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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战略要地：狮象把海口

青屿汛城位于揭阳地都镇青屿村，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是揭阳市目前存留的最大型古代军事设施。汛城遗址所在地狮山，前临榕江，位置险要，该地孤峰突起，山势陡峭，状如卧狮，与南岸象山并峙，把守榕江出入门户，素有“狮象把海口”之称。明末清初因海寇和福建沿海抗清的郑成功部队相继袭扰榕江两岸乡村，窥袭县城，清地方政府为加强防御，遂在青屿狮山建了青屿汛城，扼守揭阳水路要塞。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二第3页载：“青屿汛在地美都，与潮阳石井炮台相峙，出口即系大洋，进口二十里系南北炮台，潮阳门辟司在其西，为南北炮台之门户。”另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三第54页载：“青屿汛在县东六十里，顺治十三年五月建，设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防守兵四十四名、巡船一只。城垣周围一百二十丈，高一丈七尺，城楼三间，敌楼二间，官署三进，并大小营房共十七间。河墩营房三间。”由此可见，青屿汛城在清初就是揭阳的一处重要海防哨所。汛城全部用贝灰三合土夯筑城墙，周长约400米、高5米、厚1.2米。设有大小相等东西南北4门，门高2.1米、宽1.6米。东门建于山上，有更楼一座，居高临下，能眺望东南海面。西门在青屿村前。南门与对岸石井炮台的北门相望。北门通向青屿村的张厝后围，是民夫出入门户。汛内墙根筑有高6米、宽1.5米的跑道。城西南建三进官署一座，是把总、外委公干及家属居住区。官署两厢有18间营房。城西南外墙建有哨房3间，城南门外20米处筑有约百米长的跑道，每10米处有长3米、高1米、宽1.5米的平埕，是昔时炮座及旋转大炮的车道。据《潮州府志》载：“青屿炮台一座，营房一间，设炮八位。兵四十四名，巡船一只，配兵十六名……。”另据刘本《揭阳县志》卷三第55页载：“青屿炮台炮八位，内一位一千斤，一位八百斤，一位六百二斤，五位四百斤，俱有炮车。”官署、营房俱于民国初年拆毁。8门铁炮埋于山坡，直至1957年村民建房时才被挖出，后被政府收购。现存城墙长约350米，厚近1米，保存还算比较完整，昔年“狮象把海口”之雄风犹存。清代前期的经制兵（正规军）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汛”是清代绿营兵的基层组织单位。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有马兵（亦称骑兵）、步兵、守兵之分。马兵、步兵亦称战兵。沿江、海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于册，由兵部管理。“骑兵拔于步战兵，步战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十七）。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清初以来，绿营由标（归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指挥）、协（归副将指挥）、营（绿营的基本单位，归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指挥）、汛（归千总、把总指挥）四级组成，其中汛是绿营的基层单位。尽管每个汛仅有兵员数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却设置林立，直接涉及广大乡村。汛的功能主要有四，即缉捕、防守驿道、护卫行人、稽查匪类。青屿汛城地势险要，是古时榕江之滨的战略要地，是揭阳市目前存留的最大型古代军事设施，具有重要的军事史研究价值，1990年被原揭阳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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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楷模郭子彬与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一座世界名高校，培养了很多英才。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潮人却与这座世界名高校很有些因缘。它原名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由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发起，并向上海的爱国资本家募捐。在沪的潮人富商郭子彬先生毅然响应，捐资十万银元，协助创办该校。复旦大学创立后，校址曾几经变迁。1922年，在江湾现址建成复旦大学新校舍。1923年，复旦学生郭任远留美获博士学位归国。他本打算去北京大学，在母校师生盛情邀请之下，决定回母校执教。1924年郭任远任副校长他向其堂叔父郭子彬等人募捐三千银元，用以购置了仪器、动物和书籍，创办了心理学系。郭任远先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追随者，回国以后颇有一番抱负。他想把心理学系扩充为心理学院，但是苦于没有房舍。1925年，他代理校长时向郭子彬先生募捐五万银元，亲自督工建造，造成了一座四层的楼房，供教学、科研之用，命名为子彬院。此楼至今尚存，在校园西部的绿树浓荫中，这座淡灰色的四层楼宇，雍容典雅，仪态万端，复旦人戏称为“小白宫”，意即其造型风格可与美国白宫相媲美。后来数理系和化学系亦迁入。这里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心理、生理学人才，如童第周、冯德培、胡寄南、徐丰彦、沈雾春、朱鹤年等。从那庄严的门廊下走出来的还有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洪家兴等数学大师。子彬院不仅“孵化”人才，还孵化出了许多新的专业。毫不夸张地说，子彬院是复旦理工科专业的摇篮。子彬院建成以后，立即成为“全校发号施令的首脑，校长办公处，各系主任办公处，以及注册、庶务、会计等处，俱集结于该院楼下，一切重要文告，皆张贴在那儿，庞大的第101教室，更无疑是变相的大礼堂。”心理学院随子彬院建成而成立，占据二、三、四层楼，设有动植矿物标本陈列室、实验室、饲养室、照相室等，并且聘请著名学者唐钺、蔡翘、蔡堡、李汝祺、孔宪武等来校执教，形成了坚强的教授阵容，也吸收了众多的学子。郭子彬1860年出生于铜钵盂乡，19世纪70年代奔赴上海谋生，其弟浚之在家继承父业行医并侍奉老母。经过数十年的辗转经营，崛起成为在沪潮州帮的首富。郭氏在上海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成效显著，对当时上海民族纺织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业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郭子彬致富后，报效桑梓，造福社会，热心在上海和家乡办教育亊业，远近闻名。充分发挥金钱的作用，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除协助创办复旦大学外，还捐助家乡韩山师范学校及省立金山中学。1921年。这两所办于潮州的有名学府，因一时经费不足，曾向子彬先生及其次子郭铺庭求助。先生慨然许诺，购大量图书给韩山师范学校，成立郭辅庭图书馆。1922年8月2日，一次强台风风暴潮袭击了潮汕地区，造成特大风暴潮灾。风灾给当时的省第二师范学校（即韩山师范学校）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风灾后，二师校舍倒塌，校具损坏，学生星散，当时的社会各界贤达及海外侨胞对重建校园给予大力支持。