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琳——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称：“值得潮汕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中央电影局长为潮汕女婿——陈波儿的丈夫袁牧之；副局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为潮汕人蔡楚生；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是陈波儿。” 蔡楚生和陈波儿，加上导演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影坛“老夫子”——潮阳籍的郑正秋。这三位中国影坛潮籍巨擘，其事迹不时见诸报端，为国人所稔，而名列郑、蔡、陈之后的伊琳，却沉寂经年。连1997年10月版的《潮阳县志》也未将其列入，《汕头市志》也难觅其踪迹，这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认为，以其生平业绩及对中国电影事业的重大贡献论，伊琳应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影坛潮籍第四位巨擘。 沪上市井 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成长传奇 伊琳，原名许崇琪，曾用名林其，1915年4月24日出生于潮阳县深沟乡（一说出生于厦门，待考）。其父早年只身从潮阳先去厦门后往上海谋生。１９２２年，７岁的伊琳在厦门随母亲到上海寻父，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中并上高中一年级，伊琳刻苦好学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深受老师赏识，但因家贫而被迫辍学，在沪上市井打散工补贴家计。 １９３７年初，伊琳从报上看到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招收一名英文打字员的广告，立即赶去报名，在３００多名竞争者中独占鳌头而被录取，当上了英文打字员，后又转到《中国评论》周报社、华西兴业公司当打字员。期间，伊琳广泛的接触了社会，与各个层次的人群交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从潮汕来的老乡陈剑青——一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革命者。在陈剑青的启发下，伊琳对革命更为向往。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伊琳强烈的爱国思想受到进一步激发。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伊琳喜爱文学，他参加了进步歌咏会和抗日剧团的演出，参加过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送葬活动。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爆发，日寇第二次进攻上海，血气方刚的伊琳毅然离开家庭，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投入抗日洪流之中。他随队途经南京、苏州、镇江、扬州，一路宣传抗日，讴歌革命，激励群众，参与演出《放下你的辫子》、《百马计》、《打鬼子去》等节目。１２月，南京告急，演剧队辗转武汉。１９３８年２月，伊琳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同年9月，伊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延安岁月 八路军中杰出的戏剧家 1939年1月，伊琳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太行山“鲁艺”分校担任了戏剧系主任教员。1940 年 10 月，伊琳又被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担任团长，之后又任政治指导员。两年后，组织又派伊琳到陕甘宁抗大总校文工团任艺委会主任。1942年，日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伊琳的妻子龙韵不幸牺牲；不久，伊琳又获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两岁女儿也被日本狼狗咬死。国仇家恨，伊琳忍受家庭破碎的痛楚，始终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顽强地工作着。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创作了《大保嫂》、《孩子们》、《国际活动》、《模范妇女》、《平安无事》、《百团大战》等宣传抗日的剧本，成为当时八路军中最多产的杰出戏剧家之一。 东北战场 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的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大批的党政、军事、文化干部被派入东北，伊琳成为其中一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他出任《延边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又兼任延边话剧团团长。伊琳满腔热情地投入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撰写了一批社论和文章，指导话剧团的制作、排练、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鼓励青年积极参军、参战，为壮大中共在东北的力量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接收日军“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后，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在合江省兴山（现黑龙江省鹤岗市）成立。组织上派伊琳到该厂担任电影导演（时潮安籍的陈波儿在厂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导演，从而该厂两位主要导演都是潮汕人）。伊琳遵循当时党对制作故事片的指示：“从小做起，先试写小型剧本，拍小型片子”。亲自动笔，创作了《留下他打老蒋》的小型电影文学剧本。影片故事情节紧张、生动，扣人心弦。 伊琳不仅编剧，还担任导演。当时人才短缺，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在厂长袁牧之、党支部书记陈波儿的帮助指导下，伊琳团结摄制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以实景为主，在严寒风雪中拍摄，终于在1948年春摄制完成。这部短片虽然取材于一个偶然事件，但在伊琳的精心策划下却真实地反映和刻画了老农民和小战士的可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它与陈波儿1947年11日编导木偶片《皇帝梦》一起，成为潮汕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创造了两个“第一”。 北京·越南 又为影坛创造两个“第一” 1951年11月，有人民艺术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之誉的陈波儿在上海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新中国电影艺术界顿失支柱，谁能顶起这一重担，征求影剧界前辈的意见，出乎中央领导的意料之外。前辈们一致推荐伊琳。翌年初，伊琳接任电影局艺术处第二任处长。在新中国影坛上传颂着电影局艺术处首任、第二任处长都是潮汕人的佳话。 1950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伊琳马不停蹄，从东北赶赴首都，与老战友吕班一起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接着又与李思杰一起导演《保卫胜利果实》.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恢宏而不失细腻，火热中荡漾着柔情，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在电影局艺术处长任上，伊琳不恃资深才高，虚心地系统学习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和我国三、四十年代影片，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4年，他又回到长影，先后导演了《刘巧儿》、《扑不灭的火焰》等著名影片。 