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文章_国际潮青

所有文章

英国超8成年轻人买房靠父母创历史新高

           图为英国伯明翰，一家房地产机构外的交易显示牌。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大部分银行不断提高放贷的首付比例，很多首次购房者不得不暂时放弃买房的打算。据英国抵押贷款协会上个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由33岁迅速上升到37岁，而进入市场的首次购房者人数却直线下降，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初的34900人跌至今年6月份的19400人，几乎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英国房地产市场正因首次购房者人数不足而面临威胁。据英国权威房地产网站Rightmove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英国购房者中仅有20%是初次买房，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低，而一个稳定的房地产市场要求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应达到40%，如果进入楼市的首次购房者数量不足，将会影响到整个房产市场的产业链。在金融危机之前，英国的银行向购房者提供的按揭贷款有300多种，购房者可以获得全额贷款，甚至是房价125%的贷款金额。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宽松的贷款政策一时加剧了房地产热潮，引发了信贷危机。如今,为了避免危机再次发生，英国各大银行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按揭的数量，降低放贷风险。如今，英国大部分银行都要求购房者支付相当于房价1/4的首付款作为按揭贷款的条件，而在金融危机之前，购房者只需支付房价的10%作为首付便可获得银行按揭。 35岁的克拉贾是伦敦的一名股票经纪人，他和妻子已经结婚两年，现在仍住在父亲的一套公寓里。虽然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他们可能早已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现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英国年轻人一样，他们无力达到银行提出的首付门槛，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还款利率来说，首付25%和首付5%之间的差别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付首付，我们就被天价挤出了市场。”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比恩最近指出，为了限制按揭信贷，银行或许有必要采取“直接管控”，在提供按揭贷款之前，购房者应该首先支付一笔数量相当的首付。这是英国银行高层首次公开表示要实行新规定来直接管控银行信贷。但银行的信贷控制措施也遭到了一些抵押贷款机构专家的质疑。伦敦乡村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理财师大卫霍林沃思指出，目前银行按揭贷款市场发展缓慢，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增加房贷而非限制它，否则会有大量的首次购房者无法支付买房首付，而他们对英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据英国抵押贷款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第四季度里，30岁以下的首次购房者中有84%的年轻人是靠父母资助才凑足了买房首付，创下历史新高，而在2005年的同一时期，这一比例只占38%。英国抵押贷款协会总监迈克尔科甘指出，依靠父母支付首付买房会巩固一种局面，“那就是有房的人会继续有房，而无房的人会被排挤出市场。长此以往，这可能会导致大多数人更加愿意租房，而不是买房。”迈克尔认为，由于英国房地产市场高度依赖首次购房者，因此新一届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是要准备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置业帮助，还是让购房者自己解决买房难题。
09月16日　139
伪幸福中国式中产的困惑

    在通胀经济中，通常损失最大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利益。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将直接促进中产阶层的信心与活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近日举行“十二五”财税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1)发布会，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直言，个人所得税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十五年来只见声不见行动的情况恐怕仍要继续。同时，个税改革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刘佐举例，个人所得税去年只收了3900亿，虽然每年都有增长，但占全部财政税收的比重也就6%、7%左右，“无论是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起的作用都不是太大”。　　其实，个税改革不论是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实行综合负担的税制改革，对个人来说影响都很大，至少比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大得多。但税收部门就是宁可给个人带来大大的影响，也不愿意给自己和政府带来小小的影响。　　尤其在今天这个谁也无法否认的“通胀经济”时代，从减免个税入手，是对中产阶层的重要安抚和实际促进，以此帮助他们建立起买房、生育的信心，对短期经济的刺激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促进，比税收比重6%、7%的个税那点蝇头小利，不知多了多少倍！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和意识形态，通货膨胀的本质，都是对民众普遍加税。富裕阶层因为拥有比较多的资产，因此可以部分规避通胀造成的损失，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这个阶层来说影响较小。更要紧的是，富人阶层通常也是社会中最大的债务人阶层，因此多数富人有可能从通胀经济中受益。　　中产阶层是通货膨胀中可能受损最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的工资随通胀而略有增加，但有可能他们的税收增加得更厉害。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始于1981年，当时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2005年，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而当时我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1600元起征点已经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现在起征点为2000元，但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36元，平均每月2728元，也是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而且，个税是梯级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收比例也越高。　　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不大。但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最保守的一个阶层，在资产配比中，他们的现金或储蓄持有比例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有可能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债权人，从而在通胀经济中利益受损。　　而对于穷人阶层来说，吃穿方面的生活必需品涨价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房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对他们影响不如中产阶层大，因为涨价买不起，不涨价也往往买不起。但适度通胀有可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甚至上升空间。　　因此，在通胀经济中，通常损失最大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利益。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将直接促进中产阶层的信心与活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09月16日　54
各国中产阶级对比：住什么房（组图）

　   近日，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２０１０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人数为８．１７亿。报告中，有一个专门描述“亚洲中产阶级崛起”的章节，其中对中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２－２０美元的人群。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中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据称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在维基百科给出的词条释疑中，“中产”等同于“小资产阶级”。　　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图片来对比下各国中产阶级的差别：中国中产的住房中国中产的住房英国中产的住房雪景中的美国中产住房圣诞节时美国人装饰自己的房子美国中产的住房和私家车美国中产的住房美国中产的住房荷兰中产的住房
09月16日　851
80后PE猎手：“富二代”还是“马甲”？

9倍、10倍、25倍…… Pre-IPO的暴富神话不断上演，但这次主演不是私募、创投，而是一位80后的神秘资本猎手。一位名叫吴绅的80后在Pre-IPO市场如鱼得水连狙3股。吴绅先后出现在2010年6月28日过会的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胜风能”）和2010年8月27日过会的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实业”）中。其中，吴绅持有雅化实业3889503股，占其上市前总股本的3.24%，列居第七大股东。而在泰胜风能中，吴绅持有其1458671股，占其上市前总股本的1.621%，位列股东十五位。而在即将于2010年9月17日二次上会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能”）中；吴绅再次闪现，位列第七大股东，持有3832720股，占超日太阳能上市前总股本的1.94%。闪电入股三企业如按时间顺序排列，吴绅最早潜伏的Pre-IPO对象为新能源概念股超日太阳能。 2007年6月，超日太阳能前身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有限”）注册资本由2500万元增至2857万元，新增的357万元出资额由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建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南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自然人吴绅以9000万元认购，增资价格为25.21元/份出资额。其中吴绅是增资中唯一的自然人，当时出资1500万元，占增资后出资额比例的2.08%。 2007年8月12日，超日有限整体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吴绅持2395450股；若以吴绅出资额1500万元分摊每股，其持股成本为6.26元/股。 2009年7月15日，超日太阳能首次上会创业板折戟。2009年8月和11月其通过两次增资，将于2010年9月17日再次冲关，此次由创业板改道中小板。此时，吴绅持有超日太阳能3832720股，若二次闯关成功并上市交易，以2009年其每股收益摊薄后0.892元和中小板40倍发行市盈率计算，吴绅1500万元的出资成本，将实现13676万元的财富，盈余高达9倍之余。 2008年1月，吴绅再次悄然入股泰胜风能。彼时泰胜风能改制前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增至6000万元，其中吴绅以500万元认购100万元出资额，增资价格为5元/份出资额。泰胜风能上市前总股本9000万股，吴绅持有1458671股，占其总股本的1.621%。 2010年6月28日，泰胜风能顺利过会，以2009年泰胜风能每股收益摊薄后0.6975元和创业板50倍的发行市盈率计算，吴绅所持股份的账面价值在5087万元之上，这相对于其500万元的出资额，暴赚10倍之巨。 2008年12月22日，雅化实业前身雅化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以“解决雅化有限部分股东因无法足额及时支付受让委托持股股权的转让款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为由，以3元/份出资额的价格转让吴绅、蒋薇茜、何良新3位外来人士。其中，吴绅受让176.00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比例的3.24%，转让金额为528万元。截至上市前，雅化实业总股本1.2股，而吴绅持3889503万股，占比3.24%。雅化实业在市场诸多质疑声中于2010年8月27日过关。若以2009年雅化实业每股收益摊薄后0.855元和中小板40倍的发行市盈率计算，雅化实业上市后，吴绅持有其的账面价值高达13302万元，这相对2008年底吴绅528万元的受让价格，惊人的高达25倍收益。 80后吴绅其人根据公开信息披露，吴绅，出生于1980年，浙江省台州温岭人氏。公开住所为2处：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及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9弄15号。1998-2002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2002年至今，工作于中芝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即为上海交通大学之地址，而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9弄15号为虹桥万博花园，为普通商品房。让人疑惑的是，作为软件工程师的吴绅何来如此巨资Pre-IPO投资？根据记者计算，吴绅分别投资于超日太阳能、泰胜风能、雅化实业1500万元、500万元、528万元。其中，只有雅化股份招股书中对其资金来源进行了解释，“吴绅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工资收入14万元，股票投资收益264万元，亲友借款250万元。” 然而，从时间看，吴绅Pre-IPO雅化实业的时间为2008年12月，而入股超日太阳能、泰胜风能时间为2007年6日、2008年1月。那么，一位年薪仅14万元的软件工程师，其超日太阳的1500万元和泰胜风能500万元到底来源何处？相关招股书也未作相关披露。 “2008年12月，二级市场走势在1664点低谷附近，而吴绅在雅化实业528万元出资中，来自股票投资收益264万元，那么其投资股票钱或高达上千万；而其身份有两种可能，其一为富二代；其二是替人Pre-IPO的‘马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人士对记者称。    
09月16日　68
中产陷入焦虑在现实和理想夹缝中左冲右突(图)

