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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蝉联2011福布斯香港首富

注：标桔色为潮商   排名姓名净值年龄 1 李嘉诚 240亿美元 82 2 郭氏家族 200亿美元   3 李兆基 195亿美元 82 4 郑裕彤 90亿美元 85 5 冯国经、冯国纶兄弟 86亿美元 66 6 刘銮雄 63亿美元 60 7 米高·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 61亿美元 69 8 吴光正 52亿美元 64 9 邓耀 40亿美元 75 10 董建成 39亿美元 67 11 陈廷骅 38亿美元 87 12 陈启宗、陈乐宗兄弟 35亿美元 61/59 13 何鸿燊 31亿美元 89 14 吕志和 30亿美元 81 15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 26亿美元 70 16 邢李[火原] 25亿美元 61 17 李运强 24亿美元 68 18 伍步刚、伍步高 22亿美元 73/72 19 罗康瑞 21.5亿美元 62 20 蔡志明 21亿美元 64 21 苏海文 20.5亿美元 71 22 威廉·E. 康奈尔二世(William E. Connor II) 20亿美元 61 23 利氏家族 19亿美元   24 李国宝 18.5亿美元 71 25 柯为湘 18亿美元 59 26 汪穗中 17.5亿美元 60 27 Choy Kam Lok 17.3亿美元 65 28 李思廉 17亿美元 53 29 许世勋及家族 16亿美元   30 李泽楷 13.5亿美元 44 31 杨受成 13亿美元 66 32 陈启泰、陈汉杰 12.2亿美元 63/67 33 罗嘉瑞 12亿美元 63 34 郭少明、郭罗桂珍夫妇 11.9亿美元 58/58 35 黄子欣 11.7亿美元 60 36 罗家宝 11.6亿美元 60 37 方润华 11.5亿美元 85 38 庞熊少珠 11亿美元 89 39 黄健华 10.5亿美元 59 40 哈林达帕尔·邦高(Harindarpal Banga) 10亿美元 60   大多数香港富豪正倚仗中国大陆的发展热潮，乐于迎合越来越富有的内地消费者。其中1/3 强的财富主要来源都是房地产。
09月10日　92
1900年革命党人发动的惠州起义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同年惠州起义爆发马长虹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中国到了日本横滨。在日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很佩服这些为反清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其中日本人宫崎寅藏在1901—1902年间就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他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此书，更清晰地了解孙中山先生本人和他所进行的反清革命。于是他在书中非常引人注目地断言：孙中山先生将来一定会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郑士良则积极联系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随时待命。 1900年6月，孙中山自横滨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因港英当局尚未解除对他的驱逐令，因此不准他登岸，只好在一叶小舟中召集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这次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他指示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孙中山自己则辗转赴台湾筹备饷械，择机潜入内地指挥。筹备饷械起义是项花钱的事业，要买枪、买粮、发饷，事事要钱。筹备饷械有时比起义行动本身更为艰难。据事后统计，惠州起义一共耗资十万元，在香港与孙先生初次见面的李纪堂，捐了两万元，还有一个日本人捐了五千元，其余都是孙中山和他大哥孙眉筹措的。万没想到的是，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运动军队及绿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了；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6日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因此而常被称为“惠州起义”，三洲田是义军的集结地。郑士良选择三洲田作为据点是有道理的，此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便于得到孙中山来自海上或香港的增援。郑士良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且有很深的三合会背景，招募的义军多为惠州的客家人和三合会员。义军从三洲田出发，向西不到七十英里即可抵达最终的攻击目标广州。消息外泄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了大约六百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了一些武器，但僧多粥少，总共也不过三百支来复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夏末，他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山口，突击队也准备就绪，只等孙中山一声令下了。但是，孙中山的筹措饷械活动极为不易，万事未备前，不敢贸然下达起义命令。军粮日渐匮乏，郑士良只好暂时将部队分散，仅留下八十人守大寨。但是，革命党人在惠州地区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甚至有谣传说，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运入不少武器，在三洲田地区掘壕据守。这可不是小事情。考虑到这支队伍已经占据险要，且有当地农民的同情，代理两广总督德寿反对大张旗鼓地围剿，主张步步为营地徐徐推进，对义军形成包围后再一举歼灭。水师提督何长清率几千士兵从虎门出发，进驻今天已闻名遐迩的深圳，这里位于三洲田西南二十英里处，与新界隔河相望，既能迅速向义军发动攻击，又能守卫边界，防止义军在边界制造事端，使对岸的英军卷入进来。在西北面，一支陆军部队占据了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义军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坐镇惠州指挥的陆路提督邓万林，派兵在镇隆和淡水封锁了义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同时，巡逻船受命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警戒。起义爆发发现了清军的步步进逼，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孙中山得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于是电令郑士良先将起义队伍分散，避免同清军接触。但郑士良认为，只要能把军火运抵广东沿岸，他就可以将义军引向成功。孙、郑还在电报往返时，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水师提督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约二百人占领了距三洲田不足八英里的沙湾集镇，派出的轻骑侦察兵甚至到了义军营地附近。郑士良的副将黄福不知道孙中山有让部队先行分散的命令，眼见敌人逼近，决定先下手为强，率领八十人的队伍对沙湾发动了攻击。惠州起义就此爆发。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弹药不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立即批准了起义计划并加紧筹措军火。此前不久，为支持菲律宾解放运动，孙中山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买过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现在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就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先借这批军火应急。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了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了军火。但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10月6日占领沙湾后，他们得到了从邻近城镇来的千余士兵的补充，然后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许多战士仅仅装备了梭镖，但义军还是击溃了一支清军并占领了该城，缴枪七百条，算是一次重大胜利了。义军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了战斗，从甘蔗地里向南援的清军发动攻击，并围困了这两个城镇。如果惠州城陷落，那通向广州的门户就打开了。因此清军倾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武器弹药不足的义军并未恋战，而是按照孙中山的新命令，放弃了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调头向东北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厦门前进。孙中山的这一新命令，也和解决义军的补给有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从那里更易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援。弹尽粮绝迟迟得不到海上补给的义军，一路上秋毫无犯，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的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还有几千农民加入了队伍。