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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奇珍：故宫里会说话的藏传佛教法宝

故宫里会说话的藏传佛教法宝（图片来源：资料图）紫禁城内有一个鲜为人知、令人莫测的“藏传佛教世界”，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踏入春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中正殿”的庭院，站在三重檐、四面出厦的雨花阁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特别提示记者：“这两边供奉的可是乾隆皇帝极尊重的两位人物。” 他手指的方向，是雨花阁前庭院东西各一幢面阔三间的二层配殿。“东边的这座，是乾隆的国师、三世章嘉的影堂，西边的这座，是六世班禅的影堂。”影堂是专门供奉逝者画像的地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摄影：王争）单霁翔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专程从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赶过来为乾隆皇帝祝寿。六世班禅是藏传佛教领袖之一、‘精通五明的学者’，当时他在紫禁城的‘中正殿’、宁寿宫等多处佛堂做了佛事。后来，他在北京黄寺圆寂了。乾隆皇帝很难过，敕建黄寺清净化城塔，安放他的衣冠。还命专人画了他的像，就供在这里。”六世班禅的奏书及贺礼，故宫博物院一直保存着。 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乾隆时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其中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从此，这项规矩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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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如委员：推进多元宗教与多元文明的系统研究

湛如法师（图片来源：人民网）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推进丝绸之路上多元宗教与多元文明的系统研究。湛如委员谈到，古代丝绸之路上宗教异彩纷呈，交相辉映。除了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早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丝绸之路上宗教间的双向流动促成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和深入交往，相关地域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我们审视和研究当今多元宗教情况提供了开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丝绸之路上自古众神栖居，宗教交融，相互激荡。古代丝绸之路上西去东来的宗教传播者，极大地丰富了各地域民众的信仰生活与精神世界，留下了令人神思遐想的历史遗存与古迹，残垣断壁、古塔佛龛、贝叶文书等都是不同宗教文化传播的印记与记忆。”湛如委员说。湛如委员提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今天，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礼乐文明，并加强有关科研经费与学科支持，对我们理解把握沿路区域各国的文化走向与可能走向、促进不同宗教的、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与和睦和美，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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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桂彬九年为工人发声：产业工人要有提升渠道

“产业工人如何顺应时代要求，转型为含金量更高的技术人员，这是产业升级所迫切需求的。现在，机器人应用企业最缺的就是维护保养人才。”作为工人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佛山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袁桂彬连续第九年关注工人话题，这次他带来了五个建议，积极呼吁国家要加快培养工业机器人专业技术人才。机器人维修人才最缺乏早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佛山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机器人的使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袁桂彬向记者列了一组数据：佛山一共有300多万名产业工人，按照每100名工人操作1台机器人来算，需要3万台机器人。去年8月，袁桂彬调查发现，佛山应用的机器人只有2000多台（套）。去年12月，就达到了4000台（套）。据佛山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估算，当地有一家水龙头厂使用了50套机器人抛光系统，需要操作、维修、保养机器人的专业人员150人。按此推算，全国规模以上生产水龙头企业超过500家，仅此领域需要机器人专业人员就超过7.5万人。 “机器人的应用需求增长迅速。”袁桂彬表示，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如何顺应时代要求，转型为含金量更高的技术人员，这正是产业升级所迫切需求的。袁桂彬表示，有已经实现“机器换人”的企业向他反映，现在最为紧缺的是机器人的维护保养人才，但目前职业院校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相对滞后，技能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必须要提升到新的水平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政府要支持职业教育针对我国机器人配套专业人才紧缺的现状，袁桂彬建议，国家应扩大高等院校在机器人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并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增设机器人操作、软件开发、维修等相关专业。袁桂彬指出，我国的职业学校并不缺，关键是现在人们普遍不愿意把子女送到职校。如何才能让更多人接受职业教育？袁桂彬认为，首先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地位，实现技术工人等级证互认互通，提高高级技师的福利和待遇，并对拿到职称的技术工人在退休后给予一定的福利回报。“国家提出要培育‘工匠精神’，产业工人要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自我提升，要让更多人去响应，需要政府从财政上支持。”袁桂彬表示。除了职业教育系统的配套，现代产业工人的培养更需要企业去推动。对于应用了机器人的企业，需要加强与机器人生产商的沟通。“机器人企业提供的设备，放在工厂里，工厂如何快速对接，如何对工人进行点对点的培训，不要只是会操作，更要知道机器人的运行原理。”袁桂彬表示，政府不妨通过补贴等优惠政策，做好机器人应用企业的示范点，并以此形成示范带头作用。同时，国家也要加强院企合作，利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机器人制造企业与高等院校加强合作，结合双方优势，通过整合资源，为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提供理论培训与实践平台，快速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培养、输送和储备专业人才。让更多外来工成为居民作为工人代表，除了呼吁建立适应现代产业工人的培训体系外，袁桂彬建议，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外来务工人员争取更多保障。袁桂彬表示，他通过调研发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相当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还没真正实现市民化，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城乡分割体制的阻碍，我省城镇人口中27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尚不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待遇。为此，他建议，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放宽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使更多进城就业的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最终建立城乡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人口登记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央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中央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并更多承担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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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关于80后创客的十年：迷失与进化