    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薪到升职，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从子女教育到社会地位，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面对现实压力带来的焦虑，有的“中产”顺水推舟选择离开，有的直面困难仍在奋斗     焦虑，究竟源自何处？　　困扰“中产”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水准？有人说，至少应该有车有房，生活从容，有一定闲暇。“我原本也向往这种生活，以为自己也有希望达到这一标准，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马成说。　　4年前，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马成感觉自己很幸运：“每月收入6000多元，还能解决北京户口，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小马说，由于没什么负担，生活过得很惬意，几年下来银行存款也达到20多万元，貌似“中产”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况。由于年近30岁，家里经常催他结婚。“结婚要有房子啊。”小马说，一跟高房价正面交锋，看似不少的银行存款立马显得微不足道，连首付都不够。最后，还是在父母全力资助下，小马才在五环边买下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两居室。　　打这儿起，小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压力。5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一再压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以前的洒脱与豪迈都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小马经常很焦虑。自己这点收入，哪年才能还清房贷？以后生了孩子，能负担得起吗？万一父母要用钱，怎么帮助他们？种种未知数，让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年轻人变得忧心忡忡。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马一样的所谓“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焦虑，源于个人因素还是社会原因？　　有人说，相比改革开放前，现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还不知足呢？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中产”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中产”认同。在北京一家行业协会工作的高先生说，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这些顾虑，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难道是过高要求导致的吗？” 　　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逃离，自己更快乐吗？　　●面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压，“中产”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逃离北上广”，最近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些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前人们一窝蜂涌向大城市的现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小成是广州某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的职员，在大都市已工作了5年的她，回陕西老家发展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单位，我们属于企业编制，收入虽然也能达到六七千元，但因为不能享受事业编制职工的福利，到现在也买不起房子。”小成说。　　其实，家里早已为小成联系好了工作，只要回去，就能进入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但是，由于心存干大事业的梦想，以前总是下不了决心。今年，小成找了一位同乡的男朋友，才决定一起回老家去，“下这个决心不容易，但还是务实些吧。家乡生活成本低，节奏慢，日子可以过得幸福点。”小成说。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像小成一样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重压之下，部分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退，“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在大城市生活甚至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逃离，成为一些人的新想法。中产阶层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有人逃到“乡下”，有人逃到“国外”。　　今年6月，在北京国贸举行的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移民项目热闹非凡：“50万美金=美国房产+全家绿卡”，“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国外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各大投资移民中介机构声势很盛。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记者的亲朋好友中，想通过留学、工作等途径申请移民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能力移民的人并不多。　　逃离之后，真能生活得更好吗？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能否找到自己的幸福？　　曾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过的小金去年回到了老家安徽，在当地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任职。说到现在的生活，小金感觉还是有点别扭。“有时候会有失落感，生活节奏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现在每天就是过日子。”小金说，上海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在上海，每天都在挣扎；而现在，这才叫生活。” 　　尽管备受关注，但据记者了解，“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　　“道理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丰富的资讯信息。”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卫锋说，他在北京工作8年了，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状态。再者，二、三线城市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且薪水相对较低，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无法被忽略。转移到那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难说！　　创业，能否再上层楼？　　谁都知道给人打工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　　面对重压，有些中产者并没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更主动也更冒险的选择——创业。今年5月，由智联招聘等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显示，有49%的中国白领表示正在计划自主创业，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在有创业计划的中国白领中，61%期望能够在2年内当上老板，26%表示会在3至5年内创业。　　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中产阶层在获得新信息、接受新理念等方面更具优势，这无疑会为他们创业成功增加砝码。　　当然，创业也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网上有人发帖说：谁都知道给人打工的罪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地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此帖一出，立即引起热议。　　对创业者来说，首先要跨过资金这道坎。一旦资金紧张，决策就会畏首畏尾，很多想法难以实施或者不敢实施，好机会也擦肩而过。面对资金门槛，很多有创业念头的中产停下了步伐，而已经创业的白领也随时会面临因周转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　　王辉是南京大学博士生，也是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去年创办公司，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均为南京大学在校博士生与硕士生。　　说到公司的未来，王辉虽踌躇满志，但也清楚资金不足是公司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现在技术没问题，就是因为缺资金，生产能力上不去。目前我做的还是公斤级订单，有过吨级订单的机会，但是很无奈，我没那么大的生产能力，眼睁睁地送给别人做了。”王辉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各级政府和学校能对他这样的创业群体提供专项资助，或是有正规的融资机构给他提供贷款，总之让他能“借”到创业资金。　　除了资金困难，白领创业的实战经验也比较欠缺。有些人在创业时并未考虑清楚自己的优势、擅长的领域，为了规避资金劣势，或者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光凭想象、冲动做事，结果一败涂地。　　在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王东对创业既爱又怕：“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收入不够用。”王东说，为改变这一窘状，去年他尝试着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由于平时还要忙单位的工作，再说自己也不懂经营，所以他只做了投资人。但王东挑选的经理并不胜任这一工作，半年之后，王东的餐馆因为顾客过少、管理不善而关门大吉。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不少创业企业反映，当前企业纳税和缴费压力较大，成本不断攀升；一些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创业壁垒仍然存在，劳动者创业领域受到限制；一些地方行政监管不规范、不透明，多头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仍有发生，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负担较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基础，如何才可打牢？　　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路还有多远？　　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让他们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具备阶层晋升的精力与能力。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须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 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此外，还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直接减税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收入。”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先生说。他已工作4年以上，6000多元的月薪听起来还不错，但房贷、孩子教育、赡养老人，处处都得花钱，如果不是省吃俭用，一不小心就能成为月光族。“收入就这么点，每年还要交纳近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心里能舒坦吗？”王先生说。　　对于有专家认为“无论在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调整个人所得税能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太大”的观点，王先生并不认同：“我们的每一毛钱都是辛辛苦苦赚的，每一笔钱都有它的用处，怎么能说作用不大呢？”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这一环节不可忽视。杨宜勇认为，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清理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为他们减负。事实上，很多中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以北京为例，月薪5000元—20000元的人群不少。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同样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了。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壮大中产阶层，还要培养好后备军。近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流入“蚁族”。必须创造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通过公正的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疏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再者，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与劳动相对等的报酬，让“蚁族”也拥有放飞理想的机会和条件。　　被“锁定”的中产预期　　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协调发展　　在就有关话题采访中产阶层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中产阶层虽然会为成了“房奴”、“车奴”、“孩奴”等而倍感压力，但更令他们焦虑的，是对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困境、改变现状感到无助。　　接受笔者采访的广州一家企业职工小成说，在她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中产”不可及，向下流动成为社会底层倒是“大有希望”。　　这种预期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流动呈现不畅通的特征。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这一困惑并非“中产”独有，也是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感受。　　近日，《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等一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而表示不愿生育下一代的帖子，出现在国内各大网络论坛。“穷人家孩子起点就低、所受的教育比他人落后”等等，种种理由使部分收入不高的年轻人认为“穷人命运”很难改变，转而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想法，并引起不少共鸣。　　为什么“向上”流动这么难？这里面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流动的不正常，首先在于很多人收入少、负担重，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截至目前，讨论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等难题依然待解，这无异于抽掉了让社会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如果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还有再教育、创业等阶层“晋升”的机会和能力？　　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单位性质、城乡二元体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正在式微。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性因素，正成为影响地位改变的主要因素，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也在逐渐增强。　　但是，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户籍制度、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当民众失去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时，被“锁定”也就难以避免了。“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等，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例证。　　一个社会的流动渠道越通畅，社会结构才能越公正、越开放、越合理。今后，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
