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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潮州古八邑"之由来

邑是文人对县的称呼，潮州古八邑，是指海阳（包括今潮安县和湘桥区）、澄海（包括今金平区、澄海区、龙湖区）、普宁（包括今普宁市和揭西县棉湖镇的一部分）揭阳（包括今揭东县、榕城区和揭西县一部分）、潮阳（包括今潮阳区、潮南区和濠江区）、饶平（包括今饶平县、南澳县和潮安县北部凤凰镇）、丰顺、惠来等八个县。清乾隆三年（1738年）设立丰顺县后，潮州主要有八邑商人经商于国内各商埠大邑，兼设立潮州八邑会馆，号称“潮州八邑”。古潮州八邑，应指海阳、潮阳、揭阳、普宁、澄海、饶平、丰顺、惠来等八个县。不含南澳、大埔。不含南澳，是因为南澳直至民国1915年才由“厅”改置为县。南澳原来是属于饶平县下辖的，所以实际上并非不含南澳，只是没有强调。不含大埔，是因为大埔籍，非常在意自己的民系身份，很早就比较积极地、较多地与嘉应五邑结成同乡组织。故有些资料上，将南澳县表述为潮州“古八邑”之一，是错误的，南澳县应该说是在民国新风之下，排除了丰顺这个县之后，形成的潮州八邑，表述为“民国潮州八邑”比较准确。所以后来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实际上是“排除了丰顺”，而不是广州、香港、湛江、上海、北京等地的古潮州会馆，“排除了南澳”。先前的潮州八邑有丰顺，后来由南澳顶上八邑之位置，兴许由于后辈的潮人比潮州先辈更在意潮语与客语的区别，因丰顺在人口上，以客家居多的缘故。实际上，关于“潮州八邑”的表述，即使不强调南澳这一邑，也是包含南澳的。因为南澳原属饶平县，后划入澄海县。也就是说，只要八邑的表述中，有饶平、澄海，即相当于有南澳。而若排除丰顺，则必然是不包含丰顺的。因为排除了丰顺的潮州八邑，实际上是以语言、行政现实（丰顺在1988年以后划归梅州）原因组织的。丰顺主体民系为客家，所以划了出来。但早期的丰顺客家人是与大埔人不同的，大埔人有强调自己属于客家民系的传统，而早期丰顺客家人是与潮汕（福佬）人同进退、共命运，是早期各地潮州八邑会馆之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再者，丰顺县与大埔县不同，大埔为纯客家县，丰顺县则有讲潮语的福佬人。不包括丰顺的潮州八邑，却使得丰顺福佬人，甚至部分崇潮（行潮俗）的半山客，完全被遗忘。 “潮州八邑”，得以被四海口碑相传，其实是在含丰顺的时期，打下的基础。后来排丰顺、改南澳的潮州八邑，其实是继承了原来已经响亮的品牌。换言之，古潮州曾管辖不止八个县；而新中国建国之初的承古潮州地区（或称潮汕），也新增了揭西县。当时，却不改称九邑，而仍以八邑为着，正是由于在含丰顺时期，“潮州八邑”的说法，在经过八邑商人在各地经商，擦亮了潮州八邑的品牌。现在谈潮州八邑，追其根、溯其源，当不能忘丰顺。应该说，“潮州八邑”作为特定名词的出现，有丰顺一份力。即使在丰顺未建县的清朝乾隆三年以前，当时潮州也是管辖了八个县，只是有大埔无丰顺，当时却没有产生为四海所口碑相传的“潮州八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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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名中的“梅”字释义

“梅”字用作地名在潮汕非常普遍，例如澄海的梅陇村、梅州村、梅浦村；普宁的梅林镇、梅塘镇、梅峰中学；潮安的梅林湖等等。这些地名虽然都带有个“梅”字，但是各有所指，含义有所不同。梅塘镇，在普宁市西北部。据《广东省普宁县地名志》载：明代该地有一村，村前有一池塘，四周尽植梅树，梅花盛开时，梅影倒映池塘，故取名梅塘。可见其“梅”字是指树。梅峰中学、梅塘老寨、梅陇村中的“梅”字都是此义。梅浦村，在澄海区溪南镇。据《澄海县地名志》载：元至大年间，进士邹文凤到广东任官，生有六子，次子邹松岩路经梅浦，见其山明水秀，故于此创村。初时村中有一山丘，山丘四方建有四处房屋，其形似梅花，故名。而该村附近的梅州村，北宋开宝三年（970），有人住东边山，北宋天圣三年（1025），迁居山下梅滩洲，因洲形似倒置梅花，旁一坑沟似梅枝，故名。可见，上述两地都因其地形似梅花而得名，非有梅树也。梅林镇，在普宁市西部。《广东省普宁县地名志》曰：明嘉靖年间，宋、范等九姓先后在此定居，后渐成圩集，分新圩和老圩。因地貌似梅花，梅树成林，故名梅林。可见，梅林镇是因地形似梅花，且梅树成林而得名。梅林湖，潮汕最大的天然湖，位于桑浦山东南方，归潮安县庵埠镇辖。其得名原因在《潮汕百科全书》中有二说：其一，梅林湖本是陆地，有梅姓林姓胡姓三个乡村，此处后在一次大地震中下陷为湖，遂以三姓为湖名，其中胡姓改从水旁；其二，梅林二姓的乡村沉为湖，故湖名梅林。可见，梅林湖是因姓氏而得名，与上述“梅”字含义又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对于地名的解释，切忌望文生义，否则会闹出笑话来。因为，每一条地名的由来都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都留着它诞生那个时代的烙印。了解当地地名的来历和含义，有很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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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

景观指人们对某一地域环境的所有感觉和印象的集合。它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统一体，或者说，是人类活动累加在自然环境上面的文化印记。在—个地域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开发利用，景观总是持续地迭换着，显示出这一地区文化演进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一节里，我们在探讨本区自然环境演变的过程中，对景观的历史变迁已经有所讨论。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变换一个角度，比较系统地描述本区地理景观历史变迁的概况。一纪元前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下面，我们所描述的是，中原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以前，也就是本区始建置而统属于中央政府之前的景观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可靠文献，某些地方志书上的点滴记载，大多不过是揣测之辞。我们只能借助数十年来本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其间免不了要有逻辑上的推断，不过，我们严守着先贤“于其所不知，阙如也”的教诲，力求摒除远离事实的臆想、这一阶段历时相当漫长，我们将它分成两个时期来描述。新石器时期（距今8000—3500年以前）近几十年来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有了十分活跃的人类活动。距今8000～6000年以前，今天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还是古海湾，在古海湾沿岸和岛屿上，本区的原始居民选择一些临海的低丘台地——例如潮安陈桥沟北、塔下石尾山，澄海内底和南澳象山——做营地，这些低丘台地一般高出水面l0米左右，背面有林木茂密的高丘陵作为屏障，距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小河流或者湖沼可以汲水。原始居民在营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嫩叶和果实，用石铲石锛挖掘芋、薯的块茎，用石戈骨矢猎狩鸟兽。他们把被驯养的猪和牛放育在山麓草坡上。他们借助原始的独木舟在海湾中捕鱼，拾贝。海边礁石上盛产的牡蛎，更是他们重要的食物。为了把这种鲜美的食品从坚硬的蚝山中挖出，他们制造出名为“蚝蛎啄”的工具。日月更迭，年复一年，营地附近的贝壳竟然堆积如山。离海稍远的丘陵地带，在韩江、榕江、练江、龙江的上游和小支流附近的小山岗上，分布着另外一些居住营地。这些营地一般建立在距离河面10～30米的山顶的平台或凹地上，周围有更高的山峰围绕着，向阳而避风。在一些河谷或小盆地，营地比较集中地分布，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区。例如，在练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圆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本区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个营地。他们在这些营地生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半农耕社会。营地中有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来的遮风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窑穴，居民们利用营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烧制陶器。金溪河就从营地前面流过。