义军一路连败清军，在从永湖向白芒花开进时，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却打败了五六千人的清军部队，俘敌数百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枪及大批弹药，并占领了白芒花。归善的农民热烈响应，义军很快人数过万，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义军高擎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郑”字和“孙”字，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完全不同，因此起义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恐慌。孙中山还特意派人给郑士良带去了一面革命旗帜——陆皓东烈士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这面旗帜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在青天白日旗的引领下，义军向福建边缘艰苦跋涉，在崩岗墟击溃了七千人的清军，但由于缺乏子弹，无法全歼敌人。粤东山脉人烟稀少，穿越不易，清军却可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们。 10月20日，义军抵达归善东面的三多祝，离遥远的厦门尚有一百五十多英里，但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长途行军还要战斗，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弹药还有粮食，这时的队伍已有两万之众，却没有什么补充给养的机会。起义失败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了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了他们继承的约三千元财产，购买了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了总督府地底下。 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了，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毫不动摇，拒绝在四十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头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09月09日　103
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无缘福布斯榜前10

深圳是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亿万富翁 ———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昨日出炉《福布斯》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深圳富豪正集体“过冬”：去年榜单前十的富豪中深圳有李锂夫妇、马化腾和王传福三人，但今年却全数跌出；400人大名单中的深圳富豪人数，也由去年41人缩水为35人，依然在榜单内的大部分富豪，个人总资产也大幅缩水。“寒冬”里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深圳仍是仅次于北京的富豪最集中城市。《福布斯》亚洲版每年都会给中国富豪开一个“运动会”，让这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在国人面前来个大曝光。但在经历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后，今年的榜单也来了个大洗牌：传统制造业巨头———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594亿元的个人资产荣登榜首，去年的“一哥”———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退居第五。但对于富豪榜中的深圳系来说，却交出了一份不怎么好看的成绩单：连续两年位列中国第五大富豪的李锂夫妇，不仅跌出前十，而且一路退到了23位，在去年榜单中，李锂夫妇还坐拥360亿元资产，但今年却缩水一半。一直致力于将电池与汽车结合的电动车大王王传福，排名由去年的第10名下滑至第50名。相比之下，资产缩水20亿的马化腾，反而因为李锂夫妇的大踏步后退而荣登深圳本地富豪榜宝座，但他的排名也由去年的第9名小幅后退至第11名。去年的400强榜单中，深圳共有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名。尽管如此，深圳今年依然凭借一个身位的优势，压倒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第二个富翁聚集之城。 ■ 榜单详析深圳十富豪只闻“旧人笑” 伴随2010中国富豪榜落地，深圳最富有的10个名字也相应出炉：马化腾、李锂夫妇、张志东、王传福、黄茂如夫妇、林立、黄绍武、黄世再、张中能夫妇和潘政民夫妇——— 可在新产出的“深圳十富”中，今年并无“黑马”，都是以往富豪榜上的常客。在今年入榜的深圳富豪中，马化腾仍以274.9亿元的个人资产领跑，而陈华、周国辉、王海鹏三人则以32亿元个人资产挤入富豪榜单。今年，富豪集中在一家企业的情况并不多见，仅有腾讯和立讯精密两家公司各产两名富豪，其余上榜的深圳富豪均来自不同企业。去年产出多名富豪的比亚迪、迈瑞医疗、深圳爱施德，除王传福和黄绍武外，其余人士均跌出今年榜单。在2011年的中国富豪榜中，星河集团的大佬黄楚龙以及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在去年暂别“富豪榜”后又重新现身，重回中国最富400人之列。此外，今年还有来自立讯精密的王来春等5人全新上榜，首次列入中国最富的“名人堂。” 近2/3深圳富豪资产缩水在去年的中国富豪榜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有41个，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213.4亿元，本地首富李锂夫妇以360亿元资产排在全国富豪的第5位。而在今年的榜单上，深圳富豪上榜人数为35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2315.3亿，本地首富马化腾资产274.9亿，位列全国富豪第13位。上榜人数减少近1/4，上榜总资产减少近900亿，首富比去年穷了，首富的排名跌出前十了———今年的榜单数据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深圳富豪群体的资产在缩水！以两年前登上2009中国富豪榜榜首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为例，其今年上榜排名从第10位跌到第56位，个人入榜资产更是较去年缩水186.8亿。无独有偶，今年上榜的深圳富豪有19名出现了资产缩水，有21名出现排名下降，几乎占了上榜人数的2/3。深圳首次有女富豪入榜单 “发财要趁早”在深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比今年深圳富豪与全国富豪的总体情况，深圳富豪的年龄总体更为年轻。不仅深圳首富马化腾在所有本地入榜者中年龄最小，深圳富豪的平均年龄仅为48岁，低于全国入榜富豪的平均年龄51岁。在深圳富豪中，有25名富豪年龄低于50岁(除去2名年龄不详者)，占了入榜深圳富豪的七成以上。此外，今年榜单中引人注意的还有2名深圳女富豪：新一佳超市掌门人李彬兰、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分别以63.9亿和37.1亿元个人资产首次登上榜单，在400名中国富豪中排名第135位和第327位。而这也是深圳近年来首次有女性以个人资产(非以夫妻或家族资产)单独登上富豪榜单。 ■ 业内观察经济大环境压迫深圳富翁在研究过福布斯发布的富豪榜后，最令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的是：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在大步前进。 “为什么会这样？很显然，是因为经济大环境在起作用。”翁海颖说，最近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欧美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被大幅削弱，因此与这些市场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自然受到的牵连越大。而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省，就是被牵连者，由于高度的市场化和对外依存度，当欧美经济“生病”时，那些为欧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珠三角商人和企业家，因为订单减少，资产也自然相应缩水。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近两年来，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大量政府项目的启动，自然会带动一大批相应产业的发展。修路、建房，需要大量的工程机械，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重工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一举冲过房地产、新兴产业在内的众多企业，荣登榜首。在三一的背后，还有一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了此份榜单。遗憾的是，深圳从来都不以装备制造业为发展方向，因此没有充分享受到4万亿带来的红利。虽然榜单表现不佳，但香港经济学者梁启华表示，从深圳35位上榜企业家的产业分布来看，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各有一部分，这显示深圳的经济布局比较健康，并不和香港一样，富翁全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 “香港的大富翁，全都靠炒卖地皮致富，深圳不是这样，因此我觉得深圳的经济结构很不错。”梁启华说，深圳是一块相对自由的地区，规管比较少，只要有本事，就能在这里打拼出一片天地，因此这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肯定能出现更多的亿万富翁。年轻的深圳，拥有一批类似腾讯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但在翁海颖看来，近年来这批企业展现的创新能力却不够。