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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曝深圳史上最年轻市长许勤家世

来自发改委且技术出身等背景，使许勤为深圳带来诸多想象。年轻的深圳迎来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在过去的30年里，深圳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罕见奇迹，但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特区内外一体化等问题上面临新的考验，49岁的新市长会将这个而立之年的城市带向何方？ 6月5日下午两点过后，保卫人员就把守住了市民中心B区多功能厅的各个入口，几个小时之后，新一任的深圳市长将会在这里产生。安保人员对不耐烦的记者们解释：“我们早上接到通知，只有到了4点半的记者招待会大家才可以进去。” 但这个预测并不准确。一直到6点03分，当选市长许勤才带领着6名副市长匆忙向多功能厅走来，他说：“让大家久等了。”其实，今年的深圳两会比2009年整整晚了3个月，人们“久等”了不仅仅一个半小时。技术背景在记者见面会上，许勤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解释深圳的现行政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严谨慎密的政策和数字背后，显示出一名技术型官员的专业素养。只是当记者问到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事项时，他才会偶尔流露出“有点腼腆”的真性情。 “网上有人说，现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到许勤时代，我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看法？”有记者这样问道。 “关于深圳高新产业发展和我的关系，我想不应该以谁主管来划分发展阶段。”许勤斟词酌句道，“深圳的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更多地要归功于国家对深圳的支持，归功于深圳全体市民、全市科研单位、企业和大学的共同努力。” 在2008年4月挂职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之前，许勤一直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作，历任机电司电子处副处长、处长，高技术产业发展司信息产业处处长，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司长。2004年，许勤获得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同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这一学位的还有刚上任的中国移动[76.90 0.92%]董事长王建宙。来到深圳挂职之后，在许勤的推动下，深圳成为了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第一个创新型试点，并在去年出台了三大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规划，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实现三大产业(生物、互联网、新能源)规模达到6500亿元。在为新兴产业制定发展目标方面，许勤曾有成功经验。在发改委任职期间，他曾具体负责过电子工业规划的制定。1992年电子工业的产值只有1000亿左右，当时的规划目标是2000年要达到8000亿，而到了规划期结束时，实际产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 “做好深圳的自主创新工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既是履行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职责，也是履行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的职责。”许勤这样看待两年来自己一岗双职的职责。  京华岁月 “许勤是我们同学们中走得最远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白廷柱教授对时代周报如此评价。白教授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87年3月硕士毕业并留校工作至今，与许勤曾是同班同学。许勤故乡为连云港板浦镇，父亲许燕鎏曾任连云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退休前是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编了十几部地方史书。在高中班主任王康富眼中，年轻时候的许勤“性格内向，不显山露水，特别用功”，但同时许勤又在同学间颇有威信，是深得信赖的班干部。1978年，许勤考取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工程系，除了1982-1984年分配到位于无锡的兵器工业部第五五九厂科研所工作以外，他都基本在北京度过。许勤陪父母到安徽寻根（图片来源：深圳晶报）北京理工大学的赵跃进教授也同许勤有类似的经历，同样是毕业后分配到三五八厂工作了两年，随后考取了北理工的研究生。“当时考研的想法是厂里的发展空间不大，也想多学点东西，许勤也是类似的想法。”赵跃进回忆说。赵跃进向时代周报介绍，当年的研究生不多，一届不超过30人，而比他小一届的许勤刚好就安排在同一座宿舍楼里面，因此来往也较多。与王康富不一样，赵跃进觉得当时的许勤“性格挺活跃的”，作为研究生会主席，经常组织活动，人特别随和，很好相处。白廷柱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尽管外貌比较文弱，但许勤却一直是学校长跑队的队员，每天下午都准时参加训练，并且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会，名次都不错。许勤的研究生辅导员魏平认为这正是许勤的个性体现。“长跑最需要毅力，后来的生活道路证明，他是个不乏毅力的人。”魏平说。 1987届的光电专业研究生后来大部分“下海”做生意，少数人如白廷柱继续留在学校里做研究，许勤则选择了政府机关。魏平介绍，许勤在研究生时就表示过想到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工作，后来果然如愿以偿。“从科员，成了国家发改委的司级干部，没有坚强的毅力是做不到的。”魏平说。 2001年，许勤升任高技术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开始在国家决策层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许司长从来不说废话，他特别喜欢谈工作中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边谈边协调解决。”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和TD产业链的同行曾多次前往国家发改委找许勤谈工作，“他经常说，好的方面你就不用跟我说了，找相关处室通报就行了，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深圳机遇 2008年5月，许勤换了新跑道，挂职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开始分管发展改革、科技等工作。同时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还有现在的汕头市市委书记李锋，一个城市两位常务副市长的情况，在国内相当少见。 “由于工作关系，深圳可以说是与我联系最密切的城市。”许勤在当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吐露心声。在许勤的积极奔走之下，深圳在6月就成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第一个创新型城市试点，5个月后，《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获得通过。许勤曾表示，不希望搞一个“虚”的规划，而是强调与国家规划“对接”、争取部委资源，重视独立创新精神，重视可行性、可操作性。此后，包括超级计算机中心、国家电子信息标准化工程实验室，国家电子信息产品协同互联工程实验室，国家数字电视工程实验室和国家数字音频实验室等相继落户深圳。另一方面，深圳开始扩展对IT界的吸引力，阿里巴巴[14.92 -2.87%]和百度都已经决定把国际总部或区域总部、研发基地放在深圳。 2009年6月，许宗衡案发，王荣赴深任代理市长。同时，由于深圳机构改革，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与深圳市规划局合并为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改由许勤主管。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中共深圳市委五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王荣当选为深圳市委书记，许勤为市委副书记，结合此次许勤当选市长，深圳进入了“王许配”阶段。 “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许勤刚才跟我咬耳朵说，关于深圳特区内外一体化的问题，国家的批文已经在印刷厂了。”在此次深圳两会期间，王荣一番话显示出二人配合无间。