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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追赶三星需三代人

李东生说，2014年全球最赚钱的10家公司，其中消费电子类只有苹果、微软和三星，你可以看到差距有多大。但差距不是问题，三星20年前也学索尼，三星现在是第三代人，从李秉喆、李健熙再到李再镕。TCL现在还是第一代，我还在第一线，我要为后来的人打好基础，愿景还是要有的。文_本刊记者黄燕 9月4日，在柏林IFA消费电子展中国馆开幕仪式上，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是唯一一位用英文演讲的中国嘉宾。TCL在IFA现场发布了移动大屏新品Xess，拥有触摸屏和内置电池，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板电脑。在李东生看来，电视与移动设备之间的融合和这一波智能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CE:2015年彩电市场继续横盘，在这种情况下TCL如何适应全新的市场环境？李东生：整个竞争环境变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期已经过了，上半年GDP增长7%，但上半年彩电增长只有3%，国内手机市场是零增长，多年来没有过。逆境下的成长就是挤压式的增长，必须去别人那里抢蛋糕，怎么抢？只能提升自己的能力。2015年做彩电是逆水行舟，以前偷偷懒还可以，今年真的不行。 CE:今年IFA上中国参展商达到了三分之一，是史上最多的一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差距正在缩小？李东生：我来IFA已经有20年，TCL的国际化并购也经过了十年时间。目前中国企业还是靠成本、效率、速度，靠高性价比来赢得市场，在手机市场尤为明显。欧洲在消费电子方面已经是严重衰落，手机和彩电基本不做了，白电上还保存了一些实力。现在全球消费电子兴起最快的是韩国，10年前三星在IFA的展台就和日本企业差不多大，五六年前就超过日本了。 2014年全球最赚钱的10家公司，其中消费电子类只有苹果、微软和三星，你可以看到差距有多大。但差距不是问题，三星20年前也学索尼，三星现在是第三代人，从李秉喆、李健熙再到李再镕。TCL现在还是第一代，我还在第一线，我要为后来的人打好基础，愿景还是要有的。 CE:全球彩电业中韩争霸的局面已经很明显，中国企业如何和三星这样强大的对手竞争？李东生：提高产品创新力来提升产品溢价，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资源来投入开发，这几年TCL已经在往这方面走，2014年研发投入是30多亿，比2013年已经增至20%，2015年利润有没有增长我不敢说，但研发一定会增长。现在TCL在中国企业中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到了第三。中国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已经占到很大份额，我们正在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三星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同时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也很大，抱团出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担任中国视像行业协会会长，并且已经连任三届，我们牵头做了一个中彩联，建了一个专利池来应对国外企业的压力，也是希望发挥合力，共同做大。 CE:今年IFA上也有很多智能家居新品展出，手表依然是行业热点，中国企业在这一轮智能化热潮中如何抓住机会？李东生：智能化确实是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三星在面板和芯片领域投资都是数百亿美元，这个方面你要超越它非常困难。但是互联网应用，智能化有很多创新、突破的机会。中国市场在规模上是和美国相当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好，娱乐应用方面开发很宽松。互联网的特点第一就是要有足够多的用户，这个在中国不是问题。欧洲总量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它语言不统一，文化不一样，很难形成统一的市场。这是中国企业的机会。
10月17日　349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集团将加快上市公司整合

昨日，TCL推出“双+”战略转型后的多款新品，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旗下的控股子公司翰林汇拟在新三板申请挂牌，而借壳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唯冠国际(00334)已经更名为“TCL显示科技”。业内预计，未来TCL集体或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更多资源整合。 记者段郴群李东生表示，整个TCL集团和相关产业，将根据境内外资本市场的规则和可能性来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机会，加快业务发展。李东生认为，在智能互联网时代，只做产品的企业未来是很难存活的，一定要有整合服务的能力，要有基于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能力。但对于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李东生表示，随着内地彩电市场新一轮竞争加剧，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将进入彩电市场，如果传统企业不能够做到超越自我的转型，那么部分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
10月16日　320
星河集团董事长黄楚龙：坚持精品做一个就成一个

星河集团董事长黄楚龙的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星河的经营原则是‘做一个就成一个’，星河品牌是通过每个精品楼盘来塑造、来积累的。”如今，星河在“做精品”的运营方略指导下，深入了解和细分购房需求、研究产品升级，最大限度的迎合市场需求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四大精品产品线，实现经典产品的标准化和快速复制，为城市持续贡献顶级产品。成立25年的星河集团，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产品标准化升级，所推项目以其突出的地理位置、人性化的产品设计以及超高的产品附加值，颇得市场的认可。据公开资料显示，星河集团经典产品“星河丹堤”、“星河国际”、“星河盛世”、“星河时代”，以上项目均在深圳开盘时都曾爆出客户彻夜排队哄抢房源的盛况;2011年推出的深圳星河丹堤项目，创造了单盘过百亿的销售奇迹;随着星河集团全国的扩张，经典的项目在异地得到了成功的复制，在竞争几乎白热化的南沙市场，广州星河山海湾项目创造了开盘3小时劲销660套销售记录;常州星河国际项目也是开盘一小时劲销八成，客户对星河产品的认可度可见一斑。未来，星河仍然紧随时代，不断深耕品质，将居着需求融入设计前端，为人居生活与城市配套提供产业全面升级的硬件基础，让每一处空间不断增值。
10月16日　394
李嘉诚回信:近日风雨令人诧异愚昧是人类之敌

李嘉诚用私人信笺回复陈仲翔，又有亲笔签名。中新网10月14日电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民建联党员、电讯盈科(香港最大电信公司，李嘉诚之子李泽楷任董事局主席)小股东联盟成员陈仲翔10日在该报发表文章《我最尊敬的人是李嘉诚》，短短三日后，就得到“超人”(李嘉诚外号)回信，并且用的是李的私人信笺，又有亲笔签名，十分亲切。据报道，陈仲翔在文中说自己常去“和黄”的股东会听李嘉诚说教，学习比赚钱更重要的回报社会的理念。 13日超人就亲自回信，感谢陈仲翔的支持，并在信中抒发心中感受说，不少人仍滞留于“观感”主导的思维模式，容易让怀有动机的人，乘势把别人钉在“耻辱柱”上;又说近日风雨令人诧异，国家改革开放的方向坚定，但还有股不散的暗力背道而驰;又指是非令他痛心，但更坚定推动教育改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中华民族持续的复兴和觉醒，因为愚昧，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报道说，陈仲翔文中提到黄家驹的歌励志动听，陪伴年幼家贫的他成长。想不到李嘉诚也有共鸣，在回信中说：“今天我，虽然八十有七，对黄家驹先生的歌和词，也常有触动;音乐的共鸣力不可小觑。” 另有港媒14日称向李嘉诚的公关人员求证，确认系李嘉诚回信。
10月15日　442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

