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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抱大的一代”被父母“抱”入职场

从幼儿园到大学、从选择工作到“职场公关”，凡事都由父母代劳　　近一个月来，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85后毕业生们陆续成为职场新人。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抱大的一代”，不少又正被父母“抱”入职场。　　家长频繁致电子女同事　　“最近，两个新员工的家长老给我打电话，问孩子表现如何，经常加班是不是真的，让我多关照，还要请吃饭……”白领王玲除了日常事务，还要“接待”新员工的家长，这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学班主任。对此，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陈珉表示“太有同感”了。前几天，陈珉单位的一位新同事手机没电了，“他爸爸一个电话打给我，问这个，说那个，足足说了三刻钟。”  　　“85后”多习惯家长操心　　“工作中如果父母经常跟你的同事或上司联系，你会反感吗？”记者对几位职场新人做了一个微型调查，发现7成以上表示“不会”。其中一位告诉记者，能进现在这个单位，本身也是父母“打招呼”的，“万一工作中发现问题，还是爸爸去跟领导说比较好。” 　　陈珉分析，很多“85后”从小到大是在家庭保温箱中长大的。从幼儿园到进大学，凡事也都由父母承担，是被“抱大的一代”。长久下来，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已经成了惯性。陈珉认为，孩子进入职场，已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家长再过多干涉和操心，不仅让孩子没有自由空间去扮演自己的角色，也会给孩子的同事、领导造成负面的印象。　　到底要“抱”到啥时候　　打着爱的旗号，“抱大”下一代。从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到选择什么工作、找什么样的对象，发展到现在替孩子“职场公关”，“抱”之版本不断升级，恨不得万事代劳，以求万无一失。　　明知“抱着不好”，却依然习惯性做着 “抱在手上怕摔了”的事情。而“抱大的一代”也早已丧失对抱说“不”的意识，乐于接受、甚至享受父母的“抱”所带来的舒适和便利。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要“抱到”啥时候？抱久了，孩子会忘记怎么走路，“抱大的一代”最终还是 “抱不大”。须知道，为人父母，有一种爱叫放手；为人子女，有一种长大是说“不”。      
08月04日　86
一天生活费不超过4元 “90后”自强不息考大学

熊陆暘在餐馆传菜。　　正是看动画片的年纪，在家却没看过电视，但捡过垃圾；在学校食堂没打过荤菜，一天生活费不超过4元，有一个最简单的梦——让家里每个人拥有自己的床。　　他们都是“90后”，今年自强不息考上大学，却为学费犯愁。　　-熊陆暘(理科634分)：　　考上本硕博连读      餐馆传菜挣学费　　十堰一中的熊陆暘今年考取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8年制)本硕博连读班，但他家境贫困，父母身患疾病无钱住院治疗。为筹集学费，小熊到餐馆当传菜员。昨日，记者连线到他的父亲熊家新。　　熊家新身体不大好，在十堰城区一家酒店做门卫。小熊的母亲在区环卫所做临时工。小熊的姐姐熊晓跃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大三，进入大学后一直做兼职，每年都拿奖学金，生活费基本自理。为供两个孩子读书，父母省吃俭用。熊家新说：“有一次我发病，只得去医院做胸透，花了100多元钱，心疼得不得了。”小熊的母亲扫马路5年多了，每天凌晨5时起床，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她说：“要不是有风湿病，我就去餐馆洗碗，工资比扫马路高些。” 　　经人介绍，熊陆暘在当地五堰东山路的“成都名小吃”餐馆当传菜员，每天从上午11时30分工作到晚上9时，月工资750元。店里每天下午2时多才吃午饭，晚饭安排在下班后。为赶回家的公交车，他下班后只能饿着肚子回家。　　熊家新说，孩子1年学费是5850元，尽管全家努力，但还没能凑够。　　-张小东(理科613分)：　　高中生活费　　一天三块七　　张小东是十堰一中“阳光班”学生，已被武汉大学水利类专业录取。家里还有个姐姐也在上大学，父母仅靠打零工维持全家生活。　　高考结束后，张小东不能再住校了，家里只好将20多平方米的租住房换租成40多平方米的。他这才有了自己的床。　　上高中时，学校免了他的学费，每个月还发给他200元，其中150元充在饭卡上，50元为现金。一拿到钱，他就交给妈妈。他对每天的花销严格控制：早饭1个馒头加1碗稀饭1.1元，中午2两饭加炒土豆片1.5元，晚上1碗面1.1元，1天合计3.7元。　　他说，最大的心愿是不愿看见父母为了他们姐弟那么劳累。妈妈曾到丹江口市一家编织袋厂工作，编1000个编织袋才得1.8元钱；时间长了，妈妈直喊脖子疼，他很心疼。　　-项检(文科557分)：　　盲父找工作　　为他筹学费　　项检毕业于十堰一中，已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民商法方向)专业录取。记者昨日拨通他的大姑父潘先生的电话，他正赶往十堰市慈善总会填表，为项检的学费争取社会帮助。　　潘先生介绍，项检和爷爷、奶奶、盲人父亲一家四口，挤在当地花果街办花果村一组项家湾的一间土坯房里。一家人全靠两个姑姑接济，全家的电器只有1台洗衣机，1个月电费只花5元钱。项检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到附近厂房里捡废品。到了上学年龄，家里卖了仅有的几头羊供他上小学。　　现在，一家人正为项检的学费犯愁。项检的父亲项昌军全盲，半个月前找到十堰市残联学盲人按摩，要给儿子攒学费。项检前几天开始做家教，说得最多的就是“靠自己”。(十堰晚报唐晓玮、刘爽对本稿亦有贡献) 　　各高校“借钱”给贫困新生　　让其走绿色通道　　昨日，记者联系了相关高校学工部门负责人。他们介绍，“张小东们”都可走绿色通道入学。　　武汉大学学工部资助管理中心主任余鸣娇介绍，武大承诺不让一个有才华的贫困生失学，学校有完整的贫困生助学体系。新生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附有如何申请助学贷款等介绍。武大为绿色通道启动专项资金，借款给贫困新生，帮助他们缴纳学费；对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学生，可特批更多借款。待这些新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后，再偿还给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学工处资助中心梁勇表示，该校每名新生入学后都将填写家庭经济调查表，经院系审查后，学校提供送保险、送体检等贫困新生入学关照。　　武汉科技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刘运显介绍，该校除有专门的勤工俭学QQ群，方便大学生找兼职，还有名目繁多的奖助学金。其中，与企业合作紧密，14家企业都在该校设立奖助学金，如宝钢奖学金、武钢奖学金、攀钢定向奖学金与励志助学金等。从今年开始，校友许家印捐资1000万元设立“许家印奖学金”。学校2009年发到贫困生手中的助学金达到1590万余元。　　据了解，许多高校还有一些学生社团帮助贫困生勤工助学，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自强社等。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贫困新生有多种途径可选　　贫困大学新生可以有多种途径顺利入学、完成学业。　　第一是对于被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一律让其先走绿色通道。　　第二是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后者用于奖励资助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者，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第三是国家助学金制度。国家助学金资助面约占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的2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人2000元。　　第四是国家助学贷款。它是由银行、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操作，帮助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以及生活费的银行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和抵押手续，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法律责任。原则上每个学生每年不超过6000元。　　第五是生源地助学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助学贷款手续。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每人每年可以申请6000元，贷款年限最高长达14年，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同时，各校还设有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校内贷款等资助措施。
08月04日　86
围棋第一美女与宋卫平相恋完婚只差领证(图)

聂卫平似乎生活在真空状态中，很少过问棋界中事，不久前的一天，席间大家天南地北地聊着，聊到毛毛(毛昱衡初段，有中国围棋第一美女之称)和绿城董事长宋卫平之间的情事，老聂大吃一惊，“这事真的假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老聂没听说的事不少，但他一旦听说了，就很快能确认真伪。他随即给宋卫平的一位好友去电话，确认此事。“这事的确是真的。”老聂放下电话说道。　　给毛毛去电话，她正在西藏昌都，高原之上，她说话还有点吃力。她笑道：“都不止一百个记者打电话问这事了，但我一句话都不想说。这件事肯定是真的，你要报道的话肯定没问题，不会有人找你的。” 　　与毛毛情如姐妹、现已离开棋界的一位杭州朋友谈及宋卫平和毛毛的情事时，用“你们也太老土了！这都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他们现在感情很好，但我现在无法确认他们是不是已经领证，不过这并不重要吧，只要他们感情好，领证是迟早的事。” 据毛毛所在的山东齐鲁晚报围棋俱乐部一位队友透露，宋卫平早有领证打算，但因工作繁忙等关系，推迟了办理相关手续。年过五旬的他很想和毛毛有一个“虎仔”或者“虎妞”，从中亦可看出他对毛毛的用情之深。　　毛毛大名毛昱衡，原名毛佳君，职业初段，今年27岁，与唐莉初段并称为棋坛双姝，生于重庆的唐莉以大方热情著称，生于杭州的毛昱衡则以婉约灵气见长，可能是因为家庭影响，毛毛很早就在经营管理上展露天赋，聊起经商来头头是道，由此也结识了一拨喜欢围棋的商界巨子，其中包括浙江新湖董事长黄伟和绿城董事长宋卫平。　　2003年，一支由中日韩三国美女棋手组成的美女队首度亮相，2006年五位世界冠军与美女棋手在杭州的特别对抗赛，均由浙江新湖冠名，背后无不有毛毛的影子。06年马晓春、俞斌、常昊、古力、罗洗河等5位世界冠军与唐莉、毛昱衡等5名美女棋手进行对抗赛，在受先(女棋手执黑不贴目)的对局格中，为美女队赢得唯一胜局的就是毛昱衡，她战胜了罗洗河九段。　　让宋卫平与毛毛结缘的还是棋。毛毛称宋卫平的棋力在业余棋界算较强的，有业余4段实力。