自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深圳为了扩容问题而频频向中央层面争取政策，但一直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而许勤是加速深圳一体化获批的关键人物。从挂职深圳副市长开始，许勤就一直负责主持起草《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在《方案》中，特意加入了“积极研究将经济特区范围延伸至深圳全市，解决‘一市两法’问题”的语句，为以后的特区一体化方案建立依据。在《方案》的审批过程中，许勤一直在北京全程跟踪，与各部委沟通意见，并根据意见与起草人员一同修改方案。对中央部委和国家政策的熟悉使得许勤游刃有余。 “今年深圳纪念特区建设30周年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推进特区内外一体化，许勤同志利用曾在国家发改委工作的经历，为深圳在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争取作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王荣这样评价自己的搭档。   未来挑战 30年来深圳特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逼仄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增长奇迹和宝贵的发展经验。然而，当各种成功的试验被推广全国、以往的优惠政策逐渐变成各地的常规之后，特区本身却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管理瓶颈。市委书记王荣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深圳未来发展面临着众多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其中包括发展方式转型压力增大，经济发展效益有待提高；特区内外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改革正处于攻坚期，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还不够大等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新一届政府在未来的几年里寻求解决之道。而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的改革动力并不十分充足，再加上去年9月许宗衡落马，更是给这个以改革著称的城市蒙上了一层阴霾。当年抱着“杀出一条血路”的气概的深圳如何在今天“走出一条新路”，这个考题就摆在它的主政者面前。 “本届政府受命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在一个关键转型时期产生的新一届政府。”许勤这样概说自己肩负的任务。从一般的发展轨迹上来看，在深圳这样一个GDP总量已经达到8200亿元，每平方公里产出已经超过4.2亿元的地区，要维持高速增长，遇到的挑战相当大。“特别是在我们还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这样一个核心任务的情况下，难度会更大。”许勤也意识到目前存在的困难。 “他充分估计了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重要的是他阐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策略和方法。”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教授如此评价许勤的表现。 “深圳的未来，不能单纯地按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来发展了，而是应该遵循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规律。”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钟坚向时代周报表示，通过特殊的政策倾斜、特殊的管理体制来吸引投资、兴办工业的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在未来的深圳不再适用，而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市民素质的现代化方面。年轻的深圳，年轻的市长，路仍很长。  
06月10日　8313
专家解读：“世博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上海“世博会”开幕一个多月来，参观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次，排队等候的火爆场面比比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股市两个多月来屡创新低，持续低迷，成交萎缩，人气不足。人们不禁要问，历时6个月的上海“世博会”，难道还不如历时半个月的北京奥运会给股市带来的影响吗？　　历史证明，“世博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举办以后，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具体分析几届比较有影响的“世博会”，可以发现：一、“世博会”能够明显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日本在“世博会”筹备期间(1967-197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以上，1970年达到最高值21.2%。在1985-1991年期间，安达卢西亚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5%，高于西班牙的3.9%和欧共体的2.8%，这都得益于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举办的“世博会”。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对全德GDP的效应接近0.26%。二、“世博会”对就业、交通、餐饮等行业的巨大的促进效应。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餐饮店、商店等营业收入约为405亿日元。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在准备和实施期间，增加德国就业人数每年10万余人。2005年的爱知“世博会”为爱知县创造了5500个新的工作岗位，“世博会”期间的名古屋地区，仅消费一项，其经济效益就高达4511亿日元。三、“世博会”对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将极大地改善股市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从而有助于股市的企稳向好。　　上海“世博会”无论是在国际参展方数量上，还是在参观者人数上，都将成为历届“世博会”之最，也必将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世博会”。官方估计为期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次将超过7000万，如果平均每人按直接消费2000元计算，则直接消费将达到1400亿元，巨量的消费将直接带动上海及周边城市的旅游业、生活服务业及商业等发展，间接促进和带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此外，“世博会”也将间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预计给我国带来1.2万亿至1.5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出效应，将极大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对股市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北京奥运概念股的起起落落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奥运板块的投资机会在中国股市整体性暴涨暴跌下，游离于主题投资与概念炒作之间，那么经济调整、后奥运经济的释放和“世博”经济本身的巨大刺激，都将使得“世博”投资成为真正的主题投资。如果说奥运提供的只是一个炒作的题材，那么，上海“世博会”以区域经济振兴和消费拉动为主线，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握的难得的主题性投资机会，是一个切切实实的经济大蛋糕，其持续时间之长、现场参与人数之多、所涉及的行业及地域之广，都是奥运无法相比的，将使交通、通讯、城市商贸、旅游、住宿、餐饮等相关上市公司成为直接受益者，“世博”概念股的新一波行情将不可避免。　　总之，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正是目前应该重点把握的主题性投资机会。“世博”这个经济大蛋糕将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影响到各行各业，它展示的产业方向代表着中国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目前股市低迷，但“世博会”才刚开始不久，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上海“世博会”将成为股市企稳向好的助推器，投资者应把握好这次主题性投资机会。
06月09日　110
为巴菲特午餐埋单的华人