09月16日　156
中青宝、黑牛上榜《福布斯-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50强

◇上市家族企业整体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 ◇深圳成为家族企业最集中与活跃的城市 ◇职业经理人积极介入家族企业经营管理 ◇夫妻与兄弟关系成为家族企业为数最多的家族关系 ◇海普瑞、新和成、万邦达夺得“最佳上市家族企业”前三甲 2010年9月14日，上海--全球知名商业媒体《福布斯》中文版今天首次推出“中国家族企业调查”。《福布斯》中文版对中国家族企业进行了全面、独立的调查，并以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家族性”为原则，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界别定义。调查范围包括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深入研究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股权结构、股东与高管人员间的家族关系、以及企业传承的相关情况等各方面信息，并依靠《福布斯》中文版丰富的读者群，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数百家民营非上市家族企业相关信息。根据《福布斯》中文版的定义与统计，截止2010年6月底，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一共有305家为家族企业，占民营上市企业总数的36.2%。其中有17家上市家族企业为沪深300指数企业。上市家族企业的总市值为14,657亿元，约占沪深上市企业总市值的7%。2009年它们的平均利润为1.69亿元，较之民营上市企业的整体平均利润高出14.2%。调查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整体表现优于其它上市企业。从成长性角度来看，上市家族企业最近3年(2007-2009)加权销售增长率达到17.24%，而上市国有企业同期销售增长率仅为7.04%，上市民营企业整体也仅为8.64%。从赢利能力角度看，上市家族企业也表现突出，3年加权平均净利润率达到12.53%，而上市国企只有2.85%，而上市民营企业中的非家族企业也只有5.69%。这一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整体优于其它上市非家族企业。这和国外相关研究与报道中，对欧洲上市家族企业与美国的上市家族企业进行经营比较的情况相一致。可见家族企业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还是具有悠久商业历史的西方国家，都是有效而成功的企业模式之一。我们还发现中国证券市场2004年开设的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开设的创业板，开启了中国优秀家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浪潮。2005年~2010年间一共有188个家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最近3年IPO的家族企业则呈逐年递增趋势。可见中小板与创业板较低的上市门槛，无疑成为众多品质优秀的民营家族企业进行融资再发展的最佳选择。但是另一方面福布斯中文网(forbeschina。com)在线问卷却显示，家族企业对股权融资方式，依然抱有失去控股权的疑虑与谨慎。我们同时发现，从上市家族企业所在地区来看，华东地区(有153家，占50%)和华南地区(有74家，占24%)的上市家族企业数量最多；以省/直辖市为单位，广东(69家)、浙江(60家)、江苏(32家)的上市家族企业数量位列前三甲。有意思的是，从单个城市看，深圳市的上市家族企业数为31家，远多于“北上广”这中国三大经济核心城市(上海18家、北京10家、广州7家)。作为拥有中小企业板与创业板的深交所所在地，深圳毫无疑问成为中国现代家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最佳窗口。从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分布来看，目前超过60%的第一代企业家出生在40年代与50年代，其年龄在50岁-70岁之间，接下来在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比例占24%，更年轻的企业家则不到20%。与其第一代的年龄分布相对应的是，47%的家族第二代出生于70年代，只有不足30%的人出生于60年代，而近年来被议论较多的“80后”仅占了不到20%的比例，可见“70后”其实才是当今第二代企业家的主力。我们以公告中披露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核心，在公司的前10大股东、前10大流通股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以公开信息为准一一梳理、归纳是否存在和存在何种家族关系。最终我们确认了305家沪深上市家族企业的285位“家族核心人”，并以他们为核心整理出超过900位“家族关系人”，并将沪深上市家族企业中主要存在的家族关系归纳如夫妻关系、父子/母子关系、父女/母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等10种家族关系。我们从中发现，有夫妻关系的企业数为110个、有兄弟关系的企业个数为133个，是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中为数最多的两类家族关系，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可以理解在众多民营企业初创期间，创业者最能够得到创业支持的，无疑就是与自己年纪相仿而且互相信任度最高的夫妻与兄弟。我们还进一步发现，有一二代关系的企业合计为153个，即有父母与子女，以及儿媳、女婿等共同拥有企业并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可见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家族内分享及传承意味较为浓厚。福布斯中文网(forbeschina。com)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在询问到是否希望由家族第二代继承企业时，65.8%的填表者选择“是”。而在继承企业的方式上，有超过40%的第一代非上市民营企业家，做好了自己子女不亲手接管自己传承下来的家族企业的准备，转而使用职业经理人来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仅13.7%的人选择要求子女亲自管理企业。这样的情况值得关注，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准备向现代家族企业制度转变。我们的调查还发现，优秀职业经理人正在积极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以2009年年报内容为准，通过业绩与经营效益的比较发现，我们整理的305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有115家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总裁或CEO职位，占总量的38%左右。我们选取了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反映回报性的净资产报酬率3项财务指标，以2007年-2010年中报的财务数据的加权均值进行考察后显示，在净资产回报率上，聘用职业经理人的企业为3.58%，而任命家族人管理的企业为3.46%；在总资产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上，两者分别是0.27%与0.17%、0.46%与0.49%，可见用职业经理人的上市家族企业，业绩与经营效益总体表现略好于家族人管理的上市家族企业。对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和非上市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均显示，大部分上市家族企业的第一代企业家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多年奋斗发展所积累的专业经验与能力来持续营运自己的企业。对企业的认同与投入高、企业股权结构与管理层稳定性高、企业发展更具长远性这三大方面是当今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享受着的“第一代创业者溢价”优势。而当企业规模日渐扩大之后，接受良好训练的职业经理人所拥有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知识，无疑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纵观我们的调研，正如《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指出，中国民营企业，不过刚在第一代企业家手中开始壮大繁荣，远未达到“富过三代”、“家业长青”。但回看过去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个家庭、家族将小作坊、小商铺发展到法人经济体乃至上市公司、跨国集团的历程。家族企业的模式，适应了民营企业早期的发展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向现代家族企业演进。此外，《福布斯》中文版还根据企业增长性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回报性指标(净资产回报率)、股票表现性指标(股价增长率)进行计算，并参考企业与其所属行业相关指标的差异，从305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挑选出50家表现最佳的上市家族企业与10家表现最差的家族企业。海普瑞的李锂家族、新和成的胡柏藩家族、万邦达的王飘扬家族夺得“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前三甲。前10位的表现最好的上市家族企业中7家是新上市企业，其中一半主营领域为医疗保健。它们的平均3年净资产回报率为47%，而相对的行业均值只有14%。而在成长性方面，它们的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8%，平均净利润年均增长率则为148%。而纵观前50强，净资产回报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净利润年均增长率分别是33%、52%和72%，而相对应的行业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1%。
09月16日　74
赡养父母或压垮中产阶级父母和孩子之间不知选择谁

《瞭望东方周刊》第37期封面：谁来赡养老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徐妍 | 北京报道接还是不接，这是一个问题。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一般认为，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养老前传林晓虹出生于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学毕业后，男朋友家里为他在北京的事业单位找了一个有户口的工作。在这个可能令两人分手的当口，爱情显示了力量，两个年轻人决定一起闯荡。 2004年初，两人结婚了。张家其实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安排张斌的工作只是有个偶然的关系，而且花了将近10万元“关系费”。买房时，为了两家各自唯一的孩子，两家各拿了10万元。但张家外借了4万，林家外借了2万。在2004年的齐齐哈尔，2万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那时，振兴东北刚刚在这个满是风沙的城市产生效果。夏夜里，马路两边仍是摆摊的下岗职工。林家就有一个下岗工人：她母亲用2万元“买断工龄”。父亲的工厂常年不开工，但是靠20多年的车工经验，他在一家私营厂里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张家爸爸也是工人，不过企业效益不错，一个月里里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张家妈妈在一个大国企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有1000多元收入。张家和林家的借款都还了一年多。结婚时，当科员的张斌月薪刚刚超过2000元，在一家国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晓虹3000元出头，每个月要还掉1000多元的房贷。其实买这处在南三环的房子时，小两口都有些犹豫。那是一个叫草桥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车水马龙，但6年前算是三环沿线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张斌的父亲第一次知道孩子们买房子的地方后，在地图上找了许久：从故宫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环，找到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出城了吗？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楼，80多平方米接近40万元。在贷款时，小两口和张家父母还有些争论：老人们觉得20年贷款比10年要多几万元利息，他们有些不能接受，“他们说，你们俩小小年纪一个月就挣5000多，稍微省点就行了。”林晓虹说，于是他们按10年贷款，一个月要还1500元。后来6年里两人的“奋斗史”无需多言。林晓虹现在一家外资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个月税后收入7000元上下。虽然中间有过跳槽的机会，但两口子商量后，张斌还是留在那个“超级稳定”的单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里，林晓虹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张家妈妈的学校“归社会”，脱离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国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张家爸爸的收入也达到每月1800元。在林晓虹29岁的时候，她生了个男孩。那时张斌刚刚提薪，他们的收入偶然可以超过万元，这才下了决心要孩子。张斌单位有个“关系幼儿园”，一个月孩子开销1000多元。 2008年，小两口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全部办妥花了15万多元。如今家里也就十万多点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万元。这就是他们开始考虑赡养父母时，三个家庭的情况。去郊区林晓虹的母亲是2008年初发现白内障的。手术后半年多开始复发。打算再做手术时，老太太说，不再折腾了。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由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张斌的父母。张家爸爸血压不好，张家妈妈有肩周炎等职业病。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200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市首届民政与民生论坛上曾表示，今后数十年，北京养老产业的布局将逐步调整到主城区以外，采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养老小区建设等措施，鼓励和引导城区老龄人口到空气清新、生活安静的郊区农村养老。