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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七月不是鬼月而是“报恩月”“孝道月”

“七”，在中国的数字当中，是一个奇数：七巧、七星、七彩、七律；基督教也有“七天创造宇宙”之说，甚至七天一周，每周日要上教堂做礼拜一次；在佛教里则有禅七、净七，乃至以七七四十九表示无限的意思——“七”是一个变化无穷、蕴涵无尽的数字。然而，长久以来，中国的七月一直被认为是鬼月，是不吉祥的月份，料想是从道教中元普渡开鬼门关的思想演变而来。因为以讹传讹，于是把七月认为是一个“诸事不宜”的月份，例如七月不可出门、不可开刀、不可结婚、不可购屋、不可搬家等等；民间的七月，仿佛“鬼影幢幢”。其实在佛教里，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所谓佛欢喜日，源自于佛世时的印度，每逢夏天雨季来临，所有僧侣皆不外出托钵，只在山中林间打坐经行，专心修持，此称为“结夏安居”。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到了七月十五日这天，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所有僧众一一把自己的修行体悟向佛陀报告，等待佛陀的印可，这一天就叫做“僧自恣日”，又称“佛欢喜日”。从古到今，每逢七月，一般寺庙大都会启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而信徒则为供僧、祭祖而大行布施功德，所以佛光山一直提倡七月是乃僧信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功德月”“报恩月”“孝道月”“福田月”“僧伽月”。经过长期的倡导，现在社会大众已能普遍认同，并且接受七月为“孝道月”的观念，甚至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会长吴伯雄先生更提倡七月为“慈悲月”。七月其实不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的一个月份吗？相传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日期；美国的国庆日也在七月，甚至全世界的名人当中，七月出生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的学校大都在七月举行毕业典礼，联考发榜也是在七月；即使是中元普渡或盂兰盆法会，也是慈悲救济的意思。七月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大家要丑化七月呢？七，本来是一个好的数字，但因民间牵强附会，大家七嘴八舌，搞得一般社会大众到了七月倒反而“七上八下”，认为诸事不宜。其实，佛教讲“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应该在七月成办的事什么都可以去做，实在不必为了无稽之谈而自乱生活步调，甚至因为疑神疑鬼而徒让心灵蒙上阴影，何苦来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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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细说关于寺庙里的变迁

林布寺的舍利塔。【中国网张露露摄】林布寺的僧舍。【中国网张露露摄】林布寺僧人丹培加参的起居室。【中国网张露露摄】林布寺僧人丹培加参在使用电脑。【中国网张露露摄】林布寺僧人格列加措。【中国网张露露摄】到林布寺朝拜的信众。【中国网张露露摄】在扎什伦布寺外朝佛的日喀则市民梅朵卓玛。【中国网张露露摄】 27岁的僧人丹培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车仁乡，有一座幽静的寺庙--林布寺。顺着一座名为长松山的蜿蜒山路走上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白色的舍利塔，走过舍利塔，爬上数十级石梯，就来到林布寺的院子一角，27岁的僧人丹培加参正在和小猫玩耍。和寺里的另外16名僧人一样，丹培加参的日常生活就在这里展开。丹培加参本名丹增，家在江孜县江孜镇。问及他出家的原因，丹培加参通过藏语翻译告诉记者：“小时候身体不好，一直上不了学，家人就把我送来寺庙了。”说完还笑了笑，带着一丝羞涩。丹培加参17岁到了林布寺，一待就是10年。据他介绍，自己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到8点念经，8点洗漱和吃早饭， 9点到11点一般都念经，有时候则会受邀去信众家里超度。下午的生活也大部分是念经或者帮助打扫和看管寺庙。院子的另一角有数级石梯，拾级而上，就到了僧人们的住处。僧舍横排而立，一排有四个小院，据丹培加参介绍，每位僧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丹培加参带记者到了他的小院。院落的左边是卧室兼起居室，右边是专门的念经的房间。起居室有十几平方米，看起来宽敞而温馨，以藏式风格装饰，红绿色为主。房间里有一张沙发和一张沙发床，一个红绿花纹的茶几，茶几上摆着水果和零食。“有时候家里亲人来了， 就会在这里招待他们。”丹培加参说。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视，正播着藏语节目。和卧室隔着一个狭窄过道的是念经的房间。房间比起居室小，一进门就是张小桌子，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丹培加参说，电脑没有联网，主要用来阅读电子版的经书。房间里还放着一张窄窄的床，是他平时打坐念经的地方。丹培加参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家近，且寺庙里有假期，家里如果有事随时可以回家，在家也不长待，往往是办完事情就回来。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丹培加参一直在笑，有时候一笑还会露出门牙之间的缝隙。问及他有没有什么烦恼和未来计划，他说：“平时没什么烦恼，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想一辈子安安分分地当僧人。”说着又咧嘴笑了。以前的寺庙“破破烂烂” 和丹培加参不同，今年41岁的僧人格列加措刚来林布寺的时候，生活是另一番模样。 “我1990年来的时候，大殿破破烂烂的，有时候还漏雨……信教群众活动的院子没有围墙，（等于）在土地里跳（指过跳神节）。”那时候僧人住的也不好，“5、6个人住一间。” 吃饭也曾经是个问题。“不要说吃好，吃饱都困难，有时候连酥油茶都喝不上。以前主要是靠家里送糌粑和酥油茶过来。现在以寺养寺，一天三顿都在寺庙里吃。”格列加措说。据格列加措介绍，寺庙里的僧人加入了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险，同时于2012年纳入了城镇医保的范围（以前是农村医保），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近寺里有名僧人病了，在成都需要换肾，寺庙拿出12万元，县里出了3万元，其它则通过医保报销。格列加措说，每年过藏历年和佛教节假日期间政府会来寺里慰问，过年的时候会送来酥油、肉、面、砖茶、大米、菜等。