1956年，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受国家委派，伊琳奔赴越南，帮助培训电影艺术人才，并指导他们拍摄越南北方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伊琳为他们修改剧本，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分镜头，如何拍摄，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第一位帮助兄弟国家创作电影故事片的中国人。 《大浪淘沙》 耗尽最后心血的杰作 已过中年的国人也许还记得，珠影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后期才公映的影片《大浪淘沙》曾风靡广东、轰动全国。 《大浪淘沙》原名《大革命洪流》，是伊琳与原著者——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朱的秘书于炳坤三人根据该小说初稿共同改编的。该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位不同阶层出生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当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自暴自弃，有的叛变投敌，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影片于1963年中期开拍，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才结束。前后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拍片繁重事务，伊琳默默承受，而所遭受“左”的各方面干扰，精神所受的压力，却难以用笔墨形容，可谓是将伊琳的心血耗尽。 首先是挑选演员。伊琳按影片中的人物性格，一丝不苟。剧中人物靳恭绶，革命意气横溢，伊琳选中早在东影就认识，在《英雄虎胆》、《青春之歌》等影片就引起人们关注的于洋；女主角谢辉，一个高雅气质的女性，伊琳挑选了在《武训传》、《乌鸦与麻雀》中有上佳表现的王蓓，不出所料，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成熟、从迷惘到醒悟，经历血与火洗礼的一代革命女杰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 影片拍摄过程的曲折、坎坷，可谓是新中国电影史之最。先是因为我国与苏联交恶，电影胶片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想办法从另外渠道采购。接着，摄制组按剧情的要求奔赴十几个外景地工作。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困难一个一个地被克服。 让伊琳饱受精神折磨和无所适从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压迫，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甚至剪掉。其中有许多镜头，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而被迫修改。这样反复地折腾，创下了当时拍摄影片中周期最长、修改处最密集、审查次数最频繁的多个“之最”，伊琳身心俱疲。 １９６４年，影片的制作基本完成，伊琳尽管很累，当总算熬过来了，稍感欣慰，谁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按常规，成片后先送领导审查，征求意见。首先是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又根据陶铸的意见，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１９６５年，陶铸又专门邀请正在广东的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这些领导同志对影片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处理做出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对一两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具体情节、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不够完善，提出了修改意见，供导演伊琳参考。 中央领导的肯定与支持，让陶铸十分高兴，他作为中南区、广东省的主政者，为珠影能出产这样高水平的影片而深感自豪。他除陪中央领导外，还两次专程到珠影，与伊琳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进行深入探讨。伊琳根据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对影片的个别地方进行认真的修改。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影片全部拍摄完成。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掀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被打倒。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陡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一些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主人公“公金寿”（成片时用此名，公映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大做文章，说成是陶铸的隐喻，无中生有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同音。“寿”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颠倒过了，就是“铸公”，所以，男主角的原型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大浪淘沙》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从而使演职人员遭受一场又一场浩劫。 作为《大浪淘沙》的主要策划人和导演，伊琳受创最重。影片完成时，他骨瘦如柴，体重不足50公斤。“文革” 刚开始，还在病榻上的伊琳就被揪回厂里，被诬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经常被厂里的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和从外地串联到珠影的红卫兵拉出去批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最后被赶到英德茶场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秋天，才得以回厂，但厂里拒绝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使这位“三八”式老八路的档案几乎无处可放，后来才勉强地暂寄在省文化厅。 珠影副长 一纸迟来的任命 1973年，文化艺术界的气氛稍微缓和，伊琳不计较个人得失，拖着羸弱之躯，主动向厂领导请缨，亲自抓描写叶挺生平的《白马将军》和歌颂老一辈革命事迹的《革命母亲李梨英》、《横空出世》等剧本的创作、改编，但这些都因当时政治空气混浊而未能搬上银幕。伊琳不因此而灰心，仍不计个人得失地帮助导演刘欣拍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 粉碎“四人帮”后，《大浪淘沙》获得新生，被打入冷宫十余年后得到公映，影片先在广东，接着在全国放映，还发行到了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公认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影片。对演职人员，尤其是对主创人伊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影片浓缩了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最激烈、最生动的一段斗争历史。 1979年8月，珠影厂长蔡辉传达上级的决定，任命伊琳担任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和建国后左倾路线的政治折磨，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卧在床上，厂党委派副厂长罗戈东前去看望他，他激动地拉住罗艾东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念念不忘他倾尽心血的《大浪淘沙》和继续投入中国电影事业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临终的遗愿。天不假年，当年11月27日，这位为党的文化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艺术大师，凄然的告别了人世！ 逝者已矣，悲歌慷慨，空谷跫音，吾辈奋袂！
03月20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