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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钜替父发声稳定投资信心是为了接班作准备？

2015年1月9日，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将进行重组，轰动香江两岸。彼时，两家公司有股权隶属关系，长和系的掌门人还是李嘉诚。 8月11日，两家公司重组成功的两个月后，长江和记实业(00001.HK)(下称“长和”)旗下的屈臣氏在全球第12000家分店的开门活动在铜锣湾举行，平时不喜交际的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李泽钜竟然现身了，还开腔强调长和将持续在香港投资，“香港是我们的家，在家里创造出一个新的里程碑，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此时，虽然董事局坐席并未发生改变，但给市场派“定心丸”的事，李泽钜居然代替李嘉诚干了。 “一般这些稳定投资信心的话都是由李嘉诚来说的，大家对香港企业家其实是有期待的。”丰盛金融资产管理部分析员冯宏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即将到来的8月25日，长和将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的半年业绩，这是长和系重组后向市场递交的首份业绩，因此令市场非常期待。不过，就在半年报公布前夕，李家的一举一动，似乎正预示随着重组的成功，“交接班”也接近尾声了。 2015年6月3日，随着长实地产(01113.HK)(下称“长地”)的挂牌，标志着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重组正式画上句号，李氏家族的商业王国开始新的征程。重组完成后，长和系资产的股权架构由原来的三层缩减为两层。李氏家族信托将成为长和、长地的直接控股股东，李嘉诚分别担任两公司主席，其长子李泽钜担任副主席及(联席)董事总经理。曾有资深港股分析师表示，重组的目的除提升股东价值和股价，把原来交叉持股的复杂型关联集团整合为单一的控股公司外，还有强化李氏家族领导、为交接班消除政治风险的考虑。长和官网显示，6月以来，关于长和企业本身的新闻只有一则，是8月6日关于长和与VimpelCom成立合资公司营运意大利电讯业务的。新闻稿称，长和与VimpelCom订立协议，合组50/50的合资企业，共同拥有并营运长和旗下的3Italia与VimpelCom旗下的WIND在意大利的电讯业务，整笔交易的价值达到218亿欧元。这一次合作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电信行业的格局，使得长和又一次在欧洲的版图上抢占先机，合资公司在意大利电讯市场获得了龙头地位，并在欧洲市场取得第4名的名次，一旦交易通过，这将成为意大利8年以来最大的一宗并购交易。但是，由于近来欧元的贬值及油价的下挫，让人觉得长和此时大举投资欧洲有些奇怪。瑞信发表报告称，受欧元贬值和油价大跌的影响，长和在欧洲地区的3G、零售及港口等业务都会直接受到损害，该行预计长和2015年上半年的EBIT(除税息后盈利)将出现4%的倒退，至296亿港元。 “新成立的两个公司注册地在开曼，上市地在香港，营业地在全球。它们是全球化、多元型、综合性的财阀，欧洲、美国、亚太，任何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危机都不足以动摇这个巨无霸的根基。”上述分析师表示，像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等都有去本地化的意图，理清思路也是为下一代接班扫清障碍。而李泽钜8月11日的高调现身似乎也正在告诉市场，李家的“交接班”快完成了。众所周知，李泽钜平时很少见传媒，每年只有在全年业绩发布会上才会露一次面，而且，与李嘉诚开朗的性格不同，李泽钜在业绩发布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地记笔记，李嘉诚自己也曾承认，李泽钜并不喜欢应酬。冯宏远对本报记者称，大家对香港的企业家都会有所期待，尤其在最近香港股市并不太好的情况下，大型企业家开腔支持继续在香港投资的声音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就如上述市场分析人士所言，长和系重组前后，稳定投资信心的话此前都是由李嘉诚来说的。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长和在完成整合后，尽管从控股权的层面并没有直接反映这是李嘉诚为了接班人作准备，但实际上，从长和与长地的具体分工和前景来看，这确实跟接班人有一定关系。而此次李泽钜出席屈臣氏旗舰店的开幕仪式，并在媒体面前发声，可能是为了接班作准备。李超人专注“第三个儿子” 自从今年6月长和完成重组以来，更多的新闻则是来自李嘉诚基金会的公益慈善项目，在长和的官方网站，大部分的新闻都来自李嘉诚基金会。 6月26日，李嘉诚作为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在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告诫年轻人“同理心”是回报最好的投资，而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款项至2018年将达到80亿港元。 7月21日，李嘉诚向卫生部原副部长兼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负责的器官捐赠项目捐资800万元，作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种子基金。 8月3日，李嘉诚基金会通过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濒危动物的影像投射到纽约帝国大厦的外墙上，希望社会能够正视生物灭绝对人类的影响，提高生态保育意识。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显示了李超人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精力转向公益慈善事业，开始为退休作准备。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于1980年，其三大核心策略为培育奉献文化、推动教育改革、支持医疗发展。李嘉诚更一直对外宣称，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并投入了其三分之一的资产，自成立至今，李嘉诚基金会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的捐款超过170亿港元，其中87%用于支持大中华地区项目。除了慈善以外，李嘉诚还偶尔炒炒股，但随着6月3日长和重组的完成，李嘉诚当天抛售了不少手中的股，其中包括军工股中航国际(00161.HK)、中航工业(00232.HK)等一共6只股票，如果按照6月3日当天的收市价计算，大约套现15亿港元。不过有卖就有买，最近港股表现极弱，李嘉诚也忍不住抄了一把底。8月14日，五龙电动车(00729.HK)在港交所的公告显示，李嘉诚以每股0.46港元的价格，买入了公司7.43亿股，总代价3.42亿港元，而他目前持有五龙电动车14.57亿股，占已发行股本比例7.96%。泓福证券联席主席林嘉麒对记者表示，李嘉诚的这项投资可能与之前他在美国投资的人造鸡蛋一样，属于李嘉诚个人名义投资的项目，不会与李嘉诚旗下的上市公司有太多交集。而且，电动车项目的投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暂且不论项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效，另一方面，虽然能够吸引李嘉诚的眼球，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功。李嘉诚现在持有的股份还有中国资源交通(00269.HK)和瑞年国际(02010.HK)，他在2014年8月27日买入中国资源交通40.63亿股，今年2月再次增持，目前持有这家公司43.33亿股，以昨日收市价0.062港元计算，市值相当于2.52亿港元，在2014年8月27日，中国资源交通的股价是0.32港元。而他在2014年11月5日买入瑞年国际5628.7万股，至今未抛，若以昨日收市价1.57港元计算，总市值为8837万港元，2014年11月5日当天收市价为2.6港元。现在看来，李超人上述两项投资目前仍处于浮亏状态。小小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李嘉诚的另一个儿子李泽楷则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日前，他旗下的香港电讯(06823.HK)宣布推出“拍住赏”手机钱包服务，用户储值后可以在香港超过6000家零售店进行支付，储值及每日增值上限均为1万港元，还能在实体店每次最多消费1000港元。这项服务的推出意味着香港电讯已经成为发卡机构，而且比八达通在支付市场的消费金额和储值金额都要高出许多，算是打破了八达通在香港的多年垄断地位。而且，这项服务是香港第一家可以提供点对点转账的机构，客户只需要将手机互相碰一下，就可以实现即时付款或收款。其实，通过李泽楷的背景不难发现，他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83年，他入读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1991年回香港后，从投资4亿美元创立StarTV开始，就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自从2013年12月，李泽楷旗下香港电讯公布，以24.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CSL(香港流动通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香港电讯在申请收购CSL的文件中显示，以用户数量计算，CSL及香港电讯公司分别占流动电讯市场份额约20%及11%，而和记电讯香港(00215.HK)旗下的3香港是最大的电讯商，用户市场占有率达到24%，根据和记电讯最新公布的半年报，公司在香港及澳门的总客户人数约为290万名。这意味着香港大约有55%的流动电讯业务属于李家，唯独剩下中移动(00941.HK)旗下的中移动香港和数码通(00315.HK)。近年，除了电讯行业，李泽楷还进军保险领域，2012年10月19日，盈科拓展以2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ING在中国香港、澳门和泰国的保险业务，随后改名为“富卫”。市场一直有言论称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略显偏心，不过李嘉诚在2012年曾在公开场合回应称，“Richard(李泽楷)有自己很喜欢的事业，我会全力帮他。我支持他的这些新业务，如果不成事，我会预备些钱让他发展新事业。”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罗琦
08月21日　529
佛陀箴言：佛说我出生第一日就经历了这些事情

