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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潮”味打造特色旅游

作为汕头人，我们有时会犯难：外地朋友来汕时，究竟带他们去哪里玩，才能让外地宾客在短时间内充分领略到“潮味”旅游别具一格的浓烈特色？近日，记者在市人大检查组对《汕头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条例》实施情况开展调研时获悉，近年来，我市突出生态滨海和潮汕历史文化特色，全面推进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依托“潮”味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和海洋资源建设的特色旅游点将越来越多。开发旅游资源“保护优先” 作为经济特区，汕头在全国较早开展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的立法工作，1999年4月制定了《汕头经济特区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规定》，对特区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更好的保护当时特区范围以外的旅游资源，2011年2月又运用较大市立法权制定了《汕头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全市范围内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我市依法兴旅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条例》在旅游资源保护开发方面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加强资源保护和开发力度，先后编制出台了《汕头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调整）2008－2025》、《汕头市红色旅游发展规划2011-2015》、《南澳岛滨海旅游产业园规划》等。珍视资源谋划精品线路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我市的旅游资源目前开发势头良好。其中，南澳县正根据“一个基地、两条线路、三个生态休闲片区、四大园区”总体布局，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原则，加快引进旅游大项目，有序推进南澳旅游的整体发展。近两年来，我市积极做好“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海关博物馆、汕头市老邮政局、永平酒楼、汕头大厦等开埠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开发，策划“汕头开埠文化游”。近期，又聘请北京大学专家编制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开发规划，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开埠活体博物馆、潮人精神家园、中国海洋文化发祥地。精心打造城市旅游品牌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是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据了解，《条例》实施两年多来，我市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工作出现良好势头，被评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全市拥有5个国家4A级旅游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景区和旅游品牌在粤东地区具有较大优势，4A级旅游区数量占潮汕三市的50%，2012年实现接待过夜游客1040.94万人次，同比增长15.17%，旅游收入123.87亿元，增长18.66%，旅游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在不断增强。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与相关负责人座谈等，市人大调研组指出，《汕头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条例》的出台对汕头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我市一定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同时科学谋划旅游精品线路，努力打造城市旅游品牌和形象。本报记者李敏
07月25日　0
汕头蔡定，九秩正道梦未休

在汕头市统一战线队伍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年逾九旬，眼角的鱼尾纹和脸庞淡淡的老人斑依稀可见，然而他精神矍铄，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步履稳健。他就是原市政协常委、市民主促进会专职副主委蔡定。甘为园丁四十载蔡定从青年时代起就心怀国富民强的美梦，1939年从汕头市聿怀中学毕业后就在他揭阳家乡一所小学当教师，后来被汕头一所教会学校聘为校长。他的愿景就是用自己的学识，为下一代传道解惑。新中国成立后，蔡定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感到骄傲，他相信“少年智则国智”，立志为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力量。他先后在市第七小学（中山一小）、商平小学、培新小学、外马一小（存心小学）、红桥一小任职，无论是当副校长、教导主任，还是当校长，他都全身心投入，为学校的教学出了好多点子。 1982年，组织上调蔡定任市红桥一小（原乌桥一小）校长，兼任周围6所小学的学区负责人。正当他想方设法振兴乌桥片区教育事业的时候，中共汕头市委统战部领导同志找到他，跟他谈心说，汕头拟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地方组织，需要一位有威信、能干事的同志来做组建工作，经多方考虑，希望他来司职。蔡定勇敢地挑起组建地方民进组织的担子，成为汕头地区民主促进会播种的第一人。从1939年到1982年，蔡定在教育这片园地耕耘了四十多个春秋，他培育的桃李遍布省内外。夕阳红霞别样美 1983年4月，年近花甲的蔡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虽说自己的岁数“近黄昏”，但蔡老更觉得古诗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的“只是”应有新的解读。他相信夕阳映照的红霞别样美。于是，他忘记自己的年龄，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倾注在筹建民主党派的组织工作中。一方面，他物色和引进工作助手，另一方面，他积极发展民进会员。至1983年4月民进汕头市委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时，共发展会员42人。