[摘要]十年太短，不足怀旧，但对创业者却是一部以成长为主题的大剧。2006年第5期杂志，本刊曾将四位80后创业明星请上封面，2016年第5期他们再次登场。这是关于创业中人性、定力以及运气的故事，既是过去十年创业史的小注脚，也是未来十年，给今天90后创业者的参照系。采访_本刊记者 李碧雯 郭朝飞文_本刊记者 李碧雯编辑_马吉英摄影_邓攀 李英武宝驾租车创始人李如彬在2015年底与高燃有一次见面。“要不是十年前看到你们四个人的故事，我说不定已经放弃创业，找个什么公司去呆着了。”李如彬说。十年前，李想、茅侃侃、戴志康和高燃等作为80后创业代表，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详见《中国企业家》杂志2006年第5期《生于80年代》封面报道），彼时，80后创业还不为主流文化接纳和认可，他们身上有颠覆者的光环。看到这期报道时，李如彬和姚劲波、金鑫合作创办的学大教育还没有上市，正经受着业务发展的煎熬。“这四个人对当时创业者的震撼，不亚于之后的马云。”李如彬对本刊说。不过，成为明日传奇并不容易。十年后，当我们再次对四人进行回访，他们都胖了一点，不约而同切换了跑道。李想从泡泡网转向汽车之家，诸般挣扎后终于上市，他的最新身份是智能电动车企业车和家创始人。“混世魔王”茅侃侃也早已在2009年从MaJoy辞职，又在创业汪洋中呛了几口水，2015年9月创办了万好万家电竞传媒。高燃离开了MySee，过程有些尴尬，现在他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定位：投资。有“极客少侠”之称的戴志康一手拉扯大的Discuz!早已委身腾讯，他在大公司中镀了一层金之后，现为伙伴创投创始人，把十分之六七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十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打理伙伴创投的投资生意。十年弹指间，对创业者来说，可不短。你会看到他们与时间交锋留下的伤痕，他们都为成长付出过代价——作为创始人却中途出局，朋友分道扬镳，公司内斗，融资搁浅，自我迷失……他们曾经站在风口上，却没有大红大紫，不过这些挫折与痛苦，让他们现在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妨看一下这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十年后，PC时代切换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6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1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约4590万台，上网用户数约11100万人。2016年2月12日，CNNIC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占比提升至90.1%，同时，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十年后，BAT已经成为创业生态中的重要一环，站队，成为创业者绕不过去的选择，而十年前，BAT的概念还不存在。200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刚成立，这一年腾讯进行了第一次组织变革，也就是BU化（业务单元化），百度与谷歌仍然在中国市场鏖战，前者进行了社区化的尝试。十年后，诸多独角兽公司的缔造者也是80后。根据最新一轮融资成果，滴滴出行的估值超过200亿美元，创始人程维，出生于1983年；外卖平台饿了么估值接近50亿美元，创始人张旭豪出生于1985年；今日头条，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资讯APP，估值已超过5亿美元，创始人张一鸣出生于1983年；电商导购APP口袋购物，估值已达到65亿美元，创始人王珂出生于1984年；大疆无人机，估值达到100亿美元，创始人汪滔出生于1980年。这些同龄人在2006年尚默默无闻，甚至并没有进入商业世界，但抓住了过去十年产业变革的机会。十年后，全民创业已成为一种潮流，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华强北，到处都可见热血沸腾的创客。岁岁年年人不同，90后已成为新宠儿，他们个性更加张扬，想象力也更丰富。重访当年80后创业明星，并非要盘点他们的教训——他们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也都通过创业获得了精神上与财务上的自由，而且，真正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讲他们的故事，是对中国过去十年创业史的梳理，也是未来十年给今天90后创业者提供参照系：那些创业中遇到的坑，跌过的跟头，自我的迷失与再定位，怎样面对投资人、员工和自己，每一代年轻创客都会与这些困难狭路相逢。 “90后没有我们当年环境那么好。”李想的这个看法有点与众不同，“我们当时是犯多少错误都无所谓，现在不犯错误都可能死。一个领域，一年分胜负。”他认为，70后拥有最好的创业时机，其次是80后，最惨的是90后。“BAT都被70后给占了，80后吃了垂直和O2O。90后其实是很难受的，机会也没剩下什么了，人力成本也变高了。” “不过，”他又说，“90后的素质最高，他们跟着互联网能独立思考。” 挫折从2005年开始，茅侃侃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脑子里各种过电影，“越过电影越睡不着，老预想接下来各种倒霉的事可能会怎么发生”。创业光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成就感。姥姥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他从小就在八一厂见明星见惯了，自己不追星，也不愿意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当年关于他成为创业英雄的报道铺天盖地，有人慕名找来，或者让他签名，他会下意识地反感：“有啥可签的？我又不是艺人。”即使碍于情面出席活动，他也从不带名片，也不给人留电话，唯一接受的方式是加微信，不过那也是六年后的事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玩的时候很喜欢热闹，但是工作上特别烦热闹，一切认识人的会我都不去，有饭局准溜”。站在聚光灯下没有很快改变他的性格。母亲经常说他脾气不好，身边的人也会评价他过于易怒。“以前开车别人要骂我一句，或者别人别了我一下，那我恨不能把他撞翻了”。这让他在需要斡旋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技巧。 MaJoy股权设置时，23岁的茅侃侃持有30%，另外70%股份是一家国有企业持有。随着原来的国企掌门人退休，新任掌门履新，MaJoy被置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境地。“开始各种审计，各种找茬，我当时那个脾气那个德性”，他觉得简直不能忍。终于，在2009年的一次董事会上，茅侃侃直接摔了手机，“老子不干了你自己玩去吧，你们能耐你们自己搞”。再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嘛。在那四年里，他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但也没闲着。有人建议他可以写本书，回顾下过去三年，他想闲着也是闲着，一星期就写了十几万字，书出来后卖的还行。他想过去腾讯上班，还能做个高管，跟腾讯的几个业务线也在聊着。 2010年11月份，同学张蒙从澳洲回国，拉茅侃侃“弄点医疗的事儿”，创业做私人医疗解决方案。“你这个性格打不了工，生活规律之类的都是问题。”张蒙对他说。他印象中的茅侃侃那时“比较爱玩，白天睡懒觉，下午忙一忙，晚上就去唱歌、喝酒了”。当时私人医疗市场升温，好大夫、春雨医生也前后成立，茅侃侃同意了。但两人的热情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这种东西无非是信息不对称和你手中的特需资源变现，真得去跑关系，太累了，”茅侃侃回忆，“没法产品化和标准化。”随着114、好大夫等挂号功能的打通，茅侃侃的第二次创业在坚持了一年半后就再无下文。还没沮丧多久，茅侃侃发现自己又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好时候。来自权威数据统计，2011年国内手机发布量相当于2008-2010年三年的总和。张小龙团队开发的微信也在当年的1月份推出了微信1.0版本，腾讯已经拿到了半张通往移动互联网世界的门票。尤其是2013年，谷歌斥资10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一家名叫Waze的导航公司后，中国智能交通行业“瞬间火了”。茅侃侃的第三次创业——哪儿堵具备了移动互联网+智能交通的两个热词加持。这一年，茅侃侃30岁，觉得自己又赶上了一个风口，但后来感觉这是股“阴风”。