郭子彬先生为二师捐建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郭子彬教室”。现在信步在韩师西区古朴的校园，你会发现一处树影婆娑的纳凉好去处，这就是位于校史馆一旁的校史碑廊。一块块的题匾和碑刻铭文背后都有一段为人称道的故事。镶嵌在大理石的碑刻记载的大都是教室，如“翁辉腾教室”、“郭子彬教室”、“陈澄初教室”、“陈星帆教室” 等。郭子彬又捐助金山中学大量标本及仪器，扩大该校实验室。在汕头石金山中学“七一”楼立有记载郭子彬捐助的石碑。 1920年，上海潮惠会馆决定在上海胶州路创办上海贫儿教养院，主要招收旅沪潮汕籍贫寒人家子弟入学，学生一律住读，全部免费，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用品全由校方发给。学生穿用的衣服鞋袜，则由鸿裕、鸿章两厂负责按时发放。学校分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小学五年，中学三年，学生升入中学部学习时，必须选学一种工科（铁工科、木工科、农科和化学科），实行半工半读，毕业时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中专毕业程度，以达到能自食其力过活为目的。院长由留学剑桥大学归来的郭守纯博士担任。郭子彬担任这所学校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不仅带头捐献建校资金，而且长期捐助该校办学经费。贫儿教养院从1920年建校到1955年结束，前后历时35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我国著名化学制药专家和情报专家郭丰文就于1930年进入上海贫儿教养院学习。1931年，教养院改为正规小学附设初中，郭丰文也就成为首届初中学生。因为年年成绩第一，毕业后经教养院资助进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学习。1937年，因为在高中全年级中三年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按照规定，免缴学费进入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于1941年大学毕业。子彬先生对潮阳东山中学、六都中学、潮光学校等，也分别捐建教室、图书馆、师生宿舍及图书、实验仪器等教学设施。子彬先生与次子郭辅庭先生父子对桑梓教育，尤为重视。他们决定在汕头创立一所高级中学，在铜盂家乡创办一所初级中学。派留英爱登堡大学教育硕士郭应清来汕头创办高级中学。郭应清来汕头后即购地建校（即现在汕头第四中学），定名为“汕头高级中学”。谁知这个中学招牌才挂起，招生广告才贴出，汕头其他中学纷纷创办高中部，迫得另换招牌为 “大中中学”。大中中学创办20多年，除办好各学科之外，特别注重体育之发展。 1920年，郭子彬在上海成立铜盂中学校董会，先派四名校董回家乡主持建校及开办等事宜。这四人是郭豫育（震旦大学毕业，后来当中学校长）、郭亨大（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当教务主任）、郭企青及郭豫明。子彬先生父子首先捐款二十万银元，这义举带动其他旅沪铜盂商人，如鼎源派、承信派及仁记派都慷慨捐款。铜盂中学筹备二年，开办时已具几个特点：一是当时校舎的建筑是最新式最宽敞的，可说是美仑美奂；二是拥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运动场；三是藏书最丰富；四是标本仪器设备多而完备。难怪未招生而声名远播，潮普惠揭四县学生多来报考。教师阵容更严整。有由上海聘来，有由汕头来兼课的。铜盂中学的维持费，按月由上海校董会寄来。学校开办五年后，1927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袭击上海，导致资本家破产及工厂倒闭。郭氏集团的企业，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学校经费，便没来源，只好停办中学，将明德小学及附近一些初级小学合办为铜盂公学。郭亨大先生当校长。作为潮商的郭子彬，为富有义，敢于担当，尤其不忘教育，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值得钦佩，更是今天潮商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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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彩瓷板花鸟画《瑞祥永昶》

曾经声名远播的汕头彩瓷，由于原来的名师或已作古，或已年迈，沉寂了很多年，难见有新人新作问世。然卢瑞芝“原汁原味”的潮汕传统彩瓷佳构，给艺苑添上一笔浓彩。五十出头的他随潮彩著名艺术家叶竹青学艺，1988年毕业于广东陶瓷学校，同年落户汕头，现虽在一家私营企业负责设计及管理工作，但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陶瓷工笔花鸟画，数十载笔耕不辍，其作多次参展获奖。今读卢瑞芝工艺美术师的潮彩瓷板花鸟画《瑞祥永昶》，十分感动。因其家居环境及陶瓷创作条件所制约，为创作这幅作品，他连续一个多月每天下午五点多乘车到潮州市叶竹青陶瓷文化研究院执笔彩绘，其中不少个晚上还是通宵达旦，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汕头上班。像卢瑞芝这样对陶瓷艺术如此执着追求，辛勤劳作的，显得难能可贵。《瑞祥永昶》作品长171厘米，宽61厘米，选用产自景德镇的上釉瓷板，四周装饰宽19厘米的木雕花纹框，画面运用中国画的构图和花鸟工笔技法彩绘而成。作品讲究诗情画意，注重情景交融，画面上所有物象遵循合理取舍、宾主分明、虚实相间、疏密有致、藏露得体、呼应有趣等构图法则。讲究布局，气韵生动，表现意境，突出主题。这幅作品强调主观的加工取舍，概括集中，对重点突出的形象刻画入微，删繁就简，对不需要的旁枝末节，大胆简化，注意留白，避免平均，实处有虚，虚间有实，使其更富有想象力，达到形神兼备的要求，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栖息山坡上两只羽翅丰盈的孔雀于中心位置，有平衡之感，雄的居上方，雄姿美发，回首顾盼；雌的居下方，温柔地依偎在旁边，梳翅弄姿，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左侧的三朵牡丹花、右侧的五朵牡丹花，枝干苍劲沉稳，花头娇艳挺拔且呈向上动势，有高有低，或掩或露，错落有致，怒放吐芳，互为呼应，艳丽多姿；叶片翻转舒展，阴阳正背，纹理细致，红花绿叶，互相辉映，既有变化又有相对协调统一，显得生机蓬勃，情趣盎然。并与上面伸展交错，枝繁花茂的玉兰花、梅花形成对应，妙趣横生。尤其是用一山坡自然而然地将画面拉沉，既起了对比、化解了飘与俗的作用，又使画面显得丰盈，不单薄。画中表现的物象均互有关联，一花一鸟、一木一石皆为有灵气、有感情的生命体，形态上顾盼有姿，神态互动有情，动静交融，生机顿添，让观者心畅神悦，为之叹服。工笔花鸟画是最讲究色彩的，花卉力求鲜艳，灵禽力求夺目。这幅作品在陶瓷技法运用上有其独特之处，巧妙地将新彩与堆金等技法融为一体，使画面更加丰富。牡丹花用没骨法和新彩绘画，金红、西红、黄红、大红、紫等瓷色料洗染，鲜艳夺目，层次感极强；牡丹花叶用黑色洗染大绿，蓝洗染二绿、金红，使之深浅变化；玉兰花、梅花分别用淡黄和大红洗染，而花的枝干、孔雀却用刚柔、粗细、长短等匀整流畅的墨线勾勒，笔笔皆精描细画，孔雀用墨色洗染二绿、代赭、大绿、蓝等色，极富立体感。山坡却用大笔畅意皴擦，工而细、写而畅，表现出了不同的质感。在第一次入窑烧成后，作者又再在花蕊、叶脉上堆金，玉兰花、梅花的轮廓上描金，烧烤之后的画面上凸现了不同层次，营造出立体的艺术效果，一幅寓示富贵祥瑞长存的画作便展现在眼前，有着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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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地都戏院与潮剧的因缘

