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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首次在西藏展出

图为工作人员介绍1954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给中央政府的唐卡。中新社发唐朝杨摄图为乾隆时期颁发的、用于“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唯一复制品。中新社发唐朝杨摄《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展》8月11日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开幕，这些礼品是首次亮相雪域高原。本次展览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和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联合承办，展览共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封号的由来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中央人民政府礼品；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等三部分，所有展品均由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提供，展览将持续到8月15日。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辛宇玲介绍，此次展览的藏品包括宗教器物、生产生活用品、工艺美术品、牌匾、献词等。其中，最早的藏品为清朝乾隆皇帝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最晚的为1996年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给中央政府的佛像、犀牛角等礼品。此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用于“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唯一复制品。“金本巴瓶”又称“金瓶”，是清政府为防止蒙藏贵族操纵大活佛转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特意颁发，共两只，一只贮北京雍和宫，一只存拉萨大昭寺。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共有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800余套件，而我们选出的这近百套件都是最能体现各个时期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希望通过这些实物反映出历世达赖和班禅同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以及西藏宗教上层对中国统一的拥护。”辛宇玲说。史料记载，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被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1713年，第五世班禅被清朝康熙皇帝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自此，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地位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才能确立，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09月10日　365
对话艾晨斯咖啡和换换圈APP的潮籍创始人吴志伟

  个人简介吴志伟，艾晨斯咖啡和换换圈APP创始人。艾晨斯公司是广州股权交易中心青创板第一个挂牌企业。吴志伟想通过艾晨斯咖啡和换换圈打造一个高校的020社交平台，改变中国3000万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他刚毕业就成为3家咖啡连锁店的老板，他的艾晨斯公司是广州股权交易中心青创板第一个挂牌企业，他还作为唯一一个广东创业代表在国务院召开的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名字叫吴志伟。在首届潮人创新创业大会在汕召开之际，记者专访了这位应邀出席会议的年轻潮人互联网“创客”。创业意义在于实现个人价值今年27岁的吴志伟来自揭阳。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创业疯子”。大三时，他和另外两位合伙人决定自主创业，在校园里开一家咖啡店。经过两年的努力。2014年3月份，他们的第三家咖啡厅落户广州大学城，那时他们向所有人喊出了他们的目标——打造中国高校咖啡连锁第一品牌。正当所有人都还以为这三个年轻人就只是在咖啡这个行业里折腾的时候，吴志伟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进军移动互联网行业。2014年6月，艾晨斯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成为广州股权交易中心青创板第一个挂牌企业，公司也步入快速成长期，很多投资者开始主动找上门来。同年8月，全资子公司艾柯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正式吹响了吴志伟他们从传统行业向移动互联网行业进军的号角。提起为什么会选择创业，吴志伟告诉记者：“我不想跟别人一样去上班、打工，我想的是，人生短短，去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年纪轻轻的他对社会价值以及个人价值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在我们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其实我们也实现了社会价值。”他表示，在最大限度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基础上，也让身边的小伙伴们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即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他创业的原因。将互联网业务拓展到家乡谈及创业转型，吴志伟说，“传统行业的优势在于品牌或服务，互联网的优势在于产品或体验，两者都是一，但相加并不等于二。而未来是属于传统行业出身，又走上互联网道路的企业的。” 