作者：杨林，福布斯英文网“中国企业的国际愿景”专栏栏主。 “Innovation Ideas Institute”智库创办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青年领袖”；历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客座讲师；前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主播。北京的初秋天高气爽，9月6日，我参观访问了华为公司，并在一个美丽的户外花园里，有幸与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进行了一场开放式、轻松的交谈。特分享如下：杨林：国内关于您的报道很多，我也看过很多文章，觉得任总您是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最不浮躁的企业家。任正非：外面的报道把我们说得太好了，我们真实也有许多缺点。很多网站在转发我的讲话文章时，有时会把标题更改了，有时会把内容改了，这样会曲解了原意。可以直接从华为内网下载，其提供给你的内容，是没有被修改过的。另外，我们其实也很浮躁。但我们只对一个简单的目标浮躁。十几万人、几十年只对着一个目标前进，就走到世界前列了。但是没有一个广泛、可拷贝的管理经验。杨林：中国经济发展30年，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经济体量是全世界第二位了，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创新。您怎么看？任正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能量。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生活条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房间里面会有洗手间，我们不知道洗手间是可以很干净的。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如热力学所说的封闭定律。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外来能量是什么呢？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但是思想意识的冲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国到底是得到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总体来说，我们得到了正能量，虽然也有负能量进来。常有人说和西方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有技术更好，没有技术我们也繁荣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改变，受教育程度也在改变，国人改变了，其实这个社会基本启动了。现在习主席推动深化改革开放，逐渐让中国不要回到自给自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与体制的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它对未来100年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今天还不算十分强大，即使非常强大了，也要向世界开放。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华为这28年来，坚持做一个开放的群体，始终没有停止过开放。我们以开放为中心，和世界进行能量交换。只有开放，才有今天的华为。杨林：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全民创新、全民创业，您怎么看？任正非：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理论上要想有突破，首先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的动力。美国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美国的创新环境才特别好，所以容易出现大公司。杨林：您也接触了这么多国际上的创新公司，您觉得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有什么差异？创新是开放的，有没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同创新，而不是保护主义？任正非：保护知识产权要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才会有对创新的深度投资及对创新的动力与积极性。没有原创产生，一个国家想成就大产业，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就是成功了，也像沙漠上修的楼一样，也不会稳固的。原创发明的人往往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提出想法，人类社会并不理解他们真知灼见，可能还会认为莫名其妙，把他们看成异类。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是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逐渐逐渐再扩散，慢慢人类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在工艺等很多方面的进步，使梦想成为可能，通过几十年时间打好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给教师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尊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华为不就是耐了二、三十年的寂寞吗？我们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几十年聚焦在主航道，突破就有可能。杨林：我曾看过一篇关于华为的文章，也不知道真假。它提到华为过去没有一项自主性的原创技术，都是从集成、工程、工艺等方面创新的。这个说法准确吗？任正非：这是十几年前我讲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行业的追随者，主要是以工程师为中心的创新。现在我们终于走到行列前列，有能力进行前瞻性研究。华为涌现非常多的科学家，世界各国的很多科学家也来加入华为创新。华为在全世界有几十个能力中心，这些能力中心就是科学家在探索，包括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技术思想、数学模型、算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些基础理论。杨林：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华为在推动自主创新？任正非：我们不强调自主创新，我们强调一定要开放，我们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摸时代的脚。我们还是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杨林：华为在全球的研发中心，主要靠什么样的人才来支撑全球的研发力量？如何招聘到最好的人才？任正非：我们支持这些研发中心，没有偏狭地认为要找到一种什么模式的人才。我有一篇讲话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我们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这目标其实就是面对未来大数据流量，一定要疏导。瞄准这个目标，我们是开放的。科学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理解的，都进来。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内容，我们也看不懂，我们没有能力去挑选他们？而是他们自成体系。很多伟大的突破是带有偶然性的，并非按预定计划发生。所以我们开放包容，不是狭隘地去找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比较广泛的领域里面都能吸纳很多人，不同领域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及互相启发。这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就是强大的。杨林：华为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有些什么举措？任正非：我们要依靠一个社会大环境来保护知识产权。依靠法律保护创新才会是低成本。其实我们原来是保护不了的，那时，我们把软件截成一段一段的藏到我们的芯片里面，拿到美国去加工，间接地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了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称这个战略，叫软件硬化。为了做这些弯弯绕的事情来保护自己，为此我们多了好几千人，每年多花几亿美金，比别人成本高。其实有时候也保护不了。随着我们越来越前沿，公司对外开放、对内开源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体系。过去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走向了网络化；未来二、三十年是信息化，这个时间段会诞生很多伟大的公司，诞生伟大公司的基础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否则就没有机会，机会就是别人的了。杨林：在国内，大家都讲的是“互联网+”热潮，比如有的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您如何应对？任正非：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合理的盈利，才会去持续投资研发。没有适当的利润积累，把利润打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破坏这个产品。杨林：我看很多国外的文章，说美国在发展智能硬件、机器人，中国还在做“互联网+”，方向不一样？任正非：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超前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所以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的迈过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多简单的劳动者了。当前应从提高教育水平、从人的质量入手。华为二、三十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打不通。我们考虑五年以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个路程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了这个产业。