上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结束，恢复古装戏演出，文艺事业重新迎来了“春天”。潮剧艺术出现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局面，潮汕地区的戏院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始大演古装戏，为传播文化艺术焕发着青春活动。那时候，剧团在一个戏院一演就是十天半月，是常有的事。在众多的戏院中，揭阳地都镇的戏院最受广东潮剧院青睐。广东潮剧院一团、二团，经常在地都戏院安营扎寨，一住下就是一月半月，不少剧目都在这里排练和“杀青”，比如风靡一时的古装潮剧《张春郎削发》（下称《张》剧），便是于1982年12月8日在地都首演的；到了1987年，《张》剧被选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艺术节，广东一团继续在地都戏院进行淬磨加工，接受领导与观众检阅。其时主演剧中双娇公主的孙小华刚生完小孩，亦不辞劳苦随剧团“大军”驻留在地都戏院排练了近一个月。1988年初，由潮剧院一团方展荣、詹少君、林少珊主演的剧目《八宝与狄青》亦是在地都戏院首演，后来该剧还参加了广东省艺术节，获得多个奖项……整个80年代，广东潮剧院一二团多次出访东南亚一带，每次出发前几乎都是在地都戏院彩排，那个剧目就更加之多不胜举。不仅排演和彩排如此，剧目的录像亦喜欢选在地都戏院进行，其中就包括中央电视台1983年录像的《柴房会》（方展荣、吴楚珊版）、《井边会》（吴丽君、陈瑜版）、《飞龙女》（吴玲儿、方展荣版）、《王熙凤》（孙小华、吴玲儿版）、《金花女》（郑小霞、陈学希、林舜卿、李有存版）以及《梅亭雪》（姚璇秋、陈瑜版）、《刺梁骥》（李有存、林舜卿版）等一批潮剧剧目。进入90年代，由于文艺日渐多元化等各种因素，地都戏院潮剧演出日渐减少，那段辉煌的日子逐渐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成为潮剧艺人与观众共同封存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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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海上贸易的经营特点

潮商的海上贸易经营活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或者说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精神，这些明显的特点或文化精神也许正是清代潮商海上贸易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一是敢于冒险。商船航行于海上，或则载有重货，或则携有重赀，时时处处都有两个方面的风险：人为的风险和与自然的风险。前者为海上寇盗之行劫，后者为海上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各不同海域地理风貌隐藏之风险。尽管清代海盗较之明代已是大为减少，但终未完全灭绝；地理与自然气候之风险更是无时无之。即使是在海上贸易已经合法化的清代，清廷已经实施了包括台湾的完全控制，海盗的活动仍是官府之海防所难以完全控制，或者说仍有些鞭长莫及，海上贸易仍有很大的被劫风险。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南澳外的海面上，就有三个小岛，常为海盗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岗、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这些海盗，规模不大，潜伏于汪洋，三五成群，或潜至港口附近，窥伺小艇，露刃行劫。在康熙年间，潮地海域海盗仍然猖獗，每年当“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而入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对此，敢于冒险的潮汕商人，或于航行中携带器械，与海盗相从事，或与海盗相联络，给以好处，求得相安无事。面对自然，更是惊心动魄，一艘商船，连同货物，所值是上万两至数万两白银，加上数十人至数百人的生命，航行于波涛险恶的茫茫大海之中，时刻都要面对狂风巨浪与海域不确定因素之风险，“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随时都有葬身鱼腹之危险。其冒险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潮汕商人，却能视之如常，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之如陆”，而且从业人数不断增加。可见其勇于冒险的精神品质。当然，其前提是利润丰厚，有利可图。二是神祇崇拜。潮人的神祇崇拜历来是相当重视也比较广泛的，也不分什么儒释道，几乎是逢神便拜，各地区也还都有各自崇拜的神。潮汕商人的神祇崇拜，除了同其他行业潮人一样崇拜之外，这个群体尤以崇拜妈祖与关帝为甚。妈祖是传说中的海上保护神，水上操舟的人，多得其庇佑，在潮汕、闽南及台湾等地，都有非常明显的妈祖崇拜风俗。实际上，这与上面所说的经商海上，各种风涛险恶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海的不确定因素和行舟海上的各种风险，促使人们须要寻求一定的心理安慰，同时乞求神祇庇佑的心理也尤为强烈，那么，妈祖崇拜也就成为必然之首选。在潮汕各地，尤其是濒海地区，妈祖(天后)庙几乎无处不有，从地方志记载的一些建庙修庙碑记，可看出潮人崇拜妈祖是出于乞求庇护的心理，如乾隆《揭阳县志》所载的《天后庙重建碑记》云：“揭地濒海，其土沮洳，近达漳泉，远通吴越，商舻贩舶，出入于巨浸中，每遇铁飓银涛，……则有颠覆之患。榜人睹帆樯欹仄，魂惊魄悸，辄呼号求于天，神必示灵，夜则火光烛天，冉冉而至，昼则江鸥先集，异香徐来，即安澜有庆，舟保无恙……。”嘉庆《澄海县志》所载的《建南门外天后庙记》云：“粤于职方为南，澄又居粤之南……地滨大海，烟涛浩淼，水天弥茫。生斯土者，群以海为命，自富贾大商，以暨龙户渔人，咸于是托业焉。当风利潮高，扬帆飞渡，瞬息千里。操奇赢者，贸易数省，上溯津门，下通琼趾，布帛菽粟，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所恃以无恐，则天后实默佑之，故我乡之虔事天后也。”潮汕商人正是从对妈祖崇拜中吸取其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于虔祀妈祖，在能够获得庇佑的心理暗示之下，从中获得战胜海上狂涛，化险为夷的自信与自慰，从而勇于冒险海上，以海商为业。另一是对关帝崇拜，潮商对关帝的崇拜仅次于妈祖崇拜，关帝在潮州商人心目中不仅为财神，也是忠义、信义的化身。唐宋以降，潮人受儒家文化浸淫日深，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体现在潮商的道德价值观中，就是以忠义和信义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也不仅仅是商人，潮人普遍都敬祀关帝，“潮汕地区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甚多，前往关帝庙进香求平安赐福的海内外潮人，人数之多与崇拜妈祖不相上下。”商业发达与商人聚居的地方更是如此，甚至各地的潮商集中活动的潮州会馆，也多供有关帝神位，上香祭拜，甚是虔敬。这与潮商重信义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潮州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潮州商人商业活动中具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义’道德价值观强化商业信用关系。”这样看来，潮商普遍对关帝崇拜就是其来有自，深具基础，势所必然的了。