日益繁盛的佛事活动对于僧人和信教群众来说，以前进出一趟林布寺十分不易。位于半山腰的寺庙虽然幽静，但由于以前上山的路是土路，交通十分不便。僧人如果从外面回来，从山脚走到寺庙要30至40分钟。而如果寺庙到江孜县城采购日常所需，物品就得靠马车拉。“以前如果从江孜买了满满一车东西，到了山下就得卸下来一部分，然后靠人背、马驮运到山上。”格列加措说。但如今，从山脚到寺庙修起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开车或者步行都十分方便。在林布寺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记者就看见有一些群众来到寺庙，据说是附近东嘎乡的村民。 “现在这个（水泥路）肯定更好。以前土路的话车子过不了，年龄大的来拜佛的群众基本上不来，现在的话，信教群众直接可以上来……群众来拜佛基本上是开车上来，有些是农用车，不到2分钟就到了。” 格列加措说。除了进出寺庙方便很多，林布寺的佛事活动在这些年也日渐繁盛起来。据格列加措介绍，部分佛事活动从1981、1982年开始恢复正常。藏传佛教的一大节日跳神节则于1994年开始恢复，当年的参加人数不超过1000人，而今年的跳神节则有2000多人参加。虔诚的信众深山里的林布寺主要是服务于当地的群众，而与之相隔约100公里的扎什伦布寺则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信众和游客。扎什伦布寺位于日喀则市，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著名寺庙，也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在这里，记者碰到了四川阿坝州的一家四口佛教徒：22岁的女孩带着自己的妈妈和爷爷奶奶专程来朝佛。一家人带着点灯的酥油，在寺庙里就地磕长头。据女孩介绍，他们从四川出发，先坐飞机到了拉萨，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然后乘坐拉（萨）日（则）线列车到日喀则，之后还会去青海和甘肃。女孩说，一家人以前都是在四川省内朝佛，这些年进出西藏的交通改善了，于是这次专程赴藏朝佛。而来自北京的35岁的刘先生和妻子则是寺庙的常客。据刘先生介绍，自己从7、8年前开始信佛，最近四五年每年都会到西藏朝佛，每次都待上十几二十天。“佛教的教义劝人行善，有信仰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行善的想法。”他说。据扎什伦布寺的寺管会干部巴琼介绍，每年旺季期间，即5月1日到9月30日，寺里平均每天会接待1500到2000人。而如果遇到大型的佛教节日，“参加的有四五万人。” 为了方便信众和游客，扎什伦布寺一直在改善寺里的基础设施。据巴琼介绍，寺里今年在修整石板路，以方便群众行走。 下一步还可能会安置电动车，“内地来的信众和游客从低海拔地区来，有些走路喘气都喘不过来，有电动车会好很多。” 走出扎什伦布寺，寺外也有一些在磕长头的信众。60岁的日喀则人梅朵卓玛告诉记者，自己每天早上7点都会绕着扎什伦布寺一圈，今天因为家里有事，快12点才来。说完，她就开始朝着寺庙的方向磕头，口里念念有词。
08月26日　347
【家族企业传承】吴晓波：财富家族两代人的迷茫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上周二，写了一篇《阿廖的迷茫》，文尾开玩笑地讲了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结果，这几天，连着见到了几位企业家二代，争先恐后地说起自己的迷茫。一小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白衬衫系在笔直的西裤里，领口纽扣只开了一粒。他的家族是开高档粤菜馆的，在京沪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从澳洲留学回来，就被父亲安排接班，他从餐馆的副经理干起，两年后管一个片区，去年，父亲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位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 “吴老师，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我吗？”小柯问我，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说，你现在摔倒了，我还可以扶你起来，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帘一切的，还是老柯。老柯还有一个怪脾气，每一次朋友聚会，如果有宾客表扬小柯，回家之后，必定会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他也许是怕我翘辫子，可是，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总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让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小黎家族是做纺织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带非常出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小黎与我同龄，大专毕业就进工厂，勤勤恳恳在生产一线干了快十年，父亲答应60岁的时候交棒。到五十九岁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与他父亲关系不错，便让我去打探一下。有一天，我走进老黎的办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在闲聊中突然说，“我最近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喜欢。” 我知道村长出身的老黎好学，可是居然读书读到了列宁，还是很有点意外。老黎悠悠地说，“列宁同志说得好呀，战士的终点是墓地。” 出了门，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小黎。半年后，小黎为老黎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六十大寿百席宴，第二天，他辞职南下，带着从老黎那里死活抠出来的两千万元办了一间磁材料公司，后来涉足地产、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我把当年小黎的故事讲给小柯听，听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毕竟还是一个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创业，父亲怎么办？这两年高档餐馆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顶着，他肯定吃不消。” 二跟貌似已经认命的小柯相比，他带来见我的师弟小魏正战战兢兢地面临一场“大考”。