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汕头市政协主办的“萧晖荣星”国际命名发布会今天在汕头举行。据悉，“萧晖荣星”是由紫金山天文台2008年在盱眙观测站发现的一颗新小行星，不久前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而正式命名。此次“萧晖荣星”获得国际正式命名，是中国书画家首次获此殊荣。 萧晖荣生于汕头市潮阳区，现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理事，是当代著名的艺术家，在中国绘画、书法和雕塑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与家乡的文化事业建设，他创建的汕头艺苑文化广场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已成为汕头市重要的文化艺术交流窗口。 今天的发布会上，还为大型雕塑“萧晖荣星”举行了揭幕仪式。（记者 吴绪山）
04月16日 0
功夫茶的“功夫”所在，首先是讲究“水为友，火为师”，水以活泉为佳，火以猛烈为上，茶以乌龙茶为适。入茶壶须三分之一茶末，因末少不香，末多苦涩。泡沏技法大致有“高山流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而且，须有一套南国特色的茶具。看到这些美妙绝伦的功夫茶具，我不惜囊中银钱，破费一番，觅到了功夫茶具四件宝来。 饮茶离不开茶具，茶具指泡饮茶叶的专门器具，包括壶，碗，杯，盘，托等，古人讲究饮茶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常注重茶具的本身的艺术，一套精致的茶具配合色，香，味三绝的名茶，可谓相得益彰。随着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各个时代饮茶风俗的演变，茶具的品种越来越多，质地越来越精美。广东潮州和汕头一带盛行功夫茶，功夫茶最讲究的第一是茶具，它之所以和其它喝茶方法有别也在于茶具。
04月16日 0
简介：赵世光 广东澄海人，男，1916年生于粤东，1939年到港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受教于乔冠华、金仲华等名师，奠定了写作基础。 赵世光于1948年拜岭南画派的卓越代表之一赵少昂教授为师，也成为岭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师交往五十余载，对老师的艺术有独到的认识与理解，并有精彩的文章阐述。赵世光先生坚持融汇古今中外技法，扩大中国画题材视野，喜写前人所未写之物象，描世界各地奇禽异兽，花果虫鱼，并善于借物抒情，歌颂真善美，反映时代气息，他尤擅长写珊瑚鱼、热带阑、天堂鸟，作品雅俗共赏，驰名中外。赵世光先生因病治疗无效，于2007年6月30 日2时与世长辞，享年92岁。 殊荣 生前为香港美术研究会永远会长，中国禅林画院名誉院长等职。岭南画派著名老画家、书法家、画论家、美术活动家和教育家，在《当代中国画名家精萃》中，誉为“近五十年来中国百位最具独特风格和影响力的名家之一”，是岭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北京中国书画社邀请数十位名家合作百米山水长卷之香港代表。1988年由全国美协、侨联、文化部合办其父子画展于中国美术馆，作品三幅为国家购存。 艺海流芳 赵世光和夫人曾展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希望工程，为人类的进步，为美术艺术的发展及慈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美德千秋在，高风万古存!赵世光、曾展眉夫妇同期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赵世光先生是我最敬爱的爱心老人。他为人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老人家对我的淳淳教诲，铭记心中，激励我成长。赵世光先生与家父曾宪寿(毕业於中国新闻学院、长沙修农学院)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世光、曾展眉俩老离开了我们，我和我的全家永远怀念! 赵世光先生(1916年-2007年)原籍广东省澄海县人，先后毕业於中国新闻学院、汉文师范学院、岭南艺苑，是中国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一代宗师赵少昂的大弟子，在中港澳享有盛名。赵世光先生生前积极从事教育30余年，生平积极创立香港中国美术会、香港汉文师范同学会、香港美术研究会及岭风画会等，学生无数，真正可谓桃李满门。他并曾在多个书画比赛如青年学艺比赛充当评判，且经常为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剪彩，对推动国画艺术发展，贡献良多。 赵世光先生爱国爱港，除了艺术之外，亦致力於教育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大力支持希望工程建校工作，将有限积蓄与卖画所得，在内地捐助了十多所中小学，他这种不计个人利益的风尚，与他的书画杰作同留於世上。他亦积极参加本港、内地及世界各地画展，多年来曾参加的个人及团体画展无数，去年初赴韩国参加亚细亚邀请展获颁“亚细亚最高荣誉艺术赏奖”后，复到澳门镜湖医院举行个人书画义展，共筹款一千二百多万元为镜湖医院添置医疗器材，获何厚铧特首亲授“终身艺术慈善成就奖”。赵世光先生的画风，融汇古今中外，题材广阔，寓意深远。其独树一帜的热带珊瑚鱼，曾三次作专题画展。50年代起，他先后在日、美、欧、澳、东南亚、韩国等地参与画展或举办个展，1988年由全国美协和侨联合办其父子画展，作品中有3幅为国家所收藏。