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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丸等潮州小食获“传统特色小吃”美名

据《潮州日报》报道，“美味广东——寻找广东十大传统美食之乡”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潮州(湘桥区、潮安庵埠镇)榜上有名，潮州手捶牛肉丸等12种小食荣获“传统特色小吃”美名。 “美味广东——寻找广东十大传统美食之乡”评选活动自2013年4月启动，历时将近一年，经各地市初评，15个地市的32个县、市(区)入围十大传统美食之乡终评，18个地市的363种小吃入围“传统特色小吃”终评。评委综合各地市的美食特色及313万网络投票、6场美食节57万观众现场投票结果，最终产生广东十大传统美食之乡和百种传统特色小吃。潮州(湘桥区、潮安区庵埠镇)的美食凭借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味，精湛的工艺脱颖而出，成为“广东十大传统美食之乡”之一。浮洋炒粿、春饼、龙湖酥糖、蚝煎、翻沙芋、潮州手捶牛肉丸、清油素饼(斋饼)、卷煎、腐乳饼、绿豆饼、蜂蜜老梅丹、潮州三宝(老佛手香黄、老黄皮豉、老药桔)12种潮州小食也不负众望，荣获“传统特色小吃”美名。据悉，此次活动由南方日报社、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民协联合发起，旨在进一步发掘、梳理、弘扬、传承我省传统民间美食，更好地宣传“食在广东”形象，提升广东文化品位和广东文化竞争力。主办方将于5月1日至7日在番禺沙湾古镇西广场等地隆重举行“2014广东(沙湾)美食欢乐节”活动，十大传统美食之乡和百种传统特色小吃将在此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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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潮州商会成立韩愈爱心基金百名潮商相首

2014年3月25号晚上，佛山市潮州商会举行春茗联谊会，数百名在佛山市的潮州籍企业家及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现场还举行广东潮商盛铭投资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以及佛山市潮州商会韩愈爱心基金成立启动仪式。据悉，盛铭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佛山市的潮州企业家提供一个紧密合作的平台，在商务上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同时为商会长远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而韩愈爱心基金将以激励和扶助特困家庭子女完成小学至大学的学历教育为重点，在佛山和潮州两市开展助学活动和其他公益慈善活动。与会企业家认为，佛山潮州两市都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商会可以成为两地更加密切联系的纽带，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架起桥梁。据了解，佛山市潮州商会成立于2011年，由数十家在佛山的潮州籍企业自愿组成，旨在团结佛山市潮籍企业家，构筑会员交流平台，规范会员行为，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提升会员企业的品牌和竞争力。
03月27日　16
潮商叱咤房地产“江湖” 纵横深圳房地产界

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策划人王志纲在碧桂园系列悬念广告里以“可怕的顺德人”开场，不仅使碧桂园全速起航，名震省港澳，还使顺德人一直牵引着社会的眼光。其实，有另外一群繁衍生息在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潮汕人也非常令人“可怕”的，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潮汕人除秉承中华民族勤劳刻苦、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精神和心态外，潮汕中的海洋文化也铸就了潮汕人敢于开拓冒险创新的精神，同时形成了团结互助和善于经商的风气，久之就成为一种习性，并被世代相传和发扬。而在中国的房地产业界中，“可怕的潮汕人”也不在少数，几乎大部分知名潮商都有涉足房地产业，李嘉诚、罗康瑞、黄茂如、刘銮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国内，朱孟依的合生创展，周泽荣的侨鑫集团，纪海鹏的龙光集团，张章笋的国瑞地产、陈才雄的阳柳集团，林辉勇的华旺集团等内地潮商也不遑多让。地产行业吸金魔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兴的潮商进入的第一大行业就是房地产业，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红火的深圳特区，一共聚集了42人。这些房地产新贵大多数创业于上世纪90年代，如朱孟依（丰顺籍）1992年在香港创办合生创展；钟声坚（陆丰籍）1992起在上海、南京涉足房地产；郭英成（普宁籍）1999年创办佳兆业集团；张章笋（澄海籍）1999年从参与北京崇文区旧城改造起家等。在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起持续20年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和房地产狂飙中，这批新兴潮商是把握契机乘潮而起的大赢家，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是这些新兴潮商群体快速完成资本和财富积累的主要法宝之一。有数据统计，在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有近40%为潮汕人所投资，目前在深圳创业发展的潮籍人士有50万左右，尤其是在房地产界，整个江湖几乎成为潮汕人的天下，80%的份额为潮汕人所掌握，而现在更有一些已经发家的潮汕房地产商来深圳发展。潮商纵横深圳房地产界在深圳房地产行业中，潮商的影响力是绝对性的，深圳排名前十位的房地产开发商中，潮商能有八九家，在最成功的房地产企业中，潮商也能占40%。在鼎盛时期，潮商垄断了七八成以上的深圳房地产建筑业份额。尤其是建筑领域，无论是哪一个建筑公司，其实真正在组织施工的往往就是潮汕人。所以，工地中工人口音往往是四川、湖南、江西口音，而包工头则往往是潮汕口音。换言之，潮商往往是深圳房地产的大老板。其实，潮商涉足深圳房地产市场从建市时就开始，早期以建筑施工、建桥或修路等乙方身份起家，后来慢慢涉足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大公司觉得风险大，撤出了深圳房地产业，只有潮汕人敢于投资，到了现在深圳房地产的开发商基本都是潮汕人。深圳商业协会副会长唐荣生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多年，他对潮商的印象是“别人不敢碰的项目，潮汕人敢碰”。深圳的许多烂尾楼，就多为潮汕人接手。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目前生意红火的COCOPARK购物中心，此前曾经烂尾十几年，星河国际接手盘活之后，赚取的利润不止10倍之多。而深圳兆佳业房地产公司甚至专门以盘活烂尾楼著称，其董事长郭英成也是潮商。潮商接手烂尾楼一方面是替政府解了围，另一方面更是看中了烂尾楼一旦盘活，其收益也有相当高的回报。目前，在深圳中心区的住宅中，前5家全部是潮商控制的公司所开发，它们分别是黄埔雅苑、雅颂居、星河·国际、港丽豪园、风华盛世。美房企联手潮商134亿夺前海新“地王” 2013年因5宗地块拍出273.32亿元而获“钱海”之称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在2014年新年伊始再度以134亿元的“地王”吸引了市场关注，这一次引起人们关注的除了超过2.8万元/平方米的深圳新年楼面价纪录，以及新年全国总价纪录外，还因为最终买家为一家与潮商联手的美国房企。该地块共获得5家企业（联合体）竞标，包括金地、兆华斯坦开发公司和深圳前海国际能源金融中心联合体、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周大福和卓越联合体，以及香港企业香港力宝北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最终，兆华斯坦开发公司和深圳前海国际能源金融中心联合体报价134.0999亿元胜出，折合楼面均价28113元／平方米。据了解，深圳前海国际能源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29日成立，注册资金20亿元，其法定代表人为吴镇耿，他正是一位潮籍商人，目前为深圳潮汕商会副会长、潮商集团总裁。京城潮商房企抱团共谋发展在北京地产界，有这么一个抱团行事、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潮商群体，首都地产界是他们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舞台，北京的不少房地产项目都为他们所发展。几年前，在北京潮人商会的牵头组织下，潮商财富基金正式成立，再次将京城地产界的潮商们聚集到一起，除了继续谋求更好的发展各自的地产开发企业外，他们还把目标放在了别处。据了解，在潮商财富基金发起人中，房地产企业占了好几家，这些公司也是商会中资金和实力相对雄厚的企业，他们以地产企业作为联盟，投资基金市场，以图更大的发展。本土房企不遑多让在潮商叱咤国内房地产界的同时，潮汕本土房企的发展也不不遑多让，主要代表有龙光地产、联泰集团、锦峰地产、合群地产，其中以龙光地产的发展经历最为人所称道，放眼中国房地产界，龙光地产的历史虽然不是最悠久的，但其十三年的发展历程有着令人惊叹，为人称道之处。作为近年来广东省发展最快的民营地产集团公司之一，1996年龙光地产由家乡汕头蹒跚起步，一点点的积累，中间也曾跌宕起伏，几经蛰伏才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2003年5月，龙光地产以“黑马”之势最终竞得深圳宝安中心地块，这块地的竞拍也宣布着龙光地产迈开了异地投资的第一步，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将足迹遍布了省内外10多个城市，形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集工程建筑施工、物业管理、物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截至2013年10月31日，龙光地产已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及新兴地区，包括广东广西两省区、成渝经济区及海南省在内的11个城市拥有70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2013年12月20日，龙光地产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上市龙光地产成功融资14.84亿港元，其中约70%将用于收购土地及新项目开发。有地产专家分析指出，龙光地产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精耕细作的经营风格，目前在汕头开发的楼盘价格一般比周边高出10-15%，在汕头的市场占有率更高达1/3以上，在质量控制、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实力甚至已超过部分深圳品牌地产商。国内“商业+地产”模式第一人从深圳到香港，有一个潮商家族的商业传奇，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是国都集团的黄茂展，大中华国际集团的黄世再，信和地产的黄振华和茂业集团的黄茂如，一个个都在房地产界称霸一方，其中茂业国际董事长黄茂如更为人所称道，他首创的“商业+地产”模式时至今日被不少地产商和零售商争相效仿。黄茂如起家于房地产，1992年在深圳布吉开发了“茂业城”，此后其在深圳又陆续开发了“都市花园、中兆花园、世纪豪庭、香蜜湖豪庭”等地产项目。从他在深圳最先做的几个地产项目来看，基本都是短小精悍型的，规模不大但可快速收回投资，2003年茂业集团的世界金融中心落成，一举成为深圳的新坐标，一夜之间黄茂如震惊全国地产界。然而，与其兄弟专注房地产不同，黄茂如在开发房地产的同时，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百货零售业。1996年，深圳茂业商厦成立，1997年其首家百货店茂业深圳东门店正式开业。业内人士评价黄茂如是百货业内的一个“奇才”，鬼点子很多，他在国内首推“买一百送一百”的促销模式，创造了66小时不打烊的销售神话。与传统百货业采取的租赁模式不同，黄茂如旗下的茂业百货更强调的是自有物业，2008年茂业国际在香港上市时，旗下的15家百货店中，仅有三处物业是向独立第三方租赁的。“茂业系”开发的商业地产项目包括公寓、商铺等，一般采取333制，即1/3出售回收部分投入资金；1/3出租、收租金；1/3自主经营赚取商业利润；其中开设百货店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应当讲，黄茂如的成功恐怕不只是靠运气和人脉，他独具一格地以地产为根基发展百货零售，以百货零售为目标开发地产，从而让百货以自有物业为基础，在价格战中底气十足地赚到利润，帮助他的地产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两者互补的商业模式，让黄茂如获得了巨大的声名与利益。如今，黄茂如的这种战略已经吸引不少地产商和零售商效仿，足见他的商业头脑。 2014年中国房地产仍将深化调控近十年来，我国的房产价格一直处于猛增态势，虽然政府经历了几次调控政策，但消费者的感觉依然越调越涨，2013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基本完成预期目标，但调控深化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展望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政策走势趋向于稳的基调，局部可能会出现微调与收紧现象，楼市表现可能形式多变、综合复杂，在政府的强力维稳下，楼市短期的情绪低落和小幅调整或不可避免，但总体保持平稳微调，市场分化背离延续，房价稳中有升。在2013年岁末三中全会闭幕之后，2014年房地产与房价及政策走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展望2014年房地产行业，区域分化的态势将延续，一二线供求格局难改，房价上涨压力下仍是调控的焦点区域，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问题的解决在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力度。房地产调控继续收紧，地产调控政策在2014年处于摸石头阶段，各地开始试点。在2014年，楼市调控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价变动，尤其是不动产登记、房产税如何实施以及对农村土地入市的推进，都将给这个敏感行业带来更多的未知数。此外，包括经济降速、制度变革、需求透支等风险进一步积聚，在2013年商品房量价创下历史新高后，成交量已接近潜在上限，未来理性回归势在必行。预计2014年房地产形势总体会呈现先热后平，升温后稳的趋势，市场分化的距离会逐渐拉平。其原因首先是房地产市场2013年总体上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调控并未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并未因调控下降，反而刺激更多的人购房。