菩萨即便堕莲花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图片来源：资料图片）《过去现在因果经》：“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花，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花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说是言已，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 注：“当时摩耶夫人进入蓝毗尼园，身体各部都很清凉安静；这是怀孕已经足足十月，就在二月八日太阳初升之时，摩耶夫人看见蓝毗尼园中有一棵大树，名叫无忧，这棵大树开出朵朵鲜花，芬芳鲜艳，枝叶分布，极为茂盛，摩耶夫人就举起右手想要牵引树枝并摘下花朵，菩萨渐渐从摩耶夫人的右胁出生。当时，无忧树下也生出一朵朵七宝七茎莲花，每一朵都有车轮那么大；菩萨出生之后，坠落到莲花上，没有任何人去扶持，自己行走七步，举起右手，作师子吼：‘我在一切天人之中最为尊贵最为殊胜，无量劫以来的生死轮回到这一世彻底结束，我这一生将会利益一切人天大众。’菩萨说完这一番话，当时就有四天王用天缯接住太子身体，把他安置在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手持白拂，都侍立在太子左右；又有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在虚空中吐出清净之水，一为温水，一为凉水，灌浴太子身体——太子身上肌肤为黄金色，拥有三十二相，并能放大光明，普遍照耀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也在空中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焚烧众多名香，洒落各种妙花，又像下雨一样，各种天衣及以璎珞色彩缤纷，自天而降，数量众多难以计算。”《过去现在因果经》，刘宋时期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08月21日　602
明贤法师：佛教界避开“精英路线”方能自救度人

核心提示：2015年8月8日上午，明贤法师于青海北海禅院祥和菩提塔为前来参加北海禅院禅修营的各大高校学子等营员作《信仰的群众路线》开示。明贤法师表示，假如有一天，法师们或者是信仰佛法的信士、居士、研究者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贫苦的老百姓中，不会出现在乡村里，只会出现在高大上的场合，高官贵族利益最集中的区域，甚至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和名流之间，这有可能使当代中国大陆佛教被降格与浅薄化，丧失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成份的地位。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刊登全文的第二部分：佛教从群众中来，当代却为何无法回到群众中去？（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我们来谈三大主题当中的第二大主题：从群众中来，为何无法再回到群众中去？为何如此的浮躁和随俗？佛法在有时候确实被贱卖，而且贱卖者占据了名利制高点的同时，也通过莫名的信仰优越感，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然而，这两大制高点，恰恰是佛门深陷宗教“二律背反”魔咒的一种表现。所谓“二律背反”魔咒所谈的就是我们在建立信仰以后，要特别谨慎小心的一种心态。所谓越是有宗教信仰，越是讲慈悲济世，越是有着信仰的傲慢和道德的暴力，越是脱离众生走向了偏执和极端。宗教“二律背反魔咒”之所以起效，根源就在于二分法思维的钳制。二分法思维就是非黑即白，是一种极端选择，让所谓的讨论佛法的人显示出一种狭隘和暴戾。究实而言，佛法中的“二谛智慧”没有人去接触，这是根本问题。因为，其实佛法的根本，尤其是中观见中，龙树菩萨首谈二谛——胜义谛和世俗谛。就是把高远智慧和现实的烦恼进行划开，不会因为了解到高远智慧，就把高远智慧作为标签贴在现实烦恼上面，用它去包装、装点现实烦恼，使得烦恼拥有高级标签，去继续发展。二谛智慧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是现在少有人探讨。为什么这么根本的东西却不愿意探讨？而标签着没有意义的浮躁美名却又很多人去追随？这不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吗？在二谛智慧指导下的随许世俗的行动纲领，且事实上已经由此抉择而出的群众路线，显然是中国佛教挣脱魔咒，践行大乘正法，赢得光明未来的不二道路。当前的汉传佛教，亟需要以“二谛智慧”挣脱“二律背反”魔咒，它需要入泥入水，需要从群众中来，也要能够再回到群众中去，引领民众来行走一条踏实的信仰之途。 1.负面观感：个别佛门法师在当今中国所被动占据的两大“制高点” 我们看这个主题下的第一个小标题：负面观感——佛门在当今中国所占据的两大“制高点”。比如高官落马，高僧遭到牵连；比如前不久媒体热炒的拍卖头香，寺院忙跟风；还有政商挟佛敛财，甚至于在其中，也有极少数人被挟持着或是主动的现身帮数钱…… 类似的这种现象我们不认为它代表佛门，但它们贴到佛门上来了。我们必须要谈，因为这是一种抢占名利制高点的浮躁。还有一种更加甚嚣尘上的浮躁，是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浮躁。在高处不胜寒的道德制高点上，两种浮躁迫使佛门个别法师形成的外界观感，被动呈现两副面孔——信仰的傲慢和道德的暴力：热衷于宏大叙事，却懒于给人以朴实的安心之方，满口慈悲却远离百姓疾苦，标榜美善却不肯正面对峙各种丑恶——这是一种傲慢之姿；因为掌握了善恶标准就轻易对他人横加苛责，因为自我感觉高明，就肆意审判他人对错，因为自诩为善人就惯于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显然，这事实上是一种暴力元素的恶在作怪。借助名利和道德这两大制高点，在少数人影响下的中国佛教形象，确实被动地在宽坦平正的“群众路线”之上，凌空架起一条浮夸而虚幻的“精英路线”。作为佛弟子，我们经常抬眼望这条“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英路线”，一直看到望到沙石入眼，有时是泪如雨下；我们更常常形单影只地走在群众中的广阔天地里，我们很希望在群众路线的广阔天地里，使大家能够走到硕果累累，能够走到民众也信仰满怀。这个时代常常呈现两种分离，一种是对信仰路线的热盼，另一种是现实的冰冷。有时候走到硕果满怀，也是泪眼婆娑啊！释尊为我们曾经指示的沃土和福田，正是无数众生与无量热恼解脱的最重要处所。可是如今有些释尊的佛子选择了脱离群众路线，坐享高端，或矜持高冷，或颐指气使。我们不忍亲历这样的现实，更祈祷这种现实只是局部发生。可有时候，我们害怕看到这种现实好像在被迫降临。我们要问的是，这是不是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所抉择的未来？这到底是不是它选择的路？ 2.佛门在当今中国所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如果冷眼看我们当代的一些“佛教面孔”、外部观感，恰恰就是中了西方宗教学家恩斯特·切尔西话语中的“魔咒”——有宗教信仰，便会有信仰的傲慢；有宗教信仰，便会有道德的暴力。这是一句非常冷的话，我们作为一位要审慎建立自己信仰的信士，尤其要认真地来看待这个话语，别把自己也抛到这个魔咒当中去。切尔西认为宗教在伦理意义上始终像谜，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宗教教义充斥了理论的二律背反和伦理的自相矛盾——它允诺我们一种与自然、与人、与超自然的力量、与神之间的沟通，而其结果却正相反；在它具体外现的方面，它甚至成为人间最深的纷争不和和最狂热的斗争的泉源；宗教声称得到了绝对的真理，但它的历史，却是一部错误和异端的历史。” （这当然在西方显得尤其突出。在汉传佛教领域，因为禅宗对于形式的淡化，这个问题倒是不明显，但是这种问题在当代社会能否有效的避免仍然是一个问题。比如，禅宗能够有效的淡化这些问题，但是有几个人能够信赖禅宗呢？） “它给与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是太过人间化了。” （切尔西当年的原话，人间问题成了一个他那个年代当时的遗憾——太过人间化了。）这种“二律背反”是如此的吊诡，当我们在追求神圣的超越性的时候，却常常就在背离这种超越性。难以否认，眼下不少民众的佛教观感确实是产生了问题，个别人甚至于真的就是这样：越是宗教徒，越是偏执，越是迷茫；越是满口慈悲的佛教徒，或者说越是身怀令人齿寒的傲慢、令人畏惧的戾气。这话说的很深，很重。可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就体验到这些了？我们自己不能这样！佛门的暖意要呈现在对于整个佛教宏大发展长远健康的这样一种悲愿上来，才能够有效地脱离开以上所说的二律背反的魔咒。当然我们以下还要分析深陷“二律背反”魔咒的三大症候。 3.深陷“二律背反”魔咒的三大症候其一，不再入泥入水，是一种边缘化的浮躁。画家木心先生的最后遗言中有八个字：“没有纲领，无法生活”。他作为一位近现代艺术家，他曾经在汪洋恣肆的感性表达中，依然有坚守、有底线、有纲领来支撑生命的高度。而作为大乘佛法的追随者，我们的纲领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如今却要一再地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重申。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原本应该是浑然一味、互为表里的。山河大地、有情众生、善恶美丑的外在，原本就是我们最为深刻的内在。这是在我们近两天所学习的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接纳了这个“自然哲学层次”上的世界观时，我们就必然会有普度众生的人生理想，必然会有兼济天下的价值导向。这是必然的。所以，木心先生说：“我的信仰就如同我脚下的路，当我知道方向时就会心无旁骛地走下去”。这不跟王阳明的话相似么？他说“知而未行者只是未知”，如果是真知，为什么不可以行？而我们当代的一些佛子，却只拣选了外境中“伟大光明正确”的一面来赏心和悦目，却扭过头逃避了整个信仰场景中的另一半。当世人在鼓励正义说“当你面前满是黑暗，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背后满是光明”时，有时候我们的佛子竟然也只是选择退避——从退避黑暗，一直到退避光明，一直退避下去。如果把这个话说的上纲上线一点，这就是生命纲领的丢失，是世界观的坍塌。在抵制大众舆论戏谑嘲弄三宝的声讨声中，我们看到部分佛弟子的不屑。在抗击各地挟佛敛财的行动中，我们又看到不少佛子的沉默。而在广大乡野山区的困苦民众中，我们又能找到多少弘法利生而真正切实关怀这些民众的弘法身影呢？不能再入泥入水，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上了台面，进了厅堂，甚至很有可能就意味着“三观”的迷失，意味着信仰本位的渺落，甚至意味着纲领缺失之下，我们在浮躁、在轻薄、在流向边缘化。当年黄陂冲然禅师有偈云：“大吼一声登彼岸，莫作拖泥带水人”。这是警策人们不要沉溺于世俗劳作和有为的成就，纵然入泥入水换来了良田万顷，也莫要忘记了无为与放下，要诉求终极解脱和究竟圆满。这是繁华落尽之后的出离，是福德增上以后的超越。但倘若超前地标榜“不再入泥入水”，用这个来替代“出泥出水”，这是浮躁妄为，恐怕也是有一些自欺欺人？其二，道德上的洁癖，其实是一种怯懦。今日个别佛门弟子中，存在一种独特的道德洁癖，自视高尚、慈悲、无争，连民间抹黑三宝的颠倒行为都不予理睬。道德上的高冷，宏大叙事的居高临下，让我们成功规避了和真实丑恶的正面对峙。如果我们对于恶都不敢承担，谨小慎微，一提起就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所谓的“善”，恐怕也就容易变成伪道德，所承担的善恐怕也不太真实了。因为“有人，就不可能没有恶”，你不把恶提起，也就无所谓转恶向善，更无所谓把恶放下。道德的洁癖，其实是一种怯懦——还是因为缺少面对恶的勇气，没有处理恶的果敢，而只有推就于恶的臣服、甚至合情合理于恶的归投。所以，日本高僧亲鸾大师有一句传世名言：“连善人都可以得救，何况恶人哉？”恶人为什么不能得救，我们为什么不能拯救恶人？这实际上在表述他所理解的人世间的真实状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命，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之一；也在表述大乘佛教真正的担当。这种担当不单单是弘扬美善，更在于救济罪恶。再进一步说，背负罪业的众生如何能回归美善与解脱？