吴志伟团队开发的第一款app产品“换换圈”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为用户搭建社交平台。至于“换换圈”创意的产生，吴志伟介绍道：“我们团队开发换换圈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换将人拉回到线下，从物换物到人对人，创建一种O2O的社交平台。同时，换换圈最大的功能就是改变网络社交平台的连接方式，赋予商品的第二个功能，弥补了其他社交平台如微信连接空白的一种形式。”吴志伟说，希望未来可以通过“换换圈”这样的大学生社交平台，将自己的互联网业务发展到家乡，服务于家乡大学生群体。少讲故事多做事从一名普通大学生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互联网“创客”，吴志伟认为，时代更替，传统潮商精神却代代相承，“希望自己能一直像老一辈潮商那样，有冲劲、有干劲、能吃苦”。而对于当下年轻创客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的现象，吴志伟认为，潮汕年轻创客首先要“少讲故事多做事”，要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商业价值，不要一味追求拿到投资，要有创业的韧性。“一名优秀的创业者首先自身要具备良好的品德，做好策划，脚踏实地，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其次在创业过程中要做到“想事要慢，做事要快”，同时具备破坏力与创造力。”吴志伟表示，希望能以亲身经历激励想要投身创业的家乡年轻人们，让潮商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09月10日　376
千年古刹征寻找中国远征军将士的遗骸供后人瞻仰

中国远征军（图片来源：新华网）抗战时期被日军焚毁的武汉市万寿禅寺9月2日称，该寺将向全球征寻“中国远征军”英雄遗骸，安放于寺内“国神祠”中，供后人瞻仰缅怀。据万寿禅寺住持慈心和尚9月2日介绍，万寿禅寺位于武汉江夏区新店街洞山寨，由昔日的湖东寺更名而来，始建于南北朝，距今1600余年。抗战时期，万寿禅寺因成为游击队根据地被日军焚毁。目前万寿禅寺正在恢复重建，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财神殿、龙王殿、地藏殿和国神祠等，将于明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向70年前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中国抗日英雄致敬，万寿禅寺宣布成立“全球征寻中国远征军遗骸寻踪委员会”，向全球征寻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让更多的英魂能够回到祖国。 “征集到线索后，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我们将实地考察，若确认是英烈遗骸，我们将礼迎到寺，并安放在我们国神祠内。国神祠主要用于安放民族英烈，供后人缅怀。”慈心和尚说，此次供奉抗战英雄遗骸的国神祠地宫，以佛教文化来诠释现代殡葬文化，给故人一个“入土为安避风雨、入寺为尊享福报”的安身之所，充分体现佛教关爱生命及“逝者安、生者兴”的重大意义。
09月08日　294
“出乎意料”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佛法僧三宝俱全

桑耶寺全景（图片来源：新华网摄影：刘坤）桑耶寺乌孜大殿（图片来源：新华网摄影：刘坤）桑耶寺内的转经道（图片来源：新华网摄影：刘坤）桑耶寺内的壁画（图片来源：新华网摄影：刘坤）耶寺乌孜大殿（图片来源：新华网摄影：刘坤）据传说，历经十多年修建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莲花生大师测定、寂护大师设计的寺院。为满足这一愿望，莲花生大师施展神功，在自己的手上变幻出寺院幻影，赤松德赞看到后惊呼一声：“桑耶！” 这座始建于公元762年、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由此得名“桑耶寺”，“桑耶”意即“出乎意料”。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坐落在山南地区的桑耶寺自公元8世纪建寺起就有在朵堆（藏历五月十四日至五月十八日）节跳“神舞”的历史传统。从朵堆节第一天一大早开始，中心主殿乌孜大殿前，每天都会有三四千名群众早早等候在这里，环绕着帐篷围坐成长方形，静静等候僧人们跳起千年“神舞”。漫步在桑耶寺里，可以明显感觉到桑耶寺的建筑风格与西藏其他寺院不同。跳“神舞”的广场西侧即是乌孜大殿，它有着三种风格：一楼为石块藏式、主供天然形成的释迦牟尼佛石刻像，二楼为砖块汉式、主供莲花生大师像，三楼为木头印度式、主供大日如来佛像，因此也被称作“三样寺”。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克珠在其主编的书中指出，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风景优美，在寺院的外观、寺内文物、寺院的历史背景各方面都非常独特，可以说这座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是“世界屋脊的黄金屋顶”。夏日午后金色的阳光下，乌孜大殿镀金的宫殿式屋顶金光灿烂，但这还只是桑耶寺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寺院四周有一圈白色的围墙，围墙上建有1028座白色佛塔，据说在每座佛塔里都装藏着一粒佛舍利，一千两百多年来，这些佛塔静静地吸引着雪域高原乃至海内外的朝圣者。
09月08日　366
雨山：寺院不属僧人管理是寺院被商业化根本原因

2014年11月28日，在北京潭柘寺一处售卖礼佛用品的摊位前，摆放着景区设置的功德箱。（图片来源：新华社摄影：李德欣） 2014年末，多家媒体曝光了旅游上市公司、高档私人会所借教敛财的“功德箱经济”问题，如北京西郊两所佛教历史名刹“功德箱”已成上市公司敛财工具。两所佛教历史名刹都存在两类不同的功德箱。其中一所佛教寺院内有70个功德箱，写有“功德箱”字样的箱子达53个，超过总数的七成，归景区所有，信徒投入其中的善款成为景区收入，其余写有“广种福田”字样的箱子属于住寺僧团所有。此现象并非北京独有，例如此前不少媒体就曾报道，陕西某知名寺庙景区疯狂敛财，甚至给每一个功德箱都安排了创收指标。在理想的情况下，民众观念上认为的宗教活动场所，应该与政府部门登记确认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实际上由宗教团体、教职人员主持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是三者合一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前者与后两者差距较大。例如北京市合法登记的佛教场所只有26所，但北京市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将北京所有经过登记的寺庙产权转到北京市佛教协会名下就多达623所。