其次，房地产依然是稳增长的主力，产业是拉动其他产业的火车头，政府不会打压，而会完善市场机制。同时，土地市场的火热让地方政府解决了债务与城镇化资金不足的现象，并且新型城镇化也不断放出市场需求。最后，货币政策方面也不会收紧，依然是以稳健为主。目前中国主要一、二线城市楼市已经回归限购前的疯狂，但是三四线城市楼市逐渐好转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都是推高市场销量的原因。 2014年是我国整个房地产新一轮改革的元年，我们未来整个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众多房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非常期待。潮商未来可加大涉足三大地产领域在国家宏观调控紧缩房地产行业的大环境下，潮商除开发住宅外，还可考虑涉足发展商业房地产、旅游房地产和养老房地产这些领域。首先，在国家宏观调控紧下，这正是开发商业地产的大好时机，其实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住宅地产，在住宅地产最低潮的时候，建筑材料也随之降价，那些原本打算投资住宅地产的资金也将汇集到商业地产中来，但商业地产项目要取得成功还离不开硬件和软件，硬件是指项目所处的地段，软件则是指开发后的销售策略、商圈培育、售后服务。其次，也考虑拓展旅游房地产领域，目前已有境外旅游产业集团与本土企业联合开始在汕头涉足这一领域。在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全球最大旅游产业集团美国豪生酒店集团就抢滩汕头，与本土企业迪海·蔚蓝海湾签约，联袂在汕头市南澳县打造全球第六个、汕头首个国际五星级品牌运营的产权式酒店。汕头市拥有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丰富，南澳县更是摘取了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生态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一块块国字号的金字招牌。目前，南澳实验区已被列入汕头市重要发展战略平台——汕头海湾新区的规划范围，随着南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南澳岛内旅游及相关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大发展，其旅游房产的发展潜力将不可忽视。最后，是养老地产领域，201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亿人，蕴含养老商机达到4万亿元，到2030年有望增至13万亿元。养老地产已被众多房企视为企业未来又一掘金点。当前中国养老地产的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有隔代亲情模式，即实现养老公寓与普通亲情住宅相辅相成的共融性设计，适合两代人居住；会员制医养综合体，即针对自理老人和护理老人群体，养老项目产权自持，采取分等级的会员制的盈利模式；养生目的地，即在风景资源特色区，开发具备养生、旅游、观光的度假式、候鸟式养老居住模式。但不同于传统地产项目拿地、建设、销售这种短周期盈利模式的是，养老地产是长期持有运营模式，在养老地产项目里，主要是卖服务，靠服务赚取利润。有业内人士预言，今天中年人的财富积累将成为明天老年住宅市场上强有力的购买力，因此养老地产将大有所为。
03月27日　18
当微信遇上众筹颠覆性创业背后的思考

春节前后，微信除了红包满天飞以外，我们的朋友圈也被几条很有意思的文章反复刷屏，那是关于众筹与颠覆性创业的话题。其中，潮籍青年精英陈第通过微信朋友圈，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完成众筹11.8万元中欧学费，引发了公众的热烈关注和讨论。事件：各老总微信筹学费，互联网思维上中欧 1月19号，黄太吉创始人郝畅率先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了题为《就用互联网思维大闹中欧》的文章，随后90后辣女马佳佳、91助手开发者熊俊、易淘食的张洋、雕爷牛腩的孟醒等先锋创业者们也纷纷发文为自己上中欧创业营集资募款。直至最近的2月10日凌晨，有米传媒陈第仅用短短三小时就成功募款11.8万，彻底引爆移动创业圈、手游圈对中欧创业营的关注，也引起大家对微信众筹这一做法的讨论。翻回这些文章，其内容或诚恳或幽默、或激情或理性，但殊途同归地都指向一个目的：筹够11.8万元的中欧学费！有意思的是要参加中欧课程的这帮人并非没钱交学费，恰恰相反——他们大多是时下中国最流弊的创业者，代表着中国最新一代的中坚创业力量。原来，“以互联网思维上学”，是中欧创业营创始人李善友教授(酷6网创始人)为学员进入中欧创业营的设下的第一道考验。思考一：众筹潮流意味着什么? “众筹”这个词最早源自西方国家，意指以展示创意的行为，获得大众的资金援助。至于本文的“众筹”，仅谈狭义的创业角度。国内创业者对“众筹”的概念接触得比较晚，这个词被人津津乐道也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而在国外，像Kickstarter、Indiegogo等众筹网站早已玩转得风声水起了，说众筹是一种“潮流”一点也不为过。在国外，说起创业启动资金紧缺，第一时间就是上众筹网;而在中国，不够钱，第一时间就是找老爸、找干爹、找投资方、找银行。相较之下，中国创业项目融资失败率高、起步时间长的必然性就可想而知了，这一现实，也反映出东西方创业观念的差异以及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包容性的高下。实际上，众筹机制无论是从发起者还是投资者的角度去考量，它都是一个比传统的风险投资效率更高的方式。投资人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资本升值，而发起者能用最灵活的方式去应对资金流的问题。在法律准许的条件下，这种创新方式，更利于促进零启动资金项目的首次创业。从2014年年初的这一场跨域极广的连锁众筹案例，我们应该对众筹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一旦普遍大众逐渐认同了这种的投资手段，众筹将流行起来，这对整个创业圈以及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必定是巨大的。想象着某天，你想开个小公司，把创业计划书往网上一放，不用几天不仅你的资金凑齐了，你顺便连你的合伙人、员工都招募到了，想想都觉得兴奋吧。思考二：微信将成为最合适的众筹平台? 众所周知，微信从规划之初，就是一款基于个人社交网络、以私密圈子为导向的社交产品。关系，是它研究最透的一个词。于是，由于较高的保密性和社交圈子的稳定性、精确性，用户都置身在无数个强归属感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和某人是属于这一类人的时候，微信已经把你们归入同一类了，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产品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对圈子的准确把握，是微信适合众筹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微信之前，中国有几个稍有名气的众筹平台包括点名时间、众筹网和追梦网等。但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中国的创业者、极客们对国内平台并不了解，从运营的层面看就是平台的推广有问题;而网站上各种五花八门的众筹信息看得人眼花缭乱都看不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这是产品规划和业务拓展的问题;发起人信息、项目的真实性难以跟踪，这又是监管机制的问题。因此，撇开中国环境不提，光是国内的众筹网站本身就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从社会到企业到个人都掉链子，发展如何不慢? 而微信打造的私密圈子，一个优点是：你在朋友圈里刷到的都是熟人的动态，你的动态也只能被你的熟人查看。这就令网络水军数量降到最低，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兴趣匹配度、圈子契合度达到最高。这几点，无一不是众筹最关注的要素：行业相关性、兴趣的一致性、信息的真实性、项目的可跟踪性。更逆天的是，微信支付上线之后，其功能版块“新年红包”“AA收款”等，都为筹资汇款提供了最便捷的媒介支撑。想像这样一个场景：你从小就暗恋的小学同学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说辞职开公司，缺了几万块要众募，把需求分成了一百份，每一份还倍儿便宜，也就是几百块。基于对这个同学的情谊、衡量金额的高低、在如此方便微信支付条件下，多半你会给她包个微信红包吧。思考三：颠覆性创业?几人能够? 2013年说起颠覆性创业，有几个人必须要提：主打“轻奢餐”的雕爷牛腩创始人梦醒、以O2O经典案例广泛流传的黄太吉煎饼创始人郝畅、经营情趣用品店炮否科技的90后辣女马佳佳、快的打车创始人陈伟星。我们不止一次在网络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但说实话，我也曾觉得花五百万买一个牛腩配方纯粹是蛋疼;也曾在看到“我要把煎饼果子买到美国去，让它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普遍”的时候，不厚道地讥笑过;也曾觉得90后花样少女出来卖情趣用品就是赤裸裸的炒作;还曾觉得要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大地上实现网络叫车根本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在我在看着这些小企业、小创意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的时候，我真愿意为他们喝声采。我想，真正的颠覆性应该是这样的：让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时都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最后又必须心悦诚服地赞赏!其实，如此看来，“颠覆”真不是一般的难，不客气地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也应该承认“颠覆性创业”成功的关键更多在于创意与天赋，这种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强求的。因而，在社会力捧年轻人自主创业，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这种行业内的虚假繁荣起到了不少负面的作用。在一些明星创业者成功的光环下，越来越多初出社会的小年轻，踌躇满志地准备到“颠覆”的大潮中。但水深水浅，毕竟只有走过才知道。著名企业家汪静波曾经说过，“我认为做企业是跳高，要超越自己，而不是拳击手，要把别人打倒。”这是我所认同的。“颠覆性”不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创业需求，它应该是一个激励你前进的理念、追求。这样，就不必执念于是不是要做到比所有人都新颖，要比任何人都强，你只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好微创新，做出你自己风格，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颠覆性创业”。思考四：移动互联网创业，现在进入晚了吗? 借助这次中欧创业营热力，我特地去查了本届中欧学员的入选名单，其中移动互联网创业者占了学员很大部分，包括大家熟知的91助手之父熊俊、力美科技舒义、有米传媒陈第、微窝网络钱科铭、美柚助手陈方毅、正点闹钟王颖奇、快的打车陈卫星、锁屏精灵谢峰等。移动互联网，这个被热炒了两三年的高速成长领域，的确成就了许多年轻的创业领袖，也让许多局外者对此跃跃欲试。有米传媒的CEO、青年潮商精英陈第与我私交甚笃，他是85后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大学没毕业就成立公司，完全由学生团队起步。以难得的眼光发掘了移动广告的市场前景，成为最早一批进入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他刚做移动广告时，穷得连工资都开不出，而三年多时间过去，现在有米传媒已经年营业额在亿元以上。我常与他一起聊创业这几年的体会，他聊到，创业，尤其是像他这样从大学出来的年轻人创业，总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困难。市场理解不深、资源匮乏、专业知识不够，人才储备不够，这些短板都将紧紧扼住你的咽喉，这些问题你不置身于实实在在的创业环境中是无法料及的。但他依然认为移动互联网仍然处以非常初期的发展阶段，有好的创业项目就要把握机会付诸行动，说不定你一个星期写出的APP最后登上APP STORE双榜榜首呢?说不定你坚持做了两年的一个小领域，成了中国最牛叉的那个呢? 我很认同的陈第的看法。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整个移动互联网圈还在建立规则阶段，包括移动广告、移动支付、移动电商、O2O、手游等等非常时髦的词语，至今依然裹着厚厚的不确定的混沌。当然业内预测这个现状将在2014、15年会变得明朗，在此之前，趁着巨头们尚举旗未定的空隙，这些领域里的相关细分领域，总有适合你头脑风暴、适合你去闯的一片天，一切尚有可为! 但是话又说回来，创业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这与商业嗅觉、个人性格息息相关，创业之前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也许不应该是“现在晚不晚？”，而是“我适不适合走这样的路？”
03月27日　17
从李嘉诚到马化腾：看潮汕人的经商技巧

