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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旗下公司拟购英国最大养老院涉资百亿

李嘉诚资料图　　据香港明报报道，全球人口老化问题日益受到注视，近年逐渐吸引不少投资者眼球，其至连长实(0001)主席李嘉诚也有意沾手。据英国传媒昨日报道，长实旗下长江生命科技有意收购英国最大安老院集团Four Season Health Care Group，涉资估计至少约8.5亿英镑(约104.4亿港元)。　　阿布扎比投资局亦有意竞购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Four Season Health Care由于现有债务到期，加上急需资金作进一步发展，目前正邀请财团进行竞购，其中有意的投资者粒粒皆是，除李嘉诚旗下的长科外，更有阿布扎比投资局、加拿大退休基金Ontario Teachers及一间中国国企，报道指，集团行政总裁Pete Calveley将于短期内向潜在投资者进行推介，收购作价初步估计约8.5至9亿英镑(约104.4至110.5亿港元)。　　预期本年纯利达13.5亿　　Four Season Health Care 目前拥有约500家安老院，入住长者逾2.5万人，根据彭博资料，该公司由2006至2010年俱取得亏损，5年累计亏损约9941万英镑(约12.2亿港元)，但去年首度转亏为盈已录得约1亿英镑(约12.3亿港元)纯利，并预期2012年度纯利将进一步增长至1.1亿英镑(约13.5亿港元)。倘报道属实，这次将是长科上市后最大型的收购项目，不过，根据长科截至去年6月底止中期报告，集团现持有现金仅约6.4亿元，距离Four Season Health Care 初步收购价甚远，因此未知收购会否牵涉李嘉诚旗下私人资金，或长和系其它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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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壮青：汕头要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总部聚集区

广东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刘壮青　　广东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刘壮青是本届政协的“新面孔”。对于成为一名政协委员，担负起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刘壮青感到十分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说，他将借助政协这一平台，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反映民生诉求。　　作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刘壮青对于汕头突出优势发展总部经济的问题尤为关注。他认为，近两年来，我市在引进和培育总部企业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帮扶，汕头总部经济美好的发展前景可以预期。目前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纷纷在提发展总部经济，汕头要与大城市竞争，只有错位发展;要与周边城市竞争，也需扬长避短。因此，汕头发展总部经济，不应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样打造多元的、综合的总部经济模式，而应根据本土的产业优势，如食品、玩具、纺织服装等，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总部聚集区。汕头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既要重视新引进国内外大企业总部，也要对本地原生型企业，特别是对汕头对一些优势企业倾注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扶持发展壮大本地的总部经济。　　刘壮青表示，作为一直扎根汕头的民营企业代表，宜华集团也将抓住我市全力引进和培育总部经济发展这一难得的机遇，一如既往地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不忘服务地方经济，反哺乡亲。无论是在本次“两会”召开期间还是平时，他都将广泛收集广大企业的想法、建议，积极建言献策，反映企业心声，推动我市企业做大做强，为汕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02月20日　0
宋江的第一生产力：名望地位比皇帝还高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　　经过了被刘高迫害的清风寨事件后，宋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等人上梁山。在半道上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座位问题，燕顺等人和石勇发生了冲突。石勇口气很大：“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 宋江就问这两个人是谁，石勇告诉他，一个是柴进，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还补充强调说：“只除了这两个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石勇并不认识宋江，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押司看得比皇帝还重，可见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北宋帝国时代，既没有专门的造星公司，也没有搞有偿新闻的环境，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宋江在江湖上竟然有如此的名望，手段的确非同一般。千万不要小看名望，宋江能从一个县衙里的小吏，成长为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及时雨，进而当上了让徽宗夜不能寐的梁山首领，主要得益于名望。　　宋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拿钱买来的。资历和出身是从政的进身阶，袁绍这个窝囊废能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总司令，靠的是四世三公的祖荫;而卖草席的刘备逢人必言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无非是想表明他有着高贵的DNA。