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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发布2010年百富榜前十名仅两位地产富豪

 10月12日，胡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2010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在今年百富榜排名前10位的富豪中，地产业富豪从去年的6位下降为2位。　　根据胡润研究院公布的数字，今年中国十亿富豪的人数增加到1363名，百亿富豪达到97名。中国前1000名富豪平均财富比两年前增长了64%，比去年增长了26%，其中医药、IT、零售和服装行业增长最快。而和去年相比，曾经在百富榜前10名中占据6席的地产业富豪，则下降为今年的两位，分别是以350亿元财富排名第7位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及以330亿元财富排名第十位的世茂集团许荣茂家族。据胡润研究院表示，万达2010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和万科(000002,股吧)相当，一季度甚至已超过万科。胡润研究院称，目前正在为上市目标急速扩张的万达集团正在变成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而世茂集团的许荣茂已连续10年进入“胡润百富榜”前十，是百富榜自创立以来蝉联前十名最久的企业家。　　与去年的榜单相比，今年跌出前10名的四位房地产富豪分别是杨惠妍家族、卢志强、朱孟依家族和黄伟、李萍夫妇。胡润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一年房地产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而朱孟依则曾于去年传出涉及“黄光裕”案而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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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10亿财富重返百富榜成最年轻白手起家富豪

姚明 (资料图) 　　中新网10月12日电胡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2010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29岁的姚明以10亿的财富居胡润百富榜的第1271名，成为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上榜富豪。　　篮球明星姚明今年以财富10亿元重返“胡润百富榜”，是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上榜富豪，年仅29岁。去年姚明没有上榜，2008年，姚明曾以财富7亿元成为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上榜富豪。     根据胡润研究院公布的数字，今年中国十亿富豪的人数增加到1363名，百亿富豪达到97名。中国前1000名富豪平均财富比两年前增长了64%，比去年增长了26%，其中医药、IT、零售和服装行业增长最快。在新上榜的四位富豪中，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以800亿元高居榜首，财富总额比排名第二位的李锂家族高出整整一倍。　　胡润研究院表示，总体来说，上榜企业家的财富在趋于稳定。上榜富豪平均年龄为51岁，比去年高一岁，而上榜富豪中，继承财富的人数不到1%，远远低于英美国家。胡润百富榜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今年中国富豪平均财富打破了历年的最高纪录，其中医药、IT、零售和服装富豪发展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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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内企业家话语权和跌出前10名企业家

和讯消息《2010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在北京发布,胡润公布跌出前10名的企业家情况。　　去年在前10名之列,而今年跌出前10名的企业家有6位,其中4位的主业是房地产,分别是杨惠妍家族、卢志强、朱孟依家族和黄伟、李萍夫妇。这一年中,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朱孟依曾于去年传出因涉及“黄光裕案”而接受调查。据相关媒体报道,该事件影响已经消除。此外,去年首富王传福今年财富310亿元,排名下降到第12位。总体来说,跌出前10名的企业家的排名均下降的不多,在10到30位左右。     胡润百富榜内企业家话语权　　和讯消息《2010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在北京发布,胡润对于排行榜内的企业家的话语权和地位做出分析。　　百富榜显示,民营企业家更多受到政府的认可。上榜的1363位企业家中,173位（12%）拥有国家政治身份。　　有83位是全国人大代表,去年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76位全国人大代表。　　有80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去年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71位全国政协委员。有4位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王健林、卢志强、王玉锁和刘汉元。　　有7位是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梁稳根、王健林、沈文荣、李登海、周耀庭的儿子周海江、朱相桂和吴良定的妻子陈爱莲。　　有12位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健林、张近东、许荣茂、卢志强、刘沧龙、许连捷、王文京、傅军、王文彪、刘志强、吴一坚和刘迎霞。　　前10名中有6位企业家拥有国家政治身份,比例远远高于百富榜总榜。王健林是拥有最多政治身份的企业家。　　百富榜排名财富（亿元）姓名   政治身份　　1           800      宗庆后    全国人大代表　　2           400      李锂       / 　　3           380      张茵     全国政协委员　　4           370      梁稳根    党代表　　5           360      李彦宏      / 　　5           360      严彬        / 　　7           350      刘永行      / 　　7           350      王健林    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7           350      张近东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0          330      许荣茂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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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前10名出炉严彬与李彦宏并列第五

 李彦宏(资料图) 严彬(资料图) 　 10月12日,胡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2010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华彬的严彬以财富360亿与百度李彦宏并列第五,是前十名中第二个以饮料为主业的。东方希望刘永好家族、万达王健林、苏宁电器(002024,股吧)张近东以财富350亿并列第七。许荣茂及其家族以财富330亿元排名第十。华彬的严彬与百度李彦宏并列第五。56岁的严彬于上世纪80年代在泰国创业，经过10年的发展之后，严彬回国投资，将泰国知名保健饮料---红牛带到了中国。红牛2009年销售52亿元，今年预计销售将超过60亿元。此外，严彬还拥有北京最知名的高尔夫球场。　　62岁的刘永好及其家族以财富350亿元并列排名第七。从饲料到氧化铝再到煤化工、石油化工、水泥，刘永好总能得心应手。东方希望所涉及的领域竞争力均居行业前列。2007-2009年为国家纳税36.7亿元。2010年9月，东方希望集团投资包头市固阳县的10万吨镁合金及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将达32亿元。　　据悉,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12次发布“胡润百富榜”。10亿富豪人数增加到1363名。虽然最近一年上证指数下跌了10%，但上榜企业家的平均财富较去年没有变化，仍为30亿元。　　据观察，百富榜前10名的平均财富上升最快，比去年提高了32%。有四位是新挺进前10名的，并全部集中在前5。百富榜前10名，有2位以房地产为主业，而去年前10名有6位以房地产为主业；有2位以饮料为主业，其中宗庆后为今年全国首富。百富榜前10名平均年龄为54岁，比百富榜的平均年龄大2岁。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今年中国富豪平均财富打破了历年最高纪录，其中医药、IT、零售和服装富豪发展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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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出炉沙钢苏宁联想位居前三