如果你漫步在深圳的街头，你会很容易识别潮汕人开的店。首先他们的招牌店名一律是中国传统的“诚、昌、达、高”等这些吉祥字的组合，并没有特别的新意。潮汕人开的店形象设计一般也不很讲究，他们的店面LOGO（标志）一律是店面名字的拼音字母的组合，很少用英文的，一般也不专门设计。另外，店门口一律功夫茶的摆设，穿着拖鞋守店的老板操一口难懂的潮州话，并且对不是说广东话的顾客总是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些都构成了许多潮汕人开的店面的外在形象特征。可是，就是这些形象不怎么样的潮汕人开的店，控制了深圳大部分的零售渠道。不仅潮汕人开的士多（STORE商店的音译）店无孔不入，满街都是，而且深圳主要的批发专业市场如深圳通信市场、电脑市场、深圳小店的主要进货地湖贝路批发市场等，大都是潮汕人在经营把持。很多深圳白领们开的店，还有一些大公司开的有着很好形象的正规连锁店，很多时候往往就是竞争不过这些“散兵游勇”。虽然他们心里往往看不上上面所说的形象不怎么好的“潮汕店”，甚至看低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潮汕人，因为他们有着普遍的初中没有毕业就经商的传统（所以一写潮汕人的发家史就一定要说某某初中没有毕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身价多少个亿，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但白领们又不得不佩服这些潮汕人的店比他们的店活得“滋润”多了，赚钱的本领高多了。笔者在打工之余也曾在深圳开过一家手机店，周围的竞争对手全部是潮汕人开的手机店，而且所有的手机批发商都是潮汕人，再加上本人曾经担任一家著名保健品公司的深圳经理，面对的经销商和小药店大部分也是“潮汕系”，于是有意识地观察与揣摩了一些潮汕人不为人知的开店“秘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潮汕人开店成功，或者说会开店，首先是源于潮汕人开店经商的传统优势。开店成为潮汕人的一种最基本生活方式。“饿死不打工”是专门针对潮汕人说的。很多潮汕人都是十几岁帮助家里看店做生意，或在乡亲的店里帮忙，很早就学会了经商的本领。另外，很多潮汕人把开店赚钱作为人生的惟一目的，这种非常现实主义的对生活没有其他幻想的专注心态，以及与生俱来的生意头脑，是十分有利于他们的开店经商成功的。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优势就是潮汕人的团结与他们特有的相互认同的人际关系，这个优势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比拟的。批发渠道很多是潮汕系，零售渠道大多也是潮汕系，他们互相帮衬、互通有无、共同发财，总是能拿到最便宜的货源，开店赚钱比其他的地方人更容易一些，况且他们往往还能吃苦耐劳。但这些因素不说大家也知道，而具体说到不为外人所知的开店赚钱的操作层面的技巧，潮汕人还是有着许多独特的经营手段值得我们借鉴的。 “商者无域”，是说潮汕人什么赚钱做什么。表现在开店方面，就是随时准备变化，灵活适应市场。我在深圳经常留意一条街的铺面变化，比如说，当一个新楼盘盖起来后，潮汕人会联合起来在一条新街上开一系列店，如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针对新房家庭需要，店面服务与产品互相补充，互相带来人气。一两年后，潮汕系们就改头换面，纷纷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另外一个体现潮汕人什么赚钱做什么的“商者无域”理念的是，潮汕人把所开的店作为一个“生意信息中心”，潮汕人在店里坐在一起喝功夫茶，他们谈的往往是谁谁谁怎么发财了，哪里又有一个赚钱的买卖机会，并不局限于现在店面的生意。所以，潮汕人发家往往是开一个小铺的时候利用信息做成一个“大买卖”而完成原始积累的。店库合一，破店经营聚集人气。许多潮汕人开的大的店面都是店面与仓库连在一起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杂乱，哪儿都堆满了商品，有时都难以落脚。其实，店堂大量存货并不会影响形象，反而往往会促进销售。有意把货堆在店内，让顾客觉得虽然拥挤，但是很热闹，而且产品离得近就看得清，找人咨询也很方便，并造成货源充足的感觉。这就往往会造成店铺商品与人气都很旺盛的感觉。如果你在深圳发现有小的店铺三面墙都打通，人可以方便地从四面八方进入店里，而且水果摊大面积地延伸出小店很多米远，那肯定是潮州人开的店。他们往往会懂得充分利用与拓展空间，而决不局限于小店的空间。薄利多销，平价出货。潮汕人经商的传统就是薄利多销，并且将这一简单技巧发挥到极致。潮汕人只要有一点点利润必将货出手。他们比较看重现金流，用他们的方言说就是“百赊不如五十现”。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一定要规定自己能赚一定的利润差价才肯出货。卖电器的北京国美让人以为是北京人开的店，其实在背后操纵的是一个初中没有毕业、18岁就在北京开店的汕头人黄光裕。在零售界须高看一眼的国美，其实是潮汕人将薄利多销的开店技巧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他开始开店发家时利用的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平价出货，即国美的电器从厂家进货价是多少，就以多少价出货，一分钱都不加价。但潮汕人做生意从来是不亏本的。虽然国美卖电器不赚钱，但赚了人气。他靠人气赚钱，靠卖小配件像电池、天线、耳机、磁带、机柜什么的利润赚钱，因为顾客一般不太计较这些产品的价格，又是急用，大多愿意一起买。这些小电器的利润都比较高，量一大利润也就很可观。典型的“卖给你的灯，让你买我的油”策略。另外，因为卖的量可观，家电厂家给国美打广告，国美免费赚了广告费，最重要的是厂家有年底销量返点，还是因为量很大，返利也就很可观。低于进货价出货。本人在做保健品深圳公司经理时，常与潮汕人开的批发兼零售店打交道，发现这些潮汕商人经常低于我给他的进货价出货，即我给他们的口服液的价格是21元一盒，他们往往20元甚至更低就卖去了，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潮州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很快知道了他们的“伎俩”。后来，好事者的我还同时在学院派的“中国MBA网站”及营销实战派的“中国营销传播网”发了一个帖子，“考考大家：如果一个商家从厂家进货价为20元，它却以19元出货，而且他还能赚钱，你知道其中背后的原因吗？请给出3种以上答案。”结果，学院派的营销朋友们没有几个能完整回答出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营销问题；而实战派营销网友中只要是和潮汕商人打过交道的，往往都能知道其中的“奥妙”。潮汕系的店主经常“玩“的经商技巧包括：利用带货的技巧。我的潮汕批发商是专门做批发下游潮汕小超市与小店的生意的，当时我的产品是保健品中最畅销的，为了吸引他的下游，他经常用我的产品作为诱饵，故意亏本出货，引来更多的小店进货，而小店肯定要进其他高利润产品的，所以总体来说他是赚钱的。而作为零售的技巧手段，故意将一两种最畅销的产品低于成本价销售，造成整个卖场价格便宜，也能带动其他高利润产品的销售。换货的技巧。这是潮州商人惯用的技巧。我的批发商是深圳最主要的保健品批发商之一，他经常与另外一些深圳大的潮汕系保健品批发商彼此都低价换货，由于他们各自都能从厂家拿到最低的价格，这样他们就通过低价交换在此行业多了几种最低价的产品资源，于是，就有更多的小店到他们的店进货。他们多了一种吸引客户的筹码，就能赚更多的钱。利用销售返点。我们对经销商销售有返利政策，而每当他销售到达一定量时，为了拿到返利，他就低于进货价出货冲量，而潮汕人都有算帐的天才，赚多少、亏多少，最终手上的现金如何得到最大的利用与增值，他们心里算得很清楚。另外，潮汕商人喜欢大批量的现金交易，对以月结、代销等交易政策的厂家，当然对这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潮汕系们另眼对待。潮汕系们就上下其手，利用现金赚钱。上述价格运用的技巧并不是潮汕人所独有，却是他们应用最多的赚钱手段，当然这会带来厂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价格混乱的问题。当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深圳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安徽小伙子讲述他受潮州人开店启发从而成为身价千万的大型商场老板的真实故事：这位小伙子90年代初是深圳一家商场的业务主管，一天来了一个很不起眼的潮州人要租商场门口被弃置不用1平方米的地方卖水果，租金为1000元一个月，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潮州人一个人卖水果第一个月就上交商场货款17万元，给他相当大的冲击与启发。他于是辞职如法炮制，学这个潮汕人在另外一家商场门口租了几平方米的地方卖水果，结果第一年就赚了30万元，完成了原始积累。我想作为一个小型的开店创业的朋友，我们不需要看那些动不动就以宝洁、沃尔玛为案例的遥不可及的经营技巧，我们只需要向我们身边的潮汕系们、温州系们学一招半式就有可能创业成功。当然，潮汕人“目的就是一切，手段是无所谓”的赚钱哲学，如今也使他们赢得不诚信的名声，并付出了一定代价，这也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03月27日　16
言象意的阐说真善美的沉思

评王志清先生《散文诗美学》吴振华黄金灿自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先驱者揭开散文诗的序幕以来，中国散文诗的发展经历了辉煌又艰辛的历程。辉煌表现在一批批诗人以他们独具艺术个性和人格魅力的创作实绩，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散文诗园地；而艰辛之处，正如王志清先生在《当代散文诗的审美困惑》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散文诗创作存在诸多虚弱和病态的症状。文学创作实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石，反过来文学创作又接受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中国散文诗的理论研究相对于创作实践来说是显得薄弱的。王志清先生的新著《散文诗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一书体系严密、思想深刻、语言精美，散发出浓郁的诗性韵味，在散文诗艺术理论方面颇多建树。本文准备从著者对言象意的阐说和对真善美的沉思两个层面揭示此书丰富的理论内涵。一、言象意的阐说：对散文诗“美”的解读   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划分为语言、形象、意蕴三个层次，散文诗也不例外。散文诗作品要想引人入胜，就必须准确把握语言这一传情达意工具的媒介作用、创造出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形象并具有含蓄多义的深层意蕴。《散文诗美学》一书对散文诗的这三个要素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阐说。（一）“言”：弹力无限的语言韵致  语言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基本方面，它是传达作品意义的媒介；同时它自身又精圆浑融，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在《散文诗美学》一书中，著者独辟一章，对散文诗的语言美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著者认为：“散文诗的语言，是散文诗发展的核心问题”、“语言决定了散文诗的文体命运”[①]。在提出了散文诗具有“弹力无限的语言韵致”这一中心命题之后，著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散文诗的语言韵致首先表现为它是一种“活性蓬松的唯美组构”，它具有喻象性、蓬松性、自由性三个基本要素。其次，散文诗的语言同时代审美倾向息息相关，它是一种“拍和时代的动态嬗变”，是具有深沉年代感的时代书写。第三，优秀散文诗的语言具有活泼灵动的新异性和不断提升的诗性活力，这种由“节奏派生的抒情活力”，能使作品语言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最大限度地增容；语言的雅化、俗化与欧化是探索散文诗语言美的诗人所走的三种不同路径。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证，著者立场鲜明地告诉人们：“散文诗语言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这种语言优势，强化了散文诗的诗意内涵，拓展了散文诗文本的精神维度，更是散文诗文体形态的基础建筑。” [②] 语言在表达情感和展现作家精神时的这种优越性，充满了诗意的内涵。正如凯塞尔在谈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所说：“文学作品刚好利用语言词语中所包含的那种不固定性，唤醒潜伏的远景并且使睡眠着的感情内容变得生动。语言本身已经就充满了诗意。”[③] （二）“象”：哲理性传达的象征性  文学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能够以虚幻而又逼真的人生画面和意象世界高度概括地表现深邃的人性心理，它具有深刻的表现性与强大的感染力。他所营造的意象世界往往蕴含着某种观念或哲理，具有寓意性、暗示性或朦胧性之特点。王志清先生《散文诗美学》也多有论及，突出地表现在本书第二章对“《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的阐发中。在说明《野草》的思维和表现方式时，著者论道：“《野草》最突出的文学特征就是，它隐曲的、深邃的、哲理性传达的象征性。”[④]这种象征性表现于散文诗中，往往伴随着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彻骨凄凉的苍茫感和压膺沉重的孤独感。《野草》中的意象为什么独特而晦涩，王志清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鲁迅善于通过孤独对话和深沉独白来体现对生命和灵魂等深刻精神体验的思考。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现实事件与内心体验之间构成独特而紧密的结合，从而形成了无比强劲的艺术张力。正如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认为的那样：“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⑤]也就是说，散文诗的表达方式要做到外在事件与内心体验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所塑造的形象中融入发人深省的哲理。在论述鲁迅散文诗的意象特点与象征意义的同时，著者还论述了耿林莽先生散文诗的意象特点，他认为耿林莽先生的散文诗“往往通过意象与意象的跳接、错位”[⑥]来进行艺术形象的组合，从而能够形成强劲的情感张力，展现出风生水起、波澜兴作的内心世界。（三）“意”：意义化书写与特有精神维度  文学意蕴具有情理性，含蓄性，多义性。黑格尔认为“意蕴”是由作品的“外在形状”所显现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意蕴的这一内涵对应了美的两种要素：“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⑦]在《散文诗美学》的著者看来，散文诗应该追求思想的深度，散文诗作家应该有时代与社会的道义担当，在关注散文诗的“意义化书写”的同时，也要张扬散文诗自身所特有的精神维度。散文诗的自由精神，不仅仅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这正是黑格尔所言的内容与内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著者又强调，“极端自由的精神维度，这才是写好散文诗的思维，是写好散文诗的心理活动的特征”[⑧]。重视创作思维和心理特征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散文诗的内容和精神内涵。丹纳曾说过：“一个句子是许多力量汇合起来的一个总体，诉诸于读者的逻辑本能，音乐的感受，原有的记忆，幻想的活动；句子从神经，感官，习惯各个方面激动整个的人。”[⑨]可见，在散文诗中那些通过意义化书写进入其特有精神维度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动读者是因为诗人重视调动读者的逻辑思维和心灵感受的能力。例如，对于颂歌式、哲理性的散文诗或散文诗的政治书写，是公认的创作难题，一旦处理不当就有成为机械的政治图解的可能，从而成为“最破坏读者胃口”的失败之作，但是倘若善于对形象背后的生动意蕴进行提炼和开掘，就能使作品获得与众不同的艺术生趣，进而使读者“领略到诗意境界和生命美学的丰富蕴涵”[⑩]。二、真善美的沉思：对散文诗“美”的覃想真善美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运用于文艺批评中常常被当做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学标准。创造一个体现着真、善、美的艺术世界，是一切文艺的最高理想和所有艺术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具体到散文诗的创作，就是要求散文诗既能准确恰当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又要求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有独特的感受与深刻的洞见，还要求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同时，还得注重散文诗艺术的完美性、内容形式的和谐性。如何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在《散文诗美学》一书中能找到答案。