翁海颖认为，只有与互联网和资讯类相关联的技术出现革命性的创新，才能带领深圳的优势产业发起第二波攻击，也才有机会重现排行榜十强三分天下、深圳取一的盛况。 ■ 对话《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 “财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福布斯最新榜单中，深圳富豪成为了一群集体“过冬”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榜单制作人范鲁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是导致榜单中富翁排名洗牌的主要原因。《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使得国有企业正在对民营企业展现“挤出效应”。然而，由于私营企业的多样化和更趋先进，其仍然保持了活力。如今，新增来自房地产和矿业的企业家已经少于来自先进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以及消费导向型行业的企业家。有趣的是，深圳通信行业的两位龙头老大———中兴和华为，前者的老总未入围榜单，华为的任正非虽然入榜，但排名却是与其显赫名声很不相称的162位。但范鲁贤昨日特别对任正非表达了敬意：因为这名企业家的行业创新力，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贡献。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翁总资产也在缩水。请问你如何评价发生在深圳的这种变化趋势？周健工：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翁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翁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结合此份榜单，你怎么看中国富翁的变化趋势？范鲁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在福布斯制作的香港富豪榜中，李嘉诚是首富。但在中国首富中，所在地为香港的富豪，如李嘉诚等却又未列入，请问为何？范鲁贤：中国富豪排行榜的上榜标准是在中国内地出生，中国内地成长、居住，而财富主要源自于内地的候选人。榜上有些富豪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却符合以上财富来源，出生及成长背景的条件，但李嘉诚不符合。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深圳之最 ●入榜资产最多富豪：马化腾(腾讯)274.9亿元 ●入榜资产最少富豪：王海鹏(美盈森)、陈华(京基)、周国辉(怡亚通)32亿元 ●排名上升最多：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升243位 ●排名下降最多：顾伟(兆驰)　跌134位 ●资产增长最多富豪：黄世再(大中华国际) +44.5亿元 ●资产缩水最多富豪：王传福(比亚迪) -186.8亿元 ●最年轻富豪：马化腾(腾讯)、张志东(腾讯) 39岁 ●最年长富豪：任正非(华为) 67岁 ●最富女富豪：李彬兰(新一佳) ●富豪来源最多行业：房地产业　8名采写：南都记者付可张舟逸　　图片来自互联网
09月09日　26
开发商煎熬中的安慰剂：城市化还有20年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中国，这里也有全世界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但无论市场多么低迷，绝大多数开发商仍旧相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结束。尽管市场已经接近2008年的冰点，但经历过洗礼的开发商并不像3年前一样恐慌。 9月2日，在保亿集团承办的“十二五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趋势论坛”上，被记者问及城市化能否撑起房地产的明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化20年内不会停下来 200年前，地球人口仅有3%生活在城市；而30年前，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3%。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目前城市居民的数量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人口。未来25年内，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城市。在中国，正在发生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运动。住房和城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去年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7.5%，按照人口普查数据，城镇人口已达到49%。既有的建筑面积超过440亿平方米，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大约是20亿平方米，中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发展报告指出，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将用20年的时间使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5%。对照国际经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伴随而来的是房地产的巨大需求。牛凤瑞算了一笔账，“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预计增加0.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6000万以上，其间房地产投资将超过30万亿。2050年前后，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计，住宅的存量将达到480亿平方米。考虑周转、更新的需要，住宅建筑面积的存量应该在530亿平方米左右，如果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用房按照0.6—0.7的系数折算，届时中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的存量将在800亿—1000亿平方米之间。由此，牛凤瑞推算，最近40年，中国城镇每年需增加房屋建筑面积1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住宅增加面积10亿平方米左右。而1000亿平方米房屋存量也需持续更新改造。这是一笔巨大的可持续挖掘的宝藏。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国强认为，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化成正相关，房价也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表现为：一是城市化给房地产带来机遇，二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三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房地产住房市场形成一个市场的支撑。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会受到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有波动性。 “未来几十年我国的房地产会因种种变数而呈现价格、交易量的涨涨落落。但价格随着成本的上升而上扬，交易量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扩大，这种总体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凤瑞说。万科（000002.SZ）董事长王石认识曾表示，无论如何重大的政策都不会让中国的城市化停止下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会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匀速进行，而城市化自有其规律不会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城市化是一套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中小城市是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被凿刻出不同的面貌，与城市化初期的中国截然不同。以北京为例，在老北京人的印象中，2000年前，三环外基本上是郊区，但现在城市的边界已经到达了六环。万科副总裁毛大庆感慨说，一线城市的城市发展经历高速扩张期后，其发展正在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眼下，一线城市也是房地产调控的重灾区。一些中型企业也将战略重点定位于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如阳光100，公司董事长易小迪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第一波以大城市、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浪潮已经接近尾声，随之而来的第二波城市化浪潮才刚刚开始，而这一轮城市化浪潮主要发生在二三线城市，这就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易小迪还称，因为城市化过程，未来城市人口要从现在的50%增加到80%，还有4亿-5亿人口要进城，这个是房地产最基本的市场调节。必须肯定，房地产的基本发展环境、广阔市场还是存在的。浙江中型房企保亿集团也在三四线城市开始进行布局。保亿董事长莫剑荣透露，在保亿“十二五”战略规划中，每年还要新进两个城市，力争在2015年实现15个城市发展目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认为，中小城市随着产业的集聚、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会得到扩大。而城市化应该是农村一个家庭进城，不是农民工进城，开发商瞄准中小城市的趋势是对的。樊纲认为，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世界大趋势，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大的产值，创造更多的就业，从而使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是城市化的基本道理。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大城市更优越。“当然这儿讲的大城市不是说现在已经很大的城市还要变成更大的城市，而是将一批中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樊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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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产福布斯榜富豪少了12人