这与夫人曾展眉的奉献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赵世光书画碑廊 香港著名画家赵世光先生，是中国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一代宗师赵少昂的大弟子，在中港澳享有盛名。赵世光先生于年届高龄之际，欣然捐出一批书画石刻，并提供部分建设资金，于风景优美的汕头礐石风景名胜区，焰峰景区文苑建设赵世光书画碑廊。碑廊由四幅一字形双面碑墙和一条半开敞式连廊组成，于2008年底完工，共嵌装赵世光先生绘画、书法碑刻100幅。碑廊的建设，增添了景区文化和艺术底蕴，使游客在游览景区风景的同时，可以欣赏著名画家赵世光先生的精湛书画艺术。 现在，赵世光先生的百幅书画，已在汕头市礐石风景区刻石树立碑廊，实开创国内外个人碑林先河。可惜碑廊来不及完工，赵世光先生便已告别人间。痛失这样一位当代书画名家、热心文化教育的慈善家，实在是艺坛及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赵世光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一周年，离开了他对美术艺术的追求和执著。他崇高的形象，光辉的艺术成就 ，以200%的彻底奉献的爱心……永远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04月16日 4
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的潮汕籍人士有10几位。如果从资历及成名先后论，可分为三个辈份。前辈以蔡翘为代表，包括杜国庠、许涤新(以上两位为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建国后仅评一次)侯祥麟、马大猷等5位;中辈以杨遵仪为代表，包括郭慕孙、庄育智等3位;晚辈包括钟香崇、陈运泰、林励吾、曾毅、周国治、吴国雄、郑儒永、郑度等。在这些院士中，蔡翘是潮汕籍唯一一位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且是其科研成果被国际以他的姓氏命名的第一个潮汕人。 潮汕人寻求现代科学的先驱 我国的科学研究机构设立比起欧美发达国家较迟。上世纪2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和国民党内关心学术的政界人士都深感国家设立正式科学研究机构已刻不容缓。1927年4月，国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研究院。次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在南京成立，由著名学者蔡元培任会长。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标志我国国家办科学的开始。它结束了我国没有科学院的历史，并实现了科学家的活动从业余向专业的转变。同时，它意味着科学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官方所承认，科学事业成为政府事务中的一部分。这在我国现代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时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研院的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虽然中研院成立初期，主要工作仅是“实行科学研究”而已，而对于国家学术方针，总体的科学规划，尚未列入议程。这意味着国家的科学体制还未真正形成。直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立，情况才有所改变。1948年，在评议会的基础上，院士会议宣告成立。从此，中研院才在科学研究的同时，正式承担起国家科学规划的制订和科学方针的提出的任务。 首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甚为严格。从1946年初中研院评议会就开始筹办这项工作。先由各大专院校，各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权威人士分科提出候选人约400余名，再由评议会在这400余名中审定出150人为正式候选名单分送各界知名人士、权威机构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到1948年再进行投票推选。原计划选出80到100名，但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多名。一连投了几次票，才选足81名。可见当时遴选工作十分慎重而且严谨。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分三大组：数理组28人，含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技术科学等学科;生物组25人，含生物学、农学、医学、药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人文组，即社会科学界28人。荣膺首届院士的潮籍人士仅有一位，那就是我国生物生理学的开拓者蔡翘。 蔡翘，1897年10月11日出生于揭阳县(现揭东县)新亨镇仙美村，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研究。在此期间，他在美洲袋鼠脑组织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中，在全世界首次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的功能的中枢部位，轰动欧美生理学界，被国际同行命名为“蔡氏核区”，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际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科学家。