此后，在蔡老和民进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教育、文艺、律师、工商等界别发展了一批又一批素质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同志入会，并吸收潮州、揭阳等地的优秀人才入会，为汕头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队伍的壮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今日大潮汕民进组织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蔡老在民主党派机关干了17年。他既当民进的专职副主委，又兼任民主党派机关事务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任。他对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有高度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民进成员或党派机关干部碰到什么烦心事，蔡老知道后，总会想方设法为其排难解忧。2000年，在他77岁的时候组织上让他办理了退休。然而他“退而未休”——民主党派机关离退休干部们一致推举他为离退休干部召集人。蔡老又“不孚众望”挑起这不算太重的担子。每月组织大家清茶一杯，交流座谈，有时还组织离退休干部们到临近地方参观。直到去年底，他过了90大寿生日，大家才“民主”同意卸下他肩上的这副担子。最近，在与老朋友交谈时，一谈起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蔡老立马精神焕发。他说，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承载着一代代华夏儿女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奋斗。习主席告诫大家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确实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校园春晖桃李稠，传承仁爱四十秋。仰望贤哲寻真理，民主促进作追求。尧天舜日照明德，议政建言唱中流。最是亲情无价宝，九秩正道梦未休。”这首诗，是蔡老的外甥罗少先去年冬日祝舅父九秩寿庆所作，很好地概括了蔡老精彩的人生，也表现了德高望重的蔡老的追梦情怀。
07月23日　0
翁照垣：名震天下的抗日名将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饱受外族欺凌侵犯的史迹满目皆是，读之令人酸楚。然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乏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他们深感外夷的入侵是中华民族之耻辱，于是便有奋起抗击者，在“抗日战争”中，首先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便是英勇的十九路军，其中将领之一便有翁照垣将军。今年是翁照垣将军诞辰120周年，也是纪念淞沪战争80周年，本文试图翻开那些旧事，揭开翁将军悲壮辉煌的人生一页，以纪念这位英勇的将军，同时也纪念那些英勇的战士，并飨读者。坎坷少年  手刃恶霸广东省惠来县葵潭镇西接陆丰，东与北毗邻普宁，自古有“潮汕咽喉”之称，四面崇山峻岭，有条龙江河，古有“廿四弯十八潭”之称，两岸多葵树，绿叶婆娑，有“龙水南去，豪杰相生”之说，历代多绿林好汉劫富济贫，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1892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惠来县葵潭镇林厝乡一位叫翁兴盛的石匠家里，女人陈氏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就是后来名震“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抗日名将——翁照垣。翁照垣原名翁辉腾，他为人豪爽，性格倔强，好抱不平，喜欢舞拳弄棒。他曾认识几位拳师，学得一身好功夫。   翁辉腾十六岁了，有一次，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一把七星短剑，看着它那锋利无比的剑刃，他想起了村里恶霸、仇人阿超。这个阿超在乡里霸占田地，强奸妇女，伐人树木，毁人房屋，无恶不作，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却敢怒而不敢言。这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晚上，邻村要演戏，喜迎中秋节。翁辉腾心想，阿超一定会去看戏的。黄昏时分，夜幕降临，他悄悄来到离阿超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藏了起来，埋伏在阿超必经之路旁的草丛中。不久，阿超慢慢地走来了。翁辉腾出其不意，一跃而起，阿超来不及反应，只见一道寒光闪过，短剑直冲他的胸膛刺去，只听得阿超“哼”了一声，那笨重的身躯倒在地上了。第二天，阿超被杀的消息在乡里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大快人心。流亡陆丰   汕头除匪 1911年，满清灭亡，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翁辉腾聚集了一帮人声称加入了“同盟会”，声势不断壮大，俨然地方衙门。不久，新政府派了一个民政长到惠来，派兵扫除地方土势力，翁辉腾只好从葵潭出逃，流亡到了陆丰一带，并加入了当地“三点会”。后来，翁辉腾被推举为三点会首领，他将三点会改为“关爷会”，提倡“仁爱”“忠诚”为最高标准，关爷会势力发展日益强大。为了谋取出路，翁辉腾在朋友的帮助下，到驻汕陆军当兵。在潮阳峡山大布附近，有个出名的匪首叫连宗永，聚集了许多匪徒，大肆劫掠。翁辉腾与四个兄弟身穿便衣，摸到连宗永的藏身处，恰好遇见这个土匪头子带两名保镖从门口出来。翁辉腾几个一拥而上，击毙保镖，抓住连宗永，又率领一个连的队伍冲进大布乡，杀了个回马枪，缴获了不少枪支，俘虏了50多个土匪。翁辉腾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初战告捷，成为他军旅生涯的新起点。纵横闽粤桂  军中露头角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护法运动，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进兵福建。25岁的翁辉腾报名到该军第三营第二连当上了中尉排长。陈炯明的东征军开到饶平，准备与驻守潮州的闽军作战。两个多月后，闽军内部出现哗变，进入潮州的闽军向粤军投降。翁辉腾趁机率领二连战士向饶平守军发起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翁辉腾他们缴获了30多杆步枪，活捉了敌营长，占领了饶平城，受到了上级的特别嘉奖。此后，翁辉腾参战大埔、进军闽南，攻克漳州、长泰，进攻永泰，立下了不小战功，给当时东征军第二支队总司令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夏，粤军回师攻粤，驱逐桂滇军阀陆荣廷在粤的势力。翁辉腾在历次战斗中都奋勇当先，屡建战功，荣升为营长。第二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又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兵分三路，从广州出发援桂。翁辉腾所在的二路军先克高州，沿北流、陆川、懋林方向前进，一直抵达南宁，桂军仓皇向龙州和百色撤退。粤军先克龙州，翁辉腾又挥师北上攻克了百色。在增援武鸣城的紧急战斗中，翁辉腾命令各连强行军，骑兵部队及时赶到左右冲杀，敌军惊惶失措溃退而走。翁辉腾乘胜追击，将武鸣城夺了回来。至此，广西战役遂告结束。有人给翁辉腾起了个绰号，称其为“现代军中赵子龙”。此后，由于陈炯明与孙中山先生政见不一，陈炯明下属军官发动“羊城兵变”。在多次战斗中，翁辉腾屡立战功，荣升为团长。