这一切要感谢巴菲特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巴菲特。苏珊是格莱德基金会的义工。2000年，在苏珊的撮合下，世界上最著名的午餐拍卖诞生了。回顾这十年的成交价格，只有前两次是以接近底价成交。2003开始，竞拍移师eBay。在网络的助力下，全世界对巴菲特“感冒”的人都有机会一决高下，成交价格也节节攀升。 2007年，美国对冲基金经理Mohnish Pabrai和同伴一起，以65.01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了午餐机会。事后他表示：午餐谈话内容从选股标准，到纽约首席检察官的嫖妓丑闻，不一而足。席间巴菲特所说“投资人需要有内在的价值标准，而不是跟风判断”，让Pabrai印象深刻。在这数百万善款中，两位华人贡献了至少四分之三。2006年，定居美国加州的步步高老板段永平出价62.01万美元拔得头筹，成为午餐价格的一个里程碑。此人曾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风云人物，一手创立步步高电子公司。段永平读过巴菲特的书，希望当面道谢。此外，他当时手握巨资却找不到投资标的，“如果您有大量闲置资金，却没有合适的投资目标，您会怎么办？”他问巴菲特。两年后，另一中国人再次震惊华尔街。被誉为中国私募教父、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董事赵丹阳用211.01万美元实现了和巴菲特吃牛排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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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生活方式与潮汕美食

写此小文是由于想起以前报社记者曾提过“潮汕美食与潮汕文化”的问题，我当时不好意思说，其实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潮汕美食本身就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谈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谈论一个人身体的某个部位与这个人本身的关系，因而是不能成立的。于是选了这个题目。　　潮汕美食，发展至今，已是饮誉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名气不小。但其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无疑的。仔细考察它的产生和形成历程，必然是与潮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潮汕美食就是潮人根据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运用其生活智慧加以创造，逐渐地产生和形成的。早期潮人族群的形成，土著民族极少，以中原移民为主，且绝大部分是由福建沿海地区进入潮地。而早期的潮汕地区，多为濒海，这从古潮地三阳县(海阳、潮阳、揭阳)的地名都可以看得出来，从潮汕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能说明这一地区古昔是属于濒海之地，和一些河流的出海口。那么早期潮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所谓靠海吃海，可以肯定多是以捕捞为生，部分兼有种植，而以海滨捕捞为主，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从韩愈初到潮州的诗文，如“初南食”、“祭鳄鱼文”等，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所谓潮汕平原，乃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冲积平原。潮人既然是以海上捕捞为主而藉以生存的，茫茫大海固然能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但也是充满危险之处所，因而整个生存状态便充满着某种危险的不确定性。　　潮人大都崇尚祭神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神，即所谓“拜老爷”，包括祭拜祖先。在潮汕地区，这种祭拜都非常虔诚，也非常隆重。这跟上述潮人以移民为主及其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首先，中原人在移居潮地之前，本身就已受到儒家礼治文化的浸染，而儒家礼治文化本身就比较重视对神及祖先的祭祀，韩愈莅潮不到八个月，就主持过多场重要的祭祀活动，而韩愈是最重视儒家礼治文化的，即可为明证；其次，移民到一个新的陌生地域，充满了不确定性，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恐惧感，那么就自然地加强了祭祀活动，以求消灾保平安；再加上濒临大海，多以捕捞为生，又是飓风频发地区，生存威胁时时存在，这就更加要重视祭拜各路神祗乃至祖先以寻求庇护保佑了。　　说到潮汕美食，笔者以为，其产生和形成，跟潮人这种重视祭神的习俗有很直接的关系。尽管从中原过来的移民，都可能带来一定的中原先进文化，但在比较蛮荒的潮地聚居，在饮食的自奉方面刻意追求美食，应该是不太现实的。而祭神就不一样了，它们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行为，一方面本身抱有一种敬神畏神的心理，总想让神乃至祖先能更好地享用各种祭品，才可能受到神的更多庇佑；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攀比的心理现象，不能让自家拿出来的祭品太过寒酸，太过平常，宁可自己平常省俭些，也要在祭品上尽量丰盛并变出些花样；再者，频繁的祭神活动，众多的神，包括祖先，总不能千篇一律地老用那几种祭品，因而便会寻求变化。这些，应该都是潮汕美食产生和形成的主要动因。流传至今的潮汕美食品种，很大部分明显地体现出传统祭神物品的痕迹。当然，这些作为祭品的美食，最终还是由人来享用。像现在的白斩鸡、白切鸭、卤鹅这样的美食品种，应该主要是由祭神活动中产生而逐步形成的。还有鱼肉类，举个例子，传统潮菜中有一个菜品，菜名就叫“老爷鱼”，顾名思义，即系祭神拜老爷用的鱼，做法是将鲜鱼剖腹去鳞(也有不去鳞)洗净沥干，撒上适量的盐，放在竹制品上面蒸熟晾凉，(用于祭神之后)斩块(不去鳞的则擘开)，放上芫荽，醮加香油的豆酱吃，非常鲜甜可口。更为明显的是，现在时年八节祭神包括祭祖所用的丰富多彩的各种米制品粿类，基本上应该是先民变换花式品种用于祭神的产物，像现在的潮汕小食，如鼠曲粿、红桃粿、菜头粿、芋粿、白饭桃粿、春饼、乒乓粿、鲎粿、菜粿、糕粿、酵粿、甜粿、朴籽粿、谷穗粿、糯米糍、麻糍、软饼、粽球、糯米猪肠、粿条等等，应该都是潮人运用自有资源和自身智慧，巧妙地变化，制作出来首先作为祭神的新鲜品种，然后才是供人们从美食的角度来享用的食品。这种民间美食至今仍然是不同传统节日祭神，即“拜老爷”包括祭拜祖宗的祭品，同时也是潮汕美食的品种。可见，潮汕人的崇尚祭神习俗，与潮汕美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可以说，潮汕美食，很大的部分是产生于各种祭神活动的需要，当然最终也是满足于人们追求美食的需要。　　还有一部分的潮汕美食，不一定首先是祭神的需要，但与潮人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是潮人运用生活智慧，来妥善处理保存其劳动(捕捞)成果而产生的。如潮汕地区著名而独特的美食品种“鱼饭”，它的最初产生很明显是为妥善处理保存生产成果，因为用于制作“鱼饭”的那几种鱼，多是成群活动的，一旦捕捞到就是一大批，而过去又缺乏科学保鲜的相关措施，交通运输又不方便，于是人们便想出用竹制的小筐头装起来，放在加盐的开水中煠熟，整筐头捞起，便于保存交换出售。这也是潮人依据生产生活实际，运用智慧制作出来的潮汕美食，同类的情况还有诸如薄壳米、咸鱼、鱼干、虾脯、虾春鲑等等。再举一个与潮人生活相关的例子，就是潮汕的“咸猪肉”。潮汕传统的咸猪肉并不是成批腌制的，而是将用于祭祀的“三牲”、“五牲”之一的猪肉，一般是从猪脊背到猪肚切下来的约一两厘米到三四厘米厚的肉条，在水中煠熟，祭神之后，由于属较为珍贵的食物，一般百姓人家往往舍不得即时吃掉，而要留待家里有事须请别人帮忙，或有客人来往，用于招待客人。而肉类又不能较长时间保鲜，于是便将其放在热锅(鼎)中煎至两面略呈金黄色，起锅之后乘热撒上盐，过几天又重复一次。经过这样几次之后，便成为潮汕传统的美食品种“咸猪肉”。还有诸如很多杂咸类像咸菜、酸菜、贡菜、乌橄榄、油橄榄、橄榄菜、橄榄糁、菜脯(萝卜干)，都是潮人为了将季节性收成的农产品加以制作保存，以利于长年食用，而这些，大多成了潮人独特的传统小菜，成为潮汕美食的一个品类。　　至于说潮汕美食的擅长烹制海鲜，比较能够保持海产品的原汁原味。这也是潮人在靠海吃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以上所谈，是就潮人生产生活实践和潮汕美食产生形成的关系，并非潮汕美食与潮汕文化的关系，因为潮汕美食，本身就是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潮人的饮食文化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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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私人飞机征选空姐年薪20万要求苛刻