一位业余棋手全凭自学打至业余4段，其悟性也相当了得。近年来宋卫平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聚越多，但对围棋的喜爱却没有减弱半点，棋力一直得以保持。　　如今宋卫平在足球界举足轻重，动辄一掷千金，举手投足间都被人追逐，但很少有人知道，宋卫平喜欢棋牌、文学，是个非常内敛内秀之人。他生于马寅初、马晓春的故乡嵊州，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在党校任教5年。后离开党校到珠海创业。　　7年后从珠海回杭州，以15万元起家，通过房地产开发迅速积累巨额财富，目前绿城集团总资产达75亿元，09年宋卫平排胡润财富榜第98位。足球无需内敛，但做足球的宋卫平却一直有着文化人悲天悯人的情怀、雅士月下对弈的风范。2002年年初以来轰动中国足坛的“扫黑行动”，宋卫平和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是主角之一。这场几乎引发足坛地震的事件，最终以宋卫平“明智”地远赴澳大利亚公干而不了了之。　　宋卫平的文人情怀在现实的厚黑坚壁面前，不得不自认失败，从此往事不再提。但其文人气质却时不时抒发开来，比如在绿城招工时，他曾出过一道题，就是对《论语》里“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那段古文的理解。此事在当时被许多人当做笑谈，但谁又知宋卫平内心里，始终珍藏着像曾点一曲弹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寄情山水的浪漫情怀。在结识毛毛之前，宋卫平也有过感情经历，坐拥亿万财富的他见惯了人间起伏，看淡了莺飞燕舞，他想有一位有内涵、睿智的女子陪伴，闲暇之余，清风作伴，还能对弈两局，当然了，毛毛也拥有青春和美貌。毛毛信佛，信因果，两年前她处于人生徘徊期，去了一趟西藏，心结为此解开，这一次，她想必是去“还愿”的。置身于天堂之地，她的内心也已是天堂。    
08月04日　57
中产们的个税改革猜想

在北京打拼了6年之久的李欣，一不留神“混”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　　7月3日，在北京某文化公司工作的李欣领到了6月份的工资单，基础工资加绩效工资合计7300多元。在扣除个税和“三险一金”之后，拿到手的现金是6000多。　　按照7月17日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的北京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李欣刚好跨入“中产”行列。　　“中产”的称呼对李欣来说，并非意味着优雅舒适的生活——房贷、物业费加上水电煤气费用扣掉后，每月只能剩下1000多元生活费，李欣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其实像李欣这样的中产阶层在北京还有很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作为现代社会主导阶层，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中产阶层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报告》指出，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应是政策设计安排的重要取向之一。其中，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各界普遍关注的政策之一。　　调起征点还是调税率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1980年建立，30年来变革不大。　　1980年9月，我国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2006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调整到2000元。　　尽管从近几年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频繁调整，但很多学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仍然比较滞后，“起征点太低”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征收个税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如果个税改革仅局限在个税起征点上，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纳税群体应该是越多越好。应该考虑降低税率，扩大纳税群体，而不是一味地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人离开纳税群体。” 　　刘桓进一步分析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去年年底全国从业人口是7.8亿，在这7.8亿中有6000万人纳税，约占从业人口的7.7%，其余92.3%的从业不纳税的这个群体，月收入基本都在2000元以下。如果起征点上调500元，全国将减少10%的纳税人；如果起征点达到5000元，纳税人就更少了，在全国有九成多的人不用纳税。　　提高个税起征点和降低税率，哪个方法让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更多？记者分别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以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5923.18元为例，如果按照2000元起征点计算，扣除2000元起征点之后是3923元，按税率15%计算，应扣税额为588元；如果起征点提高到了3000元，应扣税额为438元。也就是说，提高个税起征点至3000元后，少缴税150元。　　如果起征点不变，而将税率由15%降低税率为10%，应扣税额为392元。降低税率前后少缴税196元。这比提高起征点到3000元少扣税46元。也就是说，如果以单纯增加收入为目的，对于大多数中产来说，降低税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个税挂钩CPI？　　除上调起征点与降低税率之外，“个税标准浮动制”近日也浮出水面。　　有专家建议，“个税标准浮动制”可参照北京主要消费品价格，如商品房的平均价格，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刀切，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得到区别对待，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水平与消费水平相挂钩。对于各个阶层而言，这样做更为公平合理。　　然而，这个用“房价”作为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方法在刘桓看来有可取之处，却有失偏颇，毕竟房价只是反映消费水平的一个方面；如果要综合反映消费水平，个人所得税应该指数化——与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　　据刘桓介绍，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地区，个税起征点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了指数化、动态化调整。比如，在德国，个税起征点每年微调一次，以保障公民的收入不受CPI涨幅的影响；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应对通胀压力，也多次大面积退税；而澳门地区也已经进行了两次全民分红，还富于民。　　“个税与CPI挂钩的机制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的调整程序和公式，CPI达到多少，进行相应的标准扣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与CPI挂钩已经开始有了“动静”。广东省地税局相关人士透露说，由于2000元标准在广东这个物价指数、消费支出高的地区明显偏低，广东将向中央建议对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浮动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物价水平调整纳税起征点。　　据悉，目前广东省经济地位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是却面临着经济总量大而人均收入不均衡的状况。相关资料显示，粤东、粤北、粤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84%、78%和67%，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广东省率先提出将个税起征点与当地CPI指数挂钩，根据不同地区物价水平调整纳税起征点，似是理所当然。　　但据记者了解，广东的“个税起征点与当地CPI指数挂钩”方案，目前还处于研讨阶段，广东省并没有就上述方案进行实质性研究并上报相关部门。　　记者向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相关人士求证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看到广东省的方案，也没有收到相关的报告。　　这位国税局官员同时表示，“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个税起征点浮动机制设想很好，但是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推广的可行性不大。” 　　在全国层面，在7月27日举行的2010年年中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提出，下半年要“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这是个相当谨慎的表述，个税改革何时推出仍是未知数。国家税务总局一位相关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个税改革一定会改，但是什么时候推出还没有时间表，“我们将方案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再报给全国人大，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最后出台，现在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出。”
08月03日　143
蚁族生活纪实：三个80后走出唐家岭的奋斗史