《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广东上榜富豪总资产缩水千亿南都讯昨日，《福布斯》亚洲版2011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比胡润2011年百富榜晚了一天。新首富是三一集团梁稳根。百度李彦宏和东方希望刘永行分列二、三位。据南都记者统计，去年，全省上榜富豪80位，财富总计6329.9亿元。但今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位，财富也缩水至5127.4亿元。广东还是全国最大富豪产地今年，上榜大多富豪财富增长放缓。据统计，去年，广东省上榜富豪80位，资产总计6329.9亿元。而2011年，全省上榜富豪只有66人，资产也缩水至5127.4亿元。《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表示：“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去年东莞玖龙纸业张茵（140亿元）排名33位。今年，她的排名跌至172位（财富也缩水至57 .5亿元）。去年，深圳41名亿万富翁入榜，但今年却缩水至35人，财富总计也缩水900亿元。不过，尽管上榜富豪数量锐减近两成，但广东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富豪产地”。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富豪数量的优势正在显著削弱。去年，位列“富豪之乡”第二名的是浙江省，但富豪数量只有34人。但今年，两省的差距已经缩小到13人。前三十位富豪房产老板占半尽管受政策严控，但榜单前三十位富豪中，主业涉及房地产的人占了一半。其中，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财富总额421.9亿元），位列第四。恒大集团许家印（396.4亿元）和龙湖地产吴亚军夫妇（377.2亿元）分列第六、七位。不过，据南都记者统计，在2011年中国富豪榜中，主业涉足房地产的广东富豪21位，较去年的“房产大亨”少了4人。不过，中山上榜富豪，雅居乐地产陈卓林夫妇排名第75位（85.7亿元），同比去年，财富增加5.7亿元，排名上升11位。研究了福布斯的富豪榜，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翁海颖博士觉得有趣。他认为，房地产企业在后退，广东省在后退，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则大步前进。企业上市带来造富运动中国为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带动大批相应产业发展。因此，以建造起重机、泵车见长的三一集团梁稳根异军突起。他的背后，还有大批传统工业企业冲进榜单。三一集团的富人最多。除了新首富梁稳根，公司有三位高管登上亿万富豪榜，三人入围400富豪榜。范鲁贤认为，这折射出中国基础建设开支的增长，及它为设备供应商创造的利益。当然，他说，还要再“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推波助澜”。本届富豪榜中，东莞6人进入全国400富豪榜（含总部在东莞、东莞籍和主业在东莞的富豪），相比去年多出一人。43岁的马鸿（42.2亿元，247位）首次上榜，就得益于公司去年成功上市。除了东莞众生药业张绍日（去年上市），玖龙纸业张茵和张成飞姐弟（主业在东莞，香港上市），分析人士认为，中山的富豪上榜也大多得益于企业上市。如陈卓林、鲁楚平和邓颖忠家族。对话南都：我们注意到，深圳今年共有35名富豪进入榜单，2010年的榜单却有41人，而且部分富豪总资产也在缩水。周健工（《福布斯》中文版总编）：主要是中小板与创业板今年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南都：香港研究者看过榜单后感叹，与香港富豪集中于地产业相比，内地富豪所从事的行业更多元。范鲁贤（《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产业非常多元化。后来房地产产业景气好，其他的产业就慢慢淘汰掉了。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又往房地产以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矿业。南都：北京和深圳分别为内地富豪最多的两个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富豪人数在增多吗？大量富豪在一座城市聚集，是否意味着财富更快地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在加剧？周健工：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确实在增加。在与财富增长方式有关的法律、税收、行政等制度背景下，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采写：南都记者张舟逸付可杨同峰李星星刘洋吴晓芳整合：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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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业成功“掘金” 需过几关？

90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群穿越新中轴“黄金隧道”，广州地下商业能否挖出“金矿” 南方日报记者王亮摄广州是全国零售业中许多新兴业态的发祥地，如便利店、货仓商场、夜市、购物中心等。而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城区内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倒逼”，广州的商业开始不断埋头“向下”。8月1日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北段重要景观节点控制性规划才公示不久，商业巨头之间“暗战”广州地下商业的硝烟已经四起。据悉，花城汇、时尚天河等超级地下商场都将赶在“十·一”黄金周前“扎堆式”开业。从珠江边的广州塔、连接花城广场地下的花城汇，穿过黄埔大道，与宏城广场衔接，而后是天河又一城、天河体育中心地下的时尚天河商业广场，再向北与规划中的地下商场以及东方宝泰贯通，这条“潜伏”在广州新中轴地下的“隐形商圈”规模接近90万平方米。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商业项目了。”广东省流通业商会执行会长黄文杰表示。据可查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处如此大的地下商业群，堪称“全球第一大地下商业群”。然而，近年广州的地下商业发展可谓是一路坎坷，仅有流行前线等少数成功案例。这轮地下商业量激增，市场能否消化？群雄争鹿，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地下商业格局？新中轴地下商业又与地面商业同跻身天河商圈，地上、地下商业能否共存，抑或互补双赢？90万平方米商业巨龙成功崛起，究竟有哪些迈过哪些考验？ ◇地下商业花城汇、时尚天河将选在本月底同日开业； ◇天河区辖内，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规划打造一个总面积十余万平方米的地下商场； ◇广州塔景点用地将增加地下商业功能，宏城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可扩大至11万平方米以内。加上天河又一城、中信北地下商场，七个超级地下商业串起的贯穿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地下“隐形商圈”已经清晰可见。新中轴地下商业项目名称面积（单位：平方米）天河又一城约2.3万广州塔地下商场约8.5万宏城广场约11万花城汇约15万东方宝泰约15万中信北地下商场约16万时尚天河约20万关卡1 供应过剩部分商家或“出局” 尽管新中轴线下的地下商业棋子还未全面开花，但商家“暗战”的硝烟早已四起。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将选在本月底开业，东方宝泰、宏城广场正在加紧步伐规划、招商。紧接着是花城汇二、三期，以及宏城广场、东方宝泰与中信广场之间正在规划的地下商业项目。加上天河又一城，新中轴线地下的“黄金隧道”已经被商业资本全面布局，这场地下商业之战也将随着花城汇一期、时尚天河一期的开业加速推进。 “广州现在很多地上商业都还没有消化完，遭遇招商问题，可想而知，地下商场要招募高档品牌困难更大。”黄文杰对于地下商业的快速推进与扎堆式布局感到担忧。广州雅卡商业规划运营机构董事长邓国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地下商场适合做主题商业，以中低端为主。然而，中低端品牌的经营能力有限，并不足以支付高额的租金，于是一个招商怪圈便由此产生。 “由于可供选择的业态实在有限，地下商场原本就很难错位经营。”邓国坚表示，而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地下物业出现，商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填满商场铺位的问题，商家更不会考虑错位经营，千店一面争夺客户的局面很难避免。对长远趋势和长期供应而言，地下商业发展前途美好。不过让人担心的是，广州在这么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式供应这么大规模的物业，部分商家将可能出现生存问题。关卡2 因先天空间缺陷不能提供舒适购物感 “大品牌都不愿到地下经营。”曾经操盘过流行前线、正佳广场M层的邓国坚表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地下空间存在很多缺陷。