三是善于经营。潮商的善于经营，表现在多个方面。善于驾舟，具有海上贸易的经验，这是基础；能够抓住异地贸易的差价，尽量利用各地往来的互补性进行兴贩贸易，这是海上贸易的特点所决定；能够灵活多变地抓住贸易的各种机遇，与很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其能够较大程度成功的条件。比如，海上贸易须借助季风，一旦错过季风时节，那就意味着须较长时间在异地逗留，这样不但增加成本，消耗时间，也许就错过另一次顺风行驶的方便和可能带来的利润。因而潮汕商人在贸易过程中时间观念极强，货到目的地，商人们便会抓紧时间，各自寻找买主，尽快出货，以利快速返航，赶上季风。有时为了迅速销售，往往需要灵活地运用低价批发甚至廉价抛售等手法，以快速销售来避免货物压冬所增加的成本利息，这样便形成“货如轮转”的经营效果。再如潮商所赖以海上贸易的红头船，在本地建造购买价钱太高，便有造船商人转移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造，因其地盛产造船木材，成本相对低得多。而购船也会利用诸如泰国进口大米之类的优惠政策，在该地购船并备办货物(其中连带购运大米)，满载货物以合法途径运回，以减少成本。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潮汕商人多取合伙经营的模式，风险均担，经营的成功程度与船上每个人都有关联，不像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富商巨贾与中小商人广泛合作，构成了功能互补的商人群体，“富商巨贾，卒操奇赢”能够“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他们资本雄厚，既挟有巨资，又拥有大量巨舶，因而拥有出海贸易之主动权。但海上贸易带有巨大的风险，这类巨商往往不愿亲身历险，“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与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与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而坐收巨额海商贸易利润；而中小商人，则会亲身历险，从事长途兴贩贸易，“其资本多仰给于富室，而为之四出经营，以分其息”。在具体的各条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与水手形成利益相关的伙伴关系，船主从商业利润中按相应比例抽取商贩利润，水手的报酬则根据抽取利润的多寡进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长、司事、伙计和水手，都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本地特产或其他货物沿途销售，如商船载货7～8万担，“船长得200担，总管事100担，伙计2名各50担，其他人员每人7担”。这就使整条商船的贸易与船上每个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关系。这样，如果货物办得适销对路，中小商人甚至包括伙计、水手随船赚取丰厚利润，乃至发家致富，也都完全有可能，而且这种例子甚多。这也就成为潮汕社会平民追求发家致富的梦想，由此也就激励着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贸易乃至水手之类海上生涯的行列。于是潮州的商人群体也就不断发展壮大。有学者曾作这样的描述：称中国商人“没有正式的组织，完全是零细的个人照顾自己的小买卖。他们在中国各自向船东租借货轮，亲自押货到海外贸易。每一艘帆船就这样常运载了数以百计的小商人，仿佛是个百货公司一样，各人照顾自己的柜台。帆船一抵达港埠，这些商人就各自散开去寻找自己的主顾，化整为零。回船时商人们又各自找人办货，定期聚合搭船，化零为整。当时人们形容中国海商的贸易是‘萍聚雾散’，莫可踪迹。” 四是各地会馆纷立。潮商的经营特点虽是分散的，但潮商整体上是颇有凝聚力的，这从潮商遍布南北乃至东南亚各地林立的会馆就可看出来。会馆为中国传统商人旅外的组织，多以地缘文化相连结，其功能除了同一地域商人互相聚会联络乡谊及接待、服务、救济等之外，主要是维护商人利益，争取商人权益。清代潮州的同乡会馆文化相当发达，大港口如天津、上海、苏州，及省内各地，还有东南亚各地的潮州会馆，或者称闽粤会馆均颇为发达成熟，在当地都是名声显赫的行会组织。“同乡会馆的建立纯粹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贸易。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会员关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地商人的竞争和官府的勒索。”这是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对同乡会馆组织性质的描述，潮州会馆文化还远不止这些，潮州会馆还包括对内的仲裁、解决纠纷、救济等等的功能。有些会馆还购有墓地，以备会员万一遭遇意外客死他乡者之安息处所。总之，清代潮商的会馆文化已经相当成熟，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文化意识和团体精神。清代的潮汕，由于有了如上述的海上贸易，港口口岸经济迅速崛起，形成了“商贾辐辏”的局面。商业兴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海内外贸易的兴盛并不仅限于商业，同时能够带动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像渔盐业、各类手工业、农业乃至服务行业等。各行业能够依赖发达的海内外商贸，使其产品销路畅通，销量不断增大，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手工业的带动发展就更直接，当时较多出口或外销商品：黄糖、白糖、瓷器、铁锅、烟叶、葛布、潮绣及各种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个品类都是农业产品或手工业品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也都能够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这种种行业的发展所需的大量从业人员，包括一些技艺人员，本身就能较大程度的缓解潮汕地区人口太过稠密，人多地少的逼仄的生存环境。因而能够较大程度地扩展潮人的生存空间和提升潮人的生活质量。(吴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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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紫化宫潮乐社做客揭东潮研会

为弘扬潮汕传统文化，交流技艺，增进友谊，本月13日下午，揭东潮州音乐研究会迎来了来自汕头潮阳和平紫化宫潮乐社的会员，并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据了解，揭东潮研会自2010年成立以来，创作了多首潮州音乐作品，举办多场艺术培训和户外演出。去年，会员在参加全国和粤东4市演唱比赛中获得2金2铜的好成绩，还录制潮曲演唱碟。而潮阳和平紫化宫潮乐社成立3年多，每月定期举办2场票友演唱会，为当地群众文化营造良好活动氛围。联欢会上，两地会员以各自擅长的潮剧唱段先后登台，《要与梁兄舞长天》、《包公会李后》、《见故人》、《拜月华》等委婉动听的曲目，赢得观众热烈掌声，特别是王群雄模仿洪妙唱腔演唱了折子戏《换偶记》选段，其声腔逼真，表演诙谐生动、幽默有趣，令现场观众捧腹大笑，拍手赞叹。
07月15日　0
新世界进退杜惠恺的地产双城记