杨林：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华为如何来引领这个潮流？任正非：未来世界二、三十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第一，石墨烯等(黑磷\磷烯)的出现，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并联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第二，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教育很重要。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成本差距，就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一定要孩子们都有文化有知识，懂专业、会操作。第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连物理的边界也模糊了。杨林：您刚才讲到华为的机制，关于华为的机制和企业文化，我看国内有很多文章进行探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看法？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文化就只有那么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是客户，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我们想从客户口袋里赚到钱，就要对客户好，让客户心甘情愿把口袋的钱拿给我们，这样我们和客户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服务好客户呢？那就得多吃点苦啊。要合理地激励奋斗的员工，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也应一个合理比例。杨林：华为员工在非洲艰苦奋斗，也算是华为的一种精神吧。那么在国际化过程中，比如招一些外籍人才，这种精神还适用吗？任正非：你想多赚钱，就得多干活，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外籍员工怎么会不理解呢？多劳多得，这就是华为文化的本质，这也是朴实、普适的道理。杨林：在国外，比如跟美国思科、欧洲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竞争人才的时候，你们的薪阶是否比别人高出很大一个档次？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没有其他。“苦”后有什么？有成就感、自己有改善收入、看着公司前进方向有信心……，这就是新的东西，这就是吸引员工的地方。华为奋斗在非洲的各级骨干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杨林：您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的可以在家里上班。雅虎新CEO说员工不能在家上班，还引起了很多内部反对。您觉得类似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艰苦奋斗的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会激励人才？任正非：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可能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我们在主航道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能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在主航道，美国公司的很多企业领袖们也是很辛苦的。真正成为大人物，付出的辛劳代价，美国人不比我们少。我和美国、欧洲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领导的文化也是艰苦的，真正想做将军的人，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当然，美国多数人也有快乐度过平凡一生的权力。杨林：您觉得未来华为的这种文化是不会变化的？任正非：长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不会变化。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人类特色。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凭什么你享乐的时候，让我们挣钱养活你啊。杨林：华为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尤其在欧洲，如何蚕食了您的竞争对手，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等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华为从不知名的中国小公司，如何成为今天欧洲市场数一数二的玩家？任正非：你讲错了，你应该讲，我们怎么与这些公司合作贡献给这个世界的。这个信息社会长大的速度，比我们的能力长大得快，不然我们也可以打打高尔夫、喝喝咖啡。我们的国际同行在这段时期也变大了，苹果大得皮都不知如何削了。是共同合作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我们的分享制，从二十多年来对资本与劳动的分享实践，逐步扩展到对客户、供应商分享成功。同时，与领导这个世界的先进公司合作共同制订标准、路标，一起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我们没有狭隘到如何消灭别人。不断烧钱的目的，是烧到对手烧不动了，就垄断了。我们不谋求市场垄断。我们并没有蚕食它们，也从来不想蚕食他们。而是千方百计希望它们强大，它们强大。像诺基亚和阿朗的合并，我们都非常高兴。诺基亚的奋斗精神，我认为比别的公司要强，所以诺基亚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我们加强和它们的合作，共同为这个社会提供服务。杨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我走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基地，也采访过好几位中国大公司的领头人。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在美国搞兼并收购，买一栋楼，用美国的“拿来主义”，兼并自己的市场。而华为是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到让国际企业都害怕的规模，所以大家特别崇拜华为这样的企业。我想问问，您认为华为国际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任正非：有些企业，他们的经营模式是规模和服务，因此市场需求前景是受限制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而且，同质化竞争，别人也可以挤进来分瓢羹，缩小你的空间。我们这个行业是高成长行业，拼实力的行业，如果今天你拿不出来先进的东西，没有前瞻性的策略，明天你就垮了。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垮了多少？中央电视台播了一部《神秘的刚果河》的纪录片：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渔民历经九死一生去捕鱼。我们也相当于这些在非洲河上的孤胆英雄，坚持20年才划到起跑线。但，起跑线上的突破，就是人类社会认知的突破，这有多难！所以说，要厚积才能薄发。我们是非上市公司，高层都是着眼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构建，不会只考虑现阶段，所以我们就走得比别人快、比他们前瞻。突破是要有战略定力和耐性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突破，甚至一生也没有突破，一生都是世界备胎。我们现在不是靠赌哪一种技术、哪一种方向，“赌博”一种路线是小公司才会干的，因为他们的投资不够。大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在主航道里用多路径、多梯次的前进，使用投资密集型，来缩短探索方向的时间。在多重机会的作战过程中，可能某种机会成为业界的主潮流，战线变粗，其他战线会慢慢变细了，但也不必关闭别的机会。把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主线作战，把一批新干部调到支线作战去，继续进攻。前进的人来自于多元化视角，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线思想，他带来的是有失败经验的思想在前进，我们就一定会爬到顶端。美国军队要打胜仗，不计弹药量，大家以为他是浪费，其实是靠投资密集度来攻占。此外，我们有广泛吸纳人才的机制，而且，十五万人“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我们除了胜利，已经无路可走了。杨林：华为的全球化在欧洲、非洲比较成功，未来五年、十年的全球化计划是什么？任正非：未来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将对管道基础设施带来海量的需求。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联接，具体就是联接的设备。这个世界的市场非常巨大，我们还做不到在所有国家都成功。我们只能努力把我们能做的国家做好，这就不简单了。杨林：您如何看待华为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机遇和挑战？现在中美之间在进行BIT谈判(双边投资贸易谈判)。您觉得这个谈判是不是对华为有帮助？任正非：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它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投资和创新，是一个创新力井喷的国家。