昨日，2010中国公务航空小姐大赛华西赛区的选拔在重庆正式启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了负责为赵本山引进私人飞机的公司负责人。他表示，“本山号”也会从中挑选理想的空姐。据悉，公务航空小姐要求比普通空中小姐高，报酬也不低———年薪逾20万。　　为明星富豪服务　　本届中国公务航空小姐大赛共设华东、华北、华西、华南四大赛区，华西赛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和陕西省。本次大赛前10名选手将有望成为中国首批公务航空小姐，被推荐到富豪、明星们的私人飞机上工作。　　记者在现场碰到引进“本山号”的亚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蒙鹏钧。他告诉记者，他说，“本山号”开始正式飞行以来，并没有专门的空姐负责，每次都是从其它航空公司租借。此次公务航空小姐大赛中的佼佼者，有可能被挑中成为本山号的空姐。　　身高能力都有要求　　目前的选拔按照国际通行的对公务航空空姐的标准进行。公务航空是航空界最高级别的专属航空，对乘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远高于民用航空。鉴于公务飞机具有和地面办公完全相同的网络和通讯环境，公务航空小姐在公务飞机上除从事常规空乘服务外，“还得具备行政助理的素养”。　　具体的要求呢？“身高在1.65米左右，不宜太高，拥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行政能力，最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蒙鹏钧介绍，公务航空小姐选拔不只是美貌，还更注重气质和智慧。选手的美丽、才智、学识和航空知识、文化艺术修养等综合素质都是大赛考核的内容。记者还从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高先生处获悉，本次公务航空小姐大赛最终选出的前10名，也还要经过专业人士的再次培训，才能上岗。　　条件苛刻，报酬也很可观：除了逾20万的年薪外，与各个富豪、明星在空中的近距离接触，也是一个不错的诱惑。凡航空公司空姐及各高校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身高160公分以上，五官端正，身材比例匀称，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赛。  
06月08日　106
香港中产阶级观察：很可怜，处境尴尬不被羡慕

中产阶级大规模形成需具备两大土壤：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二是公正清廉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动成为可能。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位于香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是较为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漫步其间会发现，区内密度会相对较低，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社区内多西式餐饮店、咖啡馆和休闲娱乐场所等。由此起步，《瞭望》新闻周刊走近了香港的中产阶级。　　香港的中产阶级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依据较宽的标准，目前中产家庭数超过香港全部228万户家庭的50%。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分析认为，1970年代香港中产者的大量产生得益于两点：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遇；二是当时推行的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使这种向上流动的机遇成为现实可能。　　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香港，使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形成，无论对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还是促进消费、形成奋发向上的主流价值观，都具有相当正面的价值。　　也正因此，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于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宽标准：香港中产占比超过50% 　　对于何谓中产阶级，香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标准有所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认为，应以收入为主要标准，同时辅之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香港的住房是最贵的资产)。依据这一较为宽泛的标准，雷鼎鸣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以上。　　而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看来，收入并非确定中产的主要标准。“在香港，月收入在2万到5万港币(现1港元约等于0.87元人民币)完全可以列入中等收入之列。但属不属于中产阶级，还要看你的职业、学历，生活消费方式及价值观。” 　　所以，吕大乐界定中产的最重要标准是其职业分类，即是否属于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士，是否具有中产共同的成长历程。依此标准，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20%～3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高楼价，香港中产人均住房面积相对较小。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曾撰文称，香港统计中的中产，只要有500平方英尺(不到50平方米)的住房就算达标，这与人们心目中“住洋楼养番狗”的生活有相当的差距。　　至于香港中产家庭的收入，有两个来自香港统计处的资料可供参考：2009年第二季度香港雇员收入中位数为1.15万港元；2008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当年香港家庭平均人口为3人)。　　如果按雷鼎鸣50%家庭为中产的标准，现家庭月收入在1.75万以上、受过高等教育、有自住房的香港家庭，都可归入中产之列，但当属香港中产金字塔的底部。　　雷鼎鸣告诉记者，香港中产阶级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根据美国的中产标准，家庭年收入在3万～20万美元即可归入，依此，美国80%以上的家庭属中产阶级。　　描述：两种典型的中产家庭　　采访吕大乐先生时，吕先生特意将我们安排在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即位于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　　社区主要楼盘在1977-1987年间建成，区内建筑较高，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楼盘底座多为西式餐饮店、咖啡馆等。从小区步行到太古城地铁需7～10分钟，地铁上盖为大型综合商区，内里集成日资JUSCO超市、大型商场、电影院及各类健身、娱乐休闲场所。　　记者到中原地产查了下太古城售价，今年5月每平方米均价在7万至8万港元，所售住房面积为6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香港中产阶级成长轨迹——1950年代出生于从大陆移民来港的草根之家，在公共屋村(廉租房，一般约40平方米)长大，小时曾被父亲带到中环的陆羽茶室(香港中产及富豪出没的茶楼)励志，青年时期赶上香港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期间读港大、到英国念博士，回港后在大学教书。吕大乐的家庭结构也非常中产，夫妻两人育有两子，现一子在英读书，一子在港上中学。　　属香港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雷鼎鸣，与吕大乐的中产轨迹类似。据他介绍，现在香港大部分中产人士小时候都有“住公屋、串塑料花(家庭手工作业，类似内地80年代的糊纸盒)”的经历。吕大乐、雷鼎鸣都属通过受教育改变草根命运的中产。而1970年代的香港，为他们提供了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　　记者采访的另一中产人士，是在港岛湾仔经营一家二楼理发店的苏女士。　　苏女士全家6口——公公婆婆、丈夫和两个儿子。理发店从公公开始即在湾仔经营，现已40余年。目前主要由苏女士和丈夫理发，一个尼泊尔雇员帮着洗发；人多忙不过来时，苏女士的公公会再执剪帮忙；苏女士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新西兰读大学，一个在港上高中。　　苏女士成为中产，与父辈早在1960年代买下两套湾仔住房有很大关系(一套自住，一套经营理发店)。据记者目测，理发店面积约50平方米，当时只花了5万港币，而现在，湾仔已寸土寸金，平均楼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港元。　　苏女士说，如果儿子不在新西兰读书，“日子就非常好过了”。据她介绍，儿子一年的留学和生活费用加起来要25万港币。　　家道殷实的苏女士没有上过大学，但据记者观察，她重教育、有见识、懂经营，是香港中产的另一类典型——她曾送儿子去上海读预科，觉得下一代必须普通话过关；再送到新西兰读大学，是因为如果不能在香港上最好的大学就不如去有英语环境的国外留学；她到过许多国家但最爱香港，因为香港有很好的公共服务；而在她看来，香港之所以成为“好香港”，是因为“有了廉政公署和9年义务教育制度”。