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一般认为在历史上是佛教寺庙，或者现在的建筑形式与名称为佛教寺庙，建筑物内有佛像、神像，都是可以烧香拜佛的佛教活动场所；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大量历史上的佛教寺院并非登记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更不是由宗教团体或教职人员主持管理的，这在我国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中城市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寺庙被承包、被上市的根本原因。所谓承包寺庙，主要是指出资人与政府职能部门或村委会签订合同，前者拥有规定期限内的寺庙管理经营权，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再通过香火等经营收入赚取利润。寺庙之所以能够被承包、被上市，根源就在于寺庙的产权不在宗教界手中，宗教界处于“被动”地位。寺庙被承包、被上市造成了许多问题，甚至涉及违法犯罪，2009年破获的北京“西顶”广仁宫特大旅游诈骗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寺庙不是政府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并不由宗教团体教职人员管理，但仍旧被老百姓认为是可以烧香拜佛、捐功德钱的地方。另外，有些由政府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也不是或全部不是由宗教团体、教职人员主持管理，这是造成北京西郊古刹中两类功德箱分属旅游公司与佛教界的原因。而现在宗教主管部门主要清理整顿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希望让已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真正由宗教团体、教职人员主持管理，不被他人用于不正当谋利。针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借教敛财、以教牟利”等涉及佛教、道教领域的乱象，宗教主管部门正指导各地进行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佛教、道教场所“被承包经营”、非宗教活动场所借教敛财、风景名胜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混乱等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期望宗教主管部门能够扩大督查范围，继续做好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公告和挂牌工作；继续加强教风建设，全面提升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以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良好形象。从2014年开始，国家宗教事务局已开始对佛教、道教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的公布，推动宗教活动场所悬挂统一标识牌，这对于甄别与规范涉及宗教活动场所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违法违规的“功德箱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9月08日　259
五台山最著名的十大寺庙排行榜五台山必去的寺庙

“东台看日出，西台赏明月，南台观山花，北台望雪景，站在中台顶，伸手摸星星”，这五座状若高台，海拔三千的山峰还终年缠绕着云雾，偶尔还会出现五台斑斓的半椭圆光圈，就是“五台佛光”。五台山以其旖旎的风光、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古老的地质公园使无数游人留恋忘返，更有许多人年年到五台山朝圣游览，在此介绍给您五台山十大世界遗产寺院特色。 1、十大寺院榜首佛光寺：中国第一国宝五台山佛光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曹立君）五台山佛光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五台县佛光新村，距县城30公里。因此寺历史悠久，寺内佛教文物珍贵，故有“亚洲佛光”之称。寺内正殿即东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从建筑时间上说，它仅次于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五台县南禅寺正殿，在全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中居第二位。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2、第二大寺院显通寺：五台山青庙领袖五台山显通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闲人老汉）显通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是五台山众多寺庙中最大、最古的一座。该寺历史悠久，珍贵文物很多，是佛教圣地中的一颗明珠。河南洛阳白马寺，是中国始建年代最早的一座佛寺，被人们称为“释源”。而显通寺的初建时间，可以和白马寺相比。显通寺七处九会殿，是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时，神宗命妙峰法师用磨砖砌成的一座华严道场。寺宇规模宏大，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寺之历史甚古。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始建，原名大孚灵鹫寺，后魏孝文帝再建，名花园寺。唐太宗时重修，名华严寺。名太祖朱元璋重修后赐额“大显通寺”。后来历经扩建修葺，形成今日规模。 3、第三大寺院塔院寺：五台山标志性建筑 大白塔坐在寺院五台山塔院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塔院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显通寺南侧。这里原是五台山显通寺的塔院。明代时，重修舍利塔，独成一寺，因院内有大白塔，起名塔院寺。耸入云天的大白塔，是寺内主要标志，寺庙也因塔得名，塔的全称为释迦牟尼舍利塔。塔拔地而起，凌空高耸，在五台山群寺簇拥下颇为壮观。人们把它当做五台山的标志。 4、第四大寺院菩萨顶：五台山黄庙领袖、等级最高的寺院五台山菩萨顶（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菩萨顶五台山中规模最大的黄教寺院。