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大亨：晨光文具陈昇明

《创业邦》2011-09-12 采访/刘岩 曲琳 他和黄光裕一样，十几岁就从潮州出来闯世界，但他控制的渠道数量远远多于国美电器；他卖的是单价极低的文具，但年营业额近20亿元，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一哥”；他手下只有60人的渠道运营团队，却通过“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控制着全国5万多家经销商，他的目标是做文具行业的7-ELEVEN。他叫陈昇明，晨光创始人。 一个午后放学时间，上海市致远高中对面的晨光加盟店主韩叶忙活生意之际却迎来一位神秘贵宾。“大人物”的到来令她又惊有喜，喜的是自己从未谋过一面的“大财神”突然降临到自家店中；惊的是自己却没来得及做任何接待工作唯恐怠慢客人。神秘人物是韩叶文具店的特许商——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晨光）总裁陈昇明。 致远高中的师生跟韩叶聊天时言必称“你们晨光”，这让她感觉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幼师出身的她回想起2009年初来上海一无所有，做小生意维持生计，两月之内店面招牌连续更换三次，由最初的水果店转成简陋的文具店，再变更为现在的“晨光”连锁店。 现今，韩叶已经开了2家晨光连锁店，还经常能从一些企业、学校等单位获得办公用品采购的生意。她至今依然特别感激晨光专门派商务车把紧急采购来的800个文件夹第一时间送达店中，为这桩生意的成交解了燃眉之急。“企业大批量采购办公用品也不能直接找厂商，只能通过我们加盟店签单，这是晨光对我们加盟商的保护政策。” 在加盟商眼中，陈昇明确实是一个“神秘大人物”。曾给晨光做过多年营销顾问的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杉说，他亲眼见过一位加盟商像迎接“中央首长”一样毕恭毕敬地给陈昇明拎包。 “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渠道出身的老板，全国上万名经销商都不是靠他发工资的，但是又都百分之百替他干活儿！”华杉说。 目前，晨光在全国有28个分公司，在1600多个城市设有二、三级分销商，超过50000家门店，其中加盟店增长最为迅猛。 华杉说他和潮州人特别有缘。他与弟弟华楠在2002年创办华与华，2004年开始与晨光合作，竟发现对方也是兄弟创业：弟弟陈昇明创业之后，把在老家做乡镇领导的陈昇贤拉来帮忙；而与晨光结束合作之后，华氏兄弟又与深圳的齐心文具展开了合作，对方也是兄弟创业，同样来自广东潮州。 “不要往潮州人的基因上去联想，在我看来没半点关系，”华杉说，“陈家兄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十几年就做那么一支笔。”华杉说曾有无数投资人希望让他帮忙引荐给陈家兄弟，但都被他直接回绝了，原因很简单，晨光不缺钱，陈家兄弟对外部投资不感冒。所以晨光是中国少有的尚未被资本洗礼的隐形冠军之一。 陈昇明要把文具“杂货店”改造成品牌“正规军”，让西藏、青海、新疆等深居内陆的学生都能意识到买支五毛钱的圆珠笔也得识品牌，他的目标是打造文具行业的“7-ELEVEN”，把没有品牌、没有形象、没有灯光、没有道具，像杂货摊一样的文具店改造成商品陈列、产品结构定位，装修风格、灯光效果等都符合晨光统一形象的晨光品牌店。众所周知，潮州人的野心一向很大。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陈昇明是个产品经理。他把我们带到一间样板间，抓起一把笔认真讲解：“不要看笔头上这一个小小的球珠，科技含量很高，整个笔头的制造过程有24道工序，车床设备比做劳力士手表的精密度还高，其实竞争门槛非常高。”陈昇明不赞同市面上所谓的“文具行业技术含量低”的观点。他又回头捏起一支黑壳的水笔，很自豪地讲：“K35是我们的经典产品，温家宝总理也是用这款笔的。” 晨光以造笔起家，目前产品定位主要分为两块，分别是办公用品和学生文具，两者间的比例各为50%。品类多、产品线丰富的学生用品已经成为公众品牌，但陈昇明依然有烦恼：“目前市面上仿冒和假冒晨光的企业超过500家，每年在品牌维护上的投入巨大，真是困难重重。”晨光惟一能做的就是跟仿冒者赛跑。跟学生用品相比，晨光办公用品的品牌知名度则相对较低。陈昇明认为：一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二是因为办公用品市场庞大而分散；三是晨光并未像万宝龙那样把笔上升到奢侈品的定位，晨光是靠卖产品而非靠品牌附加值赚钱。 如华杉所说，陈家这哥俩都很能聊，作为弟弟的陈昇明最早进入文具行当，那年他才17岁。之后，陈昇明从一名普通的推销员逐渐成长为韩国、台湾等新潮文具的总代理商。代理品牌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麦克美高品牌，但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这家知名度不错的公司却也难以摆脱倒闭的命运。上游厂家的倒闭，让陈昇明被迫思考转型问题：到底该向上游开工厂还是向下游开零售店？思考再三，陈昇明最终选择了开造笔工厂，对造笔一窍不通的他特意聘请专家，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他认为：“在没有任何品牌支撑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建制笔厂。” 最终，陈昇明选择制笔产业集中地上海作为自己的制造大本营，因为这里的书写工具不管从款式、设计理念、包装等各方面都比较先进。1999年，晨光便正式落户上海市奉贤区，陈昇明从文具代理商正式转型为制造商。当老牌制造商晨光发展近10年之后，陈昇明又把制笔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发展连锁经营事业，向终端消费市场渗透。 “晨光的渠道变革最大的特点是，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建加盟体系，而是对原有的分销渠道进行针对性的改造。”陈昇明说。 晨光的连锁经营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4年做渠道建设时，晨光开始做店头，文具店名称一半是“晨光”的LOGO，一半是店名，如“小草文具”，晨光称之为“样板店”，这为晨光开展加盟连锁打下基础。现在晨光的加盟政策中明文规定，样板店有申请加盟店的优先权。 □ 秘密 “开店不难，难度最大的是对经营者思想的改造，”陈昇明说，“其实个体经营者挺难把握，原来没人管，老板爱怎么干怎么干。可能干得昏天黑地，最后整得店里‘三不像’或更像杂货铺。” 这就是陈昇明定位于做文具行业7-ELEVEN的真实原因。“如果对文具店没有规划、没有控制，等到商品越来越多时二三十平方米的空间必然变成‘杂货铺’，经营质量大打折扣，看上去似乎有钱赚，但是却发现有很多库存。” 现在晨光特意强化对经营者进行定期的培训。他们会搜集全世界经营最好的店的资讯给加盟商做指导，包括商品陈列、结构定位等方面。“一些经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资格文具店，有可能从来没见过外面优秀的店面经营状态，如果对方理念比较好、容易沟通，则对经营者的帮助会非常大。当然也有些的确很固执的经营者。”陈昇明很无奈地说。 两年多时间晨光就开出近1500家加盟店，开店速度无人堪比。陈昇明道出其中的玄机：跟其他行业做特许加盟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晨光的连锁经营业务全权交给当地的代理商处理，是在传统分销基础上进行升级，而其他行业的不少企业均是从零做起。 晨光做加盟最大的优势是之前搭建好的稳固的分销体系。这个分销体系在1600座城市有分销商。用陈昇明的话来讲，跟经销商“关系很铁，思想高度一致”。陈昇明对十来年打造出的分销体系很有信心。“达到思想的统一、默契、信任，这一块是其他企业没办法做到的。”建设渠道很容易，但建设高质量的渠道却是很多企业难以企及的。这是陈昇明引以为豪的企业亮点。 “建设排他的、单一的渠道已经挺难，而建设思想高度一致的渠道那就难上加难。”晨光和经销商黏性很高、相互依存，陈昇明把晨光和经销商的关系理解成“鱼水之情”，称“他们离不开晨光，晨光也离不开他们”。 陈昇明下决心规范渠道是在2004年。在此之前的两三年间，他一直把扩大生产规模作为重头戏来抓，当时的渠道属于完全开放性的，代理商都是多品牌经营，甚至都有卖100家以上产品的省级代理。想起当初的混乱局面，陈昇明都觉得有点不堪回首。跟传统分销商讲再多道理没用，关键是要实惠，回报一定要比原来的多才行。那段时间，随着行业变革，尽管有些经销商隐约感觉到危机感，但在2004年讲专属渠道还是比较超前，困难重重。 “必须建立属于晨光的专属渠道，否则品牌之间处于‘拉锯战’状态，内耗非常严重。”陈昇明对这种无序的战争颇有感悟，他将文具品牌间的市场争夺战比喻为一场无休止的行业内耗战：“今天代理商多买我两个品种，明天竞争对手多派两个业务员，把我的阵地拉下来；后天我再派一个加强部队上去把高地拿下，过一会儿敌军力度大一点我的阵地又被敌军占领。整个行业一直在拉锯、在消耗。” 当时的经销商根本没有服务理念。陈昇明把经销商划归为两类：一类叫“坐商”，坐着等厂家推销产品；第二类叫“行商”，要求经销商有做服务概念。一家批发商代理100家品牌，当厂家搞促销活动他肯定来不及跟，压根没精力做服务。这也是陈昇明决心做专属渠道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一直强调要培养品牌服务商，应该把经销商提升到伙伴的关系，甚至是战略合作伙伴。 2005年，陈昇明一边扩大生产规模，一边花大力气规范和管理渠道。陈昇明坦言，当初真没意识到这是一件规模如此巨大、难度如此之高的事情，整整花了他6年时间。 最初规范渠道时，晨光先做一年的宣传工作，向大家传达晨光做专属渠道的思想。起步阶段，很多经销商认为晨光的做法属于砍了自己的财路，不愿意合作。“实力最强的经销商能谈拢最好。我们当时也不一定选择实力最强和最大的，而是选择跟晨光思想、认知度、价值观一致，沟通效率高的来合作。” 陈昇明认为至于是否该选择最强的经销商作为合作伙伴应该是见仁见智。晨光在很多城市就不一定选择最大的，有可能第二、第三名。如果经销商原来是第二、第三，甚至第五、第六，一般三年以后都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经销商，而且经营质量是最好的，这在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功案例。所以目前晨光的合作伙伴在经营质量、营收等方面一般都处于老大地位。 