在神经传导生理研究中，他阐明了感受器的适应现象，其中典型电位图被英国著名的生理学教科书引用。 1861年汕头开埠，潮汕得现代风气之先，一批学子纷纷出国留学。潮汕第一代学生出国的年代大体在上世纪初叶，以澄海人吴贯英(1900年留日)、黄际遇(1902年留日)、杜国庠(1907年留日)，普宁人方瑞麟(1905年留日)、黄绪虞(1906年留日)为主要人物;第二代留学生出国时间在民国初年至1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潮安人詹显哲(1919年留法、德)、李春涛(1917年留日)，饶平人张竞生(1912年留德)，潮阳人郭任远(1917年留美)，揭阳人黄映然(1917年留美)，澄海人王鼎新(1914年留日)、陈卓凡(1919年留日)，蔡翘也属这一代的留学生;第三代留学生出国时间在20年代，其中成就大者有澄海人许包野(1920年留法)、王远勃(1923年留法)，揭阳人黄叔培(1921年留美)，普宁人黄天鹏(1923年留日)，潮安人杨金书(1924年留日)，惠来人翁照垣(1926年留日)。 在上述人士中，不论是留学时所学的专业还是学成后从事的主要职业或其研究方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占多数，从事自然科学的偏少，其中仅有数学的黄际遇，物理的李芳柏、黄叔培，心理学的郭任远，农学的杨金书等，而在生物生理学领域中从事研究的时间最长、成就最大、成名最早的首推蔡翘。 我国生物生理学的拓荒者 蔡翘于1925年在美国芝加哥获得重大研究成果和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受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当时除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外，我国自办大学中的生物生理学课程，几乎还是空白。蔡翘深感一个国家要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生物生理学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奔走，筹措经费，添置显微镜等必需仪器，因陋就简，开展生物学、生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复旦大学建立起第一个生理学科。此后，蔡翘还在他后来任教的上海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建立起生理学科，填补了这两个学院这一学科的空白。 值得记下一笔的是，当时复旦大学同时也是我国现代两个新兴学科均是潮汕人创办的，与蔡翘建立起生理学科的同时，时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我国现代心理学的鼻祖、潮阳铜盂人郭任远，向同为铜盂人的上海著名实业家郭子彬募捐巨资，创办了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和建造我国第一座心理学院。 由于我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文化渗透，上世纪20年代我国大学中的自然科学课程普遍使用外文数科书，上课时教师也用外语讲解。蔡翘在教学中深感长此下去十分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消化。他一方面提倡用祖国的语言讲解;另一方面他着手编写中文教材。当时，蔡翘住在位于闸北的狭小亭子间，夏天炎热，蚊子猖獗，为实现这夙愿，他克服当时中文还十分缺少自然科学词汇的困难，夜以继日，终于编写成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物系生理学课本，并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教科书不仅在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而且为解放区培养革命医护人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30年代到40年代，延安卫生学校都采用蔡翘编写的教科书为教材。 1927年，蔡翘转到上海医学院任教。他除了负责生理学的课程外，还兼任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教授。当时该院还兼收一部分属教会学校的湘雅医院和圣约翰医学院的插班生，由于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教授讲课仍需用英文讲课。但为了培养更实用的人才，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医疗学科。蔡翘在教学之余，仍坚持编写中文教材，以适应医学院的需要，于1936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中文《人类生理学》，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0万字，在国内医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蔡翘等的努力，当时的生物、医学大学生都能读到中、英文的教科书，聆听到中、英文的讲授，这对于中国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推广所学的科学知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蔡翘在培养生物、生理、医学人才方面，比起其他教授，他的贡献尤为巨大。