由于商铺的摆设以及消防的要求，地下商场空间展示不够。“视野和光线不通透，不能让人产生立体感，因此即便地下4米的层高还是让人感觉压抑，面积很大的商铺也很难给人宽敞的感觉。”邓国坚表示，尤其是动线布局，站在这个店铺门口看不到远处有什么店和品牌，消费者抵达其它商铺的动机不大，人流、公共资源很难共享，容易各自为政。同时，受结构影响，地下商场配送功能欠缺，排烟、排污、排水都不方便，因此可供选择的业态有限，不能实现多元化、立体化布局，很容易出现业态的重复和重叠的现象。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一顽疾，去年因增资扩股成为大股东的新鸿基在宏城广场的规划上可谓花尽心思。“设计单位根据宏城广场形状较为方正的特点，在广场中央设计了投影面积三四千平方米的下沉广场，通风采光相当好，在任何一层地下空间都能看到阳光。”有与新鸿基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宏城的衔接通道都不是普通通道，而是将休憩、艺术品展览、绿化融为一体的绿色休憩平台。哪怕只是路过，都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感觉压抑。关卡3 目标人群不明确，难以吸引高档品牌进驻 “广州的地下商业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沿着地铁通道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通过城市人防工程改建的，如流行前线；还有便是有意识、人为开发的地下商业，如东方宝泰和动漫星城。”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董事总经理杨军艇表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依靠地铁而发展，没有地铁就没有生命力。楚睿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正印也认为，地下商场的发展本身是对土地、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它更多地要依靠地铁和通道资源。据悉，广州新中轴商业群从广州塔到火车东站，其间交会纵横了地铁一号线、五号线、三号线、APM线等，而且广州塔、花城汇、宏城广场、东方宝泰等都有出口直接接驳。轨道交通给地下商业项目带来了充足的人流。不过，“单纯的地下商业是借助过道，消费对象较随机，完全依靠人流经过，几乎很难招到高档品牌。”杨军艇表示，这与购物中心负一二层的经营不同，后者地下与地上品牌配置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属于目标型消费。关卡4 租金运营压力大记者了解获悉，除东方宝泰、新一城、宏城广场外，其它几大新中轴地下商场均由广州城投集团旗下新中轴建设有限公司操刀设计建造，采用“建设-经营-转让”的BOT模式。兰桂坊主席盛智文透露，项目开发公司缺乏商业运作经验，硬件不合商业用途，其接盘花城汇后就自掏腰包推翻原有设计对商场重新进行了规划。地下商场的造价高、成本高，局部地调整和改造都会加重投资者的负担，并将压力转嫁给运营商，令其对经营利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沈正印表示，一般商场开业前期租金在300元/平方米/月以内，但据他所知，目前有地下商场运营商将租金标高至1000元/平方米/月。【建言】拓展地下商场关键在聚集人流无论采取哪种开发模式，经营的关键点都在于“一是如何聚集人流，二是如何将人流变为商流。”黄文杰认为，“过道模式”地下商场的优势在于，一端接驳地铁人流，一端接驳成熟的地面商业项目，地下与地面共享已有的消费人群，大大节省市场培养期，比如流行前线对接中华广场，而且这两个项目现在都归属海印集团掌管，更是便于互补操盘，良性发展。而天河又一城则与天河城、维多利广场、广百中怡店等同时实现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带来的人流量是惊人的。【他山之石】香港：典型的地铁购物商圈地铁交通的便利性大大促进了香港购物中心的发展，基本上地铁通到哪里，购物中心开发就跟到哪里。香港购物中心的商圈呈现典型的地铁商圈特点，在香港的40多家购物中心，有28家是建在地铁等轨道交通线路上，占到总数的70%。在打造地下商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为了拥有统一管理权，便于商场经营，香港地下商业基本上都采取“只租不售”，统一了管理权；在招商阶段，会适当让利，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吸引商家进驻，把商场做旺。南方日报记者陶达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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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会旗颜色在新加坡敲定

新加坡华侨服务团抵达广州支援革命。曾强郭康清翻拍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摄革命薪火传幸有南洋侨回溯百年之前，当中国国内民智未开之际，来自海外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支持国内革命事业，写下了同样传奇的一页。据统计，1901年华侨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2%，他们财力雄厚，沿海贸易的七八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还较早地接触了现代文明，更容易被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20世纪初期，当孙中山在海外寻求革命援助之时，他的眼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南洋，全世界超过半数的华人华侨生活在这里。历史的确如此。华侨的资金资助是革命军源源不绝的动力。据估计，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深厚感情让人肃然起敬。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翻阅史料时，记者处处感受到沸腾的革命热情。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出身富商家庭，不仅自己踊跃捐款，还曾多次被孙中山委以筹款重任。他曾在1个月内筹得叻币24多万元，援助武昌起义。从惠州七女湖到云南河口间的5次起义，他都急公好义，协助筹集军费。由于耗费自家商铺公款太多，兄弟甚至一度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产，母亲也暂时剥夺了他继承和管理家产的权利。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从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几十年中，孙中山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起义，南洋华侨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华人华侨还亲赴革命前线指挥和参战，甚至洒下热血。例如，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是由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在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中，仅从新加坡、槟榔屿两地回国的华侨就不少于500人。年仅18岁的马来亚华侨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他在起义前写了诀别书：“以往向前，誓无反顾……前仆后继，方显吾党中大有人在。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从越南撤往新加坡。华人华侨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们，陈楚楠安顿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还安排他们到农场谋生。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甚，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在革命的低潮期，来自南洋华侨的支持让孙中山依然信心满怀。南洋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而新加坡又是重心所在。南洋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海外革命基地，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力量密不可分。据估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世界各地的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当时仅马来半岛就有华侨91万人（包括新加坡华侨22万人），荷属东印度群岛56万人。从“月份牌”发现星洲革命火种孙中山一生中亲自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有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发动的；1000余次演讲以及无数次的小规模口头宣传中，大部分是在南洋进行的。以同盟会南洋分会所在的新加坡为中心，他的足迹遍布南洋，从法属越南的河内、海防、西贡、堤岸、美狄、沙酌，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芙蓉、吉隆坡、怡保、太平、槟榔屿等地，以及泰国的曼谷…… 1900年，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驱除出境，但禁令阻止不了他的革命脚步。1年后，孙中山邀请香港的同乡同学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赞成孙中山“医人不如医国”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叶堂”医馆治病救人。他广交忧国忧民之士，借机建立了本地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当时，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图南日报》由华侨陈楚楠和张永福合资创办，但发行相当困难。