河谷的开阔处，河水潴积在低洼地段，成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台地已经开垦，种植起山芋、薯类和旱稻；在能够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处，也点种下适合水耕的原始稻种。到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上述地带，已经呈现着一派农耕文化景观。这一时期，本区和浙闽、珠江口之间，沿海交通开始发展起来；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本区和东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石器和陶器风格方面的某些类同，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青铜时代（距今3500—2100年前后）这—时期，大约从商代中期延续到西汉前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距今3500—2800年前后），在粤东和闽西南地区，共存着一种被考古学界称为“浮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视为一个小方国（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在这一个阶段，本区除了继续保持着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韩江上游汀江、赣江通道的打通，通过江西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开始有所接触。饶平顶大埔出土的青铜戈，就是这种接触的物证。本区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虽然在本区以外的一耻浮滨文化遗址中（例如福建南安大盈寨山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包括一些青铜工具；但是，这一阶段，本区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已发现的遗址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兵器，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产中大量使用。这一阶段，本区的原住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滨海地带和诸江河中上游和支流河谷盆地的开发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扩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现，说明粮食生产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农耕文化景观越发突出；迁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开发地区造成一些废弃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个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丰草长林。植被没有破坏。后一个阶段（距今2800～2100年），本区经梅江与东江、北江上游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建立了，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之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销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这一阶段，南迁越国人传播的先进稻作技术对本区的景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石器中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和青铜农器的使用，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榕江中游出现了稻作区。原始的水稻点种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替代。耕作制度的进步，使已经开垦的土地能有更多的产出，定居生活稍有保证。于是，本区的原住民开始建立比较大型的固定聚居点。粮食供应稍为充足，手工制造业也就得到更快的发展。烧陶窑场的规模扩大了；石器制作工场逐渐萎缩，取而代之，从事铜锡铸造的作坊开始出现。与此相应，人们开采瓷土、矿砂为原料，刈草伐木做燃料，郁闭的山林自然环境也留下人类活动的印痕。这一阶段，在本区的景观方面有一点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军事气氛的浓烈——近年来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是明证。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文化上已经越化。故其时本区虽属南越辖土，而地处边境，景观上并没有很多变化。二纪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岭南地区进入了国家版图。从这一时期起，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本区开始有了隶属中央政权的县郡建置。汉文化的输入，必定造成本区地理景观的变化。但要对这一时期的景观变化进行具体的描述，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文献资料，依然不多，而这一个时段的考古发现甚至比前一时期更少。下面的描述，也只是在忠实于材料的前提下，尽力而为之。这一节，仍分两个阶段来描述。汉晋南朝时期（前111—600）来到本地区的中原移民渐渐增加，本地土著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本区的人口仍然稀疏，生产力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进步缓慢。农业开发所利用的土地仍以台地、低丘和山间盆地为主，稻作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榕江、练江中上游和韩江中游河谷地段，有较为集中的聚居点。丘陵和同地依然草木丰茂，生活着水鹿、堵獾等食草动物。沿海，盛产鱼虾贝类。这些都成为居民们措取捕获的对象。在本地居民的食谱里，肉类，尤其是鱼虾贝蚌，早就是不可缺少的副食。汉人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沟，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晋室东迁，又有中原移民进入本区，这也必然会引起本区的地理景观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的描述只能付之阙如。唯一可能指出的是，东晋末，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郡治在今天深圳南头）立义安郡，这是本地区设州郡一级建置的开始。义安郡领五县，众多的郡县建制，一定会造成聚落景观方面的变化。唐五代时期（600—960）唐代，潮州开发程度还是很低，生存环境仍旧恶劣。韩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没有淤积成陆。山林茂密，野象成群。韩江和梅江鳄鱼出没，被称作恶溪。中原移民对本地高温多雨的热湿气侯很不适应。一直到晚唐，潮州都是有罪官宦的贬斥地。大历末（779），常衮贬潮州，《谢上表》上有“慰抚海隅，少安疲氓”之语；到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谢上表》也仍然说这里“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但自从常、韩贬潮以后，本区恶劣的地理景观开始有所改善。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又纷纷南迁，移民浪潮波及潮州，使本区人口数量较快地增长，经济开发程度也有所提高。水稻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韩江三角洲上部连接榕江、练江平原，有一大片稻作区。蕉麻是纺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蚕桑也开始在本地出现。潮州郡城迁建于这一片稻作区的东部。城西葫芦山上，有贞元十二年（796）刺史李宿所建的观稼亭。当年车刺史，倚亭西北顾，大概已经是平畴一望，稻浪翻金了，到晚唐五代，为了捍卫这一片田园，竹竿山下有了堤围的兴筑。本地的陶瓷业开始崛起，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到城南洪厝埔、竹园墩，集中了成片的瓷窑群。作为陶瓷外销的支撑，本地的海上航运也发展起来。巨舰大舶，可以乘潮上溯到潮州城下。沿海，有了煮盐的盐灶。聚落景观方面，瓦房在本地已经很常见。北宋时，陈尧佐曾经对人说，自从宋璟到岭南任节度使，教人建瓦屋，广州才有瓦屋。