小魏家族是做运动服装的，在全国有两千多家连锁店，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学时，他奉命学时尚设计，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间设计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谈话，让他回家接班。 “这个班实在太难接了。这几年受电商影响，公司业绩一直不振，每个星期都在关店，企业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滚爬十多年过来的，思路已经固化，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开一个像样的会。” “可是，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他们做得实在太累了，也自认不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和新模式，希望通过我的接班来完成公司的互联网转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吗？” 小魏式的迷茫，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生态性突变，从事传统制造业和零售服务业的企业家们集体遭遇焦虑期，其中很多人的商业观念和知识结构都面临考验——这也是上篇专栏所描述的景象，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子女的接班战略上。可是问题恰恰在于，当行业及企业组织处在突变的重大时刻，年轻的二代们到底能否承接得住父辈们交付下来的难题。研究家族企业接班案例，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成功的接班往往发生在两种情景之下，其一，行业处在持续增长的通道里，二代追随一代，进行长期的观摩和历练，从而实现磨合，自然接班；其二，第二代独立创业，做增量式试验，从而积累经验与资历，在适当的时候，完成与父辈事业的承接。相比上述两种模式，小魏式接班无疑是风险最大的一种，它很可能把上一代的危机直接传导到下一代，甚至引发家族内部的某种情感悲剧。三 “你怎么看企业家二代？” 这些年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我曾经给两个二代总裁班上过课，在其他的授课活动中，也常常有二代前来参加，我还受邀担任国内两家企业家二代机构的顾问。对于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青年财富阶层，还算有点发言权。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优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毕竟是少数。同时，他们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所没有的，甚至是无法体会到的。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另外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是，80后、90后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也许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级强势的创业父辈面前，二代们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挑战。也正因此，便出现了两个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们，他们进入父辈的企业却无法施展才华，或被赋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还有一些——也许是更大比例的二代们，则拒绝进入父辈企业，而宁可无所事事地流连在大而不当的金融投资行业。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不确定的气息。如果说阿廖式的迷茫是属于过去式的，那么，“那帮孙子们”的迷茫则属于未来。
08月26日　318
腾讯马化腾：深圳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厚

“我在深圳成长、读书、创业，亲眼见证了这个当年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如今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深圳开放、包容，以及鼓励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马化腾表示，很庆幸自己在深圳创业。他说，深圳具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腾讯的创业团队正是在这种创新精神的鼓励和引导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从涉猎自营多种业务，回归到最擅长的通讯社交领域，再潜下心来搭建平台、经营生态，致力于以创新思维破解自身发展难题。经过16年辛勤耕耘，腾讯在互联网市场发展瞬息万变的浪潮中，成功跻身于世界互联网领军企业行列。据马化腾介绍，截至2015年6月，腾讯市值在全球互联网公司中排名第五，2014年年收入789亿元，上缴税收约55亿元。马化腾表示，如今腾讯不仅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十亿级用户服务打造更大平台，而且更借移动互联网发展浪潮之势，积极致力于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连接一切”，通过构建全新的产业生态链条，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
08月26日　418
宜兴大觉寺举办首次供僧法会星云大师等高僧出席

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首次“供僧法会”。（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庄严殊胜的“供僧法会”。（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由金刚师兄、知宾师姐和佛光青年组成的庄严献供队伍，有的身着旗袍、有的身着现代凤仙装、有的身着韩国服……有序地走到法师面前，虔诚献上供养。（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舞蹈「千手观音」供养大众。（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众法师建寺托钵，为一切众生广植福田，增福增慧。（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众法师建寺托钵，也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周云） 8月23日，台湾佛光祖庭江苏宜兴大觉寺举行首次供僧法会。