高僧亲鸾大师和哲学家康德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先验的，是无法靠自力完成的，是需要借助他力的。而他力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力首先是我们自己所归投的僧团，是我们的三宝，是我们的僧宝。如果我们以道德洁癖的名义回避与恶的接触，带着道德的傲慢心安理得地隔岸观火，这又何止于怯懦？我们丢掉的是信仰的本位，甚至是佛教信仰的根本传承。其三，美善的心理优越感，是大悲心的缺失。对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颐指气使的“败坏”，古今都在警惕。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钱钟书更是调侃：“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 大乘佛法在一些人的浮躁理解中，时常被动异化成一些制高点上的陷阱。“我掌握真理，我致力于普度众生，我正在大行布施、大兴慈善”等等——我们的确怀有美善的初衷，然后为自己的初衷感到骄傲，然后升起一种“做正确事情”的自以为是，然后满腔优越感地指摘他人的言行，并最终陷入一种掌握对错标准后就没有宽容、没有余地的狭隘心态。预设了别人的愚蠢和自己的高明，也预设了别人的丑恶和自己的美善，如何还能平等地观照和关照他人的生命状态？丧失了感同身受的能力，丧失了同情心，还拿什么去奢望厚德的“大悲心”呢？这是我们谈佛教有时候深陷二律背反魔咒的三大症候，这三大症候之后，我们来谈宗教“二律背反”的致病基因。 4.宗教“二律背反”的致病基因 “二律背反”的魔咒就好像我们生存中的无奈——“你不想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正如你不想带着懵懂来到人世一样，你很无能；你费尽心力也仍然无法珍惜未来，将和你浪费过去一样，你很无力。” 当我们提升道德的时候，或许是在毁弃道德；但我们追逐终极真理的时候，或许也很有可能就是在背道而驰。所以，古时候有印度那烂陀寺在曾经遭受劫难的那段时间的奢华，有汉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种“鞋拔门”——这些其实都是给我们清净无染、兼济天下的佛门贴上了一种被动的标签、符号，甚至是在滑向贪婪暴戾或反面极端时所遭遇的沉痛覆辙。当然，佛门本身不会受到这种影响，可是我们也不愿意让沾到佛门边的人也感受到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要审慎地理解，不要以为和信仰沾边的事就是真理，也不要温吞水般地泥于“吃上佛教这碗饭”。只要是跟佛家沾上边，或者说靠上去了，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出问题。佛教这片道德敏感地带上，宗教“二律背反”的魔咒，就好像阳光下的阴影。所以如虚云老和尚的意思，佛门里也并非旱涝保收，有人“赚钱”，也有人“亏本”。宗教“二律背反”，是西方社会对于宗教问题的集体反思成果，如果我们有心，我们将有幸踏着这个基础，迅速处理当前佛教教内所存在的积弊问题，迅速地把深陷其中的佛子从这个深渊里拉出去。究其根本，和终极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比如“二律背反”，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二分法有关系的。二分法思维之下的判断，往往就是非好即坏，非道德即肮脏，非黑即白，以这种方式在人性的层面上进行狭隘的暴力划线。实际上这是不能从事物的多层面性、多层次性去思维，去认识，才导致这种武断的思考和极端的选择。事实上，从二分法思维到二律背反魔咒，就是从非黑即白的主动选择到南辕北辙的无奈背叛，颇为狡诈，但更为可怜。为什么有的修行人在一旦自己拥有了一部分信仰方面的相似体验，就对于缺乏虔诚的大众产生傲慢情绪？为什么一旦自己有了比较非凡的自我道德约束力，就开始向其他人提出同等要求，并且施以道德暴力的绑架？这正是二分法思维的基因，让人们罔顾世俗因缘的错综复杂，缺乏对世俗不圆满性的同情和认同。这里最终指向了深度认同世间的不圆满性的随许世俗。随许世俗、随顺世间，也就是二谛智慧里面的世俗谛的基本原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已经对宗教的“二律背反”现象给出了一个非常露骨的总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认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是非权”的人，很容易变得有如封建卫道士一般道貌岸然，或是道德法西斯一般信手宰割。经由践踏别人来释放快意、成就自己，结果恰是——道德标榜，正义沦丧。 5.不能放弃的治疗：二谛智慧是二律背反的根本解药那么，谈到前面的病，谈到了解药，也要谈治疗。不能放弃治疗，因为二谛智慧是二律背反的根本解药。很难想象有些以“不二智慧”为标榜的佛门弟子，也会如此轻易地被二律背反的魔咒击中。然而，现实如此，我们只能振作精神一再重复先贤们的教导。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二谛”作梳理。二谛架构的树立，其实就是为了弥合二律背反，使得对于终极道德的追求，不至于成为对终极道德的背叛。这就是“依正世俗梯，得上正高楼”的决定性智慧，由此到达与神圣的、超自然智慧的不二成就完全同在的境界。通常人们所说的二分法思维，其实跟二律背反的分裂，是同一属性的问题。如果在二律背反的部分我们能够有所超越，那么自然也就超越了二分法思维的简单和无效，进而获得佛法时常所倡导的不二智慧的现证。所以，具体到日常生活的抉择中，就是要安忍于对世俗现象的打碎，安忍于承认世俗一切因缘的不圆满性，并且以决定之趣作为最终方向，把相似胜义作为第一目标，以谦卑的、绝不妄称“自证真理”的胸怀，来推动对于人格情操修养、对于道德修养的增上力量，最后达到究竟涅槃的境地——这样，就自然彻底挣脱了切尔西所谈的“二律背反”魔咒。当我们尚难堪忍受用“二元一如且又不二无别”的真如本性时，我们重要的任务是弥合前述“二律背反”机制的矛盾，从而在难于获得与自然、人、超自然力量、神圣之间相沟通的机缘时，堪忍一切，完美弥合人间的纷争，并且冷化人世的恼害，消融狂热的斗争，在并不自诩自证究竟真理的谦卑中，书写一部光明的宗教人文的历史。在如经典所言的母子光明相会之前，严格地戒慎于信仰狂热与道德绑架，深度认同世间的不圆满性，随许世俗而和光同尘，心系决定之趣的定解及相似胜义，直取与神圣性超自然力量的同在，便自然超越各种无能与无力，获致“每下愈况”的道德根源，让道德的本质，让真正本性的本质得以现前。 6.结语：群众路线——中国佛教的未来选择由此，我们这里要谈一个总结：群众路线是中国佛教的未来选择。宗教信仰上的“二律背反”魔咒引发的是信仰傲慢和道德暴力，继而引发的是脱离群众走向异端。脱离群众走向孤立的“精英路线”，最终的落脚处是不言而喻的。提及这个话题，为的就是提醒当今整个佛教界能够避开这个礁石浅滩，保住一方深广的生存空间。我们佛教的生存何以延续？我们佛教的空间何以深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万丈红尘，既是佛子落脚处，也是转身处。从群众中来，就要回到群众中去。所以，早年雷锋同志的话很好——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干。其实这个话是佛经里的，是佛门自己的智慧。坚守这个智慧，是佛门的本分。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在群众的苦难中我们入泥入水，患难相扶，这才是我们与众生并肩的姿态，是我们从名利与道德制高点走下来的姿态，是整个大乘佛法所昭示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姿态。宽坦平正的群众之路，将会指引我们超越宗教的“二律背反”魔咒，用践行大乘佛法核心正见的方式，在所面对的这个物欲翻滚的时代里，拽住我们的重心，守住我们的本分，赢得我们的生存，延续我们的传承！
08月21日　493
全球华人富豪榜发布　马化腾成最年轻富豪排第六

胡润研究院19日发布《2015瀚亚资本·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李嘉诚20年来首次被大陆富豪超越，王健林以2600亿的财富成为全球华人新首富。紧随其后，马云、李河君、李兆基分别位列榜单第三到五位。记者了解到，这是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华人富豪榜”。根据榜单，上榜富豪总财富高达12.7万亿，与俄罗斯全年GDP基本相当，是韩国GDP的1.5倍。其中，百亿资产以上的人数达到311人。前十位上榜富豪中，其中6位住在大陆，4位住在香港。内地企业家更国际化在本次榜单中，李嘉诚二十年来首次被超越，内地富豪王健林成为全球华人新首富。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10年前，中国内地企业家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及李嘉诚、郭鹤年等老牌华人富豪，但近些年情况发生变化，“华人成为全球最成功企业家群体，大陆企业家明显国际化了。” 截至今年6月初，王健林财富达到2600亿，比去年增长一半以上，主要原因是万达商业及万达院线股价的大涨。万达院线登陆A股后市值升至1300亿元，万达商业总市值更是高达3300亿港元，王健林这两部分财富分别高达850亿和1400亿。作为国际化发展最活跃的企业家之一，王健林今年1月又以4500万欧元入股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马德里竞技。胡润表示：“王健林算是一个转型成功的企业家。” 87岁的李嘉诚以2000亿元财富位列全球华人富豪第二，旗下长江实业主要经营地产、酒店及多样化投资。目前他在英国的投资已包含3个港口、3家连锁店以及铁路集团、电网公司、煤气公司和水务公司等。今年3月，他又买下英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O2。紧随其后，马云以1650亿的财富名列第三，作为近两年投资最活跃的企业家，过去一年阿里巴巴投资了包含光线、华数、优酷等超过33家公司，总额超36亿美元；汉能薄膜发电的李河君与原恒基发展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的李兆基均以1600亿财富并列第四。前十位富豪中最为年轻的马化腾则以1280亿的财富位列第六；69岁的宗庆后及其家族以1250亿财富位列第七。宗庆后和他的家人热衷慈善事业，在今年胡润慈善榜上，宗庆后、宗馥莉父女以过去一年5860万的捐赠额排名第25位。李彦宏、马东敏夫妇以950亿财富位列第十。上榜富豪近八成居住在内地按照居住地划分，上榜华人富豪居住在内地最多，有1254位，占79.5%，总财富达8.5万亿，占全部上榜富豪总财富的67%。其中，上榜华人富豪居住最多的城市是北京，有181位；其次是深圳，111位。除了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位居前十之外，杭州、苏州和成都也一举冲入前十。具体到广东省，除深圳外，广州、佛山、东莞也是华人富豪的聚集地，分别聚集了46位、25位、23位华人富豪。另外，从商帮来看，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富豪祖籍广东者最多，占比达23%，堪称境外华人最大商帮。粤商中，潮商最多，至少有7.7%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富豪的祖籍来自潮汕。另外，香港是除内地以外上榜华人富豪居住最多的地区，有99位，总财富1.8万亿，平均财富高达180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分别有38位、28位和22位富豪居住在该地。
08月20日　470
TCL李东生：转型想成功人才更关键