岭南各郡都受影响，潮州的瓦屋建得特别多（苏东坡《与吴子野》）。揭阳新亨发现的唐代大型瓦屋遗址，就是当时聚落景观的一个实例。佛教和道教在本地流播，小北山区的一些岩洞，被辟建为石窟寺，潮州广东的地位日见提高，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敕旨已经说“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了（《册府元龟》卷631）。三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宋元时期（960-1370）宋元两代，本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大批中原移民经过闽赣而落籍潮州，人口激增，大量劳动力的进入，促进了本区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本区的地理景观。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水利没施。本区西北部和北部，榕江、练江和黄冈河上中游的山间盆地、河谷坡地，建起了陂塘，农业垦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上部，利用已经淤塞的旧河道，开挖人工河芹菜沟，既可引水灌田，又可疏排积涝。潮阳河溪，乡人挖开山坡，砌石盖板填土，修建了地下涵道，又在涵道上留了18口竖井作通道，以便于清理泥沙杂物时进出。这条水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工景观。其次，为了更好开发利用韩江三角洲，经过长期实践，人们找到了筑堤御水围垦农田这一形式。宋代韩煤两大支流东溪和西溪堤围已经修筑到三角洲中部，三角洲西部龙溪堡以北，江东洲和东部横山以北的农田全面开发，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环境，三角洲农业从此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本区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渔业、盐业、陶瓷业生产都十分兴旺，航运和商贸也有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海洋经济类型。从饶平到惠来，沿海有了不少渔港渔村。小江、招收、隆井三个盐场都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大概在北宋后期，王安中路过潮州，看到潮州盐业生产的盛况，咏出“万灶晨烟熬白雪”的诗句。潮州郡城（今潮州市区）附近，陶瓷业发达。东郊的笔架山，瓷窑遍布，有“百窑村”之称。从笔架山东南的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一带，也布满瓷窑群。这一片范围甚广的瓷器工场，生产规模可以和当时著名窑场媲美。随陶瓷业发展起来的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潮州、凤岭等大港口，樯桅林立，海舶北上泉州、兴化，以至山东，南下广府、雷、琼。交通事业的发展，对地理景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在今澄海程洋岗虎丘山北面，开凿了长达15里的山尾溪，沟通韩江东溪和北溪，以方便小江场盐的内运，这道古运河，为本地水网，增添了一个人工正景观。从福建经本区通广州的驿路（下路。上路是由韩江上溯，从梅江过东江，而后下广州，沿途多水路，在唐代已经开通），开始修筑并不断完善。上广州一段，在南宋初，开始沿途种植树木，设置铺驿，有铺兵专管。东通福建一段，到南宋中期以后，也屡有整治，铺石板，修石桥，修葺庵驿，行人都觉得很方便。桥梁大多为平板桥。最长的平板桥，是练江上的和平桥。南宋乾道七年（1117）开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韩江上的桥梁也终于定型。这是一座粱桥和浮桥结合，造型独特的桥梁。它的这种特殊结构形态，一直保留到本世纪50年代。元朝，本区驿传发达，驿站制度更加健全，粤东联结闽西南与赣南的驿路建立，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一直到近代还发挥着它的作用。唐代本区的人口，比较集中于北部的河谷台地和三角洲顶部。到这一时期，沿海的沙陇台地和三角洲平原中上部人口剧增，东部人口比西部要密集。根据《潮州志·沿革志》记载，本区北宋的行政区划曾经有如下变更：太平兴国间东部的海阳县领6乡，西部的潮阳县领2乡；元丰间海阳县领7乡35都，潮阳县领4乡16都，其中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县延德、怀德二乡，各领11都和7都。显然，人口的增长也使本区聚落数目增加了。在工商业的刺激下，人口向城市拢聚，潮州城附近人口稠密。《三阳志》记载说：（潮州）子城外带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东以江水隔，民居才二里。方圆十里之地人烟熙熙。可见潮州的城市规模已相当大。在城市建设方面，潮州子城和外城的城墙相继筑成。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籍户，潮州城市人口，比宋代减少。这与宋元之间潮州郡城附近的陶瓷业的衰落，应有关系。宗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也使景观有所变化。庙观建筑大量增加。郡城的开元寺，灵山的开善寺，在宋代都有增修。潮阳的治平寺，揭阳的双峰寺、玄元观、招仙观，海阳的甘露寺、宝福院，府城里的玄妙观，这些闻名于本地的庙观，都在宋代建成（《明一统志》）。佛教信徒建造的浮图，高耸入云。民间，各种神庙遍布。游览景区的建设，是这一时期地理景观变化的新因素。府城的金山、西湖葫芦山，潮阳的东山，经过人工整治，芟草伐木，去除芜秽，建起亭台楼阁，使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配合映衬，相得益彰。有些山中岩寺，因为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旅游景点。地理景观的变化，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来。北宋末，王安中《潮阳道中》诗说：火轮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当时潮州驿道两旁，已是一派富庶的农耕鱼盐景观，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萌生了在这里隐居终老的念头。南宋时期，潮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更加接近江南先进地区的水平，大诗人杨万里有《揭阳道中》诗赞美说：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明代到清代前期（1370—1670）这一阶段，由于实行海禁，本区久远的工商外贸传统，受到抑制。农业经济却因为获得足够的劳力，有了可观的进步。地理景观也由此而有所改易。宋代以来韩江中上游的土地开发和三角洲的围垦，导致韩江河道的淤浅。潮州、凤岭等离海稍远的海运港口消失，为沿海的柘林、辟望、浦等港口所取代。但是，朝廷的禁令，使潮州海商只能从事一些近海转运贸易，港口显然冷落得多。宋代盛极一时的陶瓷生产，因为失去运输上的支持，终于衰落。潮州城东，外销瓷主要生产基地笔架山窑，已经完全废弃。昔日那种白天烟雾缭绕、夜晚火光烛天的景象，如江水流逝，不能复返了。也由于海禁的影响，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贸易为业的福建泉、漳、汀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而本区原有人口也持续增长。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中下部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很多滩涂沼泽地新垦为农田，各种水利设施不断兴建和完善。韩江各分汊河道的堤防，宋元时期所修堤段经过重修或改建，提高了抗洪能力；新开发三角洲平原中下部沿江堤段，继续修筑。韩江及榕江河口兴建海堤防潮，蓄淡御咸。与此同时，修建关涵，疏通旧河道，开挖新沟渠，保证了堤内农田的引水灌溉和排水防涝。这些河渠还用于水上交通。例如，嘉靖年间，沿桑浦山北侧山脚开凿的中离溪，除了发挥排灌渠道的功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成为龙溪等三都往来揭阳县城的交通要道。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从粗放耕作变为精耕细作，双季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经济作物种植业崛起为最发达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甘蔗、棉麻、水果等的种植具有一定规模。嘉靖《朝州府志》记载，当时潮州种植的水果有29类，其中柑有7种，桔有2种。潮州柑已成为地方名产，郭子章《潮中杂纪》评骘说：“潮之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此足甲天下。”这些名优水果也做为商品出售。