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回到上海，直至重返香港，对于杜惠恺来说，这两个城市承载了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和故事。祖籍潮州，却是在上海出生，年幼时随父母到香港生活，工作多年之后杜惠恺又因新世界的关系再次踏足上海滩，成为港资企业最早开发上海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即便在上海发展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杜惠恺仍然十分低调，很多人认识杜惠恺还要从其岳父新世界集团创始人郑裕彤说起。近日，新世界中国发布公告称，杜惠恺由于个人决定需投放更多时间于其他事务，已呈辞公司副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务。同时，新世界发展委任杜惠恺为公司副主席兼非执董。两个上市公司的一辞一任之间，却是大有不同。新世界中国为新世界集团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公司，而新世界发展的业务范围集中在香港。也就是说，杜惠恺离开了其耗费了近20年心血的内地业务，此后专心于香港事务。清盘撤离上海杜惠恺在新世界系的职务变化其实并不是外界关注他的原因。在这几个月，杜惠恺的名字再次被外界频频提及，还要从融创绿城在上海的一次收购说起。 3月17日，融创和绿城联合发布公告称，3月16日以总价90.19亿元收购一宗位于上海的商住地块，双方各占50%权益，收购款项以两集团内部资源拨付。公告显示，绿城和融创收购的目标公司为一间投资控股公司，其透过香港公司间接拥有该地块的中国项目公司100%股权;中国项目公司的境内投资项目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占核心江景资源，项目占地面积为11.3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2.44万平方米。随着绿城融创收购内容逐步披露，人们才发觉收购项目的持有人竟是杜惠恺。资料显示，项目为正在预售的丰盛皇朝，卖家是郑裕彤女婿兼新世界中国副主席杜惠恺。据悉，该土地早在2000年时就已购入，部分地块现已兴建为每平方米预售逾6万元的丰盛皇朝。有分析员估计，交易最终作价或会上调至每平方米2万元，但仍然远低于市值的7万至7.5万元，相信整项交易的毛利率可达到50%以上。一个毛利率如此之高的项目，杜惠恺为何脱手?这是另众人皆感疑惑的事情。在杜惠恺工作职务变化的公告发出之后，有人认为其出售上海物业给绿城融创应该和此事有关。一种说法是，自新世界集团创办人郑裕彤去年年初退任新世界发展主席后，整个家族的人事权力分布愈见清晰，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与长孙郑志刚势接管集团最赚钱的地产业务，而孙女郑志雯则部署将酒店业务分拆上市，建造另一王国;相反，郑裕彤女婿杜惠恺则开始减持新创建兼出售上海资产套现，这反映出新世界第三代逐步接班，老臣子逐步淡出权力核心。该种推测并非不可能。据联交所资料显示，自2010年底开始，杜惠恺已逐步减持新创建，由1900多万股或0.6%持股比例，降至去年11月底的1185万股或0.33%;新世界中国方面，亦由2009年高峰期持有1亿多股份或2.93%，逐步减持至去年11月底的290万股或0.03%。新世界入内地在出售了丰盛皇朝之后的两个月，杜惠恺就离开打拼多年的上海，对于已近68岁的杜惠恺来说，这或许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对于其生平，公开资料是这样记录的：杜惠恺祖籍潮州，自幼出生在上海，父亲杜若波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银庄，1949年，杜老先生举家迁往香港发展，当时杜惠恺只有4岁。中学毕业后，杜惠恺到加拿大读大学，1968年获多伦多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69年他又到美国加州大学修读硕士课程，并获取理科(生物)硕士学位。此后他听从父亲的意愿，继续在美国攻读珠宝鉴别学文凭，并到比利时世界钻石中心实习了6个多月。杜惠恺父亲1957年在香港创立了丰盛珠宝有限公司，从美国直接进口钻石然后加工，生意相当红火。由于郑裕彤和杜惠恺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相交甚笃，郑裕彤的儿子郑家纯和杜惠恺自幼也一起读书，成为好朋友，后来杜惠恺更成为郑裕彤的女婿。 1979年，杜惠恺加入了香港新世界集团，和郑家纯一起为新世界的发展打拼。在1980年代初杜惠恺就和郑家纯一起成立新世界酒店管理公司，1990年时共同组成私人合资公司，在国外投资及收购酒店。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交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意进入内地“饮头啖汤”的新世界将开发中国内地市场的重任交给了杜惠恺。  1993年，杜惠恺承接了其在上海的第一个项目，这是与卢湾区政府合作的危棚简屋改造项目，但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当时，合作对方的要求是承担付清动迁费加适量的管理费，经过几轮谈判，最终他出资1.2亿元，全部动迁土地。合同签好后杜惠恺无比兴奋，谁知几个月后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坏消息，土地方打招呼说动迁费算错了，应该是2.3亿元，比原来的预算要多付1.1亿元。当时区领导对杜惠恺表示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照土地方提出的要求追付1个亿，项目继续做;二是不做这个项目，土地方归还杜惠恺1.2亿元;三是去告土地方，坚持不承担追加费用，以原来的合同价钱执行，差价由土地方承担。经过各种权衡和考量，杜惠恺接受了第一个选择，多付了1.1亿元。不过，这次“吃亏”也为其以后的发展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在第一个项目完成之后，杜惠恺带领新世界中国先后在上海开发了多个项目，包括香港新世界大厦、巴黎春天大酒店、新世界花园、华美达广场和柏华丽公寓，以及开设在闹市中心的4家高档的新世界百货商场。重组星美旧事真正让杜惠恺被外界了解，并不是因为他在上海开发的项目，而是新世界中国欲借壳星美。 2008年，一直期望能在内地登陆上市的新世界中国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壳S*ST星美，开始了“注资借壳”之路。 2007年12月12日，S*ST星美董事会发布更换改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在新增董事中，何家盛来自新世界中国地产，曾担任新世界高级财务及项目行政经理。改选后，何家盛同时担任S*ST星美财务总监;S*ST星美新任总裁潘立夫则是新世界地产上海公司负责人，任新世界地产上海区域总监。 2008年1月25日，香港新世界与新世界中国联合发布公告称，公司正跟一家股份于深圳(楼盘)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及其股东和债权人，商讨收购该深圳上市公司若干权益的事宜，但并未订立任何正式协议。 1月28日，S*ST星美发布公告称，公司的部分主要股东已与新世界中国旗下的丰盛地产(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及相关联方就公司重组事宜形成了初步方案，该重组事项的前期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10月28日，星美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星美联合非流通股的50%为星美联合偿还债务作为对价，其中40,000,000股偿还给太极集团等债权人、剩余106,938,440股偿还给鑫以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星美联合不再承担相应债务。”