不过，这个“郊区”到底有多远呢？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虽然，开发商一再宣传燕郊和北京的关系，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里其实就是河北。在位于六环外的燕郊，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呆。”林晓虹说。燕郊往西是集中体现北京高房价的北部地区：五环外有的地方也超过2.5万元。“在县城里的房子，密云至少8000，平谷8000到1万，房山超过1万、门头沟超过1万、怀柔超过1万，大兴、通州就更不要说了。”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将开幕。一项调查说，参展的三环内新盘均价在3万左右，郊区楼盘基本在1.5万左右。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项目2万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比较天文的数字”。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在房山区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韩村河等地方，张斌找到了几个价格在3000至5000元的“养老楼盘”。“广告就是老年社区。”他说，从那里每次回京时，都要经过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关卡。 “单位组织郊游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晓虹想了想，笑了说，“环境确实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当郊游了。” 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们。“不忍心。”张斌说，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树林，往往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至于医院等设施，“就别提了。” 老人，还是孩子？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一家老人的问题。有时候，老人们会说，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到北京来养老。他们两家情况差不多：房改时用不到1万元买下了现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齐齐哈尔，这些老房子很少能卖到2000元以上。这个价格被张斌形容说，“到北京就没影了。” 两家老人卖房的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还贷能力，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张斌说，此外两家老人总不能住在一起。与他们夫妇相比，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有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做饭都做不动了。” 去年，他岳母生了一场大病，从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今年春天，老太太又卧床两个多月。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岳父身体也不好，他们夫妇大约每半个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后两次请假半个多月回去照看老人。林晓虹也有类似的经历。母亲白内障手术时，她请假10天回齐齐哈尔。后来都是老家的表妹帮忙照顾。 “经过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需要离他们近一点儿了。”王大国说，他家有兄弟两个，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农村，和在河南小乡镇生活的岳父、岳母一样几乎都没有什么存款和社保。“岳父那边好点，一个月有2000块集体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术就3万多，每月吃药就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实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200元，涉及4700余万人，约为当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长大的烦恼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如果把两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们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处房子，“这样就相当于每个月收入减少3000多。而且孩子现在14岁，10年后就要考虑她结婚的问题，也得准备一处房子。我想那时还是要负担老人的。所以这处房子空不出来。”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2008年夏天是一个坎，如果那以后才买房子，一般就会耗尽两家老人的积蓄，再让子女的家庭每个月背一个五六千的房贷。”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而在北京4环均价2万元的情况下，80平方米首付40万元仍要贷款100万元以上，30年月还贷超过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还要高。”王大国说，虽然全国很少有北京同量级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工资和房价的比例与大城市不会有太大区别，都面临类似问题。其实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她最近意见比较大的是北京停车位的问题，“原来2元一小时的地方，最高涨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车位收费来调控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但她认为这仍是变相增加有车者的负担，“我为什么买车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环。我还是要用车，因为交通不到那里。” 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过，在几个人看来，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让人担心。张斌说起，他爷爷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现脑萎缩，“吃饭前说的事情，饭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个人商量后，二姑放弃工作照顾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给她300块钱生活费，可大姑两口子都下岗了。这还不算老人生活费和看病钱。如果我父母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俩谁能辞职？只有花钱嘛！”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谁来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质量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特约撰稿张静 | 北京报道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孙义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种恐慌是因为看到一种伦理道德的弱化。同时，两个人要养四个乃至更多的老人，人们没有看到一种安全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他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保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消失的叔叔和舅舅对于这一代子女本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一直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他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它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破坏，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叶廷芳认为，独生子女一代精神人格的普遍下滑也是目前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我去年在参加全国妇联和计生委研究机构共同主办的会议上看到一份文件，上面有一个观点，现在的青年人集体意识淡薄、自我意识很强、自私、冷漠、没有感恩的意识。”他说，“虽然不全部是家庭方面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容易自私和孤僻。” 不过，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其实，“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中，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和道德要求。孙义群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事实上这一危机在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工业社会的生产特点对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这也往往需要钱来解决。无论如何，让老人们快乐生活、体面离世，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在过去的社会养老中，既包括经济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务，“现在的政策把这两部分分开了，经济保障叫养老保障，社会服务叫养老服务。”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中国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这个传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从现在看，我们的社会养老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这需要一个过程。”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这一代父母的昨天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说起这大半辈子，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说的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然后，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割秧子；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衰相显露；40岁时企业破产，被推向社会。现在50岁了，还在打零工。 “退休养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6万元的晚年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的想法。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已没有了“推荐”一说。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因为底子实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后来，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一个月30元，“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1元。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三个姐姐也已出嫁。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那时，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20元养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费，“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一毛钱，对半分，再来两个馒头，1毛钱也就够了。” 1989年，作为“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他拿到了“农转非”指标。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27斤细粮和3斤粗粮。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块工资。“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要账的人‘轰轰的’，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 这样，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如今他想起来还有些“不平”：岁数大点的赶上计划经济，不用担心企业效益，还可以多生孩子。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没钱买，领导给做工作，我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险些酿成大错：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004年10月，企业终于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打零工”，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他和大哥还商量，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两家均摊2.5万元。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为女儿在北京买房“赞助”部分首付款。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李大鹏比张彦华大13岁。他是“老三届”，下乡回到哈尔滨到一家工厂的子弟校上班。1978年，李大鹏结婚。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是当地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很多家里抓紧要了第二个孩子。李大鹏并不遗憾：生活本来就有点艰难，多要孩子生活更苦了。那会儿，他和妻子一个月拿不到40元。一直到80年代末，他们家才从平房搬到厂里新盖的小区。7层楼房没电梯，他们家住6楼。他岳父第一次去新房，爬了好一会儿。夫妻两家各有4个兄弟姐妹，虽然都没有发大财的，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谁下岗，“我妈家那边邻居说起来，都说我们家命好。” 不过两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妇女，老爷子在90年代后期先后过世，“生活费都是兄弟姐妹几个平摊，最早是一家100块，现在是250块。我们家负担两边就是每月200块，后来500块。有病再平摊。” 2006年、2007年，两家老太太也去世了。他算了算，前后为两家老人摊了不到4万元医药费。不过，几场大病几乎花光了老人们的积蓄，“那会儿工厂还给去世职工家属报销一些，看病也没现在这么贵。” 后来，两家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继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产，拿出钱分给其他兄弟姐妹。李大鹏从两边各拿了2万多元，“老人也都是公产房，分的时候不好按商品房作价。算起来，就是老人没给我们拖累。” 