中国是礼仪之邦，世俗礼仪的核心其实是人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人脉关系。人脉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很多人都能赚钱，但并非都会花钱，能给钱以生命。宋江就是一个善于花钱、能够给钱生命的人。他摸准并激活了江湖中左右“义气”的那根物质神经，用银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最终成为了一呼百应的江湖大佬。　　主流社会通常认为义与利是相对的。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其实是士大夫的看法。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江湖还是一个独特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游民的交口相传，信息传播的速度，往往比主流社会的正式渠道快得多。　　社会中的游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们在形影相吊、流离失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援助，而援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物质帮助。能从微薄的收入中解囊相助他人，被看做是讲义气的核心表现。金圣叹批评说，“宋江为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其实他只看到了宋江在江湖中使用银子的巨大效果，而没有看清江湖社会的本质。宋江在人际交往中，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他将银子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率和认同度。　　慷慨大度、仗义疏财是宋江的一大优点，也是他构建自己人脉关系的一大特点。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不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财物，亦不推脱。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格。若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及时雨，就是因为他能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当干枯的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成长为果实累累的庄稼时，投李报桃的效果便显现出来了。　　在江湖社会中，仗义疏财是衡量人脉关系好坏的最重要指标。事实上，不止是宋江，很多人对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和本质看得很清楚。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柴进也是如此，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林冲发配沧州时，半路上投奔到柴进庄上。临走以前，柴进拿出25两一锭的银子相送。武松辞别柴进时，也是得到了很多银两。凡是在江湖上人缘好的、声望高的，都是那些不在乎钱财、喜欢慷慨解囊的人。　　鲁智深和史进、李忠喝酒的时候，听说了金氏父女的不幸遭遇，决定予以资助。他掏出了五两银子，然后看着史进说：“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很痛快：“直什么，要哥哥还。”便掏出了十两银子。鲁智深看着李忠：“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掏了半天才掏出了二两，鲁智深很不高兴。他给李忠的评语是：“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对于耍把式卖艺的李忠的生活状况，鲁智深可能不了解。但在以出手大方与否，来衡量人品优劣与否的江湖社会里，就是这几两银子的差别，决定了鲁智深同他们关系含金量的不同。鲁智深打心眼里看不起李忠，在桃花山上，李忠、周通好心招待他，结果他打晕了李忠的手下，抢了金银器皿一走了之。而对待史进，鲁智深始终是尊爱有加。当他引兵去少华山救史进时，朱武杀牛宰马准备款待，平时嗜酒如命的他大骂：“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都是你这般性慢直娘贼，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还要饮酒细商!”鲁智深显然看不惯朱武的衙门作风，动不动就大搞接待之风，胡吃海喝。其实朱武也是没有办法，要是招待不好鲁智深，万一花和尚不高兴，也够他喝一壶的。　　宋江始终把提供资助，作为建立人脉关系的首选方式。在柴进庄上初识武松时，看见武松衣衫褴褛，便拿出些银两来要给武松做衣服，表现出了父兄般的慈爱。武松辞别宋江回家探亲时，宋江执手相送，并又给他十两银子，感动得武松掉了眼泪。宋江第一次见到李逵时，恰好他赌博输了钱，欠了人家十两银子，宋江便从身边取出银子，给了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就是这十两银子，使李逵成为对宋江忠贞不贰的追随者。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张顺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酒席散了后，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的一锭大银!宋江还曾资助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银子，也令这位病大虫感激不已。　　宋江不但对英雄好汉如此，对一般的公人、歌妓、狱卒、无赖，也都是慷慨解囊。阎婆因感于宋江资助葬夫，把女儿阎婆惜给了他;卖糟腌的唐牛儿“在街上只是帮闲”，也因为“常得宋江资助”，“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宋江回家被围捕时，仍不忘送些钱物打点公人;流放江州后，宋江取三两来银子，给了江州公人;在江州牢城营内，上上下下，宋江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喜欢宋江”;浔阳江边，李逵打晕了卖唱女子，宋江便给了那女子及其父母二十两银子，嘱咐道：“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水浒世界里，有记载的宋江送银子有近二十次之多。因此，他以仗义疏财闻名江湖，绝不是浪得虚名。　　