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显通寺北侧灵鹫峰上。据传为文殊菩萨道场，即文殊居住处，故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此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499），历代曾多次重修。明•永乐以后，蒙藏喇嘛教徒进驻五台山，遂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清朝之康熙、乾隆帝曾数次朝拜五台山，住宿于菩萨顶，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等，均须向大喇嘛进贡。菩萨顶是满族语言的叫法，意思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菩萨顶历史悠久，到了清朝，它实际上成了皇室的寺庙，地位极其尊贵。 5、第五大寺院殊像寺：五台山香火最旺寺庙之一五台山殊像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殊像寺位于台怀镇杨林街西南，是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因供奉文殊像而得名。相传始建于唐，元延祜年间（1314-1320年）重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再建。明天启六年（1626年），寺后西北角建客堂。殊像寺大殿为文殊阁，殿阔五间，重檐歇山顶，是五台山台怀镇中心区最大的殿宇。殿内全部塑像皆为明物，形象秀美，如出神工。在文殊大殿内的三面墙壁上，悬塑有明代渡海五百罗汉图。寺中现存康熙帝和乾隆帝御碑各一通，载有般若泉形制。该寺为青庙十大寺之一，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6、第六大寺院碧山寺：五台山最大的十方禅寺五台山碧山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碧山寺位于台怀镇东北2公里北台山麓，始建于明英宗年间，是五台山最大的十方禅寺。所谓十方，是指凡出家僧人和四方居士到此，都可以免费食宿，如果从这里启程时缺少路费，寺内还会周济一些。所以很多朝山教徒都把这里作为必朝之地。寺院四周环境清幽，景色殊佳。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雷音殿、戒堂殿、弥勒殿等，各殿塑像均为清代重塑。在寺中心石坛上有释迦像，刻工细致，姿态端庄。 7、第七大寺院金阁寺：五台山最高佛像千手观音所在地五台山金阁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金阁寺位于山西五台山南台之北，中台之南，除五座台顶的寺庙建筑外，金阁寺所处的地势最高，海拔1900米。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金阁寺与中国密宗的传播和密宗创始人之一的不空法师有极密切的关系。 8、第八大寺院南山寺：五台山最有魅力的寺院南山寺为五台山中的一座大寺，距台怀镇约2公里。该寺始建于元代，整个寺院共有7层，分为三大部分，下三层名为极乐寺，中间一层名为善德堂，上三层称作佑国寺。寺内的石雕和泥塑最有特点，内容包括佛教传说、道教典故以及林木花草等图案，刀工细致，构图精妙，堪称五台山一绝。这一特点在该寺的佑国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站在佑国寺最高层还可以远眺五台中的四台，景致相当不错。南山寺的建筑也极具特色，整座寺院依山而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各殿之间迂回曲折，小径通幽，令人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9、第九大寺院龙泉寺：名闻天下的龙泉水五台山龙泉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龙泉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南5公里九龙岗山腰，故又俗名九龙岗。龙泉寺原为杨家将家庙，寺旁有泉曰龙泉，寺由此而得名。始建于宋代，民国初期重建，占地15950平方米，殿堂僧舍165间。现存影壁，台级，牌坊和三座院落。 10、第十大寺院普济寺：智慧文殊所在地五台山普济寺文殊菩萨像（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普济寺海拔2485米，台顶面积约14万平方米。山峰耸峭，烟光凝翠，繁花似锦，千峦弥布，五彩缤纷，因之取名为“锦绣峰”。顶上建有普济寺，内供智慧文殊佛像。农历四月，北面四台还是冰天雪地，而南台山腰却是百花怒放。
09月06日　12512
林衙古刹崇福寺：拥有保存全国最完整的金代壁画

林衙古刹崇福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曹立君）弥陀殿脊饰琉璃（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曹立君）崇福寺内保存着全国最完整的金代壁画（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曹立君）山西的古代建筑，数量多，首推晋城，规模大，当数雁北。雁门关以北朔州市城内的崇福寺，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寺院。崇福寺俗称大寺庙，前后五重院落，占地面积达两万四千平方米。真是无愧“大”寺庙的俗称。寺院创建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即公元665年，尉迟敬德奉敕建造的。辽代时这里曾经一度成为一位林姓太师的衙门，因而也称为林衙寺。朔州八景之首的“林衙古刹”就由此而得名。经过金代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的大规模扩建，崇福寺才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进山门穿过天王殿，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重檐歇山顶、二层楼阁式建筑——千佛阁。明代以前，这里本来是藏经楼，明代重修时在殿内四壁增设了千尊佛像，于是更名为千佛阁。阁顶红、绿、蓝三彩琉璃脊饰，光泽鲜艳，熠熠生辉，更为建筑物增添了几分壮丽。崇福寺的主殿是金代皇统三年建造的弥陀殿。这座面宽七间、进深四间的大殿，显得非常宽敞而宏大。弥陀殿的建筑面积比间数相同的佛光寺文殊殿要大出300多平方米。高大的台基和宽敞的月台更衬托出殿宇的高大雄伟。在我国现存的佛殿中，弥陀殿体量之大仅次于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殿和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大殿的屋顶是单檐歇山式。两个高大的琉璃鸱吻和琉璃沟滴，脊饰琉璃，梁架斗拱，塑像壁画，门窗匾额等均为金代原物，历经了870多年风霜寒暑，居然完好无损。