为此，他们专门印制了1905年的彩色挂历“月份牌”随报赠送。果然，《图南日报》的销量从1000多份增加到2000多份。孙中山在《檀山新报》社里，赫然见到反清革命宗旨跃然纸上的月份牌。牌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忍气上国衣冠沦于涂炭”，下联是“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还写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字语。孙中山十分惊喜，立即寄20美元购买20张，并写信向名誉编辑尤列询问了该报的情况，“殷殷奖勉”。孙中山把红墨水汁一饮而尽 1906年4月6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同盟会分会的总机关。分会吸收了首批会员14人，陈楚楠和张永福分别被推举为会长和副会长，会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侨领的林文庆、陈嘉庚、陈武烈、郑聘廷等人。张永福后来对当日的情形，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宣誓之后，他（孙中山）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地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 陈嘉庚曾回忆说，1909年的某天晚上，在这个总部，他和黄兴、胡汉民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商讨同盟会会旗方案的秘密会议。会上，人们对会旗的颜色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想用红色，但有人反对，孙中山在一旁一言不发。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时，有人端水来给他喝。他突然往杯子里点了一滴红墨水，红色瞬间在水中蔓延开来。孙中山看到后高兴地说，红色是吉利的，然后他把水一饮而尽。大家愣住了，但从此一致同意以红色作为会旗颜色。 “南洋小学生”与保皇派笔战自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率先在东南亚地区成立后，如陈楚楠所追忆，“此后本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新加坡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华侨就有500人左右，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缅甸等地，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这个时候的河内、新加坡，“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孙中山于1907年春到1908年春在河内一带领导工作，其后一年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活动。许多骨干也前来参加策划，甚至受到通缉时只能退居南洋。一个英国人写道：“1905年至1909年，新加坡成为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 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新加坡的政治影响力日高，保皇派一度以当地报纸为阵地抢夺言论权。有人在《南洋总汇报》上发表了《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的文章，鼓吹光绪圣德，恶毒诋毁革命。一时哗声四起，革命派紧急迎战，孙中山提出一定“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的指导方针。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的《中兴日报》上接连发表了《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也》等三篇文章，进行强烈的反击与批判。他指出：“瓜分问题已有革命而解决，这是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中国同盟会会员黄兴、胡汉民等也先后到达新加坡撰文参加论战。笔枪墨炮，杀生四起，保皇派沮丧败北，气焰大挫。陈楚楠回忆：“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见证百年晚晴园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的一曲《晚晴》飘到了海外的新加坡，成为了一幢两层别墅的名字，也谱就了一曲颇富革命浪漫情怀的辛亥掌故。侨商张永福买下山野小居“晚晴园”，意作供养母亲之用。谁都没想到，远离世俗的颐养天年之所，竟成酝酿起风卷南洋的革命激发点。孙中山8次到访新加坡（时人又称“星洲”），3次住在了晚晴园，前后居住时间加在一起长达5个月。辛亥革命前夕有影响力的几次起义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革命志士相聚在此，或往返欧亚途中落脚于此，小小的庭院人潮不息，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几番风雨，人间几度春秋！晚晴园一度荒芜，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修复，建成“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而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新加坡政府正式参与纪念馆管理，对其进行大修，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初重新对公众开放。记者来到时，晚晴园仍在修缮。坐落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这座巴拉甸式两层独立洋房气质优雅，糅合了欧美古典别墅与中国和马来西亚风格，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反差。晚晴园并不大，一座孙中山塑像坐落在园子中央，象征了它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潘宜辉指点着二楼的一个房间，告诉记者那就是孙中山的卧室和办公室。那里曾经有一张他最喜欢坐的旋转椅。每天早上，孙中山看完报纸后，就在办公室阅读各方来信，看后立即执笔回信。身居异乡的孙中山还常常站在二楼的露台上，远望凝思革命的前途命运。 1906年4月，孙中山第一次住到晚晴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孙中山与当地华侨广泛联络，最终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3个月后，孙中山再次住到晚晴园。这一次，同行的胡汉民等重新起草了同盟会新会章；1910年7月，孙中山第三次住到晚晴园，重整革命团体，并到槟城募捐。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孙中山还会策马郊野。当时晚晴园地处郊外，对面是一大片草丛，园里养有一匹马。孙中山骑术很好，不必加鞍，就能安坐马背上奔驰。华侨与辛亥革命：省侨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采写统筹：林亚茗沈卫红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张胜波新加坡报道资料整理：实习生何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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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的收藏传奇

前不久，汪洋与吴南生一起参观了“吴南生捐赠书画展”。曾强摄吴南生捐赠的北宋《群峰晴雪图》成为省博“镇馆之宝”。吴南生捐赠的元人《平沙落雁图》（局部）成为汕头博物馆“镇馆之宝”。 “真正的收藏家收藏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前不久，省委书记汪洋参观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后，发出了这样的感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的“改革闯将”、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谱写了一段不平凡的收藏传奇。前半生的戎马生涯里，吴南生与字画收藏结缘；之后指点江山、力主改革的风云年代，他广结善缘，使不少散失的古代字画“聚”于一室；近年来，他又大手笔地将这些“心爱之物”捐出，分别成了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拍卖古画筹集巨资给广东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建希望小学、中学。在吴老的捐赠中，仅北宋人《群峰晴雪图》一幅画估价就已过亿元。这样的义举背后，融会了吴老对收藏、对人生的体悟，他用自己的不平凡的收藏经历，道出“相聚是缘”四字真言。在今天这个越发浮躁、功利的时代，告诉人们收藏的真谛。绚丽归于平淡，在收藏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超越“物役”、“物累”对人心的羁绊，抛弃功名的重枷，才能步入收藏的最高境界。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收而不藏”，慷慨捐出价值连城的国宝，为文化传承甘当人梯；两年前辞世的王世襄，清逸洒脱，道出收藏的至真境界“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而今，吴南生也向南方日报记者吐露了自己大半生的收藏心得：“相聚是缘”。战火中与古物结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偶然会成就一些大藏家。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战乱中，靠一双多年练就的慧眼拯救了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等一批国宝。而吴南生与古物字画的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经常说，我的收藏是捡破烂开始的。”吴老笑着说。