他决定把公司卖了，找个不是阴风的地方待着。 2013年，茅侃侃加入GTV（鸣鹤鸣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踏入电竞圈。“这是2006年之后，我第二次准备好好做件事。”茅侃侃说。在同学张蒙看来，茅侃侃变化确实不小。“家住在五棵松，公司在东五环，10点开车上班，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凭借着自己“认识的人多，杂，略带匪气，也能正经说话”，茅侃侃推动GTV完成了A轮融资，2014年GTV的净利润翻了四倍，达到1400万元，是全行业利润最高的一家，但大好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电竞行业在2014年的火爆也吸引了不少上市公司的目光，不少公司希望通过投资给自己贴上“电竞第一股”的标签。GTV开始跟不少上市公司接触，但这并没有让GTV搭上资本这条大船，反而成了茅侃侃又一段噩梦的开始。“好好的公司变成了烂壳”，茅侃侃跟合伙人之间也到了随时准备对簿公堂剑拔弩张的境地。 “气死我了，说起来我就生气。”说到这一段，他情绪波动不小，不停地在抽烟。跟茅侃侃一样，给高燃带来巨大光环的MySee生涯，也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最深的阴影。高燃将自己这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离开MySee的2006年被他定义为“沉沦的一年”。 2005年，高燃和同学邓迪一同创立了MySee，这是国内最早做P2P视频直播的网站之一，并获得了北极光和赛伯乐200万美元投资。高燃让频繁的采访包围了，有时候一天采访有十个之多。频繁地曝光的确让网站的流量增加了不少，但高燃也有点飘飘然。“当时他口气很大，说上市也好，未来规划也好，身家也好，看上去很狂妄。”一位熟悉高燃的朋友评价道。彼时，高燃确实有狂妄的资本。MySee成立的2005年被称为互联网视频元年，pplive、优酷刚刚成立。在高燃记忆里，当时跟优酷相比，MySee的流量“大多了，大五倍”。这也埋下了投资方与高燃的矛盾。既然流量上来了，投资方希望能尽快赚钱。而高燃认为应该继续做大流量吸引用户。当时一位投资人问高燃，公司什么时候能盈利？高燃的回答是2010年。即使今天看来，这个目标也不容易实现，可参照的是，2015年底，爱奇艺宣布其付费会员首次突破1000万。按照当时高燃的想法，MySee在校园市场展开猛烈攻势，pplive的市场也主要是在校园，MySee希望能够从pplive口中切下一块校园市场。但投资人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如何盈利在董事会上被讨论之后，公司的动作开始围绕赚钱进行。“大家都在拼命地打仗的时候，你分一半甚至更多人去做企业视频直播去了，靠这个赚钱去了。”高燃回忆。更无奈的是，他缺乏与资本博弈的经验，也没有筹码跟资本抗衡，“当时太年轻了，才被资本方卡住了脖子”。公司的投资资金是分期到账而非一次性到账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同意视频收费的提议，投资人接下来将不再提供资金，公司无法给员工发工资，业务也无法进行下去。最终高燃被董事会免掉了公司CEO的职务。“当时没有经验，以为董事会牛人越多越好，想不到是给自己挖坑。”高燃说。 2008年，MySee倒闭。从MySee离开后高燃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传统产业。2010年，他创立了鼎力资本，关注传统行业的投资机会，但又意外遭遇了从2012年11月开始、长达一年多的IPO暂停期。等到他再见到湖南老乡姚劲波时，后者已经把两家公司带上市，成为新的创业明星了。选择 2008年，李想和他在泡泡网之后创办的汽车垂直网站汽车之家也一度危机四伏。2007年下半年汽车之家开始启动融资时，并非所有VC都关闭了大门。但等到2008年上半年，赶上金融危机，形势却急转直下，2007年答应投资的机构全都不投了。在汽车之家天使投资人、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看来，彼时融资困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人不看好。“无数投资人都来跟他们谈，谈了半天，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垂直门户吗？他们觉得这早就已经过时。” 投资人薛蛮子介绍了海外投资者澳洲电讯给李想。澳洲电讯属于国企，由于对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很看好，希望以控股的方式进入汽车之家。汽车之家估值近2亿美元，通过出售老股的形式转让51%股份给澳洲电讯，后者也成为公司最大股东。 2013年12月汽车之家在纽交所上市时，其市值超过了30亿美元，而李想却只有5.3%股份，在外界看来，作为公司创始人的李想太亏了，如果当时没有卖，他获得的回报更大。但这样的假设在李想看来并不成立。当时公司账上并没有剩多少现金，虽然公司有广告费等收入，但中间存在一定账期，现金流依旧很紧张。“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估值50亿美元或者2亿美元的选择，而是生与死的抉择。” 没过多久，戴志康也体会到了选择的艰难。2010年，他决定将运营了8年的Discuz!卖给腾讯。 Discuz!在2008年获得了红杉中国和晨兴资本的投资后，开始了对产品盈利模式的探索。此前Discuz!软件完全是免费开放的，这是戴志康从周鸿祎那里学到的。先积累用户和流量，积累到一定量级后再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收费，这也是目前除了电商、游戏、广告之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方式。但论坛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开交流沟通的场所，并不如腾讯QQ这类基于一对一的沟通工具对于用户黏性更强，频率更高，Discuz!再添加增值服务的空间并不大。戴志康选择直接在论坛上嫁接电商、游戏、广告、视频的方式。这让公司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戴志康却很痛心。他心里明白，这些收入都是通过过度运营达到的，伤害了用户的价值和利益，是不可持续的。“太恶心了，论坛页面上一半都是广告。”戴志康直言不讳。那段时间，用户的骂声不绝于耳，他感觉自己在做杀鸡取卵的事情，这使他很不舒服，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当时Discuz!在社区论坛领域的市场份额已超过70%。按照互联网圈流行的诺威格定律，当一个公司市场份额超过50%以后，在市场份额上翻番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在寻找了多年的盈利模式之后，戴志康发现这个业务的收入天花板大概是一亿元左右，到了天花板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在透支用户了。 2010年戴志康面前出现了一个新机会。作为Discuz!投资方之一的谷歌退出中国，Discuz!本想要重新寻找战略投资方，不过更多公司却对全资收购更感兴趣，这其中也包括当时国内SNS领域的老大——腾讯。而在这之前的半年，新浪微博推出并迅速引爆互联网。微博成为人们获取消息最快的渠道，并很大一部分替代了论坛的功能。受此冲击，与Discuz!一起成长起来的老牌论坛也渐显颓势，纷纷寻求转型。站长之家和CNZZ的创始人姚剑军在2009年创建了光环游戏，推出页游《神仙道》，2011年将CNZZ卖给了阿里巴巴。同样在2010年，曾经VeryCD的创始人黄一孟和戴云杰开始转型，创立了心动游戏公司。戴志康很矛盾。“他发现外面环境变化很大，也面临Discuz!盈利的压力，同时他身上还担负着对于站长以及团队的责任。在那个时刻他不知道这种责任是否还能负得起。”前Discuz!产品运营副总裁袁兆江说，“选择卖掉，结果至少是明确的，而且看起来对用户和团队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把这种责任转嫁到了腾讯身上。” 戴志康决定卖给腾讯，在伙伴创投合伙人李薇看来，也有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当时QQ号还未实现一键登录，用户上所有的论坛都需要用论坛注册号登录。而如果将双方打通，实现QQ号自动登录，那么对于地方论坛来说，无疑会带来新增的用户和流量。最终，2010年，Discuz!以2.8亿元卖给了腾讯。投靠腾讯是戴志康人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节点。卖掉Discuz!之后，戴志康沉寂了一段时间，躺在家里三个月没出门。“感觉突然失去动力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他回忆道，“那个时候我才30岁，就想人没有动力真的是很可怕。”除了迷茫，他甚至还有些轻度抑郁。 2011年10月份，戴志康去美国玩，从黄石公园出来后，手机恢复信号，收到的第一条新闻是乔布斯去世。按照行程安排，戴志康当天正好要前往硅谷。他和其他乔布斯的信徒一样，去乔布斯家门口吊唁。他哭了。跟他同行的李薇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戴志康掉泪，但还是让她觉得诧异,“因为我觉得（乔布斯）毕竟不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人，所以这应该反映了他那一段时间的心境。” 李薇曾经跟戴志康聊起他在腾讯工作是怎样的感受，戴志康用喝水跟她举例：以前我渴了，需要倒杯水，我就倒了，但是在腾讯里面，可能我先要告诉A，A跟B一致同意了，然后C才会去跟我落实这件事。“这个太麻烦了。”