弥陀殿的建筑时间比佛光寺文殊殿晚七年，在采用减柱法营造方式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扩大殿内空间，大殿减少了前檐内柱，并采用复梁式额枋和叉手式斜材支撑并传递负荷。这种营造方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建筑师的伟大创举。弥陀殿内的金代彩塑，分布在长达23米的大佛坛上。阿弥陀佛端坐正中，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左边是中国人最崇信的观世音菩萨，右边是大势至菩萨。最大的主殿塑造的是西方三圣，显然崇福寺是一座净土宗寺院。弥陀殿内还保存着全国最完整的金代壁画，总面积达345平方米。画面气势恢宏，布局严谨，丰富多样，形象生动。组画之间连续自然。十躯高大的佛像，姿态自如，神情手式各异，毫无雷同之处。崇福寺壁画以其壮阔的画面、庄严的气势、严整的画法、有力的线条，充分表现了金代人虔诚的宗教信仰。正面檐下“弥陀殿”竖匾还是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的原物。匾上三个大字笔法纯熟，字体遒劲，至今也经历了800多个春秋。与弥陀殿同年建造的观音殿，位于崇福寺最后一进院落。观音殿的梁架结构最富有独创性。殿内后槽柱设在佛坛两侧，变化匀称自然。前槽柱全部减去，在平梁后面的四椽上分别施用巨大的人字叉手，把前槽上的负荷转移到前檐柱和后槽柱上。从现代力学的观点看，这种结构简直是绝妙的构思。崇福寺内还有一座弥足珍贵的千佛塔。这个石塔是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皇宫内的小臣曹天度为超度其亡父所造。 1937年9月，日军占领朔县后，发现了这座石塔，欲将其掠走。装箱时，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塔刹藏匿起来，日军只掠走了塔座和塔身。后来，塔刹还给了崇福寺，留在朔州。而塔座和塔身，二战后交还我国，后被运往台湾，成为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曹天度石塔身首分离70多年，所幸保存完好。已故史学家史树青先生曾说：“从这一石塔的曲折经历，我们可以看出祖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侧面，塔身在台湾，塔顶在山西，身顶异处，不能璧合，实在是一件憾事。”我们也期盼着北魏曹天度石塔，能有身首复位、重现真身的那一天。崇福寺以它那宏大的规模，完整的总体布局，匠心独具的古代建筑，面积最大的金代壁画、极具代表性的金代彩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09月06日　412
千年佛殿历经劫难仍然完好如初太多神秘太多故事

大雄殿内的七尊佛像（图片来源：东北新闻网）奉国寺山门（图片来源：东北新闻网） 1020年，它作为皇家寺庙开建近千年来历经五劫，雄姿依然自辽代建寺以来，奉国寺最根本的主体建筑——大雄殿历经千载，却巍峨如初、雄姿依然。奉国寺大雄殿曾经历过多次刀光剑影的战争，见证过更朝换代的血腥洗礼，还遭遇过人力无法抗衡的自然灾害……在历史的长河里，数不清的古寺惨遭无情的毁灭，而奉国寺却神奇地度过各种劫难，奇迹般地给后人遗存一份原始的珍贵文化遗产。主持过奉国寺维修工程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杨烈，曾评价奉国寺大雄殿为“中国古代辽（宋）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顶木构建筑，建筑规模是中国第一大雄宝殿。”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纯木质结构佛殿，大雄殿的细部极具文物和美学价值。始建辽代的皇家寺院契丹族的佛教信仰起于唐末，当时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为了持续扩大自己的影响，便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早在公元902年，在龙化州（今西拉木伦河以南敖汉旗）地区已经开始有寺院兴建。公元927年，辽人的首领迁徒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宣传佛教，还特意修建天雄寺安置僧人，并作为传教的场所。寺院建成后，皇族经常前往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之后，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辽朝得到佛教盛行的燕云十六州后，辽代佛教的传播更为广泛，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也更见显著。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时期，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辽朝第六位皇帝圣宗耶律隆绪更是以释迦牟尼佛转世自称，他主动学习引进汉族先进文化，使原属于中原汉族文明的古代建筑、绘画等融于佛教之中。耶律隆绪时期佛塔、寺院遍布全境，不计其数。公元1020年，耶律隆绪开始在古宜州（即义县）兴建奉国寺。古宜州是耶律隆绪母亲萧太后的故里，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作用，统管着今天的锦州、阜新等广大的领地，是渤海滩涂以北最便利最发达的交通枢纽，也是辽朝皇帝大臣朝拜医巫闾山的必经之地。奉国寺建成后成为皇族和皇亲国戚降香朝拜、祈福的专用寺庙。寺院雄伟壮观，到处彰显皇家的气派和庄严，渗透着佛祖道场的神威。身临其殿：壮观森严处处典故奉国寺坐落于辽宁省义县城内东街路北，距沈阳200多公里。从沈阳出发，沿着102国道，经新民市、北镇，从黑山县穿过，两个多小时就来到了义县。奉国寺的山门前是一个小广场，不少游人忙着在此驻足拍照。山门对面是一排铝合金窗的二层小楼，杂货铺子、小饭店应有尽有，一番热闹场景，与寺院前两只威严的青灰色石狮形成有趣的对比。沿街新建的外山门与其他古建筑别无二致，可跨过外山门一刹那，宗教的庄严感便扑面而来，旧山门、牌坊、无量殿和大雄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又威严雄壮。步入山门，经过牌坊，穿过清代修建的无量殿，放眼望去，耸立在高阔月台上的大雄殿全貌全部展现出来。顺着宽敞的石头甬道，越向前越感受到大雄殿建筑的巍峨和气势逼人。殿前门额上高悬的三块匾，为清代所立，中间匾题“大雄殿”，据传是乾隆的御笔，字迹苍劲挺拔。迈进大殿的高高门槛，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七尊泥塑彩色大佛一字排开，虽年代久远，佛像色彩仍清晰可辨。佛像宏伟壮观，通高在8.6米以上，正中的毗婆尸佛合座高达9.5米。游客走到近前，还不及莲花底座高，抬头仰望才能看见佛祖真容。当地人都习惯称奉国寺为“大佛寺”，“大佛寺”究竟有多大呢？当地民间有俗语：“说它大，一百间房子装不下；说它高，云彩在庙檐轻轻飘。”