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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无缘福布斯榜前10

深圳是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亿万富翁 ———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昨日出炉《福布斯》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深圳富豪正集体“过冬”：去年榜单前十的富豪中深圳有李锂夫妇、马化腾和王传福三人，但今年却全数跌出；400人大名单中的深圳富豪人数，也由去年41人缩水为35人，依然在榜单内的大部分富豪，个人总资产也大幅缩水。“寒冬”里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深圳仍是仅次于北京的富豪最集中城市。《福布斯》亚洲版每年都会给中国富豪开一个“运动会”，让这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在国人面前来个大曝光。但在经历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后，今年的榜单也来了个大洗牌：传统制造业巨头———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594亿元的个人资产荣登榜首，去年的“一哥”———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退居第五。但对于富豪榜中的深圳系来说，却交出了一份不怎么好看的成绩单：连续两年位列中国第五大富豪的李锂夫妇，不仅跌出前十，而且一路退到了23位，在去年榜单中，李锂夫妇还坐拥360亿元资产，但今年却缩水一半。一直致力于将电池与汽车结合的电动车大王王传福，排名由去年的第10名下滑至第50名。相比之下，资产缩水20亿的马化腾，反而因为李锂夫妇的大踏步后退而荣登深圳本地富豪榜宝座，但他的排名也由去年的第9名小幅后退至第11名。去年的400强榜单中，深圳共有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名。尽管如此，深圳今年依然凭借一个身位的优势，压倒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第二个富翁聚集之城。 ■ 榜单详析深圳十富豪只闻“旧人笑” 伴随2010中国富豪榜落地，深圳最富有的10个名字也相应出炉：马化腾、李锂夫妇、张志东、王传福、黄茂如夫妇、林立、黄绍武、黄世再、张中能夫妇和潘政民夫妇——— 可在新产出的“深圳十富”中，今年并无“黑马”，都是以往富豪榜上的常客。在今年入榜的深圳富豪中，马化腾仍以274.9亿元的个人资产领跑，而陈华、周国辉、王海鹏三人则以32亿元个人资产挤入富豪榜单。今年，富豪集中在一家企业的情况并不多见，仅有腾讯和立讯精密两家公司各产两名富豪，其余上榜的深圳富豪均来自不同企业。去年产出多名富豪的比亚迪、迈瑞医疗、深圳爱施德，除王传福和黄绍武外，其余人士均跌出今年榜单。在2011年的中国富豪榜中，星河集团的大佬黄楚龙以及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在去年暂别“富豪榜”后又重新现身，重回中国最富400人之列。此外，今年还有来自立讯精密的王来春等5人全新上榜，首次列入中国最富的“名人堂。” 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在去年的中国富豪榜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有41个，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213.4亿元，本地首富李锂夫妇以360亿元资产排在全国富豪的第5位。而在今年的榜单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为35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2315.3亿，本地首富马化腾资产274.9亿，位列全国富豪第13位。上榜人数减少近1/4，上榜总资产减少近900亿，首富比去年穷了，首富的排名跌出前十了———今年的榜单数据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深圳富豪群体的资产在缩水！以两年前登上2009中国富豪榜榜首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为例，其今年上榜排名从第10位跌到第56位，个人入榜资产更是较去年缩水186.8亿。无独有偶，今年上榜的深圳富豪有19名出现了资产缩水，有21名出现排名下降，几乎占了上榜人数的2/3。深圳首次有女富豪入榜单 “发财要趁早”在深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比今年深圳富豪与全国富豪的总体情况，深圳富豪的年龄总体更为年轻。不仅深圳首富马化腾在所有本地入榜者中年龄最小，深圳富豪的平均年龄仅为48岁，低于全国入榜富豪的平均年龄51岁。在深圳富豪中，有25名富豪年龄低于50岁(除去2名年龄不详者)，占了入榜深圳富豪的七成以上。此外，今年榜单中引人注意的还有2名深圳女富豪：新一佳超市掌门人李彬兰、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分别以63.9亿和37.1亿元个人资产首次登上榜单，在400名中国富豪中排名第135位和第327位。而这也是深圳近年来首次有女性以个人资产(非以夫妻或家族资产)单独登上富豪榜单。 ■ 业内观察经济大环境压迫深圳富翁在研究过福布斯发布的富豪榜后，最令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的是：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在大步前进。 “为什么会这样？很显然，是因为经济大环境在起作用。”翁海颖说，最近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欧美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被大幅削弱，因此与这些市场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自然受到的牵连越大。而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省，就是被牵连者，由于高度的市场化和对外依存度，当欧美经济“生病”时，那些为欧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珠三角商人和企业家，因为订单减少，资产也自然相应缩水。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近两年来，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大量政府项目的启动，自然会带动一大批相应产业的发展。修路、建房，需要大量的工程机械，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重工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一举冲过房地产、新兴产业在内的众多企业，荣登榜首。在三一的背后，还有一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了此份榜单。遗憾的是，深圳从来都不以装备制造业为发展方向，因此没有充分享受到4万亿带来的红利。虽然榜单表现不佳，但香港经济学者梁启华表示，从深圳35位上榜企业家的产业分布来看，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各有一部分，这显示深圳的经济布局比较健康，并不和香港一样，富翁全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 “香港的大富翁，全都靠炒卖地皮致富，深圳不是这样，因此我觉得深圳的经济结构很不错。”梁启华说，深圳是一块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比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的亿万富翁。年轻的深圳，拥有一批类似腾讯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但在翁海颖看来，近年来这批企业展现的创新能力却不够。翁海颖认为，只有与互联网和资讯类相关联的技术出现革命性的创新，才能带领深圳的优势产业发起第二波攻击，也才有机会重现排行榜十强三分天下、深圳取一的盛况。 ■ 对话《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 “财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福布斯最新榜单中，深圳富豪成为了一群集体“过冬”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榜单制作人范鲁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是导致榜单中富翁排名洗牌的主要原因。《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使得国有企业正在对民营企业展现“挤出效应”。然而，由于私营企业的多样化和更趋先进，其仍然保持了活力。如今，新增来自房地产和矿业的企业家已经少于来自先进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以及消费导向型行业的企业家。有趣的是，深圳通信行业的两位龙头老大———中兴和华为，前者的老总未入围榜单，华为的任正非虽然入榜，但排名却是与其显赫名声很不相称的162位。但范鲁贤昨日特别对任正非表达了敬意：因为这名企业家的行业创新力，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贡献。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翁总资产也在缩水。请问你如何评价发生在深圳的这种变化趋势？周健工：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翁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翁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结合此份榜单，你怎么看中国富翁的变化趋势？范鲁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在福布斯制作的香港富豪榜中，李嘉诚是首富。但在中国首富中，所在地为香港的富豪，如李嘉诚等却又未列入，请问为何？范鲁贤：中国富豪排行榜的上榜标准是在中国内地出生，中国内地成长、居住，而财富主要源自于内地的候选人。榜上有些富豪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却符合以上财富来源，出生及成长背景的条件，但李嘉诚不符合。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深圳之最 ●入榜资产最多富豪：马化腾(腾讯)274.9亿元 ●入榜资产最少富豪：王海鹏(美盈森)、陈华(京基)、周国辉(怡亚通)32亿元 ●排名上升最多：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升243位 ●排名下降最多：顾伟(兆驰)　跌134位 ●资产增长最多富豪：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44.5亿元 ●资产缩水最多富豪：王传福(比亚迪) -186.8亿元 ●最年轻富豪：马化腾(腾讯)、张志东(腾讯) 39岁 ●最年长富豪：任正非(华为) 67岁 ●最富女富豪：李彬兰(新一佳) ●富豪来源最多行业：房地产业　8名采写：南都记者付可张舟逸　　图片来自互联网
09月09日　23
开发商煎熬中的安慰剂：城市化还有20年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中国，这里也有全世界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但无论市场多么低迷，绝大多数开发商仍旧相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结束。尽管市场已经接近2008年的冰点，但经历过洗礼的开发商并不像3年前一样恐慌。 9月2日，在保亿集团承办的“十二五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趋势论坛”上，被记者问及城市化能否撑起房地产的明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化20年内不会停下来 200年前，地球人口仅有3%生活在城市；而30年前，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3%。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目前城市居民的数量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人口。未来25年内，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城市。在中国，正在发生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运动。住房和城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去年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7.5%，按照人口普查数据，城镇人口已达到49%。既有的建筑面积超过440亿平方米，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大约是20亿平方米，中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发展报告指出，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将用20年的时间使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5%。对照国际经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伴随而来的是房地产的巨大需求。