华杉说，文具行业的工业制造毛利率比较低，陈昇明却愿意帮助下面的经销商成长，让分销商变成区域零售网络的共同持有者，这样便对经销商产生了很强得吸引力。 在渠道管理上，快消品领域的宝洁、可口可乐均有超过1万名销售员，统一、康师傅最少也需8000名业务员，但晨光总部只需投入60人，陈昇明的秘诀就是：“层层投资、层层分享。” 陈昇明将公司的培训形式称之为“开两会”，“中央开两会对省长，由省委书记来参加，开完以后他再去地方贯彻，对下面的市长、区长传达上级精神。”晨光每年只对省级的代理商（晨光称之为“分公司”）做三次集中培训，来到总部做集中的培训，1月份、6月份、9月份各一次，开完会后，分公司去对下线的二、三级经销商进行集中培训。 针对晨光的渠道模式，林翰表示，晨光属于总代理再发展二级代理商的渠道模式，渠道纵深非常深，也很宽，分销能力强，但易出现串货、倾销现象，难以管理，而晨光却做得相当不错；宝洁、娃哈哈等属于扁平化渠道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上千人的管理团队均由总部直接管理终端，缩短了供应链，降低了成本，但分销能力差。 具体来讲，晨光大致实行每层惟一代理制，按照国家的行政编制，地级城市大概有280个左右，晨光基本达到了70%排他。在中国2200多个县城，人口20万以上、GDP超过5000亿元的县城大概有1500～1600个，晨光能做到超过50%排他。在选择开拓城市之前，陈昇明会做一些调研，把城市容量、竞争环境等作为决策依据。 根据林翰对渠道的了解，晨光的传统渠道模式也在不断改变，原来的终端市场主要是“店中店”或“店中柜”的模式，现在的专卖店模型则是通过代理商将产品集中起来进行品牌的展示。晨光的样板店、品牌店还属于挂牌授权店，而非标准的加盟店。 “在中国，晨光属于渠道混合模式的典范，既有传统渠道，又有新型渠道。有晨光直控的加盟店、授权店，也有批发市场的模式，这种混合渠道比较适合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需求。中国市场的特点是，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商业业态不规整，于是便容易出现过去模式和现有模式相并存和兼容的现象，所以，晨光的渠道混合模式比较可取。”林翰非常认同晨光的混合渠道模型。 □ 送钞票不如送印钞机 做专属渠道时，陈昇明开始不断给代理商做宣传，首先从纠正措词做起，把经销商一贯的称谓“你们晨光”反复提醒并纠正为“我们晨光”。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过度纠结于一个虚的称谓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陈昇明却不这么认为，“晨光是我们大家的，我们跟经销商之间属于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做到统一。你是北京的经销商，你就是北京的晨光，如果你是苏州的经销商，你就是苏州的晨光。从思想的统一到技能的提升，再到方法、利益的安排，到市场秩序的保护，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体系。” “渠道的管理很难很难。”提及此事，他不禁感叹。“但是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因为我做经销商出身。”陈昇明说。“前面的八九年，我的角色就是经销商，当初从最基本的推销员做起，然后再到经销商，到全国总代理，每个层级我都经历过。所以经销商的发展轨迹和过程，我都走过。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会碰到什么问题，我都很清楚。对他们的教育、沟通就会很有效。而且我们一直站在双赢和利他的角度，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优点，也是我们做连锁业的基础。” 中国市场庞大、分散，渠道管理最让企业头痛，尤其串货对快消来讲几乎是癌症。诺基亚的每款产品都有身份代码，但依然摆脱不了串货的命运。很多知名公司有科技、有技术、有品牌、有实力、有人才，也不缺钱，但为什么还是管不好？与之相比，“晨光的省级分销商没有一例串货案例，一例都不会有！”陈昇明对晨光的渠道操控能力很有信心。 “分销商、代理商为什么要串货？答案很简单，为了利益。它叫短期利益，不是真正的利益。”陈昇明根治串货的最好办法就是“说服教育加思想改造，或者以实际案例说明”，让他们意识到串货其实对自己也是有危害的。 “不要说企业制度，哪怕国家法律颁布出来马上就有对策。所以要依靠法律制度的严密性来约束根本不可能。“思想教育最难，他们听起来很有道理，然后回去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那得反复地教育”，陈昇明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在此之前，这也是陈昇明很头疼的事情。 晨光的经销商被称为“伙伴或者叫战略伙伴关系”，在陈昇明看来，厂商跟代理商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买卖关系，但双方思想高度保持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忍受前期的亏损甚至没钱赚，他付出以后可以暂时不要回报，但是你的客户不可以。” 除了有教育环节，必要时还得辅助一些“非常手段”，可能会砍掉一两个代理商，杀一儆百。曾有某省级代理串货三箱，货值三千多块钱，被罚款30多万元之后还在全国经销商大会上自愿承认错误。 林翰认为，晨光之所以能把渠道模式操控得如此之好有三个原因：第一、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学生用品领域，除了晨光和真彩等少数几个品牌在起作用，其他均为没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没有多少销售额；第二、儿童文具产品毛利空间大，而使用者学生和家长对价格不够敏感；第三、通过晨光几年的耕耘和产品的创新，终端的活化，品牌占有一定地位之后又带动渠道正向循环的建设。 表面上是对渠道的管控，本质上是对人性的理解。“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给你钞票，我还不如给你一台印钞机，同时让你学会了怎么来印钞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想获得更多，你可以多印一些，你只要有这个技能，这比给你一笔钞票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陈昇明如此看待特许商和加盟商的关系。

16位潮商进入《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

粤东门户网讯9月8日上午,《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公布，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登顶榜首，成为中国新首富。李彦宏、刘永行、刘永好家族、宗庆后、许家印、吴亚军夫妇、张近东、何享健、邱光和家族分别居榜单2至10位。去年，广东省上榜富豪80位，资产总计6329.9亿元。而2011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人，资产也缩水至5127.4亿元。 根据本网整理统计，此次共有16位潮商进入《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

8位潮商进入《2011福布斯香港40富豪榜》

港资港股综合价值TOP 10

NO.1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00001.HK） 2010年，集团物业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达3300亿港元和2700亿元港元，销售及物业租赁收益贡献均有理想增长，酒店及套房服务组合上的收益较上年大幅增加。集团2010年主营收入约240亿港元，较2009年增长约35%，净利润约为260亿港元，较2009年增长33%。2010年，长江实业除了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提供多元化高档物业外，更注重把握收购优质土地的机会，积极拓展土地储备规模。集团2010年完成的物业项目16个，楼面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集团将扩张版图延伸至内地部分二线城市，内地业务表现维持稳健。 NO.2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00012.HK） 恒基兆业致力于以创新设计建设优质新型住宅和商业项目。2010年，恒基兆业应占的内地物业销售收入总额达3.03亿港元，2010年底应占的内地物业预售金额为9.94亿港元，长沙、西安、重庆和苏州的项目都受到购房者好评。商业项目方面，恒基兆业年内完成位于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的“名人商业大厦”地标项目和闸北区的“恒汇国际大厦”项目。恒基兆业于内地的土地储备于2010年底已增至约1504万平方尺，当中约83%将发展为可供出售的高档住宅物业。除此之外，恒基兆业亦能坚守社会责任并发展高品质、节能环保建筑。 NO.3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00017.HK） 2010财政年度，集团地产销售的楼面面积近104万平方米，增长120.1%，销售额近80亿港元。鉴于香港写字楼租赁活跃以及零售市场重回升势，集团在香港的租金收入近12亿港元，旗下新世界百货收入较上年增长8.8%。值得注意的是，集团2010财政年度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较2009年增长约400%，税前利润增长317%，除了集团盈利能力上的突出表现，集团的债务权益比率较2009年下降10.8%，偿债能力明显提高。出色的业绩也给集团带来凸显的投资价值。 NO.4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00004.HK） 集团2010年的营业额增加了10%至194亿港元，营业盈利增加10%至94亿港元，这主要是由经常性租金收入和中国物业的强劲销售带来的，而租金的上升给集团的投资物业组合估值带来26%的上升。经营战略上，内地资产增加至占集团营业资产50%的策略进展顺利，2010年年底，内地营业资产占集团总营业资产的34%。