我们推动全面创新，要学习它的好方法、好机制。我们当然会希望在那儿投资，华为和美国没有利益冲突，我们投资也有益美国。如果，华为成为一个议题，妨碍中美关系改善，那么我们坚持只卖低端产品。低端产品、软件是美国的，芯片是美国的，我们只是代加工而已。杨林：您作为一位顶级的企业家，您的企业又处于通信这么一个战略行业，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任正非：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两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暂时的冲突，最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可能走向对抗。因为对抗，最后两个国家的力量都全部消耗完了，这不是美国的愿望，也不是中国的愿望。邓小平很早就讲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就在这个中间发展。对华为而言，我们就避开将来会产生的冲突。不要因为华为，而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点事，卖点低端产品，世界那么大，也不能完全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嘛。杨林：那华为有没有刻意地去对美国的媒体、政府、企业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任正非：美国太大了，不是哪一个人说服得了美国政府的，浪费那精力，还不如好好服务客户。杨林：今天机会难得，能问任总的个人问题吗？网上有很多关于您神秘的传说，我见到您以后，才发现您非常诙谐。您今天这么成功，在成长的经历中，有什么因素促成您成功？任正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这是我太太说的。我啥爱好都没有，我就是聚焦在一个窄窄的面上，不做点事，不无聊吗？杨林：你做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成功，现在还负责公司的具体业务吗？你还去办公室吗？很好奇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任正非：如果我不去办公室，在家呆着，不是更无聊吗？在公司还能玩一下。第二，公司大量的工作，有正常的运作机制、合理的授权，并非事事都要经过我。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跟大家讲讲话。生活也还丰富。杨林：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您的公司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这么壮大，您是公司的精神领袖，如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形成企业的连续性，你是怎么考虑的？任正非：华为文化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方程式，它没有边界。也不能说华为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是模糊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提法，与东方的“童叟无欺”、西方的“解决方案”，不都是一回事吗？他们不是也以客户为中心吗？我们反复强调之后，大家都接受这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落实到考核激励制上，流程运作上……，员工的行为就牵引到正确的方向上了。我们盯着的是为客户服务，也就忘了周边有哪个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冲上来，最后就看谁能完成这个结果，谁能接过这个重担，将来就谁来挑。我们还是一种为社会贡献的理想，支撑着这个情结。因此接班人不是为权力、金钱来接班，而是为理想接班。只要是为了理想接班的人，就一定能领导好，就不用担心他。如果他没有这种理想，当他捞钱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很快也是利用各种手段捞钱，这公司很快就崩溃了。杨林：全球所有分公司，您或者轮值CEO去都经常会去吗？任正非：我去得不多，他们也去得很少。我们不是靠人来领导这个公司，我们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人家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我说，我是管长江的堤坝的，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啊。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使发了大洪水，我们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
10月14日　712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中国和美国、日本的差距

近日，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时，通过对比中外发展历史，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如果你说明明是在走回头路，那我告诉你，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在哈佛大学研究美国和日本之后，王石更认为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王石对比发现：中国现在急速地城市化、工业化，这种状况和美国100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比美国当时做得更坏，不用垂头丧气。我们搞市场经济，搞经济增长，就会破坏环境。新英格兰地区急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93%的水土流失，当时的环境破坏比我们还厉害。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们不是比较他们和我们表现得一样坏，而是要参照借鉴他们的做法。参照借鉴的不是现在，而是100年前，借鉴他们怎么走过来的。 “而中国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城市化率低于1949年，整个倒退了。你会发现，现在这次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不可能再走过去的道路，城市化道路必须走下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不用担心任何回头路，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王石说。企业家掌握主流话语权，应推动社会改革问：在微博上，你经常发布各类植物和小动物的照片，作为这方面的爱好者，是否可以从这里找到参与环保事业的源头？王石：没有直接关系。个人微博这两年有较大改变，因为房地产不太好谈，很敏感。对于花花草草的关注，跟我的个人兴趣有关。我对植物，第一比较感兴趣，第二和业务有关，绿化环境本身是小区规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倒不是跟环保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对个人的修养多少有关系，个人对有生命的植物、小动物都不去关心、关注，也就谈不上对大自然的热爱了。谈到环保，涉及一个人的行为，首先人是自私的，最关注的是自己，首先应该强调这个。不要一谈个人爱好就都和公益有关，都和企业有关什么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自私对我来讲一定是利他的，就是利己到最后演变成利他。因为关心花草、关心小动物，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最后一定形成一种共识，关心生命。如果你对它不了解、不关心，你来唱高调—关心环保、关心自然，一定是空洞的。你不利己，第一我怀疑你的诚信，第二即使你很真诚，但能持续吗？问：2008年，汶川地震后，因为一句“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你被卷入舆论漩涡。对于自己当时的理性表达，现在怎么看？王石：隔着时间去看越看越淡。我遇到那种情况，压力非常大，负面舆论大，心里想不通。但现在再回过头看，那个事反而比较简单。既然做公益，本身被误解，不被接受，这很正常。当然当时不会这么想，只能事后来看。在中国做公益，公共空间本来就不够大，传统的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一切，民间的公共空间很窄；现在到了公民社会，更多的公共空间由民间来做。既然是走在前面，言论错对是一回事，本身就会遭到质疑、误解。至于说到一个人的行为，我的体会是两点。中国改革到现在，更多由官员、学者考虑、推动，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作为企业家，现在又掌握着主流话语权，应该在社会改革上面推动。社会改革就是不但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还要体现企业公民的责任。我去金沙江漂流，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金沙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漂流又是在悬崖峭壁之间，我发现一种现象，峭壁上都是一股股涓涓流水，你会感觉到，滔滔长江、金沙江就是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我们每个人就是一股涓涓细流，如何让社会更美好—我们是抱怨呢？是等着中南海来决定、来改变呢？还是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社会自然就改变了。这么多年，我找到了做这些事情的感觉。能力有大小，你尽自己的能力，你是企业家当然要尽企业家的能力。