后来，粤军被蒋介石的东征军击败，粤军解体。蒋介石赏识翁辉腾的军事才干，邀请翁辉腾当副师长，被他谢绝，翁辉腾辗转来到香港。海外求学  法国扬名翁辉腾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到上海、武汉、九江等地游历。其间认识了康有为、吴佩孚等军政要人，纵谈天下事，受当时“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思想影响，他决定到日本学习军事。 1926年冬，翁辉腾东渡日本，改名翁照垣，从此进入人生新阶段。 1927年夏，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修骑兵科，主攻战术学。 1929年夏，翁照垣毕业了，他除了得到一张毕业证外，还获得了一张术科和品行第一的证书。毕业前夕，他在日本参加了一次海陆空联合大演习，发现飞机的速度快得惊人，感到未来时代一定是空军时代。于是，翁照垣又开始向往学习航空知识。 1929年冬，翁照垣凑集了两千块钱，前往法国巴黎摩拉纳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老师是法国著名飞行员德脱拉野。翁照垣学习非常用功，德脱拉野很欣赏，说他操作镇定，专心致志。在德脱拉野教飞不到4个小时之后，翁照垣便想尝试独自飞行。老师觉得他还算稳健，便让他独自试飞。翁照垣独自飞行了几次，起飞、着陆都做得很好。可是有一次，他发觉发动机马达发生故障，飞机自行降低下来。慌忙中，他看准一块农田准备在那里降落，没想到快要降落时，却撞到路旁的电线，飞机翅膀折了，人被抛到了很远的地方。老师虽然当面责备他，背后却对其他学生说：“这个中国人很勇敢！”当地的《小巴黎人报》也记载了这件事。翁照垣很自豪，他坚信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懦弱，只是百年积弱太深了。时在上海的邹韬奋先生听说后十分感慨，他以《勇敢的中国人》为题，在1930年9月21日的《生活》杂志上写评论，称赞了翁照垣的勇敢行为。 1930年10月，翁照垣毕业了，同时还加入了国际飞行协会。11月，翁照垣回到了国内。驻守上海   威震闸北   1931年 5月，翁照垣在南京拜见了蒋介石总司令，蒋立即派他到警卫军第二师第四旅当旅长。一个月后，他被调到驻守于江西的十九路军，任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此时的翁照垣，已成为十九路军将领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十九路军与其他许多部队一样，纷纷请缨抗日。十九路军被调到上海至南京一线防守。 1932年元月28日晚上11时30分，一五六旅旅部骤然接到日军进攻我军驻地的情报，翁照垣坚决命令：“打！守住阵地，不许后退！”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沪淞抗战，就这样在日本不宣而战之下爆发了！日军六七百人在铁甲车的掩护下越过障碍物，向我军阵地压来。我军将士严阵以待，各种弹药雨点般射向了敌人，敌步兵措手不及，当场毙命数十名，受伤百余名，其余立即溃退。激战半小时后，敌人的8辆铁甲车，也被我军全部炸毁。在几次战斗中，我军阵地坚不可摧，全体官兵士气高昂，无论敌人炮火和攻势如何猛烈，都能沉着应战，并在敌人败退时，把握战机，给敌人以重创。此时，全国人心大振，各界抗日热情高涨。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将军主动参战。南京中央政府令俞济时与宋希濂部队分别于苏州与南翔集结，以备来犯之敌。同时，翁照垣又接到了移防吴淞的命令。吴淞血战   迫日停战日本的野村师团、舰队与炮队相继增援到了上海。出席和谈的日方代表立即改变态度，叫嚣着对各国领事和记者狂言：“4日上午9时，占领吴淞。” 2月4日拂晓，日寇13艘兵舰和炮兵开始向吴淞进攻。7时许，日寇出动24架飞机大肆轰炸，轰炸之烈向所罕见。翁照垣令沿江守兵用远射程的火器对敌舰猛烈还击，同时令沿江守兵严密监视敌人登陆。战斗至下午1时多，敌军见我军准备充分，不得不放弃登陆企图；至下午5时，敌机、军舰随之撤走。在本次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但由于翁照垣与全体官兵英勇作战，吴淞才得以固守下来。日寇的“4日上午9点占领吴淞”的狂言又失败了，世界各国为之哗然。然而，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日寇不停地进犯，自5日至8日，敌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轰炸、炮舰在黄浦江上游弋发射，日军4000多人准备在张华浜码头登陆。为激励全体官兵精神，翁照垣发出了《告全线官兵书》，勉励全体官兵，宁为枪下鬼，莫做亡国奴，奋战到底，誓死保卫国家领土。 2月20日上午7时，日寇倾海陆空军的全部力量，分兵四路向我军龙华、闸北、江湾、吴淞方向开始了总进攻。在吴淞方面，敌机十余架在空中投弹、敌舰十二艘猛烈炮击、敌军野山炮也一齐向我军阵地发炮。但一五六旅的官兵并没有畏缩，相反，更加勇敢地用所有的火炮向敌人还击。激烈的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此时敌人步兵约1万人企图在炮台湾附近登陆。我守军等到敌军进入最有效射程时，用各种武器猛烈射击，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落水死亡者无数，还打下了一架敌机。在这场战斗中，战况空前惨烈，双方损失惨重。敌人的全线总攻和我军的顽强阻击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才结束，敌人的总攻击又失败了。日本东京闻讯大为震惊，便以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率军4万和大批飞机炮舰增援上海。从2月21日起至25日，敌军集结了大量兵力，断断续续地向我吴淞、闸北、江湾、龙华等阵地进攻，我军将士奋勇抵抗，双方死伤无数。27日晚，敌军又调来一师两旅的兵力，其中一个师团在吴淞西北方向的浏河登陆。由于我军的主力部队主要配置在前方战场上，浏河守军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孤军作战，且机械化装备程度低，因此，在敌人海陆空强大的攻势下，浏河遂告失守。浏河的失守，对驻守在吴淞、宝山一带的一五六旅处境极为不利。而闸北、江湾、庙行也陆续于28日下午5时许被敌军占领，这样更使一五六旅有被敌军围歼的可能。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与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基于储备力量与敌作长期作战的考虑，决定于28日晚11时变换阵地，因此于当天下午4时给翁照垣发出从吴淞撤退至嘉定的命令。至此，震惊中外历时一个月的上海“淞沪抗战”随告结束。此后，中日双方在英法美等国领事的调停与中韩爱国志士的影响下，日本当局于5月5日被迫与中方签下《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日军撤退至“一二八事变”前之原状。国学大师章炳麟赠翁照垣一联，他用西汉两位抵御匈奴的名将赞誉翁照垣在沪战中的功绩：“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翁将军的功绩传到广东省惠来县葵潭镇，人们在他的家门口挂上一副对联：“将智超凡名闻天下，军立功勋垂范淞沪。”翁照垣的名字和抗日名将李杜、杨靖宇、吉鸿昌等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文件的显要位置与报章杂志上，受到人们的称扬。此后，翁照垣官至中将军长职位，曾几次北上抗日，但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与腐败行为而告终。翁照垣后来还多次下南洋、赴西欧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72年于香港逝世。  