目前集团正朝着1500万平方米土地储备的目标进发。除此之外，集团也在内地加快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策略以加强企业和社区间的合作。 NO.5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00013.HK） 地产及酒店业务是和记黄埔旗下五大核心部门之一，2010年和黄的地产及酒店收益总额约161.5亿港元，较2009年增加16%。租赁物业总租金收入近40亿港元，较上年增加4%，2010年物业发展盈利较2009年增加16%。酒店业务方面表现出强劲的盈利增长，息税前收益总额增加40%至近90亿港元。集团于2010年通过成立合资企业增加内地的土地储备，住宅开发的楼面面积约1260万平方尺，而和记黄埔占有一半。 NO.6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00101.HK） 由于出售“君临天下”地产项目425个园景单位以及金融危机后物业租赁业务上的强劲表现，2010年恒隆地产的营业额增长两倍至近121亿港元。另外，来自香港和内地的物业租金收入分别增长了6%和14%至26亿港元和19亿港元。财务上，恒隆地产注重稳健，保持足够流动资金以应付日常经营和债务的偿还，这一点可以从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上的优势看出。社会责任方面，恒隆地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包括：建造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物业，并在业务所在地区和范畴内提倡绿色环境及措施等。 NO.7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00087.HK） 2010年，太古旗下地产部门基本盈利约49亿港元，较2009年上升23%。香港物业市场复苏且需求强劲，公司租金收入总额上升6%。此外，物业买卖组合的表现亦有所改善，售楼收入在2009年的基础上增加1.3亿港元。除此之外，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在2010年也表现出较强的投资价值，其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都高于港股上市房企平均水平。社会责任方面，太古地产继续加强建筑物的能源效益管理。目前公司分别资助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以开展有关能源效益和智能大厦管理的研究。 NO.8 会德丰有限公司（00020.HK） 2010年会德丰地产被集团私有化后，集团2010年年底的负债净额增至100亿港元，但同时也给集团带来较为显著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这使得集团整体资产负债率仍处于安全状态。地产投资收入和盈利都分别增长5%至92亿和87亿港元，地产发展收入增长103%至77亿港元，营业盈利则上升88%至27亿港元，盈利毛利率为36%，累计土地储备达到了170万平方尺，而会德丰的重点投资对象——九龙仓也在2010年表现出强劲的业绩水平。 NO.9 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00016.HK） 新鸿基地产2010 财年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11.8%至139 亿港元，业绩增长出色，主要是因为房地产销售带来丰厚收入、香港业务实现较高的利润率，净租金收入也实现14.3%的同比增长。集团在香港拥有土地储备按所占楼面面积计算共约393万平方米，而在内地持有土地储备按所占楼面面积计算共约763万平方米，包括712万平方米的发展中项目和51万平方米的已落成投资物业，集团在内地的土地储备同比上升近49%。除此之外，公司投资性物业比重加大使得经常性收入更为稳健且经常性现金流充裕。 NO.10 嘉里建设有限公司（00683.HK） 专注于顶级市场开发优质物业，嘉里建设物业部2010年实现营业额共计101.99亿港元；香港物业部营业额为68.47亿港元，占总收入的67%；内地物业部营业额33.52亿港元，同比下降16%。物业销售方面，香港和内地销售物业营业额分别达62.67亿港元和22.5亿港元。投资物业方面，香港贡献5.8亿港元；而内地投资物业录得租金收入8.08亿港元，实现投资物业面积为375万平方米。除了良好的业绩支撑，集团资产负债状况良好，当前负债率仅为17.5%，而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充沛且资产周转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亚太最具活力都市圈如何三生万物

南都区域经济圆桌论坛（第五十期） 备受瞩目的《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年-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上周以三市政府名义联合正式发布（详见本报C叠03版9月8日报道）。至此，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最大、融合程度最高的大型经济圈出台了正式的具体战略性发展规划，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广佛肇经济圈发展和有关细分项目的规划建设。有关规划的种种产业发展、区域合作、民生热点、困难挑战等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南方都市报就此邀集各界人士发表评论，是为区域经济圆桌论坛第五十期。 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梁驹 肇庆将成为广佛产业 转移和资本扩张首选地 在广佛肇经济圈合作建设中，肇庆市的核心定位是发挥资源与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建设成为代表珠三角科学发展成果的城市。重点是通过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譬如广佛肇城际轨道、广佛肇高速公路的建设，深化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的对接合作，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资源整合共享，加快我市与广佛一体化发展的步伐。 广佛肇经济合作区是广佛肇三市深入贯彻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共同推动广佛肇经济圈合作建设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是未来广佛肇经济圈合作建设的重要平台。合作区将选址定在怀集县，主要是因为怀集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巨大的出省通道效应，对于拓展区域经济腹地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肇庆产业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与广佛配套、分工发展的格局。农产品基地是广佛市场的主要供给地，汽车配件等工业产业成为广佛企业的重要配套基地，房地产业、旅游休闲业也成为广佛市民理想选择。广佛肇车辆通行费年票实现互相互认，推出了“广佛肇旅游一卡通”，“岭南通”已经可在广佛肇使用，未来将推出与香港“八达通”合一卡，在香港及广佛肇皆可使用。广州、佛山已有数家医疗机构成为肇庆医保定点机构，教育和就业服务资料共享平台已经运作，三市共同举办了多场人才招聘会。将来，三市合作将会向更宽领域拓展。 在产业合作方面，肇庆市将重点吸纳广佛的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专用设备等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商务会展、金融、房地产、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目前，中山（肇庆大旺）、顺德龙江（德庆）产业转移园建设情况良好，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凭借广阔的土地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形成的优势，肇庆在广佛肇经济圈建设中将扮演着为广佛扩张经济腹地提供空间的重要角色，成为广佛产业和资本扩张转移的首选之地。在三市产业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肇庆的产业将会加快转型升级，成为广佛肇经济圈的新兴产业区。肇庆凭借优越的居住环境和发展环境，将会成为更多高层次人才创业的选择。 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各地的利益从长远来说是一致的，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总体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总体增强，对于区域内各地都有很大的好处。在现有的行政壁垒的影响下，各地也存在利益分配与协调问题，但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共同协商解决，譬如广佛肇经济合作区的利益分配协调问题，三市将一起认真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 广州的作用举足轻重 大珠三角的行政中心在广州，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引领的广佛肇经济圈对大珠三角一体化的作用举足轻重。广佛肇经济圈的形成和先走一步，将对大珠三角一体化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三地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功能定位明显区别，这是由历史发展和现状以及不同区位优势决定的，广佛肇经济圈的效率将取决于三地产业的有效分工和不同功能定位的互补，三地不是竞争而是相互补缺，这样才能达到广佛肇经济圈的最优化。 