1948年，久经战火考验的吴南生出任刚解放的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受到当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李初梨、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朱光等老领导的影响，开始对古物字画产生兴趣。 “他们两位都是懂得文化、懂得收藏、喜欢收藏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三个人都很熟。”吴南生说，起初自己对收藏并没有概念，但在两位老领导的影响下，慢慢学习鉴赏文物。吴老回忆说，吉林长春曾是伪满首都，伪满皇帝溥仪曾偷偷把故宫里的不少东西运到长春，因此在长春等地的市面上流传着许多清宫旧藏。 “那时长春还没解放，散落在社会上的文物很多。每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胡同里卖东西，就像‘天光墟’那样。”吴老回忆说，那时候，他跟随李初梨、朱光“看、品、议”，不知不觉迈入了鉴赏之门。而吴老真正收藏文物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多年的熏陶，他已练就了不凡眼力。1955年，从海南岛回到广东省委工作的吴南生，礼拜天经常到文德路走一走。“那时候，3块、5块就可以买一件名人字画。我记得，，当时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才15块钱。在北京，，我还花10块钱买到董其昌的作品，现在拍到起码100万元以上。” 吴老回忆起他收藏的第一件文物，当时在文德路，吴老看到一张古画有“文仲子”的白文图章，没有落款。因为知道文仲子就是文征明，引起了他的注意。反复观察用纸、用墨后，吴老发现画的右下角有一方藏章是“竹朋真赏”。吴老知道，“竹朋”即李佐贤，是清代著名的收藏家。他断此物为真迹，掏60元买下来。“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上缴家里外，还有20块钱的生活费，我攒3个月钱，才买一张文征明的画。”这幅画后来经过著名鉴定家谢稚柳等人鉴赏，被认定为真迹。 “最初只是觉得那些东西丢掉了很可惜，所以我说是捡破烂。”吴南生说，自己介入收藏，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因为喜欢。广结善缘邂逅名画广结善缘。吴南生之所以能够成就为20世纪广东地区有名的书画鉴藏家，与他广交文人朋友不无关系。广东省博物馆书画研究员朱万章说，吴老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并与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刘九庵、杨仁恺、苏庚春、王大山等结下深厚友谊，耳濡目染，练就了一双慧眼。除了在广州文德路等地“捡漏”，北京、上海的朋友也会不时给吴老提供“好东西”的线索，吴老也本着自己的实力“遇好则收”。上世纪60年代初，一位福建的老者辗转找到了吴老，向他推销几件家传的书画。因为索价不高，吴老花120元买下了一幅画面“黑乎乎”且无落款的古人山水画。“我当时已经看出这幅画至少是南宋的作品”。果不其然，多年后，他委托人将其带到上海装裱，在装裱中发现画面右下角隐藏着“熙宁辛”（北宋神宗的年号）三个字，由此印证了吴老的非凡眼力。而这幅流传了近千年的北宋人绘画《群峰晴雪图》，后由吴老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老每逢到外地出差、开会，看到有价值的字画也会买下来，元人作品《平沙落雁图》就是他从北京琉璃厂买到的。上世纪70年代末，吴南生在北京琉璃厂还邂逅了董其昌的山水长卷《少陵诗境图》，但董其昌伪作多如牛毛，真伪难辨。在长卷众多的收藏印章中，吴老一眼看到了一方藏章是王懿荣的。“王懿荣是一位大藏家，也是发现甲骨文的大学者，他的眼力一定不会差。”于是，吴南生当机立断买下。后来经启功、谢稚柳等鉴定家鉴定，也被认为是董氏的真迹。与吴老结交善缘的有不少大名鼎鼎的画家，如潘天寿、林风眠、关良、李苦禅、吴作人、朱屺瞻、刘海粟、启功、程十发、关山月、黎雄才、陆俨少等人，在“文革”被冷落的年代，吴老成为他们的知心人。 1977年底，吴老邀请当时还未摘去“反革命”帽子的刘海粟来到广州，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87岁的刘海粟在广东过得很开心，一直不愿意离开，他为吴老收藏的一幅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书法《渼陂行》亲笔题跋，也留下一段佳话。广结文人朋友，吴老还一手促成过名画诞生。1987年3月，赵朴初与诸名家访深圳，游西丽湖后至石岩湖，午餐后即席赋诗一首，将这些名人的名字巧妙嵌入。细心的吴老，之后促成了《西丽湖图》，其中有赵朴初的一首诗，有王璜生的一幅画，有千家驹的一篇跋和黄苗子的一幅字。《西丽湖图》的跋文中记载了当时雅集的名人名单，包括了费孝通、周培源、赵朴初、钱伟长、曹禺、刘开渠等20余位。《西丽湖图》可说是文人因缘际会的产物，它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历程中一段珍贵历史，独具价值。 “天天洗澡”掩护古画在大多数人无视古物字画价值的时候，吴南生赶上了收藏的“黄金年代”，得以使这些文物相聚，但也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那个欣赏书画被贴上“封资修”的年代，有人收藏艺术品甚至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吴老于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律条”：只进不出。尽管奉行如此低调的原则，但“十年浩劫”中，吴南生仍为保护这些文物绞尽脑汁。文革开始后，全国到处“破四旧”，不少古玩字画毁于一旦。吴南生也忍痛烧了一些字画，不过烧的都是当时认为是“小名家”的作品，这样“弃卒保车”，才把著名的、年代久远的留下来。还有一次，吴老因这些字画被红卫兵打得耳朵出血。后来局势紧张，为保护这些字画，吴老就把画轴拆下来，剩下的部分卷起来藏匿，由于拆下来的木头太多，怕被红卫兵发现，吴老全家就用画轴烧水洗澡。“那阵子，几乎是天天洗澡。”吴老笑着说。即便这样，仍有心爱之物不慎遗失。吴老钟爱的《文征明自书诗册》在文革后期不慎遗失，多方寻找也不见踪迹。吴老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陪同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到广州文物总店走走，第一个看到的藏品就是这本《文征明自书诗册》，吴老又用几幅名画才将它换回。他不无感叹地说：“真是神物自有呵护！” 然而，这些前半生靠心血收藏、掩护才得以保护的文物，吴老晚年将它们大部分慷慨捐出。晚年散尽毕生所藏 “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吴南生半个多世纪的收藏经历中，将这些多年“聚”来的古物“散”去，使其收藏步入了更高境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吴南生开始陆续“散”宝，手笔之大、气度之大，罕见于当今收藏界。 1994年，吴老将自己所藏多年的北宋人《群峰晴雪图》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吴老曾将这幅珍爱的画作比喻为“女儿”，由于宋人绘画存数极少，它的市场估价已过亿元，但吴老却毫不吝惜。 1995年，吴南生发起举办的“95希望工程广东筹款拍卖会”，他带头捐出所藏清代至现代名家书画精品10件，为希望工程筹款100万元。 1996年4月，“吴南生藏现代名家书画拍卖会”在汕头市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为教育事业筹集资金的个人藏品专场拍卖会，这次拍卖会实筹资金420万元，用于新建一所小学和扩建一所中学之用。 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名家珍品义拍以支持教育事业，其中包括了他数十几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拍卖所得的1300万元全部捐出。 2010年，他又将估价过千万元的元人绘画《平沙落雁图卷》捐赠给汕头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他又将珍藏多年的《西丽湖图》捐赠给深圳。据不完全统计，吴南生近年来捐赠、义拍的作品，市场估值早破亿元。当人们在攀比自己的作品拍得天价时，吴老却选择义捐自己的珍贵藏品。面对这些凝聚心血收藏而来的文物瑰宝，从“据为己有”到“不据为一己之私”，吴南生达到了收藏的另一重境界。今年6月，即将迈入90岁的吴南生，荣获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而对于捐赠的义举，吴老的回答朴实而感人，他说：“我已经老了，我要将手头上这些与自己有缘的藏品，在晚年作出最好的‘处理’。我不可能永远占有，也不可能留给我儿子，我不是那种人。” 只道一句“相聚是缘” 吴老的收藏理念与他的人生境界相融合。因为“悟性”，吴老能与这些饱含传统文化魅力的文物字画结缘，得以将它们收藏；也因为“悟性”，吴老又乐于在晚年将它们慷慨捐赠，平实道出了收藏的真谛。 “相聚是缘”是吴老对于收藏的四字真言。此次省博物馆举办的“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开幕式上，吴老与自己早年捐赠的作品“再见”，道一句“相聚是缘”，如同是与昔日的老友再见面。 “相聚是缘，这是禅宗的一句话。禅宗里说，恩惠是缘，怨恨是缘，百年之后，一了百了。人一定要很豁达，收藏也是这样。”吴老如此解释四字的内涵。“将藏品捐出来，就能够继续这件文物的缘分。我身后的人，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能够看到中国古代有这么厉害的绘画，这个缘分就能续下去了。” 对于藏品的“聚”和“散”，吴老有这样一个理念：“比如，今年我拿一幅文征明的字拍卖3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十年后有人再将它拍40万元，又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这样下来，100年大概可以建十所学校，文物没有变，缘分却扩散了。” “便宜就好”知识理财吴老的收藏秘诀还有四字真言是“便宜就好”。“如果假的呢，损失也不大；但如果是真的呢，就不得了了。”这体现了他对待收藏的平常心。上世纪80年代，吴南生曾专门收藏楹联，不为别的，就为便宜。“那时字画贵了，我买不起了，但对联很便宜。”吴南生说，“便宜也能捡到好东西，当然要靠鉴赏功底”。而吴老的收藏决不为升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临摹、研习。吴老回忆说，最早从收藏文征明的书法开始，于是开始转移对书法收藏的兴趣，比如董其昌、王铎、赵之谦等著名书家的墨宝都成为他收藏的对象，慢慢积累下来也就有了比较广的收藏面。