至于佛像的壮观，形容的就更有趣了：“手掌一摊像盘磨，四个人上去团团坐。” 一般来说，一座大殿中供奉的佛祖以一尊和三尊为主，同时供奉七尊佛像的很少见。而且，奉国寺大雄殿内释迦牟尼佛被安排在最边上，这其中有什么典故吗？佛经《长阿含经》载，释迦牟尼加上之前已有的六佛，统称“过去七佛”。契丹人崇尚东方，视左为大，以“释迦牟尼转世”自称的耶律隆绪将前六佛安排在左侧，正坐直视，而自己（释迦牟尼）坐在最右方，身体朝向西南方，也就是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方向。也许是天意巧合，也许是有意设置，耶律隆绪前面有五位先祖皇帝，一位摄政的母亲承天太后萧绰，加他自己正好是七位。今天看来，七佛像中，位置居中的那位佛祖杏眼微合，柳眉轻描，五官安详慈善，与其他几尊佛像有明显不同。据传说，在塑造七尊佛像时，耶律隆绪为纪念自己的母亲，命令工匠按照萧太后的容貌进行雕塑，这样一来，萧太后的容貌便流芳千古了…… 历经五劫，大雄殿完好如初现在的奉国寺由大雄殿、西宫禅院、无量殿等建筑组成，虽不及金、元时期的规模大，却也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古建筑群。这些建筑中，只有大雄殿建于辽代，其他的建筑属于后代修复。大雄殿不仅建筑保存完好，殿内还完整地保留着包括七尊泥塑大佛、两尊天王像、梁架上的建筑彩绘等辽代遗迹遗物。每每有游人到访，都会忍不住地发问：“如此宏伟的建筑是如何完好保存下来的？”可以说，正是千年来，每一代人的精心呵护，才使奉国寺度过五次劫难而巍峨如新。一劫：金灭辽战争辽代末年政治腐败，统治者与各民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女真人不甘心忍受契丹人的残酷压迫和统治，最终奋起抗辽，推翻了契丹人执掌的辽政权。据史料记载，这场战争打得十分惨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遣兵攻入显州奉先县城，入城后烧杀抢掠，焚毁了普慈寺。后来他还曾派兵遍掘辽陵，以便切断辽国的龙脉，其中一次清除参与反抗契丹人的杀戮就持续了一个多月。按说，像奉国寺这样的在辽国臣民中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皇家寺院是必须被金国的统治者所毁灭的，可“金灭辽战争”中，奉国寺却意外地成为在辽国疆域内仅存的两座寺庙之一。然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什么会放过奉国寺？史料中无任何记载，一切都是谜团。二劫：元灭金之战在元灭金的残酷战争中，中原人口死伤达百万户之多，战火波及下全国疆域内成百上千座寺院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奉国寺是在金国境内仅存的四座寺庙之一。自古以来，义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兴建的奉国寺能避开战祸而独存，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三劫：庚寅地震据史料记载，公元1290年8月23日夜，武平路（今宁城县大明镇）发生八级的强烈地震。这场被后人称为庚寅地震波及义县并造成了强烈的震后灾害，而这座辽代皇家寺院却在灾难中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抗震能力。四劫：炮火洗礼在民间流传最广最神奇的一次劫难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0月1日，坐镇锦州的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得知解放军解放义县的消息后恼羞成怒，派出20多架轰炸机飞临义县上空，开始对城内实施狂轰滥炸。此时，古老的奉国寺也遭受着轰炸机的威胁：一架标有236字样的飞机，在寺院上空盘旋了两圈，投下了两颗炸弹。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枚炸弹，一枚落在了大殿外侧，另一枚落在大雄殿上，将屋顶砸了个大窟窿，并落在释迦牟尼佛像的手掌上。不过，这两颗炸弹分别安静地嵌在大殿内外，都没有爆炸！五劫：动乱年代早在1961年，奉国寺就位列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列。上世纪60年代，奉国寺也先后有全国各地数十起学生来“光顾”。在奉国寺文物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下，这些人才撤离奉国寺，可以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千年国宝、无上国宝” 奉国寺集佛教、古建筑、雕塑、绘画、考古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于一体，独具特色、绝美天下的古代艺术品，被专家学者称为艺术珍品中的极品。奉国寺管理处处长康海鹰告诉沈阳晚报记者，“辽宁义县奉国寺同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大同华严寺是辽代遗存三大寺院，而奉国寺的主体建筑大雄殿是辽代遗存至今最大的佛殿，堪称为世界之最，殿内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泥塑彩色佛像群。” 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发表学术报告，称辽代寺院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奉国寺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也有古建筑专家称，奉国寺大雄殿为“中国古代辽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顶木构建筑，建筑规模是中国第一大雄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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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关于抗战中的那些藏传佛教高僧