07月22日　0
陈立新：给排水专家的家国情怀

陈立新（1936年-2013年），潮安县东凤镇黄厝尾村人，华侨家属。2岁时在马来西亚经商的父亲患病逝世，母亲和祖母抚养他入读小学，他未毕业时母亲病逝，由祖母继续供养他念初中，不久，祖母也撒手人寰。陷入孤立无援的他，14岁时依靠勤工俭学和获得助学金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1964年9月，他被分配到江西省建筑设计院从事给排水专业设计工作。在江西工作24年里，先后被评为给排水设计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并被任命为主任工程师。1989年调入汕头经济特区规划建筑设计室，1993年任副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退休后致力于书画研究。2013年3月17日病逝。噩耗传出，建筑界、书画界同事好友及家乡亲人，深感痛惜。梅花香自苦寒来陈立新从14岁起就过着农村孤儿那种无依无靠生活，然而，他凭着聪明才智和勤劳俭朴的坚强意志和毅力，高中毕业后，考上中南土木学院（湖南大学前身），攻读五年制本科的给排水专业，取得学院奖学金直至大学毕业。陈立新在江西省工作一干就是24年。他为人诚实的品格、严谨的工作态度，都体现了学者风范，也赢得了同事的好评和尊重。他博学的专业知识，在给排水项目设计上得到完美体现，特别在污水处理的方式方法上更独树一帜。 1984年他在到华东勘察当地建筑地下管道和了解气象资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原国家标准图四方形化粪池，改为长方形化粪池。因使用后被认为更合适当地使用习惯并能减轻对城市管道带来污染和冲击。该项目获评为华东区优秀设计二等奖。1981年至1984年，陈立新连续4年被评为建筑设计院“优秀生产者”荣誉称号。圆了报效家乡的梦 1981年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在广大爱国爱乡侨胞和港澳同胞热情参与支持下，汕头特区发展很快，工业和民用建筑拔地而起。陈立新感到报效家乡建设机会来了，便写信给汕头特区规划局领导，要求调入汕头特区工作，规划局领导热情欢迎他并发商调函给其单位。但其领导认为一下子调走二位高工（其妻子也是高工）影响单位的工作，况且设计院也很需要他俩，开始没有同意。最后经江西省一位领导亲自过问审批才得以放行。 1989年4月，陈立新调入特区建筑规划设计室（后升格为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工作，开始了他在故乡创业的新起点。这时他52岁，以饱满热情投入工作，精力充沛过人。1990年特区管委大楼建成使用，发现厕所上层冲水后最下三层就会冒水，陈立新被请去“诊病”，他“对症下药”，设计建造一层缓冲层，彻底解决下面各层返流冒水的问题。群众称他不愧是“给排水专家”。 1990年特区建筑设计室揽到当时两个大工程设计项目。一是春源工业村通用厂房，为特区第一幢高层工业厂房，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二是李嘉诚先生捐建的汕大附一医院二期工程即住院大楼。陈立新是项目组成员之一，经常参加会议讨论，主持承担给排水项目设计。他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工作，日夜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他由于过度劳累，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违规的后三轮摩托车撞翻滚地，造成肩胛和肋骨折断，住院治疗两个月才出院，又积极继续主持项目的设计。他独立承担的汕头特区第二烤鳗厂项目设计，采用自来水以花样喷水方式，使之充分曝气，消除水体中有害的残存氯气，又增加水体中有益的氧气，使暂养的鳗鱼存活有了安全保障，企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并改善、美化厂区环景，受到厂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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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四赠墨宝彰显侨批辉煌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了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的四件墨宝：“侨学前导”、“海邦剩馥”、“媲美徽学”、“侨史辉煌”。字幅落款均为“选堂”，篆隶古朴，自成一格，铿锵有力，震聋发聩。饶老这四幅字都闪烁着对侨批价值的远见卓识，见证了长期以来饶老对研究中心侨批研究工作的关爱。侨学前导 2004年，饶宗颐教授为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侨批文化研讨会挥毫贺词：“侨学前导”，他深情地对创会理事长刘峰先生解释：祈望这次研讨会真正成为侨批文化研究的前导，引领侨批文化研究的潮流，更祈望今后能持续地把这项研究深入开展下去。研究中心自1991年创立以来，得到吴南生、饶宗颐、庄世平、陈伟南、林百欣等先生热忱关怀、鼎力支持，在创会理事长刘峰同志和历任理事长的悉心带领下，于潮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如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所言：“研究中心20多年来，在刘峰同志和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大的亮点是侨批”。特别是在这十年来，研究中心遵循饶老的教诲，切实地把侨批文化工程作为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创侨批文物馆，抢救、收藏了为数壮观的12万封侨批文献；编纂出版了大量侨批专业出版物，成功地举办了多场侨批文化研讨会，组建了一支由海内外专家学者组成的侨批研究团队，于国内率先启动侨批“申遗”举措，促成广东、福建两省联袂将“侨批档案”成功申报《国家档案遗产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继之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毋庸置疑，有饶老的创新精神指引，我们的方向明确，路子走对了。去年年底，罗仰鹏理事长一行专程到香港拜访了饶宗颐教授，感谢老人家多年来一直支持研究中心工作，罗仰鹏理事长表示：在这大好的形势下，研究中心的同志们都以坚定的信念，力求做到“踏石有印、抓铁有痕”，为配合“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而不懈努力。认真研究落实，促进潮汕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侨批文物馆新址落成并即将揭牌开馆，新馆面积达2000平方米，为侨批研究和传播提供更大的空间，定然会向更深层次的研究拓展，饶老“侨学前导”又获得实质性的践行！海邦剩馥几个世纪以来，潮汕先民过番侨居，华侨秉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沐风栉雨，拼搏积攥，银信往来，怀情赡家。有侨才有批，这种以纸质形式记载海邦情事的侨批，无不与世界各国间民生、文化、经济、交通、金融、邮政、至政治等领域交映生辉。侨批虽是寻常百姓的家书，于国于民贡献却殊大，但从未见登录官方典籍文献，甚且曾被当局嫌“批”字不典，而企图横加取缔。但在饶宗颐大师的视野中，民间侨批除了各种价值取向之外，还具有对官方典籍文献的印证与补充的潜质。