（一）“真”：真情本位的至诚书写  郭绍虞先生在评述袁宏道的诗学观时说：“博学而详说，以大其蓄，凡求诸心，以归于约，如醉之忽醒，如涨水之思决，这即是所谓真”[11]。“真”就是要与客观事实相符、与人性的至诚本质相符。清人尤侗论诗就主张以真意为主，他说：“如以论诗，苟无真意，则声华伤于雕琢，格律涉于叫嚣，其病拥肿”[12]，可见“真”的表现是文学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王志清先生认为，散文诗是用生命写作，是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和轨迹的神圣展示；因此，从散文诗的本体方面来看，它最不能缺失的就是真情。如何才能做到“真情本位的至诚书写”呢？首先，要求诗人具有植根生活的朴质情愫。这就要求散文诗的发生情感，当植根生活，“情感生活化，生活情感化”，因为这是一种由生活触发而又反映生活本质的情感。其次，要求诗人具有源自内心的本真情绪。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传递出真实可靠的内心脉息，才能传达出现代人的内心现实。与此同时，著者还指出了一个散文诗的困境，即“在面对物欲横流时，在真善美横遭摧残和唾弃时，散文诗往往显得贫乏苍白和精神萎靡”，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著者分析道：“这是因为散文诗作家稀缺一种社会人文关怀的批判勇气和真实情感”。第三，要求诗人要超越狭隘功利观念的诗化情感。“散文诗的诗性化要求是由其文本属性所规定了的，是散文诗不至于混同于小品文、杂文、散文随笔等的生命精神。”“只有诗性化了的情感才可能适应散文诗文本的抒情特质，也正因为情感的诗性化，那些被理智否定了的夸张、错觉、幻觉等才获得了真实的品格。” （二）“善”：悲天悯人的生命感悟  “善”与“美”紧密相连，惟有雅正的伦理、道德，才能称作“善”，才能拥有“美”。哲学家摩尔说：“宇宙间有好与坏、对与错这些区别确乎是关于宇宙的最重要的实事之一。”[13]而“善”正是让我们进行判断的依据，是道德哲学思考的重要命题。《散文诗美学》的著者在散文诗中强调“善”，正是为了强化散文诗的使命感和对生活的敬慕之心。悲天悯人是臻于至善后的人格呈现，以这样的胸怀来创作散文诗，才能够使散文诗摆脱“小题材”、“小摆设”的窠臼，以宏大叙事来显露它暴露万象、海纳百川的问题基质。正如柳鸣九先生在评价雨果的文学观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把人内心的崇高理想以及高尚伟大的情感与那些软弱的柔情，一时的感伤，个人的追忆等等感情等量齐观，置于诗歌中的同等地位，而是极力强调理想、伟大和美。”[14]著者举诗人皇泯的长篇散文诗为例，具体阐说了他对悲天悯人之生命至善的理解，他认为诗人的创作之所以获得了成功首先因为他寻求到了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对社会人生和时代民族的深度关怀，这样一来诗人的笔触就超越小我情调升华到文化反省的深层次，这种悲天悯人的至善博爱，使散文诗呈现出壮大之美和诗史深度，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心灵营养和审美愉悦，获得成功是势在必然的。著者把“诗人人格的缺席”看做当下散文诗最致命的弱点之一，真是睿智老辣之见。人格的缺席就是悲天悯人之“善”的缺席，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井观天，自我膨胀，这最终会使散文诗作品成为“成为微不足道的抽空了鲜血的器皿，成为没有精气神的塑料花”[15]。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蔚彼风力，严此骨鲠”[16]，这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也是对作家人格的要求。有至善之人格，才有创作出至善永恒作品的可能。（三）“美”：颂歌牧歌的审美取向  文学的美基于语言的美，语言的美构造意境的美，意境的美传达意蕴的美。散文诗语言形象美、意义美、情感美和音乐美的审美特性，是形成散文诗的美学取向的基础。散文诗是散文和诗歌的交叉混溶后形成的特殊文体。其实，“诗歌语言规律与散文语言规律正好相悖:散文语言是普通的、节约的、正确易懂的语言，诗歌语言则是扭曲的、艰深化的、障碍重重的语言”[17]；而散文诗的语言正好把这两种问题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调和起来了，它把“自由自在的步行”和“带着镣铐的飞行”巧妙而稳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取向。关于散文诗的美学追求，须一提的是，耿林莽先生对散文诗之“美”的许多深刻见解，都得到王志清先生的认同和阐发。这是因为著者对耿林莽先生一向评价很高，把他的散文诗创作视为“《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是一个美学传统的“两个里程碑”、“两面旗帜”、“两个美学符号”。早在十年前著者就曾提出中国散文诗发展史是“从鲁迅到耿林莽”的灼见，他的这一评价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并为此召开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结合耿林莽先生的散文诗创作和散文诗美学理论来看，著者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在《散文诗美学》一书中，著者吸收耿林莽先生优秀的理论成果，结合自己深入的思考，对散文诗的审美追求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对于这些见解，王志清先生重点以柯蓝和郭风的“颂歌”、“牧歌”为例来进行阐释。著者在他的《心智场景》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柯蓝：“强烈的政治功利价值观，和高扬的生命激情，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人格欲望，建构了柯蓝的情感系统和心理意象以及‘青春’的主题原型。”[18]这是散文诗的众多审美取向中的一种，这种“颂歌”式的热情讴歌，体现着一种“理性抉择的精神舞蹈”。关于郭风，著者认为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从中提炼诗情和哲意，借此表现美好的感情与品德，呈现出诗人光明而善良的内心世界。著者的这些敏锐的评判，也证实了耿林莽先生在《散文诗的美学追求》一文中的论点：“单纯、透明、流动的朴素美和明亮的色彩，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应是当代散文诗语言的基本性格和主流姿态”[19]。综合言象意和真善美两个层面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散文诗美学》一书内容的全面性和思想的深刻性的体会。必须强调的是，《散文诗美学》一书有自己的体系，笔者进行的论述并没有以原有的章节组构为线索，而是从该书的内涵入手提炼出了一个新的思想脉路。王志清先生在该书的《余论》中说：“散文诗理论是一种以‘美的哲学’来解读‘哲学的美’的美思覃想。”笔者正是受这句话的启发，以“美的散文诗”和“散文诗的美”为切入点来阅读这本散文诗理论著作的。获益良多，值得和同道分享。 [①]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②]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③] 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89页。 [④]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⑤]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05页。 [⑥]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⑦] 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页。 [⑧]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⑨] 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98页。 [⑩]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1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3页。 [1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23页。 [13] M.怀特：《分析的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页。 [14]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15] 王志清：《散文诗美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1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4页。 [17] 陈文忠：《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18] 王志清：《心智场景》，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19] 耿林莽：《散文诗的美学追求》，《文学报》，2013年，“散文诗研究”第八期。
03月25日　19
书评：作者与读者的中介

金宇澄当小说编辑20多年，一直也是个中介，一个联系“读者与作者”的所谓中介。这些年来，小说的同质化现象很明显，很多来稿，如果盖去了作者的署名，它们的语言、叙事、内容是一样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更在乎表现种种实验，而现今的写作已不大在乎了。我对作者说：“你们的打扮很不一样，文字却很一样，如果喜欢写作，穿衣服是次要的，文字特征很重要。”也就是说，稿件的个性识别度很差，我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如果是画家，发现自己跟别人画得一模一样，肯定是吓坏了。有时我会问作者，小说已经退守到“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是不是影视介入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好小说和好剧本完全是两码事，这也是很多好小说拍不出好电影的原因。有时也提到一些具体内容，比如“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概念，比如“文学开拓了语言”、“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作家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语言脱离它的轨道”、“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风格是作家排除与读者之间种种壁垒的一种能力”、“最高成就是与读者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批评家曾经提到的，我这样讲来讲去，为的是与作者进行沟通。一直沟通，一直怀疑这种沟通，如今的作者，还会在乎这些内容吗？还需要这样来要求文学吗？读者会以这样的角度阅读文学吗？批评家是否还注意这类问题？即使作者还有兴趣，批评家有没有兴趣？读者有没有兴趣？我这个角色，是否还合适？这些要求，是否早就过期了？我这种读者与作者的中介，是不是笑话？我的背后，真的拥有很多读者吗？他们接受我这样的代表吗？我能代表如今的读者吗？当下小说有没有问题？炒冷饭问题、通俗化问题、类型化问题、走新闻路线的问题、翻译腔问题、文艺腔问题……问题好像很多，好像也毫无问题，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文学编辑这种中介，我能以怎样的文学标准来说话？能够代表什么？代表作者，还是代表读者发言？读者的变化是什么？他们的现状，他们的阅读脉搏是什么？编辑怎么来判断一个稿子，坚持所谓的立场，了解作者与读者的需要？我很感佩我的同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在作者面前，他们同样代表了读者，把守一种立场，或者放弃一些立场，同时，也代表读者，判定是否可以出版，选哪几部出版。评估一个作品受欢迎的具体程度，评估它是否可以让读者喜欢。与杂志编辑比较，他们显然有更大的决策风险。我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判断准确，他们所代表的写作，代表的阅读，是否真就是文学的标准？回到题目本身，这些问题，是否是中介的问题，也就是评论的问题？目前的大多数书评还没有获得有效的中介手段，取得更多的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没有可信奉的权威书评，评论界常在一个固有的氛围中，在稳定的思维里徘徊。小说有同质化现状，批评也有这样的现状。面对出版、面对读者与作者，并没有出现一种合理的应对，一种细致的研究与兴趣，一种举重若轻的、足可以沟通的、积极的中介意识，对于当下读者的脉搏，没多少感觉。按照一般的想象，他们应该处于更高的位置，担当一种识别与促进的职能，对于编辑、读者、作者，给出可以借鉴的价值观，引导写作、阅读的中介力量，形成一种桥梁的作用。因此，建立专业的、独立的书评中介，建立一座读者与作者之间真正的桥梁，按目前的态势，还有一段摸索的路要走。
03月25日　15
文学批评何妨冒险多关注新人