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大觉寺住持隆相和尚、无锡祥符禅寺无相长老、常州宝林寺慧闻法师、徐州宝莲寺觉耀法师、扬州法海寺演文法师、南京鸡鸣寺莲华法师等一百多位法师应供，并为观音殿暨藏经楼启建托钵募款，来自上海、苏州、南京、扬州、常州、无锡、宜兴等地的3000多位信徒欢喜供养种福田。星云大师开示“孝道月”和“佛欢喜日”的由来，说明供僧的功德意义，祝福大众「吉祥平安」。出席活动的贵宾还有宜兴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局长王立明，南京大学教授、佛光山人间佛教学术研究主任程恭让，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静之，宜兴市台商协会会长关绶卿等。为革除民间对中元节的错误观念，也为提升信仰层次，星云大师于一九七三年首开盂兰盆供僧法会，并倡议制定每年七月十五日为僧宝节、七月为孝道月等观念，着重在孝亲报恩、慎终追远的精神意涵。农历七月即是僧信孝亲报恩的孝道月，是供僧道粮的功德月，是祈福修善的吉祥月，也是培植福慧的福田月、报恩月、僧伽月。供僧是供养全年，不只是供养一天；供僧是供养十方，不只是供养一人；供僧是供养未来，不只是供养现在；供僧是供养学道，不只是供养热闹。佛光山僧团四十余年来积极推展文化、教育、慈善、弘法工作，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起人间佛教的新形象，皆因优秀僧众辈出，分任各项佛化工作之推动所致。所以扶持僧团之健全存在，成就僧众之修持办道，其意义功能至大至深。
08月25日　1265
海峡两岸佛教界首次携手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法会

上海龙华古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静安寺住持慧明大和尚21日透露，海峡两岸佛教界将首次在上海龙华古寺举办水陆空大法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此次水陆法会由上海市佛教协会、新北市佛教会、金门县佛教会共同主办。法会定于9月19日于上海龙华古寺熏坛，至9月26日圆满，历时七天七夜，届时将进行千僧斋、启建大典、洒净、送圣等仪式。慧明大和尚告诉中新社记者，上海和台湾因缘殊胜、交往频繁，这次两岸为了共同的政治主题举办法会，是佛教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希望通过这次法会，让海峡两岸的佛教界，包括两岸同胞知道，和平安宁的今天是海峡两岸先辈们共同争取、努力奋斗而来，珍惜当下。” 慧明大和尚认为，本次法会对促进两岸民众寻找历史的共同记忆，进一步增进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感，对促进同胞之间更多的互信，特别是佛教信徒之间交流与交往、增进友谊与信任，对于佛教界投身于缔造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上海佛教界与台湾佛教界在法脉上有长远的因缘。中国佛教会1928年在上海静安寺成立，1947年白圣长老成为中国佛教会上海支会的实际负责人，1949年白圣长老随同中国佛教会迁往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法鼓山道场开创者一代佛学大师圣严法师等，也曾在上海寺庙参学。两岸交流以来，沪台佛教界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两地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本次法会的发起人、中华海峡两岸文化资产交流促进会名誉理事长王水衷，曾于2011年在南京灵谷寺发起举办海峡两岸“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祈福超荐水陆大法会”，汇聚两岸高僧大德，共同为海峡两岸和平繁荣祈福，取得良好影响。此次，他再度发起海峡两岸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普利十方水陆空超荐大法会，亦得到两岸佛教界及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08月25日　307
九世班禅遗嘱折射的藏族民众抗日史

九世班禅 “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与中央，共济国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上海等相继沦陷，九世班禅大师在是年底圆寂之前，依然心忧国难、输财救亡，写下这样的遗嘱。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出生于1883年，于1888年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为八世班禅转世灵童，1923年至1937年一直在内地生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九世班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便在内蒙、上海、北平、察哈尔、甘肃、青海等地，向僧俗民众宣化抗日救国，并数次捐赠战马、医药费、认购救国公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争，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藏族僧俗人士也是这场抗战的重要力量。以九世班禅大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界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喜饶尼玛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贡嘎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喜饶尼玛介绍，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众还表示，在国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时，亦愿拿起枪杆。那些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的民众也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其中不乏藏传佛教僧人。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无论是在西藏地区，还是川、青、甘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积极地动员和号召民众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他们积极为国家民族奉献，成为藏族人民抗日救国的带头人。喜饶尼玛表示，经费物资对抗战是急需的，但重要的意义是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抚慰和推动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喜饶尼玛表示，这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的性质仍为政教合一，藏传佛教对民众有特殊的影响。