薛侃《开溪记》陈述开凿中离溪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说韩江西溪三角洲上莆、东莆、龙溪诸都，“出桔柚诸果”，因为河道湮塞，“贩鬻以脚，商行弗便也”，这一时期，潮汕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发并得到合理使用。丘陵边缘的低台地，种植着成片的甘蔗。水源充足的大田上，稻禾离离。韩江三角洲上，沉积土层深厚的地段，柑、桔成林，果实累累。地势较高的沙陇，也栽种起棉、麻。许多低丘陵和高台地开垦为果园，龙眼、荔枝、摈榔、橄榄、柿、柚……，满园飘香。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进了本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重新兴旺起来。在大埔高陂、饶平九村、海阳枫溪等地又建起了密集的窑群。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新行业悄然兴起。在产蔗区，村落外搭起金字塔形的糖寮，甘蔗收获时节，村民们榨浆熬糖，热气腾腾。嘉靖后期，韩江口外的南澳岛，走私贸易相当繁荣，四方客货汇集，私番船只未曾断绝，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南澳岛隔海相望的柘林湾，也时常有番船停泊，与当地居民贸易。在海上私商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行业也相当兴旺。山区出现了采矿场和炼铁炉。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本区固定市集的数量大增。嘉靖《潮州府志》记载了郡城之外的云步、塘湖、采塘、冠陇、辟望、悔溪等6个市集，并加按语说：潮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大者，以见岳积多也。市集形成之后，吸引了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前来聚居，造成人口的集中。这一时期，本区持续增长的人口，以两种不同形态在内部流动，造成了聚落景观的不同变化。一种流动形态，是在原来聚居地周围，作浸渍式的扩散。浸渍式的扩散，往往导致人口高度密集的大乡村的形成。另一种流动形态，是向韩江三角洲平原前沿和本区西南部尚未开发的地区，作跳跃式的迁徙。结果使本地区的聚落分布趋向平衡。由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明代本区内县份也不断增设。王士性《广志绎》指出：潮州初止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新增六县中除饶平在成化十三年（1477）建置之外，其余五县，都在嘉靖年间建置。增设这么多县份，一方面是本区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开发，地方富庶，人口众多，就像王士性所说，“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仕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地方管理。另一方面，又与本区在嘉靖年间的海盗倭寇之乱，不无关系。新建的县邑都筑起了城池。此外，本区内的军事要地，如水寨、大城、靖海、海门、蓬洲、神泉、三河、黄冈、丰顺、南澳，都筑了城墙。这众多城池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本区聚落景观的一种新风貌。本区聚落景观的另一种变化是大村寨的建立。这些村寨本为防寇防兵而筑。因为当时倭寇海盗，往往成群结队，动辄万数干人，攻夺乡村，肆行杀戮，而朝廷派来剿寇的官兵，也恃势劫掠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保。这种做法，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高墙深堑，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明未清初本区的动乱，造成了一些聚落的破坏。其间，清康熙元年到八年（1662—1669）迁海界，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澄海县城变成空城，沿海许多市镇村庄也废弃了（《潮州志·大事志》）。迁徙到内地的居民，因陋就简，架搭起仪能遮风避雨的棚寮，作为临时住所。这也是本区聚落景观较大的变化。明代，本区在景观上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起。农业经营地域的扩大，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的兴起，大大加速了山林的开发，加上众多人口花费燃料，使山林的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四公元17世纪以后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清代前中期（1670—1840）康熙八年（1669）恢复潮州海界，二十三年（1684）台湾平定，朝廷松弛海禁法令，允许广东沿海商民人等，呈明地方官后，出海贸易。此后，本区社会基本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蕃盛。表现在地理景观方面，最为明显的，是水利网络的建立、众多港口的兴起和聚落形态的更新。在农业景观方面，商品性农业经营，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比明代再进一步扩展。甘蔗种植面积很大。乾隆十三年（1748）潮阳县令李文藻写过一首诗，描写潮阳的甘蔗种植情况：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生产技术也比明代更加精细，潮汕农民用绣花功夫来种田，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在景观上变化最大的，还要算水利网络的建立。三角洲平原上的水利工程，筑堤之外，由涵闸和河渠两部分组成。通过涵闸将江水引入堤围内，河渠则是围内农田的灌排脉络。在乾隆以前，各个涵闸引水河渠是各自独立的，此后，逐渐系联成网，源流相通，提高了灌溉效益。在低丘台地，陂塘的建设，也由简单的筑陂拦水灌田，发展为一水之上层层筑陂，并挖渠引水灌溉远离水源的田地，构成了规模较大的灌溉水系。人口压力，促使了人们开始了沿海低地的围垦，泥滩草坪，开垦为咸田。围垦，加剧了韩江中下游的水患，两岸的堤坝越修越高大。开了海禁之后，海上商贸活动，又活跃起来。庵埠、南港、樟林等港口，相继经历了繁荣时期。庵埠位于韩江下游梅溪西侧。清初，庵埠东面的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创立，第三总口就设在庵埠。到乾隆十四年，因为庵埠的商业越来越繁荣，江浙福建的商舶丛集，为了加强管理，以潮州府通判移驻其地。于是庵埠成为韩江西汊上下转运的枢纽，千舟蚁聚，百舸争流，樯帆云漫，灯火星繁。澄城位于韩江东溪入海口，县城南门外有南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后，往来南北的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商人们在岸上白沙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曾盛极一时。樟林是这一时期本区最大的港口。它位于韩江三角洲东北部，韩江北溪流过其西南之东陇后分汊出海。乾隆七年，樟林扩埠，在樟林沟两旁盖建102间铺屋，这时的樟林，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商港，有商船户70家，成为各种货物米谷的集散地。到嘉庆年间，樟林发展成一个分6社8街的大市镇，“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商贸活动，极为繁荣。商品化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使本区涌现了大批殷富人家。这些富户将积聚的财富，用于宅第的建筑，引起了本区聚落形态的新变。这种聚落形态的改观，从乾隆年间已经开始。乾隆二十七年（1775）潮州知府周硕勋修纂《潮州府志》时，形象地描述了本区聚落的景观：“望族营造屋庐，一定先建立家庙，而且建得特别壮丽。虽然村坊市集里还有很多茅舍竹篱，而城里的房屋，大多数是门高墙厚，气派不凡。海阳、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这七县，居民富裕，市镇的房屋也多高脊飞檐。家里有千金积蓄的，一定要构筑书斋，雕梁画栋，并以池台竹树点缀。”到嘉庆年间，本区的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许多乡村，也修造宗祠，营建三合院或者四合院式的住房。高门大宅，不仅仅在城邑市镇才能见到。这样的聚落景观，与毗邻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颇具地方特色。乾隆时，潮州府城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之多（乾隆《潮州府志》）。城中商贾云集，车马辐辏，外地商人来潮贸易，各自建有会馆、乡祠，作为聚会洽谈生意的场所。潮州城是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也是繁华的旅游城市。