刘火大约是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鼓舞，进入2013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中期成名的小说家们，突然列队展示他们新作，以至于年中时就有媒体推出整版文章《2013，“老兵”归来》以示庆贺。文章中所列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苏童、阎连科等名家的长篇新作，让文学界眼前一亮。新近《人民日报》副刊更是整版转发了《日夜书》的节选及评论。由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态：此前和新近的一些文学评论期刊和报纸的文论专版，以及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或连篇累牍，或以专版方式对名家新作的关注评论，显示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两方面的协作和繁荣。“老兵”们——实则是小说名家们———为我们当下提供了，或者说奉献出的这般繁荣，且好评如潮，确是一桩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学的大事和好事。也许，它让中国的文学，至少是中国的当代小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显示出动力和生机。不过，在名家小说创作这般繁荣的同时，以及与此名家相关的文学批评的繁盛，我却看到了与创作相关的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文学批评成了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虽然在众多的此类文学批评中，不泛独具慧眼别有性灵的批评文字，如程德培关于《带灯》《日夜书》及其作者的批评，让当下看到文学批评有别于“学院派”或“学校派”古板程式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样式。但是，如程德培这样的文学批评太罕见了，更多的则是扮演的“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　名家新篇的被关注，不仅仅显现出名家新篇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显现出阅读者对好作品的审美追求和热情向往。或者说，在这些作品里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一种期待。问题不在于名家或名篇不被追捧，而在于名家之外的新人不被文学批评所关注和看重。我们知道，文学批评不仅关注文学创作的某一时段的创作业绩、创作走向、创作兴趣、创作异变；文学批评，其实还应担负起对新作和新人的关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关注新作和关注新人，原来就是一个优秀的传统。鲁迅对新人新作的关注和爱护不仅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众所周知，像对柔石、殷夫和初来乍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新人新作的关注，超出了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中立立场，显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真情。1949年鼎新后，任文化部长的作家兼批评家沈雁冰，依然对新作新人特别是青年作家关爱至深。我们还知道，新时期文学里的名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哦，香雪》，就是在孙犁的关注下引起当时文坛重视的。而当时的周克芹、铁凝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时光过去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　不过悖反的是，就在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里，长篇小说一年要生产3000多部。在这既碎片又大量生产长篇小说的时代里，无论是大学的和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还是各地作协的专门机构，以及少得可怜的文学批评者，要求这些人对所有的作品，都有所顾及，显然对于批评家来说，有些苛刻，也不可能。但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碎片化且又巨量生产小说作品的时代里，新人的出现、成长以及消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在这种出现、成长与消失的过程里，文学批评显然不只是旁观者，文学批评担负着共同参与和共同建构的任务。于是话题如本文标题所示，在文学批评共同参与和建构的过程里，真的不再需要如鲁迅、沈雁冰、孙犁那般的古道心肠，而只需要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或者追逐名家作品带来的商业利益最大化吗？追逐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并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罪过，只是它可能忘记了文学及文学批评还有的纯粹的一面。　对于批评家来说，论新人新作需要付出些代价。其中，冒险就是一种代价。因为，谁也不能认定某一新人新作以后的走向，历史的、美学的、传统的、前卫的等等，很难从某一篇新作里去指出新人新作的前景和潜力。许多时候，这会让批评家犯疑和踌躇，也会让批评家费力而不讨好。论及名家新作，大致可以从名家之前的作品里，不那么需要调整批评者某一固定观照，或者说批评者可以从名家大家的新作里看到以往的旨趣和表征，轻车熟路地撰写文学批评。而且，名家写名家，无论批评者和批评本身，还是所论的作家和所论的作品，说得轻的是皆大欢喜，说得重一点是“利益攸关体”。这显然是当下创作与批评的常态，也是我们早已经熟悉了的情景。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看看文学批评期刊，以及报纸的副刊，我们就会知道，论及新人新作，除了不会有这种皆大欢喜的场面外，而且极为吝啬。这种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成了当下文学批评普遍现象。　喜好和选择，是文学批评家的自由，同理，纸质媒体的文学批评期刊和报纸副刊一样也有这样的自由。前面已述，这种喜好和选择可以放大名家新作的接受和影响，也可提升读者的审美旨趣，于己于他于读者都是一件善事，本无可厚非。问题只是，当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以及范围仅限于名家新作时，文学批评的另一份担当———即关注新人新作却被放弃，或者说被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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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顿与新生：2013年文学现象观察

2013年，困顿中有新生。在这一年中，不仅有大量的长篇小说、非虚构文学、诗集、散文集的面世，更出现了许多此前罕见的文学现象。就此，我们特别邀请批评家张柠与“80后”学子霍艳、曾念长、董外平、李壮等，就2013年的文学作品及主要文学现象进行深入讨论。张  柠：今天的对话，主要讨论2012年底至2013年底这一时段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主要从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引人注目的热点文学问题；三是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学的情况。 “50后”、“60后”作家集中亮相曾念长：2013年，文坛老字辈的作家依旧活跃。1934年出生的王蒙为文坛贡献了多部作品，并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这部作品其实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直到今天才首次公之于众。90岁的黄永玉更是推出了上中下3卷、共计80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此外，“50后”、“60后”作家的集中亮相也是今年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他们亮相的方式也比较传统，就是出版作品。较受关注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去来辞》等。但是从总体效果来看，这些“50后”、“60后”作家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惊喜。他们都试图“与时俱进”，用自己的小说介入当下现实，但读者却批评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及物”。苏童的《黄雀记》又回到了他的“香椿树街”，不免让人怀疑他已陷入“经验的贫乏”。 “50后”、“60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首先是社会巨变让他们“找不着北”了。“50后”、“60后”出道于上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他们对历史总体性话语的瓦解，以及对社会转型之初的精神失落现象的发现，都是有卓越贡献的。但问题是，在这些作家进入“中年写作”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在这个巨变中寻找他们的写作资源，如何面对社会巨变中的读者，似乎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同时，80年代的“文学共同体”及其话语结构在9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破裂。在自媒体时代，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还包括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仅仅是“50后”、“60后”作家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大众狂欢时代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李  冉：《带灯》《第七天》《黄雀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显示出作者关怀现实的强烈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反映在小说中，就是作家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写“乱剧”场面。《带灯》中不断地写到农民、乡镇干部、农民与乡镇干部聚集在一起，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混乱场面。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小说就是靠一出又一出“乱剧”场面延展为长篇的。与之相比，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显得比较另类，方方写了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主人公涂自强从满怀憧憬到悲惨死去。虽然这个“个人”故事写得不够细腻，但与企图靠“乱剧”这张大手抓住时代的“大动脉”的作家相比，方方的可贵之处在于观照了个体的灵魂和情感，直接地、实实在在地抵达阅读个体的内心世界，我想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关键原因。很多“50后”、“60后”作家的站位偏高，靠外在的、热闹的技术手法勉强支撑起长篇的架构，企图罩住每个角落和所有个体，却打不进读者的内心。而方方们却正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人走去，走近之后观察、握手、交谈、拥抱甚至相拥而眠，一丝一缕的触碰最后化为了小说的内核。这种创作上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张  柠：你提到“50后”、“60后”作家爱用“乱剧”支撑小说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经典作家里，混乱场面的描写有时能产生特殊的效果。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乱剧”描写是福楼拜写州农业展览会、托尔斯泰写安娜看赛马。这种场景描写用得好是经典，用得太多当然有问题。那些对细微情感描写力不从心的人，往往喜欢写大场面。文坛新力量的崛起李  壮：我首先关注的是文坛的“代际更迭”。今年，“50后”、“60后”作家集中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70后”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80后”则从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2013年，有一批“70后”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精选集：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曹寇的《躺下去会舒服点》、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盛可以的《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东君的《恍兮惚兮》、阿乙的《春天在哪里》、鲁敏的《九种忧伤》等，这些集子的出版，是作者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70后”作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擅长对当下的城市经验进行细微准确的捕捉，这也代表着，在经验史层面上“70后”一代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新的经验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爆发后，在历史经验书写、乡村经验书写和形式实验等方面分别达到了高峰，之后便一直在等待新的可能，等待那些能够面对当下都市经验直接发声的作品。“70后”的成熟让我们的期待燃起了希望。他们熟悉这个时代，了解个体生命在其中的处境，能够从细节出发，进入时代生活的核心部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后”在经验史上的独特性：他们好像走在一条索桥上，桥的两岸都与他们有关。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中扮演精神英雄的“50后”、“60后”作家在这一岸，在商业时代里成为市场宠儿的“80后”在那一岸；乡土经验是这一岸，都市经验是那一岸；总体性反思中的历史是这一岸，碎片化背景下的时代是那一岸。“70后”便是行走在此岸到彼岸过程中的一代——两岸都与他们有关，两岸他们都熟悉，任何一边发生的剧烈变动，都可以在“70后”的脚下形成震颤。他们对两岸的风景都有特殊的敏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空气中那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电荷，表达出那些微妙但直通时代经验核心的生命体验。霍  艳：2013年或许可以说是“80后”的黄金年：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召开，《文艺报》《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大家》《天涯》等多家报刊、杂志开辟“80后”评论专版，各大杂志的奖项都出现了“80后”作家的身影……可以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喧嚣之后，“80后”内部已经分化，一些作家转入商业写作模式，另一些作家则遵循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期刊发表、选刊选载、评论家跟进、获奖，最后结集出版。甫跃辉、孙频、马金莲、蔡东、蒋峰都是选刊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逐渐从地方刊物走上国家刊物，从边缘位置走上头条。此外，在长篇小说领域，颜歌的《我们家》、郑小驴的《西洲曲》、王威廉的《获救者》、甫跃辉的《刻舟记》，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  壮：以“70后”、“80后”为主的年轻作家正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在6月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的新变”会议上，施战军说，“50后”关注的主要是“我是谁”，“60后”关注“我怎么了”，“70后”则关注“我何以如此”。这种步步逼近的创作和思考姿态，显示出“70后”作家所思考的问题的清晰性和写作姿态的特殊性。他们面对生活，普遍选取了平视的视角，关注那些寻常甚至庸常的人物，进而从寻常的生活细节出发，去面对那些本源性问题。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是观察者、思考者，而非“50后”那样，以一种解放者、预言者的身份进入小说叙事。