广佛肇三地将在肇庆偏远的西北部怀集县建设共建产业园区，我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来发展需要很大的腹地，其它地区难以提供。另外，虽然怀集目前偏远、交通不便，但通过规划和建设，能改变交通和缩短距离。 实际上，对于广东的未来突围，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如何发挥各地不同的区位优势，形成良性的多种经济圈格局。抛弃过去各地产业雷同，相互竞争的混乱发展局面。粤东和粤西发展落后跟周边几个地级市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经济圈有很大的关系，甚至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削弱了发展后劲。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武贤 广佛肇经济圈 要汲取深港经验 广州作为经济圈增长机制中的区域核心，广州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产业流都会向佛山、肇庆扩散。广州通过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及产业配套部分向其他两地转移，使得三地经济形成梯级分布，以此实现互补发展。 广州的交通行业、通讯行业、环境保护事业在广佛肇一体化的推动下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物流人流成本将有较大幅度降低。在全球各大经济圈规划中，如何解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协调，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关键问题。区域合作之间的协议框架尤为重要。作为优良制造基地的形成，三地政府要配合产业发展升级提供完备的基础性服务，企业在市场上拥有足够的自主性并在协议框架内展开行动。 此外人才政策要与产业发展相对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公租房等问题上统一规划，打破人才流动阻碍，尊重市场竞争规律，完善人才引进的配套措施。 作为全国大型经济圈之一，广佛肇经济圈与长三角、京津、深港等经济圈相比可谓各有所长。长三角经济圈由集体经济做主要支撑，津京经济圈国有企业实力雄厚。广佛肇经济圈要汲取深港经验，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发展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分工情况，克服其他经济圈的挤压，确立竞争优势。 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 广州的责任与使命位 于更为广阔的空间里 广州不仅仅是广佛肇的核心，还是珠三角一小时城市群的核心，将带动三地发展，这是它的责任，也是天然的使命。广州在广佛肇经济圈中将获得更多的市场机遇。佛山以制造业为主，肇庆以农业为主，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以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广州可在肇庆发展高新农业，在佛山发展制造业分支机构，形成更为完备的市场网络体系。众所周知，广州市西江引水工程投入使用后，对推动广佛同城化影响很大，鉴于此，我们在广佛肇经济圈中可大胆开展大气、环境等方面的合作模式。 广佛肇经济圈将促使道路系统的联通，比如路桥费的免收，以及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将大大降低市民们的出行、居住成本。另外消费品会呈现同城价格拉平的趋势，老百姓的电话费等将有很大幅度节省。在地方利益博弈的情形中，关键要建立共赢机制，实现资源共享的利益格局，具体的协调模式需要各职能部门的磨合。人才的吸引主要包括区域内的机会和环境两方面，广佛肇经济圈将在就业成功机会和人才居住环境上下功夫，以居住效益创造人才效益。 我们要放远眼光，把珠三角一体化打造成最具活力的经济圈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三个经济圈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不能分身。广佛肇与港澳要在优势互补的前提下，加强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充实自身的国际元素，拓展国际贸易渠道。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时期里，要重点建设粤港澳的发展平台，尤其是南沙定位的确定，以此取得优势动力。除发展经济外，还应在社会管理方面汲取港澳经验。广佛肇经济圈是珠三角一体化阶段化发展的产物，它把广州的示范作用放在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在广佛同城化成为重中之重的时期里，广州将立足国内外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规划》负责人、项目组组长、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 一体化的三个基础， 广佛肇融合条件最为成熟 《规划》的出台对推进广佛肇三地一体化的建设提供了总体目标、发展方向、重点路径设计，并且提出了三地推进区域一体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应该需要符合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在生产方面存在差异性、互补性、互动性，为一体化提供需求动力；二是居民生活上的密切联系；三是生态共管共建的需求。目前珠三角三个经济圈中，广佛肇经济圈由于总量最大、层次最高、功能定位最高端，融合条件最为成熟。 不过各个地区都面临着独立的G D P考核、税收分配、财政政策问题，如何协调利益分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边行边思的重要问题。广佛肇三地在一体化过程中应防止产业同构，力求突出三地的差异性、互补性和互动性。广州将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功能，佛山充分发挥其产业优势，同时要寻求上升渠道，转型升级。肇庆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增强其发展动力，化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 三地共建合作区，此前有提法建议放在肇庆市中心大旺地区。但由于已经有国家级开发区进驻且发展较为成熟，各地经过商议探讨后设在怀集，将为广佛转型升级提供巨大空间。 三地经济一体化，交通、生活上的便利化自不必言，三地都将面临更大更自由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更多元的选择，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升，各项收费标准趋于统一，人民往来更经济实惠。三地的公众服务设施还将实现共享。另外环境共保共治是三地经济合作中不可忽略的重点，环境的合理建设是打造广佛肇优质生活圈的必备前提。 南都记者 陈琳琳 实习生周荀 南都漫画邝飚

广州是辛亥革命的 策源地与密码

核心提示：100年前，辛亥革命在广州发生。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由广东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王朝在中华大地上2000多年来的统治。广东省南方杂志社机动记者部主任，知名广府文化学者饶原生走上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用广州解码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于1911年的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下台是在1912年1月2日，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推翻封建王朝统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实际上，回顾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发现几乎所有事情一旦离开广州就什么也办不成。众所周知，一个懦弱的封建王朝注定是要被推翻的。几十年来，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求救国、复国之路，他们尝试着探索出两条迥然不同的革命道路。而这两条路的领军人物恰好都是广州人。 第一个人便是康有为，很多人管他叫“康南海”，但他其实更应该叫做“康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广州还是广州府，只有南海和番禺两个县直属于它。康有为的旧居位于现在的芳村一带，而他讲学的万木草堂则在越秀区，他的维新思想也是在广州得到传播和发扬。遗憾的是，康有为变法的具体实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不想流血，清政府却让他的维新党人流血了。 第二个人是孙中山，他就看到康有为的和平之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自下而上，发动民主革命，武装斗争。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旨在“驱逐鞑虏”的武装起义，其中三次发生在广州。 “三百年中国”应看广州 究竟哪里才是辛亥革命的第一站？有人说是冼基东33号，还有人说是冼基西15号。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冼基东或冼基西开了一个药局，一边行医，一边寻求志同道合者。因为他学医出身，想要推翻封建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有史学家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八千言的《上李鸿章书》，希望将他心目中救国的药方向李鸿章阐述，很可惜李鸿章也不跟他见面。