戴志康叹气道。“这不能怪那些大公司的规定有问题，那么大的一个组织，一定是需要这种东西才能够push下去。”李薇说。在李薇看来，戴志康就像一只野猴子，野猴子在一个正规军里还是有猴的那种野性在。最终戴志康在腾讯还是没能待满约定的时限。2014年初，他从腾讯离职。紧接着，腾讯的电商业务也迎来了大变革，宣布与京东和大众点评的合作。成熟薛蛮子在三个核心问题上帮李想解了围。一个是介绍澳洲电讯给李想，二是帮他解决了很多纠纷的问题，三是经他介绍，李想认识了秦致。 2007年，网址导航站265被谷歌收购，创始人蔡文胜转战天使投资，当时担任265首席运营官的秦致也开始寻找新机会。之前他在薛蛮子牵线下，和蔡文胜一起与李想吃过饭，蔡文胜曾问过秦致对李想的看法，秦致的回答是，“他是一个内心很干净的人，但他管理企业还不太擅长。”很自然地，他想到要跟李想谈一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觉得总的来讲跟他谈容易，我有他不行的东西。那时候汽车之家这个胚子挺好的，但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使得发展被摁住了。几个事一做，就可以发展得更好。那几个事，我碰巧会。”秦致说。汽车之家由泡泡网、it168和二手车之家合并而来，按照当时李想的看法，企业文化应该相互包容的。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那段时间也是公司业绩最差的时候。而且汽车之家是在泡泡网内部孵化而来，刚开始时，公司股份分配只是简单复制了之前泡泡网的股权结构，并没有过多讨论。随着业务的推进，有些人认为自己在企业里的贡献和回报失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企业中的回报远远小于自己的贡献。”秦致回忆。秦致认为各自的要求都有合理性的，但当时“各方太年轻，对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幼稚、草率的处理方式，很快就情绪化了，变成人的对立。” 再加上融资困难，一些股东套现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一次内部会上，矛盾终于爆发了。内容、销售、市场等几个业务板块的人与作为大股东的李想产生激烈冲突，“要么你走，要么我们走”。李想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有点不知所措，站在他这边的只有秦致和薛蛮子，薛蛮子当场就拍了桌子。后来随着融资落地，各方利益也得到了安置，现在回忆起来，李想觉得那都不是事。但在当时，“我没有说过什么狠话，那时候我属于一个很弱的角色，唯一能做的就是扛着。”李想说。 “没有谁的能力能跟上（公司发展的速度），”薛蛮子安慰李想，“周鸿祎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但挫折是最好的老师。这十年李想所有的成长全源于2008年。在2008年发生这件事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非常为别人考虑的人”，他住的房子很破，合伙人要买房子，李想就把钱先给他，自己开最差的车，同事开宝马5系的时候，他还开的宝马3系。而从那件事以后，李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不干违法的事，只要三观是正的，我应该优先为自己考虑，再去给别人考虑。” “当时有些创业者早期很单纯，很简单，没有去想人性的贪婪，而每个人都会有贪婪面。”秦致说，“当时管理层对于如何解决矛盾、共同成长这件事，也不是很得心应手。”这恰恰是秦致擅长的。 2013年双十一，汽车之家在电商方向第一次试水。10日晚上11点时，在10层办公室，秦致接到了技术VP电话，“你上来把李想给我拉走。”技术团队在17层，李想发现双十一页面上存在一个问题，要求这位VP必须改正，但对方没有应允。秦致回忆，当时李想情绪比较激动。他将李想拉到一边，跟他平静地沟通了原因。秦致认为，页面出现问题是因为前期规划中出了纰漏，如果这次把出现的错误改了，以后在企业各部门推动提前做计划就会更难，李想立刻明白了秦致的意思。后来秦致给李想推荐了一部电影《林肯》，希望让他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容易的事，以及在二者中间如何选择。“很多时候，达到目标需要绕过万丈深渊，表面看起来是妥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是为了明天的进步，才选择了今天的妥协，这需要你更大的隐忍、坚定和耐心才能真正走过去，做企业也是一样。”秦致解释道。搭档的重要性，茅侃侃也体会到了。2015年9月，茅侃侃开始了他第四次创业——万好万家电竞传媒，主打游戏和传媒。蔡明任COO，跟他配合做内部管理。蔡明曾经是百度移动游戏平台的市场总监，“他比我抠门，主内最合适不过了。”茅侃侃说。茅侃侃评价自己肯定算不上成功的创业者，但对员工来讲，还算是个好老板——员工心目当中的好老板，不是真正意义上公司层面的好老板。 “我这人不太矫情。”他说。员工谁要买房了，他可以先给钱，只要给得起，对方有钱再还。员工需要配电脑，他也主张给配最好的。但蔡明担心的是，你把该花在业务上的钱都花在员工身上，“最后不就成了一帮朋友了吗？对公司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茅侃侃说，自己尽可能往管理者上去靠，但是，“这东西是需要合伙人来配合的，蔡明比我更适合这方面的事情”。更让茅侃侃满意的是，他最近改掉了脾气不好的毛病，睡眠问题也在一年前得到了改善。“他们没有见过我一次公开发火，摔东西骂人，”他沾沾自喜道，“我最多把不高兴写在脸上，不说话。” 性格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带来的。2013年2月份茅侃侃皈依佛教，师父是一位泰国高僧。师父在他背上文了一只虎，安吉丽娜·朱莉身上的那只虎，也是这位师父文的。离开腾讯后，转做投资的戴志康在管理上不那么较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做Discuz!的时候，什么都亲力亲为，吃了很多亏，那个时候自己最多算个张飞，而现在他正在努力成为刘备——可能什么也不会，但管理着一帮能人将士，放手让这些人成长。袁兆江对戴志康的这个转变感触很深，“他原来对于公司控制非常严的，比如Discuz!叹号是半角叹号，不能是全角，决不允许错。到了腾讯后，他依然事必躬亲。然而，当他都Hold住的时候，其他人的成长空间就少了。” 2013年1月袁兆江创立伙伴云表格的时候，戴志康是公司的投资人兼董事长。当时伙伴云表格的团队立志要做出个十亿美元的公司，在研发过程中过于贪大求全，什么需求都想满足，开发了许多复杂的功能，以至于产品开发了一年半左右都没发布。戴志康看在眼里，但却不急了，等着他们把这个弯路走完。最后伙伴云表格的团队自己意识到产品的问题，推倒重来。自从做了投资后，戴志康经常自我暗示要做创业者旁边的“隐形人”。 “做投资之后，想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觉得我都明白，你就按照我说的一二三四五的步骤来做。我现在尽量做到公司没有老板，尽量让我不存在。” 新冒险在李想、高燃、茅侃侃三个人看来，戴志康是一种不太一样的存在。戴志康现在看投资项目时，会先用易经起上一卦，看看创业者八字跟自己合不合，来作为投资与否的参考。他的作息时间也变得像早期的茅侃侃，收到他的信息回复经常是在凌晨两三点。他还热衷行走。2016年1月底，戴志康去海南徒步，连续数天霸占了微信运动排行榜的冠军位置，每天的步数都相当于50公里。他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一个企业专修学校培训课程上，而且看上去很享受。他之所以从腾讯辞职，也跟这个课程有关，“学校那边的上课时间排不过来了”。他用“渡人”形容上课这件事对自己的意义。在他看来，人和人打交道时多是有壳的，都有自我保护。这个课程能经常触碰到人性最底层的部分，而且是“纯封闭式的，尺度很大”。上课时其他人展示自己的心酸或成长时，戴志康也会跟着一起泪流满面。他越来越对人性层面的内容着迷。不过最近他“死火”了一次。他一直在给接受自己投资的创业者讲一个方向：你要守住，不要跑，但创业者最后还是没听他的。这让戴志康很挫败。“我明白了，改变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对李薇说。李薇答：“你终于意识到你是人不是神了。” 不久之前，李想要再次创业、生产电动车的想法，也被周围几乎所有人泼过冷水。 “我们身边一票人都不看好他做那电动车，但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要认准了，要么就赔光了，要么就非得干出个一二三来。”在茅侃侃眼中，李想太“轴”了。这跟2005年李想决定做汽车之家时的情形类似。当时市场上已经有易车网、太平洋汽车网、爱卡汽车等垂直网站，周鸿祎曾对李想说，汽车之家在短期内做到行业第一很难，或者说可能性不大。但是李想硬是凭借对汽车小白用户需求的理解，让汽车之家成为了行业NO.1。在正和磁系资本创始人刘宇看来，相比汽车之家，车和家能做成一个更大的事业，估值可达百亿美元级别。但难度也更大，供应链成熟度、政策、产品研发、市场等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李想的这个梦想太难了，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他。”刘宇说。他认为，原本李想可将汽车之家私有化，然后回国上市，获得更高的估值，再赚一把，不必再折腾重新创业这件事，何况是涉及难度如此之高的创业项目。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也不是你的强项，你仔细想一想。”秦致曾对李想说。在得到李想肯定的答复后，秦致给他的建议是，跟汽车之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找一批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跟你是利益捆绑的，而且互补。