当宏大叙事的狂热已渐渐淡去，城市里的“游荡者”及其孤独、隔膜的处境正在悄悄变成小说的核心。霍  艳：以往，“80后”作家由于语文教育、网络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影响，词藻的华丽已经到了对叙述产生阻碍的地步，他们无法还原人物话语，只能转述，将原本丰富性的多层次话语，转述为一种千篇一律的风格。“80后”作家从前的故作忧伤状，就在于他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写作，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课本语言加网络语言加幻想语言的拼接。《小时代》最能呈现语言的支离破碎，先是抒情加煽情，以“宇宙”、“世界”、“天空”之类的大词语来强化“我”微小的情感，以此来确认“我”的重要性。紧接着就是一段嘲讽，对其他城市、小资产者、同伴的嘲讽。如果说《幻城》里郭敬明的语言风格还可以用忧伤来统一，那到了《小时代》则是混搭，破坏了作品风格的完整性。“80后”的问题在于下笔的随意和语言的肆意。“80后”一直以为自己写的是细节，但其实他们呈现的细节是物质细节，而不是生活细节，到了生活描写，他们千篇一律，像铺在生活表面的一层厚重的棉被，而不是对生活有敏锐的多层次的发现。以往的“80后”写作下笔随意，以情绪作为主导，而不是情节作为主导，有时候为了情绪的连贯性，不得不用情节不合理的翻转、大幅度的跳跃来将情绪推向高潮，这在一定时间内的确满足了同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但放到资深小说读者面前，却像是一个粗糙的情节剧。“80后”以往的写作路径是，直接将个人情感普泛化，写的都是诸如孤独、忧伤、叛逆之类的大主题，处理不好和现实关系，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玄幻小说，他们虽然活在当下，心灵却抗拒当下，想回到儿童时的过去，他们在文字里有一种拧巴的姿态，既不妥协，又被裹挟。现在，他们是从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上着眼，他们不再努力以代言人的身份，写一代人的情感，而是退回自己的故事。现实经验遭遇表达困境李冬雪：“非虚构”是这两年来兴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写作潮流，2013年又有一次小爆发，如《出梁庄记》《打工女孩》《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生死十日谈》《阿勒泰的角落》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弥补了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无论“非虚构”概念在理论上如何不成立、写作上如何不文学，它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是解决了文学创作审美性追求跟文学现实关怀之间的空档。“非虚构”包括两方面，一是非虚构，关注现实经验；另一点，它还算文学。但一般来说，在“非虚构”门类里面，我们不怎么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主要还是讨论它的内容，比如关注中国经验、现实生活、现实伤痛等等。所以，“非虚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可读性强、传播面广；二是它关注现实经验里非常鲜活同时又被文学虚构所忽略的东西。因此，“非虚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李慧君：现在对“非虚构”创作的鼓励和提倡，反映了当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找寻到通往当下现实的路径”。这个问题我最初是在阅读梁鸿的“梁庄系列”时意识到的，梁鸿的作品中有两条叙事路线：一条是一个返乡知识分子对自己往昔童年生活的追忆与眷恋，以及其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乡村文明的自觉意识；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梁鸿在与村庄的乡亲们对谈时记录下来的类似“口述实录”的原始材料。梁鸿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是一种宝贵的文学呈现，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祖祖辈辈都被动地生存于乡村中的历史亲历者们对于乡村人生的叙述还原。相反，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叫虚构叙事，往往在用文学想象掩盖现实感的孱弱无力。今年的两部虚构类文学作品《第七天》和《带灯》都是间接获取的写作资料。《带灯》的故事来自一个乡镇基层女干部的经历以及她所提供的现实资料，而《第七天》为人诟病最多的便是对于热点新闻事件的“拼贴”。当然，这种凭借间接资料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其实许多小说写作所依据的都是第二手的材料，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就是从一则当地新闻事件中获得的灵感，但同时，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通过审美的语言和对于细节的充分描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能够生发出想象与联想的情感空间。这种文学性的呈现本来是虚构类作品的长处，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创作却是作家们对于现实表述的苍白无力，可能这一点也成为“非虚构”概念提出以及相关作品崛起的动因。杜思聪：2013年，作家观照现实的企图非常明显。苏童曾明确表示，《黄雀记》就是要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企图对人以及时代有全方位把握；《带灯》写的是乡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基层权力变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敏锐关注到农村少年如何进入城市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北去来辞》在写女知识分子精神史之外还夹杂了“80后”打工女孩的悲惨遭遇。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实践所呈现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黄雀记》在写香椿树街内部的故事时显得得心应手，而一旦苏童把香椿树街和现实联系起来，就不免别扭、牵强，这反映了作家在把握当代经验上的不足。把“50后”、“60后”和“70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70后”熟悉城市生活，熟悉生活在城市里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但“50后”、“60后”更熟悉乡土世界。此外，在处理现实经验时，“50后”、“60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在场的姿态，他们多以批评的口吻来讲述当代；“70后”则更愿意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关注都市里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情绪。李  壮：刚才谈到的一些文本，比如《第七天》等，几乎都涉及到老作家对新经验的处理。我所说的新经验，在空间上是“城市经验”，在时间上是“当下经验”。我从这些文本中看到了某种焦虑：一方面，“50后”、“60后”擅长表现的乡土或历史经验在文学上已日趋透支；另一方面，矿藏丰富的当下城市经验，却与“50后”、“60后”作家相距甚远。距离上的遥远造成了抵达路径的偏差，他们面对新经验时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各自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此，我大致归纳了几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正面强攻”型，代表是《第七天》。余华显然清楚，“细节”在一个总体性崩溃时代的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在的不自信。但《第七天》在这里做得并不成功。第二种以“写史”的形式为外壳，借助“神实主义”的风格，把主干故事架空，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寓言，我称之为“侧面迂回”。第三种是“新瓶装旧酒”，例如《黄雀记》和《带灯》。《带灯》的故事就时间而言离我们很近，也写到了比较时下性的话题，但其核心还是“血缘”，它讲述的还是乡村经验。第四种是“点到为止”，规避风险。韩少功的《日夜书》整体弥漫着回忆和缅怀的气氛。韩少功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最擅长的路子在写，包括对知青生活的生动描述，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思辨闪光。但对现实则是点到为止，让人有点不过瘾。比较特殊的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当说，这部小说与我们的时代贴得很近，触及到当代青年人的许多核心焦虑。方方一直十分关注底层，在处理当下经验上显得更加顺畅、真实。但读着读着，感觉到它越来越像一部“问题小说”。地域写作的可能与局限李慧君：我们刚才都在讲“当下经验”，这实际是在时间上求新。其实作家对经验的开掘还可以有另一维度，就是“空间”，比如金宇澄《繁花》一类作品就涉及到地域性写作的问题。在《繁花》之前，以上海作为特定书写对象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张爱玲、王安忆的作品，而《繁花》则从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生活场景的上海化、行为展开的历史感等诸多方面，精确而具体地书写了一曲“上海之歌”。《繁花》的成功之处在于描写上海人的具体而微观的经验的同时，又可以唤起每个读者心底深处对于历史追忆与人性体认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呈现出地域特点，又能够保持对于复杂人性的书写的目的。李  壮：除《繁花》之外，今年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颜歌的《我们家》写四川郫县、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湘西。《繁花》的地域性表现在它的方言写作，但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并未有太多上海地域经验特质。如果拿它与《长恨歌》比较不难看出，王安忆深谙上海的趣味、气息，小说虽然用普通话写成，但字里行间透露的莫不是旧上海风情；而以吴侬软语写成的《繁花》在表达上海经验上不如《长恨歌》。方言可以成为表达文学地域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否只要用方言写成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最鲜明、最深刻的特质却并不一定。其实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地域空间，像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苏童立足于江南“香椿树街”，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自己家乡的影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以某一地域为背景表达一种普世性经验。或者可以说，有些作家是借地域文化空间写经验，而有些作家则纯粹囿于地域内部经验。以前，作家写一个地方是隐约能看出影子的，需要结合作家成长经历来猜测，表现了一种普遍性经验。现在，作家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们写的就是那里，这会不会处理得过于简单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地域写作、方言写作，是不是作家为了增强文本的辨识度，寻找个性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是因为其他资源匮乏时，选择地域只是无奈之举？董外平：我个人认为《带灯》是一篇好小说，饱满沉淀的文字、从容自若的叙事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显得尤为珍贵。看完《带灯》，我不得不说贾平凹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作家，这种“正能量”并非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深植于贾平凹的“农业乌托邦”，他把一个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的乡镇社会写得那么丰富有趣，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禁问自己，我的家乡有这么丰富多彩吗？好像没有。贾平凹在《带灯》里塑造了一个“正能量”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名字诗意而且品格优秀。读到最后，我竟然都被这个青年女干部感动了，可是我又马上清醒过来，那不是真的，这个干部形象太完美、离我们太遥远，我险些陷入贾平凹设想的“农业乌托邦”。毫无疑问，这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是贾平凹在“农业乌托邦”里想象的一个人物，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个诗意化的形象来表达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深眷念和祝福，然而这个乡村只是贾平凹的，与我们无关。霍  艳：“80后”作家颜歌在2013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我们家》。这部作品一反颜歌之前的写作风格，开始回归底层和现实，这也代表了2013年“80后”创作的一个新趋向，其叙事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视角的客观性、情节设置与叙事总体的关联性，都是她走向成熟的标志。全媒体时代的大众阅读与写作董外平：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郭敬明的《小时代》放在一起对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居然完全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轨道运行着，一边是农民子弟的痛苦挣扎，一边是纨绔子弟的风花雪月，这两部小说分别投射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奇怪的是，我们并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成功学”和“失败经”。成功与失败需要被重新定义，对于《小时代》来说，成功只不过是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任性，失败也只不过是他们输给了自己的任性。