因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饶大师就将侨批现象载入《潮州志》，蓄留当今侨批研讨之根基。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存于民间的侨批实物大部分已被销毁或破损、灭失，若不及时抢救，将会荡然无存。饶大师胸怀大志，把侨批誉为“海邦剩馥”，挥毫泼墨书赠研究中心，疾呼研究中心一定要创建“侨批文物馆”，抢救潮汕侨批档案遗产，留下时代的记忆，鼓励专家、学者深化对侨批研究的力度，向世人揭示侨批的世界意义和珍贵价值。不难想象，从不被注眼的寻常家批演绎到被认定为弥足珍贵的世界性的遗香“海邦剩馥”，期间倾注了饶老多少心血？2013年4月，《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期间，国家档案局、广东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把《“海邦剩馥”侨批档案展览》推送到国家议事的最高殿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对饶老题词的最高赏识。媲美徽学 2000年11月，饶宗颐教授在研究中心举办的潮学讲座上指出：“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潮汕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王炜中在《潮汕侨批缘何可与徽州契约媲美》一文中说，潮汕侨批和徽州契约一样，也是原生态的“草根”档案文献，民间特色尤为鲜明。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记载系统完整，而且有时间的系统完整性。潮汕侨批在翔实可靠方面与徽州契约相同，由于它牵涉面更广，且具有跨国性，故内容显得愈加多元、丰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充满着海外侨胞与家乡眷属之间的亲情。综上所述表明，饶宗颐教授为研究者揭示了科学比较的路径，进而作出潮汕侨批可与徽州契约相媲美的论断，是他在潮学领域中又一新建树。侨史辉煌饶教授长期潜心于对“敦煌学”的研究，1956年4月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学研究力作《老子想尔注校笺》。饶教授曾到美国、欧洲、日本接触许多流散于海外的敦煌学材料；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在敦煌道教、敦煌文学、敦煌书法等研究领域成果相当丰硕，在国内外影响极为深远。饶老曾表述过侨批是“侨史敦煌”的意境，讴歌了侨批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其历史价值和世界意义堪比敦煌文书，这又是从另一个方位的比较。饶教授把侨批喻为“侨史敦煌”恰如其分，实不为过。今年四月间，研究中心又接到饶老从香港寄来的题辞——“侨史辉煌”，让我们看到饶老对侨批的钟情又有了新的飞跃。今年六月“中国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充分展现了侨批的含金量、侨批的风采、侨批的魅力。侨批本身的历史辉煌，侨批研究的成就也辉煌。时至今日，“中国侨批”终于走向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令人振奋，值得自豪、值得骄傲。对此，罗仰鹏理事长认为：侨批文物馆将在世界侨批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任重而道远，发扬光大饶老的治学理念和精神，我们责无旁贷。十年磨一剑，研究中心遵照饶公的谆谆教诲，在侨批研究每取得一项进展，饶公都予以精辟的概括，四次书赠侨批文物馆。这件墨宝，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是对侨批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是对侨批的品位最恰切的评价；浓缩了饶宗颐大师十余年来赋予研究中心对侨批领域研究的高度肯定和最大的策励；激励侨批研究的继续发展和弘扬。侨批文物馆新址定于本月27日开馆，饶教授欣然应邀隆重揭幕，又喜逢饶教授九十八华诞，真是喜上加喜，祝愿饶老先生体健神畅，福寿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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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海西门蜈蚣舞捧成人组金奖

近日，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热土风情舞岭南”——2013年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汇演决赛在东莞市清溪镇举行，全省1000多名民间表演艺术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齐聚清溪。汕头市选送的澄海西门蜈蚣舞表演队获得成人组金奖、潮阳后溪青少年英歌队获得少儿组银奖，国家级传承人杨卫、省级传承人林忠城获得传承奖。市文广新局被省文化厅授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组织奖”。据介绍，这是广东首次举办全省性的非遗传统舞蹈汇演活动，共有62个节目近50种舞蹈参赛。评出成人组金奖9个、银奖12个，少儿组金奖7个、银奖10个、传承奖7个。我市组织澄海蜈蚣舞表演队、潮阳后溪青少年英歌队共115人参赛。大气磅礴的澄海蜈蚣舞、刚劲豪迈的潮阳英歌舞同台亮相，成为当地群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展示了近年来我市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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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的潮籍艺术家：萧穆

1998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著名电影作家萧穆回到家乡潮阳，参加潮阳建市5周年庆典，笔者参与接待工作，多次和萧穆将军坐谈，萧将军一生矢志奋斗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感动和深受教益。萧穆祖籍潮阳铜盂镇宅尾村，原名萧宏志，1929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自幼聪慧，6岁时其父亲带他到电影院看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回家后便把故事情节详细讲给客人听，令听者叹服不已。当他知道蔡楚生先生是潮阳铜盂老乡时，便对其父亲说，我长大后也要编导电影。说来有趣，几十年后萧穆真的也成了继蔡楚生之后的一位全国知名电影作家。一个当年只有几千人的乡里，先后出了两位全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令世人赞叹不已。 1948年，萧穆以嘉兴高中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免试保送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1949年4月，南京各校学生掀起反蒋热潮，萧穆积极组织校内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引起当局注意，被列入黑名单，萧穆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于当年6月参加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被编入军政大学新闻文艺大队，并随军进军西南，在此期间，萧穆编写了一批小话剧、话报剧，供部队文工团和地方演出，受到好评。