90年代末期，李大鹏家遇上了最严重的挑战：工厂效益不好，他和当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只拿200元生活费。好在学校每月有一两百元补课费。“孩子就在厂里子弟校上学，除书本费全免。” 就是在这紧张的时候，工厂房改。他说，现在想起来就是厂里需要现金周转，但是职工家里也都很困难。最后，他们家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还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些：一共不到2万元。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家最为主要的财产。2001年，他接了一个补课的活儿，一个月就挣了2000多元，才给妻子买了第一件首饰：一枚金戒指。好在后来工厂终于挺了过来。这意味着他们夫妻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份虽然不多、但非常珍贵的养老金，“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 儿子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教育产业改革”，上学的费用翻番：前一年儿子的专业还是每年1400元学费，这一年就是3000元了。他在本地上4年大学花了至少有五六万块，家里几乎就没有积蓄了。李大鹏特别受不了的是，儿子三年级时学校盖了新宿舍，“一学期多两三百，必须搬过去。” 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后，李大鹏就频繁出现在各种补习班。哈尔滨的房价一点点在涨，儿子在一个准事业单位，每个月一直只拿1000多块。又过了3年，儿子结婚了。两家各拿了10万元给孩子们买房子。李大鹏在借了2万房钱后，又豪气地借了2万给他办婚礼。原因是，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从企业划归到政府办学体系，享受政府办学一样的待遇，“我高级职称，退休后一个月三四千总是有的。” 这样，在李大鹏即将退休时，他终于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没病没灾，我再上9年‘小班’，手里至少能有十几万，除了自己养老，还能给孙子点。” 贷款养老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养老院里的黄昏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屋头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他是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一位普通老人，每天6点左右起床，然后逗逗小狗，再去菜地里数数自己种的白菜，早饭后或者午饭后跟一帮“志同道合”的老人们玩牌。不过，老爷子念念不忘当初和儿子打的那场拆迁款官司。“人年纪越大，心就越小。等变老了，脾气性格都跟小孩子一样，得好好哄着。” 嘉德老年公寓法人王岩在经营了5年养老院后，觉得开养老院跟幼儿园没什么两样。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为老人挑选养老院的因素包括：可以为老人提供良好的住宿、饮食条件，有经过培训的专业陪护、服务人员，足够的医疗支持等等。然而，赡养并不仅包括良好的硬件条件。对于这些步入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来讲，他们的黄昏更为特殊和敏感。 “周五病”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轮椅上的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本刊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人老了心也越来越小，逐渐回归到跟孩子一样。如果想要孩子们陪着了，他们就会耍一点点小聪明。”郭俊是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大夫，今年已经58岁，退休前曾在云南一家医院担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作为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医师，他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老人们身体诊疗，还要对老人进行心理帮助和护理。郭俊举例说，老人只是牙周炎出点血，快到周末时也会打电话跟孩子讲吐血了，“孩子听见后，立马赶来探望。” “有时候，都住在养老院的老两口之间也会制造一些小摩擦，希望引起子女们的注意，”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洪霞说，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称为躯体化症状：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老人也会通过身体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的内容，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一直以来，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看护以外，人们都认为老人们在养老院可以和很多同龄人在一起，不会太寂寞。但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仍然要面对老人们新的心理问题。退休后遗症下午3点多，77岁的王淑兴没有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或者喂狗，而是一个人径直走到老年公寓大门前，双手紧紧攀住门锁，嘴里念叨着“下班了，下班了”。她要打开门出去找老伴、找孙子。 “她已经糊涂了，经常念叨上下班的事情。”王岩说，王淑兴患有老年痴呆，老伴过世后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她每天除了念叨着要下班，就念叨当年上班时的事情。 “其实退休对人的影响特别大。之前在位时权势在身，退休后突然安静下来，很多人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过来，”郭俊说，养老院里有个老人退休前是通州一家中学的校长，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见面一开口就说开会。如果不答应，老人就会闹脾气。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王岩还经常向他“汇报”养老院发展的事情，“老人就特别高兴，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个人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明显的失落感。特别在进入养老院初期，很多人都会觉得到这里就是对社会没有作用了。遇到周末，许多子女到养老院探望老人或者将老人接回家时，子女没有出现的老人就会非常失落。王岩说，这时养老院往往安排聚餐或者组织文艺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老人们一般都很敏感。王岩举例说，比如有的老人睡觉时打呼噜，即使很轻，同屋老人第二天肯定闹脾气。再比如，听见有人咳嗽，有些老人就怀疑会不会有传染病，“我们还得给他们解释这是什么类型的咳嗽，讲咳嗽的医学常识，告诉他们普通支气管炎比较容易治疗，也不会传染。” 还有位老人得知孙子要出国后非常不开心，甚至拒绝跟周围的人讲话。王岩安排老人通过视频聊天跟孙子说话，老人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他们家有哪些人、做什么工作、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其实无论如何，老人们都无法脱离与家庭的关系，甚至体现在他们对子女的怨恨上。 8月14号是张稳80岁生日。身高有一米八的老爷子虽然年已八旬，但看起来非常健壮。他已经习惯在夏天里光着膀子，肩膀头搭着一条毛巾，说会儿话就抓起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张稳在嘉德老年公寓已经度过了4年时光。他16岁就当了八路军。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学习修车，1990年以44年工龄从北京建工集团退休。老人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离婚后，由他抚养儿子，再婚后又生了个女儿。他在朝阳区有两处平房，后来拆迁时有108万元补偿。本来他准备将这些钱平分给儿子和女儿，没想到儿子将他诉至法院，独自获得这笔补偿款。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一提这件事，老人就满脸愤怒，拐棍连续戳地，白色的胡须和眉毛随着呼吸不停地翕动。张稳说，现在他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女儿、女婿时常带着5岁的外孙女来看他，这些都让他觉得幸福。没事打打扑克，带领大伙高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只要不想起儿子”，这些有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都让他觉得十分开心。 “中国人并不喜欢恨这个感受。”洪霞说，老年人对子女仍然有无法释怀的恨意并不多见，“人老了以后更多地愿意为儿女牺牲。但老人的心理需求最基本的就是亲情等等。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让他们原谅什么事情就特别困难。” 所以，在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以外，心理赡养仍然是子女们无法避免的问题。越来越贵的养老院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养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来自外地，而且趋势是外地老人越来越多。根据北京市老龄委预测，2010年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2%。而2009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目前在北京，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但是高端、高质量代表着高价格。”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的家属说，他去看过6000多元的养老院，住宿标准相当于4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一般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所以我觉得，总说养老院向精品发展不对，前提是提高我们的收入或者老人的养老金。” 今年8月，北京最大的四季青养老院上调了价格：原来月360元的伙食费涨到500元、1200元的床位费涨到1500元。住在这里的老人每月至少要2000元。 2005年，王岩夫妻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现在已拥有220个床位。目前这里有170多位常住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除了衣食起居等区域外，养老院有菜地、养猪圈、养羊圈等田园生活环境。在经营这个老年公寓之前，王岩同丈夫在高碑店经营一家二层酒楼，还打理着两三家服装店。一次偶然机会：王岩陪孩子去医院做心室手术时，她发现很多老年人都特别需要照顾，“正好高碑店附近有片空地，乡里也支持我们投资开发使用。” 王岩说，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了800万。他们不仅将饭店、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的一套3居室卖掉。养老院一间房屋一般有两个床位，每个床位每月1600元。还有单人房，月租金2300元左右。王岩说，2005年他们与嘉德老年公寓所在的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签订租地合同时，每亩租金3万，而附近经过商业改造的土地租金已经达到每亩15万左右。如果按照这个地价，养老院的费用还要上涨很多。前几年，村里希望他们腾退土地，后来在养老院往东约300米外的地方重新选址。因为新养老院硬件设施更好，搬迁后费用也有所提高：单人间2550元，双人间每个床位1850元左右。事实上，由于最近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护工等人工费用也在大大增加。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未来几年养老院费用提高已成必然。无论是否重视父母们的心理问题，这笔费用都摆在子女们的面前。  
09月15日　1415
邓晓峰：现在是价值投资的好时机

编者按：“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同样适合眼前的A股市场。近一年来，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股受到市场热烈追捧，估值越来越高，已是高处不胜寒；而低估值的蓝筹股一直被丢在市场遗忘的角落，让投资者心中充满迷惑。到底价值投资还有没有空间？到底从年初说到现在的风格转换能不能实现？一批分红回报率高过债券的蓝筹公司是否值得投资？证券时报特邀博时基金公司股票投资部价值组投资副总监、博时主题行业基金经理邓晓峰，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目前没有重大系统性风险证券时报记者：在2600-2700点之间，股市已横盘震荡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是否正面临方向性的选择？往哪个方向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邓晓峰：从经济基本面来说，中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内需旺盛。这从房地产市场也可以看出，即使国家对二套房出台了限制性措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在经历了短暂的调整后，仍迅速回升。归根到底，中国的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向上的空间仍在，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再加上社会负债率不高，居民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健康。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没有重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于，如果9、10月份房价上涨幅度较大，成交过于火爆，政府可能会实施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这将给市场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中小公司质地平平，经营多年，营业收入也就几个亿的规模，行业地位并不突出。上市后，市值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如此高估值，难免诱惑大股东和管理层失去扎扎实实做实业的动力，转而通过多种手段去做市值，通过减持股票实现利益。中小盘公司过度扭曲的定价，不利于产业的进步和实体经济的增长，并威胁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现在已出现了多起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的高管辞职事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市场结构性风险较大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什么样的力量将对市场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已经谈论了一年的市场风格转换，是否已经开始？中小盘股的泡沫是否会降低，而低估值的蓝筹股是否已具中长线投资价值并终将获市场认可？邓晓峰：中小盘公司的高估值和泡沫，折射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的丧失，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很多小公司质地平平，经营多年，营业收入也就几个亿的规模，行业地位并不突出。上市后，市值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如此高估值，难免诱惑大股东和管理层失去扎扎实实做实业的动力，转而通过多种手段去做市值，通过减持股票实现利益。