东门之外，是最热闹的地方。四面青山，一带韩江，潮州的美景，多半聚集在这里。宋代建起的湘子桥，仍保留着梁桥与浮桥结合的特色，又兴起了桥市，成为吸引游人的去处。城边酒楼饭庄，江上花艇游船、歌吹相应，响遏行云。当时有俗语说：“到广不到潮，枉向广东走一遭。” 近代（1840——1949）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与屈辱相伴而至的，还有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因素。本区，被迫开放了汕头埠，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有新变。这种新变，也反映在地理景观上。沿海商埠——汕头的兴起，是近代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汕头，又称沙汕头。这是一块南海风涛荡涤，泥沙积聚而浮露的海边沙陇。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康熙末，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到嘉庆年间，汕头成为与樟林齐名的商埠。而汕头经梅溪，能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而上，可抵揭阳普宁。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汕头能够在嘉庆以后，取代庵埠，压倒樟林，确立粤东第一商贸港口，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并且在1862年开埠以后，逐渐超过潮州府城，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海港贸易城市。新兴的汕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城邑的城市聚落形态，崛起在粤东大地上。面向街道的洋式楼房，放射式的街区，显示出它开放的文化性格。在其他城镇和乡村，南洋华侨回乡营筑宅居，都在传统建筑形式上注入了西式建筑的因素。小洋楼在全区各地随处可见，新建的祠堂和庙宇也多如繁星。这种奇异的聚落景观面貌，用物态形式表现了潮汕人保守性格和开放意识的融混。同样表现出开放性格的，还有工业交通方面的景观。这一时期，潮汕有了铁路和公路，内河也开始有轮船行走。发电厂、制糖厂、纺织厂，出现在潮汕大地上，高高耸立的大烟囱成为一种崭新的景观。而农业方面，只有沿海滩涂的围垦，带来些须景观变化。现代（1949年以后）用地理景观作为标尺，这一时期应该分作两个阶段。 1949—1981年是第一个阶段。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个阶段最大的景观变化是由平原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引起的。 50年代起，韩江三角洲下部，第三列岛丘以南，开始河道整治。韩江北溪、东溪和西溪在这里分汊成17道支流出海，水网交错，将农田分割成几十个小围。经过整治，这17道分汊出海口被堵塞了11道，只留下6道。这些河汊加固了堤岸，又先后在下游建设了桥闸，使河道成为平原上的水库。几十个小围合并成7个联围。在联围内，结合土地平整，建立自流化排灌渠道系统。韩江三角洲西部，通过涵闸引水，先后建成了北关、安揭、东凤、大鉴等引韩灌溉工程。榕练两江平原，则通过在榕江上游修筑大中型水库和建设拦河闸，建成了几项引榕灌溉工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潮汕平原的水网景观焕然一新。水利建设的完善，保证了灌溉的用水。在这个基础上，本区开始了沿海滩涂的大面积围垦。自5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围垦面积达到31.5万亩，占潮汕平原总面积的12％。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农田水利的兴建，使潮汕平原成为全国有名的水稻高产区。踏进潮汕，平畴千里，“稻浪随风卷”，一派稻作农业景观。 1981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对本区的景观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交通方面。广梅汕铁路和深汕高速公路的东段延伸进本区。公路干线全面拓宽，改铺水泥路面。地区性公路，甚至乡村道路也都用水泥铺设。形成了密集而畅通的陆运网络。其次体现在聚落景观方面。变化最大的是汕头市，市区扩大，高层建筑林立，豪华的装修，绚丽的霓虹灯饰，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风貌。其他市县城区和公路干道附近的乡镇，经过改建、扩建，也呈现了现代城镇聚落景观。乡村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农民们在旧聚落周围营建成片的新居。这些新居，或者依照传统样式建造，或者建成带有庭院的低层小楼房。在这种崭新的聚落景观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漂亮的学校、壮观的行政大楼、装饰华美的祠堂和庙宇。显然，这些建筑中，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凝聚。主要参考文献：1.<清>廖廷臣等纂：《广东舆地图说》（据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重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2，李平日、黄镇国、宋永强、张仲英著：《韩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 3，王琳乾、陈大石、萧有馥编著：《潮汕自然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4.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 5，<清>《广东舆地全图》（据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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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著名时钟楼的辉煌岁月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时钟楼的大时钟随着岁月的脚步不断运行，深沉的钟声在古城上空响彻报时，惠及三溪，也成为潮州老市民心中的情结居住在潮州市内的很多老市民记得，西湖附近曾经有一座著名的时钟楼，它也是解放前潮州市内的最高建筑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时钟楼的大钟声屡屡提醒市民钟点，时钟楼的大钟声也成为老市民心中的情结。但如今这座楼正慢慢被人淡忘，而楼的文物保护地位也亟待提高。响彻三溪的大时钟时钟楼即天主教的潮州圣母进教之佑堂，位于现在环城西路的潮州市中心医院内。据教堂人员介绍，时钟楼是潮汕地区天主教的象征，1885年，法国籍布塞克神父呈请潮州府批准，购得一口池塘填起来，是年工程奠基。1894年由法国籍罗尚德神父主持续建工程，历时19年之久，至1904年教堂落成并使用至今。教堂人员称，时钟楼落成时，大时钟就有了。该堂占地1185.48平方米，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石室（即圣心大教堂）的教堂。据了解，天主教传入潮州具体年代不详。初时，葡萄牙传教士从澳门到潮州传教，在上水门附近建有教堂。后移到李爷宫巷（即老圣堂），1882年又迁建于渔沧巷。这一时期潮汕教堂规模不大，教友人数不多。时钟楼建成后，据说当时教会原想把此堂做为汕头教区的主教教堂。 1914年，汕头教区成立，在此以前，潮州天主教会隶属广州教区。1939年，日军入侵潮州，外籍樊懋超神父尽力接待避难居民，并到日军宪兵部保领被拘捕的良民。1966年，时钟楼受到破坏并被占用多年。1985年，时钟楼正式从潮安医院接管过来，重新为教会所有。时钟楼落成，给人们雄伟壮观的感觉。从前，双面时钟在古城上空响彻报时，深沉的钟声响彻古城，惠及三溪（即枫溪、意溪、涸溪）。潮州时钟楼从第五层至第七层这3个楼层中，最高一层呈半球型，灰、铁结构栏杆绕着半球。高高的十字架耸立在半球的中心之上。第六层楼体吊着一口铸有圣女“圣若翰纳”像并刻有拉丁文说明的大铜钟，钟高约1.7至1.8米，圆周两人牵手合不拢。教堂人员回忆，另有一把20多磅重的自动敲击锤，每小时敲击2次，第一次提前2分钟敲击，第二次正点敲击。第五层称为钟橱，南北两面配有钟面，装上指针。当时，方圆几百米以内都能清楚地看清钟面指针所指的钟点。钟橱里的一边装有一个小时钟，可用人工调节，带动和校正大时钟的钟点。钟橱里的传动部分有6个大大小小的齿轮，互相咬合传动。还有一根铁曲轴，专门给大时钟上链。以前的大时钟有一根两端系着两颗大铁锥的钢丝绳连结在传动轮上，由曲轴传动。每个周末，两颗铁锥坠到钟楼底层的楼面时就说明大时钟快停了，于是由两个教徒转动曲轴，使大时钟上满链再继续运转。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时钟跟着岁月不断运行。被拆下熔化成为记忆大时钟几乎成为潮州人心中的情结，也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但至“文革”发生的1966年，大时钟受到了摧残乃至销毁。