走出“大唐” 三个公司人，三段奋斗史。他们以被称为蚁族聚居地的唐家岭为起点，凭借自身勤奋和努力，终于成功跻身城市主流。如今唐家岭正在拆迁，但他们那段苦中作乐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这里为他们初入北京提供了落脚点，也为这个城市提供着向上的动力。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2009年的那个春天也不例外。4月的一天，陆凌青和妈妈走在唐家岭坑洼的街道上，废弃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着，公共厕所的臭味夹杂着路边垃圾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走进陆凌青那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时，妈妈的眼泪掉了下来—除了床、衣柜和笔记本电脑，屋里再无其他家具；墙上贴满了用来装饰的便宜海报；在靠近床头的架子上，贴着儿子每个月的工资条。陆凌青就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住了两年。让妈妈感到安慰的是，他刚刚买了房，就要离开这里了。陆凌青没有告诉妈妈，他在这间小屋里曾经一个月只吃挂面，甚至曾经三天不吃不喝就只是睡觉。直到他找到一份工作。现在因为唐家岭的拆迁，这个小平房已成为一堆瓦砾。但是陆凌青对唐家岭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他感谢唐家岭，这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和所有踌躇满志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一样，起初，陆凌青还融不进繁华的北京城，他需要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地，他找到了唐家岭。唐家岭属于城乡结合部，有着村民们自建的简陋但是便宜的出租房。只不过，唐家岭更靠近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之地—联想、百度等大公司的总部。在这里能看到他们的办公大楼，坐上公交车，十几分钟即到。不远处的中关村，更是人潮汹涌，那里聚集着IBM、谷歌、某网…… 如果不是11公里之外的中关村，唐家岭这个荒僻的村子恐怕还只能通过种植冬枣致富。中关村孵化了中国的IT产业，也让唐家岭的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不用再辛苦种地或外出打工赚钱了，只需把自家的房子出租出去，就能坐享其成。唐家岭村民生活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那年一所名为中国软件管理学院的民办学校在唐家岭村西落脚，该校学生成了这里最早一批租户。2003年SARS之后，来唐家岭求租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与之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逐渐成熟，也使越来越多求职的大学生来到唐家岭。到了2009年，他们因为被冠以“蚁族”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蚁族》一书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说，2003年中国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与下岗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使得蚁族队伍越发庞大。聂巍就是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那一年从南昌来到了北京唐家岭。他们的到来让唐家岭的出租房开始变得抢手。没有什么生意比赚租金更轻松自在了，村民们不顾一切地把平房越盖越高。2005年，西北大学毕业的林水洋也搬进了唐家岭，他看着这里的平房迅速长高，很多房屋都加盖了三四层，最高的已达七层。2005年前后，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几番博弈后，楼房却仍在肆无忌惮地变高。等到2007年陆凌青住进唐家岭时，这里的违规建筑已是合法建筑的5倍。去年的一次入户调查显示，唐家岭的户籍人口为2800人，外来人口有3.7万。这其中刚毕业的大学生占了一半。这群年轻人白天出入于中关村甚至是金融街、国贸这些城市核心区域的高档写字楼里，晚上却蜗居在租金低廉、环境糟糕的城中村。他们每天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不断转换角色。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全国蚁族人数在百万人以上，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把它称作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朝代同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并力图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走出唐家岭，过上更好的生活。某网微博上一名叫rockyLuYan的蚁族说，如果一年后我还离不开唐家岭，我就离开……聂巍、林水洋和陆凌青，就是通过奋斗走出了唐家岭的三个80后。聂巍还记得初次在唐家岭创业，和朋友赚到7万块钱时，兴奋地大叫；林水洋也忘不了唐家岭的兄弟们拍着肩膀相互鼓励说，哥们儿要越混越好；陆凌青会时常回想起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的情形，那个下午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家唐家岭的饭馆。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分不开。越是住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陆凌青说。现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不错。一心想创业的聂巍拿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创立了卖花果茶的B2C网站；林水洋和陆凌青都实现了做软件工程师的梦想，两人分别是某网和完美时空的中层管理者，但他们却觉得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在唐家岭时那么单纯快乐—那时候的他们都目标明确、心无旁骛。买了房的陆凌青拿着房产证走出房屋交易所时，曾经在找工作时出现过的那种绝望情绪又来了。房产证上盖着已抵押的章，他想着要还完贷款才能把那个章去掉。陆凌青回头看着那个走出来的地方，心想下次进去时，该是二十五年后了，那时他已年近五十，这套房子才真正属于他。走出唐家岭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区别于唐家岭的艰苦环境的另外一种考验。他们三人和所有的80后公司人一样，开始经历中国房价的高速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大裁员。他们已经不再属于那个边缘地带，而是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流—结婚、买房，成为中产。国贸、中关村的写字楼，以及周边的住宅公寓，构成了他们的新生活。他们还会经常回忆起在唐家岭度过的那段时光。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唐家岭要拆除了，他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那个唐家岭。一份敦促蚁族搬家的村委会公开信，也让现在居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不得不离开这里：“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按计划，整体腾退将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2012年将完成安置房及多功能产业用地建设。那时，唐家岭的村民们将得到回迁房，而那些使唐家岭成名、符合条件的蚁族们，也可以住进干净的政府廉租房。这个夏天，那家当年林水洋经常光顾、走上3分钟就能到的菜市场，只剩下一片废墟。一群蹬着废品收购板车、操着四川口音的男人冲向废墟，他们从板车上拉下大锤，照着几块残缺的水泥板抡了起来，三五下后，从砸碎的水泥板中抽出来一堆钢筋。一个老头乐呵呵地举着手里的两根钢筋问同伴，这能换瓶啤酒喝吗？ “能有多少蚁族付得起廉租房的租金呢。”林水洋觉得，曾经的唐家岭消失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正在变高。因为拆迁，这里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随处可见的废墟，拆得只剩下框架的房子；京客隆超市的牌子已经被砸了下来，但它仍在照常营业；挖掘机轰隆地驶过三岔口，它的身后，一片尘土飞扬。只有村口一栋5层楼的红墙上，挂着的巨幅别克汽车广告完好无损，它出现在这里，刺激着这些糟糕环境下的年轻人。唐家岭出租房屋的广告多了起来，它们无孔不入地散布在墙壁、电线杆、公交车站牌甚至是垃圾桶上，这其中很多是附近村子的出租信息。一些面包车、小卡、板车趴满了路的两侧，等待拎着大包小包的蚁族们。一个男生走到三岔路口，问金杯面包车司机：“到龙泽（离唐家岭7.5公里）多少钱？”在听到80元的回复后，他转身走向了一辆东风小康—他们开始寻找下一个唐家岭。 rockyLuYan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未来也可以像陆凌青他们一样，但是现在他们最需要的还是一个便宜，哪怕是糟糕的落脚的地方。附近的史各庄、小牛坊等村子，成了唐家岭蚁族们搬家的首选，这些村子的房租每月普遍在四五百元，它们正在参照唐家岭的模样，建造一片新的蚁族聚集地，提供着这座城市新的向上的动力。找工作的日子 “现在工作上的努力跟唐家岭有很大关系，它会时刻鞭策你，越是住在唐家岭，对家的渴望会越强烈。” 大唐电信的面试结束了。等其他应聘者都离开后，陆凌青见到那个自称也是贵州人的面试官走了出来，就赶紧走上去拦住她，“我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看在老乡的份上帮忙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对方未置可否，说：“三天后等通知吧，我会尽力。” 这还是让他抱了很大期望。在此之前他已经过了四轮面试，这是最后的复试，四个人竞争两个职位。在唐家岭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陆凌青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三天。但期待中的录用通知并没有到来。怎么可能呢？他执意去找了那个老乡，让她当面确认，她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这让陆凌青陷入巨大的绝望中。这是2007年7月，他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多月。此前他瞒着父母放弃了学校推荐的、在一家小网站做网站编辑的工作。软件开发与应用专业出身的陆凌青想做软件工程师。他想他可以做一个项目，独立开发一套能覆盖中国20%到30%的用户软件，于是疯狂投简历，曾经一天面试了四家公司，早上朝阳、中午海淀、下午大兴。交通费倒不用担心，他手上还有专门给学生用的交通卡，坐公交车一次两毛，他充了50块钱，足够抵挡一阵了。刚出校门时他有当月的500元生活费，但是他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没有比学校附近的唐家岭更合适的地方了，他找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平房，除去简易厕所和厨房，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月租380元暂时可以交得起。可还得交两百块钱押金呢。“要不我把毕业证抵押给你。”陆凌青说服房东说。这样他身上只剩下70多块钱了。烈日下奔波找工作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等晚上回到小屋，他就用电饭锅烧开水，从一元一把的挂面里分出1/3下到锅里，放点盐和最简单的调料。这样每天最多只花两块钱。中间女朋友来过一次，他带她去吃饭，给她点了6元的回锅肉盖饭。女朋友跟那儿吃，自己坐对面看着。女朋友问起来，没办法就点了最便宜的3块钱的酸辣粉，还心疼不已。