在他的培养、指引下，一批学生迅速成长，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有童第周、冯德培。童第周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与蔡翘一起于1948年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有趣的是，这位我国最知名的生物学家自认为他平生最受影响并最崇拜的老师有三位：郭任远、蔡翘、蔡堡。除蔡堡教授(浙江余姚人，1926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后历任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外，郭、蔡都是潮汕人。冯德培也同为中央研究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41岁)，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的先驱人物，解放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年底，南京即将沦陷。当时在中央大学担任医学院长的蔡翘刚建立起中大医学院生理学科，不得已将医学院内迁成都，甫抵成都，蔡翘即借用华西大学实验室，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生理学研究所，并着手招收我国第一批生理学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包括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的宋少章、程冶平、陈定一、李昌浦等人。1938年，蔡翘召集当时生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在成都创立由他担任会长的中国生理科学学会成都分会，蔡翘同时兼任分会会长。该会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学术报告会，开展学术交流，并于1941年起出版我国第一部生理学会会志，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停刊。当时已留学回国并也在成都的童第周、郑集(四川南溪人，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我国营养学的学术权威)以及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高校的生物生理教学人员都参加该学会。由于人才济济，会务极其活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具活力且影响大的学术团体。 蔡翘在其从事科学研究的近70年生涯中，在生理医学的研究中，默默耕耘，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他潜心对肝在糖代谢中的作用的系统研究，阐明肝脏的糖元异生机制及其对血糖稳定性的调控;在红细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机制的研究中，发现胆固醇是正常血浆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质;在对小血管受伤止血的研究中，他阐明了小动脉自动止血机制及小动脉、小静脉与毛细血管的不同止血过程。蔡翘的研究成果，不少填补了国际国内的空白，在好多领域中其科研水平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新中国航空航海医学的奠基人 建国后，我人民解放军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技术还十分落后，尤其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发动朝鲜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新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海军显得尤为重要。要发展空军、海军，航空航海医学及劳动生理科学是其中基础条件之一。由此，中央首先考虑到的人物就是已在生理医学负有盛名的蔡翘。 转入军队工作，蔡翘优先计划的仍是培养人才，造就师资，因为当时军事院校中医学师资十分缺乏。他亲自主持举办了两期为部队定向培养人才的医学师资培训班。每期从普通医学院选调应届毕业生10名。训练一年半结业，共培养了20名。事实证明，这批人好像一批种子，撒在全国各地，成为军事医学的教学骨干。 蔡翘长期从事地方生物生理学的研究。起初，他对航空航海医学还比较生疏，但他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反复实验论证，使解放初期我国的航空航海医学研究有条不紊的展开，某些领域甚至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1956年，蔡翘被中央委派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学习、考察，使他对航空航海医学以及劳动生理科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善于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军的实际状况，吸收当时这一领域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东欧的科研成果。