对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来说，成功就是安居乐业、爱其所爱，失败就是居无定所、爱无所爱。按照涂自强的标准，《小时代》是没有失败的，按照《小时代》的标准，涂自强是没有成功的，这或许就是“成功”与“失败”的阶层性，富人的“失败”经验反而是穷人梦寐以求的“成功”，而穷人永远都不能成功地实现富人的“失败”。曾念长：关于《小时代》的讨论，最热闹的话题就是“人民币”。“人民币逻辑”如今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毛孔里，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当下中国文学的格局。与“人民币逻辑”相抗衡的是近年来不时有人重申的“文学的人民属性”。几年前提出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意与文学的“人民性”接轨的。陈崎嵘在这一年谈到网络文学的时候，就婉转批评了“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价值倾向。施战军也在一篇短文里谈到“为人民而文学”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认为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应该绕到这种表态的背后，理解这些话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还有一种针对性的立场，就是对文学“人民币化”的批评。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份“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前十名全是经典：《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这个排行榜是根据3000人调查样本统计出来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大众的“反经典”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张  柠：这个调查，说明传统经典提供的审美范式和这代年轻人的阅读期待出现了某种错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刚出来的2013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今年进榜的有60个人，除了莫言因为获奖上榜，其他的以玄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创作者居多。这再次说明了传统经典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错位。既然这种阅读错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文学史推荐的这些经典，读者不爱读？原因是否如你们刚才所说的：经典和当代经验没关系。如果是，那么网络文学也有大量和我们现实无关的东西：玄幻的、穿越的，等等，为什么受众那么多？阅读错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刚才大家提到长篇小说《繁花》。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在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最早在一个叫“弄堂”的论坛上发表，写作过程中，许多读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过建议。它的接受群体一开始就不是专业批评者，而是普通读者。我们读《繁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评价它是通过作家语言所呈现出的一段“生活”，而不必定是一个所谓自足的“审美客体”。网络文学中那些点击率较高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在叙事语言、情节设置上没什么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结构过于松散。而这个结构又是什么东西呢？《繁花》的叙事并没有什么结构，就是生活流本身(两条线索)，还有铺天盖地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语言干净精练。我甚至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网络小说走向经典化过程，就是逼近《繁花》的过程。李  冉：今年网络文学没有特别轰动的作品出现，但今年却是网络文学产业化迅猛发展、与传统文学互动频繁的一年。应该说，网络文学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文学经典化”意识，但他们追求持续的影响效应和效益增殖，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前几年蹿红的网络言情小说继续引领着电视剧改编和版权出卖的热潮，同时一批网络“大神”创作的玄幻小说也在被改编为游戏和动漫。随着这些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读者的阅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大量同类型的作品中想要脱颖而出，获得较高的点击量并不容易，因此除了情节和语言之外，对作家的知识贮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大神”们在读者的逼迫和互动下，纷纷成为历史、考古、医学、军事等领域的“业余专家”，以充斥在小说中大量的“专业”知识来吸引和留住读者。从网络文学兴起到今天，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的网络文学评奖热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思考，对于不用遵循节约原则，脱离了纸媒空间限制(在虚拟空间内)和时间限制(填补网民的剩余时间)的网络文学来说，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已然失效，需要返回话语的源头，建立网络文学评价的新体系，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重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尊重网络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事实，这是读者自由选择机制的结果。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人类话语系统的一环，这种话语自身存在其连续性和逻辑性，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做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一定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连事实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更不能急于改变现状。要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首先应该考察传统评价术语的可行性，对这些术语进行筛选和化用；其次要发明准确有效的新术语，这应该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还要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加以逻辑学、分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以传统文学作为主体，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参考，传播学和符号经济学的方法作为必备部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作为语言和文学种子的诗歌张  柠：我们前面讨论的，都是些有强烈社会传播效果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讨论它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审美诱惑力，而是它们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问题，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传播权力和资本权力。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恰恰应当是抵制这些东西的，这里最典型的一种文体就是诗歌。诗歌是无法介入目前强有力传播领域的，但诗歌是文艺的母体，诗歌语言是语言的种子。李  壮：诗歌在目前中国文坛比较边缘，但今年还是有一些引人注意的诗集。杨键的诗集《哭庙》得到了众多好评，这一诗集其实是对苦难记忆的重新开掘。作者把中国当代以来苦难历史用一种形象化的、类似于亡灵歌哭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妙地从细节和场景展开书写，使得这些并不新鲜的经验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许多以往极具破坏力的诗人，在如今的写作中却慢慢回归于主流和常态。例如沈浩波今年出版了诗集《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反映了他这些年的转型与沉淀，以前那种粗犷、暴力、富于解构性的写作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敏锐发现。此外，许多诗人旧作的结集出版显示了推动当代诗歌经典化的努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标准诗丛”，楚尘文化推出了“新陆诗丛”，反响都不错。值得一提的还有诗坛的新力量，“90后”诗人陆续登场，持续冲击着诗坛。近年来一直在编年选的周瑟瑟指出，2013年“90后”诗人“如小兽一般”集体冲上诗坛，他们具有的“直接表达生活的激情”，正是在前辈诗人那里渐渐流失的东西。他们对时下全新的生活经验具有天生的敏锐，洞悉都市语境下的情感密码和灵魂秘密，同时对这些经验对象充满了表达的激情，显示出许多值得关注的趋势。新媒体平台与诗歌新形态也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新媒体的兴起带给诗歌以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微博的流行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以伊沙“新世纪诗典”为代表的诗歌推荐类栏目在网上流行，这类栏目对民间与新人加以较多关注，与读者的互动及时、充分，其迅捷、便利的阅读形态也与当下生活方式很贴合。许多诗歌选本都注重从网络发表中直接寻找好诗，有的选本甚至专门为网络诗歌开辟章节。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诗歌作为一种短小、浓缩、有冲击力、贴近身体经验的文体，按理说最适合今日的阅读节奏，为何却被格外地边缘化？我觉得，新平台的出现有望使这一问题出现转机：它们将好的诗歌更有力地推向大众，同时，受众群的增加以及对于诗歌的反馈也有可能反过来重塑诗歌的潮流与品质。张  柠：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我们发现，它呈现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第一，“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第二，“主导文化”与“主流文化”同时并存和相互博弈。主导文化是指以传统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趋向，继续在主导文学生产和评价的走向。主流文化是指在市场引导下的、传播力量巨大的大众文学，它的特征是以老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引导着阅读趋向。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在相互刺激和催化，或许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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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应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

张卫中一与当下文学在观念、主题、叙事方式方面的巨大进步相比，文学语言却显示了明显的滞后。因为市场经济的介入、消费文化的泛滥与网络文学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正在被拆解，文学的高门槛被拆除，各色人等都加入写作队伍，于是出现了作家与作品的大量增容，作品的数量急剧膨胀，一个在语言上粗制滥造的时代也随之到来。受市场之手的指挥，更多的作家重量轻质，很多人嘴上认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是实际上语言观念淡漠，压根儿就没有把语言当作一个“问题”。一些实力派作家更多地沿袭旧的语言策略，在已有的语言习惯上滑行；而文学“新秀”关注较多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样写”，语言更不会受到特别的注意。很多作家的语言不惟做不到凝练生动、绘声绘色，甚至连最基本的通顺和准确都做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的文学语言不惟不如1980年代先锋文学鼎盛时期的语言，甚至不如“十七年”优秀作品的语言。王安忆认为当下很多作家对语言没有敬畏之心，缺少起码的约束。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赋、才情和审美情趣等，但同时也受到一个时代文学思潮、语言导向的影响，因而当下很多作家的语言都打上了消费时代的印记：重方便实用不重创新与探索、重明白晓畅不重雅致与精深，这种选择与追求也构成了当前文学语言的某种时代特色。在文学作品中生活是不在场的，读者能看到惟一的东西就是语言，一部作品可以有深邃的思想、曲折的情节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但是如果语言粗糙、不堪卒读，前列各项即便再出色，也会大打折扣，语言对作品的艺术效果能够一票否决。从这个角度说，新世纪作家语言意识的消极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文学水平的提高；语言的粗糙、平庸和苍白成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软肋，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很难实现文学水平整体的提升。二当前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病象当然可以有多种表现，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创新、实验意识的衰退，文学语言整体趋于老化和平庸文学语言的特点除了生动形象、造语曲折、含义丰富外，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个不断创新和陌生化的要求。