牛凤瑞算了一笔账，“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预计增加0.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6000万以上，其间房地产投资将超过30万亿。2050年前后，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计，住宅的存量将达到480亿平方米。考虑周转、更新的需要，住宅建筑面积的存量应该在530亿平方米左右，如果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用房按照0.6—0.7的系数折算，届时中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的存量将在800亿—1000亿平方米之间。由此，牛凤瑞推算，最近40年，中国城镇每年需增加房屋建筑面积1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住宅增加面积10亿平方米左右。而1000亿平方米房屋存量也需持续更新改造。这是一笔巨大的可持续挖掘的宝藏。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国强认为，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化成正相关，房价也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表现为：一是城市化给房地产带来机遇，二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三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房地产住房市场形成一个市场的支撑。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会受到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有波动性。 “未来几十年我国的房地产会因种种变数而呈现价格、交易量的涨涨落落。但价格随着成本的上升而上扬，交易量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扩大，这种总体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凤瑞说。万科（000002.SZ）董事长王石认识曾表示，无论如何重大的政策都不会让中国的城市化停止下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会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匀速进行，而城市化自有其规律不会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城市化是一套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中小城市是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被凿刻出不同的面貌，与城市化初期的中国截然不同。以北京为例，在老北京人的印象中，2000年前，三环外基本上是郊区，但现在城市的边界已经到达了六环。万科副总裁毛大庆感慨说，一线城市的城市发展经历高速扩张期后，其发展正在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眼下，一线城市也是房地产调控的重灾区。一些中型企业也将战略重点定位于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如阳光100，公司董事长易小迪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第一波以大城市、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浪潮已经接近尾声，随之而来的第二波城市化浪潮才刚刚开始，而这一轮城市化浪潮主要发生在二三线城市，这就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易小迪还称，因为城市化过程，未来城市人口要从现在的50%增加到80%，还有4亿-5亿人口要进城，这个是房地产最基本的市场调节。必须肯定，房地产的基本发展环境、广阔市场还是存在的。浙江中型房企保亿集团也在三四线城市开始进行布局。保亿董事长莫剑荣透露，在保亿“十二五”战略规划中，每年还要新进两个城市，力争在2015年实现15个城市发展目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认为，中小城市随着产业的集聚、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会得到扩大。而城市化应该是农村一个家庭进城，不是农民工进城，开发商瞄准中小城市的趋势是对的。樊纲认为，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世界大趋势，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大的产值，创造更多的就业，从而使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是城市化的基本道理。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大城市更优越。“当然这儿讲的大城市不是说现在已经很大的城市还要变成更大的城市，而是将一批中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樊纲指出。
09月09日　11
粤产福布斯榜富豪少了12人

《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广东上榜富豪总资产缩水千亿南都讯昨日，《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比胡润2011年百富榜晚了一天。新首富是三一集团梁稳根。百度李彦宏和东方希望刘永行分列二、三位。据南都记者统计，去年，全省上榜富豪80位，财富总计6329.9亿元。但今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位，财富也缩水至5127.4亿元。广东还是全国最大富豪产地今年，上榜大多富豪财富增长放缓。据统计，去年，广东省上榜富豪80位，资产总计6329.9亿元。而2011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人，资产也缩水至5127.4亿元。《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去年东莞玖龙纸业张茵（140亿元）排名33位。今年，她的排名跌至172位（财富也缩水至57 .5亿元）。去年，深圳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人，财富总计也缩水900亿元。不过，尽管上榜富豪数量锐减近两成，但广东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富豪产地”。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富豪数量的优势正在显著削弱。去年，位列“富豪之乡”第二名的是浙江省，但富豪数量只有34人。但今年，两省的差距已经缩小到13人。前三十位富豪房产老板占半尽管受政策严控，但榜单前三十位富豪中，主业涉及房地产的人占了一半。其中，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财富总额421.9亿元），位列第四。恒大集团许家印（396.4亿元）和龙湖地产吴亚军夫妇（377.2亿元）分列第六、七位。不过，据南都记者统计，在2011年中国富豪榜中，主业涉足房地产的广东富豪21位，较去年的“房产大亨”少了4人。不过，中山上榜富豪，雅居乐地产陈卓林夫妇排名第75位（85.7亿元），同比去年，财富增加5.7亿元，排名上升11位。研究了福布斯的富豪榜，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他认为，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则大步前进。企业上市带来造富运动中国为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带动大批相应产业发展。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他的背后，还有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榜单。三一集团的富人最多。除了新首富梁稳根，公司有三位高管登上亿万富豪榜，三人入围400富豪榜。范鲁贤认为，这折射出中国基础建设开支的增长，及它为设备供应商创造的利益。当然，他说，还要再“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推波助澜”。本届富豪榜中，东莞6人进入全国400富豪榜（含总部在东莞、东莞籍和主业在东莞的富豪），相比去年多出一人。43岁的马鸿（42.2亿元，247位）首次上榜，就得益于公司去年成功上市。除了东莞众生药业张绍日（去年上市），玖龙纸业张茵和张成飞姐弟（主业在东莞，香港上市），分析人士认为，中山的富豪上榜也大多得益于企业上市。如陈卓林、鲁楚平和邓颖忠家族。对话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豪总资产也在缩水。周健工（《福布斯》中文版总编）：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豪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豪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范鲁贤（《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采写：南都记者张舟逸付可杨同峰李星星刘洋吴晓芳整合：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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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业成功“掘金” 需过几关？

90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群穿越新中轴“黄金隧道”，广州地下商业能否挖出“金矿” 南方日报记者王亮摄广州是全国零售业中许多新兴业态的发祥地，如便利店、货仓商场、夜市、购物中心等。而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城区内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倒逼”，广州的商业开始不断埋头“向下”。8月1日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北段重要景观节点控制性规划才公示不久，商业巨头之间“暗战”广州地下商业的硝烟已经四起。据悉，花城汇、时尚天河等超级地下商场都将赶在“十·一”黄金周前“扎堆式”开业。从珠江边的广州塔、连接花城广场地下的花城汇，穿过黄埔大道，与宏城广场衔接，而后是天河又一城、天河体育中心地下的时尚天河商业广场，再向北与规划中的地下商场以及东方宝泰贯通，这条“潜伏”在广州新中轴地下的“隐形商圈”规模接近90万平方米。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商业项目了。”广东省流通业商会执行会长黄文杰表示。据可查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处如此大的地下商业群，堪称“全球第一大地下商业群”。然而，近年广州的地下商业发展可谓是一路坎坷，仅有流行前线等少数成功案例。这轮地下商业量激增，市场能否消化？群雄争鹿，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地下商业格局？新中轴地下商业又与地面商业同跻身天河商圈，地上、地下商业能否共存，抑或互补双赢？90万平方米商业巨龙成功崛起，究竟有哪些迈过哪些考验？ ◇地下商业花城汇、时尚天河将选在本月底同日开业； ◇天河区辖内，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规划打造一个总面积十余万平方米的地下商场； ◇广州塔景点用地将增加地下商业功能，宏城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可扩大至11万平方米以内。加上天河又一城、中信北地下商场，七个超级地下商业串起的贯穿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地下“隐形商圈”已经清晰可见。新中轴地下商业项目名称面积（单位：平方米）天河又一城约2.3万广州塔地下商场约8.5万宏城广场约11万花城汇约15万东方宝泰约15万中信北地下商场约16万时尚天河约20万关卡1 供应过剩部分商家或“出局” 尽管新中轴线下的地下商业棋子还未全面开花，但商家“暗战”的硝烟早已四起。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将选在本月底开业，东方宝泰、宏城广场正在加紧步伐规划、招商。紧接着是花城汇二、三期，以及宏城广场、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在规划的地下商业项目。加上天河又一城，新中轴线地下的“黄金隧道”已经被商业资本全面布局，这场地下商业之战也将随着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的开业加速推进。 “广州现在很多地上商业都还没有消化完，遭遇招商问题，可想而知，地下商场要招募高档品牌困难更大。”黄文杰对于地下商业的快速推进与扎堆式布局感到担忧。广州雅卡商业规划运营机构董事长邓国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地下商场适合做主题商业，以中低端为主。然而，中低端品牌的经营能力有限，并不足以支付高额的租金，于是一个招商怪圈便由此产生。 “由于可供选择的业态实在有限，地下商场原本就很难错位经营。”邓国坚表示，而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地下物业出现，商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填满商场铺位的问题，商家更不会考虑错位经营，千店一面争夺客户的局面很难避免。对长远趋势和长期供应而言，地下商业发展前途美好。