今年，TCL提出“双+”转型战略和国际化的双轮驱动战略，目标要成为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集团。在转型的关键时刻，TCL的“掌舵人”李东生更多愿意谈人而非经营数据。提升团队能力适应转型需求就在上周末，他刚刚带领TCL高管、中层精英等围绕惠州红花湖完成了18公里的拉练，为下个月中的戈壁行做准备。届时他将带领管理团队用4天的时间在著名的“玄奘之路”进行戈壁徒步，“TCL走在实现世界级企业梦想的道路上，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梦想时，最后的这段道路，却是最为艰苦的，最为考验意志和毅力的。” 上周，TCL刚交出一份主营收入和利润均稳健增长的“中期成绩单”，尽管全球经济环境疲软、市场需求回落，得益于华星光电、通讯业务以及金融投资投资相关业务的亮眼表现，TCL集团上半年实现营收466.84亿元，同比增长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7亿元，同比大增120.35%。在解析财报时，李东生也少见地专门讲到同期公告的公司高管变动，他表示，“经营数据是反映过去，这些调整对公司的影响是长远的，应该能够看到未来的。” 根据此前公告的信息，TCL提拔了两位高级副总裁，包括现任TCL集团副总裁黄伟以及现任华星光电代理CEO金旴植，并提拔了两位副总裁，现任华星光总裁的王国和以及TCL通讯国际业务总经理ZIBELL。李东生表示，“新提拔的4位高管中，有3位外籍人士，而且都是在企业内工作比较长时间的，这代表公司整个国际化的能力在加强。”不但有升，也有降，“适应整个转型发展的变化，在人力资源的激励和考核政策、企业文化方面都会有一些新的积极变化。” 另外，1999年至2002年曾任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IT集团总裁，近年专注企业家培养的吴士宏，也在李东生的邀请下重回TCL担任执行董事，“她主要负责人力资源和团队建设方面的工作”。他还透露公司正在启动针对年轻人才的海鹰特许营，以充实到未来集团重要增长动力的海外业务中。李东生反复强调，“这些调整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就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能力，来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适应转型战略的要求。” 成立金融集团加码多媒体转型从半年报中可以看到，华星光电、金融投资等新业务已经成为了TCL集团利润增长的重要动力。数据显示，1-6月，华星光电实现营收81.67亿元，净利润12.4亿元，保持稳健增长。而其重点打造的金融事业本部和创投及投资业务更是经营业绩突出，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润3.27亿元和2.15亿元，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有望成为TCL未来重要的利润来源。李东生坦言，金融和创投对整个集团的盈利贡献比例会继续提高，“主要是近年产业确实遇到比较大的压力，经营利润遇到比较大的压力”，他有信心今年TCL集团的整体盈利还是能够比去年有所增长，“增长其中旧来源于一些新增业务部门的收益提高”。他还透露，TCL正在把金融事业本部改组成金融控股集团，“希望成为实体后，能够使未来的发展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尽管金融投资业务来钱更快，但过往多次强调“TCL会坚守实业，转向‘实业+互联网’模式”的李东生，并没有放松对多媒体业务的关注。他认为经过多媒体的转型和高管团队的调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总体优于市场同业的表现。财报显示，上半年TCL在国内市场LCD电视平均售价同比上升4.2%，智能电视及4k电视销量占比分别增长至65.2%及13.8%，曲面电视6月销量占比达到24%。李东生认为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彩电在市场总量增长很缓慢的情况下，主要还是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来改善。”他也坦言，一个企业的整体系统能力改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未来集团会继续支持多媒体团队按照既定的方针来系统提升竞争能力。李东生认为TCL多媒体在智能多媒体终端相应的应用和产品结合方面开拓得比较好，欢网、全球播等智能电视服务项目得到好的发展以及产业界的认同，“所以多媒体除了基本业务核心能力提升之外，‘双+’转型战略的落地和实现效益，可能是未来多媒体超越对手很重要的抓手。”南方日报记者 钱玮珏
08月20日　234
陈经纬：广大华商合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

人民网北京8月13日电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陈经纬在参加第二届侨商高峰论坛时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将在规划、资金和政策支持、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等方面发挥作用，而各种类型的企业将成为参与建设主体。对于广大海内外华商来说，国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自身事业与服务国家发展规划的双重机遇。致辞全文如下：为服务国家“引进来、走出去”大局，首届中国（深圳）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简称“侨交会”）为海内外广大华商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了沟通交流、项目对接、产业发展等多功能、全方位的合作平台，必将推动周边国家为共建“一带一路”而进行更好的合作。当前，深圳正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同时发展湾区经济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本届“侨交会”和“侨商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和召开意义深远。在这里，我就“海内外广大华商合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东盟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合称为“一带一路”，构成了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对外交往合作的总纲领；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今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国家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也正陆续出台对接“一带一路”工作方案，“一带一路”建设逐步由筹划、酝酿进入实施阶段。李克强总理7月6日会见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代表时说，华侨华人要架起中外经济合作共赢的“彩虹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相促进、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将在规划、资金和政策支持、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等方面发挥作用，而各种类型的企业将成为参与建设主体。对于广大海内外华商来说，国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自身事业与服务国家发展规划的双重机遇。第一、海外华人华侨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方向，而广大华商构成东南亚多个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在东南亚上市企业中，华人公司占70%左右。初步估计，生活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超过4000万。在全球华商企业约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中，有1.1-1.2万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世界华商企业500强中也约有1/3在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华人华侨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可以大显身手。第二、海外华人华侨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尤为关键，是社会根基。如果得不到沿线国家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将布满荆棘、举步维艰。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人华侨，既熟悉驻在国的政策法规、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又与祖国同胞血脉相通、同种同源，心本来就是通着的，是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因此吸引和鼓励华人华侨华商积极参与和主动发挥独特作用，对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和沟通联络沿线各国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一条捷径。第三、华人华侨是构建海内外各类商协会、社团及智库的中坚力量，通过聚集合作成为重要民间组织，服务和团结海外华商。在国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利用华人华侨在所在国政商界的影响力，民间机构先行，有助于疏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互信度不够等一些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前为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打下良好合作基础。相对官方机制而言，商协会、社团、智库等非官方组织开展的研究和宣介解读，相对说服力更务实，更易为各方面所接受。通过华人华侨可方便与民间商协会、社团及智库交流，多做政策沟通、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工作，十分有利于团结力量，及时解决问题，使“一带一路”建设中少走一些弯路。因此，应发挥商协会、社团、智库网络平台等优势，通过合作研究、举办论坛、开展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方式，促进沿线国家民间商协会、社团、智库对“一带一路”目标、内容、方式，以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三共原则”的理解和认同。首届“侨交会”由海内外200多家商协会联合主办、协办，正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三共原则”的具体体现，其筹办也是以商协会为桥梁和纽带聚合包括资本在内的各方力量，并由此推动民间双向投资先行，使之与沿线各国增信释疑、凝聚共识，进一步实现国家间政治互信、政策协调。