。其子孙繁衍不息，并逐渐散居潮汕各地。村里建有孙氏家庙，供奉始祖。每逢祭祖时节，潮汕各地的孙氏宗亲纷至沓来，聚集于家庙祭祖，缅怀先祖的功德，敦睦乡情。京冈孙氏源自仕宦之族，读书家风薪火相传，因而英才辈出，人文鼎盛。穿街过巷，我们来到“登瀛五马坊”。它是一座功名坊。明正德十四年（1424）揭阳县知县徐知用兴建，旨在表彰京冈举人孙齐和岁贡生、澧州府同知孙瑀父子。该坊为二迭三重檐石结构建筑。牌坊正面中间刻孙齐的雅号“登瀛”二字；背面刻“五马”二字，最上面中间刻“恩荣”二字。它矗立于村里的墟集中，铺面辏集，熙熙攘攘，显得有点狭窄逼仄。走过热闹的村墟，我们辗转到了隐相祠。隐相祠又称恩相祠，是为祭祀有恩于京冈孙氏先祖的宰相梁克家而建的祠堂。梁克家是晋江人，官至右丞相，中举前曾在京冈员外孙白家任教。后来孙家遇急难，梁克家为其排解，孙氏感其恩，遂建祠祀之。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撰有《隐相堂序》一文。祠后厅悬挂的“隐相堂”堂匾为翰林吴左禧所题。隐相祠内立有一块“梦龙涤爪”碑石。该碑为纪念梁克家初抵京冈时所立，原在京冈村道旁，后移入祠堂内。接着，我们瞻仰了翰林府。它为清乾隆十六年（1751）翰林待诏孙琼斌所建，大门匾“兰台紫誥”为清翰林、百岁寿翁刘起振所题。祠分前、中、后三座，左右各有两条通巷。中厅前部分为拜亭，拜亭悬挂的“福”字为乾隆皇帝的御笔手迹；中厅大堂为阁楼式建筑，中间建一空心藻井，正中建有圣旨亭；后座是“楼台”式建筑，幽雅恬静，适合安居。整座建筑壮丽宏伟，屋顶飞檐迭盖，雕梁画栋，其古朴，其典雅，让人赞叹不已。站在村里眺望，可见涵元塔巍然屹立。涵元塔也称龟山塔，俗称京冈塔，明天启七年（1627）知县冯元飙倡建，并以“涵蓄元气”之义取名“涵元塔”。塔分七层，高52.8米。涵元塔动工兴建的第二年，揭阳的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辜朝荐同榜考中进士，被誉为“戊辰四俊”。涵元塔建成之后，揭阳更是人文鼎盛，英才辈出，先后涌现了林德镛、郑大进、杨钟岳等一大批文才武将。涵元塔在揭阳人心目中，被视为揭阳的文笔和风水宝塔。有点倦了，大家遂稍息闲谈。据介绍，京冈孙氏在文化教育方面星光灿烂。据《揭阳县志》，科考录取中凡籍贯渔湖孙姓者，有进士4人，举人5人，各类贡生20多人。在近代，有民主思想革命家孙丹崖。他游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任广东分会会长。回国后在潮汕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孙丹崖在潮响应，光复汕头后率兵攻克潮州府。艺术界有画家孙裴谷，他毕生从事国画教育，刘昌潮、王兰若、孙文斌等名画家，皆出其门。让我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几处文物古迹被列入揭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个乡同时拥有几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非常罕见，令人羡慕。众多的文物古迹，是京冈作为古村落和文化之乡的历史佐证。此外，这里的自然人文景观没有遭到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保持较为原始的风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非常难得。我想，如果合理开发，将会发掘京冈的旅游资源，使之成为乡村文化游的胜地。
01月13日　272
汕头中山公园内忠烈祠近日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

汕头市中山公园内的“忠烈祠”，经过重新修缮，最近市政府已批复同意将其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汕头为此多了一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认识“忠烈祠”是50年前的事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中山公园内的少年宫参加课外活动，我因此对整座建筑结构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围坐在少年宫前面的草坪上进行少先队日活动，老师指着眼前的建筑讲述了少年宫的由来，我方知少年宫的前身叫忠烈祠，似懂非懂记得它是为纪念潮汕抗战的牺牲者而建的。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社会的变革、人生的转折，将“忠烈祠”名字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五年前几个老友凑在一起边喝茶边聊汕头尚存的老建筑时，其中一人不经意说起“忠烈祠”的名字，在座者竟无人知道，我想了想说：“是不是在中山公园内原少年宫那座？小时候我去过多次，是老师对我们讲的。”于是，“忠烈祠”的名字又重新储存在我的脑海里。前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潮籍企业家庄坤平先生捐资200万元，用于复修“忠烈祠”。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在市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对其复修的进展也加以更多的关注，我是其中之一。在复修忠烈祠期间，曾多次前往现场观看，目的是找回少年时代那点滴记忆。端午节之日汕头沦陷为何要建忠烈祠呢？这还得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说起。“民国廿七年，广州陷后，我国抗战全恃汕头为唯一吐纳海口，军需用品，汽油汽车，各种物资，举由南洋群岛及香港，输入汕头，再由汕头经潮安、揭阳，以入客属韶关，分属全国各省市。日敌为实施其封锁我沿海各口岸政策计，乃倾其海陆空力量，企图进犯潮汕益急。”