眼见报国无门，孙中山只得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1895年10月在香港领导了广州第一次反清起义。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在不断地用他的维新之路去救中国，一个文斗，一个武斗，最终目标都是救中国于水火。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从根本上撼动了封建王朝的根基，而孙中山领导下的武昌起义则把这棵大树顺势推倒。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两个来自广州的领导人合力完成的。 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广州？历史上，广州人与香港人的频繁来往，香港的资本主义程度之高，给所有到过香港的广州人都带去了思想观念冲击。康有为在1879年初游香港时就感慨地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曾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世界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润滑着全球经济巨轮的飞速运转。从16到18世纪，白银在全球流动，几乎有一半流进了中国。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的白银流动，是通过以黄埔锚地为基地的国际贸易实现的。”如果说“两千年中国看西安，五百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上海”，那么，“三百年中国”、“两百年中国”就要看广州。十三行的民营企业家伍秉鉴被《华尔街日报》列为千年历史中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同为广州人的梁启超就曾说过：“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西交通之重要通道。” 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今天的广州 今天的广州文化，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很多人更愿意用近代化去描述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的变化，不论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今天广州的整个框架，都是由辛亥革命带来的。 1929年，陈济棠执掌军政大权。到1936年被迫下台之时，其主粤8年，对广州工业发展居功至伟。1933年，广州的工厂数在全国各城市已排列第四，资本和产值则排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了大量民族、华侨工业，水泥厂、糖厂、纺织厂、电厂一时间鳞次栉比。 骑楼是“广府文化”的名片之一，最早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前。由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长堤建了6公里长的骑楼街。然而骑楼真正兴建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21年2月15日广州成立市政厅，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建城后，由工务局具体操办城市建设。时任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长的胡栋朝，对广州市马路进行全面规划，并且主持了中山五路和中山六路的骑楼街建设。从辛亥革命到20、30年代，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城墙被拆除，改作骑楼街，商圈的雏形初步形成。在广州一时风雨一时晴的天气里，老百姓可以不带一把伞，把三大商业圈就走完。 辛亥革命到今天100年，已经跟广州紧紧捆绑在一起，是统一体。先进的文明是相通的，一百年前，先人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就已想到学习世界先进的东西。而上世纪80年代国家在决定改革开放，要与世界发展的脉搏同呼吸。实际上广州在这100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不是独立的、孤立的广州土特产。 历史对今天有一种照亮，包括辛亥革命给广州带来的种种。广州人已经感受到这100多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在引导着他们从广州的情结对辛亥革命作一种新的理解。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实习生 周晓婷 摄影 黄瑞玲

太平轮牵出的两岸往事

神探李昌钰、名嘴蔡康永都是太平轮事件的受害者。 “太平轮之友会”成员，每年会在1月27日，到台湾基隆东十六码头，为太平轮受难者献花致意。 核心提示： 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中，太平轮沉没，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父亲和母亲双双遇难成为了女主角李彤命运的转折点。“太平轮，成了许多人永远都到不了的彼岸。”《太平轮1949——航向台湾的故事》作者张典婉这样形容发生在62年前的这场海难。有人把“太平轮”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在1949年近年关的时候，这艘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货船携着上千条生命追寻“太平”的梦想，关于逃亡的记忆，沉入海底。 近日，《太平轮1949》在大陆推出简体版，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人们记住铁达尼号，是因为它“不沉之船”的隐喻，是因为电影中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但记住太平轮却不是因为它的奢华，它是1949年两岸之间那场大迁徙的见证，它是大时代中的最鲜活的记忆。因为这艘定期往返于上海与基隆之间的船，许多人的命运如《谪仙记》里的李彤一样就此改变。 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轮的故事早已成为“旧事”，“台湾都很少报道，更不要说大陆了。”张典婉说。要不是曾经是上海大小姐的母亲一直念叨着关于太平轮的故事，已经是第二代移民的张典婉根本不会想到用十几年的时间去“打捞”有关太平轮的那些人、那些事。 太平轮的亲历者们，他们并不能主宰时代，甚至只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但有关62年前的那些记忆，不应该被轻易遗忘，他们的离散、乡愁、重逢是1949年那个特殊年份最生动的注脚。本期文化周刊，带你走近那些与太平轮相关的记忆。 1 名副其实的黄金船 太平轮上云集了上海滩的名流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在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的随笔中，有这样的一段。曾经有位太太在逃难时的记忆是：身上缠了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什么玄机。 与铁达尼号不同，太平轮由货船改装而成，并非什么豪华游轮。台湾女作家徐钟佩曾经这样描述过搭乘太平轮的经验：“太平轮是一个黑黝黝的大黑洞，人一下洞，就有一股异味扑鼻，地下又酸又臭。” 但在1949年那个混乱的年份里，这艘“又酸又臭”的太平轮却成为无数人对于太平岁月的向往，逃离紧张的战事，逃离未知的命运。当时，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是一票难求，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一群急着离开上海的有钱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蔡康永写道。 于是，太平轮成为了一艘真正的“黄金船”，并非因为坊间传言的船上载着国民党溃逃时的金条，而是因为太平轮上政商、名流、要员云集，其中就有如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邱仰浚、辽宁省主席徐箴、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等。在后来统计中，损失的还有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8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和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 随着太平轮的沉没，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中联公司也随之“沉没”。蔡康永便是中联公司股东之一蔡天铎之子，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中，蔡康永写道：“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那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另一位股东周曹裔的儿子说，事情发生时，他只有六七岁，当天晚上，有近三百支火把包围他们家，愤怒的家属涌入家中，捣烂了家中所有家具、摆设，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被砸毁。“我爸爸当年四十三岁。”在周家儿子的记忆中，太平轮出事后，股东四散，保险公司倒了，他们得扛起赔偿的责任，他陪着母亲住在上海，房子越搬越小。解放军进城了，母亲把所有的金银首饰拿去理赔。