他回国时，带来了一大批科研资料，带领一批科技人员披荆斩棘，刻苦攻关，取得了一项一项的科研成果，使我军在这一领域中的教学、科研水平发展迅速。蔡翘主持我军航空航海医学研究一直到1968年，整整18年时光。 蔡翘不仅对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在教育实践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勇于批评。在军事医学研究中，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对科研的干预特别多，不是研究方面任务不明确，就是随意更改科研课题，这无疑对科研工作产生不良的影响。蔡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认为这不符合科研的实际。他主动善意地向单位党委和上级领导提出来，使一些偏差得到及时纠正;对一些领导人随意更改科研人员的课题或过多地抽调科研人员搞政治运动，他专门向单位党委上书，要求党委及有关负责人应当执行1964年国家科委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条”，不能随意调换科研人员的工作，轻率地改变科研题目。蔡翘的意见受到当时分管军队科技工作聂荣臻的重视，指示军事科学院必须按蔡翘的意见办。在部队工作期间，蔡翘历任第五军医大学校长、教授，军事医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于196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第1至第5届，他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蔡翘于1990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04月16日 5
近日，海峡卫视“梨园寻访”摄制组一行4人来到汕头，探寻汕头独特的传统文化。摄制组除在广东潮剧院探访潮汕传统的戏剧文化潮剧外，还寻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钉金绣以及潮汕纱丁、潮阳剪纸的制作以及其丰厚的人文历史。“梨园寻访”系海峡卫视常态戏曲栏目，立足海峡东岸，放眼广袤的中华大地，是全国唯一一档以新锐时尚的视角深度解读传统戏曲的电视专题节目。
04月15日 0
记得前几年《今日视线》曾举办过潮汕话新闻主持人选拔活动，本来在潮汕地区选拔一个潮汕人用潮汕方言播潮汕新闻并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事情，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参加那次活动的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年龄都在23岁左右。通过对参考人员对一系列方言俗语土语掌握情况的考察，我们惊奇地发现，事实上80后的这代潮汕人，很多人的普通话讲得标准流利，可讲潮汕话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一些名词俗语，要么意思不懂了，要么常因过于“土俗”而说不出来，因为他们习惯了普通话的书面表达方式。 80后的潮汕大学生可以说是接受普通话普及教育的首批人，而十几年下来的普通话强化训练，外出求学，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校园，在学生群体中基本用普通话交流，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方言，除了较常用的交际语外，很多潮汕的特殊语词都被遗忘或者说未曾学到。因此，也有人说，在80后以及后来的年轻人群体中，应进行潮汕方言“抢救”学习。作为80后的我，也能清楚地认识到潮汕一些俗语和特殊语词随时代而消失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在潮汕地区真实存在过的语词，真实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潮汕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和饮食风俗习惯。所以，至少作为一种史料性的东西，它们被记载下来，并为后人所知是很必要的。 我的家族有很多人是厨师，我原本就想做做关于“潮汕俗语与潮汕饮食文化”关系的调查。当然我也面临这样的窘状，事实上我掌握的潮汕俗语太少了，这对我的文章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我通过电话向几位年长的长辈了解到了一些这个方面的俗语，并初步进行俗语内涵的确定。希望通过几个短语来反映潮汕地区的一些饮食文化及风土人情。 “民以食为天”。潮汕人特别讲究“吃”，讲究吃法和食物的做法。潮菜以精工细做、清淡可口而出名。在潮汕的俗语和土语里自然出现了一些关于食物可吃的时节和烹饪方法规律总结的语词。 首先是关于食物的烹饪方法的俗语。“素菜荤做，见菜不见肉”是潮汕素菜烹制方法的基本核心，也是潮汕素菜的特色。蔬菜一般特点是偏于清淡，故在烹制素菜时，便要用肉类共炖，使肉类的浓香和蔬菜的芬芳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特别可口的复合味；但为了突出素菜的特点，上桌时，又要把肉类去掉。这一烹调方法充分体现了“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这一烹调基本规律。 “做戏神仙老虎鬼，做桌靠粉水”，这是潮汕烹调的一句民间俗话，它强调在烹制潮菜中勾芡的重要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出戏要演得生动、吸引人，就必然要依靠神仙、老虎、鬼怪这些东西来增强情节的离奇曲折，而烹制潮菜，要使菜肴做得好，则主要依靠粉水勾糊。勾糊在潮菜烹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环节，它的作用主要是保证菜肴入味和脆嫩，保证汤菜融合、滑润柔嫩，突出菜肴的风格特点，增加菜肴的光泽等。“猛火厚月劳香鱼露”这是潮汕人在长期烹饪实践中经验总结的一句俗话。意即要烹好菜肴，必须有三个条件，其一是“猛火”，即火候要够，只有火候够，菜肴才爽脆、嫩滑，有“锅气”，而不致于“老韧”；其二是“厚月劳”，即烹制菜肴时，油月劳要足；三是“香鱼露”，即是调味要用鱼露，因鱼露除咸味外，还兼有鱼类的鲜甜味。 其次是关于食物最合适吃的时节和品种的俗语土语。这些俗语是前人根据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活生生的经验，就是对于现在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九月鱼菜齐”是潮汕地区民间烹饪俗话，指潮汕地区在每年农历九月至来年清明前后农产品和水产品特别丰富。潮汕地区大部分蔬菜、农作物的盛产期相对集中在这个时期，而这个季节也是各种水产品特别肥美的时期。“六月鲤鱼七月和尚”这句俗话是对潮汕鲤鱼特性的概括。潮汕地区的鲤鱼在农历二三月便开始产卵，产完卵后便开始吃食恢复产卵期的虚损，一直到六月已经长得很肥美。而农历七月，是农村夏收结束的时候，这时候，农民农产品已收获，农活也暂时空闲，便在这时节经常到佛寺烧香，和尚也因此长得肥胖起来，故有“六月鲤鱼七月和尚”之说。 “五月荔枝树尾红，六月蕹菜存个空”，这句话是潮汕人对潮汕物产“黄金季节”的经验总结。农历六月蕹菜（空心菜）已过时，故吃起来只剩下枝骨，毫无鲜嫩可口的特点，那么蕹菜什么时候最当时呢？另一句潮汕民谚“九月蕹菜（空心菜）蕊，食赢鲜鸡腿”则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草鱼头，鲤姑喉”，这句俗话体现了潮汕人对烹调原料的重视，以及对烹调原料研究、理解的精深。“草鱼头，鲤姑喉”是指一条草鱼最甜嫩可口的部位是它的头部，而一条鲤鱼最肥美的部位是它的喉部。事实证明这谚语是正确的，目前在潮汕的肉菜市场，草鱼头的价格要比鱼肉贵，正是这个道理。还有“乌鱼鳃，唔甘分厝边（舍不得送给邻居）”、“卖田卖地，买鲳鱼鼻”等等。“好菜芥蓝雍（蕊）”，说明最好吃的菜是芥蓝菜的花芯。“食鱼欲食马鲛鲳，看戏欲看苏六娘”、“好鱼马鲛枪，好亩（妻子）苏六娘”，这是潮剧里的一句唱词，苏六娘长得很美，很多人都想娶为妻子，而马鲛鲳这种鱼很鲜美，令人垂涎欲滴。 潮汕人是很好客的，而且对于招待客人也有很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有一类俗语反映了潮汕人对于饮食旅游的讲究。如“茶三酒四踢桃（游玩）二”，意思是说，喝茶最好是三个人，喝酒最好是四个人，而外出游玩最好是两个人。茶盅的容量刚好是三个茶杯的容量，三个人一起喝茶，一盅热茶上来，冲三杯刚刚好，不会剩一些留底，久了过浓，也不会因人多杯少而不够喝，因此最好是三个人喝茶。关于喝酒和我们现代人有些差异。以前的潮汕人吃饭喝酒的桌子一般是正方形的，四边，每边一个人，不会过于拥挤嘈杂，也不会显得人少而没有喝酒的气氛。至于外出游玩呢？两个人外出游玩，一方面不会过于孤单，可以有人说话，另一方面不会有因人多容易走散失去联系的担忧。所以这个俗语很巧妙地反映了潮汕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 最后，还有一类反映食物药膳作用的俗语。如“端午食叶，胜似服药”的潮汕药膳，应该是潮菜的一个组成部分。潮汕人讲究饮食，不但讲究色、香、味、形，还讲究饮食对人体的保健作用，这正是潮汕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端午食叶，胜似服药”这句民谚，正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端午时节，潮汕地区正是雨水充足，万物生长茂盛的季节，潮汕人顺应自然，在这时节进食盛产于此时的各种植物茎叶，以达到保养身体的目的。如番薯叶、秋瓜叶、苦刺芯、麻叶芯等，不但含有丰富的营养，还具有凉肠解毒等作用。“七样羹，食后变后生（年轻）”这句俗语，是潮汕群众在长期的饮食实践中食疗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含有深刻的医学道理。这句俗语说的是，每年从大年三十夜至正月初七，潮汕地区的习俗，都是新年桌、团圆桌，酒菜筵席、大鱼大肉不断。从医学角度看，鱼肉类食物属酸性，所以到了初七以后，就应该多吃一些属碱性的蔬菜类，使体内酸碱平衡。此外，蔬菜类食物富含维生素，在大量吃食肉类之后，再多吃蔬菜，能起到消食开胃、清肠通便的作用，对人体大有好处。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的俗语：“好了风湿，坏了芒卿。”芒卿是一种幼鸟，在它出生不久，人们就抓来把它的脚折断，母鸟就会衔来一种草药喂它，很快它就能痊愈，人们再次折断它的脚，母鸟再用草药治好它。反复几次，等小鸟长大在能起飞之前，人们就把它抓来熬药，是治疗风湿病的好药引。因此，人的病好了，可是“芒卿”就遭殃了。现在听来有些残忍，但也说明了潮汕人对于事物的药膳作用是很重视的。 有人说，潮汕方言是块“活化石”，我想真的如此，通过这些特殊的语词，我们可以看见沉淀在其中的文化信息。
04月11日 0