当时，大时钟器件被拆下，运至当时的潮安县农械厂打碎后熔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新安放新的时钟。至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虽市政府拨款修建钟楼，但再也听不到钟楼的钟声了。笔者在教堂人员的带领下，沿着通往时钟楼上面的楼梯上行。据介绍，原先的楼梯是木制的，现在已换成了水泥梯。上面灰尘呛人，气味难闻，楼梯堆放着各种杂物，不难推测，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笔者又参观了大堂内景。只见堂内的窗户都用法国彩色玻璃装饰。祭台后上方的三幅彩色玻璃圣像，色彩鲜明，形象生动。16根大罗马柱和26根边柱，支撑着28个拱顶连成的天花板。大堂的内部结构科学，神父讲道无需扩音器而全堂都能听到。教堂人员认为，现在教堂被医院包围，再设置大时钟，也不可能进行鸣响报时；另一方面，教堂在解放前是潮州市最高建筑物，但现在反而处于其他高楼的遮掩之中，即使再安装大时钟，市民也难看到，因此安装意义也不太大。另外，笔者也从潮州市中心医院有关负责人了解到，医院病人需要安静环静，如果教堂方面重新安装大时钟，也不能再让其鸣响。不过，教堂人员表示，“时钟楼影响了几代潮州人，可以在时钟楼的门口设立一碑文，让人们了解时钟楼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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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其珊：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

杨其珊，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苏维埃革命斗争时期享有盛名的农民领袖之一。曾任海丰县总农会副会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委员、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团成员、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 1871年，杨其珊出生在陆河县新田镇参城村一位农民家里，乳名叫妹娘，兄弟5人，排行第四，青年时期随父母移居海丰黄羌大湖村耕田。他的堂叔杨育月是位远近闻名的拳师，其珊在农闲时，起早摸黑跟他习武学功夫，叔父看他长得广额赤面、膀阔腰粗、胸背挺直、四肢匀称，且精灵活泼，很有发展前途，经常带他往福建见世面，学少林拳术。由于他勤学苦练，学就了“神打五雷掌”、武功和气功本领，同时学会医术，以丹膏丸散为人治病，经常到梅陇等地农村开馆教武，过着江湖义侠的生活，后在梅陇小溪峒村落户，与村姑曾何世结为夫妇，建立家庭。当彭湃只身深入农村创办农会时，杨其珊积极拥护支持，首先组织成立海丰赤山约廿八乡农会，使他的家乡新田镇和落户的梅陇镇成为较早成立农会的地区，推动了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他却成为彭湃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23年1月1日，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彭湃当选为会长，杨其珊当选为副会长。在农民运动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下，杨先后被任命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的执行委员，兼摄财政、交际工作。 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暴发了“七五”农潮事件，海丰县反动县长王作新率兵包围农会，逮捕杨其珊等25名农会人员。杨任其鞭打迫供，仍面色不改，额头不皱，可说是“赤面秉心”尽忠革命。不久，王作新迫于革命斗争的日益发展，不得不释放他们。杨其珊是抗拒反动县长王作新的风云人物。在农运低潮期间，其珊等农会领导人在骨干分子中组织“十人团”秘密活动，开展斗争。 1925年5月1日，他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农协委员，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11月1日，杨参与领导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11月13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1月18日在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被选为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团成员。1928年3月，敌人重兵围剿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亲自领导一部分武装在海陆丰西北边界的公平、新田等地坚持游击斗争。1930年12月，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33年5月，率领队伍撤退深山，粮食中断，继续坚持斗争，以备东山再起。当时他已两鬓飘霜，但壮健如昔，经常不带手枪，只手持一支长烟杆，既用作吸烟，又作防身武器，一物两用，泰然自若。杨其珊的贴身警卫万禄，曾在困难时期乞米救杨，故得杨信任。然而在国民党悬赏面前，万禄利令智昏，于1933年9月26日下午，亲手杀害杨其珊，犯下滔天罪行。其时，一代英杰、著名的农运领袖杨其珊同志才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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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镛状元籍隶揭阳四地

林德镛是潮汕历史上的第一位武状元，其生平、履历和功业，地方文献及诸名家著述均已备载，无须赘述。在下不贤识小，仅想同乡亲们闲聊一下他的籍贯而已，因为笔者发现他老人家相当有趣，一个人竟有四份户籍，籍地分别是揭阳市的普宁、揭西、东山和榕城四个地方。林状元的第一个户口所在地是普宁市赤岗镇的林厝窟村，其实那是林状元的祖居地。林厝窟村在明清时属普宁县黄坑都，当地群众向来崇尚武技，清末民初时汕头埠第一拳师张花霸就是其邻村张厝寨人氏。林德镛于康熙六十年考中状元，其弟林德钦又于乾隆四年荣登武进士榜，时有“武将世家”之誉。黄朝凡先生在日，曾多次撰文呼吁有关部门重视，提议组织人员到当地溯源查证，以期对林德镛的研究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据了解状元的祖先虽在明清易代时为避乱移居揭西棉湖，但当地父老仍认为林德镛是该村人氏。揭西县棉湖镇是林状元的出生地。林家旧宅在该镇米街居委青砖巷，现仍存在，但甚是简陋，状元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度日艰难，后来被招作撑船工，运货载人往返于棉湖和榕城之间，由此练就一身好力气。当地传说，状元幼年时因为困苦难耐，曾干了一些不是很体面的事情，高中后怕人旧事重提，索性不回棉湖了。我们都知道揭阳城西有个古乔乡。古乔林氏是本地久享盛誉的乔宗盛族，狭义的古乔乡仅指今东山区磐东镇辖下的乔东、乔西、乔南三个行政村(俗称“三乔”)，广义的古乔乡还包括从“三乔”迁出的各个分支点。当年林德镛为了早日能在榕城立足，依附了西门靛行的林姓同宗，而靛行林姓正好是古乔长房矩斋公后代所创的一处聚落点。因此林德镛也算是古乔乡人。他武闱夺魁之后，御赐的“状元”和“将军威灵”两块匾额都高升在古乔祠堂里。1987年版《磐东区志》和2002年版《古乔乡志》都为他立传，说是本地先贤。榕城是林状元发迹后定居的地方。雍正版和乾隆版两部《揭阳县志》都说林是“在城人”，但是何时立籍却未见介绍，笔者揣测是在他考上武秀才之后，而在中武举人之前。因为这时的林德镛经累年拼搏，已小有家资，又有秀才身份，且是公众看好的“明日之星”，故而能在西马路虎头宫附近购置物业自立门户。又因为只是秀才，所以建成的只是一座“下山虎”而已，其弟林德钦应该是在此时节才来榕城定居的，所以不用随其兄附籍古乔乡。殿试之后，朝廷下旨于原居地建造府第。规划的状元府规模宏大，从已建成的且被保存下来马场门便可见一斑。如今状元后代仍在这一带居住，1992年揭阳市文管会王钊等同志偕同古乔族老曾来调查史实，并征集到状元遗像。林德镛籍隶揭阳四地，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虽然四地民众均以林状元为荣，但四个地方并不相互否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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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潮汕巨商——陈雨亭