过度扭曲的定价，不利于产业的进步和实体经济的增长，并威胁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现在已出现了多起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的高管辞职事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蓝筹公司一年的分红率回报率超过5%，却仍然被市场所唾弃，市场的结构分化几到极致。这就凸显了市场的一个悖论，因为中小盘股的泡沫有破灭的风险，如果中小盘股向下调整，可能会带动大盘蓝筹公司股价再下台阶，所以大家都很谨慎。因为大家都不看好，蓝筹股没机会，所以要继续炒热中小盘股票。眼下的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悖论中循环，但这个悖论迟早会被终结，基本规律还是要起作用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结构性风险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会遵从市场规律并结合基本面来进行投资。部分蓝筹公司股价与2007年高点时相比，已跌了2/3，净利润较2007年却增加了一倍，年化分红回报率也在5%以上，好的投资时机已经到来。创业板高估值的两大危害证券时报记者：创业板解禁高潮将在下半年来临，有市场人士认为大小非会疯狂套现，会给A股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您怎么看？邓晓峰：这个过程多久终结我不知道，但是迟早会发生，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现在蓝筹股已经具备了较大的投资价值。部分蓝筹公司股价与2007年高点时相比，已跌了2/3，净利润较2007年却增加了一倍，年化分红回报率也在5%以上，但目前这种公司并未引起市场的重视。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好的投资时机已经到来。从半年报数据看，创业板公司高成长名不副实。今年上半年创业板净利润增长率不如中小板，中小板不如主板。企业如何获得高成长？高成长往往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行业处于成长期，这与公司是在创业板或主板上市都没关系；二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优秀，有竞争优势。目前创业板的高估值主要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了社会资源的错配；二是导致了负向的激励作用，上市公司不是从企业本身做事业、求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从做大市值、在二级市场减持去实现利益。因为政策始终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多人对地产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导致其估值非常便宜，但有些公司的销售额、利润情况以及增长速度，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尤其是一些大的全国性房地产公司，它们追求的是周转率，不是过多的博取囤地带来的增值。所以，不管从产业角度，还是二级市场投资的角度看，市场选择一致规避地产的背后，却是投资价值的显现。房地产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证券时报记者：现阶段有人非常担忧房地产泡沫，如何看待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邓晓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本质上来讲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目前的问题是相对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说，房价太高。因此，这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控，不要让房价过快上涨，对投资性需求限制，对投机性购房进行打击。政策的方向是不断强调对投机性购房的打击，满足刚性需求，从这两个角度共同着力让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理性。从刚性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真正较高品质的房屋主要是近10年才大规模开发出来，此前很多房子主要是单位建房，户型结构老旧、小区配套缺失。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改善性需求巨大。另一方面，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之中，新增的需求也很大。房地产市场仍然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很多房地产企业因此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尤其是一些大的全国性房地产公司，它们追求的是周转率，不是过多的博取囤地带来的增值。此类大公司有更多的调整价格适应需求的动力，追求卖更多的房子。这些公司的高速发展是推动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动力。破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局离不开这些大的房地产龙头公司。目前房地产行业所处外部环境比较差，但对一些管理优秀的公司，这种环境也许更加有利。一些大公司目前正处在一个高成长时期，不利的外部环境，反而为投资人提供了比较好的介入机会。因为政策始终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多人对地产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也导致其估值非常便宜，但有些公司的销售额、利润情况以及增长速度，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所以，不管从产业角度，还是二级市场投资的角度看，市场选择一致规避地产股的背后，却是投资价值的显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并不需要太担心。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比较低，而税收却在高增长，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偿付能力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两块大资产——国有企业和土地，到今年8月份为止，央企利润已经超过1万亿元了。说到底，这不是大问题，现在担心越多，风险其实越小。在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下，中国的银行降低了杠杆，提高了拨备，一旦有系统性风险苗头出现的时候，监管层就开始从制度、系统层面进行化解。市场严重高估了中国银行的风险，但许多认为中国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差的投资者，自己却在做非常缺乏风险控制的赌博，他们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可能远远低于银行系统。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低于发达国家证券时报记者：出于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担心，对处于低估值状态的银行股，您怎么看？邓晓峰：对于中国银行业，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银行作为金融的中介，能够分享社会的高回报；第二，中国的银行业经历了制度性变化，近十年内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目前商业银行初步建立了对员工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有了这套机制，银行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提高利润；第三，我国银行的业务比较传统简单，以存贷业务为主，没有过多的结构化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管理技能的改善与简单的业务共同作用，带来制度性红利。中国银行业有一个独特的背景是监管比较强势。在所有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对银行做的事情，中国可以做。在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下，中国的银行降低了杠杆，提高了拨备，一旦有系统性风险苗头出现的时候，监管层就开始从制度、系统层面进行化解。我并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过去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银行系统存在盲目的信任和高估，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和监管的缺失。减少过度的金融创新，银行业回归传统业务及接受严格监管，是本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说到中国的银行，一个普遍的共识及谬误是因为利率管制，中国的银行业有过高的利差。确实，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但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在全世界并不高，更低于许多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美国银行业的利差就高于中国。事实上，银行利差的本质是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收益率的差值，反映的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一个GDP 高增长的国家，资金的时间价值高是正常的情况。中国的银行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归根到底是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资本回报率比较高，银行分享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红利。至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其实并不需要担心。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比较低，而税收却在高增长，今年1—7月份的税收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2007年全年的水平，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收是萎缩的，但中国的税收却在高增长，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它们的偿付能力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两块大的资产，国有企业和土地。美国政府的权利只是税收，没有多少资产。到今年8月份为止，央企利润已经超过1万亿元了。说到底，这些都不是大问题，现在政府和学界不停的在讨论，担心越多，讨论越多，风险其实越小，我们已经未雨绸缪，提前调整政策。可以说，市场严重高估了中国银行的风险。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许多认为中国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差的投资者，他们自己在做非常缺乏风险控制的赌博，他们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可能远远低于银行系统。各层次的内需产品都有发展空间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内需股再度走强，这种强劲的势头能否持续？如何看待中国内需股的投资机会？邓晓峰：中国的内需很强劲，美国债务危机只是短暂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房子、汽车、零售等各方面的数据都非常好，中国经济内生的稳定性很强。随着调整收入分配的深化，劳动者收入水平上升，他们的需求会扩张，社会的总需求也会增大。再加上中国的收入水平是阶梯状的，差距比较大。因此，各层次的内需产品都有非常广泛的空间。至于投资机会，投资者可以对比一些简单的数据，只要中国人均消费的某类东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就是潜力最大的，也是最有投资机会的。汽车行业的美好时光应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工厂与母国工厂相比，其人均生产率低了10%—20%，但工人的工资只有发达国家的1/5—1/10，其资本投入比母国更是低了30%—50%，汽车业有较高的生产率、较低的人工成本和资本投入，有增长的需求，利润当然会非常高，股东回报也相当丰厚。汽车股的美好时代仍会继续证券时报记者：从半年报看，您一直重仓汽车股，但是也有数据说现在汽车业产能过剩，您如何看待汽车行业，投资机会在哪里？邓晓峰：汽车行业是未来仍然有很大空间、内需型的耐用消费品行业。中国汽车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消费品已经不多了，汽车是到了广泛进入家庭的时候了。从供给层面看，目前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运作能力都比较高。这些企业经历过2003-2005年那波从高峰到低谷的阶段，现在已变得相对谨慎，很少会做超出市场需求的产能扩充。中国汽车业生产率提高非常迅速。许多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工厂与母国工厂相比，其人均生产率低了10%—20%，但工人的工资只有发达国家的1/5—1/10，其资本投入比母国更是低了30%—50%，汽车业有较高的生产率、较低的人工成本和资本投入，有增长的需求，利润当然会非常高，股东回报也相当丰厚。随着行业壁垒不断抬高，在整个市场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大多数公司都会受益。这个行业的美好时光应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在一个不增长的市场情况下，竞争才会特别残酷。不过，投资最关键还是要寻找有竞争力的企业，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好行业，在市场调整时，一些公司也会被淘汰。证券时报记者：对于目前市场热捧的电动汽车，您怎么看？邓晓峰：电动汽车是行业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明确，应该说提升了整个汽车行业的长期价值，但目前市场可能反应过度。电动汽车在真正进入产业化后，主导和领先的可能并不是现在市场上这些热门的公司，整车企业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整车企业是产业的核心，过去只是没有方向，现在在方向已经明确后，它们只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即可。目前市场正处在结构性风险之中，谁都不知道中小盘股泡沫什么时候破灭，但是这个泡沫的破灭一定会发生。一旦中小盘泡沫破灭导致蓝筹公司股价下跌，对投资人来说，将是一个价值投资的机遇。在策略上，一方面，我们坚决回避风险大的行业和公司，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好的投资标的，我们会坚持持有。中小盘股泡沫早晚会破灭证券时报记者：四季度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哪些领域？您打算采取何种投资策略？邓晓峰：目前市场正处在结构性风险之中，谁都不知道中小盘股泡沫什么时候破灭，但是这个泡沫的破灭一定会发生。一旦中小盘泡沫破灭导致蓝筹公司股价下跌，对投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价值投资的机遇。在策略上，一方面，我们坚决回避风险大的行业和公司，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好的投资标的，我们会持有这些好的标的。因为持有它带来的回报会超过社会的平均回报水平，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判断标准。股票市场的现状又是一个轮回，依稀又回到了2001年之前的状态。2001年股市的泡沫破灭后，市场推倒重来，痛定思痛，开始注重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的价值创造，2003年价值投资开始在中国股市大行其道。也许，历史总会惊人相似。难得的价值投资的机遇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市场热炒“高成长”，价值投资似乎有过时的意味，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您怎么看待价值投资？邓晓峰：现在是价值投资的好时机，无论是企业的发展、公司估值水平，市场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成长本来就是价值的一部分。价值投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公司的总市值与其利润及增长潜力是否合理，是否匹配，以常识和逻辑去判断，投资回报的来源是公司本身的价值创造，而不是博弈。通过看公司、看估值、看回报率，然后进行判断，这样资本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对社会产生正的贡献。 A股市场的现状又是一个轮回，依稀又回到了2001年之前的状态。2001年股市的泡沫破灭后，市场推倒重来，痛定思痛，开始注重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的价值创造，2003年价值投资开始在中国股市大行其道。也许，历史总会惊人相似。价值投资的守望者三年前，证券时报记者和上海某基金公司人士谈起国内的基金经理，该人士力推博时主题行业基金经理邓晓峰，此后每逢季报、半年报、年报，记者都要仔细研读邓晓峰的投资回顾、投资展望，每次读完他写的投资纪要，都感觉是在品尝一道价值投资的大餐。坚守价值、不盲目追逐热点，成了邓晓峰的标志。邓晓峰2001年硕士毕业进入国泰君安，开始证券投资生涯，2005年加入博时基金，在博时投资风格分组中，邓晓峰归于价值组，历任社保基金经理、博时主题行业基金经理。自邓晓峰执掌博时主题以来，该基金亦是价值投资型基金的典型代表。从换手率看，虽然A股偏股型基金换手率整体偏高，但是博时主题换手率一直较低，今