宋江等人动不动就出手资助别人，这如同流水般的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吴用到石碣村动员阮氏兄弟抢生辰纲时，掏出了一两银子，买了一大瓮酒、一对大鸡、二十斤生熟牛肉，可见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不低。郓哥也曾经算过一笔账，在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时，答应给他五两银子解除生活之忧。郓哥算了一下：“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给了她父母二十两银子，免得再流落江湖卖唱。可见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根据我个人考证，按粮价折算，宋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三百元人民币，从吴用那一两银子的购买能力来说，这一估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北宋中前期，国家不发给胥吏俸禄;后期发给一点点，也不过勉强糊口。作为小吏的宋江，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分析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途径。一是寻租。宋代，国家允许胥吏吃拿卡要，正如阎婆惜评论宋江那样：“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二是个人财产。宋江有很大一部分钱来自家中。宋江家是当地的大户，这是他重要的经济基础。三是馈赠所得。宋江有一部分钱财是江湖朋友给的。在孔明、孔亮那里，孔家给了宋江五十两银子做路费;在清风山上，燕顺、王英、郑天寿又“各送些金宝”与宋江;宋江第一次被救上梁山时，晁盖等“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还有一部分是宋江通风报信所获得的好处费。晁盖为报答宋江相救之恩，在梁山落草后，立即派刘唐送来一百两金子。尽管宋江没有全要，但由此可以看出好处费是宋江的一个收入来源。　　当我们看到宋江不但对英雄好汉，而且对公人、歌妓、狱卒、帮闲也都慷慨解囊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无用功、乱撒钱。就是这种多元的投资途径和宽阔的胸襟抱负，使他能够获得广泛的声誉收益。无论是皇族后裔的柴进、名将之后的呼延灼，还是绿林的草寇燕顺、流落江湖的薛永;无论是智慧如吴用、富裕如卢俊义，还是无赖如王英、憨直如李逵，他都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招于麾下。宋江用银子浇铸出的第一生产力，威力大得惊人，几乎无坚不摧，只要他遇到了困难，总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无论后人对宋江的评价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宋江具有成功人士的气质和眼光，在人缘决定成败的生存游戏中，他同刘备一样，非常看重人和，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有一定的器具，而又不受制于器具，比如钱，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02月20日　0
看好华裔奢侈品消费力欧美名牌争推龙版限量精品

影星玛丽莲梦露酷爱的名牌Salvatore Ferragamo店资料图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代表富贵与权力的中国生肖“龙”，最受华裔青睐。迎接2012中国龙年，不仅亚洲市场各路商家忙抢“龙商机”，连Salvatore Ferragamo、Bally、Versace 、ST Dupont、Rolls-Royce Motor等风靡全球欧美名牌，也纷纷推出“龙版”限量商品，抢攻华裔荷包。　　麦肯锡顾问公司预测，未来中国大陆豪奢品市场，仍将维持18%的年成长率，并于2015年达到约43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超越日本，达世界豪奢品总销量的五分之一。　　今年、甚至早于去年即有名牌厂商陆续推出龙年限量版商品，除抢赚龙年业绩，更有巩固中国大陆及其它华裔市场客群品牌忠诚度的目的。　　分析师强调，名牌精品抢在今年推出龙元素商品，正是向华人市场表态的策略行动。此时，哪些名牌对华人市场多表现关注，未来三至五年就可多从金字塔顶端的华人消费者荷包，多赚许多钱。　　影星玛丽莲梦露酷爱的名牌Salvatore Ferragamo，今年推出三款限量版“龙年”手袋，以中国文化吉祥色—红色为主色调。经典钱夹，则装饰有金属飞龙图案。　　龙版W手袋全球限量20个。Sophia手袋与经典钱夹全球限量也只有68个。　　其它名牌如英国Rolls-Royce Motor因应龙年，去年8月即推出限量“龙版”幻影轿车(“Dragon” Phantom)。　　法国高级配饰ST Dupont则推出镀金龙饰钢笔和打火机，龙饰上还镶有88颗钻石。　　意大利时尚名牌Versace也在龙年推出特别设计的珠宝手提包，手柄为黄金打造，黑色包体上则有镶金龙饰，限量生产210个，且只在亚洲销售。　　比佛利山庄部分精品店店员表示，近期的确有不少白人或华人客人询问是否卖“龙版”限量商品，有的要送华人朋友或客户，有的则自己收藏。(陈慈晖)
02月20日　0
深圳真的“不一样”吗？

　　深圳大运会亮出的“不一样的精彩”，的确很精彩，通过一场赛事，就让世人认知了深圳这个独树一帜的不一样的先锋城市理念。其中拒绝烟花表演，就是大运会“不一样精彩”的标志性的举动。　　坦率地说，本人是喜欢看烟花表演的，不论是北京长安街上的烟花、上海黄浦江上的烟花、香港维多利亚湾上的烟花、以及广州小蛮腰发出的烟花，都十分喜欢。当然，也曾希望在家门口的大运会上能看到从深圳湾上腾起的炫丽的烟花。因为深圳这个火气旺盛的年轻城市，加上大运会世界级的青春盛会，有烟花来点缀将会更加精彩炫丽和彰显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　　为此，本人也写了一篇题为“期待深圳湾腾起炫丽大运的焰火”的网文，认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世界级的盛会上，不应该以“低碳”、“节俭”为借口来取消烟花表演，因为烟花表演既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喜庆传统，也是受众最多、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最能体现与民同乐的形式。同时相比我们日常对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的种种劣迹，燃放十几分钟的烟花才是真正的低碳。　　当然，这种观点是不合时宜的，该网文也被媒体作为PK的对象刊出。当时，虽然不解，为什么纽约可放、悉尼可放、香港可放、北京可放、上海可放、广州可放、台北也可放，全世界在庆典的时刻都在燃放的烟花，怎么到了深圳这么一个难得的盛会上就成了奢华呢？