这就是我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要更多地想着这应是别人做的，应该上面去做。这是我的最大体会。问：你在哈佛大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怎么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企业家纷纷成立慈善基金会做慈善？他们是在为原罪赎罪吗？王石：这个原罪说是我们中国的解释逻辑，我在美国并没有体会。他们没有原罪——我的挣钱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我挣的钱是替上帝保存。既然是为上帝保存财富，那他们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上帝那儿，去之前财富怎么处理？第一，本身有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后还有一个问题：后代拿这么多钱有什么好处，这反而是个困惑。第二，遗产税很高，所以成立基金会是让财富通过上帝的意志关心穷人、做公益活动，宗教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第三，政府鼓励有钱人做这些事情，在税收方面有优惠政策。第四就是社会的需求，财富进行第三次再分配。至于在中国，我觉得就很难说。问：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开始捐赠财富做慈善，例如曹德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将财富转为社会影响力？王石：有待观察。为什么呢？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民营企业家的积累还是很有限的，再加上中国的发展机会很多，会把更多的积累作为原始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你让他们把钱都捐出来做公益基金，显然对企业发展不利。最起码在未来20年到30年之间，民营企业家出现像曹德旺这样的慈善家只是个别的现象。中国的财富积累之后，怎么进行社会再分配。我个人也有点疑惑。因为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到底算谁的？这很含糊。当然你说法律上非常清楚，是个人的。但观念、本质上是很含糊的。就是说个人的财富并没得到很好的尊重，个人财富没有得到尊重，那就不是他的。他考虑的不是捐出去，那就转移。确定是我的，我最后才能决定捐或作什么其他处理。比如2008年，大家对我的那种态度，就是你应该捐啊，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赚俩臭钱吗？现在国家有大灾难，你不捐谁捐？这个逻辑很简单，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企业家赚钱战战兢兢，不会捐出去，而是想办法转移出去。你说为什么现在移民热？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很多事情是民情比法律还要大，要不怎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很可怕。民愤并不等于对的啊，是不是？要尊重法律，尊重契约精神，要不民愤就不可捉摸了。问：如此说，慈善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民众对财富的态度。王石：如果不弄清财富到底是谁的，公益活动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在美国，非常非常清楚，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的就是我的，至于我怎么得来的，只要不违法，都要尊重。要不最后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最后就是掠夺。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都不能做到很安心的自私。不利己，怎么利他呢？利他也是一种迫不得已。中国应向美国学习的，除了创新还有责任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民主治理上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机制，这应该是企业家的一个主要贡献吧？王石：参加阿拉善协会是企业家自身民主自治建设的过程，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建设本身的意义超过具体项目。当然，搞公益基金会要有项目支撑。阿拉善更多的影响是企业家如何约束、自律，如何进行民主自治建设。我们强调民主、公平，如果我们在自身的组织中都不能有一套民主的公平的程序，我们又是社会主流的资源控制者，那么如何要求这个国家、社会进行公平地建设？所以在这方面，妥协的概念非常重要。问：跟民主是相关的。王石：对，民主本身就需要妥协。问：你多次强调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之后，你学会了妥协。妥协的更大意义在哪里？王石：在中国的公益活动中，妥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妥协，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要认为你什么都是对的，要更多听别人怎么想、每个人怎么想，之后把每个人的想法融合到一起，让大家都能接受。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缺少的，尤其是现在社会转型当中。问：在你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专程去美国学习，不仅学习开拓创新的意念，更重要的是学习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家与美国企业家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王石：我们所指的距离，一是方法论，再一个是观念。方法论当然有差距，但主要的差距还在观念上。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认为要效率就得专制，民主就没有效率。在美国开会，我有语言障碍，一个专题发言需要用准备好的稿子去念。但是自由讨论，有时候跟都跟不上，肯定记不下来，要点都不知道说什么，你怎么谈观点？那不行，既然我邀请你参会，你一定要发言。这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这边发言，同意不同意大家都赞成，要不就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是。你参加会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有你的价值存在，你讲什么不重要，但一定要说话，一定要表达。所以你会发现，在那儿开会两三天，未必有什么结果。因为首先他尊重你，没有什么大佬发言定调，没有。我觉得这种观点最起码是对人的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现在中国非常欠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即使有再好的方法论、再好的工具，也很难判断，方法论是建立在这个观念基础之上的。我原以为民主的效率很低，后来发现别人已经很成功了。是有效率低的，但人家把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发动起来，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就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而我们这边是，想得通得执行、想不通也得执行，我们都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咱们学什么？我觉得更多来讲还是观念：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问：在哈佛大学访学，除了知识上的学习，还受到哪些独特的训练？王石：任志强说，王石去哈佛，是受教育不够。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我非常接受他这个说法。我是受教育不够，我的英语都要从口语开始，难死了。我上的很多课都是本科生的课，不是博士、硕士生的课。但我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没有受过这样的系统训练，我受的训练是工农兵，很多教育非常僵化、教条。我这两年在哈佛受到了基本的训练，非常受益。所以任志强的话出于什么动机不重要，我非常接受那句话。我就是受教育不够。但是，受教育不够的仅仅是我吗？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不多。不仅仅是受教育不够，西方的方法论和东方的方法论都是智慧，但是不一样。为什么现在关于中国的现代化，人们吵来吵去？他们在没有受西方训练的平台上，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争来争去始终在那打转。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赞成方舟子，方舟子的诉求不重要，你喜欢不喜欢也不重要，但他跟你争论的方法论，是受过西方非常严格训练的。而国内很多完全就是不讲道理。但讲理对不讲理，总还得讲理。问：你在海外访学，主要研究内容是历史学。而你一直喜欢历史学，哪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让你受益良多？王石：历史学对我的影响有几个阶段。第一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我刚到深圳时读的，到现在还记得。它告诉我，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同时历史有相当的偶然性，不是必然性。有了这种认识，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自信。