公平：中产形成的关键“土壤” 　　大量形成中产的1970年代，对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上述三点，在社会学家吕大乐看来，恰是一个社会大规模形成中产阶级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则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在向上流动的机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奋努力和发挥潜力，而非依靠门第裙带、投机取巧，更不可能是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　　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人士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可复制性，他们会成为社会纷纷效仿的榜样，由此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　　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据雷鼎鸣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本地学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长大，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草根阶层改变命运至为关键。　　可复制：中产的价值所在　　香港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价值，记者采访后归纳有三：　　其一，香港中产“平和理性”的气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　　吕大乐告诉记者，以理性、平和、专业为主要气质的中产阶级“很难被讨好”，更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记者年初在香港的观察为例。当时香港的“80后”们正掀起轰轰烈烈的所谓“反高铁”运动，“苦行反高铁、反高铁嘉年华”等活动在立法会外如火如荼，媒体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对市民进行“视听轰炸”。　　令记者极为慨叹的是，在“反高铁”最激烈的一周后，香港《明报》做的前后两个同题民调显示，社会上支持兴建高铁的人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8%；“不支持”建高铁的人反而下降近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占比超过50%的中产阶级，对高铁的支持率始终没变，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铁运动”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们懂得，高铁关乎香港的长远发展，没有理由为感性和冲动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鸣告诉记者，中产遇到问题时，一般倾向于靠自身能力和资源去解决，而非“上街”或在报纸上“激动”，因为他们的时间成本比较高，不会去做“无用功”。　　这也意味着，香港中产是最不易被“街头运动”和“报纸版面”所影响的群体，他们能理性建设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势，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　　其二，香港中产的“专业性和高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和“助推器”。　　香港中产以其专业性，成为这座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资源；同时其优裕的收入状况，也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雷鼎鸣告诉记者，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其GDP中48%来自资本投入；12%来自不含任何人力资本的纯体力投入；剩下40%则来自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最丰富人力资本的，当然是中产阶级。　　此外，中产优裕的收入状况，也使其成为助推消费的中坚力量，因为在发达经济体，消费一般要占到GDP的60%。　　香港2010年3月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收入最高的职业分布在“教育及公共行政机构”，时薪中位数为129港元；“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士及辅助专业人员(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为107港元，公司文员的时薪为54港元，收入最低的保安、清洁职业每小时则不到28港元。　　上述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香港中产阶级收入之优裕。　　三是，成功路径“可复制”，是中产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轨道。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轨迹，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样价值，对于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具正面意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在英读博期间，曾回港访问过接受综援(相当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女工。后来那位女工还特意带自己的小孩子再来，说“你要向这个哥哥学习，他以前也住公屋，现在都在英国读博士了”。　　这种情况，和草根出身的吕大乐小时被父亲带到“陆羽茶室”体会优裕阶层生活状态的做法非常相似。　　想过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正常心态，当一个社会能够为聪明、努力的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时，这种心态就会最大化，构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的氛围，进而推动社会步入良性，无疑，这将极大地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不被羡慕：香港中产处境尴尬　　尽管香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收入和价值观优势，但吊诡的是，当下在香港社会问及对中产阶级的态度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不被羡慕”，甚至有中低层收入者觉得“香港中产很可怜”。采访后，记者将原因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经济上，香港中产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阶层。　　雷鼎鸣告诉记者，在香港超过360万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人数约占37%，其他超过60%的人都无需交税，而37%的交税人口中，相当大部分为中产阶级。　　“付出多”之外，中产还从社会得到的回馈最少。　　香港约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综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价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请居屋(经济适用房)、夹心层可申请“夹屋”(类似于两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补贴，都需对申请者的收入进行限制，超过标限人士难以获得政府资助。　　也因此，香港中产的住房问题，多需靠自己在市场打拼解决。　　住房之外，中产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以及财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应关照。如在即将出台的医疗方案中，雷鼎鸣便预期，可能中产在交了不菲的强制医保费用后，却很难使用到香港的公共医疗资源。　　“不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港人苏先生告诉记者，在香港，富豪及地产商虽交税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会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受到关照；草根阶层则因收入较低，能够进入与民生有关的诸多社保扶助体系；只有中产阶级，处在“大把交税看不到回报”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产因缺乏媒体和政团代言人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如吕大乐所言，由于中产相对理性独立，“很难被讨好”，又因为为其争取利益并不占据“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团着意于为中产争取权益，致使中产在社会福利方面，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基于“吸引眼球”的天性，媒体对“过激”、“起义”有天生的亲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两份报纸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铁”报道连篇累牍，远远超过其在社会真实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左也叫，右也跳”，占据着不同报纸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数“半壁江山”的中产阶级，则或无声无息，或躲在日渐式微的副刊里，等着被激进派冷嘲热讽。　　