09月15日　239
红色家族成新富来源之一普通人创富途径渐窄

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近日刊文《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真相》，文章称红色家族是富豪三大来源之一，并提出要防止家族势力垄断，须限制政商结盟。这篇署名为“罗天昊”的文章刊发后经多家网媒转载，引起了广泛讨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草根富豪草根崛起的富豪中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他们多数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出政入商”富豪这一类富豪有的就在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TCL的李东生是典型范例。李东生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氏家族逐渐在中国大陆富豪群中显现。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是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点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半月谈》这篇文章没有对中国红色家族进行点名。但是文章提到在日韩有类似家族。文章称，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所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在日本亦如此，而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文章最后指出，要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可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其一是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新富来源造就不公当前，中国新富豪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事实上，中国的新贵阶层并非独特的经济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权贵财阀经济基本上是常态。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魏晋时期门阀大家族、隋唐时期的贵族、五代之后的官僚经济，都是财阀的典型状态，朝代越是往后，依靠政治权力获得财富的特征越明显。明朝的宦官刘瑾、清朝的和珅，都是权力集聚财富的典型，现在在世界富豪榜上都赫赫有名。这些都是红色家族的异化代表。华东师大教授项继权表示，从短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在一些地方有复活之势，但是，传统家族组织的权能已一去不复返了。确实，传统家族势力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但是，家族延展自己的触角的精神并没有终结，反而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在生长。专家同时表示，不合理的新富来源的存在，还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09月14日　170
金钱与迷失：“倒下的”中国企业家启示录

人们该如何看待“倒下的”企业家们？又该如何透过这些企业家看清赚钱与法律的平衡关系？除了违法犯罪，企业家“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失职。这些“倒下的”和“曾经倒下的”企业家，倒下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却都是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难得的样本。透过对倒下的企业家的个体行为、体制机制原因等的分析，总结经济社会治理的得失，将会促进从制度建设上造福百姓。     唐万新的“遗产”：创业家精神和血性何处觅　　领刑8年，罚款40万　　2006年4月29日下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的德隆主案做出一审判决。德隆原总裁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悲情“善庄”？　　轰动一时的德隆案，一度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其主角唐万新，则由于传奇经历以及悲情结局，一直令企业家们感慨唏嘘不已。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唐万新控制的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通过金新信托、德恒证券等6家股权托管公司，以向客户承诺按期还本并支付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固定收益率的方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37亿余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67亿余元。　　自1997年3月起，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在唐万新及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决策下，由王恩奎负责提供统计数据，董公元进行股票操盘的技术分析，洪强、张龙等人分别具体操盘买卖，先后利用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3个公司操作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三只股票。新疆德隆、德隆国际集中资金，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股票，造成三支股票价格波动异常，股票价格长期居高，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　　截至2004年4月14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累计买入3只股票金额达678.36亿元，累计卖出金额为621.83亿元，余股市值为113亿元，余股成本为162亿元，累计直接账面盈利98.6亿元。其间，新疆德隆、德隆国际操作上述3只股票的最高持仓比例全部高达91.5%以上，利用自买自卖操纵3只股票的交易量大于零的天数占买卖股票天数的比例全部在85.69%以上，自买自卖量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83%以上，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交易秩序。　　不能脱离激情与法治的双轨线　　唐万新及其追随者们所犯下的罪行事实清楚无可争议，而对于唐万新个人，却让他的朋友乃至经济学家感到惋惜。　　《结构德隆》一书作者唐立久曾走访56位唐万新的同事、同学和商界朋友，均对其个人品性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做人成功、做企业失败，对其现状极其痛心和惋惜。唐立久说，在德隆发展的18年里，唐万新没有为自己牟利。“他是想做些事情。如果想捞钱，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分钱走人了。”甚至，当时为唐万新辩护的律师费用还需要其兄唐万里四处筹措。　　有观察人士称，德隆遗留下的有形资产良莠不齐，但其行业研究、金融体系设计、战略规划、偏差分析、年度规划等无形资产却有巨大价值。此外，当年的德隆军团也为业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专业遗产，这就是定位有战略高度、落地有产业链思维、研究要吃透行业、执行需彪悍凶猛。　　唐万新的创业激情，也是他留给业界的精神遗产。“但凡我们用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唐万新的这句话流传甚广。　　当时德隆旗下，凝聚了一批有着近乎宗教般狂热激情的人。19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德隆几乎汇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投资银行团队，最富实战经验的并购专家，最彪悍的职业经理人，最专业的行业研究群体，且几乎与国际最顶尖的咨询机构都有深度合作。　　他们共同制造了德隆基因，也成为基因的传承人。作为群体，他们所代表的战略思想、产业链思维，金融创新的勇气（比如对混业经营之尝试），及以彪悍、迅猛作风为特点的执行力，甚至操作手法（比如一眼洞穿并购中的陷阱），即便如今都能给行业中人以莫大启示。精明“个体户”张荣坤暴起暴落的警示　　领刑19年，罚没16亿　　2008年6月22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荣坤案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宣判。　　2008年4月7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荣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张荣坤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对其被扣押的13亿余元资产予以全部没收；对两被告单位——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各处罚金2.3亿元和0.5亿元。　　国家资本蛀虫　　一审宣判的吉林省松原市中院经审理查明并认定，沸点投资、福禧投资、张荣坤为谋取本单位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900余万元，犯单位行贿罪；2000年末至2006年7月，沸点投资、张荣坤与海欣集团总裁袁永林等人操纵海欣股份股票，行贿170万元，犯对公司人员行贿罪；与之对应，沸点投资、张荣坤犯有操纵证券市场罪；福禧投资2005年发行短期融资券，张荣坤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犯有欺诈发行债券罪；2003年，张荣坤拆借上海社保资金2亿元注入沸点投资，随后实施抽逃，犯有抽逃出资罪。　　福禧投资于2002年2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后增资为10亿元人民币。至张荣坤事发前的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亿多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高达53亿多元。　　“张荣坤暴富得很奇怪，一不靠科技文化创新，二不靠办好实业企业，三不靠现代科学管理，总之他没有‘艰苦的原始资本积累’就直接地暴发了，其暴富速度让整个社会目瞪口呆。”上海一名干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　　张荣坤一举成名，是在2002年3月：由他掌控的刚刚成立的福禧投资以32亿多元人民币报价，收购上海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股权，后者拥有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　　据查，2002年到2005年间，上海社保局多次动用社保资金向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共34.5亿元。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取资金后，从账外划给其关联企业上海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股权以及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等。　　到2005年6月底，福禧公司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张荣坤被称为“公路大王”，2005年升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位。　　不过，真相大白时，人们才发现，这个“公路大王”完全是官商勾结、窃取国家资本而“制造”出来的。　　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典型　　彼时，张荣坤案创下了中国刑事司法史上的两项纪录，那就是没收财产数额之最和罚金数额之最。张荣坤案中这两张前所未有的经济罚单，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腐败，预防腐败的决心。　　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怪现状，即腐败分子奉行“亏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或“蹲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这一怪现状的根源，便在于“没收财产”和“罚金”虽在《刑法》中被列为法定的“附加刑”，但事实上运用并不广泛。即便适用“没收财产”，在范围上也多限于被告人的“赃款赃物”，而立法对“赃款赃物”并未进行严禁限定，对被告人以涉案财物进行投资的赢利及其他收益，实践中也大多未予处理。再加之我国并无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不论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难以因应被告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作出适当的判罚。贪污腐败分子在案发之后，转移财产几成实践中的惯例，司法机关在多数时候只能徒叹奈何。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家孙万怀副教授认为，张荣坤案的判决，对有效震慑“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顾雏军从疯狂走向殒灭　　资本玩家空留“产业整合畅想” 　　领刑10年，罚款680万　　2009年5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资本玩家趋于疯狂　　第一宗罪：“空手套白狼”。　　2001年5月，顾雏军准备收购科龙电器。当时的收购价是5.6亿元。按当时公司法的规定，收购法人股必须是注册资本大于或等于收购价款2倍的公司。顾雏军为此设立了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总额达到了收购科龙需要的12亿元，但是其中无形资产占比75%，不满足当时公司法“无形资产出资不得超过总资产20%”的要求。　　2002年5月14日，顾雏军指使下属，在顺德容桂农信社将来自科龙电器的1.87亿元通过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分别倒款1.5亿元、1.6亿元、1.7亿元、1.8亿元，以倒账4次的形式取得了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共计6.6亿元的进账单。一天之内，顾雏军把1.87亿元放大为6.6亿元。为了顺利完成注册登记手续，顾雏军还签署了一份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预付货款6.6亿元的《供货协议书》，时间倒签为倒账的前两日即5月12日。　　