抗战中的藏传佛教高僧（资料图） “藏传佛教僧人在严酷的战争面前，清醒地认识到唇亡齿寒，只有与各民族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国，最终拯救自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曾在《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一文中这样写道。据《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仁波切、贡嘎仁波切、松朋仁波切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喜绕尼玛说。在牙含章先生所著《达赖喇嘛传》中曾描述，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仁波切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 1932年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除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外，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银元，下同)，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周锡银所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中所述，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作短暂停留时，五世格达仁波切便与红军结缘，开始竭力支援红军，征集大量粮秣、皮毛等补充红军吃穿，并将当地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并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还动员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圆寂前几天，九世班禅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193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为团结各族僧侣，专程到善财洞(寺)拜见主持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自此罗桑巴桑主动接近抗日干部，积极发动藏传佛教同乡进行抗日斗争，团结藏传佛教僧人抗日，并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抗战期间，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僧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动。1938年，五台山分别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称之为“僧人连”。 1939年5月，青海籍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各大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撰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宣传抗日的文章，在此期间，藏族民众捐献羊皮袄达10万件之多。 “藏传佛教僧人的义举，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喜饶尼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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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中国佛教徒应该要有“为天地立心”的担当

习主席在演讲中，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谈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进而谈到“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饱含激情和睿智，给人鼓舞和启迪。这些年来，面对“借佛敛财”等疯狂糟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径，我们不断谈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不断探讨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守护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虽杜鹃啼血，但迷茫叹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为了个人眼前的利益，肆意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数典忘祖，毁弃中华文化的精神法脉，扭曲我们的文化精神，严重污染了社会人心。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解读习主席的这篇演讲，尤其是关于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是推动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顶层设计”，展现了“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的宏伟气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习主席的演讲，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精神：为了世界持久和平，要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华文明，尤其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精神，能够为世界文明与世界和平提供丰厚滋养。习主席的这些话是说给世界听的，更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要珍视中华文明，因为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晶，也是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相融相摄的结果。多元多彩、平等包容、和谐仁爱、积极向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神与时代风貌。这种文化的精神与特质，让我们在推进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进程中，既不能妄自尊大，“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也不能妄自菲薄，避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做到真正的尊重和珍视，“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当今世界里，不论有多少的矛盾和对立，都难以回避和否定这样的事实：“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反思，不能不勇敢地担当。