也因之，吕大乐和雷鼎鸣都表示，香港媒体并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会状况，因为有很大一个人群并未发出相应的声音，雷鼎鸣说，如果只根据报纸来判断香港社会，那么“香港应该早已经崩溃了”。　　香港中产，就在这种不喜欢被代言，也不喜欢被报纸“激动”的状态下，成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社会政策往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们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轻视，处于“不被羡慕”的尴尬境地。　　建言：不要让中产“在沉默中爆发” 　　虽然沉默，但“大多数们”毕竟是有力量的。香港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中产出动。　　吕大乐告诉记者，虽然中产倾向于动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着眼于“经济”，但这个群体同时也是“非常在意长远发展和价值观”的群体。　　这意味着，一旦多数中产意识到，现有政策、价值观和发展路径已偏离了其认同的底线，到了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时候，也就到了中产爆发的“临界点”，而中产的爆发，以其人数之巨，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震荡。　　为免于此，分析人士告诫四点：　　一是建立政府与中产代表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倾听中产阶级心声，避免累积矛盾至积重难返；　　二是政府避免出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式政策，要在日常行政、立法及财政预算中统筹兼顾，财政收支方面要尽可能专业、理性，避免民粹化倾向；　　三是注意“拆弹”，及时化解关键环节的重点矛盾。雷鼎鸣表示，房地产政策与中产阶层息息相关，必须妥善处理相关政策，否则将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因为“一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便可能将许多人的房产变成“负资产”，从优裕的中产沦为“负翁”；　　四是关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诉求”。吕大乐告诉记者，在不损害基本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香港中产一般对签署CEPA、特区政府财政“派糖”等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是在“做加法”。但这些利益优惠，绝不能以换取中产既有的价值观为前提。　　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上亦如是，中产不希望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希望未来之路清晰可预见，因为这才与他们既有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
06月07日　535
黄琨：一个“新潮商”的现实与梦想

技术给他带来了效益，他从此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品牌让他看到了利润，他从此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19岁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在百万人口的陆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老板”的。“黄老板”就是黄琨。　　黄琨“成名”很早。　　　　与大多数海陆丰人家一样，黄琨兄弟姐妹众多，5兄弟3姐妹，黄琨排行最小。在他的记忆里，9岁之前几乎没有吃饱过。17岁起，黄琨开始独自出去闯荡江湖。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久，与很多怀着远大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满脸迷惘的黄琨站到了当时尚不繁华的深圳街头。　　 　　小商品到深圳卖。由于大量人口涌入深圳，日常用品需求大增，黄琨的货很好销，每天可以净赚三四十块。这种地摊买卖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加之没有边境证，黄琨经常被工商、公安抓住。但被放出来后，黄琨照做不误，生意于是越做越大。　　　　幸运之神正在考虑光顾这个倔强的男孩。　　　　这时，黄琨没有存钱的习惯，赚来的钱随手塞在床下的破麻袋里。　　　　这一年春节，黄琨发现床下三个破麻袋都被装满了，他第一次仔细清点麻袋里的钱。那都是10块、5块，甚至一块的零钞，黄琨点了整整一天，头昏脑涨，但很快他就兴奋起来了———那些钱加在一起竟有100多万！　　　　黄琨衣锦还乡，在陆丰老家盖起了一栋小洋楼。陆丰妇孺皆知这个叫做黄琨的后生。　　　　这年，他19岁。　　　　有了部分原始积累后，黄琨开始主动出击，先后到湛江、广西、海南、福建等地经商。　　　　1991年，陆丰大搞开发区建设。黄琨敏感地觉得机会来了，以每平方米不足200元的价格，一次性买下了几万平方米土地。3年后，这些地皮给黄琨带了了6000万回报。　　　　钱似乎太容易赚了，容易得让黄琨有点晕乎。因此，当大批陆丰人去惠州炒地皮的时候，黄琨毫不犹豫的也去了。但这一次，命运之神给黄琨开了个玩笑。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等原因，几年后，惠州地产泡沫破灭，黄琨与同伴的一亿资金打了水漂。　　　　此后，黄琨吸取了教训，转做稳当生意，但屡屡失败。　　　　1997年，曾经亿万身家的黄琨只剩下一辆不值钱的汽车，却没有钱加油。“那个时候，我躲起来不敢见人，因为几乎已是身无分文了。”黄琨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琨虔诚的“信命”了，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房子盖得不好”。1997年，黄琨借钱将家族10代祖坟修缮一新，后来又真的重新盖了房子。鲍鱼大王的品牌梦想　　　　仅仅又过了一年，黄琨咸鱼翻生，靠做贸易重新聚集了数千万财富。与很多从贸易起家、靠实业发展的海陆丰人一样，有了一定资本以后，黄琨想做实业了。　　　　恰好此时，位于陆丰金厢镇的一个国有鲍鱼养殖厂因严重亏损正在找买家。那是全广东效益最差、质量最差的鲍鱼养殖厂。黄琨详细考察后果断出资1300万买了下来。　　　　养殖鲍鱼技术最为关键，黄琨请了中山大学和青岛海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做顾问，并与中山大学合作建立了鲍鱼养殖研究中心。　　　　鲍鱼对养殖池里的海水品质要求极高。要能抽到优质的海水，必须在深海安置抽水设备。黄琨请了很多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在海边观看海岸泥沙随着潮水涨落的规律，最终确定了最佳施工时间和地点。　　　　鲍鱼厂距离陆丰市内不足15公里，收购后，连续两年黄琨每天早去晚归，车子累计行驶6万多公里。虽然黄琨全泡在了鲍鱼厂，但养殖还是出了问题，损失惨重。　　　　顾问告诉黄琨，问题在于他自己不懂技术，外行难以管理内行。黄琨开始下决心学习鲍鱼养殖技术。他走遍了福建所有鲍鱼养殖厂，回来后结合自己厂子的养殖实践，逐步掌握了全套鲍鱼养殖技术。　　　　黄琨一次在给家里的金鱼换过水后，发现比没换水前活跃了很多。他猛然醒悟，回到养殖厂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鲍鱼换水、给养殖池消毒。鲍鱼果真好养了很多。后来，黄琨又总结出了“倒池”、“饥饿疗法”等实用技术。这样养殖出来的鲍鱼外观色泽好看、品质优良、幼苗活性很好。　　　　此后，国家海洋渔业局、广东省科技厅、水产厅等机构在黄琨的鲍鱼养殖厂开了个现场会，得出的结论是，该养殖厂是目前已知的国内最大的鲍鱼养殖基地。2002年，该养殖厂被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命名为全省鲍鱼种苗基地。　　　　黄琨1999年接手该鲍鱼厂，2000年卖出1000多万只鲍鱼苗，赚2000多万；2001年赚了3000多万；2002年赚了5000多万。　　　　就在黄琨的财富呈几何级递增的时候，危机又一次逼近。2003年，因为海水水质和台风灾害，黄琨的鲍鱼厂损失巨大，所幸保住了本钱。黄琨本来打算在2003年上的鲍鱼深加工项目———生产鲍鱼精华素、鲍鱼养生液等产品，该计划随之被搁置至今。　　　　很久以前，黄琨就有个梦想———做一个知名品牌，甚至做成一家百年企业，投资创建帝王酒业公司是他实施品牌计划的第一步。　　　　在安徽萧县地处国家级自然森林公园皇藏峪，有一大片连绵130多公里，总面积达100多万亩的葡萄种植园。1953年，出访法国、生性浪漫的周恩来引进了法国名贵的酿酒葡萄品种，在萧县皇藏峪大面积栽培，并由国家投资，组建了建国后第一个葡萄酒厂。　　　　2003年，黄琨投资控股了该酒厂其中一个酿酒企业和23万亩葡萄园，在深圳设立了酒业公司，开发生产皇藏干红系列红酒。他的目标是在三五年内成为中国红酒品牌前三名。　　　　如今，37岁的黄琨经常乘坐那辆价值百万的新款奔驰，奔驰在珠三角，忙于他的红酒产业布局。司机驾车的时候，黄琨喜欢坐在后座，脱掉鞋子、随意斜靠在一边，慵懒而又自得。这时候，频繁的电话总是少不了的，即使是在凌晨两三点。　　　　几年前，黄琨举家迁至深圳。他坦言，主要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作为新一代潮商，黄琨自己的文化水平并不很高，但他显然深刻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希望子女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念好了书饿不住”。 <P class=MsoNormal style="TEXT-INDENT: 30px; LINE-HE