龙湖在名单中排名第61位  由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统计协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2010年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调研排序工作顺利完成，并向社会发布，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名列前三。　　从2010年研究结果显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1463.13亿元的营业收入连续第二年位居首位，苏宁电器集团和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以营业收入1170.03亿元、1063.75亿元名列第二三位。　　在民营500强中，有49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200亿元，有123家超过100亿元，分别比去年增加13家和24家；资产总额超过200亿元的企业有51家，超过100亿元的企业也有77家，分别比去年增加30家和14家。　　在地区分布上，虽然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但东部地区仍占有绝对主体地位———民营500强当中，东部地区入选企业数量373家，占总数的74.6%。　　浙江、江苏两省仍是入选企业大户，其企业数量分别为171家和110家，占入选企业总数的56.2%。另外，入选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和广东五省。　　受近年来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房地产行业入选比重明显增加。由2009年的20家提升为31家。　　重庆入围企业占据了8席，分别是第61位的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第77位的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128位的小康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第166位的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第221位的博赛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288位的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有限公司、第325位的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第489位的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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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千年的“中国制造”品牌因何走向衰落

核心提示：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9月刊，作者：苏琦，原题：《中国制造：盛放与凋落》中国制造在辉煌的“早熟”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或许是致命的短板之一，然而长期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应该足以抵消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中国商人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也应该能为制造业提供足够的资本，令其获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人口过剩导致劳力节约型技术付之阙如这一传统解释之外，小自耕农在有清一代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维度：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小自耕农经济能够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品化水平，为出口生产商品。然而，在生产单位的细微化过程中，口粮的种植与商品作物的种植是结合在一起的，专门化的收入无法排挤掉其他农作物，中华农业帝国未能再进一步形成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扩大。当此一农业生产体系趋向稳固时，只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革新留存下来，而那些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的革新被搁置一旁。在19世纪的中国，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停滞的国内市场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19世纪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在自己家中”的资本主义关于中国，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高估其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又倾向于低估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活力。事实上，相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开拓一直呈波浪形发展的势头，甚至在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仍在自然增长中。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有明一代，在朝贡贸易继续扩大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控制。其结果是海盗贸易集团的勃兴和为规避明朝禁制而作为离岸交易市场出现的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崛起。海盗的迅速扩展，反映了东亚海上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而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发展，则便捷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太平洋贸易圈的进入。无论是面对东南亚的“小兄弟”，还是远道而来的“外来户”，此时的中国均以“工业制成品大国”的面目出现，帆船从中国来到马六甲，带来大量的丝绸、糖、瓷器、铜器、铁器、樟脑、硫磺、明矾和硝石等制成品，回航的压舱物则主要为胡椒、檀香、丁香、象牙等初级产品。大量白银的涌入，如同数个世纪后巨额的美元汇储，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威力。清初的禁海和荷兰人抢占东南亚贸易中心导致的贸易格局调整令中国的外贸出现了短暂的萎缩，但随着1683年台湾的回归中国海外贸易又出现空前的繁荣。台湾的回归一方面令海禁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导致郑氏集团于明末形成的对海外贸易的垄断被打破，这令许多新的海商得以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此时，由于英国人的加入，自大西洋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洋贸易圈也日臻成熟，中国的出口品适逢一个成倍放大的美丽新世界，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1757年，广州对外贸易的总量已是世纪初的5倍。此时的中国，不仅延续了“中国制造”的魅力，还一度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国。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苏和浙江不再满足于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出口棉花至广东，转而致力于加工出口自己的棉布。江苏松江府出产的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作“南京布”的棉布行销一时，消耗了江南大部分此前盈余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广东棉花的短缺。