不过让人担心的是，广州在这么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式供应这么大规模的物业，部分商家将可能出现生存问题。关卡2 因先天空间缺陷不能提供舒适购物感 “大品牌都不愿到地下经营。”曾经操盘过流行前线、正佳广场M层的邓国坚表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地下空间存在很多缺陷。由于商铺的摆设以及消防的要求，地下商场空间展示不够。“视野和光线不通透，不能让人产生立体感，因此即便地下4米的层高还是让人感觉压抑，面积很大的商铺也很难给人宽敞的感觉。”邓国坚表示，尤其是动线布局，站在这个店铺门口看不到远处有什么店和品牌，消费者抵达其它商铺的动机不大，人流、公共资源很难共享，容易各自为政。同时，受结构影响，地下商场配送功能欠缺，排烟、排污、排水都不方便，因此可供选择的业态有限，不能实现多元化、立体化布局，很容易出现业态的重复和重叠的现象。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一顽疾，去年因增资扩股成为大股东的新鸿基在宏城广场的规划上可谓花尽心思。“设计单位根据宏城广场形状较为方正的特点，在广场中央设计了投影面积三四千平方米的下沉广场，通风采光相当好，在任何一层地下空间都能看到阳光。”有与新鸿基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宏城的衔接通道都不是普通通道，而是将休憩、艺术品展览、绿化融为一体的绿色休憩平台。哪怕只是路过，都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感觉压抑。关卡3 目标人群不明确，难以吸引高档品牌进驻 “广州的地下商业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沿着地铁通道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通过城市人防工程改建的，如流行前线；还有便是有意识、人为开发的地下商业，如东方宝泰和动漫星城。”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董事总经理杨军艇表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依靠地铁而发展，没有地铁就没有生命力。楚睿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正印也认为，地下商场的发展本身是对土地、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它更多地要依靠地铁和通道资源。据悉，广州新中轴商业群从广州塔到火车东站，其间交会纵横了地铁一号线、五号线、三号线、APM线等，而且广州塔、花城汇、宏城广场、东方宝泰等都有出口直接接驳。轨道交通给地下商业项目带来了充足的人流。不过，“单纯的地下商业是借助过道，消费对象较随机，完全依靠人流经过，几乎很难招到高档品牌。”杨军艇表示，这与购物中心负一二层的经营不同，后者地下与地上品牌配置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属于目标型消费。关卡4 租金运营压力大记者了解获悉，除东方宝泰、新一城、宏城广场外，其它几大新中轴地下商场均由广州城投集团旗下新中轴建设有限公司操刀设计建造，采用“建设-经营-转让”的BOT模式。兰桂坊主席盛智文透露，项目开发公司缺乏商业运作经验，硬件不合商业用途，其接盘花城汇后就自掏腰包推翻原有设计对商场重新进行了规划。地下商场的造价高、成本高，局部地调整和改造都会加重投资者的负担，并将压力转嫁给运营商，令其对经营利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沈正印表示，一般商场开业前期租金在300元/平方米/月以内，但据他所知，目前有地下商场运营商将租金标高至1000元/平方米/月。【建言】拓展地下商场关键在聚集人流无论采取哪种开发模式，经营的关键点都在于“一是如何聚集人流，二是如何将人流变为商流。”黄文杰认为，“过道模式”地下商场的优势在于，一端接驳地铁人流，一端接驳成熟的地面商业项目，地下与地面共享已有的消费人群，大大节省市场培养期，比如流行前线对接中华广场，而且这两个项目现在都归属海印集团掌管，更是便于互补操盘，良性发展。而天河又一城则与天河城、维多利广场、广百中怡店等同时实现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带来的人流量是惊人的。【他山之石】香港：典型的地铁购物商圈地铁交通的便利性大大促进了香港购物中心的发展，基本上地铁通到哪里，购物中心开发就跟到哪里。香港购物中心的商圈呈现典型的地铁商圈特点，在香港的40多家购物中心，有28家是建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线路上，占到总数的70%。在打造地下商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为了拥有统一管理权，便于商场经营，香港地下商业基本上都采取“只租不售”，统一了管理权；在招商阶段，会适当让利，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吸引商家进驻，把商场做旺。南方日报记者陶达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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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会旗颜色在新加坡敲定

新加坡华侨服务团抵达广州支援革命。曾强郭康清翻拍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摄革命薪火传幸有南洋侨回溯百年之前，当中国国内民智未开之际，来自海外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支持国内革命事业，写下了同样传奇的一页。据统计，1901年华侨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2%，他们财力雄厚，沿海贸易的七八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还较早地接触了现代文明，更容易被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20世纪初期，当孙中山在海外寻求革命援助之时，他的眼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南洋，全世界超过半数的华人华侨生活在这里。历史的确如此。华侨的资金资助是革命军源源不绝的动力。据估计，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深厚感情让人肃然起敬。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翻阅史料时，记者处处感受到沸腾的革命热情。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出身富商家庭，不仅自己踊跃捐款，还曾多次被孙中山委以筹款重任。他曾在1个月内筹得叻币24多万元，援助武昌起义。从惠州七女湖到云南河口间的5次起义，他都急公好义，协助筹集军费。由于耗费自家商铺公款太多，兄弟甚至一度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产，母亲也暂时剥夺了他继承和管理家产的权利。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从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几十年中，孙中山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起义，南洋华侨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华人华侨还亲赴革命前线指挥和参战，甚至洒下热血。例如，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是由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在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中，仅从新加坡、槟榔屿两地回国的华侨就不少于500人。年仅18岁的马来亚华侨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他在起义前写了诀别书：“以往向前，誓无反顾……前仆后继，方显吾党中大有人在。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从越南撤往新加坡。华人华侨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们，陈楚楠安顿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还安排他们到农场谋生。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甚，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在革命的低潮期，来自南洋华侨的支持让孙中山依然信心满怀。南洋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而新加坡又是重心所在。南洋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海外革命基地，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力量密不可分。据估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世界各地的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当时仅马来半岛就有华侨91万人（包括新加坡华侨22万人），荷属东印度群岛56万人。从“月份牌”发现星洲革命火种孙中山一生中亲自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有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发动的；1000余次演讲以及无数次的小规模口头宣传中，大部分是在南洋进行的。以同盟会南洋分会所在的新加坡为中心，他的足迹遍布南洋，从法属越南的河内、海防、西贡、堤岸、美狄、沙酌，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芙蓉、吉隆坡、怡保、太平、槟榔屿等地，以及泰国的曼谷…… 1900年，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除出境，但禁令阻止不了他的革命脚步。1年后，孙中山邀请香港的同乡同学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赞成孙中山“医人不如医国”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叶堂”医馆治病救人。他广交忧国忧民之士，借机建立了本地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当时，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图南日报》由华侨陈楚楠和张永福合资创办，但发行相当困难。为此，他们专门印制了1905年的彩色挂历“月份牌”随报赠送。果然，《图南日报》的销量从1000多份增加到2000多份。孙中山在《檀山新报》社里，赫然见到反清革命宗旨跃然纸上的月份牌。牌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忍气上国衣冠沦于涂炭”，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还写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字语。孙中山十分惊喜，立即寄20美元购买20张，并写信向名誉编辑尤列询问了该报的情况，“殷殷奖勉”。孙中山把红墨水汁一饮而尽 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同盟会分会的总机关。分会吸收了首批会员14人，陈楚楠和张永福分别被推举为会长和副会长，会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侨领的林文庆、陈嘉庚、陈武烈、郑聘廷等人。张永福后来对当日的情形，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宣誓之后，他（孙中山）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地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 陈嘉庚曾回忆说，1909年的某天晚上，在这个总部，他和黄兴、胡汉民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商讨同盟会会旗方案的秘密会议。会上，人们对会旗的颜色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想用红色，但有人反对，孙中山在一旁一言不发。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时，有人端水来给他喝。他突然往杯子里点了一滴红墨水，红色瞬间在水中蔓延开来。孙中山看到后高兴地说，红色是吉利的，然后他把水一饮而尽。大家愣住了，但从此一致同意以红色作为会旗颜色。 “南洋小学生”与保皇派笔战自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率先在东南亚地区成立后，如陈楚楠所追忆，“此后本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新加坡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华侨就有500人左右，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缅甸等地，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这个时候的河内、新加坡，“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孙中山于1907年春到1908年春在河内一带领导工作，其后一年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活动。