同时，要利用华人华侨的沟通作用，促进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国家和地区间商协会、社团和智库合作体系，这样既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也可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此背景下，更会为遍布全球的华人华侨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提高自身竞争力：一、推动人民币区域化。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人民币在东盟地位仅次于美元，东南亚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方向。东南亚华商在东盟经济、金融行业中占重要位置，在中国有大量经贸投资。进一步发挥华商金融桥梁和管道作用，推动人民币更广泛使用，将对地区经贸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二、参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华商企业与具有丰富海外工程承包经验的中国企业联合，在高铁、公路、港口、园区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不仅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同时会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资本收益。三、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多年以来，全球华商，特别是东南亚华商及港澳台同胞在与各国合作中已形成一定规模产业和资本布局。若能依据比较优势，通过产业转移与承接来实现多赢，将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扩大就业带来成效，进而提升区域产业链，特别是亚洲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四、深化海洋经济开发与合作。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海内外华商可依靠在运输业、仓储业、船舶、货运代理、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坚实基础以及广泛人脉网络，通过参与海洋经济开发与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与友好关系，为区域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创造条件。五、构建科技与智力支撑网络。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新发展思路、科技和智力支撑。华商经济若能有效配置区域智力资源，与科技和资本更好结合，将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广泛和基础性影响。六、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华商应创新贸易方式，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因此，海内外广大华商应合力积极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衔接，发挥自身联系广泛、沟通中外等优势，实现服务国家发展规划，在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带去实在利益的同时，促进华商经济自身的转型发展，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国外商品可在“侨交会”交易、展示、推广，同时也可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交易、展示、推广发挥作用；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的所在国可在“侨交会”上作为项目推介和合作交流，同时也可为中国各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项目搭建交流平台；未来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旅游目的地所在国可在“侨交会”上进行推介与交流合作。 “侨交会”是香港中国商会以在香港成功举办两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为基础而牵头发起，以深圳侨商智库研究院为执行机构，联合200多家海内外商协会联合主办、协办。香港中国商会的会务是以服务国家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为重点。各位朋友,国家“一带一路”的实施给海内外华商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举办“侨交会”这样的交流合作平台，将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广大企业更好、更大的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08月19日　303
四洲集团戴德丰：南沙一两年内就会发生大变化

香港四洲集团主席戴德丰。 7月31日，由香港四洲集团生产的半岛酒店月饼在南沙保税港区加工区顺利办结通关手续。这是四洲集团在广州南沙自贸区办理的首单进口月饼业务，货值152万港元。货物到达保税港区加工区后，在海关一对一的服务下，不到10分钟便办结验放手续。有着4 4年进口食品经验的香港四洲集团主席戴德丰，是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常委，此前一直积极呼吁在广东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贸区挂牌当日，戴德丰作为嘉宾出席，并在这一天在南沙成立了四洲(广州)食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而准备打造的四洲国际食品交易平台，也是南沙片区八大重点项目之一，计划建设成为华南区最大规模的国际休闲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平台。据悉，四洲集团在南沙打造的跨境电商体验店计划年内开业。上周三(8月12日)，戴德丰来到南沙考察相关事宜，南都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到了他对南沙自贸区建设的十足信心。这当中，不仅包括他对南沙自贸区未来发展的信心，还包括他对自己参与南沙自贸区建设的信心。和呼吁政府给予更多政策扶持的企业家不同的是，戴德丰认为自己有产品、有渠道、有金钱、有人才，自己发展就行了，基本上无需找政府。政府搞好工作态度、服务态度和各项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在戴德丰看来，广东自贸区与其说是广东的自贸区，不如说是“粤港澳自贸区”。和全国其他自贸区不同的是，广东有香港、澳门这两个“细佬”站一边，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作为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会长，戴德丰说，他现在会去和香港青年人讲：“广东自贸区给了我们很大机会啊，各位青年人可去广东发展。” 谈南沙前景一两年内整个南沙就会发生大变化南都：在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里，你为什么选了南沙？戴德丰：因为我们是做食品的。前海是做金融的，横琴是做旅游的。我们做食品做进口嘛，要考虑做物流，南沙是比较适合的。南都：你是看重南沙的物流条件，所以之前就考量过这三个片区的不同？戴德丰：当然了。第一，中央政府批了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省政府也去申请。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常委，我办的是香港企业，所以我很支持广东去申报这个自贸区。2014年，我分别向广东省政协和全国政协提交了建议成立广东自贸区的提案。所以我对广东自贸区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二，我1971年就创办了四洲，是第一个进口日本零食到中国的人，从1971年到现在已经有44年的经验了。中国改革开放是1979年才开始的，13亿多的人口里，有44年做进口食品经验的人，就只有我了。所以四洲集团和我，是很有进口食品的经验的。所以我现在把精神、投资摆在广东自贸区，相信我们的四洲国际食品交易平台将会是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中最吸引人的。将来做进口食品广东应该会是最出色的，因为有四洲44年的经验，我对广东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南都：深圳也有海港，物流也很发达。戴德丰：其他的我也有去看过，但还是觉得这里最好，南沙地方大嘛，又有港口。南都：南沙地理位置优越，但人气还少了点，你觉得要怎样集聚人气？很多人觉得南沙至少要好几年甚至十来年才能发展起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戴德丰：(南沙)现在还不是很旺，因为广东自贸区4月21号才挂牌，到现在也就才4个月。才刚刚开始，是需要时间的。但很快，一两年就会整个发生很大变化。南都：你觉得一两年就可以了？戴德丰：可以。有四洲就可以，没有四洲的话就要十年。有四洲一年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产品，有外国厂家的关系，你就不用慢慢去磨了。四洲在香港产品都有了，卖好多的。南都：用消费拉动人气？戴德丰：对啊，只要你有吸引力，人不就都来了吗？就比如成龙来这里，人们就哇一下拥来了。如果没有成龙来，没有甄子丹来，没有那些大明星来，当然就没人来了嘛。南都：你还打算在前海或者横琴发展吗？戴德丰：不，集中在南沙发展。南都：主要就是考虑物流和地方大是吧？地方政府对你们有影响吗？戴德丰：有。谈政商关系我有经验有财力基本不需要找政府南都：你说过南沙这个平台要做跨境电商，今天你们也参观了南沙风信子跨境商品直购体验中心，在跨境电商方面你还希望政府有什么样的服务和扶持政策？戴德丰：我们有产品，有网络进口，有经验，有财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够了，基本上不需要政府了。我们基本上暂时不需要找政府的，我们自己发展。南沙是个做进口食品的好地方。南都：你一直很关注广东的营商环境。广州目前也在反思自己的营商环境，作为企业家，你的体会是怎样的，觉得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的？戴德丰：我觉得在广东自贸区成立之后，南沙政府的表现非常好。我们申办各种牌照都很方便，在这么短的时间，这样已经算是相当好了。从自贸区挂牌到现在4个月时间，我们做进口都很顺利，南沙政府做得不错。南都：从你们想要在这里办企业，到手续都办完用了多长时间？戴德丰：(注册时间)一个月不到，很快的。南都：整体营商环境怎么样？跟香港比呢？戴德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跟香港比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有时候这里还更快，香港的制度嘛，有些制度是比较慢的。谈港商态度现在气氛不同了连外国伙伴听了都振奋南都：你身边的其他香港企业家，他们对自贸区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在自贸区挂牌前，有些港商是对广东自贸区的看法是比较犹豫和观望的。