06月06日　337
东长集团董事长吴育能：“新潮商”的诚信创业路

东莞——我国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还是南中国财富神话的诞生地之一，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财富榜的“隐形冠军”。     东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育能就是其中的一位。身为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副会长、广东省石油行业协会副会长、东莞市能源行业协会理事的吴育能，外表儒雅、谦和，热情开朗，极具亲和力。与远走海外、创业成就的旧潮商相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广东涌现出了一批颇具本土特色的新潮商。作为潮商新生代代表，吴育能的成长经历，有着独特的个性，他是从草根阶层成长起来的商人，即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年仅34岁的他，如何能成就今天如此辉煌的事业？其中确有一段颇为传奇的创业故事。　　起点只有50元     1989年，年仅十几岁的吴育能带着自己积攒的50元零花钱，惜别父母，离开老家广东普宁，独自跑到了深圳。初来深圳的几年中，他一直是在工厂打工，做过眼镜厂的打磨工、服装厂的烫衣工，因为收入低，仅够维持温饱，始终没有积蓄，更谈不上去投资创业、实现理想。     几年的打工生涯，让吴育能对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他意识到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就必须经商致富。于是吴育能决定不再打工，开始独自创业。     1993年，吴育能向父亲的朋友借了几千元钱，开始做水果生意。当时他经常往返于福建、海南等地，此时，初涉商海的吴育能，初显了他过人的商业才华和潮汕人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意志品质，在较短时间里很快积累起一定的财富。     尽管已经有了钱，但吴育能并没有和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一样满足现状，他想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家乡许多人都在珠三角一带经营燃料油生意，于是他敏锐的意识到：这将是他事业的一次重大转机，必须毫不迟疑，好好把握。         移师东莞二次创业     1994年，吴育能毅然来到了东莞。通过由同乡投入资金、他负责业务的合作形式，先在东莞塘厦镇，租下了几间民房，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     吴育能之所以选择东莞，是因为东莞当时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市场前景很好，而且竞争还没有深圳等地那样激烈。创业初期，吴育能跑业务，每天脚都走得起了泡，夏天晚上回来时，衣服上都积了一层盐渍。其中的艰辛，吴育能现在谈起时依然感慨万分。     很快，吴育能的企业就打开了市场，在东莞的燃油生意越做越红火。但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油罐车，有时就不能保证及时供货，在客户中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于是在吴育能的一再坚持下，1998年公司购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油罐车。     然而，这竟成了他与合作伙伴产生分歧的导火索。随后，在继续加大投入发展事业的过程中，双方连续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合作关系逐渐无法延续。     之后，吴育能的眼光瞄上了实业。1999年7月，他与哥哥合作共投资400万元，在东莞黄江开设了一家毛衣加工厂。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客户经常欠款等原因，工厂经营每况愈下，最多的一次被客户欠款跑款高达40多万元。     一年多之后，在万般无奈下，吴育能和哥哥只好把毛衣厂贱卖。投资400多万元的毛衣厂，最后只收回18万余元。这次投资失败的教训，让吴育能深刻体会到：做事业一定要专一、执着，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2000年下半年，吴育能决定东山再起，重操旧业，从事燃料油经营业务。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小轿车，买了一台油罐车，请了两名司机，还招聘了几个业务员。     2002年8月，他正式注册了东莞东宝能源有限公司。因为诚信经营，吴育能很快赢得了客户和供应商的信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额外的帮助——一次由于资金周转的需要，他急需20万元钱，他的一位朋友得知后，把自己的银行帐号告诉他，让他自由使用其中的全部190多万元钱；还有一位供应商为他提供的赊销油品，金额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诚信，让吴育能受益匪浅。     经历过失败的吴育能，此时的事业驶入了快车道。2007年，他买下了一座油库；2008年又买了16亩地用于兴建办公大楼。现在吴育能的东长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80多人，30多台油罐车，2008年销售额达8亿元人民币，预计2009年销售额将达10亿元人民币，旗下拥有：东莞市东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宝能源有限公司、佛岗县超宝油气供应有限公司、东莞市东燃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其中东莞东宝能源有限公司是目前东莞最大的燃料油终端配送企业。     吴育能介绍说，东宝能源始终本着“诚信、卓越”的服务理念、完善营销、售后服务和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塑造“东宝第一”的品牌形象，“在未来力争做到珠三角地区最好、最知名的品牌服务公司、服务于珠三角地区的广大客户、让东宝之花在南中国大地上盛开。”他表示，东长集团有限公司将来还会涉足煤炭等能源领域。　　“做事先做人”     在吴育能看来，事业的成功不仅需要专一、执着、顽强的意志力，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尽管他的创业历程曾经坎坷，但他都以良好的心态，坦然面对。     “做事先做人”，一直是吴育能的处事风格和原则，东长集团有限公司有一个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团队，吴育能非常重视团队的建设、员工的培养。公司员工的待遇在同行中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员工的流动性很低，从而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吴育能还求学于中山大学。     功成名就的吴育能董事长，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在2008年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时，他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得到东莞当地民政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吴育能说，在无私的奉献中，他能享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尽力去满足社会的需要。”  
06月06日　237
茂业系掌门黄茂如财富路径

地产往事这位发家于房地产行业，并成功打造出“商业+地产”模式的深圳百货大亨，向来低调神秘，连登富豪榜并一度挤进前十，被业界称为“隐形富豪”。 2004年，黄茂如首次登上富豪榜，其后一直极其神秘。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黄茂如、张静夫妇以145亿的财产排名第46位。而在2009胡润零售富豪榜上，黄茂如、张静夫妇则位于黄光裕之后排名第三。黄茂如的发家史并不为人所知，但黄氏兄弟，包括大中华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黄世再，国都集团董事长黄茂展，信和地产掌门人黄振华等，均自立门户经营房地产项目，且每个人都在商界打出了自己的名堂。黄茂如1992年起涉足房地产，是深圳最早参与城市运营的地产商，于深圳布吉开发了“茂业城”。1995年，黄茂如创建茂业集团，主营业务为地产和商业，并先后开发了都市花园、中兆花园、世纪豪庭、香蜜湖豪庭等地产项目，其2003年开发的世界金融中心更是成为了深圳的地标性建筑。黄茂如获得的成功，被认为是源于茂业集团特别的“地产+商业”模式。1996年，茂业商厦成立，黄茂如开始涉足百货零售业。1997年，其首家百货店茂业深圳东门店正式开业，黄茂如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多次表示，茂业的地产是根据商业需求来搞开发的。随着黄茂如在零售业的大获成功，茂业集团扩张至华南、西南和华东的不同城市，其销售业绩也一翻再翻。作为茂业集团的幕后功臣，黄茂如秉承一贯的低调态度。