虽然觉得，相比那体育场上的“宝石顶”，那挖了又铺，铺了又挖的条条大道，那满大街小巷的“穿衣戴帽”，怎么这十几分钟的烟花表演就成了奢侈了？当然，不论有多少疑问，为了深圳“不一样的精彩”，为了深圳的创新之路，还是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为此，我也写了一篇题为“从世界之窗迈向世界之门”的网文，为深圳加油，为大运喝彩！　　由于深圳为了“不一样”拒绝了烟花表演，广州和香港的朋友以为从此在深圳再也不会见到烟花表演了，也常常会以此来调侃：“欢迎你到时来我们这里来看烟花表演啊！”当然，朋友的调侃也是善意的，特别是经过大运会后的一系列总结提炼，深圳的“不一样的精彩”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城市理念，不仅影响着本市的民众，也传播到了周边和更远的地方，相信外地的朋友们也是完全理解的。　　可没有想到的是，最近朋友来电话说，“你们深圳湾又在大张旗鼓地燃放烟花了！”，原以为朋友又是以此话题来调侃的，可一了解原来真有其事。作为烟花爱好者，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感，而是感到了一种被嘲弄的感觉，当然，嘲弄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所有热爱这座城市的市民。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先锋理念要真正坚持下去，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也不是我们一座城市如此，哪个城市没有喊出过壮丽的口号，哪个领导没有宏伟的施政理想，如果都能说到做到，那岂不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毕竟太年轻了，竟然如此地沉不住气。这才过去了多久啊？就又去玩这纸里包不住的玩意，就是作秀也不能这么不顾及我们这座城市的脸面吧？这样的“不一样”实在太没有创意了！谁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与众不同，但如此的“不一样”，只能是给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一个永久的话柄！　　当然，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作为一普通的市民兼烟花爱好者，或南或北，或东或西，炫丽的烟花是一样到处可见的。
02月16日　0
融入珠三角是汕尾发展的正确之路

汕尾风光资料图     2010年1月29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两会上，黄华华省长在正攵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推动汕尾加快融入珠三角。”对于这一点，幽壹深表认同。　　　　其实在幽壹过去多年的网贴中，例如：《浅谈广东当前的经济生态图》（2004年）、《广东“非珠地区”的出路在于“溶珠”》（2005年）、《汕尾二十一年未醒的“海岸经济梦”》（2009年）、《粤东加入海西经济区获益几何？》（2009年）、《粤东地区的“融珠”难题必须尽早解决》（2009年）等，一直都对此有提及和论述。总的来说，幽壹认为唯有尽早融入珠三角，才是汕尾发展经济的正确之路。汕尾已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不应再左顾右盼了，还是应该及早找准定位，及早认准一条路，脚踏实地干下去。　　　　然而认识到融珠的必要性是一回事，能否最终实现融珠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仅是开几个工业园区，接收几家从珠三角地区转移过来的企业，那只是一种很初始的、肤浅的“融珠”，对于汕尾的经济发展来说，将很难真正起到实际效果。　　　　那么汕尾要如何才能真正地深层次地融入珠三角地区呢？幽壹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多方努力，进一步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汕尾的公路、铁路都远谈不上完善，还存在着不少交通瓶颈（包括管理维护方面），亟需尽快加以解决。另外，汕尾的港口也建设得很一般，还达不到支撑汕尾大发展的需求。希望汕尾能够通过多方努力，尽快完善交通等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来说，汕尾连通珠三角主要是依靠两条大动脉：一是国道广汕公路；二是深汕高速。这两条途经汕尾，连通粤东与珠三角地区的陆路大动脉，是汕尾通往珠三角地区的最佳通道，不过目前在养护利用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亟需尽早解决。至于海运方面，汕尾目前也建设得不尽如人意，没有充分利用好沿海的优势。在铁路方面，目前已经在建的厦深铁路在汕尾设有三个站，这将给汕尾带来一次腾飞的机会。希望汕尾方面对此能够及早谋划，做好厦深铁路通车后的后续工作。　　　　另一方面，希望汕尾方面能够争取一下，让莞惠高速能够开通个延长线（惠州段起点在惠东县大岭镇），将其连接到汕尾去，使汕尾能够有一条直通东莞的高速公路。　　　　二、多管齐下，努力做好人才融珠工作　　　　汕尾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才。　　　　观现在的汕尾，各类人才奇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本地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又招不到外面的人才进来的现象（或者招进来也没使用上），因此造成各各方面都极缺人才，这严重制约了汕尾的发展。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除了本地经济连年低落，造成城市发展不够快，工作生活环境不完善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深受汕尾地方正攵府官僚、腐化、制度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使许多想为家乡做点事情的人才去不到需要他们的岗位，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严重制约汕尾地区的发展。　　　　汕尾方面必须做好人才融珠的工作，才能助力汕尾尽快融入珠三角，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建议汕尾可以采用“请进来”和“派出去”两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珠三角等先进地区引进一些人才，以改善本地行政管理水平和转变执政思想观念，提升正攵府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则抽调一些可培养的年轻干部到珠三角先进地区去交流培训，以长见识，提升工作能力。　　　　