他的才华也引起刘邓首长的重视。1952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经刘邓首长推荐，萧穆被调到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工作，后电影制片厂更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萧穆即参加厂领导班子工作，负责故事和文学部的创作工作期间。萧穆在八一厂工作期间，为了获取第一手题材，深入连队和乡村，调查研究，听取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意见，他与厂里创作室集体创作的电影《雷雨之前》，《怒吼吧，黄河》放映后好评如潮，与周克芹合作，改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杨星火、伍近先合著长篇小说《巴山将军》，后又由他改编为电影《巴山儿女》，放映后也受到好评，是军旅电影中的佳作。 1985年3月，萧穆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徐怀中和萧穆两人，负责编写和拍摄大型革命军事题材故事片《巍巍昆仑》和《大决战》电影（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共4部8集），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萧穆和徐怀中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北，采访当年参战而尚健在的老首长、老战士，翻阅了大批史料，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4部影片获广电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奖、百花奖，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颁发给“解放军文艺大奖”。萧穆文韬武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白天上前线拍摄战斗现场，碰到特殊情况时还要投入战斗，晚上不是随部队进军，就是在灯下写新闻，写演唱作品。他告诉笔者，这些都是一位革命军人、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做的事情。解放大西南时，他被授予“荣誉勋章”，荣立三等功，在八一厂工作时，被总政治部授予“特别贡献奖”。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萧穆将军于1992年离休。离休后这位老将军，还在发挥余热，经常接待登门求教的部队电影电视工作者，并时时刻刻关心家乡的发展。 2013年4月12日，这位潮汕籍的电影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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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公国与潮汕

走进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沿中轴墓道而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雄伟的七十二烈士墓及峙立其后的纪功坊。从纪功坊向右走不远，就进入了“辛亥革命烈士墓区”，这里长眠着除七十二烈士之外的多位为国捐躯的烈士，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特许安葬于此的。这些历史人物，或是生前拥护孙中山，为反对南北军阀而战死沙场，或是为刺杀祸国殃民的国贼而牺牲，没有一个死得不壮烈、不慷慨的。其中有一位，是曾经在潮汕驻守、奋战过的英雄——金国治。他的墓茔坐落于一片苍翠的绿竹丛中，墓碑上书“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公国治之墓”，底座的墓志铭为邹鲁所撰，立石人为陈炯明。金国治（1883－1917），字济涛，湖南沅陵县七甲坪人，祖上原为江苏吴江望族，后来金家迁居湖南，渐式微。国治生于光绪九年，父亲早逝，母亲吴氏守寡抚孤。国治少有大志，早年毕业于江南武备学校，曾随赵声谋将军炮团举义于江南。辛亥年间赴粤投身革命。1912年任粤军第五独立旅军官，随革命党人、旅长黎萼驻守潮汕地区，翌年投入反袁讨龙运动。“二次革命”及次年广东之讨龙起义失败后，黎萼出走，国治率余众联合潮汕各地民军，继续坚持反抗袁世凯爪牙的斗争。 1915年冬，流亡海外的原广东都督陈炯明潜回广东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再次发动对袁党龙济光之征讨。国治在惠州以所部响应，屡立战功。飞鹅岭之役，敌军以重兵凭险据守，国治亲率20余人夺之，众讶为神勇，被擢任为广东共和军营长，此后建树尤多。 1916年3月26日，驻潮州陆军团长莫擎宇在陈炯明、林虎、何海鸣和少年再造党（倒袁革命党）潮汕党人的策动下，首先命其军需科长莫序云在潮阳宣布独立。接着调饶平、澄海部队，大败潮梅镇守使马存发军于潮安。迫潮安知事秦恩述与省城脱离关系，然后致电龙济光、张鸣岐：“团长受全潮绅商重托，担任军饷，爰于二十七日率师占领潮城，宣布独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务望顺从民意，克日宣布独立”。汕头警卫军也在30日响应，是日莫擎宇正式宣布独立，设司令部于汕头。4月3日，莫分兵两路向梅县进发，守军闻风逃窜。旬日之间，整个潮梅地区已易手，为“护国军广东潮梅总司令”莫擎宇所有。是年6月，袁世凯去世，不久陆荣廷的桂系部队击败龙济光进入广东。 1917年7月8日，孙中山乘军舰离上海赴广州主持护法，途经汕头时，莫擎宇尚热情迎送。讵料莫不久又暗通北洋政府，解除了拥护孙中山的金国治的军职（时国治以营长隶莫擎宇部，驻军潮梅一带）。10月23日，莫擎宇（时任潮梅镇守使）宣告与孙中山主持的广东军政府脱离关系，潮梅军政直属北京政府。是日即派兵攻惠州。潮梅之变构成了对广东护法军政府的严重威胁，粤东成为废法之北洋军阀进军广东之飞地。为迎击叛军，孙中山任命邹鲁（广东大埔人，后来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潮梅军总司令，申罪讨逆，并令桂军沈鸿英部在惠州相机协助。邹鲁夙知国治忠勇善战，即任其为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国治以其旧属黄钟声为参谋，王兴平、张铁梅为团长，慷慨出师。11月16日，前锋逼近五华，得国治旧部一营反戈响应，合力血战两昼夜，连克铁场、蓝关。是役逆军精锐尽失，望风披靡，国治乘胜挥军，收复五华县城，潮梅震动，指日可定。其时国治被誉为神将，遂为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所忌，暗使沈鸿英加害。当国治酣战于铁场、蓝关时，沈鸿英部前锋李观佑违约按兵于龙川老隆不动，及国治收复五华之次日，始统军至。李不以国治为功，反诬他先攻逆军而破坏作战计划。沈鸿英旋即独自率部抢攻兴宁，至五里亭被敌军截击，危急中驰电国治求援，国治率兵星夜奔救，敌军乃退守兴宁。金、沈二部合围兴宁，强攻数昼夜，敌军溃败，大部分向金国治部投降，沈因而益发妒忌。为避免内讧，国治率部转攻揭阳，行至泥坡圩，沈忽派人来告“当会师攻揭阳”，国治心直无疑，按兵以待。沈即命邹武率一营驻扎圩尾，李时芳、李观佑各带一营驻圩头，派邹武以商谈攻揭事诱骗国治往晤，遂将其拘禁，所部亦被围缴械。时邹鲁在老隆督师，闻变急电请孙中山向粤督陈炳焜交涉，但随即迭接黄钟声等报告，知国治11月29日被沈鸿英杀害。据邹鲁言：“孙大元帅回以海军军舰炮击莫氏（荣新），卒得莫氏谢罪”。此指1918年1月3日孙中山下令炮击莫荣新督军署，以示对桂系军阀跋扈专横之膺惩，应与桂军诱杀金国治一案有部分关系。国治遇害时，年仅34岁，民情舆论为之悲愤，乡民感其忠义，遂以礼葬之于兴宁城外。1920年，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次年由邹鲁提请，经孙中山先生特许，收国治遗骸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仲春葬成，邹鲁为之铭曰：“公死而护法为之中阻，公不可死；公死而护法卒之再振，公其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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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抱团精神：红头船文化