也许很多人都听过“买一百送一百”的销售策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黄茂如挺进零售业时想出的营销方法，并创造了当时“66小时不打烊”的纪录。在步入2000年后，有不少跨国零售巨头纷纷进驻中国，万科为了避免竞争，选择了将万佳超市转手卖给华润，一心专注住宅项目。而黄茂如的“商业+地产”策略正是在此时发挥作用，茂业集团的扩张一路高歌。打造茂业系早在2003年，便传出茂业集团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并积极准备在深港两地上市。然而茂业上市之路并不顺利，黄茂如转而选择了买壳和参与国企改制。 2005年，茂业集团开始高价收购成商集团的股权。成商集团在四川的零售门店均有突出的区域优势，其土储也达到300多亩，黄茂如正是利用成商集团，成功将“商业+地产”的模式复制到西部的商业重地。但成商集团长期亏损让黄茂如有了更多的打算。在重组成商的同时，茂业集团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同步展开，拆分商业地产和百货资产两大主业。经过一系列重组，“茂业系”的百货业资产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股权结构。 2008年，茂业集团打包所有百货业资产赴港IPO。尽管经过了押后上市的风波，但在5月5日，茂业国际终于成功在港挂牌，集资25亿港元。有不少证券界人士对黄茂如此番打包资产上市的运作表示称赞：“如果茂业集团通过对成商集团注入资产实现整体上市的话，最多是ST成商股价上涨带来增值。但是通过香港整体打包IPO，既实现整体上市，ST成商的资产也能实现二次融资，由此可见，黄茂如相当有资本运作手段。” 两驾马车并驾齐驱，黄茂如的资产迅速膨胀，并同时挤进四大富豪榜。此后，黄茂如加快了复制的步伐。2008年10月16日至11月3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连续收购深国商、渤海物流、商业城三家商业类上市公司，黄茂如一时被称为“并购狂人”。和成商集团一样，上述几家企业都有较好的商业地产资源。然而业界和投资者对黄茂如的疯狂并购提出了质疑，茂业国际的股价不断走低。 2009年，黄茂如在掌舵成商集团近4年后，突然辞去了其在成商的董事长一职，有业界人士猜测，很可能和此前茂业系的大肆举牌有密切的关系。但无论如何，黄茂如的入主堪称使成商集团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成商集团也跻身成为西南地区百货零售行业的领头羊之一。  
06月06日　178
“狂人”李书福为什么能成功

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的故事如同一个现实版的童话：小矮人凭着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最终成功将美丽的公主迎娶进家门。李书福这个相貌平凡的男人以其惊人出手证明：在产业竞争格局中，毅力有时候比实力更重要。　　“我们让吉利车走遍世界各国，而不是让世界各国的车走遍中国。” 早在2007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李书福这个矮小又执着的男人就向世人宣布了他的雄心。潜行三年之后，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成功就成为李当年豪语的最好注脚。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牌的缔造者，李书福以及吉利汽车一向是业界的关注焦点，他的种种豪言或惊世骇俗之言论，委实经常刺激着媒体的神经。在一向低调、中庸的中国企业家中，李书福是个另类，他的张狂他的偏执，经常招致外界的批评与诟病。而正是这种他对产业追求的张狂与偏执，在某种层面上又深刻地反映出他希冀发展中国汽车产业，振兴中国自主品牌的救赎情结。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在任何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中，是一句至理名言。而中国，在许多几乎被西方先进技术、品牌、资本所垄断的行业中，国产品牌生存空间逼仄艰险。中国优秀企业家只有凭着浓重的救赎情结，不畏艰难地不断抗争、奋斗，一点点地杀出自己的地盘，柳传敏、任正非、张瑞敏等人莫不如此。　　与许多个人式创业英雄一样，李书福一早就怀着远大的创业冲动，希望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值得标榜的成就。　　1984年，年仅21岁的李书福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作坊式的小厂，替一些大冰箱厂加工小配件。到了1986年，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李书福逐渐向下游产业渗透，成立了北极花电冰箱厂，开始制造成品冰箱。当时由于刚经过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冰箱市场正呈饥渴状态。北极花冰箱在很多市场纷纷脱销，品牌逐渐得以建立，李书福也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而接下来摩托车项目的成功更是让他如虎添翼，资本实力增大的同时，他的梦想也在随之膨胀——李书福将目光瞄准了汽车领域，他不仅要造车，而且要造“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　　与宗庆后打破“世界二乐”垄断中国饮料行业、张瑞敏第一次让中国品牌真正走向世界一样，在李书福心中同样蕴藏着一种救赎中国产业的情结，他所憧憬的就是在外资品牌、合资品牌完全垄断的汽车领域中，插上中国自主品牌的旗帜。　　中国企业家的救赎情结由来已久，这种情结的背后则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是一种超越企业利益、超越个人成就、超越产业局限的个人壮志，我们在柳传志等一批中国优秀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星火闪亮的救赎情结，而正是在这种救赎情结的激发下，中国的自主品牌的家电、IT产品、电脑、汽车才有今日之发展规模，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国际品牌，成为行业的翘楚。　　李书福在1997年正式进入汽车领域后，尽管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更没有合资企业在金融和财税方面享受到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还得顶着同行的“奚落”、“嘲笑”甚至“打压”，但李书福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而是以勇敢的挑战者姿态执着前行。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李书福把“吉利豪情”的市场价定在4.79万元，成为当时中国最便宜的"电喷车，“救赎者”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从创立至始，李书福以一种救赎式的情结推动吉利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不仅成功挑战了外资品牌与合资品牌一统中国汽车市场的局面，而且用实力证明了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同样可以获得出色的发展业绩。　　在外资品牌、合资品牌纵横中国汽车市场的当下，横亘在吉利面前的不仅仅是强大对手的重重包围，还有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认可程度、以及对汽车核心技术的把握。从而某种程度上来讲，吉利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汽车工业从挑战到突破的缩影，而吉利的梦想就是中国汽车工业朝着自主方向发展的梦想。　　吉利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来自是中国整体汽车需求量的爆炸性增长，但更主要的是取决李书福独特的市场战略：先把低端市场做好，然后再进入中级轿车市场;在做好做大国内市场以后，再进入国际市场，迅速积累自己的研发能力和投入，不断形成核心竞争力，最终将实现三分之二的出口，让吉利轿车走遍全世界。　　李书福的成功，是一个偏执救赎者的成功，也是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松下幸之助造出第一个开关时，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买他的开关;福特造出黑色T型车时，没有人认为已经有了马车、这世界还需要“汽车”这种东西;在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上路之前，没有人认为中国私营企业可以造出能上路跑的轿车。这些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的创业者虽然做了不一样的事情，但其成功的核心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而这也正是中国企业家们救赎情结的最完美体现。　　“吉沃”联姻是否会生出一个好的结果?这是许多人所期待或困惑的结果。但或许结果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企业成长的路途中，裹足不行、固步自封之害甚于猛虎，它阻碍了行业纵深发展的可能性，它抑制了企业应有的不断向前的创新精神与探索精神，偏执救赎者或许会犯错，但他们的独立之精神、探索之勇气无疑给无数中国企业带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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