喜饶尼玛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参与到反侵略斗争中，对广大的藏族僧俗民众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带动他们也成为抗日救国阵线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喜饶尼玛说，藏族僧俗民众赶着满载物资的驮马，络绎不绝地跋涉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高山峻岭之间。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旦日寇魔爪深入康藏区，愿赴疆场做殊死斗争。”康藏富商邦达·多吉当时如是表示，并在1942年与其兄邦达·养碧共同开辟了完全靠骡马运输的中印跨藏驿道。据学者研究，彼时包括邦达昌、桑都昌、热振昌等在内的大小马帮都参与其中。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喜饶尼玛谈到，当时每年单程可运物资3000吨。“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
08月25日　275
近江商人讲述日企长寿秘诀：关键在企业经营理念

与晋商、徽商、潮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商帮”类似，伊势商人、近江商人和大阪商人被誉为“日本三大商人”。有学者认为，近江商人的经营理念或许是将日本从经济不景气泥潭中拉出的一剂妙药。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前滋贺县，去追寻近江商人根源，从他们身上发掘日企经营的秘诀。近江商人是指滋贺县出身的商人，而伊势商人是指伊势国(日本古代地名，日本现在的三重县、爱知县、岐阜县的一部分地区)出身的商人。与伊势商人和近江商人以出身地来命名不同，大阪商人是指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大阪做生意的商人。高岛屋、丰田汽车、伊藤忠商事、丸红等企业，都是由近江商人创立的。据相关调查统计，在日本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有21666家，创业超过200年的企业也有3146家，占到全球40%。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结果？近江商人、塚喜集团第六代总裁——塚本喜左卫门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家族企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塚喜集团创立于1867年，祖上以挑着担子卖麻布起家，发展至今拥有和服、宝石、房地产等三大板块。塚喜总裁告诉记者，企业能历经6代发展至今，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经营理念。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之中，他用扫地作比喻来讲述经营企业的道理。他认为，扫地不能只顾自家门口干净而左右开弓，这样会把灰尘扫到邻居门口，应该把垃圾与灰尘聚拢在一起后再清扫，如果允许，最好帮邻居也清扫一下。近江商人有一个共通的经营理念——“三方有利”，即对卖方、买方、社会有利。不少近江商人正是依靠“三方有利”经营理念，让生意经久不息。
08月25日　546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依托深圳创建世界级企业

“艰难和成就都是对创业者的考验。”日前，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创业是一个磨练自己的过程，途中会遇到不计其数的重山险流，比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遇到的麻烦甚至更多、更难、更具体。他说，创业者应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成就面前不骄不躁、保持清醒，遇到险境时不急不慌、坦然冷静面对。惠州，一个距离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李东生生命的前21年在此度过。而他此后的生命中，则加上了另一个城市的名字——深圳。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李东生非常高兴地说：“TCL的发展和深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TCL今年是34岁。TCL从开创到转型升级，与深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是深圳创新务实的精神和开放探索的土壤，给了TCL和众多企业出生、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在他看来，深圳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先行者，这里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这里孕育了众多中国出色的企业，这里为众多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提供着最好的环境。企业发展与深圳创新一脉相承李东生与深圳的第一次相遇，就是源于创业。1981年，在个体户遍布的深圳，李东生与伙伴们创立了TTK磁带公司，也就是TCL的前身。“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车间主任。”李东生谈起这段创业经历时笑着说。他没想到，20年后他荣获CCTV十大经济人物时，在领奖台上意气风发地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将TCL创建成世界级企业。”当记者打趣问，第一次创业时深圳给他的印象，还打不打算在深圳继续创业时，李东生表示，他一直都在创业中，以求开创TCL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深圳，无疑是创业的理想地。 1993年初，李东生出任TCL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这年TCL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市场创新意识，以性能价格极其优越的大屏幕彩电切入市场，一举获得成功，TCL王牌彩电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这也奠定了彩电业务成为TCL的核心业务。花无百日红。就在TCL彩电业务如火如荼时，为它提供产品的香港公司突然变故，缺失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短板给予李东生致命一击。就在很多人都认为TCL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李东生用一次经典的强强兼并，让TCL彩电业务起死回生。