风光秀美的潮汕平原，一惯以侨乡著称。这里，不仅是红头船文化的源头，更是海外千万潮人心中的精神家园。2002年10月，一座象征着红头船文化精神的国内最大规模船形石雕，耸立在澄海外砂河畔。正如设计者唐大禧先生所说的，艺术上的红头船雕塑不是船的复制品，它更是史诗，象征着潮汕人民对海洋的认同和期盼。它不但在于向人们展示潮人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红头船精神，还时刻不忘提醒你去回望历史，一段记载着苦难和光荣的历史，一段红头船文化诞生与发展的悠长历史。红头船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华侨文化，它几乎是伴随着潮人的海外移居生活、及商业贸易活动同时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著名的潮籍作家秦牧曾在他的散文《故里的红头船》中写道：熙熙攘攘的新加坡河上，除了这些热闹的劳动场面以外，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吸引了我这个异邦少年的注意。那就是有一种船，船头漆成红色，并且书上两颗圆圆的大眼睛。木船本来就有点像浮出水面的鱼，书上这么一对眼睛，鱼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听长辈们说，这叫做“红头船”…… 这是一个文化人笔下的红头船，而现实生活中红头船的出现则始于清代。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商帮。最初，红头船只是为着从暹罗运入大米而申请营运的，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为药材、香料、工艺品等多种贸易。当时，许多潮州人乘大米贸易之机，出国移民拓殖，拉开了海外移民的序幕。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为了开发这些地区，他们开始在我国沿海以“契约华工”的形式组织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印尼一带垦殖。这些被称做“猪仔客”的“契约华工”没有人身自由，他们流血流汗，为开发东南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辛亥革命以后至解放前夕，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大量潮人移居海外，再次兴起了移民热潮。迄今，潮籍海外侨胞已超过1000万人，与本土潮人的总数相当，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俗称南洋)地区，正所谓的“本土一潮汕，海外一潮汕”。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潮人华侨史，写满了艰辛与屈辱、光荣与梦想。与此同时，和它一起诞生、成长起来的红头船文化，也同样记载着斑斑血泪、腥风苦雨。由于所从事的海上商业活动具有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腰缠水布、赤手空拳在异国他乡创业的潮汕人，面临的重重困难和激烈竞争，是可想而知的。1914年，泰国(1936年前称暹罗)的报刊上曾发表一篇题为《东方犹太人》的文章，该文将以潮州人为主体的泰国华人与犹太人作了比较，对华人充满了敌意。随后，暹罗以及历史上东南亚的排华活动，都给潮商的生活和经商带来诸多困难。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潮商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根筷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的道理，从而促成他们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一起，以应付共同的挑战和风险。正是这种超强的适应力、竞争力和团结力，使得他们在海外贸易中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并使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也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互助模式，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红头船文化，进而塑造了潮商抱团的合作精神！而会馆文化与善堂文化，就成了这种精神最基本的依托。如果把潮人称做优秀的乡土文化固守者和传播者，一点都不为过。善堂文化本属潮汕传统文化，它起源于宋代潮阳的释大峰祖师时期，至今已有近千年的绵绵历史。19世纪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潮人移居海外的足迹，善堂文化在世界各地，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泰国是潮汕善堂最多的国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崇祀大峰祖师的善堂也为数甚众，在香港、台湾地区，在美国的南加州等地也有一批潮人慈善机构。他们在居住国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精神，不但促进了海外乡亲和居住国民众的和谐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潮商的抱团精神，并使其接近于制度化。世界上，几乎有潮商的地方就有慈善社团组织。而这种组织，又几乎都是和会馆及商会捆绑在一起的。早在公元1708年（清康熙47年），苏州就已创立潮州会馆。香港潮州商会成立于1921年，是香港100多万潮籍乡亲中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社团组织。1980年8月，在马来西亚云顶召开的“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上，与会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代表达成了一个历史性决议：今后每两年分别在各地区(或国家)召开“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1年11月，首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香港召开，宣告了这个世界性潮人社团的诞生。