从孟买和苏拉特进口的原棉解决了广东的燃眉之急，虽然质量略次于江南地区，但可以满足广东手工纺织和生产低支数棉纱的需求。此外，印度棉花还享有价格优势，与江南原棉相比，印度棉花每担便宜一两白银。一直到1823年，原棉是印度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价值大于鸦片——1785年至1833年间，每年平均约2700万公斤的棉从印度输入广东。与先入为主的历史印象相反，19世纪初期大批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抵达，没有导致中国商人的突然崩溃。相反，中华文明圈所体现出的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令中国商人继续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即使在那些中国人迟于西方人到达的新兴港口，中国商人的处境也比英国和美国商人要好，经常能够较迅速地、价格较好地卖出他们的商品：在1833年至1834年的新加坡，中国贸易的总值既大于英国，也大于英属印度。事实充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长期参与世界市场，生产和出口以中国劳力和中国技术制造的商品。遗憾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经久优势和世界市场的持续需求未能启动一系列专业化的发展和工业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始终“在自己家里”（流通领域），而未能登堂入室进入“别人家里”（生产领域）。小农国度在伊懋可看来，“与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段相比，此时（鸦片战争前3个世纪）的工业技术进步都显得较小”。人口过剩是一个现成的解释，主流学界倾向于认为，直到12世纪还存在新农具的发明潮流，“这些设备的特色是节省劳工”，而到了12世纪末，发明的趋势已走到尽头。最新的资料则表明，直到中华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设备仍在继续被发明着，但主要是适应小农副业生产模式。问题出现在社会组织领域，而非技术领域。根据赵冈的研究，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较高的。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该设备包含了“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但事实上它的改造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内地，当时来自沿海和国外的棉纱供应均告中断，对棉纱的需求使得人们突然对这样的乡村“古董”发生了兴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发明其实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临界点。多纺锤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规则的监督和协作是必需的。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如轧面和织布的专门化。这样的机械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纺织是副业，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最好是妇女）操作的单锤纺车和踏板织布机才是上佳之选。到了明末，大型多纺锤机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随着小规模个体家庭织布的增加，大型纺织机进一步衰落。作为主要制造单位的小农家庭的优势排除了集中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同时被排除的还有与大规模制造业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改造。在清朝，逐渐的，图案复杂的棉布变得不太普遍。即使那些在帝国都市中心出现的有着集中制造业雏形的行业，如苏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业，几千名工匠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他们却各自租用设备，不像一个企业，更像一个联合产出体，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轧棉、纺纱和织布，依然分散在农民家庭中进行。在回眸英国工业革命时，霍布斯鲍姆发现所有基本的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扩展生产。中国技术改变和选择的轨道是不同的，生产量的增加是基于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产和使用加速增加总产量的技术而扩展。大量的小农家庭的参与使得农业中国能够生产数量惊人的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但建立在松散小自耕农基础上的商品化的瓶颈也是明显的，面对国外大规模集中种植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竞争，小规模的种植和副业式生产越来越力不从心。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国海关在分析19世纪80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需求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茶叶“来自零星的种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数百万独立农民生产，并被带到被数千个在不同地区经营的独立代理商搅得杂乱无章的市场上”。这一局面还因小自耕农抗风险能力的低下而更形恶化——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事实上，水稻和某些农作物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种茶地区仍一直被栽培，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如清帝国海关总结的那样，“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从茶叶到蔗糖到生丝，中国的商品不断失去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甚至从世界市场的出口者变为进口者。有清一代对豪强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农的扶持使得生产单位的增加臻于顶峰，“我大清”也因此迎来了康乾盛世，国内生产总值长期雄踞全球榜首。然而，由此导致生产的碎片化和简单扩大化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由成千上万小自耕农拼装在一起的“中国制造”的大型牛车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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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洛川讲话：不允许红军成为日本人牺牲品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洛川会议旧址资料图本文摘自《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作者：杨炳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那样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拖延或取消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给。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不同日本军队进行任何大的交战，也会损害党和军队在中国人民眼中的形象。［72］经过几天的讨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得以强调，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得体适中的实际措施。8月25日，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参见表9？郾1)。三师人马在8月末从陕西开赴山西。115师开往山西东北部，120师开赴山西西北部，129师开赴山西东南部。的确，中共的军队在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风格。在9、10月间，他们共进行了大约100次战斗，打败了10000多日本人，缴获了1000支枪。其中最著名的胜利包括山西平型关战役。在那里，115师歼灭了一个日本旅，歼灭日军1000多人。