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新世界中国对星美的重组变得困难重重。 2009年4月8日，S*ST星美发布公告表示，新世界中国房产有限公司正式退出资产重组，而公司拟更换重组方，引进杜惠恺控制下的公司进行重组。 S*ST星美公告披露，新世界中国退出重组的原因是“在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致使香港的经济形势、股市和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大影响，相关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当时，杜惠恺之名第一次明确，其身为新世界中国副主席、郑裕彤女婿的身份也开始被外界所关注。在新世界中国退出之后，杜惠恺代替新世界方面继续对星美进行重组。 2009年6月，杜惠恺通过旗下新丰福贸易有限公司收购了上海鑫以实业，杜惠恺成为星美的实际控制人。但现实并没有这么顺畅，在杜惠恺接手之后，重组星美的过程依然充满了各种难题。 2010年4月5日，ST星美公告表示，接到重组方丰盛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有关置入房地产资产项目规划发生变化的通知。当时公告显示，因上海世博会原因，对香港新世界花园项目的土地规划做出了部分调整，而变更将影响上海局一资产的评估价值，是否会由此影响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所涉及的事项发生变化，公司正与相关中介机构进行评判，并已函告重组方及时提供此事的进展情况，以便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0年7月5日，ST星美公告表示，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及相关材料，并签署解除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协议书》。从2007年到2010年，三年之中郑裕彤和杜惠恺翁婿先后上场，新世界系A股借壳的构想却始终未能如愿。
07月12日　0
陈一丹：版权为互联网产业发展护航

随着互联网科技进步和创新，越来越多的权利人通过互联网获得比传统模式下更多的利益。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不断融合，不仅没有摧毁传统文化产业，反而加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在新技术环境下，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应该能够实现融合，达到共赢。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必须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将互联网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才能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深化文化内容形式，提升文化发展的质量效益。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共发生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案例165起，分布于互联网、数字内容与服务、网游、影视传媒、动漫等领域。人们希望有更多更丰富的文化产品，包括网络游戏、数字出版、影视作品等涌现，促进文化产业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加快文化产业立法进程、构建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体制，创造一个权利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和谐发展的法治环境，是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焕发生机和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基础。网络版权问题是互联网诞生之后版权保护面临的新问题，版权问题不是始于互联网的诞生，也不会终于互联网的发展，所以要适应和拥抱网络版权市场。互联网条件下的著作权问题与传统的版权保护模式相比，更为复杂和难以界定。如何既能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保护公众使用作品的权利，如何既能推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创新，又能有效地防止盗版打击创造积极性，是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版权保护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甚至成为引发国际争端的焦点。版权制度通过激励创作，推动优秀文化成果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文化繁荣、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版权还具有复合财产权利的独特经济属性，几乎每项权利都支撑着一个产业。事实上，版权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对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科技进步和创新，则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激励和促进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版权制度的规范和护航，只有合理优化互联网时代版权法律体系，创造一个权利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和谐发展的法治环境，才能构建产业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版权对公共领域的贡献，是建立在作者独创性基础上的，同时，又通过对作品的认可，为未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起点，实现对公共领域和文化多样性的反哺，推动了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资本运作的出现，又让这种创造性和多样性更加繁荣。当前，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版权产业。理顺版权交易市场体系，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版权，充分发挥版权行业协会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版权市场化中的作用，建立交易平台，可以更科学合理地实现版权的市场价值，促进版权产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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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雄：我在巴黎当区长