陆凌青就这样吃了一个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熬下去了。他开始降低工作预期，管它什么工作呢，能找到一份就行。如果是大公司，即使开始阶段不给工资也愿意。大唐电信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还是飞了。他关上所有的门窗，拉起窗帘，不吃不喝，不在乎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只想把自己关起来，除了在电脑上记录自己的心情，就只有睡觉。三天后的一个电话拯救了他。又有一家公司打来约面试时间。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外面有鸟在叫，阳光投射在他的白色T恤上。好像刚刚雨过天晴。虽然这次面试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他却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重新打起精神上路找工作。他又挤上了365路公交车。这是连接唐家岭和中关村的一路公交车，他曾亲眼看到车门被挤掉过两三次。挤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没有人愿意被落下。这时候需要跟大学同宿舍的5个同学再聚一聚。他们都在唐家岭租了房，空闲时几个人就会围坐在一间公厕对面的烧烤摊前，吃着5毛一串的烤串聊天。“08年会更好、09年会更好”，他们每次都得喊喊这个口号。 2007年7月23日，这是个被陆凌青铭记在心的日子。马上又该交房租，身上却只剩下了三四块钱，他不知道怎样朝一直希望自己回老家的父母开口要钱。但是好运终于降临了。 “下周一早上九点半你来公司上班吧，带上你的报到材料。”陆凌青这天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女声，来自千橡互动集团下面的一个网站。他有一个同学在这家网站工作，是同学给他介绍了这份工作。他从来没有感觉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如此美妙。一通电话下来，他说了十多个谢谢。他被这家网站聘为网站编辑。上班头天晚上，他没睡着觉，早上5点就起来准备。他也能在上班时间挤公交车了。他被分配做网络语言编辑，跟他一批进去的有6个人，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陆凌青受不了这个，做完了分内的，他就找主管要活干。一个月试用期结束，他第一次拿到了1500元薪水。发工资那天回到屋里，他把钱揣在裤兜里，然后坐在床上，体验那种充实感。不行，还得更充实，就把钱对折了再塞进裤袋，然后躺在床上滚来滚去。陆凌青还成了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到了第二个月，有一次要做一个促销活动，常规的做法之外，他又自己想了一个方案拿给主管看：“自己乱想了一个，帮我看下，指导一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也没关系。” “挺好，可以用。”主管看了之后说。陆凌青的这个方案让那次促销活动的销售额比之前翻了七八倍。主管因为这件事被提成了经理，他也把陆凌青提成了主管。又两个月后，经理升任总经理，陆凌青的Title就成了市场经理。这个时候，他的工资是6600元。他还是习惯把每月开销控制在1000元以内，他把每个月的工资条都贴在床头，用上面日渐增多的数字激励自己，同时计算着存款。他梦想能在2008年或者2009年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当时听到他想法的朋友包括他自己都笑了。 6600元的工资只拿了两个月，他决定去同属于千橡集团的猫扑游戏事业部做文案策划。这等于降职降薪，但做游戏运营更能体现自己的创意。5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在新岗位上自己带项目。这期间，他一直住在唐家岭。没有再踢过足球，也没去过KTV和酒吧。第一次拿到7000元工资时，他把工资条标红，贴在床头最明显的地方。这实在有必要庆祝一下，他本想要买只烤鸡，但是竟然要15块钱。最终，他以一个三块五的鸡排和一罐啤酒的组合结束了这次庆贺。新的想法又来了。猫扑只做网页游戏，受众群体比较小，陆凌青想做大型游戏，也曾想等到猫扑做大型游戏。但后来发生的裁员事件让他改变了想法。他还没有想过裁员这回事，以为进了一家公司就可以一直做到老，除非自己想离开。但是那天他见同事一个个被叫走，又一个个红着眼眶拿着离职单回来。他坐在座位上，心跳得很快，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会叫他。他没有被裁，但心里有了阴影。“说不定哪一天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那天回到住的地方，陆凌青跟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陆凌青开始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主动接触外面的公司，为自己做大型游戏做准备。他已经到了可以选公司的阶段。某网、完美时空、金山在收到他的简历后，都敞开了大门。他最终选择了完美时空，这是北京最大的游戏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他先在另外一家公司干了几个月。这中间的2009年4月，陆凌青从唐家岭搬到了自己买的一个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二手房，六十多平方米。他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又找朋友借了些钱，付了15万元的首付款。这房子一年以后已经涨到160万了。搬家那天，所有的朋友都过来帮忙，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个奇迹。所有东西他都舍不得丢下，尤其是墙头的工资条。头天晚上临睡前他把摘下的工资条收到档案袋里，然后放进了一个塑料盒。此后这个塑料盒一直放在他的床底下。 2009年10月，陆凌青正式入职完美时空。从执行者到中层管理者，现在可以享受弹性工作时间的陆凌青不必再去挤高峰期的公交。但现在责任大了，躺在床上还要想明天的事情，怕记不住，就记在手机或者电脑里。“整个心是悬着的。”陆凌青说。住唐家岭的时候，他就想等唐家岭什么时候盖商品房了就在唐家岭买房。直到现在，他还是把自己视为唐家岭的一分子。他还有个梦想是30岁后回唐家岭开个饭馆，到时候要自己做一套店面管理的软件，把现在用在游戏里的事件营销、热点炒作、广告投放、宣传都放到这家店里面，打造一个有特点的店。他想让所有有梦想的人在这家店里吃饭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梦想的可贵。搬家 “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景致在公交车穿越一片树林后，突然转变。刚才眼前还是错落交织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但现在，林水洋只看见一座下过雨后坑洼的村庄，这里荒僻又脏乱。那些繁华，仿佛留在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满眼的狼藉和他本要安放理想的心对峙。 “欢迎来到北京，开始折腾吧！”同学姜南洋热情洋溢，他给刚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林水洋介绍了唐家岭这个安身之处，这可不是林想象中的北京，但这个穷学生只能接受。林水洋走进一家小院，他大喊一声：“有人在家吗？”就这样，他住进了这间没有厕所、也没有窗户，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里。他的邻居有每月收入1000元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卖电脑配件的销售，也有每日踩着收废品的板车在唐家岭走街串巷的拾荒人，但更多的是像他这样刚毕业或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够低，于是大把的快乐时光都发生在了吃这件事上。那家每人18元的自助火锅店林水洋经常光顾，可没过多久火锅店就关门了，他和同学开玩笑说：“哥们儿，你看咱们把它吃垮了。” 林水洋逐渐适应了唐家岭的生活，并为自己找了些乐子。村民原以冬枣为业，没事时他就跑去打冬枣；一些摇滚乐队也聚集在这里，他下班后总是跑去看他们排练。姜南洋后来成了专做摇滚和民谣的十三月唱片的艺人总监。那些快乐，就这样呼之即来，林水洋说自己是个心态够好的人。而在唐家岭的时光也成了他在北京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没多久他就进了某门户网站工作，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现在的理想，应该是成为很牛的工程师吧。”那是2005年，刚到北京的第一年，林水洋这样想。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林水洋就搬家了，他想要个能看得见阳光的房间。于是，一间月租300元的有窗户的房间成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处居所。只不过，他还是没有搬出唐家岭。两个月后，他又搬了一次家，夏天太热，他需要个每天能洗澡的地方，当时唐家岭有卫浴的房间每月租金400元，这已算是那里的豪华公寓了。在唐家岭他最起码从来不用为找房子这件事发愁。来到这里随时就能住下，不需要繁琐的预约看房，更不需要找那些会从中赚上一笔的中介，只需在外面吼上一嗓子“租房”，就有房东出来迎接。房东们也都允许房客短租，哪怕是住上短短的几天。林水洋把唐家岭的出租房分为四等：月租150至250元的是一个档次，4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有共享的宽带，上村里的公用厕所；300多元的房间，小院里就有共用的厕所了；再往上400至500元又是一个档次，有空调、卫浴和电视；还有更奢侈的千元套间，有客厅和卧室，独立的厨卫，是这里的顶级公寓。在唐家岭住了半年后，林水洋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女友也来了北京，他要让她过得更好些。他搬到了回龙观，这里离唐家岭10公里，成片的经济适用房，是中关村和上地软件园区公司人的聚集地。林租了其中的一个两居室，月租1400元，还要另付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林水洋感到生活成本突然翻了4倍，一块钱再也买不到5个馒头了。400块在唐家岭能租到一间房，但是在回龙观却只能租到一张床了。 “我去他回龙观的家看过，那房子和唐家岭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姜南洋说。姜在林来北京前就搬出了唐家岭，他是最早一批住在唐家岭的外地人，从2001年开始就住在那里，直到2004年。姜南洋还在唐家岭认识了一位姑娘，他觉得这姑娘工作真拼命，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到王府井去上班，晚上常常12点回来。后来，他就喜欢上了人家。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离开后，林水洋经常会怀念起唐家岭，他带女友回去过，领她去看自己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村口那家牛肉面馆还开着，花上5块钱就吃饱了。现在林水洋早已实现了成为很牛工程师的理想，他已是某网微博的产品总监，薪水和刚工作时相比翻了10倍。后来，林水洋听到了关于唐家岭要拆迁的消息。今年3月，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做了关于唐家岭的节目，电视里一个叫冯林的唐家岭蚁族说：“我是个鸟人，但鸟人总有一天会飞起来的！”