另一个是山西阳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29师袭击了敌人的机场，毁坏了24架敌机。［74］这些胜利被中国人民普遍欢呼。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家收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颇为复杂，他愿意赞扬在他的总领导下取得的这些胜利，却试图降低对共产党的宣传。无论如何，现在他不得不根据他的承诺提供军需品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毛泽东接到胜利的消息也带着高兴和担忧的双重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以这些胜利作为中共忠于民族战争的证据而骄傲自豪。但在内部，他又提醒他的军事指挥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队冒险与日本人搏斗。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3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虽然如此，他们仅仅能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留下县级以下的城镇和乡村的空白，实际上等待着被共产党人所填补。［75］聂荣臻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孟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正如以前国民党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一样，只是规模更大和延续时间更长。共产党人的革命性质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充分体现。他们严格的纪律和崇高的士气、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们以民族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以及以阶级斗争反对汉奸恶霸土豪地主的切实行动———所有这些使共产党人上演一场活泼发展的“话剧”成为可能，而这场话剧是以国民党人与日本人交战所造成的局面为“舞台”的。不是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要求的集中所有共产党部队于一个战场那样，毛泽东建议八路军应该分散在不同的山区乡村据点。在一两个月军事行动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强调在战略上要从正规的运动战转向基本上的游击战。1937年9月后，毛泽东向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个又一个电报，有时直接给各个师的师长发电，提醒他们运用游击策略，警告他们要反对任何不顾后果的集中作战行为。 9月21日，他电告前线司令部：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77］这里很明显，毛泽东是担心他的将领们会真指挥部队同日本拼死战斗，牺牲红军部队。当然，他的游击战略的目的不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和保存他的部队，而主要在于为了深入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在9月25日，当115师正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朱、彭和刘伯承，敦促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在电报中，毛泽东发出了更严厉的命令，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78］毛泽东为了国民宣传的目的，公开地赞扬平型关大捷。但这次战役以后，毛泽东迅速命令115师分兵，把这个师的主力转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区，留下2000人在五台山。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其他的红军部队从铁路沿线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地区，120师转移到晋东北的关清山区，129师转移到晋东南的吕梁山区。所有共产党部队都被指示隐蔽在山区里，执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同时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壮大中共军事力量。这些构成了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战略代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普遍地接受了。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某些策略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坚定地赞成红军要迅速独立地发展自己。事实上，作为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也只能这么做。日本军占领太原后不久，周恩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建议做如下一些事情：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即刘少奇———作者注)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79］王明和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7个成员于1937年11月末飞回延安。有一段时间里，王明构成对毛泽东权威和政策的挑战。1937年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王明强调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来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和平、民主和抗战”［80］。确实，早在两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坚持这个原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场常常反映的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苏联的利益，而较少反映中共的决定和中国的利益。与毛泽东形成对比，王明明显地缺乏中共独立的意识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特使的威望和他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雄辩引证在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及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对毛泽东的挑战也许不像有些中外历史学家理解的那么严峻。［81］事实上，王明的右倾态度和活动，如某些军事人员的“左”倾态度和活动一样，构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组成部分。在政治总方向上，毛泽东是核心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二者可以帮助促成总路线，也可以说是“中间路线”。某些人可以采取左翼或激进的立场，另一些人可以采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场，但只要“总经理”毛泽东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左右的平衡，坏事有时也可以变成好事。对外界来说，“左”倾或右倾则变成一种伪装，用以掩盖中国共产党蓬勃向前发展的谋略。左和右在整个前进过程中，像道路的转弯一样，它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来源于向着大方向前进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异的增长，恰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灾难性崩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国民党的正规军从华北向西南方向退却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地从西北到华北冒出来。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军部队中每一支都开辟了一个敌后根据地。他们的队伍总数从1937年初的40000人发展到1937年末的90000人，再到1938年底进而达到180000人。