（参见《汕头沦陷日》）正是汕头位于战略的要害之处，为实施其封锁我沿海各口岸，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陆军第21军一部和第5舰队一部协同，攻占汕头一带要地，陆海指挥官为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和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 6月21日，这一天刚好是传统节日端午节。日军对汕头进行突袭，凌晨1时，安藤利吉指挥由后藤十郎任支队长的粤东派遣支队（以步兵132旅团为主力），近藤信竹指挥40多艘舰艇、43架飞机、一架飞艇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进抵汕头港外，其总兵力共1万人左右。2时20分，部分敌军在达濠镇东湖登陆，上午10时左右占领与汕头市隔海相对的石；敌军主力则偷袭新津港、梅溪，并分出两支部队分别在汕头市东面的下蓬乡蛋家围和西面的蓬洲登陆，夹击庵埠镇，对汕头市形成包围态势。与此同时，日军共出动飞机44架次，对汕头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驻汕的第十二集团军直属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得悉日军登陆后，即下令各部队死守抵抗。此时，潮汕地区防军有独九旅的625、626团以及广东省保安团、地方武装警察、自卫队等约3000人，兵力处于劣势，但多数防军仍奋起抵抗。金砂乡是敌军主攻方向，驻地防军在营长李平带领下，冒死抵抗，奋勇杀敌，坚持到21日晚，除少数突围外，余皆殉难。而当日军从迴澜桥攻入市区时，在今民族路胡文虎大楼一带遭到防军和民众的英勇抵抗。在激烈的巷战中，由于双方兵力和武器的悬殊，我方军民伤亡很多。我至今仍清楚记得，1964年的儿童节前夕，学校举办了“忆苦思甜”主题活动，班级请来了在环管处工作的李叔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李叔13岁时从潮阳流浪来到汕头，因不识字就一直靠做粗重活过日子，汕头沦陷时他刚好20岁，在汕头一家教会打杂。李叔说，日本仔进入汕头那天，他就藏在临街的一堆木板后面，目睹了激战的场面。战斗过后，胡文虎大楼一带随处可见到阵亡的死尸，他主动加入自发的收殓死尸队伍。因当时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就发出臭味，为避开臭味，他们每人嘴上都咬着一束点燃的香，将尸体搬运到中山公园内，又搭了一个大篷棚，作为临时停尸房。这些尸体后由存心善堂收埋。李叔说，因为汕头沦陷，他就回到潮阳老家暂住一段时间。听说他走后，中山公园就被日本仔占领了，运动场变为日军的养马场，园内很多树木都被砍掉当柴烧。解放后，汕头市人民政府将这一天（6月21日）定为“汕头沦陷日”，并从2002年开始，每年在这一天响起防空警报，时长15分钟，让汕头人民永远记住这一天是汕头历史上唯一遭外敌入侵而沦陷的“市耻日”。忠烈祠纪念抗敌殉难军民 1945年，潮汕光复后，汕头市民自发在中山公园原停尸棚的地方设立道场，祭拜抗敌殉难的军民。其时，正值国民政府出台了“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于是各地纷纷仿效建造忠烈祠，奉祀对象以抗日牺牲官民为主。至此，汕头总商会带头上书，向地方政府呈请在原停尸棚之处盖一座忠烈祠，以祭祀“抗敌殉难忠烈官民”，很快便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市民获悉后，纷纷为筹建捐款捐物。 1946年，忠烈祠在中山公园内西北角动工建造。建成后的忠烈祠，占地面积约76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40平方米，为贝灰沙杉木混合结构。建筑风格融合了潮汕民间祠堂设计、“四点金”平面布局，庑廊接拜亭，又以西洋装饰风格点缀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匾上的“忠烈祠”三个大字以及两侧门柱的“垂名炳海表，柱国障天南”楹联，出自一位八旬老翁之手，落笔清新干净，气势磅礴独步天下。此系邀请国民党元老、号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吴稚晖书写，题款时间为“民国第一丁亥年三月”（注：丁亥年即1947年）。然而，忠烈祠落成不久，汕头市民还没来得及将它当作“祠”使用，就被捷足先登的国民党海军部队占作司令部，国民党汕头市党部也步后尘而来。尽管遭到汕头市总商会及民众强烈反对，最终还是“民斗不过官”，当权者我行我素，直至1949年汕头解放。 1951年，忠烈祠被改为汕头市儿童文化宫，1952年再改名为汕头市少年宫。“文革”初期停办；1973年10月复办。后来，汕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建成，少年宫搬走，忠烈祠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未能妥善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整座建筑日见荒废，杂草丛生中的主体结构摇揺欲坠，残败不堪。原有的石雕、构件随意丢弃。管理方后来干脆用大幅广告牌来遮挡，大煞公园之风景。修复后的忠烈祠是在潮汕“四点金”建筑构造的基础上，融入客家建筑的穿心廊、围屋以及西洋文化墙体、白色门饰线等多种建筑元素修缮而成。正门之上，烫金的“忠烈祠”三字与门柱的楹联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两扇深褐色木质大门，装有传统的门钹，门扇上红色梅花镂空木雕装饰图案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潮味”；几十根精美的花瓶式石柱环绕四周，是中西融合的体现；红色的墙体，分别嵌着长方型和圆型的老式窗户，红白相映格外引人注目；还有那成双成对的石栏杆、石台阶、石狮子，使整座建筑物更显得肃穆而庄严。至于“忠烈祠”的门匾及楹联何时被人用灰泥批荡遮盖起来？有人断言是在解放初期。在复修忠烈祠之时，意外发现的门匾及楹联得以“重见天日”，这的确可归纳成一个“缘”字，也就有了今日忠烈祠的更加完善完美。在去年公布的第五批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忠烈祠旧址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榜上有名，最近汕头市政府又批复同意将其开辟为“潮汕抗战纪念馆”，使汕头多了一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忠烈祠尚处在内部布展阶段，但每天仍有不少市民慕名前往参观，期盼纪念馆早日对外开放。