不过不管是“请进来”还是“派出去”，最终能不能起效，关键还是要看汕尾正攵府能不能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使人尽其才，任人为贤的制度，形成良好的用人社社会氛围。如果仍然是裙带、黑幕风行，那么再多的人才也没用。　　　　三、转变思想观念，做好制度上的融珠工作　　　　如果观念不融珠，单是靠一些硬件方面的融珠，口头上说说，那么相信仍然是很难做出成绩来。只有转变思想观念，在制度上做好了融珠工作，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各级官员在处理事务的时候，能够以服务公众为理念，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去制衡考核他们，那么汕尾的发展才有希望。　　　　汕尾其实并不缺乏可塑的亮点，握有许多发展优势，如有特色的农特产品、丰富的旅游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等。然而如何才能在这信息时代，尽可能快地地把其传到最需要它们的人群当中去，却很成问题。因此，在思想观念和制度上应尽快学习珠三角发达地区已有的成功经验。　　　　汕尾目前的行政管理水平极其有限，严重制约本地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汕尾官员干部多年以来思想还不够解放，存在各种各样的胆识和认知问题，主要是：缺乏干大事，眼光长远的领路人；缺乏脚踏实地干实事的人；得过且过或只顾谋私利的干部太多；一任领导一种政策，没有对本地发展进行长远规划，缺乏政策的延续性。　　　　没有在思想观念和制度上与珠三角接轨，汕尾将很难有所作为。例如人家可能都是准时甚至是提前上班，经常加班加点完成工作任务，而你这边仍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对工作爱理不理，那么还怎么融珠？　　　　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制度，扩大民众民主评议行政人员的权力，让汕尾的工作人员能够在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上与珠三角地区实现无缝对接。这样的融珠才能有效果。　　　　总的来说，融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靠嘴上说说就行的，在许多微观的方面需要与珠三角全面对接。希望汕尾能够做好上述工作，及时改善汕尾的软硬环境，加速融入珠三角地区，以促进汕尾经济早日腾飞。　　　　作者：幽壹
02月16日　0
烟王褚时健85岁种橙子成亿万富翁

褚时健办果园，种冰糖橙　资料图　　摘要：烟草事业的如日中天，没有给褚时健带来财富，却让他身陷囹圄;出狱后，深居哀牢山中种橙九载，上世纪“烟王”于耄耋之年成为亿万富翁。　　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此间风景不恶。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里不平衡”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嘎洒镇。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由于是冬天，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用来泄洪用的，如果没有这个，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这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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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墨：一如既往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深圳玉湖投资集团董事长黄向墨资料图　　摘要：2009年黄向墨和他的“玉湖集团”先后为揭阳楼及其配套广场无偿捐赠1.5亿元，创下了揭阳市公益事业单笔捐资记录之最。在揭阳形成一股巨大的“揭阳楼效应”，不仅激发一大批企业家参与慈善的热情，更是引发了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　　2011年12月10日，以“全球经济变局与潮商竞争力”为主题的2011（首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在京盛大举行。主持年会开幕式、参与“新世纪潮商价值与责任”论坛、获得2011天下潮商社会责任荣誉大奖、玉湖集团董事长黄向墨格外引起媒体的关注。作为首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的执行主席之一，黄向墨认为通过政府、企业、学术界和媒体之间的广泛对话，共同求解潮商的生存、发展迷局，整合资源，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势在必行。而谈到对于潮商社会责任的履行，他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让慈善的社会效应无限化　　在2011（首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上，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民营经济报·天下潮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教部和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首届天下潮商社会责任终身荣誉大奖、特别荣誉大奖、荣誉大奖和2011最具社会责任潮商等榜单。黄向墨与谢国民、马化腾、陈伟南、张章笋、周泽荣等海内外杰出潮商共同获得2011天下潮商社会责任荣誉大奖。　　2009年黄向墨和他的“玉湖集团”先后为揭阳楼及其配套广场无偿捐赠1.5亿元，创下了揭阳市公益事业单笔捐资记录之最。在揭阳形成一股巨大的“揭阳楼效应”，不仅激发一大批企业家参与慈善的热情，更是引发了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　　2010年6月，黄向墨再次登上“胡润2010慈善排行榜”，名列该榜全国排名第43位、广东排名第8位，成为年度上榜粤商中最年轻的慈善家之一。他在慈善事业上的大手笔和魄力再次引发了群体慈善效应。　　目前，黄向墨带领旗下企业在慈善捐赠上遍及文化、教育、治安、宗教等多个领域，至今已累计逾3亿元。他认为：社会舆论应该鼓励有能力的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而带动全民慈善。他在慈善上高调亮相，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有能力的人支持家乡的建设，参与到慈善公益活动中来，要让有限捐赠产生无限社会价值。　　