李想听进去了。2015年第三季度他四处招人，原摩托罗拉中国董事长沈亚楠是供应链负责人，原三一重工车身研究院院长马东辉负责研发设计。但茅侃侃认为，李想还是有情怀的。李想倒不认为情怀是对自己的表扬，“我对创业没情怀，情怀多误事啊。”他大笑。有的情怀是忽悠投资人和用户的，但为情怀买单的首先是他自己。他选择了All in，启动这个项目，他自己投了6000万美元，这是他的大部分身家。与汽车之家一样，车和家也不是李想一个人的战斗，黄明明和之前的合作伙伴也参与了天使轮投资，目前车和家正在进行A轮融资。多数时候，高燃在朋友中担任的都是“组局者”的角色。据说高燃有两个微信号，一个已经过了5000上限，另外一个也超过了3000人。从某种程度上，合并案频发的2015年，高燃也掺和了一把。MySee在学研大厦207室起步，杨浩涌也在对面的205室创办了赶集，当MySee已有十几人的时候，赶集全部员工只有杨浩涌加两个实习生。两家公司对门，俩人天天在一起吃中饭。2014年，高燃就尝试介绍58与赶集合并，当时58同城在美国上市不久，而赶集融资能力也有增无减。双方继续战斗的热情未消。等到2015年4月两家合并时，高燃也去参加了发布会。网上有一张照片，杨浩涌和姚劲波后面站着的就是高燃。 “你还是适合做投资。”姚劲波曾对高燃说。 2015年年初，高燃和另外两位合伙人成立了风云天使基金和风云资本，一年里所投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40个。第一个项目是大虾来了，接受本刊采访时，这个项目刚刚融完A轮。除了投资之外，也会孵化创业项目，目前这些项目已有10个。在O2O领域的投资，高燃的策略是紧跟着姚劲波和58同城的步伐。几个月前，在58到家主办的O2O峰会上，高燃碰到了天使投资人蔡文胜。蔡文胜知道其现在的工作后回应说，“高燃，你最适合做投资。”坐在一旁的姚劲波立刻说：“你看吧，跟我两年前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但对高燃来说，他的初心与投资可能没多大关系。他住在五道口很多年，每周都去万圣书园，自认为购书量在书店买家中已经能排进前10。他还考了清华大学的哲学博士，面试时光是他的书单就把面试考官吓了一跳，“他们没想到做企业的人还能有时间看这么多书。” 高燃说，自己初心没变，想当一名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或者懂历史的文学家。2015年8月，风云天使基金投资了王功权的青普旅游项目，高燃准备写一篇名为“投资王功权”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转换，关于公民、社会与创业英雄的现实存在，以及关于爱情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
03月10日　3397
“实业信徒”tcl董事长李东生：向鹰学习度过寒冬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1978级培养了三位影响中国彩电史的大人物：康佳原掌门人陈伟荣、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如今，陈伟荣早已辞别，黄宏生也已退居幕后，只有李东生还奋斗在一线战场上。学外语、公开演讲、行走戈壁，年近60岁的李东生甚至还亲自代言了TCL广告并登上纽约时代广场，身体力行“实业兴国”的理念和精神。 TCL掌门人李东生“实业信徒”的形象深入人心。过去35年，李东生带领TCL站稳了国产彩电品牌的第一阵营，率领TCL走出国门并操刀了多起跨国并购。面对全球与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李东生执掌下的TCL集团主动求变，寻求突破，借助互联网技术及工业4.0的机遇，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拉开了TCL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进阶大幕。 2015年，TCL实现收入1045亿元，收获了超过4%的增长。目前，TCL旗下有三驾马车：彩电在全球市场中跻身第三位，手机与液晶面板进入全球市场前五。 3月4日下午，出席两会媒体见面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坦言，全球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形势比预期中严峻。对此，他呼吁国家为制造业减税，而他自己，则将以“鹰重生”的智慧带领TCL渡过这个寒冬。万宗不离实业作为制造行业的标杆，李东生直言，过去一年，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寒意。他笑谈自己错判增长：去年年初乐观预期集团收入全年增长18%，实际上仅收获了不到5%的增长。 “这波危机比2008年的形势更为严峻，而且还会持续两三年。整个经济环境面临的挑战，是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个课题。”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进一步谈道，“在这轮变革当中，好多企业都很难，这不是企业能够左右得了的。企业只有加强自身的核心能力，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取得一席之地。” 面对近期“四成上市公司2014年净利润不足5000万元”、抵不上在深圳买卖一套豪宅的讨论，作为实业家的李东生又作何感想? 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直接否认了搭房地产“便车”的想法。相反，他肯定TCL是坚持实业为主的企业。“我们前两年卖掉了房地产的业务，术业有专攻，房地产肯定是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但是一个企业，还是要专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才可能成功。” 发展实业如此艰辛，TCL将如何挖掘企业新的增长空间? 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去年按销售量，TCL彩电销售1740万台，数量排在全球第三;手机销量8300万台，数量排在全球第六—但若以销售收入来讲，这两者的数据都要向后推。这意味着，跟企业收益直接相关的不是销售数量，而是销售收入。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只有提高产品的档次、做出更多的中高端产品，才能够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和收益。过去，TCL跟很多出征海外的企业一样，产品的形象和定位不够高端，更多是依靠产品的效率和成本控制，以较好的性价比参与竞争。今年，在保持这个优势的同时，TCL提出要切实提升产品的技术能力。“去年，TCL的彩电品牌指数大概提高了将近10个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基于此，李东生直接在记者会上抛出了一个指标：TCL将在今年的企业管理考核中导入一项“企业品牌指数”的考核指标。“导入这样一个指数考核，是希望能够推动企业各个产业通过提高自身产品的技术能力，提升产品的功能，增加产品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去年年初在美国CES参展时，李东生袒露过这样一段心路历程。“25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美国电子消费展时，还是借一家香港公司的展台，摆了几样TCL的产品，算是踏上了国际舞台”。当年的李东生，对展出自家的产品还面带羞涩，今天却能在广告中自信地说出“未来全球创新和发展的中心在中国，坚守实业将挺起中国经济的脊梁”这样的豪言壮语—当中近30年的进化史，颇为艰辛。谈及转型，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作为企业家，一直要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 1997年，TCL顺应改革潮流，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最早完成企业体制改革的企业之一。在改制完成并当上董事长之后，李东生把TCL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中国的松下”，过了几年又将目光锁定为三星，让TCL成为国际型企业的野心就是在那时萌发的。此后，TCL从东南亚切入，相继进入中东、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培养起自己全球化的品牌和销售网络。 2003-2007年是TCL的兼并重组阶段，TCL开始进军欧美市场，跨国并购了汤姆逊彩电和阿尔卡特手机两项业务。一系列的大手笔跨国收购，虽然轰动了全世界，却也一度将TCL推到了生死线上。当时，经历亏损炼狱备受煎熬的李东生，写下了这样一段来自灵魂深处的深切感悟：“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 如今，李东生回头再看，感悟频多：“2009年，TCL国际化刚刚走出困境，我下决心要建华星显示面板。在彩电产业里面，韩国企业占据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有产业链资源整合的能力。虽然我们做这个事情很困难，当时还有很多风险，有些问题确实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但是做事情的决心，该下的时候就要下。” 实践证明，近年来，TCL集团业绩在家电企业中表现突出，华星光电面板业务成为利润奶牛。