第二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参照罗马，对比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你会惊讶地发现，虽然是2000年前的历史，却与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制度、民主、方法论上，我们还不如2000年前的罗马，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比他们还要落后，就更不要说和现在进行系统比较。认识到差距，反而坦然了，而不是灰心失望。第三是到哈佛之后。我研究美国、日本，从传统到近现代，如何城市化，如何工业化，感觉中国还是很有希望。问：希望在哪里？王石：中国现在急速地城市化、工业化，这种状况和美国100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比美国当时做得更坏，不用垂头丧气。我们搞市场经济，搞经济增长，就会破坏环境。新英格兰地区急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93%的水土流失，当时的环境破坏比我们还厉害。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们不是比较他们和我们表现得一样坏，而是要参照借鉴他们的做法。参照借鉴的不是现在，而是100年前，借鉴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日本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它是怎么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研究江户时代的原因。在明治维新之前，他们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你深入进去会发现，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你得服气它。不是说殖民性、侵略性，打了两次战争把中国打败了，占了赔款，我们衰落了。不是这样的逻辑。江户时代的国民扫盲运动、国民教育已是全世界最好，甚至高过德国、英国和荷兰。而我们到1949年，不要说1860年代，差不多过去80年之后，我们的文盲率还在80%左右。而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结束了，男子扫盲运动后文盲率50%，女子扫盲运动后文盲率25%。也就是说，日本女子的扫盲远远超过中国男子的扫盲。这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日本工业化在全世界最高的原因。而中国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城市化率低于1949年，整个倒退了。你会发现，现在这次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不可能再走过去的道路，城市化道路必须走下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不用担心任何回头路，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你说明明是在走回头路，那我告诉你，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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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泰国新华侨领军者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  在10月12日开幕的第四届世界客商大会上，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将被任命为泰国梅州经贸文化联络处主任。今年5月20日，梅州市委书记黄强率领的赴泰国访问考察团访问泰国时，受到李桂雄等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接待。黄强书记认为，目前侨居泰国的客家侨胞不少，冀望以李桂雄为会长的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的企业家，特别是梅州籍执委、会员，要胸怀祖国，情系家乡，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为何会引起黄强书记的重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泰国环球珠宝集团总裁李桂雄：泰国新华侨领军者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人物简介李桂雄，1963年出生，祖籍广东潮阳，1981年到泰国，进入泰国国立学府读书，毕业后在叔父的带领下进入珠宝行业，于20世纪90年代，与几位堂兄弟合作成立了环球珠宝公司，任总裁。2000年，与多位热血青年成立了“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当选为会长，为中泰两国的经贸、旅游合作交流牵线搭桥。现荣任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侨联委员、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等职务。自强不息，事业有成 1981年，李桂雄随家人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广东汕头，来到泰国。为尽快融入泰国社会，在父辈的要求下，他进入泰国国立学府读书，并接受较为完整系统的泰国文化教育，也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李桂雄所具有的深厚中国文化基础与系统泰国文化知识得到了有机结合，为他在中泰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曼谷，李桂雄的家族是经营珠宝的。毕业后李桂雄在叔父的带领下接触到珠宝行业，并开始专心学习珠宝知识和鉴定技巧。20世纪90年代，李桂雄和几位堂兄弟合作成立了环球珠宝公司。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李桂雄决定加大市场开发。经过多年的团结打拼，环球珠宝公司不仅在泰国市场站稳脚跟，而且在香港、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也取得了成功，业务遍及各地。如今环球集团开枝散叶，业务已覆盖珠宝、化工、高科技电子、文具、文化传媒等领域，在中国也获得了极高的信誉和口碑。创立商会，服务新侨因为生意的缘故，李桂雄结识到不少新侨民。李桂雄感到，在异国他乡必须抱团形成力量，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2000年7月1日，李桂雄与朋友反复商量后决定，借泰中建交25周年的东风，在几十位华人青年共同参与和见证下，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在曼谷诞生了。李桂雄众望所归出任首届会长，将当初单打独斗的新移民紧紧拧成一股绳，互帮互助，共同成长。多年来，虽面对组织商会经验不足、资金有限等诸多困难，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和李桂雄会长始终不忘初衷，积极为泰中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商会的注册到办事机构的设立;从第一次组织泰中文化交流活动到协助中国地方政府在泰国举办招商会展;从第一次举行各类社团联谊活动到组办泰中大型文艺汇演;从第一次组织泰国企业家到中国各省市考察，到为泰中友好合作和商贸活动搭建平台，李桂雄尝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十几年来，在李桂雄的带领下，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先后促成了泰国正大集团与广东湛江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合作项目，以及与香港中国商会合力启动了中国商品基地——“泰国东盟城”项目。李桂雄也带领商会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附近买下了250万平方米土地，计划修建一个集商贸城、电子城、建材城、物流城、体育馆、酒店、学校和医疗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城，为中国企业和东盟国家投资往来、产品互销提供一个中转地和集中地。去年7月31日，在第八届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的选举仪式上，李桂雄以极高的呼声连任会长一职。在就职典礼的发言中，李桂雄总结了商会14年来的发展成果，也道出了他的心里话：近年来，我几乎很少操心家族的事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商会上。当我看到商会各方面日臻成熟、成员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值得。崇尚中华文化，创办泰国中文电视台由于几十年前泰国停滞的华文教育，导致泰国华侨华人中文水平参差不齐。对祖籍国文化的认知和传承，搭建传播的桥梁，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泰交流合作，日益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李桂雄首先从自己做起，将小孩送回中国读书，使孩子从小就懂得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华文化，希望将来能担负起两国友好发展的重任。同时，李桂雄还借中泰建交30周年之机，奔走呼吁，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成立了泰国中文电视台，并担任董事长。李桂雄称，创办泰国中文电视台，只是一个起点，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华人华侨的民族荣誉感和承担起中泰两国友好交往的使命感，让中泰两国的友谊万古长存。