对于当前社会上形式多样的慈善事件，黄向墨不置可否，他认为辨别一件事是真慈善还是假慈善，有三个关键：一是有没有拿出真金白银；二是这些钱有没有给真正需要的人；三是否从中牟利。用这三点来衡量黄向墨的历次捐赠，他很淡然：“我的慈善动机非常单纯，绝不会以慈善来做交易。” 　　慈善需要理性和智慧　　在“新世纪潮商价值与责任”论坛上，黄向墨与央视主持人陈伟鸿(微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忠明、海南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华银集团董事长欧先涛等共同对话，针对目前国内外新的形势和发展时期下，一起探讨新世纪潮商价值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黄向墨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概括自己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他认为作为企业家，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为国家创造税收，善待员工，减低社会负担。当企业发展积累到一定资金以后，应当回报社会，积极推进慈善事业。　　谈起回家乡投资的问题，黄向墨说应当理性看待。企业家必须考虑到企业的利益增长，如果只是凭借满腔热情，不考虑实际情况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甚至会给家乡带来负担。他认为除了投资以外，支持家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比如深入地了解潮汕人文历史，将潮汕文化推而广之也是一种履行责任的方式。又比如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引进各类型人才，支持投资教育等等。　　谈到慈善，黄向墨认为真正的慈善需要理性和智慧。如果在支配财富的过程中不够理性和妥善，那么慈善很容易变质，也会带来社会争议。比如在教育领域投入，黄向墨经历了一个从资助个人到关注整体，从硬件投入到制度改革的过程。他认为目前国内学校硬件建设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状态，目前亟需改进的是教育相关的软件，比如师资水平。基于这点考虑，他表示不会再捐建学校，而更愿意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和引进国外教育人才。而除了教育之外，黄向墨目前最关注的还有仍被忽视的社会公共领域部分，因为城市公共领域的完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来源：天下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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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盛宣怀逃亡大使馆：从急先锋到替罪羊

美国驻华大使馆资料图     摘要：盛宣怀逃亡了，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一事件，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这位67岁的大清国正部级干部，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这是1911年10月27日，距离那场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仅仅17天，其受关注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一、逃亡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此前2天(10月25日)，资政院还只是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部长职务。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次日(26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广泛援引。《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第二天(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 “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并行处分。　　国际媒体继续跟进报道。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标题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　　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标题干脆改成了《这是可耻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认为，被解职一事，对盛宣怀本人来说或许并不坏，因为他的身体虚弱。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盛宣怀健康状况的。在盛宣怀1916年去世后，其子孙为其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当时情况，似乎盛宣怀的确面临健康问题，但并不严重。看来，作为大清官场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绰号的这位英国记者，或许有特殊渠道接触到更深的内幕。　　而此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却对自己被申斥并不在意，《纽约时报》说，根据接近庆亲王的人士透露，这位总理并无不悦，甚至还期望着自己也能被离职，早日逃离这个左右为难的工作。　　《华盛顿邮报》还刊发了盛宣怀及政府军前敌总指挥荫昌、被革命党炸死的广州将军凤山，已经卸任和即将上任的驻美公使张荫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题目则带有相当的调侃成分：《中国乱局中的主演们》(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华盛顿邮报》标题那样轻松。资政院对“双开”盛宣怀，仍不满意，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了盛宣怀的命。　　对此，《华盛顿邮报》似乎建立了特别的新闻管道，刊登了远较其他媒体更为详细的报道。　　该报记者在27日发出的电文(28日见报)中说，资政院的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感悲愤，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判处这位部长死刑并立即执行。