北宋时的潮阳经济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关潮阳的各方面记载越来越多地见于方志之中，目前可知姓名的潮阳地方长官亦是从北宋开始，北宋潮阳知县有关的题名现在仍有不少幸存于世。 在棉城东山方广洞，有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张翥记游石刻（图1）：“元丰八年季冬十有四日，邑大夫李贶庆甫，率宾僚连希元才甫、张翥仪圣、吴与可权、赵定国安礼同游。翥题。” 知县李贶，名又见于隆庆《潮阳县志》，但无传，倒是与他同行的张翥、吴与皆是福建人，从这则题刻中，我们可知潮阳东山自北宋已是风景区，对研究潮阳历史很有价值。 在肇庆七星岩石室洞东壁，有一处题名（图2）：“上自端王即位，升潜藩为节镇。开府之初，叨奉明命，辛巳夏末到官。壬午暮春暇日携家来游，真阳郑敦义”。 此刻文字有不少残佚，但幸得从《肇庆星湖石刻全录》得以补全。留题的郑敦义，字尚仁，浈阳(亦作真阳、今英德)人，肇庆府第一任知府，哲宗时以乡荐历潮阳令，郑敦义在知潮阳期间，官市牛皮甚急，敦义因上言黄牛善耕，农以子视之。而吏急征之，恐为害不只一牛，农民将无恃以为命。书奏，乃罢市皮之令。徽宗即位，又上书历陈周秦所以享国久近之故，得进阶一级。敦义于北宋辛巳（1101年）始任职肇庆，越年留此题，提及“升潜藩为节镇”一事，可作为“肇庆”得名之佐证，宋徽宗赵佶即位前封端王，端州是他“潜藩”（封地）。元符三年（1100年）即位后，接受地方官提议，把“端州”改名“兴庆军”，“兴庆”二字有庆贺他登位之意。政和八年（1118年）又亲笔题字把“兴庆军”改名为“肇庆府”。 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春，知县孙允升在东山栖云石后创建高明亭，其间游览题识甚多，但到明代隆庆年间，高明亭已废，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孙允升在建亭次年夏天，和同僚多人同游东山，并由县尉阮功远刻于东山方广洞左的记游文字和附近的一些遗迹，题刻为： “已丑大观四年春，邑宰历阳孙允升创建是亭。同巡检新会林子正、监税龙溪王继祖。越庚寅中夏，邑簿封川区次仲同游。县尉莆阳阮功远谨题。”（图3） 潮阳东岩亦是石刻较集中的地方，在白牛岩卓锡寺外左石壁有北宋知县陈康年有关的题刻： “清源陈康年季昌，揭阳张希傅作霖，希孟醇夫，番禺郑完仲周，程江叶廷俊公辅，长乐张书绅审言，潮阳黄与权经牧，宣和壬寅季春二日，同诣辟牛岩谒颠师，缅想昔日韩公尝造其庐，徘徊孤寞而还。” 陈康年，字季昌，北宋政和壬辰（1112年）舍选，出知海阳、潮阳二县，时值岁饥，康年捐俸金代逋赋，运私谷赈饥民，当路交荐，通判潮州。行郡事。贼寇黎盛犯境，严备却之，贼大挫而循，历官二纪余，清廉如一日，无有瑕疵之者，居乡笃谊。又与陈尧佐先后并为别驾，潮人称为“二陈”。 上面四处题刻，只有郑敦义一题是出自己手，其他三处应该都是与知县同行者所书，但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得北宋书法实物。宋人书法尚意，此乃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可以理解为四方面：哲理性、书卷气、个性化和独创性，以及意境表现。四处题刻中，二处自右向左，另二处却是自左向右，这种自由随意正是宋代书法所体现的尚意抒情新面目，北宋书家一改唐楷端重庄严面貌，直接晋帖遗风，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
04月10日 0
潮汕的善堂历史悠久，是潮汕地区乃至海外潮人聚居地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是中华大地的一朵慈善奇葩。广州戊庚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去年开始筹划拍摄电影《善堂》，集中展现潮汕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善堂文化。近日，记者从该公司获悉，电影《善堂》剧本初稿创作基本完成。 在潮汕大地区乃至海外潮人聚居地，潮人对善堂有一种传统的崇信，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近几年来，以存心善堂为主要代表的善堂组织不断扩展“慈善版图”：成立养老服务中心、设立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开办残疾人工疗康复站······善堂除了传统的慈善救济，在我市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方面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善堂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品牌效应”逐渐凸显。 善堂文化引起了一些慈善研究机构的关注。据广州戊庚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也加入了对善堂文化项目的策划和宣传研究。5月份，电影《善堂》的主创人员将和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一起赴泰国收集相关的原始资料，为电影的开拍做好准备。据悉，电影届时将在汕头和海外取景。
04月10日 0
位于外马路87号、现为汕头存心慈善会办公地点的这座三层楼高的建筑，不少汕头人都非常熟悉。不过很少人会知道，这座建筑的背后记录着老汕头埠消防事业的发展史，它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存心水龙局旧址。记者近日走进这座老市区地标性建筑，探访水龙局的前世今生。 募集近两万枚银元筹办水龙局 如今我们看到的水龙局大楼是在2008年进行修复后的样子，外观上基本保持了它的原貌，呈现出中西结合的洋楼风格。二楼外墙悬挂着仿制当年水龙局的圆形标牌，上面印有水龙局的标志和“1927”的字样。（见图）走进楼内，迎面就可以看到水龙局纪念碑。纪念碑由三块花岗岩组成，宽225厘米，高210厘米，厚20厘米，上面用金字刻着1929年汕头各界捐助存心善堂购置消防车及建筑水龙局诸行号暨各大善长的名字。 存心水龙局不同于今天行政概念上的“局”，它事实上是属于民间的灭火救援机构。