现在泰国中文电视台的电视信号覆盖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每日播放时事新闻、纪录片、文艺节目等，以普通话辅以泰文字幕为主要形式，也有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的栏目，让海外游子通过规范的途径与祖国心相连，情相牵，意相随。虽然电视台没有带给李桂雄利润，甚至还有亏损。但中文台助力泰国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在拉近泰国老一辈华人华侨与家乡的距离、加深泰国新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桂雄说：能将中文电视台开办在异国他乡，是他的荣幸，更是全体新移民的骄傲。它的底气来自中国的日益强大，来自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尊崇。建设海丝，成立泰中文化产业集团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日益推进，中泰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往来将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将迎来更加明媚的春天。李桂雄开始了第三次创业——成立泰中文化产业集团。在以文化促和谐、以文化助交流、以文化推发展的理念下，李桂雄创办了《泰国新华杂志》。杂志涵盖了泰中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内容及两国交流、合作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李桂雄表示：集团刚刚成立，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未来集团将涉足两国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策划和组织各类文化项目和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更多朋友展示两国文化的魅力。李桂雄作为泰华社会里年轻一代的侨领，不仅在泰国社会获得了极高荣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目前李桂雄身兼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泰国工商总会副主席等职务，同时也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侨联委员、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但李桂雄非常低调，他说头衔不像帽子戴上就行，是需要且应该花时间和精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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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一位拥有了9个博士学位的潮州牛人！

  饶宗颐先生是当代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其煌煌巨着《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中外关係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李克强总理会见饶宗颐国学大师饶宗颐拥有九个博士学位。潮州饶宗颐学书馆。潮州饶宗颐学书馆。《饶宗颐书画大系》在潮州，有一祠庙，有一学书馆。祠庙是韩文公祠，学术馆是饶宗颐学术馆。韩文公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纪念唐代文学家韩愈的祠庙；饶宗颐学术馆是展示潮籍著名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生平事迹、学术成就、艺术造诣，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韩文公祠位于韩江东岸、笔架山中，笔架山又因韩愈而称韩山。韩祠的空间，是一个陡然迭起的高潮。它以高度上的气势，强制性地让谒祠者感受到韩文公祠“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的那种崇高。饶宗颐学术馆建在潮州古城区的下水门城脚，被誉为“翰墨书香”，因为老先生成就太多，偌大一个馆，你只能是“馆”中窥豹。韩愈被尊为“百代文宗”，饶宗颐有那么神吗？听听国学大师季羡林怎么说的。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色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饶宗颐头衔很多，饶宗颐的学问很强很广，饶宗颐拿过很多奖，饶宗颐在很多大学教过书!以“饶宗颐”命名的有学术馆，文化馆，刊物，还有颗星星。饶宗颐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早在1974年6月的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上，饶老就发表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海上丝路’的名称。饶教授这个概念一提出，很快得到国内和国际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赞扬。如今，这已成为国家战略了。宾语一位朋友拥有4个硕士学位，大家已经尊为“硕拉斯”了，饶宗颐先生可是有9个博士学位的牛人。饶宗颐先生是当代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其煌煌巨着《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中外关係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2011年8月18日和今年4月27日，担任副总理和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先后两次会见饶宗颐先生。 10月27日，“海丝·陶瓷国际论坛暨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将在潮州市举行。 10月12日，由中央网信办、广东省网信办联合主办，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中共潮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揭阳市委宣传部、金羊网承办的“海丝心语广东行”——民访民议“海上丝绸之路”暨广东省“一带一路”建设主题网络采风活动在潮州市正式启动。中央网信办网评局副局长易涤非在讲话中用“展望”、“回望”、“探望”三个词概括了此次活动内容和目标。“我们组织这次活动，首先是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光明远景的一次展望，二是回望广东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三是探望和了解潮汕地区目前的建设情况。”他寄语网络名人深入挖掘各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亮点、新成效。此次活动中，由全国各地的20位网络名人与媒体记者组成的采风团将先后前往潮州、汕头、揭阳3座城市，走访潮州市广济桥古代“海丝”通道、闽粤经济合作区；汕头市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核心区、中国玩具礼品城，揭阳市中德金属生态城、军埔电商村等地，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历史风貌，共同梳理海丝文化的传承脉络，展望广东潮汕地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发展进程。
10月14日　401
《庄子》的音乐之美：“天籁”与“天乐”有何不同

《庄子》论乐的内容较多，《齐物论》中所论“天籁”和《天道》中所论“天乐”是其关键。过去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天籁”就是“天乐”，从“天籁”的自然之声推演，把《庄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定位为“自然乐论”。此定位不准确。应分辨“天乐”与“天籁”的不同，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天乐”。 “天籁”和“天乐”的内涵不同，“天籁”，要联系“人籁”、“地籁”来理解。“人籁”，“比竹是已”，排列的竹制乐器，引申为人为乐声。“地籁”，“众窍是已”，风吹大地众多洞穴发出的声音，引申为自然乐声。“天籁”是风吹万物发出的声音，其发生和停息都是出于自身。“天籁”是万物自然的声音，引申为自然天成的美妙乐声。在声音的“自然”这方面，“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尽管如此，“天籁”毕竟是“声”，只有“天籁之声”、“天籁之音”的说法，没有“天籁之乐”的说法。《庄子·天道》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跟自然天道和谐的音乐，就是“天乐”。“天道”永恒，一切都“无为而无不为”地自然而然地运行着，这种运行本身，便可以看成是“天乐”。圣人的心，教育人顺应天地万物，也可叫做“天乐”。“天乐”可分三类：与道和谐的音乐、天道本身、圣人以“道”育人之心。三者的共同之处是与道同和。凡与道同和的，都可以看作“天乐”。 “天籁”的重点在“声”，“天乐”的重点在“道”。“天籁”的特点是自然，“天乐”的特点是和谐。“天籁”功在“喻道”，“天乐”功在“顺道”。把“天籁”看成“天乐”、当成“天道”，混淆了“道”与“声”的区别，犯了以“声”代“道”的错误。 “天籁”美在自然。大地发出的气息叫风，风一吹，万种孔窍怒号，山陵中高下不平处，百围大树的孔穴，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小风则和之小声，大风则和之大声。