习主席演讲中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及其“独特的佛教理论”，并指出佛教“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同时，中国佛教对东亚文明以及世界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不过，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习主席由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引发的思考，蕴含着十分深邃的思想，以及迫切的现实期待：“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精美的物件，固然是文明的载体，固然是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但是，如果只满足于器物欣赏的层面，那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当更加珍视“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并让这种人文精神鲜活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显然，这是要通过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引导与推动现实人生信仰，“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这是一种富有殷切期盼和远大抱负的情怀！这让我们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的对谈中，他们本着超拔自身的立场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精神，以积极开放、自由理智的态度，纵贯古今，为世界未来寻找出路。他们认为，稳定、和平、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和平应是宗教及信仰者最大的使命。对于有志于为和平作贡献的人来说，哲学、精神的研究和改造是最好的准备。在现代一些政治家眼里，和平只是一种利益的均衡或休战状态。但是，人类追求的真正和平，并不只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争取正义的性格；它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是心灵与精神富有文化教养的一种状态；应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依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如何实现稳定的文化状态，是通向和平的出发点。为了和平，首先要把尊重生命的精神在人类心灵中确立，生命的尊严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价值。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东方文化中对一切生命普遍尊重，因而转化成相互友爱的社会伦理，所以，和平的内涵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因而，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在于东方文化。其中，中国化的佛教将承担重要角色。佛法可以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高深的智慧和宽大的慈悲精神，使整个生命系统在协调之中安祥平静，又具有一种合理的生命动力。佛法中依正不二、佛性平等、菩萨心行等种种智慧和精神，正是救治社会人心的良药，那种实践意义上的涅槃之境和现实意义上的极乐净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特别是佛法强调人类要从深层心理上和具体实践中，彻底消除“我执”，实现精神世界的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将成为建立持久和平的根本。因而，汤因比期待这种宗教理念，“被整个世界接受”。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同时还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值得称赞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它形式上是贸易通道，但其中蕴涵着对未知世界无穷的探索精神，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特别是伴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中国的儒、道等传统文化以及后来已中国化的佛教，又回流到印度、中亚及欧洲等地。同时，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传入东方，“丝绸之路”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大动脉，而且又大致是采取和平自愿的传播方式，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绚烂多彩，推动了文明发展。这种交流，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更有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正因此，汤因比曾表示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时的中国新疆”。习主席演讲中特别赞叹玄奘法师那种“坚韧精神”。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称赞，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者轻易地唾弃。”其实，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而言，这种精神正如当代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所极力倡扬的那样，是一种为社会、为人类、为信仰的担当、胸襟与肝胆，他认为中国佛教徒应当具有远大志向，要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刘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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