张典婉告诉记者，她刚刚在上海找到另一股东周庆云的后人，他们家也一直在处理赔偿太平轮的事宜，“但对于家属来说，赔偿的金额实在少得可怜。”张典婉说。 2 被转向的人生 没有太平轮，就没有“神探”李昌钰 “囡囡，冷噢！绒线裤子弗好脱！”在对记者回忆关于太平轮的点点滴滴时，年近古稀的黄似兰说到妈妈在上船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时，泣不成声。现场一片安静，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等她平复。当她终于有勇气继续叙述时，百余名听众集体鼓掌。 黄似兰几乎是《谪仙记》里李彤的翻版，母亲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她的生活也因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我只知道那时候起，无穷无尽的苦难在等待着我。”时隔60年，已成为澳门文化艺术协会会长的黄似兰依然忘不了青春岁月一夜中，无缘无故地变成孤儿。 “大人们考虑到我父母留在上海的遗产，由于我才有继承权，大人们哄着骗着把我从台北弄回了大陆。我回去遗产没拿到，人又出不来……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黄似兰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有一幕情景黄似兰一直没有能忘怀：一回正在用餐，姨丈无来由一巴掌打来，让她口中的饭喷了一地，“把饭吞回去！”她望着地上的饭粒，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因为太平轮事件，人生转向的远不止是黄似兰一人，被称为“华人神探”、曾参与鉴定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暗杀案重审等案件的世界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也是其中之一。李家世代经商，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是名成功的商人，登上太平轮那天，李浩民想到的是去台湾跟一家人团聚，而不到十岁的李昌钰与兄姐们在院子里用石头排出“父来公园”，等着父亲回来过年。太平轮海难让一家人措手不及，那时母亲还雇了一架飞机到失事现场去寻找。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写功课、用餐，时间一到，大家一起关灯，绝不浪费电。虽然童年生活优渥，但自从父亲死后，李昌钰很久都没有新鞋穿。母亲想尽办法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它，李昌钰上学时几乎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穿在脚上走进校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 60年的时间或许不一定能冲淡一切，这一点张典婉很清楚。在12年的“寻找太平轮”的过程中，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只能等待，等待他们的伤口慢慢愈合。”张典婉说，为了等一个生还者愿意接受采访，她等了半年。 3 到不了的彼岸 一些人一辈子再也没踏上过彼岸 “妈妈这一辈子再也没回过大陆。”1948年，张典婉的妈妈司马秀媛，上海糖商家的大小姐乘着太平轮到了台湾，没想到这一去便当了半辈子的“外省人”。“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在张典婉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总是说着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 张典婉叫那两只随母亲一起从上海逃到台湾的狗“太平狗”，对于张典婉来说，这两只狗，让她理解了母亲那次惊心动魄的逃难是真实的。 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始开放探亲时，母亲曾经拿出发黄的地契及上海的地址对张典婉说：“有空去跑跑吧。”当张典婉到了母亲时常念叨的过往住处时，那栋小洋楼已经成了公家财产，而舅舅则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烙上“汉奸”的印记，在牢中上吊自杀。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提过要回去看看，怕难过，她从来没有忘记上海旧事，却最终没有回去看上海一眼。”张典婉说，后来母亲就将身份证从原籍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我住台湾时间比上海久，我不是大陆人了！”她用客家话说“涯系客家人”。 当年乘坐过太平轮的乘客有3万多人，有些人留在了大陆，有些人留在了台湾，但其中有许多人像司马秀媛一样再也没有踏上过梦想中的彼岸。今年已经90岁的叶伦明老人是张典婉找到的第一个太平轮事件生还者。“当时叶老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写信到报社联系我。”最终，张典婉在香港一座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旁见到了他。 1949年那次海难，叶伦明幸运地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回到了上海，但从此与妻子两岸相隔。由于对船行远方感到恐惧，叶伦明只能写信给在台北的妻子，可是所有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局势封锁，他失去了与兄弟、妻子的所有联系。再一次得到台湾来的消息，已是上世纪80年代，叶伦明到香港，与台湾的兄弟通信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他人，有了小孩。“几次试着请他谈他的妻子与婚姻，他都低头不语，后来干脆否认结过婚。”张典婉说，这段过往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及的痛处。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里这样写着。对于亲历过1949年那一场大迁徙的人来说，乡愁是他们梦想中的彼岸，尽管他们可能从此都未能踏上那方土地。 “无关政治，有关情怀。”一位读者在读完《太平轮1949》后这样写道。对于张典婉来说，这是有关庶民的记忆和故事，她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两岸曾经对立六十年的政治标语、口号退场……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这是两岸有关1949的集体记忆” 专访张典婉 南方日报：当时为什么想到开始搜集有关太平轮的故事？ 张典婉：有关太平轮的故事是从我的母亲司马秀媛、姨妈司马菊媛开始写起的，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我妈妈。2000年她去世的时候，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上锁的箱子里记满了上海的时光，还有刚到台湾的通讯录，我才发现太平轮对于她的重要意义。 南方日报：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有没有一些改变？ 张典婉：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最初只是很单纯和个人的想法，但是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我开始意识到，太平轮是两岸关于1949年的共同记忆，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慢慢拾起来，再拼凑起来，重新了解上一辈的历史。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南方日报：去年，在舟山举行了太平轮的海祭，今年又出了简体版的《太平轮1949》，随着太平轮的故事在大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是否会有一些新的线索浮出水面？ 张典婉：是的。简体版出来之后反响更大。当时有大约3万多人乘坐过太平轮，我感觉应该有一半人在大陆。上个月就有3个生还者的后人联系到我，两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当年台湾没有任何太平轮的公开资料 南方日报：你近期在大陆做宣传，感觉和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张典婉：差不多。但大陆朋友给我的反馈会更大一点，因为台湾就太平轮事件已经滚动播报了很多年，大家对此比较熟悉，我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会被别人认出，对面的老伯跳出来说：我要捐钱给你，我也是坐太平轮过来的，我没死哦，活到现在。我说：不用不用，我不要人家捐钱。 新书发表也是两种不同场景。台湾新书发表会，来的多是老人家，大陆这边都是年轻人。我对此颇多感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杭州演讲，有妈妈带着孩子来听，最小的读者只有14岁。 南方日报：在台湾，对于太平轮的报道多吗？ 张典婉：在2005年以前，几乎当时台湾没有任何关于太平轮的公开资料，我书里援引的诉讼文档等资料，都是台湾这几年机密档案逐步开放后，才查到的。灰尘积那么厚。我们做《寻找太平轮》纪录片之前，台湾没有任何对于太平轮故事系统的整理，只是散落在一些作家笔下的只言片语。 南方日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想过放弃吗？ 张典婉：没有，我是个想好了做什么事就不会放弃的人。虽然期间遇到过挫折，比如说最初9家出版社都拒绝出这本书，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就算没有出版社肯出，我也要自费去出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件事，并且加入其中。 等待亲历者的伤口慢慢愈合 南方日报：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个故事？ 