1996年，TCL收购深圳蛇口陆氏公司，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彩电研发生产能力，还借助陆氏公司的海外渠道初探国际化，为大举进军海外、收购汤姆逊全球彩电业务奠定了基础。在这之后，蛇口就成为TCL在深圳的中心。李东生笑着说，TCL算是在深圳扎下根了，此后就和深圳这个中国电子业务中心一起成长。自主创新赢得国际话语权谈到TCL在深圳最大的投资项目华星光电时，李东生谈性大起，详细给记者介绍了该项目的细节。 2006年，李东生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在深圳建立首个液晶彩电模组项目的“聚龙计划”，得到了市政府的认可和大力支持。但好事多磨。在接下来的2年中，TCL多方筹措，先后与三星、夏普开展合作，积极推动该项目落地，但最终一切落空。在中国当代企业史上，中国企业几乎从来没有从国际公司那里“买”到过真正的“核心技术”。痛定思痛，李东生决定，TCL自主启动8.5代液晶面板项目——华星光电。他下决心全力以赴建立起完整的液晶彩电产业链，一举奠定TCL在新一代平板电视的产业优势，希望能为中国彩电业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液晶面板制造被认为是技术门槛极高的行业。彩电业长期领先的日本企业正是由于缺乏生产液晶面板的能力，后来被韩国企业超越。日本企业尚且如此，以家电制造销售见长的TCL，是否有能力实现中国最高世代液晶面板工厂的运营？面对各种质疑，李东生和TCL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推动中国彩电业的转型升级，深圳市政府对发展液晶面板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50%的股本投资；积极推动液晶面板技术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在厂房建设资金上给予支持。正是在TCL和深圳市政府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总投资高达245亿元的华星光电项目在2010年1月正式启动，同年12月28日主体厂房提前1个月封顶。2011年9月1日，华星光电T1液晶面板进入试产。华星光电一直以“深圳速度”向完成项目主体目标迈进。时至今日，华星光电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TCL诸多业务中盈利最好的部分，成为TCL的“现金牛”。对李东生来说，华星光电的成功有其必然性，因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直贯彻TCL的发展历程：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国最早的海外上市公司之一、中国最早探索国际化的企业之一。在他的带领下，TCL从1981年一家生产录音磁带的小企业，成长为涉及电话、电视、手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小家电、液晶面板等领域的大型集团，全部员工达7.5万名，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务实打造世界级企业 34年的发展，支持TCL一路走来的除了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还有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这种精神，让TCL始终能够把握市场脉搏，跟随国家战略，适时进行转型升级。 2014年，为适应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跨界竞争的需要，李东生和TCL适时提出“智能+互联网”、“产品+服务”的“双+” 战略转型，契合了国家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政策。在这一战略引导下，TCL顺利晋级千亿俱乐部：2014年，实现营收1010.29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47%，实现净利润42.33亿元，纳税总额59.6亿元，LCD电视销量全球排名第4位，手机全球排名第5位，液晶面板全球排名第5位，空调国内排名第5位，洗衣机国内排名第6位，冰箱国内排名第10位。当年，TCL品牌价值达到668.59亿元，居中国百强品牌第6位，连续9年蝉联中国彩电业第一品牌。今年，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TCL提出通过“双+”转型建立新的业务能力、通过国际化完善全球业务布局，提升海外市场份额的双轮驱动战略。李东生说，国际化是TCL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未来中国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国际化必须要有更大的突破。他表示，TCL的国际化探索其实始于1999年，通过一系列自主品牌推广和跨国并购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海外市场基础。说起当年TCL收购汤姆逊全球彩电业务带来的困境时，李东生表示：“虽然当时看来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是失败的，但是过了10年回头再看，当时的决策没有错误，TCL走国际化是必须的。正是有了这次海外并购，才有了TCL的重生，才让TCL有了更多的思索。” 目前，TCL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全球拥有23个研发机构和21个制造加工基地。未来几年，TCL将通过“三军联动，品牌领先”，继续巩固和提高欧美市场份额，同时选择印度、巴西等重点新兴市场突破，建立全价值链的竞争力。根据深圳规划，未来5年深圳将建成更具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培育形成一批新的本土跨国企业，到2020年，深圳本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数量将达到8至10家。对此，李东生说，世界级企业正是TCL的目标，TCL今年初制订了5年发展目标，立足创新求变，成为跻身世界500强的世界级企业。
08月24日　388
李光耀：以儒学核心价值观缔造出新加坡的辉煌