01月13日　314
净土法门法语：逆境恶缘皆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无关

1 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只为一桩事情，那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众生受尽苦难，不知道受苦难的原因；佛菩萨清楚，他把方法教给你，告诉你苦难从哪儿来，你明白了苦难的业因，你从此不造恶缘，问题就解决了。 2 佛菩萨教我们离苦得乐，是在缘上下手，所以佛家讲缘生，不讲因生。因，我们已经造了，不能改变；但是，缘可以改变。过去我造了恶因，我从现在起不再造恶业，我有恶因，没有恶缘，恶的果报不会现前。 3 你过去造了恶因，现在再造恶，那好了，你的因、缘都具足，那你决定得苦报。同样的，过去你造了善因，你今天专做好事，不做坏事，你没有恶缘，只有善缘，你阿赖耶识里善因种子起现行，你一定得善报。 4 由此可知，苦乐的果报，真正觉悟的人知道，全是自作自受，与人无关。你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你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你还怨天尤人，这是罪上加罪，你要受不尽的苦报，这是糊涂到所以然，愚痴到极处！
01月12日　206
道家嘻嘘呵呼呬吹养生六字诀强化人体内部组织机能

“嘻嘘呵呼呬(si)吹(fu)”六字诀养生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方法，为吐纳法。它的最大特点是：强化人体内部的组织机能，通过呼吸导引，充分诱发和调动脏腑的潜在能力来抵抗疾病的侵袭，防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过早衰老。这六个字奥妙无穷，不但可治好五脏的疾病，而且也可治疗身体机能的不调顺，例如，身体感觉到冷时，可以用“吹(fu)”来治。身体感觉热时，用“呼”来治。关节痛用“嘻”来治。烦胀上气。用“呵”来治，有痰病，用“嘘”来治疗。废劳厌倦则用“呬”来治。念“嘘”可以治肝脏的疾病，念“呵”可以治心脏的疾病，念“呬”可以治肺脏的疾病，念“吹(fu)”可以治肾脏的疾病，念“呼”可以治脾脏的疾病，念“嘻”可以治三焦的疾病。历代文献对此有不少论述，秦汉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关于用导引呼吸治病的论述。《庄子·刻意》篇中说：“吹(fu)呴呼吸，吐故纳新，熊径鸟伸，为寿而已矣。”在西汉时期《王褒传》一书中，也有“呵嘘呼吸如矫松”的记载。南北朝时代陶弘景发明长息法。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说：“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行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fu)、呼、嘻、呵、嘘、呬，皆为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fu)，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fu)以去风，呼以去热，嘻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隋代天台高僧智顗大法师，在他所著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书中，也提出了六字诀治病方法。他谈到：“但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谓六种气，一吹(fu)、二呼、三嘻、呬呵、五嘘、六呬。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中，想心方便，转侧而坐，绵微而用。”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fu)，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脏热来嘘字治，三焦壅处但言嘻。”传至唐代名医孙思邈，按五行相生之顺序，配合四时之季节，编写了卫生歌，奠定了六字诀治病之基础。歌云：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吹(fu)肺肾宁。呬季常呼脾化食，三焦嘻出热难停。发宜常梳气宜敛，齿宜数叩津宜咽。子欲不死修昆仑，双手摩擦常在面。明代《正统道藏洞神部》，引用了太上老君养生法，说得更为具体。书中说：“呬字，呬主肺，肺连五脏，受风即鼻塞，有疾作呬吐纳治之。呵字，呵主心，心连舌，心热舌干，有疾作呵吐纳治之。呼字，呼主脾，脾连唇，脾火热即唇焦，有疾作呼吐纳治之。嘘字，嘘主肝，肝连目，论云肝火盛则目赤，有疾作嘘吐纳治之。嘻字，嘻主三焦，有疾作嘻吐纳治之。” 明代太医院的龚廷贤在他著的《寿世保元》中，也谈到六字诀治病。书中说：“不炼金丹，且吞玉液，呼出脏腑之毒，吸入天地之清。”又说：“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灼不知，又六欲七情，积久生病，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骸受病，轻则痼癖，甚则盲废，又重则伤亡，故太上悯之，以六字诀治五脏六腑之病。其法以呼字而自泻去脏腑之毒气，以吸气而自采天地之清气补气。当日小验，旬日大验，年后百病不生，延年益寿。卫生之宝，非人勿传。呼有六曰：呵、呼、呬、嘻、嘘、吹(fu)也，吸则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气，以呼字治脾气，以呬字治肺气，以嘘宇治肝气，以吹(fu)字治肾气，以嘻字治胆气。此六字诀，分主五脏六腑也。” 嘴里轻柔而且缓缓地念“吹(fu)、呼、嘻、呵、嘘、呬”这六个字，念时只动嘴出气而不出声，耳杂当然就听不到嘴里所念的声音了，因为这个音念得很轻，感觉上好象有很柔和的气缓缓地流过舌头和牙齿。所念的气虽然轻柔，但心中却全神贯注，字字分明，而且心里要放松，不可紧张。  