法院终审认定，顾雏军等4人在完善顺德格林柯尔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过程中，虚报了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数额巨大，该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第二宗罪：“报表上的游戏”。　　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前，作为上市公司的科龙电器已是负债累累。科龙公布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显示，科龙电器于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亏损。顾雏军接手后，2002年科龙大幅扭亏为盈，利润总额为1亿多元。到了2003年利润更是翻了一番，达到了2亿多元。　　法院查明的事实却证明，这不过是报表上的数字游戏。　　2002年至2004年间，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指使下属以加大2001年的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压货销售是指根本没有发生实际交易，只是把科龙的产品在账面上做成卖给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的假象，实际上这些货物还原封不动在科龙的仓库中，从而形成了科龙电器的销售收入，造成账面上利润虚增的假象。第二年，再直接从账面上进行退货处理。　　法院终审认定，顾雏军等6人向社会提供上市公司虚假的财务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6人均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第三宗罪：“企业成提款机”。　　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指示下属以其父子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其中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其余8亿元为现金出资。为了筹集这8亿元现金，顾雏军指示下属从科龙电器调动2.5亿元，从深圳格林柯尔筹款1亿余元，从江西科龙内部划拨4000万元，并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中行贷款约4亿元。顾雏军指示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为操作平台调拨8亿元资金经天津格林柯尔转入扬州格林柯尔。　　法院还查明，2005年3、4月间，顾雏军、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同意，要求扬州机电在同年4月26日前将应付给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工款共6300万元支付到扬州格林柯尔的账户。4月25日，扬州机电将上述款项划到了指定的扬州格林柯尔的账户。扬州格林柯尔为顾雏军父子占有全部股份。　　财技与经营，谁轻谁重？　　短短4年时间，顾雏军曾构筑了一个家电产业帝国，他因此几乎被看作整个冰箱行业的偶像。但由于他一度大胆和肆无忌惮的“资本运作”，终于东窗事发，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过去1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界的诸多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以及“潜规则”。　　在某种意义上，顾雏军作为收购国企的试水者，其结局也给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之路留下了积极的符号意义。　　顾雏军感兴趣的那些企业在被收购之前，大都债台高筑、风雨飘摇。正是顾雏军把一个个陷于困境的企业重新带进了最具活力的公司行列，他因此被认为“在国企改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被看做是“解决国企危机的救星”。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处于探索阶段，如何使国有企业改革体现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还需要深入推敲。而对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争论的产权改革问题，还有待正在推进的改革作进一步验证。　　此外，顾雏军的“产业整合”思想也给业界留下许多思考。　　他的初衷，意在整合中国冰箱制造业的产能，把中国建设成为220公升以下冰箱的全球制造基地，建成名副其实的冰箱王国，为此顾大肆鲸吞科龙、美菱，以及无数的已经停产或关闭的冰箱生产企业。在汽车领域，顾也试图打造一条全新的汽车产业链，因此在拿下亚星客车之后，又把襄阳轴承收入麾下，甚至把他怎样从陈久霖到陈九霖？　　1961年出生的陈久霖，曾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然而，这位一手缔造了商业传奇，被称为“航油大王”的风云人物，却不得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九霖。　　2004年，中国航油因澳大利亚籍交易员纪瑞德和英国籍交易员卡尔玛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陈久霖本人因此被迫离职，并遭到新加坡警方拘捕。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做出判决，判处陈久霖入狱服刑4年零3个月，其判刑原因是股东售股拯救公司和公司没有向交易所呈报亏损。　　陈久霖非凡的魄力从决定考大学开始就已显现，1981年10月，他辞去了村里信用社的铁饭碗，专心准备高考，并于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学习越南语的同时，亦努力修习英语。此后，陈久霖又先后取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硕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北大毕业之后，陈久霖进入国家民航管理局局长办公室，任翻译，亲身经历了民航管理局一分为五的改革过程，后又出任中德合资的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外国专家助理。1993年，他加盟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参加了建设香港新机场供油公司的谈判与组建工作；他还是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天津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等特大型中外合资项目的项目经理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航油的前身——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也是陈久霖亲自筹建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航油母公司委派陈久霖到新加坡接管在当地的子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他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裁。自此，他在经营头脑得到展现的舞台。　　中国航油成立于1993年，最初两年遭遇亏损，之后又休眠两年。陈久霖接手时国内投入的资金仅为21.9万美元。但在他接手之后，公司业绩迅速有起色，一举扭亏为盈，并通过批量采购、集中运输等方法很快垄断了中国进口航空油品市场的采购权、运输权。　　陈久霖执掌中国航油期间，除了使公司经营业绩大有起色外，还策划和主导了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为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兼并起到了借鉴与指导作用。　　2003年起，陈久霖掌控的中国航油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初期小有斩获。但由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等国际突发事件的发生，国际石油期货价格走势出现变化。在2004年末石油期货价格迅速攀升之时，交易员纪瑞德做出错误判断，出售大量看涨期权（即所谓多头），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面对巨亏，中国航油及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曾竭力试图力挽狂澜。2004年10月，中国航油集团决定把所持75%上市公司股份的15%折价配售给机构投资者，筹得1.11亿美金暗中用于补仓（这后来被外界普遍指责为母公司明知上市公司巨亏却隐瞒公众投资者并完成“内幕交易”，也是导致陈久霖后来入狱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国际油价仍在不停攀升，亏损额不断扩大。自2004年10月26日起，中国航油集团指令中国航油在高位全部斩仓，5.5亿美元的亏损成为事实。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向当地法院寻求债务重组。　　事件被揭发后引起了中国和新加坡舆论的高度重视。在新加坡，中航油事件被认为是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并且再度引发对于新加坡金融控管当局在监督方面是否有失职的争论。　　在新加坡监狱度过1035天，并在此后经历多重劫难的陈久霖，以一种曲线方式重新进入国资委企业的“队伍”。现年49岁的陈九霖目前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他此前供职的中国航油集团一样，新东家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娘家”也是国资委。　　尽管同属国资系统，但中航油这个旧东家仍旧是陈九霖心中念念不忘的，不过，对于一个被“双开”的人，中航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陈九霖的，不过，这都不影响他的石油梦想，回国后，他还公开发表《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的署名文章。 “铁腕领袖”马富才起落　　2003年12月23日在重庆发生的特大井喷事故，使得马富才正演奏到高潮的企业家乐谱在次年4月戛然中止——马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尽管随后不久，马富才复出任职能源办，但是，光芒已减退了大半。　　马富才1965年8月至1970年7月在北京石油学院开发系采油专业学习，1970年7月开始在胜利油田滨南指挥部采油五队当实习员，从此开始了他30多年的石油事业生涯。　　1996年12月，马富才离开山东东营到北京，当了副总经理。1998年，马富才从排名第五的副总经理的位上被“扶正”，开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时代。　　“马总是位实干家。”中石油集团的员工谈起马富才，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敬佩之言。马富才对中石油内部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铁腕领袖”的称呼，也带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展成为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之首。　　在马富才的6年执掌之下，中石油集团成为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中石油则成为H股最赚钱的企业、中国海外上市赢利最高的企业。在他任内，中石油集团先后完成了改制重组、美国香港同时上市、在新疆建成未来中国最大的油气产区等重大举措，西气东输、安大线管道计划、并购海外油田等举动正酣。　　马富才始终坚信“国有企业完全能够发展壮大，能够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眼光最为挑剔的资本市场上，中石油还是得到了投资者奉与的“赚钱王”称号。在风云莫测的国际石油市场上，中石油却是笑傲群雄，一举成为了第一家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10强行列的中国公司。　　正当马富才带领中石油叱咤于市场之时，突如其来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将他推进舆论漩涡的中心。尽管中石油并没有受到此次事故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掌舵人的马富才，其一帆风顺的仕途与事业却因此次事故出现重大转折。　　2003年12月23日的开县井喷，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星夜逃难。马富才随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2004年4月，中央批准了马富才的辞职申请，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在4月14日发布了公告。　　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事故的发生，马富才未来的发展将如时任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2005年，马富才出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尽管重新启用，马富才由正部级降为了副部级，2008年人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企业巡视组副组长。　　事故发生后，马富才当时只派了副总赶赴现场督查工作，并没有亲自赶赴现场，这是他后来备受舆论诘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分管范围的问题，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引咎辞职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有可能是从企业形象安全出发的一种考虑。”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分析。尊重所有企业家的社会贡献近期，被终审判决服刑14年的国美电器大股东和创始人黄光裕发表公开信，表示尊重人民法院判决，感谢政府尽最大可能保护了国美，同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重返社会”。而事实上，司法部门和政府在黄光裕涉案之后，创造性地解决了作为大股东的黄光裕与国美电器这家民族家电巨头的一些“难题”，确保了国美电器渡过难关，正常运营。对黄光裕大股东权益的保护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对于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对于公民合法权益也要依法保护，特别是当合法权益与违法行为同时集合在同一个公民个体上时，“一码是一码”的法治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涉案的企业家能否重新回归社会？人们该如何看待“倒下的”企业家们？又该如何透过这些企业家看清赚钱与法律的平衡关系？对所有这些话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提升中国的法治文明。除了违法犯罪，企业家“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失职，如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就是因处理井喷事故不力引咎辞职。在我看来，失职同样是值得认真检讨的一个问题。企业家对社会负有有形和无形的道义和实体责任，这是商业时代必然形成的一个结果。这些“倒下的”和“曾经倒下的”企业家，倒下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却都是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难得的样本。透过对倒下的企业家的个体行为、体制机制原因等的分析，总结经济社会治理的得失，将会促进从制度建设上造福百姓。尊重法律，尊重公民权利，尊重事实，是我们探讨以上所有问题的惟一的基准。在支持惩处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对所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升百姓福祉做出贡献的企业家表示感谢！
09月14日　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