许多骨干也前来参加策划，甚至受到通缉时只能退居南洋。一个英国人写道：“1905年至1909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 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新加坡的政治影响力日高，保皇派一度以当地报纸为阵地抢夺言论权。有人在《南洋总汇报》上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的文章，鼓吹光绪圣德，恶毒诋毁革命。一时哗声四起，革命派紧急迎战，孙中山提出一定“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的指导方针。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的《中兴日报》上接连发表了《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等三篇文章，进行强烈的反击与批判。他指出：“瓜分问题已有革命而解决，这是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中国同盟会会员黄兴、胡汉民等也先后到达新加坡撰文参加论战。笔枪墨炮，杀生四起，保皇派沮丧败北，气焰大挫。陈楚楠回忆：“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见证百年晚晴园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的一曲《晚晴》飘到了海外的新加坡，成为了一幢两层别墅的名字，也谱就了一曲颇富革命浪漫情怀的辛亥掌故。侨商张永福买下山野小居“晚晴园”，意作供养母亲之用。谁都没想到，远离世俗的颐养天年之所，竟成酝酿起风卷南洋的革命激发点。孙中山8次到访新加坡（时人又称“星洲”），3次住在了晚晴园，前后居住时间加在一起长达5个月。辛亥革命前夕有影响力的几次起义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革命志士相聚在此，或往返欧亚途中落脚于此，小小的庭院人潮不息，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几番风雨，人间几度春秋！晚晴园一度荒芜，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修复，建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而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新加坡政府正式参与纪念馆管理，对其进行大修，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初重新对公众开放。记者来到时，晚晴园仍在修缮。坐落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这座巴拉甸式两层独立洋房气质优雅，糅合了欧美古典别墅与中国和马来西亚风格，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反差。晚晴园并不大，一座孙中山塑像坐落在园子中央，象征了它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潘宜辉指点着二楼的一个房间，告诉记者那就是孙中山的卧室和办公室。那里曾经有一张他最喜欢坐的旋转椅。每天早上，孙中山看完报纸后，就在办公室阅读各方来信，看后立即执笔回信。身居异乡的孙中山还常常站在二楼的露台上，远望凝思革命的前途命运。 1906年4月，孙中山第一次住到晚晴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孙中山与当地华侨广泛联络，最终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3个月后，孙中山再次住到晚晴园。这一次，同行的胡汉民等重新起草了同盟会新会章；1910年7月，孙中山第三次住到晚晴园，重整革命团体，并到槟城募捐。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孙中山还会策马郊野。当时晚晴园地处郊外，对面是一大片草丛，园里养有一匹马。孙中山骑术很好，不必加鞍，就能安坐马背上奔驰。华侨与辛亥革命：省侨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采写统筹：林亚茗沈卫红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张胜波新加坡报道资料整理：实习生何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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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的收藏传奇

前不久，汪洋与吴南生一起参观了“吴南生捐赠书画展”。曾强摄吴南生捐赠的北宋《群峰晴雪图》成为省博“镇馆之宝”。吴南生捐赠的元人《平沙落雁图》（局部）成为汕头博物馆“镇馆之宝”。 “真正的收藏家收藏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前不久，省委书记汪洋参观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后，发出了这样的感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的“改革闯将”、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谱写了一段不平凡的收藏传奇。前半生的戎马生涯里，吴南生与字画收藏结缘；之后指点江山、力主改革的风云年代，他广结善缘，使不少散失的古代字画“聚”于一室；近年来，他又大手笔地将这些“心爱之物”捐出，分别成了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拍卖古画筹集巨资给广东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建希望小学、中学。在吴老的捐赠中，仅北宋人《群峰晴雪图》一幅画估价就已过亿元。这样的义举背后，融会了吴老对收藏、对人生的体悟，他用自己的不平凡的收藏经历，道出“相聚是缘”四字真言。在今天这个越发浮躁、功利的时代，告诉人们收藏的真谛。绚丽归于平淡，在收藏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超越“物役”、“物累”对人心的羁绊，抛弃功名的重枷，才能步入收藏的最高境界。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收而不藏”，慷慨捐出价值连城的国宝，为文化传承甘当人梯；两年前辞世的王世襄，清逸洒脱，道出收藏的至真境界“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而今，吴南生也向南方日报记者吐露了自己大半生的收藏心得：“相聚是缘”。战火中与古物结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偶然会成就一些大藏家。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战乱中，靠一双多年练就的慧眼拯救了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等一批国宝。而吴南生与古物字画的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经常说，我的收藏是捡破烂开始的。”吴老笑着说。1948年，久经战火考验的吴南生出任刚解放的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受到当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李初梨、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朱光等老领导的影响，开始对古物字画产生兴趣。 “他们两位都是懂得文化、懂得收藏、喜欢收藏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三个人都很熟。”吴南生说，起初自己对收藏并没有概念，但在两位老领导的影响下，慢慢学习鉴赏文物。吴老回忆说，吉林长春曾是伪满首都，伪满皇帝溥仪曾偷偷把故宫里的不少东西运到长春，因此在长春等地的市面上流传着许多清宫旧藏。 “那时长春还没解放，散落在社会上的文物很多。每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胡同里卖东西，就像‘天光墟’那样。”吴老回忆说，那时候，他跟随李初梨、朱光“看、品、议”，不知不觉迈入了鉴赏之门。而吴老真正收藏文物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多年的熏陶，他已练就了不凡眼力。1955年，从海南岛回到广东省委工作的吴南生，礼拜天经常到文德路走一走。“那时候，3块、5块就可以买一件名人字画。我记得，，当时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才15块钱。在北京，，我还花10块钱买到董其昌的作品，现在拍到起码100万元以上。” 吴老回忆起他收藏的第一件文物，当时在文德路，吴老看到一张古画有“文仲子”的白文图章，没有落款。因为知道文仲子就是文征明，引起了他的注意。反复观察用纸、用墨后，吴老发现画的右下角有一方藏章是“竹朋真赏”。吴老知道，“竹朋”即李佐贤，是清代著名的收藏家。他断此物为真迹，掏60元买下来。“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上缴家里外，还有20块钱的生活费，我攒3个月钱，才买一张文征明的画。”这幅画后来经过著名鉴定家谢稚柳等人鉴赏，被认定为真迹。 “最初只是觉得那些东西丢掉了很可惜，所以我说是捡破烂。”吴南生说，自己介入收藏，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因为喜欢。广结善缘邂逅名画广结善缘。吴南生之所以能够成就为20世纪广东地区有名的书画鉴藏家，与他广交文人朋友不无关系。广东省博物馆书画研究员朱万章说，吴老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并与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刘九庵、杨仁恺、苏庚春、王大山等结下深厚友谊，耳濡目染，练就了一双慧眼。除了在广州文德路等地“捡漏”，北京、上海的朋友也会不时给吴老提供“好东西”的线索，吴老也本着自己的实力“遇好则收”。上世纪60年代初，一位福建的老者辗转找到了吴老，向他推销几件家传的书画。因为索价不高，吴老花120元买下了一幅画面“黑乎乎”且无落款的古人山水画。“我当时已经看出这幅画至少是南宋的作品”。果不其然，多年后，他委托人将其带到上海装裱，在装裱中发现画面右下角隐藏着“熙宁辛”（北宋神宗的年号）三个字，由此印证了吴老的非凡眼力。而这幅流传了近千年的北宋人绘画《群峰晴雪图》，后由吴老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老每逢到外地出差、开会，看到有价值的字画也会买下来，元人作品《平沙落雁图》就是他从北京琉璃厂买到的。上世纪70年代末，吴南生在北京琉璃厂还邂逅了董其昌的山水长卷《少陵诗境图》，但董其昌伪作多如牛毛，真伪难辨。在长卷众多的收藏印章中，吴老一眼看到了一方藏章是王懿荣的。“王懿荣是一位大藏家，也是发现甲骨文的大学者，他的眼力一定不会差。”于是，吴南生当机立断买下。后来经启功、谢稚柳等鉴定家鉴定，也被认为是董氏的真迹。与吴老结交善缘的有不少大名鼎鼎的画家，如潘天寿、林风眠、关良、李苦禅、吴作人、朱屺瞻、刘海粟、启功、程十发、关山月、黎雄才、陆俨少等人，在“文革”被冷落的年代，吴老成为他们的知心人。 1977年底，吴老邀请当时还未摘去“反革命”帽子的刘海粟来到广州，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87岁的刘海粟在广东过得很开心，一直不愿意离开，他为吴老收藏的一幅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书法《渼陂行》亲笔题跋，也留下一段佳话。广结文人朋友，吴老还一手促成过名画诞生。1987年3月，赵朴初与诸名家访深圳，游西丽湖后至石岩湖，午餐后即席赋诗一首，将这些名人的名字巧妙嵌入。细心的吴老，之后促成了《西丽湖图》，其中有赵朴初的一首诗，有王璜生的一幅画，有千家驹的一篇跋和黄苗子的一幅字。《西丽湖图》的跋文中记载了当时雅集的名人名单，包括了费孝通、周培源、赵朴初、钱伟长、曹禺、刘开渠等20余位。《西丽湖图》可说是文人因缘际会的产物，它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历程中一段珍贵历史，独具价值。 “天天洗澡”掩护古画在大多数人无视古物字画价值的时候，吴南生赶上了收藏的“黄金年代”，得以使这些文物相聚，但也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那个欣赏书画被贴上“封资修”的年代，有人收藏艺术品甚至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吴老于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律条”：只进不出。尽管奉行如此低调的原则，但“十年浩劫”中，吴南生仍为保护这些文物绞尽脑汁。文革开始后，全国到处“破四旧”，不少古玩字画毁于一旦。吴南生也忍痛烧了一些字画，不过烧的都是当时认为是“小名家”的作品，这样“弃卒保车”，才把著名的、年代久远的留下来。还有一次，吴老因这些字画被红卫兵打得耳朵出血。后来局势紧张，为保护这些字画，吴老就把画轴拆下来，剩下的部分卷起来藏匿，由于拆下来的木头太多，怕被红卫兵发现，吴老全家就用画轴烧水洗澡。“那阵子，几乎是天天洗澡。”吴老笑着说。即便这样，仍有心爱之物不慎遗失。吴老钟爱的《文征明自书诗册》在文革后期不慎遗失，多方寻找也不见踪迹。吴老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陪同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到广州文物总店走走，第一个看到的藏品就是这本《文征明自书诗册》，吴老又用几幅名画才将它换回。他不无感叹地说：“真是神物自有呵护！” 然而，这些前半生靠心血收藏、掩护才得以保护的文物，吴老晚年将它们大部分慷慨捐出。晚年散尽毕生所藏 “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吴南生半个多世纪的收藏经历中，将这些多年“聚”来的古物“散”去，使其收藏步入了更高境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吴南生开始陆续“散”宝，手笔之大、气度之大，罕见于当今收藏界。 