文/张永和李光耀的卓著贡献，在当代是举世公认的。他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治国理念，在天然资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推进新加坡经济腾飞，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使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光耀（资料图图源网络） 1959年6月5日，新加坡首届自治政府宣誓就职。35岁的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当选为总理。当时，新加坡内忧外患，经济困难重重，简直就是一个贫困的“小渔村”。但是，李光耀在议会坚定地说：“斗争是复杂的，但无论多么激烈的斗争，都动摇不了我们发展经济的决心。”“我深知前面的道路是崎岖曲折的，可能还会出现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给种族主义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以可乘之机，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有利条件，一定要把新加坡经济繁荣的新局面开创在我们手中，刷新莱佛士时代以来的纪录。” 1994年10月15日，当选为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李光耀在成立仪式上致词：“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的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 “我在想，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精密的科学技术，而缺乏一股精神的凝聚力，那我们的国家是很危险的。”上世纪80年代初，李光耀说，“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失去精神支柱，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然会走向土崩瓦解……” 当新加坡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跃入电脑时代，人们的思路，又飞上新的台阶的时候，李光耀和开国元勋们并没有那么乐观，反而格外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82年7月间，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率团飞往美国，和一些华裔学者商讨有关推行儒家伦理教育问题。一回国，他就邀着李光耀来到新加坡河畔散步，商量事关新加坡思想教育的重大方针。他说：“光耀老弟，可能只有我才了解你的心情。我们过去埋头推进经济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青少年越来越受到西方腐朽堕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果我们忽视这个大问题，可能要犯大错误喽！” 吴庆瑞（资料图 图源网络） “所以，重组内阁时，我把你这个经济发展有功之臣，转行调来当教育部长！”李光耀说。 “我在美国主持举办了儒家伦理研讨会，”吴庆瑞说：“许多华裔学者都认为，倡导儒家思想，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大家说，我们在追赶日本，但日本为什么成功？他们成功的秘诀，正是我们老祖宗的儒家思想，靠的就是孔孟之道哪。” 李光耀全神贯注地倾听吴庆瑞的情况介绍，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诗经》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它告诉我们，广采各种各样的山石，才能创作出玲珑剔透的玉雕。只有广泛涉猎，才有更多成功的机会。英国学者德博诺把这种利用外部信息来发现、解决内部问题的途径，称作侧向思维。你这次赴美召开研讨会，收获很大，这种远距离的侧向思维，将有利于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我也经常沉思，日本的高科技是向西方取经的，但它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日本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部分，却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这是发人深省的。” 吴庆瑞说：“在美国召开的研讨会上，不少华裔学者作了比较研究。例如，1882年日本天皇给日本军人所下的命令，就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写成的。那是明治政府建立以后，传统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武士阶级失去了特权，征兵制开始实行。保卫国防的义务落到全体国民身上，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士兵。当时，天皇给陆海军士兵的命令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写成的，同时也是天皇给全国人民的必须遵奉的国家命令，实际上是全民官运亨通守则。这个命令强调了中国儒家思想的五个美德：忠诚、礼义、勇敢、信义、节俭。那时，日本天皇就‘借用’孔夫子的脑袋，来教育自己的士兵、教育日本人民了。” 李光耀敏锐地指出：“但是，日本天皇的命令却没有考虑到仁慈，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美德核心。不知学者们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吴庆瑞对李光耀的敏感很是欣赏。他说：“看来，你对日本的研究也很精细呀。在研讨会上，学者们也分析了天皇的心态，可能考虑到这是专门对士兵或潜在士兵下达的命令，忽略‘仁慈’也是自然的。” 李光耀笑着说：“任何国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传统，都不可能照搬套用，总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我们倡导儒家思想，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 吴庆瑞高兴地说：“老弟，你倒是很推崇孔子的仁爱美德的。在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印发了你对倡导儒家思想的演说哩。看来，我们在发展经济中，也要发展精神，这也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在李光耀看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提倡把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李光耀说，忠，就是要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现在的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辈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作为侨民在新加坡谋生。过去这些人大都有落叶归根的思想，没有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强烈愿望。新加坡独立初期，由于地小人少，资源贫乏，不少人仍认为独立是暂时的，把新加坡看作祖国的观念比较淡薄。因此，李光耀强调，我们要从落叶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培养强烈的国民意识，成了首要任务。