林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他在微博里写道：“唐家岭就是这样吧，只会让你看到奋斗，不会看到沮丧，这里生活的人，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激情的一天。” 林水洋决定马上回唐家岭看看，他怕再也看不到5年前的那些熟悉景致了—曾经住过的狭小房间、物价便宜的菜市场、甚至密布小广告的电线杆……它们都将沉重地砸向地面、然后消失，被即将到来的繁华取代。   创业 “那么苦的生活，你就会想着，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儿来。” 聂巍那辆风尘仆仆的菲亚特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跑了17个小时穿越1566公里后停在了江西老家的院子里。这辆小巧的车上载满了被褥、衣物，一开车门它们就要掉下来。那是2007年7月，聂巍带着妻子离开生活了4年的北京去往广州，中途在老家停歇。但他觉得自己还会回北京，这个想法很强烈，就像当年执意北上北京一样—这里有中关村，在聂巍看来，它是个孵化IT公司的天堂。而创办一家IT公司是聂巍大学时的梦想，虽然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2003年6月，华东交通大学毕业的聂巍被分到了铁道部下的铁19局，他没有去报到，他要去中关村。这个对北京完全陌生、专业又不对口的年轻人很快尝到了冒险的苦头—聂巍和两个同学租住在了唐家岭。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是房东私自在屋顶搭起来的，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仅能放下一台电脑的方桌外，什么也没有，而那张床也仅能容下两个人，另外一人必须睡在地上，它的租金是每月200元。没有地方做饭，3个人平时吃得最多的是村口两块钱一张的烙饼，再合着买一份5元的酱菜，这并不算糟糕，真正让聂巍感到沮丧的是上厕所这件事。他需要步行6分钟才能到达村里的一处公共厕所，冬天，寒冷总是让这6分钟显得漫长；而夏天那里面臭气熏天，聂巍每次上完回来都要冲凉，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散去身上的臭味，他甚至不敢在厕所里抽烟，怕那里过重的沼气一点就着。而那些投向互联网公司的简历，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家公司给这个学土木工程的毕业生打电话。为了维持生活，他进了一家叫新兴保信的建筑施工公司，负责指挥农民工们挖地基，每月工资1500元。聂巍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西南三环的万年花城，工作总是夜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个月，有两道菜聂巍再也不吃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因为那时他每晚宵夜都是这两道菜。接着他又被派到东四环外去挖百子湾1号，在挖了一个坑后，那晚聂巍坐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发呆，他想起当初信誓旦旦来北京的目标，而现在做的这些离目标那么远。第二天他辞了工作在唐家岭待业，靠找家里要钱维持生活。 “跟我干MBA网络远程教育培训吧。”有一天同屋的彭云对聂巍说。彭云之前就是在一家同类性质的公司工作，现在他和另一位同事打算自己做。聂巍听了很兴奋，他想自己要进入互联网行业了，而且是和别人一起创业！前3个月，聂巍和彭云都在做网络平台的技术搭建工作，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忙碌到两点多，彭云更是辛苦，因为他第二天早上7点还要赶去上班。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第四个月他们就赚到了7万块。有了钱，聂巍和彭云搬进了唐家岭一栋每月租金2000元的房子里，这里面住了10个人，有厨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已比之前的住处好了许多。但平台搭建完、赚了钱后，彭云那个负责招生的同事很快就把他们踢出了局。就这样，聂巍的第一次创业仅维持了四个月。聂巍又开始了待业的生活，这次他投向互联网公司的海量简历终于有了声响—2004年6月，聂巍进入了一家叫领克特的韩国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做网站联盟，他成了国内第一批做站长联盟的人。工作步入正轨的聂巍很快搬了家，他离开住了一年的唐家岭，搬到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富人区的万柳，和朋友租了一间100多平的两居，每月租金2400元。 10个月后，领克特高层动荡，聂巍带着他在这家公司积累的经验加入了百度，这家公司当时正需要做站长联盟的人才，他很快做到了业务经理的职位，年薪超过10万。此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论坛开始邀请聂巍当嘉宾，他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华南投资了很多项目都做得不好，想邀请聂巍去投资项目做市场总监。聂巍喜欢这个机会，他想，自己最终还是要创业的，这份工作能让自己离目标更近一些。离开工作了两年的百度，聂巍开着他的菲亚特一路向南，中关村渐行渐远，消失在身后，而梦想却重新启程。然而聂巍只在广州待了10个月。2008年5月，他被猎头挖去阿里巴巴的线上广告买卖平台—“阿里妈妈”任市场副总监。上任前，聂巍又开着他的菲亚特回了趟江西老家。这次他是要去杭州。但这个类似百度联盟式的开放平台运作得并不成功，聂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要求业务量快速提升，聂巍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欠着3000万的广告流量。2008年9月，马云将这个失败的项目整合进了淘宝网，推出淘宝客。聂巍离开了阿里妈妈，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进入了奇虎360做市场副总监。但创业这件事，聂巍不想再等了，他开始寻找机会。今年3月，一家名叫“爱这茶语”的B2C网站上线，上面卖的是主打女性下午茶的花果茶产品，除了自身网站销售，淘宝和一些团购网站也是它的主要销路，6月份，这家网站的销售额做到了10万，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聂巍。他的这个项目已经融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个一心想在北京中关村创业的年轻人始终没有把公司开在中关村，他和同学的第一家公司开在了距离中关村11公里的唐家岭；第二家公司则是在离中关村24公里、朝阳区高碑店的一栋别墅里，因为这里离他买的房子更近。而那辆载着聂巍来来去去的菲亚特，也换成了一辆更商务的别克君越。他还是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奋斗的起点唐家岭并不孤单，类似还有地下室、多人合租的公寓等。80后公司人用其就业之初的经历表明，奋斗精神在他们身上并不稀缺。参与调查记者王超谢灵宁杨樱龚鸿燕肖可陈锐陈伟陈旭崔鹏顾燕萍杭晓琳兰红刘翔宁华邱珈杨轩王林昝慧昉赵慧赵蓉王娜刘长江刘荻 2003年，王蒙从北京城市学院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她花300元租住在了海淀区知春路的一处地下室里。这里脏乱阴暗，但最让她痛苦的是地下室里手机没有信号。对于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手机信号更重要了。于是，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走向地面，一直在外面呆到下午6点。她期盼着手机能快点响起，好就此摆脱暗无天日的生活。相比住在城市高楼底下的这群黑客，唐家岭的蚁族要幸运一些，起码他们的房间偶尔能有阳光照进来，但有时候进来的可能是小偷。在公司人住平房的经历中，遭遇小偷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当然，有些人甚至租不起房子。一位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住的是30元一天的地下室，找到工作后，他想让自己住得好点。但找到房子后他发现，交完中介费，自己只付得起两个月的房租了，但房东要求押一付三，他只能先欠着一个月的租金。这是《第一财经周刊》随机抽取北京、上海、深圳的100位80后公司人进行问卷调查时了解到的故事。这次调查旨在了解毕业于国内普通高校的80后公司人们工作之初的生存境况。统计结果显示，其中住过地下室的公司人有10人，当初住在类似唐家岭这类平房中的公司人有25人，更多的公司人选择了过群居生活—有56人。他们宁愿和同学、同事或是陌生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而这样的群居通常都在4人以上，有的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8个人。找间公寓合租，上班更近，距离城市的繁华也更近一些。但大多数公司人也受够了群居的日子—邋遢的室友、没有隐私的生活、排队上厕所的尴尬…… 与这样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是便宜的房租。有29人每月租房金额在100至300元之间，每月租金超过1000元的仅有8人。刚参加工作薪水微薄，让他们只能租得起低价位房子。100位公司人中，有59人就业之初的工资在3000元以下。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租房子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房子可不是这么好找的，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们被迫频频搬家。调查结果中，搬家5次以上的公司人，有38人，而搬家超过3次的，达67人。有的人曾在一年内搬过4次。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刘向林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搬过6次家。有一次她抱着行李坐在出租车上，却不知道让司机开去哪里—她要搬家，但还没找到下一个住处。她想起也许可以先在同事那暂住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到达同事的住处后，她开始把行李一件件拿下车，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耐烦地把她还没来得及搬开的行李扔到地上，车门嘭地关上疾驰而去，剩下她和行李呆在雨中。因为囊中羞涩，除了租房要节省，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要省吃俭用。在公司人的回答中，有35人就业之初的开销每月在1000元以下。一位郑州工业大学毕业的公司人刚到上海时，和老乡两人在浦东大道和桃林路交界附近以月租150元租了一处平房，那阵子两人连方便面都舍不得吃，只吃不加菜的水煮干面条。几年的奋斗之后，他们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全部被调查样本中，现在工资每月在3000元以下的，仅有8人，现在，每月6000元至1万元这一档人数最多，有28人。大多数公司人在收入增加后选择租住更好的房子，有的甚至已经买房，有31人。但是，已经在北京买了房的宋晶说，比起之前那段群租的生活来，现在的生活压力更大。她现在每月赚5000元，新房还未入住，月供需要2000元，正在租着的房子每月需要支付1700元，加上生活费，最惨的时候口袋里加上银行卡上，只剩下49块钱。不过，还是会有人羡慕买了房的她。一位月收入近2万元、工作了4年的公司人因为买房这件事心理落差巨大。去年年初，他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买得起房子，可一年间房价飞涨，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租房的日子。一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6年的公司人说，曾经以为只是买不起房，现在发现也快租不起房了，房租涨了，城里随便一个两居室都要3000元。尽管想法和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些公司人在回忆起工作之初的那段岁月来，感受却是一致的—没有那个时候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一位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女性公司人对那时的自己说：你坚持住了，你真棒！