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显示，TCL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41.1亿元，同比增长7.08%，净利润26.1亿元，其中华星光电实现销售收入127.11亿元，净利润达17.91亿元，同比增长5.7%，贡献净利润占比高达68.62%。而当互联网思维成为热潮时，TCL意识到互联网电视、网络电视未来会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2014年2月，TCL集团提出“双+”战略，推动“智能+互联网”与“产品+服务”的双轮驱动。一年之后，TCL集团产业架构被调整为新的“7+3+1”结构，将主要产业和业务分别归属为产品业务领域、服务业务领域以及创投投资业务，还组建了金融控股集团，发展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眼下，在技术出身的彩电巨头李东生眼里，印刷显示技术是另一个充满前景的创新技术。 “下一代大屏幕显示技术的核心是印刷显示技术。未来，这项技术‘将像印报纸一样制造显示器’。由于设备比较简单，材料损耗也较小，在同样可以做出AMOLED产品的情况下，能有效降低成本。另外它还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市场需求：目前大屏显示要做出柔性，难度还是很大，但是如果用印刷显示工艺做AMOLED，能做出非常大的柔性显示屏。” 点赞华为李东生曾提过一个宏愿，希望在退休之前将TCL带入世界500强。“我要把企业做好，不能再去想别的事儿，我不是一个刚出来创业的小伙子，现在我们的企业有7万人、1000亿元的销售。我真的不能再想别的。” 李东生将TCL的发展重点锁定在两方面。“一是互联网应用，要从一个工业型企业转型到‘制造+互联’型企业，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集团’;二是加速国际化。目前我们的海外销售占比47%，未来我希望很快能超过50%，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高速了，国际化是一个增长潜力更大、更快的领域。” “去年整个产业市场总的需求增长和前几年比都有大幅回落。我们这个产业要继续增长，一方面是通过创新，挤压式的，把对手挤走才能增长;另一方面是海外空间还很大。以电视市场为例，印度前年的市场需求量是1000万台电视，中国则是4000万台。印度的潜在需求量和中国差不多，这意味着印度是有3倍市场增长潜力的需求。我是不是要盯住这个市场?”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说道。李东生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TCL国际专利发明的申请量，已经从几年前的7%提高到了13%。“专利能力方面，我们在快速提高，但是相对有影响力的品牌，还需要强化专利技术。全球品牌力和渠道能力建设还是我们的短板。” “从企业的平均竞争能力来讲，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已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李东生相信，“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也许10年也许15年，在大部分产业中，中国企业的综合能力将跟国际一流企业不相上下。以往我们说赶上索尼、松下还是有很大差距，现在看，我们跟三星不是遥不可及。” 说到此，李东生特别竖起大拇指：“我要为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点赞，它已经处在国际的第一阵营。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这个阵营，这才是中国经济强大的标志。”
03月10日　5060
郑坚烽：“做一个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职业农民！”

郑坚烽驾驶着拖拉机，为田地翻土、平土、培畦。黄健新摄双湖村是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南海街道的一个纯农村庄，地处南海之滨。惊蛰过后，在双湖村双丰种养专业合作社承包的“长寿园”土地上，鲜嫩的白萝卜收获将尽，远处已经播下南瓜籽的地方冒出一片绿油油。3月6日，天刚蒙蒙亮，合作社的“领头羊”郑坚烽开始了一天的劳动，作为一位新型职业农民，当天他要驾驶一辆中型拖拉机完成50亩田地的翻土、平土、培畦。 “科学种田才有出路” “要放在以前，50亩土地需要100个农民干一天才能完成。”郑坚烽娴熟地驾驶着拖拉机，笔直地朝前推进。只见拖拉机所到之处，原本板结的沙质土变得松软无比，变成一排排平整的田畦，“一辆拖拉机能同时完成翻土、平土、培畦等环节，这都是农业科技发展带给咱们农民的好成果！”郑坚烽是一名拖拉机好手，耕作之余细致地向记者讲解拖拉机的铁耙、犁等部件。午后天气炎热，几位合作社社员一起去给南瓜苗浇水，他们没有带水桶，只是径直走到田埂上，拧开一个个水龙头，铺设在田地里的塑料软管顿时喷出了几百道细长的水流，南瓜苗在清水的浇灌下更显嫩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种田才有出路！” 这是郑坚烽常念叨的一句话。在牵头成立双丰种养专业合作社后，他决心用农科知识改变双湖村延续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纯人力模式，尝试完全实现机械化生产，为此每年都会购置一批农业机械。同时，郑坚烽自己鼓捣出一套自动喷灌设施，节水又高效。郑坚烽稍有空闲便往县农科所跑，虚心向技术员请教如何选种、施肥等。农科知识着实让他尝到甜头，去年合作社80亩晚稻取得亩产1400斤的高产。 “现在当农民要懂市场” “多亏了你眼光独到，提醒我们不要提前收获白萝卜，现在不仅产量翻番，价格也上涨一倍。”近日，合作社社员郑德昌登门感谢郑坚烽，特地提来几个白玉石般的大萝卜。今年初寒潮过境期间，郑德昌找到郑坚烽商量，打算提前收获白萝卜，“坚烽耐心地给我解释，认为此时白萝卜长势不好，应该‘捂’在地里，推迟而不是提前收获。”交流后郑德昌心里直犯嘀咕，勉强接受郑坚烽的建议。元宵节前后，白萝卜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这让郑德昌逢人便称赞郑坚烽的判断准确。 “现在当农民要懂得市场变化。”创立双丰种养专业合作社前，郑坚烽是一名从事农产品收购20年的经销商，经常和各地的农产品市场打交道，他说了一桩事情：“2005年我发现市区时兴喝番薯粥，便引导乡亲种番薯，和几家酒楼食肆敲定收购合同，那一年番薯大丰收，乡亲们获利丰厚。”如今，当上合作社“领头羊”的郑坚烽更加重视农产品市场信息的收集，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市场行情，决定合作社的种植计划。“我很慎重地计划每季的种植，因为这关乎全体社员的经济收入。” 这两年白萝卜和冬瓜行情走俏，每当收获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经销商云集合作社的农场，满载而归，看着社员和自己不用为销路犯愁，郑坚烽舒心大笑。 “最大心愿是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郑坚烽的童年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寒来暑往，双亲日益佝偻的背影，让他早早体验到农民生活的不易。“长期以来农村信息闭塞，双湖村民不仅要靠天吃饭，还要因为市场供求的不确定性而忧心。”郑坚烽心疼地说，“干农活脏苦累，碰上行情不好还挣不回成本。” 身为农家子弟，在农产品市场闯荡了20多年的郑坚烽毅然决然重拾起锄头和簸箕，回归农民生活。“我最大的心愿，是带领乡亲共同致富！”郑坚烽思索良久，认为自己只有成为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带领村民发展规模化种养，实现他的夙愿。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目前，双丰种养专业合作社已经吸引101家农户入股，并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就业70多人，现代农业模式初具雏形，合作社的股份分红连年增加，“让大家的腰包都鼓起来，才是我最大的财富！”郑坚烽欣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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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奕丰：深化自贸区先试先行推动广东经济发展