［82］由于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功———更不要提毛泽东的政治技巧了———毛泽东和他的理所应当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被王明及其新回来的几个人所动摇。在1938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央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被党中央正式采用，王明被撇在一边。六中全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的战略和权威在共产党内最终确立了。［83］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通过国际因素取得的。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对中国人来说，起码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复所有国土。从有关军事能力和以往作战结果上看，取胜于日本华北军似乎是困难的，驱逐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远远超出国共两党各自或加起来的军事力量。* 1945年的时候，仍有100万日军在中国内地，50万日军在东北三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打的胜仗并不多，平型关之战共产党人称之为“大捷”，只消灭日军不足2000人，台儿庄大战国民党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歼灭日军2万余人。从1939年起进行的战役，中国方面损失10万余人有几次，而日军损失超过几千人的无一次。如此说来，若没有国际上的干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二者相加)要驱逐日军出中国，起码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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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不过,它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从我个人的

    继成为2010年《福布斯》中国首富后，宗庆后再度摘下胡润《百富榜》首富桂冠，成为财富榜“双冠王”。胡润昨日发布《百富榜》前五名，今年中国最富之人为娃哈哈集团掌舵人宗庆后，其家族财富达800亿元，李锂、张茵、梁稳根、李彦宏和严彬(并列)进入前五。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比亚迪的王传福以350亿元财富登顶胡润榜首富，但在今年的榜单中却未进入前五。     此次前五榜单创下了不少“第一次”纪录。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第一次有医药巨富进入前五名；200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房地产商进入前五名。针对首次房地产商无人进入前五，从事工程机械生产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财富排名却上升了16位进入前五，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百富榜上有那么多人是做地产和矿产的，但今年卖工具给这些人的人反而更有钱。”     虽然百富榜的完整榜单及系列子榜要在今年10月中旬对外公布，但昨日胡润仍透露了部分榜单细节。《2010胡润百富榜》上榜企业家1363位，比去年多了363人，上榜门槛与去年持平为10亿元。上榜企业家平均年龄51岁。广东仍是头号富豪诞生地，今年共有213名10亿富豪上榜。     - 榜单看点     前五巨富中两人为饮料大王     宗庆后以财富800亿元成为2010年胡润榜中国首富，这是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其去年排名为第13位。这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娃哈哈的规模不断扩大，今年预计净利润将达到100亿元，平均三天1个亿；二是宗庆后在赢得与达能的官司后，在娃哈哈的股份约达六成。     宗庆后今年财富800亿元，是第二名李锂家族财富的一倍，是历年首富财富中的第二名，仅次于2007年时杨惠妍家族的1300亿元。     排名第五的严彬是华彬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红牛集团董事局主席。他也是前五名中第二个以饮料行业为主业的。     借海普瑞上市李锂家族成黑马     “亚军”李锂家族则为不折不扣的黑马。李锂为海普瑞董事长，该公司主营业务是开发、生产经营原料药肝素钠。这也是首次有医药巨富进入百富榜总榜单的前五名。海普瑞今年5月6日登陆中小板上市，凭借148元的发行价成为中国A股发行价最高股，轰动一时；其股价最高时达188.88元。截至昨日收盘，海普瑞报122元，跌1.58%。     第三名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曾在2006年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第一位女首富。     此外，百度CEO李彦宏的财富翻了一番。胡润称，这是因为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之后，百度稳坐中国搜索引擎第一把交椅，股价大涨。 (记者张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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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被曝银行存款2亿元身价去年开始缩水(图

参赛次数少、成绩不理想、曝光率低，使刘翔对商家的吸引力不复往昔—— 今年没有新合约今年以来，脚伤让刘翔缺席了大部分赛事。而“刘翔”这个名字，随着屈指可数的曝光率，正在渐渐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除了3月的多哈室内锦标赛和5月的钻石联赛上海站比赛，刘翔计划中的比赛，只有11月的广州亚运会。参赛次数少、成绩不理想、曝光率低，使刘翔对商家的吸引力不复往昔。加上围绕刘翔的各种争议和传闻与日俱增——媒体们甚至一度猜测刘翔已经到了退役边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商业价值。相比两年前商业赞助供不应求的火爆，今年刘翔的商场成绩比赛场成绩更加惨不忍睹——0分！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分管刘翔商业开发的副主任王大卫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2010年到目前为止，刘翔没有签下一单新的商业赞助合同，“众多因素影响到刘翔的商业价值，比如他的成绩、个人魅力等等，当然，还包括市场环境以及是否有与之匹配的品牌。”王大卫说，刘翔目前的主要矛盾在于脚伤的恢复和备战比赛的需要，工作重心也在这里，“大家都在想办法让刘翔恢复健康，重新回到赛场。商业方面的东西，现在不是主要的。” 身价从2009年开始缩水 2008年奥运会转身离开赛场后，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上预言了《刘翔胜败十亿之差》，他说的没错，商场比赛场还要无情。在今年4月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刘翔2009年的排位跌到了第九，收入排名跌倒了第12位，虽然还有6460万元（上交一半给国家，税后可以拿2584万元），但比起2008年明显下滑，这也是刘翔六年来第一次跌出前五。中国品牌研究院去年发布的《刘翔商业价值评估报告》中称，2009年，刘翔的商业价值由最高峰时的代言单价1500万元，降至不足200万元，跌幅高达87%。《刘翔商业价值评估报告》援引一位体育运动研究专家的观点认为，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田径运动员，其巅峰期为三至五年，过了这个期限，要想重返巅峰状态几无可能。按此规律推算，经历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2006年破世界纪录、2007年勇夺世锦赛冠军后，刘翔的巅峰期已经过去。 2012年伦敦奥运时，刘翔已是29岁，想在这个奥运周期保持良好状态的难度，要比上一个周期大多了，“运动明星的核心价值是运动成绩，只有成绩好了，他的核心价值才能转化为商业价值。而当企业品牌代言明星的形象有了争议时，无疑会让公众把对该明星的认知延伸和转移到企业品牌身上，这显然不是商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调查“翔飞人”吸金渠道及体总广告收入分配政策显示和姚明伤病休息照样日进斗金相比，刘翔的“吸金”能力如同他的身高一样，还差了一截。到期的合同，几乎没有一份再续约，昔日的单个广告千万级合约，如今也只是过眼烟云。和前两年大红大紫时的过亿收入相比，2010年刘翔的收入，仿若熄火的过山车冲下90度的急弯……但据可靠消息称，刘翔的银行存款却有2亿元人民币。 2亿元人民币，看似很多，但调查清楚刘翔这些年的挣钱渠道后，就会发现，这2个亿并不难挣。从2004年雅典奥运一路走来，刘翔的身价由35万元飙升至上千万元。