08月03日　994
80后女人誓与婆婆抢老公到底！

导读在80后男人心目中，有70%的人都认为母亲比妻子更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母亲对自己更好。因此，在80后男人那里，妻子跟母亲掉下水，先救谁已经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女人们都希望自己嫁一个有男子气概、有担当，有血性的真男儿。可惜的是，80后男人大半都会有一个跟着叫“我儿我儿”的妈妈，这些妈妈把自己最无私的爱集中给了这个男人，在他心目中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对于他们来说，妈妈的爱似乎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包括自己的妻子。     根据调查，这代独生子女婚姻跟之前婚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80后男人心目中，有70%的人都认为母亲比妻子更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母亲对自己更好。因此，在80后男人那里，妻子跟母亲掉下水，先救谁已经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让“双面胶”变身“胶手套”     时间过得很快，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都已经成了20出头的小伙子和大姑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小皇帝”牵着“小公主”的手，踏上红地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是否能如童话故事中所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呢？对于女人来说，一个在父母全心呵护下长大的80后男人是不是能成为你真正意义上的依靠呢？     在六六的小说《双面胶》里有这么一段话：硬与软是一种相对状态，当男人在自己心目中是一棵大树可以依靠的时候，自己就会是绕树的盘藤，腻着不肯下来；而当一个男人被母亲罩在伞下，每天被唤着“我儿长，我儿短”的时候，就会让女人觉得，这男人拖着鼻涕，穿着屁帘儿，除了让人觉得可笑与软弱之外，一点不能引起女人心里对雄性的仰慕。     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女人们都希望自己嫁一个有男子气概、有担当，有血性的真男儿。可惜的是，80后男人大半都会有一个跟着叫“我儿我儿”的妈妈，这些妈妈把自己最无私的爱集中给了这个男人，在他心目中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对于他们来说，妈妈的爱似乎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包括自己的妻子。     根据调查，这代独生子女婚姻跟之前婚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80后男人心目中，有70%的人都认为母亲比妻子更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母亲对自己更好。因此，在80后男人那里，妻子跟母亲掉下水，先救谁已经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你或许会说：“他觉得他妈好可以啊，反正我们和他爸妈也不住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据调查，50%的独生子女婚后与一方的父母同住，其中30%是媳妇住在公婆家，20%的女婿住在丈人家。生活中父母的干预使他们婚姻生活或多或少出现过不和谐。     婆媳关系是个亘古以来就让几乎所有人头疼的问题。有人说婆婆和媳妇是“天敌”，因为她们以不同的爱爱着同一个男人，并且还争夺着这个人的爱。而这位被争夺的男人就像“双面胶”，把婆婆和媳妇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人粘在一块儿。一个家庭是否和谐，要看这块“双面胶”的质量。     到了“80后”男人这里，对这块胶的争夺更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呢？近日，社科院的社会学专家陈新欣提出了一个“让‘双面胶’变身‘胶手套’”的理论：“男人如果在充当双面胶的同时，能够像胶手套一样，把手和使手过敏的山药隔开，用生活规则使婆媳之间的矛盾消弭于未然。是不是生活可以更安定和幸福一些呢？”     因此，让我们想想办法，把老公变身“胶手套”。困惑篇：她超过我的不仅仅是年纪     不愉快的早晨     至今，我仍记得，定亲饭上，婆婆铿锵有力的那句话：“楠楠到我家来，绝对不会受半点委屈！”     可惜，真正住在一起，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拿那天早晨来说吧！我起床洗澡的时候，张储还在赖床。我没喊他，自己坐到餐桌前开始吃饭。早饭是婆婆做的，每次都以张储的口味为准。我没吃几口，张储从厕所里跑出来，慌张地穿衣服。婆婆在一旁帮忙，我看他一眼，没动。婆婆突然对张储说：“你媳妇的架子也太大了。你都快迟到了，她还在那里只顾自己吃！”我不想一大早就弄得自己不愉快，便站起来帮他拿包。     “你不吃饭了！”婆婆见张储拉开门就要走，立刻嚷起来。张储嘟囔了一声，急冲冲地下楼了。婆婆对我说：“帮他带个包子吧！”     临睡前，我还没不高兴，张储反倒有话了：“我妈每天那么早起来做饭，她也是五十多的人了，多不容易！你明天帮帮她吧！”     呵！他完全不记得每个月我都拿一千块钱给婆婆，完全不记得每天早晨我都要洗碗之后才能走，完全不记得今天早晨他妈在鸡蛋里挑骨头地埋怨我！      妈只有一个     “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么‘孝顺’呢？”我向“闺密”投诉。     “闺密”耸耸肩膀：“你只是他老婆，又不是他老娘！”     有天晚上，张储对我说：“我们做建筑的，没事也要去工地转转。我妈特别担心，有时候白天都坐立不安的，你看怎么办？”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大概不知道我也会坐立不安——脸上却还要微笑着说：“当妈妈的一定是牵挂孩子了！你有空多陪陪她！”说完，我躺下来，加上连续几天都要六点多就起来陪着婆婆做早饭，疲倦的我很快就睡着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醒过来，发现张储在客厅和婆婆说着什么，婆婆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天天在石头瓦块里爬上爬下，她都舍不得给你买一份保险！”我腾地坐了起来，费了很大劲才按奈住下冲出去大吵一架的冲动。     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打电话给张储：“你妈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张储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半天：“我妈年纪大了，你就当没听见好不？别跟她计较！”     受益人大战     张储去保险公司了解了一些情况，回家宣布：“我打算买人寿保险！”     隔了一天，张储带了一些表格回家填。临睡前，张储不经意似地对我讲：“保险表上受益人那一栏我填了我妈！”我感觉自己的心被猛地掐了一下，转了个身，没吭声。张储轻声对我说：“多大点事啊！你还真希望我出事啊？不过就是哄我妈一个开心！”     结婚之后的种种不愉快，在这一瞬间一起涌到了我的脑子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跳下床，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你这么爱你妈，你一辈子都让她照顾你吧！我现在回家，找我妈去！”     张储慌了，从后面抱住我：“楠楠，我错了！我最爱的女人还是你啊！要不然，受益人写你，好不好？”     第二天，同样的闹剧在婆婆的房间里上演。婆婆坐在床沿，背对着张储：“我上辈子作孽了！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到头来什么事情都护着老婆。”     张储手足无措，我默默无言。从那天开始，婆婆告诉我，她的身体不舒服，以后只要我在家，由我做饭。     最重要的那个女人     张储给保险公司留的联系电话是他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那晚，张储在外应酬，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询问保单填好了没有。     让我吃惊的是，婆婆竟然在电话里和陌生的业务员谈她是多么的不幸！还哭了起来：“你要是看到张储，就帮我劝劝他！我还能活多少年啊！让他别老气我！”     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收拾了几件衣服，也没有和婆婆打招呼，出门打车回了娘家。     那一夜，张储没有给我打电话。直到第二天上班，他才和我联系：“我妈昨天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不就是一份保险嘛！我决定受益人先填我妈的名字。到了明年，我再换成你的名字！至于这样离家出走嘛！”     那天，我回家，向婆婆承认错误，婆婆教育了我一番，家庭生活再次回归平静：早晨仍然会有热乎乎的早饭，晚上到家就能吃上饭菜，我和张储的房间总是整洁得一点秘密都没有……当然，婆婆把那份保险单当作命根子，和房证、存折一起，不知道藏在哪里。     我装作什么都看不到。不过我现在明白了，在张储的心里，最重要的那个女人不是我。点评：80男人为啥总帮着妈？     一个半带娱乐意味的问题，“老婆和老娘掉进水里，先救谁？”拿这个问题问六十岁以上的男人，答案是老娘已经不在人世；问四五十岁的男人，不犹豫地回答“老婆”；问三十岁的男人则很犹豫，无从下手；问二十多岁的男人：“哈，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当然是老娘！”。     要说原因，也是老娘对他们太好，他们才会觉得老娘更重要。     80后男人在家庭生活中，不喜家务，需要人照顾。谁能比老娘照顾得更好！老婆？她自己还是个孩子，需要别人照顾呢！没了老娘，生活颠覆，傻瓜才干！     80后男人比较强调自我感觉；他们需要安全感，并完全写在了脸上，不遮挡不掩饰。老婆需要男人给安全感，老娘可以给儿子安全感。注重自我感受的80后男人，除了选择老娘，还会选择谁？     80后男人的家庭责任感比较淡。老娘只有一个，失去了就没有了。老婆？如果不合适，就不在一起！说不定十多年后，老娘没换，老婆早就换了！     想一想，觉得无趣。80后男人都懒得挣扎，直接跟了老娘去。身为老婆的女人怎么办？除了默默地跟上去，就是和他分开。可是，谁能保证找到的下一个男人不是这一款的？    