“在巴黎十三区做了五年的副区长,感触很深,看着法国孩子在我们的中文班里学习,我开心;看着法国人去医院里看中医,我开心;看着法国人喝着中国人种的茶叶,我也开心,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陈文雄说。陈文雄,巴黎十三区华裔副区长,也是巴黎首位华裔副区长,作为法国华人参政议政领军式人物,他改写了法国华人移民史。虽然明年他就任期结束,但是这个名字注定要记载在巴黎的市政史上,为华人移民法国写下新的一页。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海外列席代表陈文雄颇为“闪亮”——高大的身材,憨厚的笑容,一张标准的中国脸,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发亮的脑门上闪烁着中国人的智慧。“以前每次来中国都是跟着法国代表团参观访问,这次终于有机会能跟同胞们多交流了。我很珍惜!这次参会能感觉到中国政府有了新的走向、新的看法,而且对外比较开放。我比较喜欢现在这样的比较实在的做法,少说多做。” 一切从潮州会馆开始 1975年,陈文雄只有八岁,就随着父母来到了法国,从此落地生根。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实习了一年,就回到巴黎,帮助家人打理当地最大的中餐馆——白天鹅大酒楼。那时候的陈文雄就表现出了“非一般”的才能,在酒店推广春节活动,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年菜,解释每道年菜的特殊意义。这其中,他还在酒楼办过传统的中国婚礼仪式庆典,让法国人知道中国人的文化风俗习惯。这一切,在陈文雄父亲陈顺源看来,都是颇为认同的,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中国文化融入当地。陈顺源是欧洲华人圈里赫赫有名的“茶王”。他的祖父原本在广东潮州经营茶叶生意,后来移民东南亚,陈顺源生于柬埔寨,后来成为当地知名茶商,再后来因为东南亚地区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才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法国,一切从头开始。他在巴黎创办嘉华公司,将中国进口的茶叶卖给法国的批发商。法国人喝茶的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喜欢喝袋泡茶,原本只做茶叶批发的嘉华很快就嗅到一股商机,生产小包装,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或许因为出身茶叶世家,学经济的陈文雄对于茶叶“情有独钟”。 “中国的茶叶有5000年的历史,英国的茶历史160年都不到,茶来自中国,但是很遗憾多数的欧洲人却以为茶来自英国。”陈文雄说,“茶是有文化的,所以我喜欢谈茶、论茶、喝茶,我想让所有人知道,茶来自中国。茶是嗜好,不是苦差事。” 因为当时在法国喝茶的人并不多,某些目光短浅的商贩没有想过在茶叶品质、包装、服务上下功夫,倒是打起了“价格战”,这一点是陈文雄颇为不屑的。为了了解茶叶,他跑遍了中国各地的茶叶产区,有些产区交通不便,常常下了飞机,坐火车、汽车,最后还要爬山才能到达茶园,但陈文雄乐此不疲,他亲自与茶农交谈、看他们炒茶,学习选茶、品茶。在他的带领下,除了传统的中国茶外,嘉华生产各种加味茶,果香、花香甚至饼干香味,经热水泡开香气四溢,备受女士青睐。而嘉华所研发的去脂消化茶、宁神助眠茶等,更成为法国人晚餐后的最佳饮品。数年间,嘉华集团成为巴黎华人圈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主要经营茶叶、餐饮、进口餐具建材等。对于陈文雄而言,除了公司,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陈顺源1986年在巴黎创办的潮州会馆,这个会馆为近代潮州华人在法国安身立命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直至现在,潮州会馆仍是全欧洲规模最大,会员最多的同乡会。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文雄很早就参与潮州会馆的事务,他负责会馆的青年组,组织教育、文化、交友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在法国选总统、选议员期间,陈文雄要组织大家为华人去投票。其实,很多年轻人不是不关心竞选,而是不太了解,这时潮州会馆就需要做很多工作,尤其是每次竞选季,陈文雄都要安排青年与各党派代表沟通、提问,让青年们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选。陈文雄说:“我常和大家说,不管你们支持哪个党,关键是你们要去投票。投票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比如公园几点开,或者公园里放多少椅子,你不投票,就失去了意义。” 首位华裔区长是这样诞生的法国,虽然思想自由开放,社会福利包容四方,但是因为参政管道封闭,使非白种移民难有容身之处。因此,尽管华人移民法国已有近百年历史,自1980年代以来,华人新生代虽然锋芒毕露,但是在政治发言权上依旧是一片空白。可以说,沉默的移民族群为法国社会贡献了不可忽视的财富,却在有意无意间,被主流社会忽略了。作为潮州会馆的副会长,陈文雄一直教导青年华裔多参政议政,甚至向法国各党派推荐了不少华裔。他曾在不少场合表示:“13区有很多华人,我希望能有华人代表参政议政,发出华人的声音。”或许,在那一刻,他还从未想过这个代表会是自己。 2007年,陈文雄接到了法国社会党的一个电话,说有事情,需要和他当面谈谈。陈文雄心里“咯噔”一下,莫非是这次推荐过去的三个年轻人出了什么问题? 匆忙赶过去后,社会党的代表和他说:“很感谢你推荐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过来,但经过沟通后,他们不是很适合。”听到这里,陈文雄的心里有些沮丧,因为这三个人选已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了。但是这位代表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陈文雄彻底懵了。“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就是你!” 这样的状况是陈文雄万万没有想到的,公司的事情很忙,自己的空闲时间本来就不多,他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更不知道在巴黎当官员要做什么。第一直觉告诉他,这个不可以,所以他婉拒了。原以为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出人意料的是巴黎十三区的区长顾梅找到了他,顾梅是社会党的后起之秀,一直扎根在巴黎十三区,这里是华人聚集的地方,虽然没有牌楼灯笼,却是巴黎最地道的中国城。顾梅与社会党政要一致认为,陈文雄将是制胜的一张王牌。 “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党派,我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面对陈文雄的疑虑,社会党籍巴黎市长德拉诺埃表示,“你可以无党籍参选,你的言论不受政党左右。你只要每周来开一次会就可以了,至于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都会帮助你。” 面对这样的回答,陈文雄进退两难,原以为父亲因为家族生意,反对他从政,没有想到的是陈顺源鼎力支持:“你参政,对家族生意来说是个损失,但却能够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发出声音,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我们不知道又要等多少年。” 陈文雄同意参选,条件只有一个,“我要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2008年3月16日,法国市政选举,当提名陈文雄的社会党在巴黎十三区获得近70%的选票时,他成为法国十三区议员兼副区长,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副区长。