吴老的书法功力与收藏的丰厚程度同步俱增，他将自己收藏的这些字画熟识于心，融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对于收藏，我主张以一种知识理财的方式进行。要依靠藏家自己的知识素养、眼力进行收藏，而不应该是盯住升值空间，盲目一窝蜂地炒作一些名家的作品。”吴南生道出自己的收藏心得，“我不主张青年收藏家一开始就收藏古代的名家字画，可以从现当代画家的佳作收藏入手，凭借自己的眼力和独到的喜好做判断，原则是要自己喜欢。” 对于心爱之物，除了入手，还要“入心”。“我数十年的心得体验是，收藏应该是个人的一种文化素养，是自己内心发源出来的，对文物的爱护和感情，应该说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吴南生说。链接吴南生捐赠的部分藏品吴南生鉴藏书画，秉承“独乐不如众乐”的古风。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南生先生将所藏宋元明清以来的书画先后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汕头市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这批书画中，既有反映宋元山水画风格的绘画名迹，也有代表广东桑梓文化的乡贤书画；既具有艺术性，也具有文献性，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宋元绘画在吴南生捐赠的数十件书画中，重中之重莫过于两件宋元名迹：北宋人《群峰晴雪图》和元人《平沙落雁图》，前者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后者捐赠给汕头博物馆。《群峰晴雪图》所用皴法及画之构图、意境是典型的北宋山水画风格，代表了北宋时期的山水画风貌，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又一镇馆之宝。《平沙落雁图》虽然并无作者款识，但从画风所体现出的时代气息及笔墨气韵，谢稚柳将其确定为元人的作品，是较为稳妥而科学的判定。清代绘画由于共同的爱好，吴南生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为书画至交。基于个人缘由及对文博事业的挚爱，吴南生除了积极利用力所能及的“权利”为博物馆征集大量书画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外，更身体力行，将部分明清书画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如康熙年间画家温聿新的《骑驴图轴》等画作。在这批书画中，虽然没有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但就其艺术水准和稀有程度看，仍不乏可圈可点之物。乡贤书画吴南生捐赠给各地博物馆的书画中，乡贤书画是其一大特色。可分作两类：一类为珠三角地区的名家书画；一类则为潮汕地区的名家书画。珠三角地区书画中，苏仁山和梁琛都是清代道光时期顺德籍画家，《自画像》和《竹石图册》分别代表其基本风格，吴南生将其捐赠给省博。潮汕地区书画中，清代康乾时期的黄壁以山水知名，其《山水》和《溪亭野趣》是代表作，殊为难得，吴老将其捐赠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晚清以画马名著一时的庄起凤，吴老将其作品《八骏图轴》捐赠给省博。无论是价值不菲的宋元名画，还是颇具艺术与文献价值的清代以来书画，都彰显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践行者的古道热肠。（以上节选朱万章《吴南生捐赠的书画小记》，作者为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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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古瓷亮相广州

据《广州日报》报道描绘《三国演义》张飞立马吓退曹军故事的凉水罐，经典潮州戏武打动作造型的戏曲人物壁挂，还有唐伯虎与秋香的爱情故事……首个《潮州窑瓷器精品展览》本月开始至11月7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包括唐宋至今潮州地区窑址烧制的各式瓷器，全面展示潮州窑瓷器造型、釉色、工艺特色。本次展示的不少瓷器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已有4000年历史的潮州瓷器，自唐宋以来曾经大量外销，融汇了东西方交流的工艺特色。 “谈到广东的工艺，立刻会联想到端砚、广绣，而事实上，有着‘中国瓷都’之称的潮州，生产瓷器历史已达4000年。”潮州陶瓷文化专家李炳炎介绍，目前潮州瓷器一年总产值达300亿元，其中八成以上是外销。专家介绍，潮州窑，广义上指唐宋以来分布于旧时潮州府辖区内的在瓷器烧制工艺、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方面表现出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址。千余年来，潮州窑炉火不熄，精品层出，蜚声海内外，在广东乃至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潮州窑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以来，受到了中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潮州市的文博工作者曾多次对窑址进行调查、发掘。（黄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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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

北京日报讯（记者窦红梅）胡润发布新一期中国富豪榜后，昨天，《福布斯》亚洲版也对外发布2011中国富豪榜。两张榜单上首富是同一人：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不过其个人资产却相差巨大，《福布斯》公布其个人净资产达93亿美元，而胡润研究院给出的数字为700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至少100亿元人民币。前10大富豪的名单也不一样。《福布斯》统计显示，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如果按照1：6.4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9376亿元人民币。而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3302亿元。照此计算，400位富豪的“身家”相当于全国居民去年年底储蓄额的9.69%。今年上榜的400位大陆富豪的财富较上年的4232亿美元增长8%，但若以人民币计算，增幅则只有4%。在146位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中，有12位女性，其中8位年龄还不到40岁。凭借着父亲转让的碧桂园（Country Garden Holdings）70%股份，年仅29岁的杨惠妍是富豪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北京成为今年富豪最集中的城市，有25位亿万富豪居住于此。深圳和香港分别以13位紧随其后，上海则有11位。此外，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6人，较2010年增加18人。《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表示：“4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增长逐渐放缓的原因有政策收紧、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与风险。” 负责编制这份榜单的福布斯高级编辑范鲁贤说：“全球资本市场正处于多事之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三一集团的利润一直在高速增长，加上股票价格上涨的帮助，将梁稳根推上了首富的宝座。” 百度的李彦宏今年以92亿美元的净资产屈居亚军，比去年的72亿美元有所增长。去年他在榜单上也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刘永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富豪，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凭借68亿美元财富，他今年的排名较去年的第七上升了四位。年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永好经营的家族企业新希望集团则以66亿美元财富位列第四。去年的首富，饮料业巨头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排名下降到了第五位，净资产从去年的80亿美元下降到了65亿美元。新闻延伸 “首富”上榜资产为何差百亿元？同样是富豪榜，同样一个人的资产却能差出100亿元人民币？昨天，《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家机构的调查方式或有不同。具体到《福布斯》杂志，为编制此榜单，富豪们的上市资产按照2011年8月19日的股价与汇率进行计算。而对于富豪们私人持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物业、豪车收藏品等，则只能根据能够证实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估算。“这一点上福布斯较为保守，只做我们掌握的数据。” 周健工也承认，中国人不爱露富，富豪们又多财善贾，很可能在各地有许多隐匿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榜永远只能是估算。记者了解到，《福布斯》在美国创刊时，编制富豪榜的“初衷”或许是弘扬创业精神，寻找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但发展到今天，《福布斯》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编制的富豪榜，不仅成为杂志创造的独特内容，以此吸引更多读者和广告商，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赢利”模式，在各类活动中获得富豪们的赞助与支持。为此，国内各式各样的富豪榜单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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