这种国民意识，也就是忠。为了真正贯彻经过修改、含有新意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字精神，李光耀及其政府展开一系列的工作。例如，为了强调忠于国家，新加坡政府实行国民服役制，凡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都要应征服役一至二年，接受爱国思想和军事训练，培养誓死保国的意志和守纪律、守秩序、吃苦耐劳的品质。李光耀以身作则，把自己两个儿子李显龙、李显扬都送去服兵役。后来又提倡唱爱国歌曲，李光耀亲自指挥，带领他的内阁成员登台大唱特唱，以振奋国民爱国热情。李光耀不遗余力地构建和谐社会，大力倡导孝道。他特别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1981年春节，李光耀在电视讲话中说：“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就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变得粗野。”他不赞成子女抛开年老的父母组织小家庭单过而使原先的家庭成为空巢。主张按照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他还表示，为了确保这类家庭不致分裂，国家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要重赏三代同堂的家庭。李光耀认为，把老人送去老人院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一般都应由子女把老人留在家中供养。多年来，新加坡都在旧历新年开展敬老运动，届时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们都到自己的选区慰问老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怀老人的风气。李光耀理解的仁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要和谐处世。（资料图 图源网络）发扬仁爱精神，以求得种族和谐与社会安定，是李光耀的又一项思想建设。李光耀理解的仁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要和谐处世。他号召新加坡人都来当“仁人君子”，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要做到秩序良好、安定团结，必须促进各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和睦。他强调，要解决好劳资矛盾、新老两代的所谓“代沟”问题。李光耀认为，新老两代要相互了解和尊重，年青人要充分评价老一辈在新加坡创业的功绩，虚心向他们请教，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老一代人则应爱护关怀青年人，要善于发现“青年俊杰”，尽力培养提携，并在适当时候主动让贤。他自己就率先做出榜样，把总理要职主动让位给吴作栋，在政坛传为佳话。李光耀还说，要优化师徒关系，提倡师傅无保留地向徒弟传艺，不要留一手；徒弟则要尊敬师傅，认真向师傅学艺。李光耀强调，仁爱精神还表现在公民的社会道德和家庭道德方面，每个公民都要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设想，不得随意离婚，重婚者判重刑。新加坡设有社区、居民委员会、联络所、文化俱乐部等多种组织，其中居民委员会的作用最大。它不仅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负责举办各种福利事业；而且有监督青少年不要酗酒、吸毒和犯罪的义务；一家有灾难，居民委员会应立即组织救助。建屋局分配住房也要与居民委员会联系，并用心良苦地让各种族居民混居在同一幢楼里，以促进互相了解和团结，避免人为地划分成华人圈、印度人圈或马来人圈。举世闻名的新加坡礼貌训练，亦是基于李光耀对礼义功能的深刻认识。他说：“礼义能导致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1979年6月，李光耀亲自主持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文明礼貌运动，后又规定每年6月为全国文明礼貌月，一直坚持下去。政府反对奇装异服和“嬉皮士”作风，长发披肩的男人如到政府机关办事，一律排在后面，早来也没有用。值得称道的是，李光耀强调讲礼貌不是崇洋媚外，对外国人不要卑躬屈膝，对同胞一视同仁，时刻保持民族尊严。李光耀以儒学核心价值观治国，使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资料图 图源网络）关于廉耻，李光耀认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说法的政府。他强调，“新加坡的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们的说法和效率。”李光耀指出，人民行动党成立时就喊出“打倒贪污”的口号，并把党旗基本色调定为白色以示清廉。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提出政府要在政治和行政方面保持高度廉洁，公务员必须做到“两手干净”。李光耀在他的总理署内设立反贪污局，监督的对象就是全国的公务员。在新加坡的法律中，有关惩治贪污的条文有26条，内容具体详尽。李光耀对于肃贪是雷厉风行的。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全家旅游雅加达时，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七张飞机票，被反贪污局发现，李光耀亲自查询属实后，当即撤职治罪。为了防止官员假公济私，政府还规定，凡从政人员，不得与企业有经济上的联系。与此同时，李光耀又注意提高公务员的薪金，以保证高薪养廉，厚禄养贤。1979年起，政府对公务员实行为期三年的薪金调整计划，每年每人薪金提高20％。现在，又在考虑再次提高各级公务员的薪金，以免他们的收入太过低于同样能力同等水平而在公司企业中的任职人员。李光耀对于炎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儒家学说大力推崇，他说：“他们（新加坡人）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李光耀用炎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武装新加坡人民的头脑，厉行廉政，严肃反贪，建设清洁、高效、实干为民的政府，由他亲自审定的新加坡公务员制服，是清一色的洁白颜色。廉，是立国之本；清，是当政之根。这正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秘密之一，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力促新加坡搭上国际经济快车，多次迎击风暴，屡屡战胜危机，化险为夷，在现代化建设之路上持续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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