再好的语言长久沿用也会老化、变质，丧失新鲜感，变得俗滥无趣，因而文学语言其实是一个动态概念，它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更不能成为一种模式，文学语言必须不断创新，实现自我的更新与超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旦停滞，很快就会出现僵化、老化的情况。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之所以实验作品叠出、艺术水平不断提升，就与作家语言观念的创新有很大关系。当时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影响，他们通过探索与实验，摆脱了“文革”语言的桎梏，刷新了沿袭已久的语言，从而将中国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峰。然而到了1990年代，时代语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作家由新时期之初思想解放激起的创新热情明显减退，特别是由于经济转型的影响，文学生产体制出现了由政治-精英型文学向消费-世俗型文学的转型；作家中产化、富豪化，文学的功能也由启蒙和批判转向消闲与娱乐。受到市场原则的支配，作家更关注的是发行量与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作家退守现实主义，更多地关注内容的翻新与个人经验的展示，1980年代中期那种以语言形式创新刷新文学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能够名利双收的长篇小说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当下的小说普遍的越写越轻，越写越容易，小说的娱乐成分增加，技术含量却越来越少。与文学这种大趋势相对应，当前作家的语言策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作家只是把语言当作一种习惯，当作可以与文学内容剥离开来的工具与手段，使用语言只求快捷与顺手，有人甚至懒得推敲词句，为了求快，词不达意也在所不惜。如果把当下的文学语言比作一池湖水，那么缺少创新这股活水，它肯定就是一潭死水。当前的文学缺少语言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首先，当下作家整体上缺少创新意识，满足于语言的平庸与俗常。在1980年代中期，很多作家突出地关注语言问题，把语言形式当作艺术创新的主要突破口，他们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语言形式。而在新世纪，“写什么”重新赢得了作家的关注，作家关心的是如何表现底层经验、性别体验、个人私密的体验等，致力于猎奇志异，寻求题材的新奇，很少有人把语言再作为一个问题。其次，以前曾致力于语言探索的作家，成名后满足于以前的成绩，缺少继续创新的热情与动力，基本沿袭了已有的语言习惯与风格。一个时代的作家不可能所有人都致力于创新，常常是少数先锋、实力派作家起一个带头和引领的作用，一个时代作家的语言创新往往最集中地在先锋、实力派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然而在新世纪，多数实力派作家都是1980年代曾经独领风骚的“过来人”，到了新世纪他们的年龄已过中年，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创新意识衰退，创作是在重复以前的老路，语言也是重复以往的风格，显示出匠气与暮气。 2、文学语言混同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缺少诗性之美关于文学语言的特点以往有多种解释，但是对叙事文学来说其最基本的特点还是形象性，即它不是抽象地指认对象，而是形象地描画对象。孙犁曾指出，在生活中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具体的形态，“春天，院里一朵花开了，花是大朵小朵？是红色还是粉色？一群鸟叫了，里面有粗声的，也有细声的。冬天一摸石块是冰冷的，一摸棉被是温软的。”当然对作家来说，描写对象要做到绘声绘色也不全是语言问题，作家既要有良好的形象和语言记忆能力又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这样才能妙笔生花、随手点染就涉笔成趣。从语言史的角度说，中国的文言一直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语言，然而在“五四”文学语言变革过程中，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学先驱者考虑更多地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现代教育对语言的需要，更多地致力于建构一种方便实用的现代语言，他们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恰恰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大力倡导文学的欧化语与口语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汉语的诗性内涵，使白话真正成了一种寡淡无味的“大白话”。中国现代文学30年很多新文学作家就一直致力于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重建汉语的诗性传统，在新时期，特别是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作家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然而到了新世纪，主要是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作家探索与创新的势头顿减，在一种求快求多的氛围中，很多作家的语言重又变成寡淡无味的“大白话”，语言的诗性内涵减少，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顾彬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时就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个中国作家没有去探讨语言本身的内部价值，他或她只不过随意取用任何随处看到、读到或听到的语言。这是日用言语、街头语言，当然，也是传媒语言。这说明中国当代小说家都不是为了语言而奋斗。他们先看看市场要的是什么，市场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其结果当然是文学语言日常化，文学语言缺少起码的诗性内涵。当下文学语言缺少“文学性”的表现首先就是很多作家大量使用大而无当、夸夸其谈的语言，看似幽默，实为俗滥，是典型的“大白话”，与文学语言没有任何关联。文学语言缺少文学性不仅在小说中，在当前的诗歌中也大量存在。当下的新生代诗人倡导口语化和“诗到语言为止”，对革除诗歌过度依靠隐喻、象征当然有一定意义，然而诗歌毕竟是语言艺术，诗人还是要通过语言、意象间接地传达感情，而非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因此语言修养对诗人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当下很多诗人误以为大量使用口语可以直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感悟，恰恰造成了口语和大白话的泛滥。很多作家的语言粗糙、随意，缺少基本的准确性。事实上，准确性不仅是文学语言的要求，也是日常语言的要求，换言之，有些作家的语言不仅作为文学语言不够格，就是作为日常语言也是低劣的。事实上在当下的长篇小说中，包括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语言的随意粗糙、遣词造句的不准确也随处可见。 3、文学语言的杂色化所谓语言的杂色化是指作家将不同文体、语体混杂在一起，例如将新闻、科技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混合等。另外文学语言一直有典雅、纯正的要求，一个作品过多使用粗粝、庸俗、下流的语言，一般也被认为具有杂色的特点。文学语言的杂色化并不能一概被视为缺陷，事实上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潮中，中国文学在主题、题材等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扩容，作家打破禁忌将各种生活收入文学作品中，包括战争的血腥、乡村的贫穷、底层的破败等，当文学直面惨淡人生时，其语言自然也变得粗粝和繁杂。另外，受到西方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当作家探讨平面化、拼接性这些艺术手法，尝试用语言游戏颠覆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与规范时，他们自然会将不同文体和语体拼接在一起，以解构传统文学的刻板与做作。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实验和语言实验都有两面性，当下作家以艺术实验为目的的探索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而如果出于猎奇或炫耀，为了博得读者眼球，为杂色而杂色，即将不规范的语言、脏话、戾词当作门面和摆设，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语言质量的大幅度下滑。当前文学中有损文学语言纯洁的情况主要有两种，首先是混用外来词和拼音字母，或者使用不规范的缩写词。这种语言通常都是先在网上出现，随后被作家使用在纸质文本中。在汉语中如何使用外来词是一个自“五四”以来就颇有争议的问题，后来采取的方略大多是采用意译的方式吸收这些词汇。当下作家随意缩写的外来词和拼音字母对语境有高度的依赖性，只能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流行，其负面影响在于：它会让很少接触网络的读者产生阅读障碍；大量使用这种临时约定的符号也会损害汉语的规范性和纯洁性，这类语言本身不具有形象性，当新奇过去，它们注定会成为汉语中的垃圾。其次是大量使用粗粝、无聊，甚至庸俗、下流的语言。一些作家可能错误地理解了艺术与语言创新的意思，将污言秽语大量引入作品中，这种语言别人不是想不到，只是不敢说或不愿说而已。文学应当反映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意味着没有取舍，在这方面过于放纵只能说明作者艺术趣味的低下。这种情况在著名作家作品中也很常见。有的批评家将这种自然主义地使用污言秽语的情况称作“文学上的恋污癖”，它“是指一种无节制地渲染和玩味性地描写令人恶心的物象和场景的癖好和倾向”。作家的这种策略不但不能引起新奇的感觉，刷新读者对生活的认识，相反它倒是很大程度上玷污了语言。三当下文学语言出现的一些病象当然可以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与那些历史悠久的语言相比，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因为历史短暂，它距离成熟还有很大距离；其次，当前的时代环境中有许多不利于文学语言提高的因素。首先从语言史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自“五四”诞生，至今还不到100年时间，在这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学一直担负着启蒙、救亡和革命的多重任务，前者一直缺少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特别是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文学常常被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和手段；在“十七年”文学语言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到忽略，而“文革”时期，已经建立的传统又更多地受到摧残和破坏。从语言建设的角度说，100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中国的文言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方各种主要语言也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史还充满了曲折与坎坷，因此，中国新世纪文学语言整体水平不高，存在各种各样的病象与问题也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其次当下的时代环境既有诸多有利于文学语言建设的因素，但是不利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以上已经提到的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对文学语言建设就有很多负面影响。作家不是抽象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社会息息相关，当中国整体进入消费时代以后，功名利禄会对他们产生很强的导向作用。当然关于消费时代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西方主要国家早在“二战”以后就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早于中国数十年，然而西方社会并没有出现所有作家一窝蜂进入“市场”的情况，仍有相当多的作家恪守一隅，他们没有很多读者，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很多人仍坚持“十年磨一剑”的态度，坚持艺术与语言的探索与创新，因而也能不断地推出文学的精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并不能替当下中国作家的懈怠和慵懒承担所有罪责。当下中国文学亟待要做的是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即作家群体要逐渐有一个分流：大部分作家走向市场，为大众提供甜软可口的文化快餐，但是也要有少部分作家坚守精英文学，坚持在艺术与语言方面的探索，他们的责任是给中国文学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活水”，给大众作家、通俗作家提供艺术的、语言的示范；他们的身份定位应当是“作家的作家”。当下的中国文学名义上是多元化，其实仍然缺少真正的分化，当下的作家其实都是“大众作家”，缺少真正“作家的作家”。汉语有着悠久的诗性传统，中国古典作家在文言的基础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学经典，唐诗、宋词、元曲中都涌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20世纪初，汉语书面语虽然有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但是后者还是继承了汉语的主要遗产，它具有成为优秀诗性语言的一切可能。新世纪文学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阶段，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新世纪作家与所有前辈作家一样，他们必须努力借鉴、利用已有的语言资源，通过探索与实验，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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