陈雨亭是晚清潮汕的巨商，被称为当时潮汕本土第一富户，也是汕头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华英中学堂的创办者，但其奋发经商的事迹，潮汕地区的地方志没有记载。现在，我们正在重视研究潮商发展的历史，对陈雨亭这位晚清潮汕巨商的业绩，很有必要给予介绍和赞扬。陈雨亭(1842-1905)原名陈承甲，又名陈润泽，雨亭是晚清时期人们送给他的雅号，当时远近的许多人都称他为雨亭而不知其原名。他原籍海阳县北厢都凤山村(今潮州市湘桥区凤山村)，12岁随父迁居澄海县江都蓬州村(今汕头市金平区浦镇蓬洲村)。陈雨亭自幼聪颖，因家中贫困无法入学读书，便向乡邻借书自修，勤学不辍，常到入夜还借着月光或灶膛火光看书，所学除经史之外，杂览不少，还自学英语。因他心怀鸿志，自16岁以后，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和精心经营，终于发展成为晚清潮汕地区本土首屈一指的巨商。从当学徒到涉足南北港商业贸易 1858年，当陈雨亭16岁的时候，到汕头埠源盛米店当学徒。经过四年的艰苦劳作和学习，他初知商业知识，便筹思向外发展。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奔赴南洋一家潮州人开办的商行当会计，由于他厚道勤敏，颇受东家的声睐。两年之后，陈雨亭因俭食省用，所得工资略有积蓄，经商才能也得到提高，便回到汕头埠，与其兄陈承名、弟陈雁初在汕头埠开设盛源米店，由其兄主管，而自己则远涉辽宁省营口市，到原藉潮阳盐汀乡一郑家开设的裕仁商行当会计，继续积蓄资金和了解商情，以谋独立开设商号。至1865年，陈雨亭已拥有营口裕仁商行40%的股权。此时，他以锐敏的眼光，看到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由于实行早期开放，港口贸易地位提升，海洋交通运输迅速发展，从事南北港商业贸易大有前途。于是，他将营口的裕仁行改组为佣行，代客办货。同时，把汕头埠的盛源米店扩张为进出口商行，租轮船转运南北港货物发售，并在营口增创裕盛源行，在上海创设盛源行分号，从此经营起南北港商业贸易。陈氏在营口、上海的商行，购进粮食、豆饼、面粉、棉纱、棉布、豆类、酒类等货物，租轮船运至汕头，销往潮汕、兴梅、闽西南、赣南各地；在汕头的盛源进出口商行，则购进土糖、陶瓷、刺绣、茶叶、柑桔、竹器等货物，租轮船运销上海、营口等地，获利甚为丰厚。致力建立陈氏的南北港商贸网络 1878-1901年，是陈雨亭南北港商业贸易(亦称运销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致力建立其中国沿海口岸的南北港商贸网络。1878年，他在营口增设裕盛长行和裕盛增行，皆为银号，以此作为汇兑和融资机构，并铸银元宝流通市场。此时，陈氏见自己在北方的事业已经稳固，乃南下返汕头，继续增设和精心经营其在沿海各口岸的南北港商业贸易，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如在烟台创设裕盛和行，专营南北货物的运销；在上海增创仁盛行，以联络陈家的南北各行号，并作为转运、汇兑的枢纽；在汕头增创仁盛行、仁源行、裕仁盛行等，先后开张营业，以南北土特产和东南亚大米作为主要的运销商品。这样，陈雨亭把所经营的南北港商业贸易贯通起来，形成网络，互相呼应。由于陈氏经营有方，举凡商贸行情的调查了解和把握，员工的调遣，货物的购进和租轮运销，资金的调拨和汇兑，以及货物的销售等，皆运作自如，有条不紊，因而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陈氏因此成为晚清时期开拓我国沿海市场，潮汕经营南北港商业贸易的杰出代表人物。陈氏还把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业，如在汕头买进房产200多号，在原藉潮安凤山村、居住地蓬州村以及营口等地，建造房屋和购入新屋多处，并在蓬州村购置园田数百亩。据熟悉陈雨亭事业的人记述：“陈翁在清季拥有家资千余万两”。(1)因此，陈氏在晚清时期“享潮州第一富户之誉”。(2)发迹后热心潮汕多项公益慈善事业陈雨亭经商致富之后，仍保持勤俭持家的优良作风。家中不用婢仆，洗扫庭院皆由其子女负责，并训练子女纺织、制糖等，严格要求子女不染不良习俗。他常说：“与其花时间与金钱于恶俗而害子孙，莫若修桥造路抚尬孤寡以利众。”由此，他对于潮汕地区各项公益慈善事业，热心慷慨捐资，贡献良多。陈氏因受过少时家贫不能入学之苦，发迹之后很重视兴学育才。1897年，他捐资在汕头怀安街创办华英学堂。1904年，又捐资20979大洋购买崎碌的沙园数十亩，兴建汕头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华英中学堂。1900年，爱国志士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校址在今外马路第三小学)，陈雨亭先后以他旗下的裕盛泰、裕盛增、裕盛长、裕盛源、仁盛等商行以及他私人的名义，共向该学堂捐献办学经费499两银，为当时汕头埠捐助该学堂银额最多的人士。陈氏还在家中设私塾，在乡间鼓励开办民众学校，并捐助经费和资产，使乡间许多贫苦青少年得到入学的机会。对于潮汕地区其他公益慈善事业，陈雨亭也多所捐助。如1902年汕头福音医院(汕头市第二医院前身)扩建时，他慷慨斥资6000大洋给予支持。当这所医院扩建工程竣工时，陈氏被推举为落成典礼主席，故当时许多人称该医院为“雨亭医院”。陈氏辖下的商行各立慈善户，每年获利都必须拨出部分资金划入此户，专作善举之用。他在居住地蓬洲村所购置产业，立户名为“天济公”，每年所得租金收入，也专作公益之用。其乐善好施的项目，包括修桥造路、助学、恤贫救灾等。陈雨亭在潮汕各地修桥造路和建雨亭多处，故不少地方的乡民皆称他为“雨亭爷”，今安揭公路边还保存他当年建造的水泥结构雨亭。他是汕头同济善堂的董事，曾多次向该善堂捐款。他还在蓬洲村屋门口全年向贫苦民众施米，若逢荒年则办米入口，以平价出售，深受灾民赞扬。陈氏经商所及的营口、烟台、上海等地，也有不少乐善好施的事迹。 1905年，陈雨亭因病逝世，享年63岁。陈氏子孙众多，其中不少人在海内外商界颇有成就。注： (1)引自许衍董总编纂《广东文征续编》(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编印1986-1988年)第535页陈述经撰：《汕头市前身浦市旧墟考古》一文。 (2)转引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4卷，1998年)第85-86页钟佳华：《清末潮汕地区商业组织初探》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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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应树立正确财富文化观

目前家族企业越来越多，家族企业的发展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软银上海复思基金董事、健康财富 365、中裕财富、智达富公司董事长云莉雅就“财富文化与家族传承”作了讲述。 "创二代"不同于"富二代"。”云莉雅说，“创二代”是指那些有心要继承家业，并且具备有创业能力的“创一代”的子女们。 "创二代"要想继承上一代的资本，必须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跟父辈事业相关的那些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父辈打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云莉雅说，“创二代”的优点是他们的知识、能力，能够有比较好的机会接受教育。“创二代”有优点的同时也有缺点，如何在父辈的基础上把优点尽量发挥到极致，有效的财富管理和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家族的和谐对企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家族如果不好的话，这个家族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把企业搞好。对此，云莉雅说，如果这个家族很复杂，很难凝聚在一起的话，那么为了企业应该把企业跟家族分开，把企业职业化，以后出售或者逐渐释出股权，或是引进职业经理人。 “财富等于责任加使命。”云莉雅说，花钱与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才能，唯有运用得当，财富才能真正对社会有益。财富拥有者留给下一代的不仅是财富，还有运用健康的思维模式来创造财富，这样才是负责任的传承。同时，家族第二代在认知方面要补充正确的财富文化观念，建立整体的财富观，将剩余财富充分变为人生价值，提高个人的意识自由度。云莉雅称，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慈善家。在此之前，世界上捐款最多的慈善家是美国投资领域的传奇人物巴菲特，2006年他向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70亿美元。他们都信守卡内基的一句话：“拥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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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面向东北亚市场国际贸易全力主打新业态模式