01月12日　230
清平乐·南澳大桥飞梁绝地起两岸心愿何愁难圆

声声赞叹，历尽风和浪。飞梁绝地起两岸，心愿何愁难圆。横跨长山莱芜，蛟龙化作通途。去昔道阻堙灭，拓今力展宏图。浪淘沙·交通大会战会战在交通，凭借东风。高速桥隧齐动工，热火朝天干劲冲，气贯长虹。时间去匆匆，再展新宏。港口高铁如满弓，胸怀夙负拔山雄，万民称颂！
01月12日　210
品种繁多的潮汕酱碟谱写潮汕饮食文化让潮菜活色生香

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中，酱料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潮汕饮食文化中，新鲜的食材和地道的民间小吃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一直甘当配角的各式酱碟则似有被人忽略之嫌。但说它容易被忽视，又不尽然，如果吃牛肉丸少了沙茶酱、吃生炊龙虾少了金桔油、吃煎蚝烙没有胡椒鱼露，这时说潮汕人食不下咽、食不知味也是不为过的。潮汕酱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元和年间，文学家、哲学家韩愈被贬至潮州，在品尝当时的潮州菜以后，写下了《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这样一首诗，其中有如下几句：“我来御魑魅，自宣味南烹。调以咸与酸，与椒与橙。”表明了早在唐代，潮州民众已经有醮各种调味品进食的习惯了。而千百年来的饮食文化发展，潮菜中的酱碟佐食不仅没有被省却反而渐越丰富和精细，被公认为其他菜系所不及的。别说正宗潮菜馆餐桌上那随菜附上的数十个小伴碟容易吓着人，就连普通潮汕人家的厨房一隅，也必定是摆满了各种酱料瓶罐。尽管潮汕的酱料多种多样，然而使用起来并非杂乱无章，在潮汕饮食习惯中，各种酱料与相应菜式的搭配甚是讲究，如生炊肉蟹配生姜米醋以祛寒去腥、布仔豆腐蘸韭菜盐水下火、虾枣点桔油调味、鱼饭配豆酱提鲜、卤鹅配蒜泥醋解腻……一个小小的酱碟甚至为主菜起到画龙点睛或互补相佐的妙用。沙茶酱谈潮汕酱碟，沙茶酱是绕不开的坎儿。让潮汕人有点儿尴尬的是，沙茶酱原本不姓“潮汕”，而姓“印尼”，原本它也不是一种酱料，而是一种食品。据了解，沙茶酱(印尼语Satay)原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风味食品，其原义是烤肉串，多用羊肉、鸡肉或猪肉，所用的调料味道辛辣。传入中国后，只取其辛辣特点，沙茶酱演化为一种微辣、咸鲜的酱料风行福建、广东两地。潮汕沙茶酱可谓“后来居上”“名声在外”，其制作工序繁复、材料多达30余种，香味较福建沙茶酱浓郁，所以，如今人们说沙茶酱，更多指的是“潮汕出品”的沙茶酱。固定搭配：牛肉火锅、牛肉丸粿条酱料入菜代表菜式：沙茶炒猪肉、沙茶炒薄壳普宁豆酱上世纪70年代往前，潮汕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做豆酱。农历六月大热天，水稻收割完了，就开始将黄豆浸泡、煮烂，然后用炒熟的麦粉拌均匀，用稻草和棉布捂上3天，等到豆子充分发酵，再装进陶瓮并添加盐水密封，置于太阳下曝晒一个月，便可闻到那独特的酱香味了。潮汕各地制作的豆酱，味道和酱色略有不同，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是普宁豆酱，现已成为潮汕豆酱的代表。相对而言，普宁豆酱黏稠，酱香味浓且微甜，陈年普宁豆酱的颜色有如巧克力。豆酱被用来搭配各种味道清淡鲜甜的潮汕食材，贫苦农家甚至用豆酱拌粥、拌面，这也算是最草根的吃法了。固定搭配：各式鱼饭、白斩鸡酱料入菜代表菜式：豆酱焗鸡、豆酱煮沙尖鱼鱼露鱼露与菜脯、咸菜齐名，被称为“潮汕三宝”之一。在潮汕，人们更喜欢叫它“腥汤”。据说早在宋末，潮汕渔民就把加工咸鱼时排出的鱼汁单独收集、贮藏、煮制，成为一种美味的调味品，这便是鱼露的“前身”。而现今的鱼露，是以海产杂鱼和江河小鱼为原料，经加盐腌渍自溶、酶解，经提炼、精制而成。兴许没有哪个地方，像潮汕人这样将鱼露用的如此变化多端：一是用作酱碟，撒入胡椒粉，用来蘸米粉汤里的鲜肉片、配潮汕特有的煎蚝烙、就连吃“那哥鱼”这种极腥的小鱼还要点上“腥汤”，味道却反而更鲜美；二是用作调味，潮汕大多家庭没有使用食盐的习惯，而是用鱼露代替，潮州青菜烹饪中流传这样的口诀：“厚(猪油)，猛火，香腥汤(鱼露)”。固定搭配：蚝烙、清煮肉片、那哥鱼片、豆腐鱼酱料入菜代表菜式：鱼露炒芥蓝韭菜盐水在潮汕酱碟佐料中，有一种“DIY”酱料普通却少有外传，在别的地方肯定见不到，那就是专门用来点布仔豆腐的“韭菜盐水”。大抵也只有潮汕人，会想出这样简单又有点儿奇思妙想的搭配了。普宁豆腐炸的金黄酥香的外皮包着细滑的嫩豆腐，豆的清香和甜味是卤水豆腐特有的，一小碗清澈的盐水，上面撒上切得均匀细小的绿油油的新鲜韭菜末，光是看看就食欲大开，这种冷与热的巧妙结合，让入口的第一刻有冰凉的淡淡咸味儿又裹挟了香脆的热气，随后酥脆外皮、软滑豆腐和清新韭菜末融合成一体，想来口感要比单纯的椒盐或者蒸煮要更丰富些。固定搭配：普宁炸豆腐三渗酱你在除了潮汕之外的其他地方见过三渗酱的身影吗？好像也没有。三渗酱应该是潮汕酱料中最边缘化又最挑战人味蕾的一款了。它最让人难以舍弃的时候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吃血蚶的时候。这种用制作梅膏后剩下的原料晒干磨粉，和南姜、糖等许多调料一起制成的，集酸甜苦辣咸五味于一身的酱料不知怎的就成了血淋淋的血蚶的最佳搭配了。
01月12日　218
