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安：从制度变迁看荣氏家族企业传承的挣扎
中国家族企业的源头，似乎绕不开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和“红顶商人”胡雪岩，似乎绕不开洋务运动后期声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其实，他们不过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迈入工业文明。事实上，中国家族企业的根，体现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企业家身上，如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家族企业。荣氏家族创办的企业是中国发展最早、最快、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所以，荣氏家族企业的百年传承是必需探究与分析的。 百余年之前，创业的两兄弟荣宗敬、荣德生是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氏企业一度垄断全国面粉市场的1/3、棉纱市场的2/5。在荣氏家族的第二代中，除了兼商界巨子和政府高官于一身的四子荣毅仁外，荣鸿元，荣宗敬的长子，“大房系统”的传承人，也继承父亲百折不挠、顽强创业的品质，领导着家族事业，成为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主持者。1949年前夕，他迁厂至香港，在香港开设大元纱厂，后辗转巴西，经营面粉业，事业兴旺发达。 荣氏的第三代大都是贸易实业界人士。许多人担任各种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经理等职务，他们的事业大多在海外，主要从事金融、工矿企业、进出口贸易活动等。而在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中，最为耀眼的是荣智健。58岁的荣智健，当时还是中信集团的高级员工，每年不过数百万年薪，并不拥有任何股权。但荣智健借助家族品牌与背景优势，以中信泰富为平台，通过资本运作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三度荣登《福布斯》富豪榜中国首富，打造了荣氏家族的新财富。以致媒体报道，荣氏家族传承富过三代，打破了中国传承“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媒体虽如此美言荣氏家族，我却认为，荣氏家族虽然有百年传承，富过三代，但荣氏家族在中国大陆没有传承三代的家族企业。回看百年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可以看到家族企业是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与制度变迁的。荣氏企业创办初期，适逢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荣氏兄弟经过艰苦奋斗，创建了庞大的家族企业。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北方面粉市场被日本侵占，日本的棉纱也在中国大量倾销，荣氏企业陷入困境。但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然而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家族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 比如，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5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荣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上海城。 1954年， 荣毅仁将申新系统荣氏企业公私合营， 这一举动使他被誉为“红色资本家”。实际上，当荣毅仁把父辈创办的家族企业公私合营，等于把家族企业的产权与经营管理权交出去了，这还能算家族企业吗？当中国大陆所有企业国有化后，红色资本家，仅剩红色，哪有资本家？红色或许只是政治需要的伪斑马色彩而已。 可以说，中国的家族企业家首先是政治家。正如荣毅仁所说，“就以我的家族来讲，在解放前也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1900年开始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认真经营，才搞了20多个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可是，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以来，9年来，共投资、合资搞了209个企业。为什么过去50年艰苦奋斗只搞了20多个企业，而现在9年不到，却发展了200多个企业？ 当然，这其中有广大的干部和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最基本的，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企业家语言，荣氏家族搞的20多个企业是家族企业，现在创办的200多个企业只是国有企业，虽为荣毅仁一手创建，但仍是标准的国有企业，他只是职业经理人，在产权上与荣氏家族并无关联。至于他的儿子荣智健借助这个平台发展荣氏家族财富，这也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权贵经济的基本特征。1994年，荣智健曾对媒体说过：“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这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被历史与市场证明是错的。 2009年4月8日， 67岁的荣智健在辞职函的右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或许，荣智健失去的不仅是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不仅是巨额的经济损失，而是百多年的荣氏家族商业神话的终结。其实，荣智健出局是权贵经济在法治健全的市场经济下的香港的必然宿命。正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当年荣智健以总股本100 万元港币创办爱卡电子厂，不过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内地大量贩卖，如果没有获准“大陆贩卖权”的政策背景，那只是走私。 媒体痛惜荣智健，是因为荣智健最有可能成为李嘉诚家族、王永庆家族、霍英东家族、李兆基家族等华商翘楚们的标杆， 以挑战“富不过三代 ”的商业魔咒。其实，荣智健，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后代，这位福布斯连续上榜的富翁，注定成为百年荣氏商业王朝的痛、中华民族工业的痛。这个痛不是没有突破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不是没有超越港台华人家族企业，不是没有验证大陆家族企业的体制优势，而是不断用血的事实验证一个从胡雪岩到荣智健以来中国商人传承的基因：没有红顶，哪来商人？ 从荣氏家族财富传承与家族企业无法传承，给我们怎样规律性的启示呢？我想中国大陆家族企业命运中有如下两个规律性的结论： 一是只要有暴力革命就没有财富的创造、企业的传承；只要有暴力革命，只会有财富的掠夺、企业的毁灭。一百七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三次内战、人民共和国30年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除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改良，其他都是革命。革命的成本太高，革命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所以，革命是企业发展的死敌。企业，包括家族企业都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二是政商关系总是家族企业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并逼死家族企业的主要因素。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商业就处于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下。徽商因明朝崛起而崛起，因明朝衰败而衰败。晋商也因清朝衰败而衰败。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结果是官贪商难办。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是，政府喘过气来马上收拾民办家族企业。国民党执政期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30年无家族企业之说。改革开放的30年，特别是近10年也是政府太强、民间企业太弱的结构，新型的政商关系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命运。 甘德安，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复杂性家族企业演化理论》等著作
10月28日 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