《福布斯》2008中国名人榜上，刘翔在2007年，以1.63亿元的收入名列榜单综合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姚明。更加细化的数据，在2007年7月，中国品牌研究院的《中国奥运金牌价值报告》中，报告称刘翔2004年所得金牌的商业价值，达到4.61亿元。 2007年，我们看见刘翔身背14个代言品牌：安利纽崔莱、VISA、伊利、耐克、交通银行、联想、中国邮政、元太、奥康、杉杉、双钱、升达、白沙、中国移动，2008年又增加了平安保险和凯迪拉克。当时田管中心将刘翔的商务开发分为三级，5家一级代言，每年1000万元-1200万元，回报是出席两次活动、专门拍摄一次广告；二级代言的价格为每年600万元左右，不出席活动，不到专门的摄影棚和地点拍摄广告，可以在训练中或训练后采拍画面；剩下的三级代言，只能用现有的画面作为广告宣传。从前几年的福布斯名人榜来看，刘翔2005年的收入为2600万元，2006年为5800万元，2007年猛升至1.63亿元。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广告收入分配政策：运动员占50%，教练员占15%，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占20%，中国田协占15%。也就是说，刘翔在2007年挣的1.63亿元，其本人收入的税前部分只有8000万元，税后为6500万元。如此计算，刘翔2亿元的纯收入并非子虚乌有。据《申江服务导报》链接：近日一家沪上生活类媒体报道称，刘翔目前有2亿元人民币存款。这些钱主要是在2008年之前赚的，他共有16个品牌代言。但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广告收入分配政策：运动员只占50%，因此刘翔这几年挣的钱虽然超过4亿元（加上奖金和商业活动收入），但他拿到手的也就一半。而作为国家田径队的一员，刘翔领到的工资仅为每月1062.48元的固定工资、1000元训练补贴，再加每天70元的伙食补助。（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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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带红军立足陕北前的艰辛

    文章摘自《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     作者：祈福小舟     本书简介：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都曾经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得以广泛推广，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规范，缔造了新的社会价值理念。毛泽东在陕北窑洞前     1935年8月1日，人在苏联的王明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救国”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使命，这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在苏联受斯大林指挥的共产国际从来都不是搞什么国际主义路线的，正如斯大林自己诡辩所说：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这真是*裸的红色沙皇语言！斯大林指挥共产国际的这种古怪的政治逻辑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令共产国际变成了斯大林干涉外国共产党、贯彻苏联利益的工具。     由于苏联当年在东北中东路事件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看清了苏联领导人试图继承沙皇俄国的遗产这个事实。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事件中，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荒唐地为苏联出兵武力干涉东北摇旗呐喊，鼓劲助威；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承受了国人巨大的舆论压力，陷入了政治上的孤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军事力量让苏联倍感压力；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挑起的边界冲突，更是令苏联如芒在背。历史上俄国与日本的战争，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都以彻底失败告终！为此，沙皇俄国割让了半个库页岛，拱手让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此无力东顾。所以，苏联把日本侵略中国看成是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共产国际从而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但却根本不提保护中国！     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的中国战略是，把国民党看成是苏联在中国的首要合作伙伴，而共产党只不过是他用来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棋子。故此，共产国际希望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即使眼下做不到这一点，最好也能搞一个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中国对日全面开战的政治形势；一旦日后中国对日本宣战，就能将野心勃勃的日本拖在中国，使日本的军力只能南下而不是北进！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坚决北上发展，这一战略行动正是符合了共产国际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全力支持。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他逐步完成了在*党内唱主角的历史进程，这个红皮萝卜虽然并不让斯大林放心，眼下的结果也并非苏联所愿，但由于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留苏派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共产国际也无意强行改变这个现实，他们还是更倾向于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而不是张国焘。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流传着一句话“跟着队长下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着派工的人干，自然不会吃亏，只有轻松省力的好事等着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次“下田”(北上抗日)就是英明地跟上了“队长”(共产国际)。毛泽东、张国焘二人谁是真正的政治家由此可见！张国焘连中国当前的主次矛盾都分不清，他怎么能引领中国革命的大潮呢？还是个高度和眼光问题啊，呵呵，山鸡和凤凰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基因改造能简单解决嘀！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面临的两个实际操作难题就是，一是如何在陕北红军的地头立足壮大；二是如何整合好两只红军，使之完全统一在自己的领导和掌控之下。要做到这两点，就首先要摸清在这个地头各个派系的情况，找出各个山头可能存在的矛盾，然后加以利用和解决。当时陕北的党和红军恰恰就存在着这些激化的矛盾，并且似乎看不出有压台的大佬可以令人信服地摆平。“毛青天”就是在此时现身了陕北，他的出现时机真是恰到好处，让人有时不能不对历史发展的戏剧效果拍案叫绝！     因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出现在苏联，所以苏共的统治手法和思想理念带有深深地俄罗斯民族烙印，也就是在处理党内矛盾时采取粗鲁、简单而又残酷的方式！消灭党内不同声音的最有效直接的作法就是，给对手加上一个罪名，然后肉体消灭。由于大佬就是榜样，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也都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党内“肃反”，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当时的陕北苏区就在上演着“肃反”闹剧，只不过比其他苏区推迟了几年，正好赶上毛泽东的中央到达前的半个月发生，毛泽东以中央的威望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插手陕北事务，摆平了此时暗流涌动的陕北江湖。要讲清楚这个过程，就必须首先简单交待下陕北苏区形成地历史。     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刘志丹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国民政府分共后，深入陕甘边区。