念念于心为佛教本分做好出家人增进人生幸福都是佛教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1938年于南京栖霞山礼宜兴大觉寺出家。出家70余年，在全球创建了200余所寺院，其中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华寺、巴西如来寺等均为当地第一大寺。此外还创办了16所佛教学院、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和出版社，50余所中华学校等，先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南天大学等。撰有《释迦牟尼佛传》、《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等，总计2000余万字，被译成英、德、日、韩、西、葡等20余种文字。 2014年9月14日晚，在江苏宜兴大觉寺内，记者见到了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一袭黄袍、一串念珠，他满脸安详地坐着轮椅进入接待大厅。已入耄耋之年的星云大师，仍然思绪清晰、精神饱满，当天他在南京出席了两个活动，路上车旅劳顿，晚上特意挤出时间接受采访，让记者倍受感动。一生弘法尽好出家人本分《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生弘法，历尽艰辛。在您弘法最艰难的时候，支撑您的信念是什么？回顾您的一生，您有什么感触？星云大师：坦白说，我没有觉得什么困难，我只是尽心而已。虽然在我一生的弘法历程中，遭遇到很多阻扰，但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家不能理解的，我就多做几次说明。比如，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建立西来寺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仅公听会就开了6次，协调会开了100多次，前后经历了10年时间才建成。回顾我的一生，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说要复兴佛教、福利天下，我不敢承担这许多慈心悲愿，但自从我出家以后，念念于心的就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应该本分地做好一个出家人；为了佛教，弘法上的辛苦，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佛教，我要注意己身的威仪，行立坐卧要庄严；为了佛教，我要自我充实，不可以让人轻视出家人；为了佛教，我讲话要诚恳，不能任意乱说；为了佛教，有人批评佛教，我要写文章护法；为了佛教，我要办教育、办文化、办慈善事业等。其实这点小小的事业，也谈不上对佛教有多大贡献。为大众服务，就要尽我的本分。《中国社会科学报》：出家70多年来，祈愿一直是您每天必有的修行。您为谁祈愿，不同人生阶段的祈愿有发展变化吗？星云大师：过去的信者向佛陀祈愿，大部分都是向佛陀提出要求：请佛陀给平安、赐幸福，保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却很少关怀社会、关怀别人。记得20岁左右，我与一般人一样诚心祈福，祈求佛陀加持，赐给我慈悲、智慧、勇气、力量，心里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到了30岁，忽然感到自己太自私了，每天向菩萨求这求那，都是为了自己。我应该要为师长、父母、朋友祈愿，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平安。我想我应有所进步，不再自我索求，而是为别人祈求。慢慢地，到了40岁，有一天反观自照，觉得还是不对。只是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祈愿也太狭隘了，应该要再扩大，又改为：希望佛陀为世界带来和平，为国家带来富强，为社会带来安乐，为众生带来得度的因缘。每次祈求完后，心中欣喜，觉得自己在修行上又更上一层楼了。50岁时，又觉得不够圆满，因为每次都要求佛陀去帮助别人幸福平安，难道我就不能向佛陀学习，为世界众生服务、为他们解除烦恼忧悲、为他们带来平安幸福吗？所以，到60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效法诸佛菩萨“代众受苦，难行能行”。于是我向佛陀告白：慈悲伟大的佛陀，让我来担当天下众生的苦难，您可以测试弟子是否能承受世间人情的辛酸冷暖，帮助众生安乐，实践佛陀的大慈大悲，学习佛陀的示教利喜。这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的祈愿进步了。 “人间佛教” 增进人生幸福的教法《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佛教的迷信化与神鬼化倾向，过去太虚大师、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都主张“人间佛教”，您的一生也致力于推动“人间佛教”。什么是“人间佛教”呢？星云大师：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弘法在人间。所以名为“人间佛教”，并不是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没有所谓新、旧佛教的分别，只要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有助于增进人生幸福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就是在家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上人我和谐，在国际间平等和平，人人本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欢喜融合，真心实意相待，共创圆满自在的人生。《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推进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您开创的佛光山做了哪些创新？星云大师：过去的佛教总是提倡只要念佛、拜佛，未来就可以往生于佛国净土；但我觉得不一定要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在当下就可以往生到佛光山来。因此，我在建设佛光山时心中就有一个理想——以一个人的人生为蓝图，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人间佛国”。把一个人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和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我们的考虑中。