日前，记者驱车走访我省投资规模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哈尔滨华南城。车一过长江路中段，在四环高速东侧就隐约可见几栋宏伟建筑拔地而起，远远就听见机器轰鸣马达阵阵，数千名农民工忙碌穿梭。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的华南城项目，总投资200亿元以上，规划总用地面积10平方公里、总规划建筑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米,为东北地区业态最新、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项目。项目自2011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以来，便吸引无数龙江人关注。一进入宽敞的招商中心，就看到20多名身穿工服的工作人员忙碌着，热情地循着沙盘向大家介绍华南城各期项目、商铺的详细内容。“购买商铺后你们是否帮助出租？”“住宅、医院和学校这些配套设施什么时候完工？”“商铺产权多少年？”市民姜先生和哥哥都买了商铺，他们告诉记者，“无论是业态模式还是长期投资，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回报高、风险低。”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华南城一期项目自开盘以来已经售出80%。明年，华南城五金机电装饰建材博览中心即将试营业。位于中心一角的哈尔滨银行道外分行的三位工作人员在忙着为业户贷款，“一上午已经办了6笔贷款了，咨询的就更多了”。招商中心后面是项目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精品A区主体已经全面封顶，砌筑工程也已过半，工人师傅正在忙着给外墙抹灰，并排的精品B区主体结构已接近尾声。 “作为哈尔滨有史以来招商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2011年4月30日，省、市、区三级相继成立了华南城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这在黑龙江省的招商史上尚无先例。”正在现场指挥的工程部王经理说：“一期项目已于去年6月全面启动建设，总投资60亿元，项目中的装饰建材、五金综合、五金机电三大精品商业市场将于今年内主体竣工。如此庞大项目的顺利施工一方面得益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各级政府的鼎力相助。”从一开始项目土地征收到项目临时用电及第一批3台315变压器安装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正式供电，政府都给予了最大支持。哈尔滨华南城分为市场商贸展示区、综合配套商业服务区、仓储物流配送区、配套住宅区等四部分。其中，综合配套商业服务区、仓储物流配送区将提供物流、信息、电子商务、会展、检验检测、品牌推广、研发、设计、贸易、培训、金融、通讯等各种生产性服务。配套住宅区将为交易市场的经营户、员工、采购商、供应商及其他从业人员与客户，提供必备的生活服务配套。最受关注的是市场商贸展示区，主要包括纺织服装、化工、机电、建材装修及装饰、小商品、农用机械设备及配件，农副产品与土特产，汽车及汽车用品，医药及保健品、五金、皮革皮具、电子等十二大行业门类进行展示交易。哈尔滨华南城窦济仁总经理给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宏伟蓝图：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集展示交易、物流、信息、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品牌推广、工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完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商贸物流园，成为东北经营规模最大、经营商品种类最多、服务功能最全的商贸物流城市综合体。预计可引进商家8万~10万户，创造20万~30万个就业岗位，实现年销售收入1500亿~2000亿元，实现年税收15亿~30亿元。未来，哈尔滨华南城将建立东北亚各国家驻华南城贸易办事处。利用哈尔滨华南城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会展等方面的强大优势，首创东北亚产品对华南城业户、华南城产品对东北亚市场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开创前所未有的东北亚经济圈的新格局。
09月10日　3
抗战初期“汕青救会少工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争爆发后，汕头爱国青年在中共汕头市工委的倡导与组织下，是年8月13日成立了“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市工委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各阶层群众起来抗敌，于同年10月派吴南生去发动组织少年儿童，开展救亡工作。他与王强等人成立了“汕青救会少年工作队”，领导在学与失学的部分少年儿童进行抗日宣传。少工队成立后，他们以红军少年先锋队为榜样，少工队的队歌就是少年先锋队的队歌。他们在青救会领导下，工作十分活跃，到处歌咏演戏，贴标语发传单，还进行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时事，内容十分丰富，精神面貌十分活泼，吸引了不少儿童参加。连国民党领导的儿童抗敌后援会的小会员也很羡慕他们的活动。不久吴元成就带部分会员脱离“儿抗会”参加了少工队。这样“儿抗会”就名存实亡，后来也就停止活动了。这时少工队也向小学发展，但真正加入少工队的约有近百名，没有人队只参加少工队一般性活动的外围儿童有数百人之多。成为骨干并加入“少年文艺工作队”经常参加演出活动的只有10多人。队长吴元成、政治指导员吴南生(后兼任党支书)，这些人年龄大都是10来岁的抗日小战士。    少工队成立后，经常配合抗战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如当时汕青抗发起为保卫大武汉发动30万人签名运动；发动群众征集万封慰问信；向前线战士捐献5000件棉背心等活动。少工队就积极进行宣传和募捐。少工队的小战士首先积极向战斗在前线的士兵寄慰问信，有一位小队员就寄了18封，最少的也寄了3封。再就是上街宣传，到车站读报，在电台播音，到人群集中的地方去唱歌演戏。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由于剧情动人演出逼真，群众深受感动。当扮演卖艺老头拿着小铜锣请为救亡捐款时，不少观众纷纷解囊相助。当少工队员们悲伤地唱着那流亡歌曲，特别是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这凄凉哀惨的歌声，感动了很多人流下眼泪。 1938年10月，青抗会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组织了4个战工队下乡，少工队也分别参加了战工队，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刈谷物；到桑浦山勘察地形、绘制地图，为后来潮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基础。救亡烽火燃遍凤凰山区汕头市失守前夕，少工队改名为“汕青抗会流动剧团”。队长郑松涛。1939年6月21日，日寇进攻汕头。流动剧团刚好驻在潮安的旗地。按照党组织的部署，沿正受破坏的潮汕铁路北撤至文祠，后开进凤凰山的白水湖。这时许多成员已是无家可归浪迹异乡的儿童了。流动剧团故改名为“汕青抗流亡剧团”。当时队员们生活很艰苦，只靠地下党筹给的微薄经费和他们自己带来的一点钱来维持生活，每天只能吃三餐稀饭和一点青菜，经受成年人一样艰苦。刚接任队长的黄城仔主动献出订婚的金戒指来维持伙食。当地人民对这样到处流亡的孩子很同情，有的给他们送来大米和蔬菜，有的送来瓜果和糖。这班流亡少年也帮群众劳动，晚间登门家访，教他们唱抗日歌谣，使救亡烽火在偏僻山村燃烧。这时潮安青抗会也派来李开胜、陈平、陈薇(女)等人壮大了剧团队伍。与此同时，还加紧排练吴南生编写的小潮剧《打鬼子》和陈谦编写的小歌剧(送郎上前线)。是年7月7日，中共潮汕党组织领导的“汕青抗武装大队”成立。这时流亡剧团有些团员参加到这支队伍，直接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台上演出队  台下工作队为了加强对当地驻军独九旅士兵的抗战宣传教育，以便在独九旅名义下进行工作，并得到给养与经费。1939年9月党组织派徐扬为代表与独九旅秘书徐先兆谈判协商后，决定将汕青抗儿童流亡剧团改成为“独九旅艺宣队”。但共产党仍领导着这支队伍。是年中秋节后，艺宣队开至独九旅旅部驻地潮安黄竹径。艺宜队经常到驻军连队和农村宣传，他们背着道具和生活用品，步行到各地巡回演出，走一路唱一路歌，演一路戏。他们台上是演出队，台下是工作队，他们在前沿农村帮农民抢收抢刈；在抗敌前线给土兵们读报讲时事；与战士和群众联欢，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到野战医院料理伤病员，博得人们的好评。连独九旅旅长华振中夫妇，听到10岁小演员林志宏的讲演，看到扮演《打鬼子》武生12岁的小演员陈滢表演后，对他们的演技与口才，赞口不绝，而且要认陈滢为义女。艺宣队成为当时活跃在潮汕抗日前线的一支艺术战斗队。 1940年4月，在蒋介石掀起反共的高潮中，中共领导的艺宣队被迫解散。艺宣队散发了《被迫解散告潮汕父老》传单后，队员们转入地下秘密工作。这些人在后来为祖国的解放斗争中，有的献出了宝贵性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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