1928年4月与谢子长、唐澍等一起发动渭(南)华(县)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率革命军进入陕甘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任军长，开辟了陕甘苏区。     高岗出身农家，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高岗由史巍然介绍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潜入驻宁夏的国军发动兵变，此年率部在甘肃加入刘志丹的部队。1933年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高岗任政委。     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历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的分工：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军长，直接领导部队开展军事斗争。谢子长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盘统管根据地的军事工作。高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政委，统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习仲勋是*西北工委领导成员，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是根据地的行政一般事务。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三位仁兄指的具体是何人我不加猜测，但是估计肃平陕北苏区这个“山头”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只是不敢贸然轻易下刀子；而红25军(即周恩来早在1934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颠沛流离的长征到来，使有贼心没贼胆的三位仁兄看到了机会！红25军的战力、装备和人数都强于红26、27军；所以，在1935年9月16日红25、26、27军会师后进行的组建红15军团中，红26军军长徐海东自然就升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并且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展开肃反前的政治布局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选择时机动手了。     肃反是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决定，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布置的；肃反行动早在红15军团对东北军进行的反“围剿”劳山战役中就酝酿好了，战役进入尾声开始大规模抓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及重要下属全部被抓，并进行严刑取证。     徐海东是个单纯而优秀的红军年轻将领，从不趟*的浑水，只是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对于动手肃反的人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只要有红25军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红26军就不敢乱动，所以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在红26军的大规模抓捕行动，陕北肃反的第一步迈出了，下一步准备完成取证后就肉体消灭。据说，当时埋人的大坑都挖好了！就在此时，“毛青天”登场了！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近两个团和师直后队全部。10月25日，又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歼灭守敌4个营。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1、3军团和军委纵队)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15军团会师。随后，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领导人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  此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随后，毛泽东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去瓦窑堡接手被审查的干部，派董必武等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帮助陕甘晋省委甄别干部，纠正不合时宜的陕北肃反。     所谓“甄别”干部，只是为了显示毛泽东处理此类事件的公平和慎重，“甄别”无非是走过场！其实，毛泽东对这类党内肃反的因果判断是心里明镜一样清晰嘀，他在江西苏区就导演过此类闹剧，所以处理起来心中有本帐！他果断*被整干部，重新分配工作，然后对肃反者予以处分，一举赢得陕北党、政、军干部的拥戴，被称之为“毛青天”，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发展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首先通过中央的一系列组织运作顺利完成在陕北的政治整合，他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为了军委主席，周恩来变为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是绝顶聪明的人，他聪明的要点就是：关键之处绝不装孙子！同样绝顶聪明的周恩来心里清楚，毛泽东要得到的就一定会得到，他知趣地退让了。这是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他在党内的生存之道。不久，周恩来就真正走向了他最擅长地*工作了。或者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性格，这样的原因不可拆解，也难透视，不说也罢。     周恩来虽然基本退出了军界，但是他在军队的影响是除毛泽东外无人可比的，只要看一下他在处理突发的“副统帅叛国事件”中的影响就知道；当时他的决定没有请示毛泽东，也没有通过中央军委的批准，可他(一个共和国文职官员)却直接命令和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军种和各军区，这些军事负责人都坚决执行了他的指示，没有人表示疑问！只有隐而不发的力量，才是令对手感到担忧和尊重的真实实力啊！     曾经在长征最困难的时机，即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等待机会、捕捉机会的政治家眼光！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3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发生。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在长征后期的完美应用，使北上的党中央和红军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已是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家底，一方面急于扩红，一方面没有财力，连自己都养不起，又谈何招兵买马呢？毛泽东当然可以用中央的名义调拨陕北根据地的财力和物力为己所用，但刚到人家地头就如此行事，难免予人口实！何况陕北的各派势力正在整合之时，红25军又是张国焘原有部队(红四方面军前身)发展起来的生力军，要树立北上这个中央的威信就更不可草率行事了。所以，这令毛泽东颇费思量。     毛泽东做出了一件当时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给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写了一张借据，提出借三千现大洋！呵呵，到底是江湖大哥啊！就这一手，令徐海东坐立不安，思前想后。徐海东虽然年轻，政治经验不丰富，但并不傻；他明白，中央有难处，自己理应主动接济才是，何须一个“借”字！这分明是内外有别，投石问路而已。     徐海东随即做出了一个让他终身受益的决定，他决定倾红25军力所能及的财力，把五千现大洋“借”给毛泽东，他的这份“保险单”真是买对了！各位，这张匪夷所思的借据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展览馆。真不敢相信，还真有等着收债的有心人呢！     毛泽东的一个“借”字，试出了徐海东的忠心，也试出了这个“娃娃”将领的无私和单纯。毛泽东随后带彭德怀去15军团看望徐海东，感谢他的雪中送炭，并与之深谈长征中的中央分裂之由；徐海东听后坚决表示，坚决反对老上级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坚决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在权利斗争的险恶环境中，单纯并不一定可爱，但代表人的真实可信。