所谓“幼有所教，老有所终”，在育幼方面，我把孤儿院扩建到斯里兰卡、印度菩提迦耶、拉达克等地。我在巴西有200多位“如来之子”，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有许多善堂师姑，他们把领养的孩子送来佛光山，我也帮助这些孩子接受教育，为青少年成立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400位青年儿女开始为社会服务了，他们有的做医师，有的做记者，农工商各界都有我们的孩子。为了让老人得到安养，除了在宜兰接办仁爱之家，在凤山代高雄市政府管理老人公寓崧鹤楼外，本山也设有佛光精舍。此外，佛光山还为生病者设立了佛光诊所，方便寺里的众人、来山的信徒、游客，甚至附近的居民就诊；我们也设有云水医院，将医疗设备送到偏远地区义诊。面对往生的课题，我们设立了安宁病房，让临终者及家属都能得到安慰，建造万寿园公墓、七宝塔等，安奉往生者的骨灰，让亡者有所归，让生者安心。总而言之，佛教最重要的就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中国社会科学报》：1991年，在您的推动下，国际佛光会得以成立，迄今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请谈谈您“佛教国际化”的理想及践行。星云大师：佛教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佛教讲到时间，都说“无量阿僧祇劫”；讲到空间，则说“无量无边的世界”；讲到生命，即是“十方法界众生”。我希望在空间上，“人间佛教”的发展，能把佛教带到“此世界、他世界、十方诸世界”；在时间里，能把佛教从过去、现在，带到此时、彼时和无限的未来；在生命间，能够广度一切众生，让普世人等都能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在全世界五大洲建立了好几百个寺庙，也影响了很多当地人士，他们虽然有的信仰其他宗教，不过有了佛教平等、慈悲的观念，心地会更加柔和，也让他们从中受益。推行佛教国际化，首先需要过语言关，所以我们的僧徒学习各国语言，英文好的派到讲英文的地方去讲授佛法，法文好的派到讲法文的地方去说法，韩文好的派到韩国。掌握各种语言对发展国际佛教非常重要。兴办教育提升社会和国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全世界创建了数十所佛学院和大、中、小学，还在中国大陆捐建了100 多所希望小学。您从事教育事业的初衷是什么？星云大师：我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12岁出家以前断断续续上过私塾，但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出家后的近1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服务中度过，偶尔有老师来为我们上课，但次数不多。直到十七八岁时，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幸运的是，老师派我到图书馆管理图书，于是就利用这个机缘，阅读了不少书籍，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人间竟还有这样的宝藏。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提升人的思想，给人能量，健全自己，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教育不昌，国家衰微；教育普及，人才辈出，国家一定兴旺。同样，如果佛教有人才，也会兴旺。我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也自不量力地觉得应该要发心，替佛祖普爱众生，多办一些教育。于是就办了很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我不是很热心于传教，但却热心于办教育和推动文化发展。我们作为出家人，办教育不只是为了佛教、为了普度众生，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国家的力量得到提升，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开创的佛光山也一直致力于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在您看来，寺院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和作用？星云大师：寺庙本身就有教育的功能。寺院和学校一样，要给予民众一种道德的教化、慈悲的教化、人民团结的教化，教人为人、处事、爱国、爱家的道理。另外，寺庙也是人生的加油站，有苦恼了，没有办法解决，到寺庙里跟佛礼拜一下，便得到了启发，增加了勇气，让人又有信心可以走更长远的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成立了多所佛学研究院、出版机构，编纂出版了大部头的《佛光大藏经》、《今日佛教》、《人生》等书刊。您所创建的大学、研究院、出版机构对佛学研究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星云大师：宣扬佛法是我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或出版社来宣扬佛法，这是狭隘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宣扬道德，宣扬做人处事，宣扬社会和谐，宣扬慈悲、和平、平等、互相敬爱。说到《佛光大藏经》，过去的藏经本子都是木刻的，没有标点，也没有分段，一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自不量力于1977年成立了“大藏经编修委员会”。如此浩大的工程，编纂起来确实很艰难，但艰难的事总要有人做。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一起工作，包括佛光山早期赴日留学的硕士博士僧、佛光山佛学院的研究生和南华、佛光大学的硕士、博士以及学者等。