戴德丰：广东自贸区没批之前，大家的兴趣也不大。但是在广东自贸区批了之后，广东政府就不断来香港推介自贸区。所以现在的气氛不同了，香港的企业对广东自贸区非常有兴趣。我们四洲集团向外国人介绍自贸区时，那些外国人也非常振奋。我觉得广东自贸区对广东经济有很大帮助。例如我们四洲集团，马上就要在这里做进口生意了，我们是带着港资进入的，老板是我，我是香港人，我们来广东自贸区投资，这里马上就多些生意，多些商机，香港的企业也多了很多机会。这个自贸区，对广东、对香港、对澳门，对这三地都是好的，是三赢的。这个广东自贸区实际上就是“粤港澳自贸区”，广东人口有1亿，香港人口有700万，加上澳门，就等于一个日本了。一个日本好大的，所以你说自贸区对广东未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南都：但之前也有人提出，这样会不会跟香港形成竞争？你怎么看待自贸区挂牌之后粤港之间的这种竞合关系？戴德丰：这是好的，有竞争才有上进嘛。有竞争我就担心着别人会赢，我要激起(粤语，奋起之意)，要快。因为有竞争，我今日赶着尽快(来了南沙)，要不然我下个月再来，没有竞争就不用那么急嘛。(笑)因为有竞争，所以我要尽快将这个平台做强做好做成功，就是因为有竞争，我要即刻看好地方，尽快开始，所以说有竞争是很好的。谈广东优势广东有人才有港澳两“细佬”站两边南都：其实当时批复的时候，有些人还是有点失望。因为一开始很多人认为广东会第二个获批，结果一次就批复了福建、广东、天津3个。现在全国有四个自贸区了。你觉得广东自贸区在全国自贸区中它的优势是什么？戴德丰：邓小平讲过要先让广东开放，也就是先让广东富起来。不论是自贸区也好，改革开放也好，为什么我不去上海、天津、福建？我们彼此比较了解，文化比较接近，广东的人看很多香港电视，不管文化啊、婚姻啊这些方面，粤港都是一体化的。将来广州的地铁开到香港40分钟，就更方便了，所以广东自贸区的优势就是有香港人，是粤港澳合作，这是其他地方代替不了的。南都：有言论说中央政府扶持上海比较多，大珠三角得到的扶持相对少了，担心南方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你有这种担忧吗？戴德丰：我先前说过，我们不需要得到政府什么支持。我有产品，我有进口渠道，我有金钱实力，我有人才，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我找你政府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政府做好自己的事，提供好服务，做好改革开放的工作，这才是政府该做的，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政府)重要的是工作态度、服务态度、制度，所以我觉得广东不会担心中央扶持其他地方，因为广东这个“粤港澳”优势是其他地方代替不了的，这是最重要的。人才最重要，“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多没有用。而广东有人才，两个“细佬”站在两边嘛，香港是人才，澳门是人才。其他地区没有香港、澳门。谈香港青年香港创业“大吃细”想做老板来自贸区南都：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吸引香港的年轻人过来南沙吗？怎样才能让香港的年轻人对南沙产生兴趣？因为香港有些年轻人对内地的看法是存在一些分化、误解的。戴德丰：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在香港做青年工作的(记者注：戴德丰是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会长)。我们每年安排200多个学生暑假去驻港部队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培训，这些学生进入到部队里面，一出来像兵哥、兵姐那样，而且非常之爱国。所以，我对香港青年人的心态是非常清楚的。我认为广东自贸区不仅只是经济上帮助广东，帮助粤港澳，也会帮助到香港的市民尤其是青年人。为什么香港青年动不动出来游行，动不动出来反对？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不是很清晰，觉得没什么机会。我们现在去和青年人讲：“好大机会啊，广东自贸区给了我们很大机会啊，各位青年人可以去广东发展，你来广东创业你可以做老板的，你在香港创业不行了，因为香港小的不够大的竞争，‘大吃细’严重。你在香港创业，人工贵，租金贵，物价贵。在广东呢，想做老板的你有机会来创业，想打工的也有机会。现在四洲在这里开公司，我需要好多人，我都希望香港青年人进来，给机会你们。”所以将来广东自贸区大量用人，包括广东人、包括香港人，所以这个自贸区是一定能帮到香港青年人的，给他们一种信息，给他们创业的机会，这绝对是好的。南都：你看过南沙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吗？你觉得怎么样？南沙要怎样吸引香港青年呢？毕竟南沙现在还是相对荒凉的。戴德丰：不难的。首先讲回我们四洲食品，我们会用好多人，好多香港青年人，将来他们进来这里打工之后，他们会发觉这里蛮好的，地方大，好多机会，他们就会慢慢影响其他的青年人来。广东政府同香港搞这个创新工场，这个当然也会吸引一些青年进来，他们有另外的一套方法去吸引青年人。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有好的影响的。戴德丰与四洲集团四洲全球21家工厂大部分都设在广东戴德丰，1948年3月生于香港，籍贯广东普宁市，香港太平绅士，香港四洲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常委。 1971年，当时只有22岁的戴德丰踏上创业之路。经过44年的发展，从最初的代理进口日本食品做起，发展到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最后成为香港上市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食品原料供应、食品制造、食品销售、零售、经营连锁餐厅以及投资控股业务，是香港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在香港，四洲集团有批发和零售业务，如零食物语、yokum oku、四洲食家等百余间。戴德丰可谓是“食品大王”。事实上，四洲集团在广东也有大量业务。如2006年收购泮溪酒家99%的股权，在华南地区发展旗下两个品牌喫茶屋、寿司皇连锁餐饮等。四洲集团在全球投资的21家工厂中，有17家是在中国内地，其中大部分都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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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传承并不是单纯地等于“交”+“接”

案例：和谐之下隐藏的变故风险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家族企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三十年，今天已经成长为省行业第二名（第一名为国企）。当年创一代林某与15岁的大哥林辉一起共同创业打天下，后来公司颇具规模，其余三兄弟完成学业也陆续来到企业。如今，林老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仍执掌企业担任董事长，大哥林辉当之无愧为CEO，三个弟弟分别执掌一方大印，第三代也开始进入了企业，长孙还担任了营销总监这个重要岗位。作为一个完全控股的家族企业控制人和创一代，老父亲完全有权利来安排家族成员的股权分配。当然，老人家对此已做了安排，创一代老夫妻各占3%，余下的股份按照中国传统“一碗水要端平”，四个兄弟平均分各占23.5%。对于这个平均分配的方案，大哥林辉及几个弟弟都没有争议。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可人们却不习惯未雨绸缪。三年前，四兄弟中的老三意外去世了，留下妻子和一子一女。孩子尚幼，家中突然少了经济的顶梁柱，尽管企业为了照顾老三家庭，仍每月继续发放老三从前在岗时的高管薪水，老三媳妇依然觉得这并非长远之计。若有一日老爷子仙去，由兄弟执掌的企业不一定能继续提供经济保障，她担心当时分好的股份就更难拿到了。于是，老三媳妇向家族提出将分给老三的股份变现——她想一次性拿走足额的现金。家族无法答应这个要求。其一，23.5%的股权兑现为现金，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将会严重影响到整体运营和资金周转；其二，企业还未上市，如要兑现股权回购股权，必须面临资产清算，花费时间长不说，很有可能算出什么问题来（国内早期诸多企业的掘金史都带有灰色色彩）；其三，是出自家族的私心，老三媳妇才三十多岁，今后一定会重组家庭，大家内心不愿意看见家族的心血奉送给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以，家族定了一个规矩：今后各支只能由长子来继承股份。大家希望老三媳妇等一等，等儿子成年了再来继承股份。可老三媳妇不干了，她认为分到老三名下的股份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家族没有理由私设条款剥夺她的财产;另外她更担心若不在老爷子生前把事情解决，恐怕以后连儿子也拿不到股份。多次索要股份变现未果，老三媳妇恼了，从北京请来一个律师团，把大家一起告上了法庭。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接受考验的是企业本身。林氏企业的主营业务是汽车销售服务，是一家典型的传统贸易商。而近几来，随着互联网的盛行以及国内平行进口政策的实施，信息越来越透明，利润也越来越微薄，贸易商早已进入微利时代，当年这个企业赖以发展壮大的优势正在一步步被减弱。虽然企业也投资了几个新项目，但就目前来看，并不是太顺利。在三级市场投资的一个高端住宅地产项目，市场遇冷，销售已超过两年，目前脱手还不到一半，现在就像一个烫手山芋。吸取了高端住宅不好出手的教训，林氏后来又在另一个地区投资了一个商用综合项目，同样，销售、招商都遇到了大难题。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横亘在这个家族企业面前的不仅是“老三股份兑现”这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难题，还有“传承”和“企业经营”这两座大山，有点儿病入膏肓的意思了。四个儿子的股份一样多，选任何一个儿子做接班人，就算将来林老夫妻将自己的股份全都给这个接班人，仍旧无法应付另外两兄弟联手的情况，况且目前林氏内部并没有设置股权回购机制。就算二代兄弟情深，怎能保证未来第三代也能够一样亲密合作？更何况目前这几兄弟已互生嫌隙了，有的人在辛苦打拼、劳心劳力，有的人却隔岸观火、悠然自得。现在老爷子还健在，大家可能相安无事，一旦有一天老爷子驾鹤西去，那么林氏会不会上演一出“武林争霸”呢？而经营层面的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了。目前企业的摊子越铺越大，主营业务利润却下滑严重，其余各板块在如今萧条的经济环境下也几乎成了企业的拖累。如何重构、优化自身主营业务的商业模式？如何扭转主营业务以外板块的不利局面？如何对企业的投资边界进行有效界定？如何打通、整合上下游的产业链？都是企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点评：壮士断腕事不宜迟很多人习惯把家族和企业切割开来看问题，认为家族的问题就是家务事，对企业的影响不大。我却不这么认为。试想，若林氏创一代能够把传承的问题在十年前就做好规划、落实安排，今天大家就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来解决企业的经营问题。同时，老一辈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帮扶接班人，为二代顺利接班尽可能消灭掉所有障碍。可如今，创一代林老爷子已过了八旬高龄，仍亲自担任董事长过问企业重大决策，仍未将如此具有争议和风险的股权安排处理妥当。林老爷子未完全放手企业，是简单的恋权？