张典婉：印象比较深的是黄似兰女士和叶伦明老人的故事。黄似兰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传奇了。因为太平轮事件，她背负了寻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可以说太平轮完全改变了她的一生，包括童年受到的冷遇，后来又被冠上“投敌叛国”的罪名，这一切从太平轮始。 我去年去福州见叶伦明老人时，他的家人终于给我找到一张他太太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叶老和太太隔绝在海峡两岸，太太另嫁，而他单身至今。1990年代，叶老的太太还是挂念叶老，就去福州叶老的老家，与他亲属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叶伦明此时已在香港定居）。他们夫妻的故事，暂时不适合写在书里，因为牵涉到很多隐私。 南方日报：无论是对于生还者还是遇难者的家属，重新诉说这段往事对他们无疑是揭疮疤的过程。你如何说服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 张典婉：只有等待，等待他们的伤口渐渐愈合，等待他们的心理慢慢平复，黄似兰女士犹疑了半年，才决定说出自己的故事。很多年纪大的人，觉得这是他们悲伤的往事，太平轮沉没令他们失去父母或妻儿，最初他们不愿再提这个一生的伤痛，可是他们想了又想，当他们终于想要叙述这个压抑了一生的故事时，我好像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在去采访那些长者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他们说故事和想法。 南方日报：有关太平轮，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 张典婉：我们打算办摄影展和文献展，希望能在大陆展出。现在搜集到很多旧照片，还有家族文献、遇难者的纪念品等等。但现在还在募集资金，希望得到支持。 重新拼凑有关父辈的历史碎片 太平轮 链接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后来由中联公司租下，改为定期航行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船。1949年1月27日晚，与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相撞，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海域。 最后一班太平轮上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实际上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有些台阶上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有目击者称。根据官方数据，太平轮生还者36人，但实际生还人数预计突破40人。 张典婉从2000年母亲过世后，设想写太平轮记事，2004年起参加《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2005年纪录片播出后，开始写作《太平轮1949》。2009年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2010年在舟山举行了太平轮海祭活动。 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越南潮州会馆会长林忠良：我们的家乡叫潮汕

1949年诞生于越南西贡市的林忠良先生，至今犹记得幼年时父亲的告诫：“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家乡在潮汕，切记莫忘！”林忠良先生朝夕承沐祖训，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讲的是潮汕话。如今，已是越南潮州会馆会长的林忠良先生对儿孙讲得最多的潮汕话是：“中国，是全体海外华人的祖籍地，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故乡！” 林忠良幼年在越南堤岸的华文学校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便辍学了，走上社会当学徒，由于他勤奋耐劳，深得雇主赏识与器重，不但倾囊授之技艺，还委以重任。25岁时，他毅然辞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创业历程，创办“新立成塑胶公司”，从夫妻档开始，胼手胝足，凭着其精巧的工艺，生产的产品款式新颖别致，令人爱不释手，事业逐渐兴旺起来。公司已拥有300多名技术工人，拥地千亩，年产值超亿，产品除供应越南全国市场之外，也外销柬埔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接着，林忠良先生还乘胜进军房地产行业，同样获利颇丰。 2002年，林先生与友人合股，投资1000万美元在越南西贡郊区兴建了一所医院，这所医院被命名为“潮汕医院”，目的是表明他的根在中国潮汕，同时也是为了彰显中国潮汕人在越南居住国所做的贡献。该医院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拥有500多张病床和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100多位医师及400多位富有护理经验的护士，在越南属一流水平。近年来，林忠良先生亲任值班副董事长，亲自监督奉行医院救死扶伤职能。近7年来，该医院救死扶伤无数，功德无量，在当地深受各界人士好评，为全体华人争取了荣誉。 林忠良伉俪素来爱国爱乡，十分关心潮裔乡亲的福祉，当华人特别是潮裔乡亲有困难时，他们总是鼎力相助，不遗余力。他的善举与侠义，得到当地华人特别时潮裔乡亲的拥戴。2005年，当越南潮州会馆成立时，林忠良先生被一致推选为会长。他的高风亮节，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风传遐迩，远在澳大利亚的潮裔乡亲也深表敬重，当澳大利亚维省潮州会馆成立时，特意聘请他为荣誉会长。 如今，林忠良先生伉俪每年都要到故乡潮汕寻根问祖，观光访问。他们遍游潮州、揭阳、汕头等地，饱览潮汕风物人情及名胜古迹，尝遍潮汕美名。潮汕文化艺术的浓厚、细腻、精致与淳美，让这位出生于外、在外漂泊50多年的潮汕赤子感到震惊，他为自己是一名潮汕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为了在越南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潮汕的文明精华，他花巨资在越南西贡兴建了一座气势磅礴、富有潮汕传统特色的“四点金”建筑。如今，这座富丽非凡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一处旅游名胜。通过这座建筑物，林忠良先生成功地展示了潮汕传统文化的风采，展示了广大潮人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李嘉诚蝉联2011福布斯香港首富

注：标桔色为潮商   排名 姓名 净值 年龄 1 李嘉诚 240亿美元 82 2 郭氏家族 200亿美元   3 李兆基 195亿美元 82 4 郑裕彤 90亿美元 85 5 冯国经、冯国纶兄弟 86亿美元 66 6 刘銮雄 63亿美元 60 7 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 61亿美元 69 8 吴光正 52亿美元 64 9 邓耀 40亿美元 75 10 董建成 39亿美元 67 11 陈廷骅 38亿美元 87 12 陈启宗、陈乐宗兄弟 35亿美元 61/59 13 何鸿燊 31亿美元 89 14 吕志和 30亿美元 81 15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 26亿美元 70 16 邢李[火原] 25亿美元 61 17 李运强 24亿美元 68 18 伍步刚、伍步高 22亿美元 73/72 19 罗康瑞 21.5亿美元 62 20 蔡志明 21亿美元 64 21 苏海文 20.5亿美元 71 22 威廉·E. 康奈尔二世(William E. Connor II) 20亿美元 61 23 利氏家族 19亿美元   24 李国宝 18.5亿美元 71 25 柯为湘 18亿美元 59 26 汪穗中 17.5亿美元 60 27 Choy Kam Lok 17.3亿美元 65 28 李思廉 17亿美元 53 29 许世勋及家族 16亿美元   30 李泽楷 13.5亿美元 44 31 杨受成 13亿美元 66 32 陈启泰、陈汉杰 12.2亿美元 63/67 33 罗嘉瑞 12亿美元 63 34 郭少明、郭罗桂珍夫妇 11.9亿美元 58/58 35 黄子欣 11.7亿美元 60 36 罗家宝 11.6亿美元 60 37 方润华 11.5亿美元 85 38 庞熊少珠 11亿美元 89 39 黄健华 10.5亿美元 59 40 哈林达帕尔·邦高(Harindarpal Banga) 10亿美元 60   大多数香港富豪正倚仗中国大陆的发展热潮，乐于迎合越来越富有的内地消费者。其中1/3 强的财富主要来源都是房地产。