在见报稿中，该报用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下野的内阁部长盛宣怀，已经逃离北京，以避免暗杀，据信他已获得外国外交机构的庇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　　记者继续挖掘说，当天先是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了美国使馆，随后，美、英公使进行了磋商，并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的联合会议，会后立即集体觐见中国总理庆亲王，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报道说，四国之所以出面，是因为盛宣怀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盛宣怀如今的处境，与此谈判极有关联，各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他给予保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事后被证明属实。当天(27日)，在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　　朱尔典在10月28日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急电中说，四国公使在27日联合觐见庆亲王，得到了庆亲王的承诺，绝不加害盛宣怀。而在更为详细的邮递报告(11月17日到达伦敦)中，朱尔典汇报了更多的细节：　　“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雪珥注：原文是盛宣怀成为这个‘衰弱政府的肩膀和头脑’，此处从旧译)……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 　　报告说，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后，立即寻求美国使馆的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在四国公使觐见总理庆亲王时，庆亲王表示，资政院已经将杀盛的要求提交给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认为盛宣怀的处罚已经够了，应该不会同意资政院的要求。　　虽然庆亲王担保，盛宣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朱尔典认为，庆亲王在谈话时，其实表露了相当的不安，担心围绕铁路问题的争论将继续恶化。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满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二、急先锋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却“总揽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11天后，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各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三、替罪羊　　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平乱”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平乱”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
02月13日　1
全中国最牛的私人学校——汕头潮阳实验学校

　　基本情况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创办于2000年，是广东省人大代表、汕头市人大代表、潮阳区人大常委、民营企业家郑立平先生（1954年出生）本着“兴学育才，回报社会”的宗旨，投资3亿多元创办的民办学校。校园占地200亩（另有校办农场占地300亩），校舍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在校中小学生大约9000人。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设施设备配套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育教学质量高。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广东省先进民办学校、全国艺术教育特色单位、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广东省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实验研究”实验学校、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以及汕头市文明单位、科技特色学校、科普工作先进单位、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等。　　办学成果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办学11年来硕果累累。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均取得优异成绩，学校集体和师生个人获县级以上各种荣誉、奖励达4000多项，连年高考中考成绩名列全市前茅。从2007年首届高中学生毕业至2010年，4年共有2525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 100%考上大学，其中上本科线2409人，本科上线率95.4%，上一本线1573人，一本上线率62.3%；1人获省总分状元，5人获市总分状元，36人获市文、理科总分前十名，3人获省单科状元，19人获市单科第一名，34人考上清华、北大。2011年高考再创佳绩，851人参加高考，100%上本科线，其中上一本线530人，一本上线率62.3%。总分600分以上的有274人。全省文科总分前10名中我校占2人，林妍纯同学以681分获全省文科总分排位第一名；全省文理科总分前100名中我校占9人。统揽汕头市文科和理科总分状元。汕头市理科总分前10名中我校占7人，其中3人分别获得第一、二、三名；汕头市文科前10名中我校占4人，其中2人分别获得第一、二名。有4人获市单科第一名。12人考上清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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