还是出于对二代接班能力的质疑？更或者是对于几兄弟合作经营林氏的隐忧？如果林氏企业的传承不能在老爷子的有生之年妥善安排好，家族内斗的硝烟将愈演愈烈，两代人辛苦经营三十年的企业更可能因此面临瓦解。我认为林氏企业目前应该从这几个方向去着手： 1 明确家族和企业的宗旨传承？退出？合还是分？企业到底要不要传承下去？是保证主体的整体性传承？还是可以分拆开来、几个孩子各自接管一部分？这其实与林老爷子的意愿及企业的治理结构息息相关。王永庆的传承宗旨就很明确，“永续经营，永不分家”，他希望企业能够永久地经营下去，不要拆分。恒安许连捷的宗旨也很清晰，“百年基业，千亿恒安”，恒安不仅要奔着百年老店的目标，还确定了市值要做到千亿。林氏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属于企业和家族长远规划的目标，然后再根据这个目标部署分支计划和决策。这里所说的“分”和“合”，并非兄弟一定要分开来各干各的，而是可以把旗下的企业分成几个不同板块，分给几个孩子去控制。然后，大家各自拥有的板块彼此之间交叉持股，以此来构成家族事业的整体。 2 制定企业内部股权的回购机制可以制定一套家族股权回购计划，允许回收股权，让那些对家族事业没有兴趣的家族成员可以退出，同时，让那些有兴趣、有能力的家族成员可以通过购买家族股权，增强自己的控制力。林氏家族目前的股权分配情况，虽然可以平衡家族利益，但“一碗水端平”却犹如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对接班人控制企业造成严重阻碍。 3 布局家族企业发展大战略企业家一定要正视，家族企业的传承并非只是简单的“交”和“接”的问题，“交”和“接”只不过是传承过程中一个显性的动作而已，而在“交”和“接”的前后，家族与企业、交接人与接班人长期的筹谋布局才是传承规划的要点，比如接班人与新的接班团队如何培养、“辅政大臣”如何安排、股权如何分配、产业如何整合升级、投资边界如何界定、不良资产如何处置、企业品牌再造等顶层设计战略规划，还有新旧舵手与家族及企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从长计议。 4 制订族内接班人标准和培养计划目前林氏二代早已成年，并已在企业打拼多年，谈不上要设置什么样的标准、如何培养。这一条是针对三代及三代以后的家族接班人，根据家族文化、企业特征制订相应的标准，并根据标准来进行培养。当然，如人品、乐意为家族及企业奉献等此类标准是可以固定不变的，但需要什么样的经验、拥有什么学业背景和特长则是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比如在十九世纪初，日本正经受着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对于掌舵人的要求就是三条：“有海外留学背景，懂得金融，跟政府关系良好。” 5 优化家族办公室的工作机制关于企业的传承和家族的延续，林氏家族办公室的成立其实证明这个家族已经对此做过一番思考。目前，这个家族办公室配置三人，均为家族以外人士，主要偏向于法律方面，为家族修订家规，并组织一些会议。事实上，家族办公室需要落实的工作内容很多，它可以帮助家族成员清晰家族价值观，整理家族和企业使命、基本价值观、家族成员行为规范、家族和企业之间关系、绩效政策、退休政策、解雇政策、股权回购政策、资金筹集机制等家族规章，制定子女学习规划，常态化组织召开家族会议，定期举办家族旅行、聚会等亲情互动活动。基于沟通便利的出发点，我建议家族办公室设置部分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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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喂虎式”慈善吞噬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近现代的企业家中，张謇大约是第一位的。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根据张謇的自我总结，仅在南通一地，他就创办了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机构等。如此庞大的慈善事业，其开支“皆由实业”。张謇的大生纱厂及其各种关联公司，俨然取代了政府的角色，而张謇则成了实际上的南通市长：他的目标甚至远超过将南通建设成为“新农村”，而是要“超日赶美”，建设成为“新新世界的雏形”（张謇原话）。其子张孝若后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评价说：“他只认定凡自治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 “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这固然为张謇赢得了时人与后人的诸多赞誉之中，也令张謇以及他的企业却坠入了黑洞之中。公务员张謇：捉刀从政张謇办实业，从起步开始，就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偶然性。在他41岁高中状元之前，他满脑门想的，都是如何赢取科举。自小便有神童之称的张謇，自16岁中了秀才后，却成了“秋风钝秀才”，在科举路途上足足蹉跎了25年，才考取进士。欣慰的是，在这漫长的25年“读万卷书”的同时，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行万里路”，而正是来自“行万里路”的见识，令他获得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总理级别的翁同龢的欣赏，甚至费劲心机地要在如山的考卷中，努力去发现张謇的卷子，多次因误认而便宜了他人。令张謇进入翁总理视野的，是他在朝鲜起草的几篇大作。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分别派兵入朝。入朝清军由吴长庆率领（所部番号为“庆军”），此时张謇正因师友举荐，在吴长庆帐下担任幕僚。一同入朝的，还有比张謇小六岁的一位河南小伙子，大名叫作袁世凯，是吴长庆朋友的子侄，同样因科举不顺而到军营中来寻找就业机会。吴司令对张、袁二人十分关照，还安排张謇为小袁补习功课，袁对张执弟子礼，两人关系日益密切。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人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文一武，在朝鲜混乱的局面中，充分展露了自己的才华。张謇为吴长庆起草了《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报告，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朝鲜政策，甚至应该考虑将朝鲜“改土归流”，把其王室迁居北京，疆域正式收归中国版图，设立郡县，永绝后患。这是张謇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初试啼声，得到翁同龢等人的击节赏识，并从此开始了竭力的提携。几经蹉跎，张謇终于金榜提名，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张謇虽然出道晚，但起点高，一上位就成了“清流派”的骨干。此时，中日在朝鲜剑拔弩张，“清流派”虽不懂军事、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却书生论兵，竭力主战，而张謇是“清流派”中唯一在朝鲜有过实战经验的，俨然便成了“清流”的先锋。就在这当口，张謇父亲过世，不得不按照规定离职守制，当“清流派”在这场毫无意义的高调论战中，充分暴露“口水抗日”背后的无知并对主持第一线军事和外交的“挑担者”们形成巨大的掣肘时，张謇幸运地置身局外，没有结下太多的政治“梁子”。 “企业家”张謇：状元经商甲午战后，张謇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同时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状元经商的困难，与秀才带兵并没有区别。大清国此前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来回折腾，政府的公信力如同拮据的财政一样，几乎荡然无存，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政策。张謇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外，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作价25万，作为官股投入，“皮包公司”终于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随后在南通的富商帮助下，募集了另外25万资本。 1898年（戊戌年）开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激情燃烧的年代。张謇终于在南通为自己的企业铲下了第一锹土，大生纱厂于1899年终于开始惨淡开张。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1901年（辛丑年）张謇圈得10多万亩的土地，兴建了通海垦牧公司，成为大生的原棉基地。有了稳定的棉花供应，再加上政局终于在大波动后稳定，大生纱厂便迅速开始发展壮大，并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蔓延。改革从此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日渐呈现出“大跃进”的势头。“立宪万能论”成为朝野共享的政治浪漫主义，坚信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且只要一立宪就一定能救中国。康有为在戊戌年所提出的中国只要三年就可以在政制上“超英赶日”的论断，并没有随着康梁势力被打倒而稍减，要求“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对变革应有的制度准备、社会动员、步骤规划，均被激情的洪流所蔑视。张謇有着状元的光环、“抗日”的经历、兴办实业的实践，当仁不让地成为立宪派在国内的领袖人物，与海外的梁启超桴鼓相应。经济方面，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公司遍地开花，项目到处上马，各种势力、各种资源、各色人等，都纷纷投身经济建设，海外的投机热钱也纷纷涌入，任何一种粗糙的概念炒作，都能令数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资金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包括张謇大生集团在内，但凡有点规模的企业，莫不加快扩张，各类钱庄、票号和银行纷纷送资上门，信用极度膨胀，银根超常宽松，对于这段时间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张謇日后总结为“急进务广”。 “急进务广”，首先是主业扩张太快。从189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生纱厂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由1家厂增加到4家厂，资本增加近6倍，纱锭设备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18倍，大生成为重资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远高于资本增速，更高于盈利能力的增速，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 “急进务广”，其次就体现在盲目进行多元化经营。