1994年，吴老将自己所藏多年的北宋人《群峰晴雪图》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吴老曾将这幅珍爱的画作比喻为“女儿”，由于宋人绘画存数极少，它的市场估价已过亿元，但吴老却毫不吝惜。 1995年，吴南生发起举办的“95希望工程广东筹款拍卖会”，他带头捐出所藏清代至现代名家书画精品10件，为希望工程筹款100万元。 1996年4月，“吴南生藏现代名家书画拍卖会”在汕头市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为教育事业筹集资金的个人藏品专场拍卖会，这次拍卖会实筹资金420万元，用于新建一所小学和扩建一所中学之用。 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名家珍品义拍以支持教育事业，其中包括了他数十几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拍卖所得的1300万元全部捐出。 2010年，他又将估价过千万元的元人绘画《平沙落雁图卷》捐赠给汕头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他又将珍藏多年的《西丽湖图》捐赠给深圳。据不完全统计，吴南生近年来捐赠、义拍的作品，市场估值早破亿元。当人们在攀比自己的作品拍得天价时，吴老却选择义捐自己的珍贵藏品。面对这些凝聚心血收藏而来的文物瑰宝，从“据为己有”到“不据为一己之私”，吴南生达到了收藏的另一重境界。今年6月，即将迈入90岁的吴南生，荣获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而对于捐赠的义举，吴老的回答朴实而感人，他说：“我已经老了，我要将手头上这些与自己有缘的藏品，在晚年作出最好的‘处理’。我不可能永远占有，也不可能留给我儿子，我不是那种人。” 只道一句“相聚是缘” 吴老的收藏理念与他的人生境界相融合。因为“悟性”，吴老能与这些饱含传统文化魅力的文物字画结缘，得以将它们收藏；也因为“悟性”，吴老又乐于在晚年将它们慷慨捐赠，平实道出了收藏的真谛。 “相聚是缘”是吴老对于收藏的四字真言。此次省博物馆举办的“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开幕式上，吴老与自己早年捐赠的作品“再见”，道一句“相聚是缘”，如同是与昔日的老友再见面。 “相聚是缘，这是禅宗的一句话。禅宗里说，恩惠是缘，怨恨是缘，百年之后，一了百了。人一定要很豁达，收藏也是这样。”吴老如此解释四字的内涵。“将藏品捐出来，就能够继续这件文物的缘分。我身后的人，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能够看到中国古代有这么厉害的绘画，这个缘分就能续下去了。” 对于藏品的“聚”和“散”，吴老有这样一个理念：“比如，今年我拿一幅文征明的字拍卖3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十年后有人再将它拍40万元，又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这样下来，100年大概可以建十所学校，文物没有变，缘分却扩散了。” “便宜就好”知识理财吴老的收藏秘诀还有四字真言是“便宜就好”。“如果假的呢，损失也不大；但如果是真的呢，就不得了了。”这体现了他对待收藏的平常心。上世纪80年代，吴南生曾专门收藏楹联，不为别的，就为便宜。“那时字画贵了，我买不起了，但对联很便宜。”吴南生说，“便宜也能捡到好东西，当然要靠鉴赏功底”。而吴老的收藏决不为升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临摹、研习。吴老回忆说，最早从收藏文征明的书法开始，于是开始转移对书法收藏的兴趣，比如董其昌、王铎、赵之谦等著名书家的墨宝都成为他收藏的对象，慢慢积累下来也就有了比较广的收藏面。吴老的书法功力与收藏的丰厚程度同步俱增，他将自己收藏的这些字画熟识于心，融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对于收藏，我主张以一种知识理财的方式进行。要依靠藏家自己的知识素养、眼力进行收藏，而不应该是盯住升值空间，盲目一窝蜂地炒作一些名家的作品。”吴南生道出自己的收藏心得，“我不主张青年收藏家一开始就收藏古代的名家字画，可以从现当代画家的佳作收藏入手，凭借自己的眼力和独到的喜好做判断，原则是要自己喜欢。” 对于心爱之物，除了入手，还要“入心”。“我数十年的心得体验是，收藏应该是个人的一种文化素养，是自己内心发源出来的，对文物的爱护和感情，应该说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吴南生说。链接吴南生捐赠的部分藏品吴南生鉴藏书画，秉承“独乐不如众乐”的古风。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南生先生将所藏宋元明清以来的书画先后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汕头市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这批书画中，既有反映宋元山水画风格的绘画名迹，也有代表广东桑梓文化的乡贤书画；既具有艺术性，也具有文献性，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宋元绘画在吴南生捐赠的数十件书画中，重中之重莫过于两件宋元名迹：北宋人《群峰晴雪图》和元人《平沙落雁图》，前者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后者捐赠给汕头博物馆。《群峰晴雪图》所用皴法及画之构图、意境是典型的北宋山水画风格，代表了北宋时期的山水画风貌，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又一镇馆之宝。《平沙落雁图》虽然并无作者款识，但从画风所体现出的时代气息及笔墨气韵，谢稚柳将其确定为元人的作品，是较为稳妥而科学的判定。清代绘画由于共同的爱好，吴南生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为书画至交。基于个人缘由及对文博事业的挚爱，吴南生除了积极利用力所能及的“权利”为博物馆征集大量书画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外，更身体力行，将部分明清书画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如康熙年间画家温聿新的《骑驴图轴》等画作。在这批书画中，虽然没有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但就其艺术水准和稀有程度看，仍不乏可圈可点之物。乡贤书画吴南生捐赠给各地博物馆的书画中，乡贤书画是其一大特色。可分作两类：一类为珠三角地区的名家书画；一类则为潮汕地区的名家书画。珠三角地区书画中，苏仁山和梁琛都是清代道光时期顺德籍画家，《自画像》和《竹石图册》分别代表其基本风格，吴南生将其捐赠给省博。潮汕地区书画中，清代康乾时期的黄壁以山水知名，其《山水》和《溪亭野趣》是代表作，殊为难得，吴老将其捐赠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晚清以画马名著一时的庄起凤，吴老将其作品《八骏图轴》捐赠给省博。无论是价值不菲的宋元名画，还是颇具艺术与文献价值的清代以来书画，都彰显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践行者的古道热肠。（以上节选朱万章《吴南生捐赠的书画小记》，作者为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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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古瓷亮相广州

据《广州日报》报道描绘《三国演义》张飞立马吓退曹军故事的凉水罐，经典潮州戏武打动作造型的戏曲人物壁挂，还有唐伯虎与秋香的爱情故事……首个《潮州窑瓷器精品展览》本月开始至11月7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包括唐宋至今潮州地区窑址烧制的各式瓷器，全面展示潮州窑瓷器造型、釉色、工艺特色。本次展示的不少瓷器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已有4000年历史的潮州瓷器，自唐宋以来曾经大量外销，融汇了东西方交流的工艺特色。 “谈到广东的工艺，立刻会联想到端砚、广绣，而事实上，有着‘中国瓷都’之称的潮州，生产瓷器历史已达4000年。”潮州陶瓷文化专家李炳炎介绍，目前潮州瓷器一年总产值达300亿元，其中八成以上是外销。专家介绍，潮州窑，广义上指唐宋以来分布于旧时潮州府辖区内的在瓷器烧制工艺、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方面表现出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址。千余年来，潮州窑炉火不熄，精品层出，蜚声海内外，在广东乃至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潮州窑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以来，受到了中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潮州市的文博工作者曾多次对窑址进行调查、发掘。（黄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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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

北京日报讯（记者窦红梅）胡润发布新一期中国富豪榜后，昨天，《福布斯》亚洲版也对外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两张榜单上首富是同一人：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不过其个人资产却相差巨大，《福布斯》公布其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而胡润研究院给出的数字为700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至少100亿元人民币。前10大富豪的名单也不一样。《福布斯》统计显示，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如果按照1：6.4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9376亿元人民币。而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302亿元。照此计算，400位富豪的“身家”相当于全国居民去年年底储蓄额的9.69%。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较上年的4232亿美元增长8%，但若以人民币计算，增幅则只有4%。在146位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中，有12位女性，其中8位年龄还不到40岁。凭借着父亲转让的碧桂园（Country Garden Holdings）70%股份，年仅29岁的杨惠妍是富豪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北京成为今年富豪最集中的城市，有25位亿万富豪居住于此。深圳和香港分别以13位紧随其后，上海则有11位。此外，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表示：“4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负责编制这份榜单的福布斯高级编辑范鲁贤说：“全球资本市场正处于多事之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三一集团的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帮助，将梁稳根推上了首富的宝座。” 百度的李彦宏今年以92亿美元的净资产屈居亚军，比去年的72亿美元有所增长。去年他在榜单上也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刘永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凭借68亿美元财富，他今年的排名较去年的第七上升了四位。年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永好经营的家族企业新希望集团则以66亿美元财富位列第四。去年的首富，饮料业巨头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排名下降到了第五位，净资产从去年的80亿美元下降到了65亿美元。新闻延伸 “首富”上榜资产为何差百亿元？同样是富豪榜，同样一个人的资产却能差出100亿元人民币？昨天，《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家机构的调查方式或有不同。具体到《福布斯》杂志，为编制此榜单，富豪们的上市资产按照2011年8月19日的股价与汇率进行计算。而对于富豪们私人持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物业、豪车收藏品等，则只能根据能够证实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估算。“这一点上福布斯较为保守，只做我们掌握的数据。” 周健工也承认，中国人不爱露富，富豪们又多财善贾，很可能在各地有许多隐匿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榜永远只能是估算。记者了解到，《福布斯》在美国创刊时，编制富豪榜的“初衷”或许是弘扬创业精神，寻找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但发展到今天，《福布斯》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编制的富豪榜，不仅成为杂志创造的独特内容，以此吸引更多读者和广告商，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赢利”模式，在各类活动中获得富豪们的赞助与支持。为此，国内各式各样的富豪榜单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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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龙：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