08月03日　248
80后放弃悠闲生活入伍残酷训练晒脱皮

他们是一群80后，生长于改革开放后，曾被人们称作“小皇帝”。然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这群80后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护航生活，他们身穿防弹衣查证、驱离可疑船只，驾驶直升机翱翔在亚丁湾上空，与枯燥、孤独、紧张和危险为伴。在中国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完成护航任务之际，“广州”舰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80后官兵恳谈会。这群胡须已日渐坚硬、满脸黝黑的80后官兵，娓娓讲起他们的军营成长与护航收获。我们将他们的发言整理推荐给读者，与大家分享。　　附：80后官兵的发言　　大学生士兵李坤　　当个真正的男人　　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与网络工程，毕业后在一家电信公司上班，闲时打牌、看电视、上网、唱卡拉OK……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却常让人觉得没劲，因为生活中弥漫着脂粉气和拜金味：电视里最“火”的是选秀节目，身边朋友谈的话题大多和钱有关。我真怕自己也被熏染变味。一个偶然的机会，电影《冲出亚马逊》激荡了我的心：当个真正的男人！于是，我辞掉工作，参军入伍。　　军队无疑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军人的使命和责任。还记得新训时，队长说过一句话：这身军装也许没有高档时装值钱，却不是什么人都能穿上的。我们为这身军装而奉献、拼搏，就是为了国家而奉献、拼搏。　　于是，当舰艇要到亚丁湾护航时，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在“广州”舰，我是一名指控兵，战位在作战值班室。这是舰艇的核心战位，犹如人体的神经中枢，各方面的情况、信息都在这里集成。每天我在战位上值班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然而，每当一批批商船被安全送达预定位置，我都能感受到这身军装的荣誉和价值。　　“七一”前夕，我光荣地火线入党。举起右手，面向波涛汹涌的大海立下铮铮誓言，那一刻，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飞行员王鹏飞　　无愧我心　　奔赴亚丁湾那天，我才想起自己已有30岁，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作为舰载直升机飞行员，我们驾驶的直升机被誉为“亚丁湾上空的鹰”，是护航编队的眼睛和利箭，不仅要及时准确地发现、判断可疑船只和人员，还要对他们实施驱离。在这片陌生而危险的大洋上，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直升机早出动一分钟，就能为过往商船增加一分安全。所以即便是睡觉，我也提醒自己要睁着一只眼睛。也因此，我们紧急出动的时间总是比规定时间提前。　　人们常说，我们是心理上还没度过“断乳期”、尚处于“亚成熟”阶段的一代。但对我来说，在部队经历的一切和亚丁湾的护航生活，每一天都浸透着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这是追求卓越的过程，也是成长成熟的过程。护航结束时，我荣立了三等功，看着军功章，我无愧我心！　　特战队员史乐　　何用安危问去留　　说实话，我没想到参军入伍后会来到特种部队，更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护航的特战队员。　　护航前，我接受了近似残酷的“魔鬼训练”，一双手像老农一般满是老茧，身上的皮肤暴晒得脱了好几层皮。但我知道，军人的骨骼就是要在汗水里淬火！　　在亚丁湾护航期间，我被任命为反海盗突击组组长，数次乘坐快艇查证、驱离可疑小艇，参加随船护卫商船，乘坐直升机警戒……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参加随船护卫。商船为了防止海盗登船，已将护栏和悬梯全部锯断。我和战友们冒险用人梯攀爬上去，那是一次对胆识、意志和体力的考验。　　我想，既然参军护航，就要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我也深知，真正的英雄，血性与激情都隐于无声之中。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段经历。此次护航任务即将结束，有人问我，还愿不愿意再干几个月？我回答说：且在“亚丁”同甘苦，何用安危问去留！
08月03日　64
揭秘世界上最“雷”的地方一年打雷300天(图)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小城茂物号称世界上打雷最多的地方，有“世界雷都”的美名。这个称号的确不过分，一年365天，茂物打雷的日子居然有300天之多。天天打雷下雨，茂物不会变成汪洋一片吗？其实在5月至10月，当地的雨水并不多，只有11月至来年4月才会大雨滂沱。有人统计过，茂物的雨季不过200天出头，剩下的日子是出了名的干打雷不下雨。茂物的雷雨有个特点，来得猛去得快。往往早上还是晴空万里，一过正午就雷声阵阵，雨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势头之猛，到了足以让人站不住脚的地步。因为茂物雨大雷多，当地的房屋屋顶都盖得特别陡，这样一来，雨水就能很快排走，不至于造成外面大雨、里面小雨的惨状。记者到茂物办事，发现当地的房子大多数只有一两层，3层以上的建筑物很少见。开始还以为是老百姓住不惯高楼，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为了防雷，故意把房子建得很矮。为什么茂物的雷雨日特别多呢？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茂物位于赤道附近，地处山间盆地之中。这里的上升气流十分强，很容易形成厚厚的积雨云。当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层相互接近时，就会产生雷电现象。因此，茂物形成雷雨的机会比其他赤道地区更多。雷雨如此频繁虽然给茂物人增加不少麻烦，但由此而来的好处也不少。因为雷雨的关系，这里不但空气清新，而且终年气温都在25摄氏度上下，不冷不热、气候宜人，这种气候在赤道附近是很难得的。不但如此，由于地面大部分被肥沃的火山灰所覆盖，加上雨水充沛，水稻和各种热带植物生长茂盛，使茂物成为印尼经济作物产业最发达的地区。雷都茂物不光有火山胜景和热带风光，还是一座历史名城。早在12世纪，这里就是古王国的首府。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厌倦了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炎热天气的殖民者们也纷纷到茂物避暑。  
08月03日　867
未来30年，广东往哪走？

    南都区域经济圆桌论坛　　粤港经济学家联席会议联合主办　　今年是广东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30年风雨走来，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下一个30年怎样再出发？在这历史的节点上，借7月29日举行的“广东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高层研讨会”之机，本期南都区域经济圆桌论坛邀相关政界和学界人士，探讨广东经济特区接下来的改革发展路径，设想未来的特区图景。与会人士建议，特区未来继续“特”下去的明确方向，是朝着“综合性改革试验区”努力，未来的改革要从单一经济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层面，尤其要不畏风险，突破体制。此外，建议扩大汕头特区，创建粤东自由贸易港，深化粤台合作。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陈华一：　　扩大汕头特区，创建自由贸易港　　目前，粤东、闽南和台湾正在酝酿形成一个“海峡经济区”，这个机会，粤东不能错失。现在的“海西政策”仅仅赋予福建，我们要采取措施，奋起直追！　　为此，建议扩大汕头特区，创建自由贸易港，办好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广东的优势，强势参与构建海峡“金三角”。这不仅是粤东城市群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东省区域平衡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是广东经济再次超常规发展的新引擎。具体来说，建议把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和梅州划为粤台经贸合作试验区，把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划为自由贸易港区。汕头港在现有经济特区功能基础上，发挥国际港口综合功能，服务招商引资，与台湾、东南亚、香港及亚太其它地区展开广泛合作。政府实行高度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并全力争取国家支持。全力推动粤东地区与台湾合作，成为台湾先进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平台，其完全有可能成为广东新的经济中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　　深圳是关键，珠海是亮点　　今后30年广东经济特区发展，深圳是关键，建议以全面借鉴香港管理模式为突破口，更多承担综合改革试验的重任。珠海是亮点，要以珠澳合作开放横琴为契机，探索粤港澳深度合作对接。汕头是难点，在融入珠三角、参与海西区的同时，可重点在南澳岛试验和寻找新的改革发展举措与动力。特区未来继续“特”下去的明确方向，就是朝着“综合性改革试验区”努力，未来的改革，需要越来越多地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应积极争取获得地方立法权的进一步放权，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不断探索港澳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深圳、珠海、汕头在积极融入珠三角区域一体化、海西区合作发展、粤东崛起的同时，放眼东南亚，全面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　　深圳应加大科教投入　　广东经济特区中，深圳、珠海、汕头的发展很不均衡。深圳正由外向型转为本土内向型。深圳本土就有100多家在其行业排第一位的企业，华为的专利在全球排第一位，比亚迪我认为假以时日会打败日本。欠缺的是，深圳对教育科学重视不够，香港财政收入1/4用于教育，深圳只有10%，仅占G D P的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汕头的侨乡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之前广东省排名第2位滑到现在第11位。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惠武：　　后30年重在软实力　　30年来，广东经济特区交出的答卷有些方面没有达到100分。首先是，产业层次有问题。广东经济特区仍然属于世界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其次，经济总量大但自主创新能力差，制度创新、文化及软实力也不强。