张謇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全面出击，这些“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中，大多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反而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管理问题。 “急进务广”，第三体现在过度向上游第一产业进行投资。张謇一直认为中国要发展纺织工业，如果“不兼农事”，则“本末不备”，大力投资棉垦业。但是，农业是个高投入、慢回报、资金成本极大的产业，以一厂之力根本难以承担，而张謇的摊子又铺得很大，前后开设了40多家农垦基地，投资浩大，却不得不要抽调企业的流动资产，短融长投，加大了财务成本。 “急进务广”，最后就体现在不切实际地大搞慈善。“企业办社会”这条道路的风险、低效以及对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错配及浪费，在半个多世纪后大面积地体现在国有、国营企业身上，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慈善家”张謇：激情黑洞大生纱厂客观地说，张謇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家。尽管他深刻地认识到救国“当自兴实业始”，但纵观他的所作所为，实业救国无非只是手段层面上的选择，是“术”而不是“道”。在他看来，下海经商是“舍身喂虎”的悲壮牺牲，“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下海无非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一条特殊的救世渠道，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是文人，但绝不是商人，更不是企业家。因此，实业被张謇当作了一台现金奶牛，大量的资金被抽调到那些伟大、高尚但不着边际的事业中。思路决定出路。“政治家”、“慈善家”张謇在大生集团内部实行彻底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都是他一人拍拍脑门确定，但“企业家”张謇却不得不面对股东对业绩和利润的压力，“政治家”、“慈善家”与“企业家”身份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就是一个致命的决策：企业不再提取积累，利润全部分红。大生从1905年起停止提取存余，有利尽分，包括以往的存余，当年的分红达到了惊人的22%。此后，每年的利润都被彻底瓜分，不再投入再生产，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分红发息”。公司制在状元的笔下彻底走样，本应与公司同甘共苦的股东们，实际上成了旱涝保收的放债人，丰厚而且稳定的“分红”令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得到了保障，而企业则日益钻进自己编织的巨茧之中，只要有点风雨，那茧就会缩水而成贴身牢笼。而令张謇郁闷的是，当他把企业从一台获利机器改装成福利机器时，他的慈善却在企业内部走向残暴：为了维持大跃进的扩张、非理性的分红、无节制的慈善，企业不得不大力压缩各种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这令大生集团成为清末民初的“最差雇主”之一。大生纱厂工资，男工每日仅仅2角5分至6角，女工2角至4角，根本难以维持生活，这还是全盛时期的标准。收入低，劳动强度却很大，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均在12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高达16至18小时。而佃农（公司垦田租种者）的待遇更低，只能获得农田收益的20%~30%，却还要承受高利贷的盘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企业内部劳工抗争持续不断，“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与张謇在社会上刻意塑造的慈善形象截然不同。 1922年，张謇的大生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被债主们接管，从而结束了一个时代的神话。胡适之称张謇为“失败的英雄”，后世的研究者，也大多将张謇的失败归咎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其实，张謇的问题恰恰在于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将政治热情、慈善热情凌驾于经济理性之上，将“政治家”、“慈善家”的身份凌驾于“企业家”的身份之上，当“企业家”的根基动摇之时，“政治家”、“慈善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益天下”的前提，无疑是“齐家”——既包括治家、也包括治业，“家”若不齐，所谓的“益天下”那就真正成了张謇所谓的“舍身喂虎”。百年之后，倘或仍然有人将张謇的“喂虎式”慈善，当作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典范，那无疑是中国企业界的悲哀、也是中国慈善界的悲哀⋯
08月18日　507
中球童车：在“孝”字下接班在创新中不断超越

父辈当年的强势与固执，造就了他们一代江山的成就与辉煌。但这也就意味着二代们既有自己的主张和坚持，又要学会在体谅与沟通中和顺地去完成家族重任和传承使命。两代人的互相理解和互相成就，才能实现家业长青。接班：金融客做起了童车读金融出身的宁波中球童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方超，在孝道之下回归到父辈的制造业之路。自小以来，父母的言传身教中一直传递着“将来要走接班这样一条路”的信号。高方超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美国读的，但他知道自己肯定是要回国接班的。“你以后一定要来接班，你不接就没人接了，我们怎么办？”由于父母一直的思想灌输，以至于后来高方超没有选择在美国留下来工作。回国后，从内心来说，学金融的高方超更想去上海从事投行、基金这一领域的工作，但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另一方面，父母创业的不易也坚定了高方超回归的决心。他是从小看着父母创业长大的，20多年来，一家人以厂为家，没买过房子，“家庭和企业一直连在一起，没正式拥有过一个‘家’，父母没有休息日，我住校，他们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很少。”高方超说小时候也抱怨父母对自己的关爱不够，但长大后，特别是进入家族的企业后，就很能体谅父母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事业上要花很多精力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家人，人们常说的家庭事业两全真的很难，自己开始做事业，才渐渐明白父母，也发现创业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要辛苦、复杂得多。” 进入工厂后，高方超的职位是销售总监。然而，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作为董事长的父亲主管研发，父亲对儿子的销售岗位的工作诸多干涉，儿子的意见得不到重视，想法执行不了，在很多地方父子都出现矛盾。“那段时间非常消极，我想既然父亲什么都是对的，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三个月后，高方超决定出走——他瞒着父亲偷偷在宁波的一个银行里找了份工作。入职前夕，高方超向父亲摊牌，这时父亲表示很不舍得，找他谈心。“你最终还是得回来，出去锻炼几年不如直接在自家企业里锻炼。”那时，正逢中球扩张到新厂，大扩张之时缺人才，当时也从外部引入了不少新的血液，“现在正好组建新的团队，你在这个时间点进入的话，可以很快融入也能很好地接管。如果过个三五年再回来，这又成了一个我的老团队，一方面融入更困难了，更重要的是你会很难去影响他们。”父亲表示如果他坚持要去外部锻炼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会支持他的决定，但是错失了当下这个很好的时机，过几年再回归时会很麻烦。父亲表现出的殷切期望以及不可错过的机遇，最终让高方超放弃了出走计划。此后，父亲慢慢开始接受高方超的意见，也渐渐放权给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创新：在父辈成功模式中寻找改变得到父亲的支持后，高方超逐步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第一，之前销售部门是没有销售员的，高方超介入之后开始招募销售员，组建销售团队。“最开始提出要做自己的团队是被否定的，推迟了大半年后才开始推进。当初父亲觉得工厂生意挺好，没有必要，慢慢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后才开始认同我的意见，放手让我去做。” 他认为父亲的管理理念和既有体系已不适合当下市场的发展，不改变的话就只能走下坡路。第二，工厂之前只做内销，但随着产能的扩张，如果销售渠道不同步拓展的话，产销就会失调。高方超从各方面提升销售渠道，开始发展外贸和电商业务，“外贸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而电商这块，虽然不能够提升大的销售额，但我看重的是网络上品牌的宣传效力，这比在线下打广告便宜多了。”同时，内销方面他也在进一步开拓，“现在的国内批发商数量比之前增加了近一倍。” 第三，高方超已经开始在做贴牌生产了。安全坐椅和三轮车已外包其他工厂生产，然后用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这也是我现在走的一条新路，目前已经有1千万左右的销售额不是我自己工厂生产的。” 整个交班和放权的过程并不容易。“进入企业两三个月后我就发现很多问题要改变，但具体执行是从半年以后开始的，我提出的改革父亲并不是不认可，也不是不想去改变，只是他那么多年来一直很成功，认为自己的观点太正确了，太相信自己，改变的思维不够强，直至出现不得不做出改变的苗头。所以，通常一个想法要做很多工作之后才能落实下来，感觉心很累。”回顾接班的过程，高方超满脸无奈。但经过四年的过渡和磨合，父亲虽未对彻底交班给出时间表，但他的行为表现已是交班状态，“去年开始已经让我兼管生产了，现在父亲一周也就来厂里一两次，企业的具体运营都交给我，他主要在全局上做统筹，在政府关系、社会资源上给我协助，也基本不干涉我的决策，意见不一致时，会尊重我的决定。” 由于制造业发展的日益艰难，很多制造业的二代都开始脱离父辈的行业进入其他领域。对此，高方超表示，等到企业发展得更好并有足够资金积累的时候，肯定会把这个钱拿出去做其他投资，最偏向的是做金融产业上的投资。“我虽未在金融行业工作过，但我太太是在这个行业内的，这是我以后会考虑的方向。但企业是我的根本，我要在保证企业基本发展的前提下，再去做这方面的考量，在此之前，不会做任何考虑。” 谈到中小型家族企业的传承和运作，高方超表示还是得由家族的孩子接班，企业的关键岗位也最好是家族成员占据，公司的资源都把控在家族人手里。“家族企业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公司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会全身心地去减少浪费、减少成本，提升效益。”同时，他也认为职业经理人模式不适合资产规模在1亿以下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适合引进职业经理人是因为有非常齐全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做依托，监督体系也很完善，但对国内大多数并不构成规模的中小企业来说，并不适合。
08月18日　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