十九世纪末，旧金山华侨以舞龙的传统方式过春节孙中山与旧金山美洲洪门筹饷局同志合影。 1906年孙中山向华侨募款的百元面值债票。（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张应龙广东潮阳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侨务工作研究等。现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等著作，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主持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地位：从备受打压到备受笼络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辛亥早期的革命活动大多是在海外华侨社区中进行的，华侨为晚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到最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也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时，华侨在世界上的分布状态是怎样的？张应龙：中国向外移民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19世纪末，华侨已经遍布全球，所以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当时华侨的总人数大约几百万人。鸦片战争前，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鸦片战争后，中国掀起近代第一波移民潮，大量中国人移民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总的来说，19世纪末华侨社会的分布格局是大分散、小集中。在东南亚，华侨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亚、泰国；在美洲，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在大洋洲，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在非洲，主要集中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海外华侨喜欢聚居在一起，而且基本居住在城镇。南都：这些华侨主要来自哪些省份？张应龙：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华侨以广东人占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则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居多，其他省籍华侨较少。海外华侨的这种分布状态，直接影响到海外革命运动的发展。首先，在辛亥革命期间，东南亚的新马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是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其次，孙中山作为广东人，他开始是在乡亲群体中展开革命活动的，这使得参加革命的华侨以广东籍、特别是广府籍为主。开展革命宣传需要语言交流，你讲客家话，他讲白话，大家听不懂，怎么宣传？所以，孙中山周边的核心力量基本上是广府老乡。当然也有福建人参与到辛亥革命中，但大部分还是广东的。南都：清政府当时对华侨是什么态度？张应龙：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华侨都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顽民”、“天朝莠民”，不仅不给予保护和安抚，还时常打压。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外移民大门被外国列强打开，清朝的海禁政策不攻自破，华侨政策慢慢就开始改变。其次，十九世纪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清政府派了多批大臣出国考察，他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海外华侨人数众多，而且很多还非常有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朝廷忠心耿耿。与此同时，洋务运动遇到了经费不足等困难。因此，清朝官员认为海外华侨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李鸿章、张之洞都曾提出要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吸引他们的资金来购买军舰，投资国内近代企业，支持洋务运动。清政府最终在1893年正式废除海禁政策，此后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境。南都：为了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清政府有没有制定什么具体政策？张应龙：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展开交涉，保护华工；诱导和吸引华侨捐赠和回国投资；在海外推行华侨教育；设立中华总商会等。十九世纪后期，还不时派遣专使出访海外，慰问华侨。其中，几次派北洋舰队访问南洋，对振奋华侨的信心、争取华侨的向心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政府还在海外卖官鬻爵来拉拢人心，甚至公开在新加坡报纸上做广告，把各个品级的价格都登了出来。虽然都是些虚衔，但华侨还是非常看重，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了钱买了官之后，谁知道他是种田的？这就能光宗耀祖了。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一个叫章芳琳的华侨，他先后买了11个官衔，不仅给自己买了，同时也给子孙们买了。当时，每当清朝官员去海外考察，捐了官的华侨都会穿着朝服按照品级列队欢迎，非常气派。清政府这种卖官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利用华侨，但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华侨和清政府的关系，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政府在海外的政治代表。因此，孙中山到海外鼓吹革命时，他们不反对就不错了，你让他们支持是有难度的。思想：从维新启蒙到革命鼓动开始，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南都：华侨身处海外，按理说，能更多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为什么他们看上去甚至比国内很多地方还要更加保守？张应龙：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华侨社会是分阶层的。下层华侨大多出身贫寒，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新思想的熏陶，和普通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华侨在海外也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比如采矿或种植等，通常都是聚居在一起，跟当地人没有多少接触。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报纸、电视可看。吃完饭，也就抽抽鸦片打打麻将。只有居在城市、认得一点字的才可能接触到新思想，如果是在乡村开一个小杂货店，跟外界也没有什么交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组织地排华，把华侨的活动范围挤压在唐人街之中，使得华侨跟外界的交流基本上很少。华侨也看不懂英文报纸，整个生活方式和在国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接触主要表现在感官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真谛是不太懂的，把华侨抬到很高的位置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当然，一些较好融入当地的华侨，主要是华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侨，接受西方思想会多一些，但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是很热心。南都：那华侨的思想是如何开始改变的呢？张应龙：华侨刚开始时是不太接受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越南宣传革命时就有人当场大骂孙中山大逆不道。孙中山到别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也遇到障碍，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吸引海外华侨关注中国命运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华侨普遍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梁启超至少代表了皇帝的正统。维新派在海外继续鼓吹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等主张，很受华侨的欢迎。华侨经过比对，看到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所以希望中国能变革。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维新变法，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维新变法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维新变法的思想在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受到海外华侨欢迎，纷纷给他们经费。所以对革命党的颠覆活动，他们是不大支持的。像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比较多，孙中山到美加宣传革命，响应者寥寥。相反，加拿大、美国成为维新派的大本营，康梁倡导成立的保皇会就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又如，檀香山是孙中山首先成立兴中会的地方，可是几年之后，檀香山落入维新派手中，兴中会趋于低落，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加入了保皇会。南都：看来维新派对海外华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张应龙：对。维新派到海外后，发现华侨社会仍然非常闭塞、没有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在华侨中提倡发展新式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学习西方文明，海外第一所华侨学校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就是康有为命名的。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华侨中开始有人投入到政治讨论当中。维新派通过在报刊杂志上讨论中国的命运，鼓吹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批评西太后顽固保守，推动了更多华侨来关注中国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要知道，在这之前，华侨是没有国家认同的，大多数人只说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台山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不中国。经过维新派的鼓吹，华侨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了民族意识。南都：那是什么促使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呢？张应龙：华侨接受革命思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能接受革命主张的华侨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维新派影响的衰落主要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它本身的内讧。他们当时在海外成立振华公司，想通过这个公司来赚钱维持维新派的活动，由于用人不善，公司难以为继，爆出丑闻，让华侨非常失望。另外，维新派一直以恢复光绪皇帝权力作为希望的所在，可是，直到光绪皇帝死去，这个目标都无法达到，使得原来对此寄予希望的华侨感到失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让华侨开始觉得靠清朝自身改革这条路完全行不通。以上这种情况促使那些希望能通过内部改良和制度的变化来实现民族富强的人态度开始转变。南都：具体到什么时候，革命思想开始对华侨有了明显的影响？张应龙：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得风雨飘摇，革命思想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层华侨中，上层华侨普遍不支持革命。