法国巴黎十三区人口18万6千人,在法国相当于一个中级城市,巴黎市的副区长地位,相当于一些城市的副市长,以巴黎十三区作为政治生涯的起步,陈文雄政治远景相当被看好。陈文雄的当选除了显示法国政坛重视华人外,另一个重大意义更不可忽视。那就是原本对政治冷漠,从不投票的华人选民,因为陈文雄提高了投票率,主流社会便不能忽视这股力量,从而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他既开创了法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也点燃了法国华人参政的热情。将中国文化融入法国进入区政府之后,陈文雄发现自己“上当”了,要做的事情很多,远不是一周开一次会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可能付出的就要更多,要知道,在法国当区长,是没有任何薪水的。陈文雄说:“我进了区政府后,在区政府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代表为华人讲话,政府不会注意,变成当地政府不重视我们。在当地政府里,我可以多了解当地情况,为华人争取发言的权利和机会。” 因为一直打理家族企业,他在经管方面以及社交方面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为他的施政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上任后,解决商铺的占道问题,改造十三区的形象。在法国“周日营业”这个问题上,他多次与十三区的商家代表们召开座谈会。他认为区政府除了审批商家举行特别消费日活动之外,还要将十三区审批为旅游街区或特别消费区域,这样所有商家周日营业的问题将得到解决。陈文雄认为,华裔的存在是十三区人文特色的写照,以文化带动商业发展则是十三区的经济特色,如何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是推进十三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推出更多有大众基础的文化活动,来带动商业的活跃,打造旅游品牌,让十三区的人文特色也成为经济特色,推动其可持续发展,进而也做好将十三区申报为旅游街区的准备工作。”说起工作,陈文雄很是开心。任期只有六年,陈文雄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想在十三区新建一个大学城,在所有学校推行中文教育;并利用人才优势把一些大中型企业吸引到十三区,届时这里将成为巴黎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也让中国文化在十三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一方面,在国外长大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中文这个工具,就没办法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想要发展,很可能需要和中国打交道,学习中文对他们的发展和前途非常重要。”陈文雄上任半年后在当地学校开设了中文班,“孩子从6岁到18岁都能在十三区不间断地学习中文。我们还有水平比较高的国际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从我们的中文班出来的孩子能达到中法两国高中毕业生的水平。” 在陈文雄的印象中,一个法国家庭会因为孩子学习中文很可能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关注,“我们现在针对6岁孩子的中文班中有很多法国孩子。有个法国人的家庭因为有孩子学习中文,每次发现和中国有关的活动都会去参与。这也有助于增进中法两国之间的了解。” 除了中文教育,陈文雄最关心的是中医。中医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在法国除了针灸以外,所有中医项目还都是非法的。为此,陈文雄积极通过国民议会,全力推动中医的合法化。在法国,一些年长的华裔不相信西医,他们只相信中医。陈文雄原本希望建立一所中医院,可是后来发现,即使所有程序齐全,也差不多需要7年的时间,而自己的任期只有6年。 “为了推广中医,我做了很多调研,飞了很多地方考察,托了很多关系,寻求一些法国当地的医生、博士、有影响力的人来支持我们。很幸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中医计划已经编入法国医药管理局五年计划内了,法国卫生部承认还拨钱了,我们在全欧洲最大的医院里有了中医研究中心,来自上海、南京、广州的三位医生长期驻扎。”陈文雄自豪地说。他一方面推广中国文化,一方面推进当地华人华侨和政府官员的交流沟通。 2013年2月18日,法国爱丽舍宫宴会厅,这里是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以来的首次庆祝中国等亚洲国家传统农历新年招待会。奥朗德邀请几百名以华人为主的法国亚裔族群代表共庆东方传统佳节,他在开场致辞中畅谈亚裔的传统新年,回想前一年春节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赴巴黎十三区拜年的情形。那一年,他在巴黎十三区参加了中国新年舞龙舞狮活动,手持毛笔为“龙”点睛,当场背诵中国名言“不进则退”。奥朗德认为那一次点睛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带来了好运气。奥朗德在结束讲话后走下台来,陈文雄代表华人向他赠送了极具东方情趣的年礼。这份礼物以仙桃、青松、仙鹤、神龟为造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都是长寿延年的象征,他希望借此表达“法中友谊天长地久”的寓意。对于未来,陈文雄说:“不管在法国还是英国,不管是在法国的哪个区,只要是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我都希望当地政坛能有华人的代表,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华人的利益。”
07月01日　4
采菱人：池上泛舟辛酸几人知

泛舟“采菱”满布诗情画意。又到一年采菱时，随着夏季来临，菱角迎来了收获季节，但大多数人在品尝菱角清甜的同时，却不知晓种菱人的辛苦。近日，记者深入澄海上华镇的种菱池塘片区，走访菱农们的酸甜苦辣。澄海上华镇的云乔、湖心、下陈村盛产菱角。进入下陈村的菱角种植片区，放眼望去，池中都是一片碧绿青翠的菱叶，而菱叶下端，是一个个绿里透红的诱人菱角。菱池里，穿着长袖衣服、头戴遮阳帽的菱农们“驾驶”着造型奇特、长1米余的“菱角艇”忙于采菱，随着双手在菱叶丛中上下纷飞，一个个鲜嫩的菱角被采摘上水，压满了“菱角艇”的船舱。菱农陈实壮介绍，韩江下游河网密布、水质优良的先天条件最适合菱角种植，村民们在河涌池塘引水进洼田就可放养菱角，生产的菱角味甜内脆。一般来说，每年年底或是元宵前后就可播栽菱角，6月到国庆节前后为收获旺季。栽种了5亩菱角的老陈介绍，今年的菱角收成还可以，不过收购价格一般，每市斤才2元多，但经过剥壳加工，市场上的菱角肉每市斤超过10元，相比于劳作艰辛的菱农来说，获利者还是中间商。陈实壮告诉记者，采菱艇都是特制的，不用船桨，而是用手掌划动，在菱池中进退自如，十分方便。小艇有三个小舱，最后一个舱用来装水平衡船体，中间一个用来堆放菱角，前面的小舱就是菱农的“驾驶室”，刚好坐人。每天凌晨5时许，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菱农们就下池劳作了，一般要采摘至上午11时许才收工，“半天下来，多的时候可以采摘百多斤，少的也有六七十斤。”记者看到，由于夏日下长时间作业，菱农们的皮肤都黝黑泛光。而双手被菱角尖刺扎伤更是常事，长时间泡水不少人手脚皮肤还出现浮肿，有的人还患上风湿“职业病”。记者了解到，这些地方的菱角不仅在本地销售，还远销到广州、深圳一带。泛舟“采菱”，是潮汕一种独特的农业种养方式，听起来挺诗意，而个中的艰辛，只有身处其中的菱农，才最为知晓。
06月19日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