迄今我们已经花了30多年的时间做编纂工作，断句、考证，快要完成了。也陆续出版了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等198册，其中入藏编纂的典籍374部，存目1023部，研究专文39篇，流通于中、日、韩、英、法、德、美、澳等国。除了《佛光大藏经》外，我们也编纂了白话经典，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以及杂志、通俗小丛书，让大家接受佛法，看懂佛学，从佛学中受益，增强大家在为人处事上的认识和信心，我们要把佛教普遍化、通俗化，甚至生活化、人间化，这方面中国各个大学的教授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文化弘法借文学弘扬佛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佛教与文化间的关系。星云大师：佛教发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在中国的2000多年间，佛教和中华文化水乳交融。我们的生活、语言等深受佛教影响。例如，在语言上，人和人之间的讲话会不自觉地运用到佛法的相关名词，如往生、因果、缘分、三千大千世界、不要造孽等。另外，佛教建筑方面，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都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名扬世界。再者，佛教对人民的教化，如“因果报应”思想，对促进社会和谐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华文化离不开儒释道的文化。因此，中华文化要复兴，就要重视和发扬儒释道的内容和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必定要循着过去中华文化的轨道，创新和光大中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撰有《释迦牟尼佛传》、《迷悟之间》、《百年佛缘》等专著，共计2000余万字，被译成20 余种文字。请您结合您自己的文学创作谈谈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星云大师：佛教里的很多作品有文学的外表和哲学的内容。如《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等佛经的文学意味非常浓厚，但在内容上，又有哲学对人生命和内心的探讨，甚至不只探讨前世今生，也探讨未来生命的何去何从。此外，一些高僧的诗偈清新隽永，在文学上也拥有很高的造诣。我个人常常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和讲话不一样。讲话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大不了几百几千个人听，但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在当时当地造成广泛的反响，甚至能超越时空、影响无限。因此我倡导文化弘法，把佛学和哲学、文学结合在一起，用文学形式去弘扬佛学的理论。我个人才疏学浅，对佛学没有很精深的研究，也不敢说有很多文学创作，只是努力践行对佛法的宣扬，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的兴衰，我们出家人也有责任。我本着出家人的责任，几十年来不断写文章。没有办公桌的时候，我的大腿就是我的办公桌，在火车上、飞机上，甚至伏在地上也能写作。我今年88岁，写了几十年，出版了几百本书，我的理想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可以说，我在这方面也尽了一点小小的责任。 “五和”助两岸有序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有“执著心”，一直念念不忘两岸关系，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友好往来。未来如何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星云大师：两岸关系本来应该很简单，因为两岸虽然一水之隔，但都是中国人，大家同文同种一家亲。我认为未来两岸的关系可以重在谈“人”。人做朋友来往，互相访问，互相交换教授、学生，你来我往，我往你来，来来往往，大家就是一家亲了嘛。在我看来，“五和”可以帮助两岸之间有序和平发展。所谓“五和”，首先是“自心和悦”。两岸间要像兄弟一样，人民要从心里相互尊重友爱，彼此心里和悦，和平自然水到渠成。其次是“家庭和顺”，恢复家庭的礼节，重视伦理的建设。因为家庭和顺，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再次是“人我和敬”，现在两岸之间交流愈来愈密切，无论是朋友之谊、商贸互惠，都建立了正向的关系。若双方彼此和敬互爱，加强来往，到最后两岸一定是一家亲。如果做到了“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就能“社会和谐”，进一步追求“世界和平”。星云语录人是依靠因缘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应该多多广结善缘，因缘愈多，成就愈大。有时一句好话、一件善事、一个微笑，都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成就大好功德。所以，每个人都不能轻易放弃任何结缘的机会。结缘，使我们的人生更宽阔，前途更平坦。积德结缘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根源。说话，要四平八稳，对于各种人事关系要顾念周全，要有全方位的认知；做事，前因后果、左右关系，也要有全方位的知识。所谓“全方位”，在时间上要“竖穷三际”，在空间上要“横遍十方”。对宇宙人生有“全方位”的了解，对世道人情有“全方位”的认识，如此做人处事，方能“全方位”的面面俱到。