孙中山最开始时也曾寄希望于华侨中的大资本家，希望他们能出钱资助革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华侨大多同当地政府和清朝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考虑到，如果反清，清政府追究下来，很可能连累在国内的家人，而且也会得罪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大多和清政府维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新加坡、越南殖民政府都曾经禁止孙中山入境。革命党人主要在华侨的下层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由于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革命活动多有限制，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为了宣传革命，他们采用阅书报社的方式作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是弄几本革命书籍，大家看了之后互相讨论，然后切磋，辩论、宣传或者鼓动加入组织。总的来说，在华侨中支持革命的始终是少数。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才开始大力资助革命活动。像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非常有钱，但他就是不肯捐钱，武昌起义以后，他才捐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大老板，不支持革命的原因，有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组织：从秘密会社到革命团体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南都：当时参加革命党的华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张应龙：应该说，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首批20多个成员都是华侨。之后兴中会先后在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成立兴中会分支。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会员有286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由此可以看出华侨的重要性。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先后在香港、南洋、美洲等地建立了分会。在东南亚，同盟会起初以越南为中心，建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河内同盟会。1908年后，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敌对政策，越南同盟会的活动被迫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孙中山也被禁止进入越南。之后，孙中山便将东南亚同盟会的领导中心从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其他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先后派人到马来亚、缅甸、印尼推动组织同盟会。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移至槟榔屿，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新马的同盟会员人数约有3万人，缅甸的同盟会会员则有2343人。而在美洲，前面提到，在1909年之前，由于维新派影响巨大，同盟会发展非常缓慢。1909年后，同盟会在美洲华侨中开始快速发展。孙中山赴北美推动美洲同盟会组织建设时，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年，孙中山在纽约促成美东同盟会成立，之后又在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会。1910年，孙中山到达三藩市，在他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会总会，以领导北美地区的同盟会。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三藩市同盟会会员甚至集体加入了洪门的致公堂。南都：为什么要集体加入这种秘密会社？张应龙：在北美，大多数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如果你不加入，就很难得到帮助，甚至受到排挤。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之后，吸取第一次到美国开展革命活动收效不大的经验，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美国政府收押，最后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人把他营救出来。由于孙中山也是洪门致公堂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有致公堂的兄弟招待他，照应他。孙中山看到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为了促进同盟会在北美的发展，于是要求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实际上就是想借致公堂这个壳来发展同盟会自己的力量。南都：像致公堂这样的秘密会社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张应龙：十九世纪的时候，秘密会社的影响非常大，它用暴力手段控制华侨。华侨初到海外时，各种人都有，既有被“卖猪仔”拐骗到海外的，也有在国内犯事或者逃债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国外专门经营鸦片、赌场等生意，这些行业需要找一帮人来保护自己，这些人慢慢就形成了秘密会社，实际上就是黑社会形式。华侨秘密会社为了争夺利益，时常会打仗、械斗。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在早期大多实行间接统治的方法，往往通过华侨头领或者会馆的领袖来管理华侨事务。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由甲必丹（或帮长、会馆领袖）、秘密会社头目、受当地政府委任的官吏、商人四部分构成。这四种人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或者同时兼有多种身份。到19世纪末，当地政府开始加强对华侨社区的控制，从间接控制转变为直接控制，对华侨秘密会社进行打击，所以秘密会社从19世纪末开始衰落下去。除了秘密会社之外，华侨社区的管理主要是靠会馆。一般来讲，会馆是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学校和报刊。会馆主要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两种，这些会馆在早期时力量非常强，它既能调斛华侨社会中的纷争，也会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同时也代表华侨同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会馆是从正面、以合法的形式领导华侨社会，秘密会社是从地下、以非法的形式干预华侨社会事务。南都：这么看来，由于秘密社团和会馆的影响，当时的华侨社会组织还是非常严密的。张应龙：移民活动不但是人的移动，而且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的移动。海外华侨参照家乡的传统，在海外先后建立各种社团组织。早期移民活动中的“连锁移民”模式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模式，都有力并加强了华侨社会的内部控制能力。尤其在猪仔贸易制度流行的年代里，猪仔华工更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受到控制。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包括经济、行政、司法等，基本上由华侨领袖根据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和习惯予以处分。在20世纪中华商会这类组织取得华侨社会领导权之前，会馆是华侨社会的领导机关。在美国，华侨要回国，必须经过会馆的核准，因为要确定你有没有欠债、是不是一个良民。可是，华侨社会的社团组织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说，广东人里有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三大帮派，在潮州帮里又分各个县，或者姓氏。这些会馆都是自己管自己。当中华总商会这类跨帮派的组织进行选举时，也往往是采取分帮选举的制度，按照帮派来分配名额。南都：华侨社会的这种特性有没有影响到革命活动的组织情况？张应龙：影响非常大。前面提到孙中山到美国后，为了扩展同盟会，甚至要求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因为洪门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口号，所以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时，便获得了支持。洪门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洪门筹款局，发行债券，甚至变卖了洪门的家产。会馆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它成为孙中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媒介。孙中山讲粤语，所以他在宣传、鼓动，组织革命力量时，自然会偏重讲粤语的华侨群体。实际上，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孙中山身边的核心领导层基本上是讲粤语的华侨。像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得到南海籍华侨冯镜如的帮助；孙中山到越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得到台山籍华侨黄隆生、南海籍华侨李卓峰等人的帮助。在革命组织成员中，讲粤语的华侨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所倚重的主要力量。南都：也就是说华侨成为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张应龙：不仅是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支柱，华侨对于革命活动的支持也是非常全面的。首先是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海外华侨因应形势需要陆续创办了许多新式报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抓住这个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宣传鼓动。1904年，新加坡华侨就创办了东南亚第一家革命报刊《图南日报》；从1906年到1912年，革命党人更是在海外创办了包括新加坡《中兴日报》在内的23家革命报纸。通过这些报纸，革命党人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大论战，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华侨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整个革命活动期间，华侨的捐款数总数约达到七八百万元。华侨给革命党人捐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兴中会时期，华侨的支持力度还不是很大，但到同盟会成立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难能可贵的是，给革命党人捐款的主要是中下层华侨，既有一般商人，也有不少是普通劳工。为了革命，甚至有人倾家荡产，像马来亚商人谭德栋在为黄花岗之役筹款时认捐了500元，后来得知筹款有困难便再捐了500元，最后答应把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售卖作为捐款。诸如此类的故事非常多。行动：从捐助革命到参加革命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南都：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大多失败，华侨没有失望吗？张应龙：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影响不大，从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华侨开始认识到这些起义的重要性，对他们的志气和行为非常赞赏。孙中山自己也这样觉得，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在海外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当然，武装起义的一再失败，对华侨的革命信心无疑产生了影响，一些华侨感到灰心迷茫，甚至一些革命党人也彷徨过。1910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策划广州起义。会上，孙中山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存在的悲观情绪，指出失败并不可怕，要振作起来，做好准备，革命就会成功。虽说华侨对革命起义一再失败有灰心消极的情绪，但他们对革命前途没有绝望过，这也是华侨对革命武装起义一再支持的原因。