  3月6日上午，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周奕丰就如何抓住自贸区发展新机遇，推动广东经济再创辉煌进行发言。作为广东省潮商会会长，周奕丰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传统增长动力在减弱，广东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借助自贸区这一开放平台，鼓励“走出去引进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化自贸区先试先行，推动广东整体经济的发展周奕丰表示，广东在自贸区建设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了非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建议政府加大力度深化自贸区先试先行，鼓励参照国际上成熟的自贸区经验模式，敢于突破创新，勇当排头兵。放宽投资准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周奕丰还建议，应加大行政法规改革，放宽投资准入。积极优化自贸区负面清单，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深入推进自贸区经济增长，为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积累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现。突出区位优势，打造特色亮点周奕丰认为，跨境电子商务是商品流通发展到较高水平出现的新业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东庞大的传统制造业，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建议政府在自贸区的建设中，加大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促进电商在国际合作中的应用，不仅能有效拓宽进出口业务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推动物流配送、电子支付、信息内容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相关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采取降税等方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周奕丰认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远高于同行业的国外企业。政府要综合考虑经济下行压力，构建“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收新模式，降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下调10%-13%，为企业抵御经济下行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周奕丰认为自贸区的核心是创新，需要创新驱动，营造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现有的无形资产评估已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市场需求。周奕丰建议加快制定并出台《资产评估法》，加大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使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更加法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周奕丰表示，在国家进入新常态发展和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广东的发展要积累有效经验，继续开拓创新，让更多创新企业、创新成果落户广东，推动广东经济在创辉煌。
03月10日　4000
马化腾：大力推进 “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实施

2016年3月3日19时20分，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不到两公里的北京新世界酒店会议厅，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举行了一场颇有互联网思维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伊始，主持人就给在场的所有记者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伴随着发布会的推进，相关的背景资料、现场的速记笔录、照片实时被推送到这个名为“腾讯加油”的微信群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马化腾共带来五个建议，其中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的建议》。事实上，从去年两会起，“互联网+” 就已经成为年度热词，除了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指导意见文件中，还流行于互联网行业以外的各个行业。在马化腾看来，目前互联网作为信息能源的基础设施地位明显，像水和电一样融入人民生活，融入各行各业，并催生出如互联网金融、在线租车等新业态。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下，电信业、制造业、软件业等一齐参与到“互联网+”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共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作为“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的积极践行者，腾讯在这一年当中也在不断探索，结合自身在社交网络、大数据、云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和全国13个省、自治区，45个城市，分别签订了“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发展。以“互联网+民生服务”为例。截至2015年底，微信的城市服务项目已上线16个省78个城市，共提供包括公安、交管、社保、医疗等在内的2611项服务，平均为每座城市提供33项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6881万。与此同时，目前全国已开通的政务微信公众账号超过10万，可以帮助老百姓实现包括水、电、煤、宽带、话费的费用缴纳、出入境业务办理等在内的多种便利的政务民生服务。类似微城市服务、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互联网+”创新应用，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市民满意度，不断创造出“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的全新模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15年微信带动信息消费近1300亿元，年增长率为45%，拉动社会就业人数约1700万，年增长率约70%，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约490亿元。 “在过去一年，我曾在十几个省的不同的场合，介绍过这方面的体会、感想、收获，我们在推动各省市政府的城市服务，跟互联网的结合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今年，我的建议是希望把‘互联网+’更加深入、深化地去落实。”马化腾这样告诉记者。尽管如此，马化腾认为，目前 “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入融合面临四个难点：相比“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程度，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还需全面提升;面对“互联网+”催生的创新业态，当前监管理念需要逐步转变;“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政策还要持续落地发挥实效;“互联网+”时代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问题挑战。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马化腾建议国家从战略角度还需投入更多资源，推动电信运营企业加大互联网接入网宽带化、骨干网高速化建设力度，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改善互联网间互联互通的质量，在建设4G网络的同时，积极加大WIFI布局，不断满足互联网业务发展对基础网络资源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国家构筑适应地区发展要求的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与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纵深优势，解决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最后一公里”问题。针对各行业配套政策落地，马化腾建议在政策不断加力下，重点落实各个细分行业领域的配套政策。例如在“互联网+”政务和民生领域，制定基于互联网的一体化公共服务行动计划，统一数据标准，实现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可用可识别，为各级政府开展公共服务互联网化指明方向。比如，建立全国医疗系统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个人健康信息在不同区域的可追溯。“这是相当有意义的，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垂直领域。从技术的角度，都不难解决，关键还是制度、理念，还有很多的历史问题如何逐步清理等方面。 马化腾这样告诉记者。
03月10日　2529
陈伟南：我年岁大了不做公益做什么呢?