——摘自《迷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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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关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特质的切入点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就出现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汉代以后，道家和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外来的佛教并存。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佛道都具有辅助王化、教化民众的社会文化功能。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以后，便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释道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路向。因此，儒释道关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中国传统宗教也以追求社会的安定和谐与人生幸福为目标。天帝神灵虽然高高在上，但却是保障现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国诸多的思想流派虽具体观点各异，但都重视现世的人与人生。这表现在哲学上，则是对人的主体价值和现世生活的肯定，只是各派在人的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不同，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人生哲学的丰富性。强调缘起“无我”、视人生为苦海而致力于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最终以“人人皆有佛性”得以广泛流传，突出主体、张扬自我的禅宗则成为最典型的中国佛教，这种转化正是在佛教与儒、道的互动中实现的。以三者关系为切入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得以澄明，佛教同儒家和道家融合发展的脉络得以呈现。概括三者基本特点，可以说儒家重纲常名教，道教讲长生成仙，佛教讲出世解脱。但随着三者关系的展开，原来主张“节欲”的儒家，却提出了“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讲求长生不死的道教却提出了通过累世修道才能最终“灭度转轮，终归仙道”；讲求断灭生死轮回的佛教却表示“誓愿入山学神仙”、“为护法故求长寿命”。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道教的儒学化，儒家伦理逐渐成了三者共同尊奉的内容。在东晋时，道教就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宋元时甚至还出现了以“忠孝”命名的道教派别“净明忠孝道”。佛教本来认为，“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辨怨亲？”但中国化的佛教却提出“儒佛皆宗之，其唯孝道矣”，甚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提出“孝也者，大戒之所先”的观点。重视孝道、突出孝道成为中国佛教伦理的一大特色。可见，随着三者关系的展开，儒释道的异同也在不断变化，而透过三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特点跃然纸上。两千多年来，儒释道在相异冲突、相融互补中不断发展。冲突和排斥中包含着融合，融合中也包含着矛盾和冲突。“老子化胡说”的提出，既有把佛教融入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中而利于其在中土发展的意向，又有视老子高于佛陀的倾向。有时冲突会促进融合，融合也会加深矛盾冲突。儒道结盟，以华夷之辨对外来佛教的攻击，曾从反面促使佛教进一步与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而佛教对道教炼丹服药和羽化成仙之荒谬性的批评，也从反面推动了道教吸取儒、佛理论，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与原始道教划清界限。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使传统文化能够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正所谓“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更新和完善。传统文化对历史上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和进行的成功交融，仍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佛教自汉代传入，完整意义上的儒释道关系当从汉代开始，但佛教传入之前的儒道关系，是理解佛教传入之后与儒、道之关系的前提，也应成为三者关系的重要内容。儒释道三者都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同时又贯穿于日用常行之中，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来表现。因此，三者关系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有时也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折射，甚至是一种生活实践和人生智慧。（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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