记者从《汕头存心善堂堂务报告》中关于水龙局的记载中看到：“本善堂水龙局，创设于前清光绪末季，当时为旧式抽水机，本堂同人，以汕头华洋杂处，市政日臻繁荣，马路开辟，市区扩大，为适应环境需要，特发起募资购置新式摩托救火机，及筹建新水龙局。”据汕头存心善堂会长蔡木通介绍，存心善堂早在清光绪末年就成立了灭火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汕头经济的发展，商铺云集，加上汕头当时的民居以木屋为主，一旦发生火灾容易“火烧连营”。社会强烈要求壮大灭火队伍，于是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华侨的支持下，募集到19801枚银元于1927年筹办存心水龙局，1929年正式落成。据资料记载，存心水龙局是当时广东省第二个比较完整的消防系统，在全国居第四位。 从欧洲购置汕头首辆消防车 存心水龙局建成时，汕头的商会通过一位在汕头开洋行的德国商人，从欧洲购买了汕头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消防车。当时消防车抵达汕头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过来一睹风采。当时消防车的装备比较简单，就是由一辆装载发电机和水泵的汽车组成。存心水龙局先后在1939年和1943年又再添置了两辆消防车。消防车如今被广东省消防总队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汕头存心慈善会秘书长陈郴告诉记者，当时消防员都是由热心义工组成，既有善堂工作人员，也有社会贤达，义务消防员共有100多人，在汕头沦陷期间更多达300多人。当年的通讯条件不发达，因此水龙局的顶楼上设置有瞭望台，每天派人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一旦发现有火警，就会敲响三楼的大铜钟。据介绍，当时汕头共分为6个区域，值班人员以敲几下钟来表示哪个区发生火灾，消防员听到钟声后就立即出动救火。《汕头存心善堂堂务报告》记载了水龙局在1932年至1948年间共灭火218次，为抢救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在发生如地震、风灾、水灾的时候，水龙局消防员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抢险一线。 水龙局修旧如旧留住宝贵历史 1950年，汕头公安机关接管存心水龙局，整编队伍组建市公安局消防队，至此，存心水龙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1967年的“破四旧”大潮中，善堂的老社工们为了防止水龙局纪念碑遭到破坏，掘地三尺将石碑埋在地下，直到2008年准备修复水龙局时才终于重见天日。现在不时有从外地回来的汕头人来到修复后的存心水龙局旧址参观。 陈郴说，保护修复一座老建筑不仅仅是为了留住它的原貌，更重要是要保存一段历史，留住一段记忆。当前，人们不断呼吁保护汕头老市区历史文化建筑，尽最大可能修复记载着汕头埠历史的宝贵财产。如何做到修旧如旧，活化老建筑，存心水龙局旧址的成功修复或许能够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报记者 黄泽群 摄影报道
04月09日 0
不少送修的雨伞都有点纪念意义。 这双粗糙的手干起活来却十分灵巧。 修伞的工具和配件杂得让人看花了眼。 曾几何时，“补雨遮……”洪亮吆喝声在雨后的市区街头不时可听到，修伞人挑着工具箱行走在大街小巷的身影，对于不少上年纪的市民来说还记忆犹新，但现在，穿行在城市街头却难觅修伞人，修伞等老手艺日渐远离了都市人的生活…… “这一阵阴雨天，雨伞用得较多，家里两把伞都出了点‘小毛病’”，市民王女士想等修伞师傅来，可老是没等来，后来一想，还真有多年没见过修伞的了。家里孩子一直劝她把坏伞扔了，可王女士觉得可惜，“以前雨停后，就总会听到修伞师傅的生意吆喝声，街坊们也都忙着把坏了的伞拿出来维修”。 前天，记者走街串巷，确实很难找到修伞师傅的身影。最终在市区黄岗路口，才看到一名兼修雨伞的补鞋师傅许兄。许师傅正为一名阿姨维修雨伞，他身旁摆放着修伞所需的各种工具：钳子、螺丝刀、铁丝等物，还有不同规格的伞骨等小配件。许师傅用钳子将坏了的伞骨剪断，更换上新伞骨，随后将伞布罩在新换的伞骨上，不一会儿，雨伞就被修好了。在修另一把折叠伞时，许师傅用细铁丝将“脱臼”伞骨重新“复位”，很快，“残疾”雨伞也就“康复”了。修复这两把伞，许师傅收取了5元维修费。期间，还接连有市民拿着“病”伞前来修理，许师傅摊前坐了3位等待修伞的市民。 据许师傅介绍，他经营补鞋摊已近十年了，修伞是这几年的事，开始是一些老顾客拿来让他帮帮忙，他义务修理，后来，也就成了另一项维修项目了。许师傅说，自己修伞价格根据不同情况收费，一般就是几块钱。“其实修伞并不难，它和补鞋还是有些共通之处，只要心细，以及有雨伞配件就能修。只不过修伞季节性强，雨季才有生意，所以只能是‘副业’”。 交谈中，许师傅也告诉记者，修伞者大多是一些中老年人，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现在一把新伞最便宜只需要几块钱，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在意，伞用坏了就扔，哪想过拿去修理。还有，伞现在虽然便宜了，但质量却没法跟以前比了，做工粗糙，一把伞往往用不了多长时间。老年人修伞一方面是节俭，另一方面是有些雨伞还带有纪念意义，像参加某次活动、聚会的赠品，或是过世老伴留下的遗物等等，老年人睹物思人，把雨伞修理好做个纪念。 许师傅感慨，现在修伞的人确实比过去少多了，因为修一把伞只收几块钱，这样的传统手艺不要说挣钱，连过日子都难对付，所以修伞只能是成了“兼职”，像很多修鞋摊就兼营修伞。
04月08日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