前天下午，98岁高龄的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丽文，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徐和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潮州日报社，看望慰问奋战在新闻一线的报社员工，勉励大家乐做慈善，传播正能量，进一步发动更多的人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陈伟南先生一直关心支持家乡报业的建设发展，潮州日报社创办之初，他曾捐赠50万元帮助报社购置2台印刷设备。当天下午，刚刚参加完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闭幕大会的陈伟南微笑着稳步走进潮州日报社。他首先来到报社采访部，与正在这里赶稿的记者们热情握手，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当听到有外地记者到报社工作已有十几年，至今仍在为潮州的建设发展摇旗呐喊时，陈伟南表示赞赏。随后，陈伟南来到电脑车间，察看办公环境，了解报纸的排版制版情况。得知如今的《潮州日报》已由单一的平面媒体向报纸、网站、手机报、微博、微信、APP客户端六位一体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转化升级时，陈伟南十分高兴。 “每天，我都会看《潮州日报》，从中了解家乡的信息。”座谈中，捧着有关“潮人风采”和“潮人眼中的饶公” 专题报道的报纸，陈伟南对潮州日报社自去年起由报社社长、总编带队，组织精干力量赴国内主要城市进行采访，侧重报道潮人社团情系家乡、热心公益故事、潮属企业创业发展故事、潮人翘楚治学从艺故事及潮人新生代对家乡的认知和期待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说，在外潮人对家乡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也非常留意家乡经济社会各项建设发展。像他自己和亲朋，虽然身在香港，但每天都会通过《潮州日报》的网络版了解家乡的信息。座谈中，陈伟南还与部分记者互动交流。当有记者问及“您捐赠这么多项目，是不是有人找您帮忙您都会答应”时，陈伟南表示：“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多数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他还幽默地说，“像现在我年岁这么大了，不去做公益项目，还能做什么呢?况且我个人赚的钱并不是很多。”“但您带动了不少人参与慈善活动。”有记者插话道。“是。我就想，我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如果能够带动其他人共同来参与，‘人多力量大’，就能促成一些事情。”平时，他也常常鼓励其他企业家，做人要顾全大局、心胸开阔，为家乡、为国家尽心尽力地做一些事情。“因为只有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他开心地说。座谈中，陈伟南也希望潮州日报社能够积极发挥媒体的作用，传播正能量，进一步发动更多的人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以“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事业的成功在于努力”为信条的陈伟南先生多年来乐于行善,回报桑梓。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家乡所捐赠的医疗、文教等公益项目已逾百宗，金额超2亿元。
03月09日　2160
人大代表马化腾：分享经济助新消费观逐步形成

马化腾。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摄 3日晚，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北京新世界酒店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发布会异常火爆，持续两个小时。今年马化腾一口气带来5个建议，直指分享经济、互联网医疗、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生态安全和“互联网+”落地措施等五大民生“痛点”。特别是针对日益严峻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等问题，马化腾呼吁全行业要联手起来，通过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提高犯罪成本，真正遏制犯罪行为。谈打击网络犯罪大数据提高坏人作案成本互联网生态安全是马化腾本次参会关注的五大重点之一。他认为，面对新型网络犯罪不断转化升级，传统打击手段明显滞后，应全面构建我国移动互联网生态安全体系，建议“大力推进，重点打击，多位一体，共同治理”。马化腾表示，打击网络犯罪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因为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和产业有关的企业，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因为过去大家条块分割，没有完全打通。以前他们跟运营商合作，会引发担心：会不会盗取用户记录、信息不安全等，“我觉得这些最终都能够解决的”。马化腾认为，网络诈骗、电话诈骗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一个陌生电话连续打给很多人，比如说打给20个人，里面有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报了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号码是有问题的”。他说，这是可以用准实时的方式、分析大数据算出哪些号码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数据是分析不出来的，必须靠一整套连续的动作才能判断出这些特征。如果再能对接到银行的账户就会更加准确。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精确，但是我们可以把坏人作案的成本提高十倍、百倍、千倍，这样诈骗分子一个小兄弟都雇不起了，因为他的成功率很低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联起手来。”马化腾呼吁。在畅谈“互联网+”各行各业未来时，马化腾总结说，腾讯战略方向已经调整，由原来的业务内缩型变成开放体系。“除核心业务外，周边业务将通过合作伙伴形成互助互利的生态，这也是互联网行业新方向”。他说。分享经济前景看好有助中国经济“动力转换” 今年，马化腾还准备提出《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议》。他认为，分享经济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马化腾表示，随着分享经济的发展，“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将逐步形成，利用更少的资源消耗，满足更多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据统计，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而美国分享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万亿元，占美国GDP的3%，并且非金融领域分享经济所占比例超过九成。相比而言，我国的分享经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马化腾坦言，分享经济是大势所趋，应正视其发展方向，但过程要循序渐进，关键是如何做好。他现场举例说，以打车软件为典型代表的分享经济体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最鲜明特征。“很多行业在PC年代也能做，但是打车软件只有在分享经济时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才可以做。” 在谈到制约分享经济发展的问题时，马化腾认为，对于分享经济的监管，仍然坚持传统行业的管理理念，不利于行业创新。目前国内征信制度等配套制度不完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都影响到了社会参与分享经济的程度。
03月09日　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