南都：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海外华侨有什么响应没有？张应龙：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华侨显得特别振奋，海外华文报刊纷纷报道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日本、印尼这些地方的华侨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巩固武昌起义的成果，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参战，仅马来亚霹雳州就有2000多华侨矿工回国参加革命；那些之前拒绝捐款给革命党人的华侨富翁也开始大量捐钱给革命政府，捐款项目是非常大的。印尼富商黄仲涵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了5万盾，与清朝政府关系密切的张振勋则捐了7万元给福建民军。南都：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不是也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感？张应龙：华侨认为民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大多认为华侨对革命成功、民国成立是有功的，从而有一种自豪感。另一方面，民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华侨，提高华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在参政会中给予一定的名额；与此同时，还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华侨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兴起了回国投资的高潮，广州、汕头、厦门这些地方都是当时华侨投资重点建设的城市。可以说，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密切，海外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感达到一个新高峰。南都：这么看来，革命党人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不仅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对华侨本身应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张应龙：虽然华侨参与革命的人数并不多，但革命运动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华侨参与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华侨历史上第一次在明确政治纲领指引之下为了一种目标进行的政治活动。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尽管华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但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等一系列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模式，并且培养了一批政治人才。辛亥革命在华侨政治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华侨社会中产生有政治纲领指引的政治组织以及服膺党纲的党员和民众追随者，使华侨社会开始产生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维护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交流很少。革命党人在华侨社会中开展的革命活动，是按理想、目标来组织动员华侨的，因此，不同方言群的华侨便走到一起，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学习交流，形成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从而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观念和血缘观念，加强了不同方言华侨的交流和团结。南都：你觉得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华侨在辛亥革命当中的作用？张应龙：我认为，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人说没有华侨就没有辛亥革命，我觉得这个有点拔高。总的来说，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为了讲华侨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就把华侨的作用拔得太高，那样也不合适，还是要有一点客观性。采写、摄影：南都记者颜亮实习生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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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基金回报率最高能到25%

深圳市德信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枫认为房地产基金未来发展乐观。图片由德信资本提供眼下，房地产基金可谓炙手可热。不仅一些PE大佬改弦更张或分身做起了房地产基金，连万科、金地、华润、复地、滨江房产、世茂股份等知名开发商也宣告试水房地产基金。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2010年共有10只基金募集到位18．59亿美元。2011年仅第一季度，就有5只房地产基金募集到位9．59亿美元。8月26日，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又宣告成立。那么，房地产基金热潮涌起的原因是什么？其发展态势如何？未来将怎样？昨天，深圳商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华南地区唯一发起单位、深圳市德信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资本”）董事长陈义枫。去年开始呈爆炸式增长记者（以下简称“记”）：房地产基金是从哪一年开始火爆的？你认为现在房地产基金热潮涌起的原因是什么？陈义枫（以下简称“陈”）：房地产基金以前也有公司在做，但市场需求不大，组织形式也不太明朗，那些只能算是房地产基金的萌芽。一直以来，房地产企业融资结构就不合理，尤其表现在对银行依赖度过高。随着2009年底调控措施陆续出台，限价、限购、限贷，甚至限抵押登记，房地产界遭遇了十多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资金需求量极大的房地产业由此遭遇资金瓶颈，国内运作模式已经成熟的私募基金这时恰好弥补了房地产业的资金缺口。另外，国内日趋活跃的民间投融资培育了大量有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投资者，他们与正处资金饥渴期的房地产业一拍即合。从去年初开始，以中信信托成立专门的地产私募基金管理平台为标志性事件，房地产基金日趋火爆。如果把2010年称为国内房地产基金元年，那今年就是房地产基金快速扩张的一年。记：目前有多少公司在做房地产基金？陈：具体有多少公司在做房地产基金？这不好统计。不过，我把他们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信托公司，由于其信托产品受限制，转而改变形式以私募的方式操作，这一类用的还是信托的套路，只是法律架构改成私募了；第二类是一些大规模的国有房地产集团和PE公司，见这块蛋糕很大，万科、金地、华润、复地、滨江房产、世茂股份等知名开发商均已试水房地产基金；第三类就是一些民营地产基金管理公司，如这次搞房地产基金联盟的主体共36家，以及一些刚起步没有加盟我们这个联盟的房地产基金公司。以上三类加起来共计有100余家，当然可能还有更多如做融资中介的、做投行的、做PE的，也想加入这一行，正在努力，不过没有取得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房地产基金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正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资金规模每月都在刷新记：目前国内房地产基金的资金规模有多大？陈：目前管理资金规模比较大的是前两类，他们管理的基金规模动辄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而民营地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金虽然不大，但其扩张的速度很快。去年年底还不到100亿，到目前为止我估计已接近500亿，而且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刷新。记：房地产基金募集资金的途径主要有哪些？陈：我前面把房地产基金公司分成三类，其实出身不同募集资金的途径也不同。第一类主要通过银行和自建发行渠道发行基金产品来募集；第二类主要通过第三方财务管理机构来发行募集，比如诺亚。第三类地产基金的发行比较困难，银行看他们出身低微，不是很支持。另外，像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由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严控政策，他们即使想发也不敢发。因此，第三类房地产基金公司主要靠与品牌房地产开发商结成联盟，再来确立发行方式。我们德信资本采取的是多种渠道并行的方式，如果用款单位是一线品牌的开发商，我们就走银行的渠道发行，如我们现在正和华润置地联手发行的一只规模为6亿元的基金；如果是三四线城市的优秀开发商，我们就用自己的渠道来发行。但是通过自己的渠道来发行有一个问题，就是募集能力不够，每只基金的规模会受到限制，一只基金一般只能达到一两亿的规模，我们现在基本每月发两到三只。最大机会在三四线城市记：现在房地产基金的现状如何？有没有什么乱象？陈：房地产基金从业人员一类是来自于信托，一类是来自于PE，应该说素质都比较高，风险意识、规范意识都比较强。房地产基金属于创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如果把其归为民间金融业，我认为他是最规范的民间金融业。房地产基金首先在利率上就是合法的，我们公司从开发商那里获得的回报率大概在15％到22％之间，整个行业差不多是15％到25％之间，这些都在法律规定之内。如果要说乱象，主要是担心今后行业做大之后，会有不恰当的人进来乱做，给行业蒙羞。记：你认为房地产基金的风险有哪些？陈：我认为最大风险还是房地产紧缩政策带来的政策风险，这种风险会引发系统风险。到目前为止，紧缩政策已经非常严格了。但会不会进一步严格？这也不好说。现在限价、限购、限贷，甚至限抵押登记，不知道还会紧缩到什么样子。我认为，如果银根放开，紧缩政策放开，对于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资金回笼将会趋好，固定收益类的房地产基金收益可能会降低。但对于广大三四线城市的开发商来说，他们的资金面从来就不太松，即使国家银根松了，他们的资金面也会比一二线城市要紧。因此，在同样政策打压下，楼市比较温和的三四线城市政策风险相对小。我不认为城市越大越安全，我认为房地产基金最大的机会在三四线城市。作为深圳的公司，德信资本在深圳没做一个项目，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三四线城市即地级市的项目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第二大风险是房地产开发商带来的风险。如果开发商的团队比较弱，能力不足，那么在项目开发中会不断犯错误，房地产基金也会不断为这样的错误交学费。所以，我们合作的对象尽量找三四线城市的三甲开发商。第三大风险是项目风险。项目不好风险自然就大，房地产基金要通过选择好项目来规避风险。我们的做法是，主要做成熟地段住宅为主的项目，不做纯商业地产项目，纯商业地产项目对开发商的能力要求太高，目前有这种实力的开发商还太少。规模到两万亿指日可待记：你刚才说，房地产基金的主要风险是政策风险，请问如果房地产严控政策解除，银根放松，房地产“不差钱”了，房地产基金还会这么火爆吗？他们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陈：中国的开发商是学香港的，他们什么都做、什么都能、什么都有。但是西方，像美国就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开发商是很小的，基金是强大的。开发商只是受托来管理这个项目而已，他们只是一个项目管理人。德信资本在房地产基金领域无论是基金模式，还是推广方式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我们的基金类型有固定收益类基金、夹层基金、主动型基金，每一类里面还分单一型和结构性两种。推广方式上，我们推出了代理商模式。此外，我们还准备在基金销售模式方面创新。以创新推出的主动型基金为例，我们可以跟开发商联手输出品牌，运作更多项目。这样基金不再仅仅是开发商的一个融资平台，更成了一个产业投资工具。通过主动型基金，我们跟一些大牌开发商合作时，开发商几乎不用出钱，他跟我们都成为了项目管理人，过去全能开发商的模式也由此被颠覆，取而代之的将是房地产综合运营商。单凭这一点，我认为房地产基金就不会因银根一松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在经历这一轮爆炸式增长之后，慢慢步入良性、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记：你认为未来地产私募基金发展的趋势怎样？陈：一片光明，前途无量，但是，要注意健康成长。我甚至认为房地产基金的规模可以迅速超越目前疯狂的VC／PE基金规模，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容量巨大，房地产基金发展到2万亿指日可待。如果内资放开，甚至可以交易上市（REITs），那十万亿的规模都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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