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第一块基石牢牢地打下了！      毛泽东在陕北得到的真正人才不是徐海东，而是高岗！高岗对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万分感激，他经常说：是中央救了陕北红军，是毛主席救了我！据说，高岗的魄力和性格令毛泽东非常欣赏，毛泽东认为高岗是党内最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对其信任有加，从不怀疑他的忠心和能力，二人可谓相见恨晚啊。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毛泽东在陕北亟待解决的另一个党内矛盾就是，党和红军的分裂。毛泽东此时小心地弥合中央分裂的伤口，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待局势的转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问题时，毛泽东非常精辟老道地指出：对外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后再定。是啊，权利并不等同于名称，名分可能只是一个包装，但权利必须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完成陕北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加强统一军事指挥，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整编了红15军团。他提出的作战方针是，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反“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他还认为，同红15军团会合后，红15军团的编制应保存，红26、红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l军团，重新成立红一方面军，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历史对毛泽东真是太眷顾了！刚到陕北时，毛泽东需要解决的两大战略难题就是，一是如何让中国革命摆脱共产国际(或代理人)自私的中国路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型，走一条务实的、符合中国当前形势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二是如何修补党和红军的分裂，并使之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真是赶得早不如来得巧，另一个帮毛泽东在陕北竖起大旗的关键人物上场了。帮助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我党好干部就是张浩(也是张国焘领导过的部下)，张浩(林育英)的到来解除了毛泽东的两大心病。     1935年8月，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经过反复考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离开莫斯科时，时名李复生的林育英给自己取了个“张浩”的化名。     1935年9月底，林育英化名张浩(此后，在党内一直沿用此名)，装扮成商人模样，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归国的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11月初终于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电报后，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迎接。邓发于11月中旬把张浩接到了当时*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林育英的到来并没有真正解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问题，因为当时陕北的电台功率无法支持这种联系，这可能正是毛泽东心中所期盼的！林育英代表无上权威的共产国际，可共产国际却不能真正指示他，他也无法直接向王明汇报情况；他现在只能接受中央的安排，也就是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相信大家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吧，他的价值就在于此！随后我们会看到，林育英成为了毛泽东解决张国焘的“中央”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正是因为手握这张王牌，最终毛泽东迫使张国焘向自己低头。     毛泽东在了解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他已经在考虑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他决定走一条务实的中国革命发展路线，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路线！要促成这一点，首先就是打破“关门主义”，改变红军的作战目标，放宽政治同盟的政治标准(划分是否革命的标准)，也就是改变党的若干对外政策，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展开的全民卫国战争的政治转型。     毛泽东现实的考虑就是，利用陕北周边军阀相互制约、相互防备的特点，对他们点明厉害关系，广交朋友(所谓进步人士和军阀)；建立起与西北军阀的统一战线，在陕北乃至全国造成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态势和舆论压力，等待和制造时机与中央政府谈判(收编)，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张浩的回国直接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后不断提出地各种政治诉求，就好似为全国人民的高涨抗日情绪撒了一把“伟哥”，迫使国民政府必须把发泄的对象对着日本，并且要尽快干它一家伙，否则就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呵呵，蒋介石此时想忍是忍不住嘀！这也就大大缓解了红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为红军最终在陕北立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十多人。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我们读一读会议的决议会发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一个合适的容器，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了壮大自己而往里面填任何需要的东西！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很有创意地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重新制定了划分革命者的标准，提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还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深意多多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此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呵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深刻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心态，您说，它不流行谁流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报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并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这个报告涉及到毛泽东首先想向东发展的战略思路，即对阎锡山经营的山西发动东征(在党内、军内受到反对)，以解决中央在陕北的筑基和红军扩大、发展问题。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8日他用朱德和自己二人的名分(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卖国贼蒋介石。同时重申我党我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派别、团体共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完成了政治转型，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0月11日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