传统的“红头船”文化，从此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此后，两年一届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为促进各地潮人交流、传承弘扬潮汕文化、加强各地潮商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抱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近年来，在商会、行业协会的引领下，更出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新趋势。抱团投资就是商会团体运作下的企业合作新模式，尤其是扎堆式重大投资。比如广东省潮商会拟集体投资增城工业园，深圳潮商会准备筹建珠海工业园，四川省广东商会投资广安工业园，桂林潮商会筹建桂林工业园等等，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提携为宗旨的潮州社团组织，已经成为海外潮人永久的温暖之家和团结、力量的象征。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当初纵横天下的三大商帮，徽商和晋商都被人逐渐遗忘，唯有潮商的名字依然被人唱响。究其原因，这和潮商的抱团精神、以及由此在商界产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密不可分。然而，新的形势，也给潮商带来新的挑战与考验。人们在褒扬潮商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潮商由于过分保守，过分精细，因而也就未免有失大气。特别是潮汕本土的商业，更是未能突破中小民营经济和传统商贸的格局。而且，潮汕本土的文化，显然有所缺失。这些不同的声音，无疑值得潮商们听取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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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锤炼中共“南青抗”

南山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南青抗”）是在中共潮汕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进步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南山地处潮普惠边缘地区，是东江革命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共干将张瑞贵等“进剿”苏区后建立南山管理局。1933年始设于现潮南区红场镇林招乡，1935年搬往现两英镇的两英圩，其时管辖范围东至华林桥仔头，西至云落，南至华湖，北至高堂，东西110华里，南北60华里。由于管理局肆意摧残，林招乡寨后山十多丈高的大樟树被烧成灰烬，遍山赤黑，民不聊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潮汕地下党的领导下，是年9月中旬在两英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南山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大会，与会的有“南山青年进德会”会员、师生、商店店员、古溪、深溪乡织布厂男女工人等一千多人，应邀出席的还有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前辈郭老师。会议推选1933年被“英帝”驱逐出境、返国回乡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钟萍洲为总干事，方维新、钟廷明、钟震、陈数苗、章萍影、钟国雄为常务干事。该会在抗日救亡中发展壮大，1938年春，“青救会”改为“青抗会”，工作队发展至20多支，会员增至2500多人，活动区域除南山管理局所辖范围外，还有深溪、陈禾陂乡。深溪乡还建立儿童抗日救亡先锋队。“南青抗”在农村开展扫盲及学习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乡村普遍开设男女识字班，人数6000多人，扩大抗日阵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烽火锤炼了会员。 “南青抗”在潮普惠中心县委曾鸣、杜克洋、袁琼、黄剑鸣（女）等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利用其时钟萍洲任南山管理局教育馆馆长、南山后援会副常委之便，争取南山管理局的头面人物，取得南山当地开明士绅黄鼎铭、李君石、刘鼎铭及华侨钟圆秀等的同情拥护，主动赞助活动经费。“南青抗”根据“岭东青抗会”筹委会会议精神，出版《南山青年》刊物，制作“南青抗”徽章，发给会员。会员同仇敌忾，做好宣传募捐，在两英圩搭台演出话剧《保卫南山歼敌记》、《捉汉奸》、《父与子》等，观众看到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声喊打，使群众受到了生动的救国保家乡的教育。此举，发动募集2300多元、6500多件慰问品、3万多封慰问信，及时汇交汕头市“岭青”转送前方抗日战士。“南青抗”在潮汕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从潮安、澄海、普宁、揭阳、饶平、潮阳等地派来50多位骨干深入各乡，很多以教师为公开职业，占领学校阵地，发动抗日救亡，和汕青、普青、潮青及兴文、南侨等中学连结起来。此时，两英、古厝、古溪、茶园等乡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其时，“南青抗”在两英圩召开潮、普、惠、南“青抗会”联席会议，发出通电，支持惠来县“青抗会”进行反迫害斗争。还在两英公园进行军事训练，刘鼎铭等医师协助培训“南青抗”战时医疗队，以适应抗日战时需要。 1939年9月下旬，“南青抗”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6周年，发动会员和各校师生近3000人，举行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抗日火炬大游行，当天下午6时，从平原到山区，一支浩荡的游行队伍到两英公园集合后，高擎大横匾，敲锣、打鼓、吹号，宏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当游行队伍经过玉麟桥、新英路、中山路，绕南北沿河穿进巷道时，群情激昂，有不少观看游行的男女青年纷纷自觉加入队伍，共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肃清汉奸卖国贼”、“保家卫国”、“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雄壮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火炬照亮夜空，震动大南山。尤其是山区的圆山、林招乡的火炬队伍，游行在山地起伏之道，火炬蜿蜒如龙，情景动人心弦，抗日烽火燃遍大南山，通红的火炬经久不灭，烧得更旺，燃得更红，大南山成为“不夜天”。 1940年春，根据潮汕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南青抗”面对逆境，从公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逐步转移到各乡村，化整为零，隐蔽待机，坚持地下斗争。到1945年春，才又恢复了“南青抗”城乡组织活动，迎来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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