1900年革命党人发动的惠州起义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同年惠州起义爆发 马长虹 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中国到了日本横滨。在日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很佩服这些为反清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其中日本人宫崎寅藏在1901—1902年间就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他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此书，更清晰地了解孙中山先生本人和他所进行的反清革命。于是他在书中非常引人注目地断言：孙中山先生将来一定会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 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郑士良则积极联系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随时待命。 1900年6月，孙中山自横滨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因港英当局尚未解除对他的驱逐令，因此不准他登岸，只好在一叶小舟中召集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这次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他指示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孙中山自己则辗转赴台湾筹备饷械，择机潜入内地指挥。 筹备饷械 起义是项花钱的事业，要买枪、买粮、发饷，事事要钱。筹备饷械有时比起义行动本身更为艰难。据事后统计，惠州起义一共耗资十万元，在香港与孙先生初次见面的李纪堂，捐了两万元，还有一个日本人捐了五千元，其余都是孙中山和他大哥孙眉筹措的。 万没想到的是，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运动军队及绿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了；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6日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因此而常被称为“惠州起义”，三洲田是义军的集结地。 郑士良选择三洲田作为据点是有道理的，此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便于得到孙中山来自海上或香港的增援。郑士良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且有很深的三合会背景，招募的义军多为惠州的客家人和三合会员。义军从三洲田出发，向西不到七十英里即可抵达最终的攻击目标广州。 消息外泄 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了大约六百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了一些武器，但僧多粥少，总共也不过三百支来复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夏末，他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山口，突击队也准备就绪，只等孙中山一声令下了。 但是，孙中山的筹措饷械活动极为不易，万事未备前，不敢贸然下达起义命令。军粮日渐匮乏，郑士良只好暂时将部队分散，仅留下八十人守大寨。 但是，革命党人在惠州地区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甚至有谣传说，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运入不少武器，在三洲田地区掘壕据守。这可不是小事情。 考虑到这支队伍已经占据险要，且有当地农民的同情，代理两广总督德寿反对大张旗鼓地围剿，主张步步为营地徐徐推进，对义军形成包围后再一举歼灭。 水师提督何长清率几千士兵从虎门出发，进驻今天已闻名遐迩的深圳，这里位于三洲田西南二十英里处，与新界隔河相望，既能迅速向义军发动攻击，又能守卫边界，防止义军在边界制造事端，使对岸的英军卷入进来。在西北面，一支陆军部队占据了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义军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坐镇惠州指挥的陆路提督邓万林，派兵在镇隆和淡水封锁了义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同时，巡逻船受命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警戒。 起义爆发 发现了清军的步步进逼，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孙中山得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于是电令郑士良先将起义队伍分散，避免同清军接触。但郑士良认为，只要能把军火运抵广东沿岸，他就可以将义军引向成功。 孙、郑还在电报往返时，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水师提督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约二百人占领了距三洲田不足八英里的沙湾集镇，派出的轻骑侦察兵甚至到了义军营地附近。郑士良的副将黄福不知道孙中山有让部队先行分散的命令，眼见敌人逼近，决定先下手为强，率领八十人的队伍对沙湾发动了攻击。 惠州起义就此爆发。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 弹药不足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立即批准了起义计划并加紧筹措军火。此前不久，为支持菲律宾解放运动，孙中山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买过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现在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就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先借这批军火应急。 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了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了军火。 但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10月6日占领沙湾后，他们得到了从邻近城镇来的千余士兵的补充，然后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许多战士仅仅装备了梭镖，但义军还是击溃了一支清军并占领了该城，缴枪七百条，算是一次重大胜利了。 义军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了战斗，从甘蔗地里向南援的清军发动攻击，并围困了这两个城镇。如果惠州城陷落，那通向广州的门户就打开了。因此清军倾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 武器弹药不足的义军并未恋战，而是按照孙中山的新命令，放弃了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调头向东北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厦门前进。 孙中山的这一新命令，也和解决义军的补给有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从那里更易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援。 弹尽粮绝 迟迟得不到海上补给的义军，一路上秋毫无犯，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的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还有几千农民加入了队伍。 义军一路连败清军，在从永湖向白芒花开进时，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却打败了五六千人的清军部队，俘敌数百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枪及大批弹药，并占领了白芒花。归善的农民热烈响应，义军很快人数过万，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 义军高擎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郑”字和“孙”字，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完全不同，因此起义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恐慌。孙中山还特意派人给郑士良带去了一面革命旗帜——陆皓东烈士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这面旗帜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在青天白日旗的引领下，义军向福建边缘艰苦跋涉，在崩岗墟击溃了七千人的清军，但由于缺乏子弹，无法全歼敌人。粤东山脉人烟稀少，穿越不易，清军却可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们。 10月20日，义军抵达归善东面的三多祝，离遥远的厦门尚有一百五十多英里，但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长途行军还要战斗，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弹药还有粮食，这时的队伍已有两万之众，却没有什么补充给养的机会。 起义失败 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了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 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了他们继承的约三千元财产，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了总督府地底下。 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了，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毫不动摇，拒绝在四十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头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