而且，特区面积扩大后，面临巨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深圳的关内与关外就是例子。此外，资源方面，仍然受到环境的制约。　　广东经济特区，前三十年的状态是“人无我有”，那么后三十年，我们要做到“人有我特”。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深港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先行一步。　　中国银监会广东局巡视员孟建波：　　未来30年“四个坚持” 　　全球经济活动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远东地区，关注广东经济特区未来30年。我认为要有四个坚持：　　首先，经济体制有深化改革的必要。尤其是投融资体制，现在已经羁绊经济发展了，要大改。目前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到底该谁调整，政府调整还是市场调整？这个问题要弄清楚。此外，现在中央管控财政收入的60%，而事权远远不到；其次，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一方面鼓励合理的竞争，一方面在寻求共同富裕的前提下，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广东要建立一个平和的环境；第三，广东应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在引资的同时“引智”；第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考虑农业与农民的出路，要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要做到服务公平均衡化，还要调动积极性，解决社会上贫富悬殊的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　　现在的障碍是“既得利益” 　　广东的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经济特区概念是中国首提的，现在经济特区的建设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模式。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区域经济的一大成功。有些人片面地认为经济特区的核心就是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固然重要，但是经济特区实际上核心在于先行先试，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但是现在特区精神有所减弱。早期改革的障碍是观念，现在改革的障碍是既得利益。接下来，特区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先行先试。不突破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经济特区应该首先是政治特区。  
08月03日　144
李东生：最具国际想象力的中国冒险家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他是产业界的英雄，TCL和汤姆逊合资公司的成立仪式甚至牵动了正在欧盟访问的总理温家宝;他是国企改制的旗手，通过集团上市的“阿波罗计划”，他的亿万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他就是TCL总裁李东生。此间举办的南非世界杯，他欲借体育营销塑造品牌的同时，更将互联网电视作为其重要发力点，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企改革：“企业要尽力赢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笔者：1996年你出任TCL集团一把手，同年公司开始改制，取得很大成功。有什么秘诀? 　　李东生：当时改制成功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各方面利益得以保全，政府、原来的股东、员工和管理团队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其次是没有踩红线。有些规定可能不尽合理，但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遵守，去争论合不合规、合不合理是没有意义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TCL已经成为惠州销售收入最高、税收最高和安排就业最多的企业。有这样的贡献，政府就会格外重视和愿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关系也比较好处理。　　政府是一个组织，并不是一个人。靠和某人搞好关系建立一个同盟，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不可取，也不可行。企业要靠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来赢得当地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企业才不会因为政府领导的更换而有太大的变化。　　国际化：“只守中国市场的企业长远来看一定不行” 　　笔者：你是第一个大胆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过去10年，TCL都在进行国际化。　　李东生：2004年，汤姆逊想把彩电业务卖给我们。当时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新兴市场在东南亚也很大;而汤姆逊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这两块业务正是我们缺的，所以并购能使我们成为全球最大。无论是从规模、技术上，还是从产业布局和市场渠道上看，对企业发展都是很有价值。另外，当时我们提出的并购方案是用股权并购，不是拿钱，而是发股。这种做法大家也同意了。　　我今天还是讲，只守中国市场的企业，长远来看一定是不行的，这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做并购、开展国际化的原因。从结果来看，我们付出的代价比我们预期的要大，这给我们一个阶段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我还是坚持长远来看，通过这种并购积累起来的能力，对我们未来发展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笔者：对比白手起家和国际化困境两段经历，你觉得哪一段历程更难? 　　李东生：后面这段难。在国际化阶段，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找不到一个好解决方法。比如说2006年欧洲出现业务巨亏。怎么应对?我们内部讨论好几个月，是关掉还是重组。当时放弃比较简单，可以锁定损失，但那样就放弃了未来在欧洲市场发展的机会。倘若继续往下走，风险能否迈过去也很难说。　　当时我专门找到商务部领导。领导说无论企业做出什么决定，政府都会支持。他当然希望我们项目做下来，这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他更希望我们能克服困难，坚持下来，当然最后的决定是我们做的，现在欧洲已经打出一片天地。　　笔者：当时有没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感觉? 　　李东生：做企业就像打仗，战斗已经打响，冲锋号已经吹响，部队已经上去，那时你要考虑怎么把山头拿下，不能想我的退路在哪里。　　互联网电视：“不要让现有框框扼杀创新技术应用” 　　笔者：2009年，TCL推出互联网电视，试图在内容上有所动作。你一直呼吁三网合一，这对TCL今后方向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做渠道商的计划? 　　李东生：现在也在考虑往这方面走的方式和可能性。过去10年，中国的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相对而言，我们国家有线电视的发展是滞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之前对产业的准入限制非常严格。政府不希望有线电视网络变得像互联网一样难理，但是人为的隔开，甚至规定说电信运营商不能做有线电视的服务，有线电视运营商也不能做通讯服务，显然都是违反产业发展的规律。　　这种融合要突破：一是部门利益的限制。国家现在允许跨行业经营，三网融合让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但有些部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总是会设计很多的门槛来防止其他企业或者行业进入到他的利益范围。二是体制上。现在是不同的上级部门管不同的业务部门，这种体制如果不能有突破，今后内部扯皮现象也难杜绝。主管部门不一样，遵循的规则不一样，那就可能会打架。三是技术上。iPhone能在移动电话上有突破，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在电视机上也可以。国家应该鼓励这种技术创新，不要让现有的框框扼杀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应用。TCL头号“粉丝” 　　装修房子时，李东生要求家里所有的电器一定要用TCL。有客人来，李东生不会主动介绍这是他公司的产品，但如果有人提一下电视样式真不错，话不多的李东生会站起来，拿着遥控器一项一项介绍功能，比任何一个卖场的促销员都卖力。　　亿万富豪李东生用的是600多元的手机，因为牌子是阿尔卡特(2004年被TCL收购)，他要求所有公司高管都必须用。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为TCL液晶模组募资的定向增发中，李东生和妹妹掏出了超过4亿元来参与认购。　　李东生把自己和TCL绑在了一起，他曾经对爱人魏雪说：“TCL是一艘大船，我是船长，如果这艘船要沉没，那我一定会和它共存亡。” 　　工程师的实业报国梦　　李东生第一次看到电视是插队下乡时，在农场食堂，12英寸黑白电视，“当时觉得这东西真神奇”。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李东生大学报考了无线电系。和他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来自海南，叫黄宏生，他缔造了另一个名为创维的传奇。　　作为78级天之骄子一代的大学生，1982年他从华南工学院毕业时，曾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但他放弃了，选择去了TTK 家庭电器公司(TCL前身)——一家生产磁带的合资公司。这是当时中国第13家合资企业，还有国家工商总局发的执照。　　从一开始，他身上就具备了企业家和国际化的基因，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如此，他只是不想放下专业，当时他的最大职业理想是工程师。　　他具有浓厚的“产业报国”情结。“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崛起，首先是产业要成长，经济才能成长，而强大经济的基础是有强大的企业支撑。我一直以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为理想目标，也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到企业大的目标里。”  
08月03日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