烈风一止息，万窍便寂然无声。这种声音，美在自然，无雕琢的痕迹，“天籁”成了自然美妙声音的代名词。“天籁”美在喻道。“天籁”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其发生和停息都出于自然。这跟“天道”的自然而然的运行是一致的，因而可以用有声的“天籁”喻说无声的“天道”。“天籁”之美，在于由“声”悟“道”。 “天乐”美在“和谐”。与天同和，是道家的理想。“天乐”美在“无为”。“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知“天乐”，顺“天道”，通达于万物而无为是庄子极力推崇的美学思想。“天乐”美在“无言”。“天乐”无声，美在人心。这是“大音希声”美学思想的注释。“天乐”美在“载道”，使人跟着音乐由人及天而入道，跟天道融合相通，这是《庄子》认为的最美的“道家”音乐。如果只看到“天籁”之声的美而大加生发，则不能准确把握《庄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自然乐论”掩盖或偏离了“道”，并不可取。《庄子》音乐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是“天籁”的“自然”，其放弃人为之乐的说法也不准确。庄子推崇“天籁”的自然之声，更推崇“与道同和”的人为之乐。 “天籁”所达到的审美境界是“吾丧我”。子綦听了“天籁”之后，瘫软地靠着几案，仰面朝天，出着长气，神智好像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问他今天跟过去怎么不一样了，子綦回答“吾丧我”。从子綦的形态和语言看，他听“天籁”，经历了“游心”、“物化”、“坐忘”等审美体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达到了超越自我的审美境界。“天籁”之声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 “人乐”的审美境界是“惧”。一般人都把“惧”理解为“害怕”或者惊惧，但这是不正确的。首先看音乐形式，旋律如四时变化，节奏如万物萌生，强音弱音交织，高音低音变化无穷。这样美妙的音乐是怎么演奏出来的？是故意使用高超技巧演奏出来的，这不会使人害怕，而会使人“震撼”。“惧”不是害怕，而是震撼。其次，音乐的内容不会使人“惧”。《庄子》指出，音乐内容从人事五德开始，逐步提升，从人及天而入“道”。这样的内容怎么会使人害怕呢？“惧”仍是震撼。震撼是对美的倾倒，是审美心理的激荡，是“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开端。 “怠乐”的审美境界是“怠”，轻松舒缓。“怠乐”是由“人乐”向“天乐”过渡的音乐。“怠乐”前一部分具有“人乐”的属性，“其声”有长短、刚柔、变化等特点。“怠乐”的后半部分要把人往太空宇宙引导。乐声流播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中，使审美主体放松自己的心情在太空中“委蛇”。“怠乐”达到了“形充空虚”无智无思的轻松舒缓的审美境界。 “无怠”的审美境界是“惑”。这种音乐用天道规律来调和，声音若有若无。乐声如风吹丛林，却又没有形迹；幽幽暗暗又像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可以说它消逝，有时可以说它兴起；有时可以说它实在，有时又可以说它虚华。这是“不主常声”的“天乐”。“天乐”把人带入“天道”。“天乐”使人达到“惑”的审美境界。“惑”是痴迷的意思，痴迷于“道”，而后“愚”，“愚”即固守，固守于“道”，达到与“道”同和的境界。 “天乐”涵盖“至乐”、“怠乐”和“无怠之声”三个部分，审美体验逐步提高，由人及天而入道，其审美境界表现为惧、怠、惑三个阶段。由此看来，《庄子》描述的“天乐”的三种审美境界，是要实现“道可载而与之俱”，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美学境界。 “天籁”和“天乐”是不相等的两个概念，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也不相同。《庄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道为乐魂”，而不是“自然乐论”；《庄子》音乐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而不是“天籁”的“自然”。《庄子》音乐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是赞扬“人为之乐”的与道和谐，而不是否定一切“人为之乐”。“道”是“乐”的核心，“乐”必须与“道”紧密结合。
10月13日　446
慧律法师：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无情物能成佛吗

为什么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有太多的人就说：无情物能成佛吗？这个就是卡在自己的能所的观念。当我们的心迷了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能缘的心、所缘的境界是历历清楚的，这个是桌子、这个是经本、这个是墙壁、这个是灯光、这个是佛像、这个是凤梨、这个是饮料、这个是袈裟、这个是冷气。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迷了的时候，我们对外面的相安立一个名词，坚固的执着这个名相是实在的，我们的生命就完全被限制住，限制住在某一种观念里面。好了！我们现在慢慢了解，桌子，桌子空；花，花空；佛像，佛像空；墙壁，墙壁空，慢慢了解了这一念的，所有的法性；外面的相叫做法性，本来就空；而我们的众生，内在里面叫做觉性，也是空，不可得，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执着，我执、法执、空执，统统不存在；当我们除掉我执、法执、空执的时候，会发现内空跟外空是平等的，相的法性本空，觉性也空，内空、外空、第一义大空，没有所谓内空，没有所谓外空，没有所谓法性空，没有所谓觉性空，这个时候融入第一义大空，绝对的空，这个时候，叫做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是因为这个修行人开悟、大悟了，就像如佛一般，那么所有的外在的世界其实不存在，不存在，它只是缘起，它只是缘起，只是如幻，只是缘起，只是如幻，他的心境改变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相都不能动摇到如来。所以说：情跟无情，同圆种智。而不是说：那一棵树或者一颗石头可以成佛；而不是说那个桌子可以成佛，是成佛以后，那个成佛的圣人里外平等，山河大地；你听过一句话吗？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就是叫做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若人识得心，如果你能够了解真如本性，没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尽不可得。 …… 所以，当一个大悟的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山河大地，心性融入一切的时候，就是那一句：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即如来藏性，周遍法界。简单讲：所有的法界都是我们的真如自性，所以，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这个宇宙离不开地水火风空见识，地水火风空见识，因为业力的不同，所感召的色身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个本体。同一个本体，今天你所看到的，种种的大象、狮子、饿鬼、天人，这个就是因为能量转换了，真如的本性的能量转换了，由恶业卡住了，跳脱不出来。所以当一个证悟到究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诸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器世间，你照见法界空，那么就是器世间不可得；器世间不可得，销融的时候就消归自性，念念消归自性。所以知道万法同是心性所显现、影现出来的，没有实体可得。记得！见相二分没有实体可得，都是自体分。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怎么解呢？很简单。若大悟，当一个人大彻悟的时候，心境本一如，就是内四大跟外四大平等，心跟境还是平等。什么叫做内四大，站在相上来讲是平等的，当一个人成佛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外面的境界，如同涵盖到自己清净的自性一样。所以说：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是因为这个人成佛，能够转识成智，能够转境为心，所以心境一如，才说：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是这个成就无上菩提的人，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成佛了，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些树木，都是我清净心所影现出来的，所以它们也不离开我的佛性。是作如是解，而不是说树木可以成佛。是因为有情的众生成佛，能够转外面的物质世界为自己的清净心性所包容。所以，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是因为我们大彻大悟，转有情的识变成大智，而这个大智，等同虚空，这个虚空就包容情跟无情，这样叫做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内四大跟外四大其实是平等一如的。所以，我们内跟外，是众生在分的，就佛来讲，大地的众生，包括山河大地、草木、一草一木，佛陀都不忍心去伤害它，佛陀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去伤害这个草木的，因为他知道，外四大是清净心所影现出来的世界，也是包容在他心境里面，动一个嗔恨心的念头去把那棵树砍掉，也会伤害自己的清净心。
10月13日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