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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首倡导潮汕画派，潮汕“岭东画派”被淡忘？

杜应强《天上人间沧海桑田》 “潮汕画家常有‘世人均知有岭南，而不知有岭东’之叹！”上周，“绽放·隽永———汕头画院成立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在广东画院展览馆举行，画展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头画院联合主办。这次美术作品展是汕头画院首次全体画师参与的规模较大的画展，共展出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50多件，集纳了潮汕地区的著名画家，包括了刘昌潮、王兰若、杜应强、陈政明等名家的作品。     当代中国画坛，不少潮汕籍画家崭露头角，如原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等人都是潮汕籍画家。潮汕画家是否有特定的风格，“岭东画派”是否存在？画展开幕之际，在省内艺术界引发出这个话题。     刘海粟首倡导“潮汕画派”     汕头画院成立于1980年，首任院长是以墨竹名世的刘昌潮。刘昌潮1927年秋考入上海美专，受教于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等。之后，他回到汕头执教，培养了一大批潮汕画家。     1982年春，刘海粟到汕头出席“元宵画会”，他曾说：“潮汕画家队伍不小，力量雄厚，要敢闯，要有自己的风格，形成潮汕画派。我反对搞宗派，但提倡画派。”“潮汕画派”这个概念首次提出。     而“岭东画派”的提出则更早，许钦松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抗衡包括当时如日中天的“岭南画派”在内的域中诸画派，不甘寂寞的潮汕画家由孙裴谷、范昌乾等人牵头，在汕头组织“艺涛画社”，经常举办雅集和联展，于1931年将雅集和联展的作品编成《岭东名画集》，吴子寿在画集序中期望“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     但是，由于“岭东画派”古朴飘逸、推崇写意、重视笔墨、书生气重，一直不合时宜，举步维艰。以至于国画界、理论界一提广东画坛，大家只知道“岭南画派”，根本无视“岭东画派”之存在。     对于这些纷争，许钦松说：“岭东画派实际上是存在的。岭东画派是对照于岭南画派的，和岭南画派是一个比照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潮汕人去上海美专学习，因为当时潮汕去上海水路比较方便，相比之下来广州反而比较麻烦。这些在上海美专学习的人，大部分后来都回到潮汕本地从事美术教育，也因此培育了一批批潮汕画家。所以本质上来说，岭东画派是师承海派，而又以岭南画派为比照的一个画派。” 陈政明《阳光》 “岭东画派”“岭南画派”互补     广东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洪楚平告诉记者，上个世纪初到解放前，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潮汕人就有80多人。潮汕绘画当时多学扬州八怪，而当时声名鼎盛处于领袖地位的海派绘画也正是源自扬州八怪，于是，年轻学子顺理成章地纷纷投入海派门下。     许钦松认为，评判一个画派能否成立，一是要有代表人物和大师，二是需要有一个群体，三是要有完整独特的绘画理论主张。从上面3个层面分析，岭东画派有刘昌潮、王兰若这些代表性人物，也有比较明确的风格特点。     许钦松说，岭东画派与岭南画派有明显不同的风格，但国画界、理论界一提广东画坛，即以“岭南画派”一派蔽之，忽略了岭东画派的特点。从风格上讲，岭东画派受闽、沪等江南画风的影响较大，重笔墨、讲格调，“岭南画派”受日本画、西洋画的影响较大，重形体、讲光影。“岭南画派”强调写实，从创立至今左右逢源；“岭东画派”清高野逸、推崇写意，有时候显得不合时宜。     “根植传统、师承海派，岭东画派将潮汕地区的风俗习惯、自然风物融合起来，看到岭东画派的作品，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潮味’，我想这应该是岭东画派最直观的特点。”许钦松说，“中国的绘画应该是要兼容并蓄的，我觉得岭南画派和岭东画派之间，应该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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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夫妻,生个小孩跟谁姓?

     孩子到底是应该随父姓还是随母姓?这在过去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但随着近年来“独一代”进入生育高峰,姓氏观念在80后家庭生活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近日,某知名门户网站做了一项“‘独一代’现状下,你如何看待子女随父姓的传统观念?”的调查,竟有超6万名网友参与答题。孩子应该随父姓的传统观念,并不被高票认同,调查显示有25%的网友持反对意见。　　　“独二代”姓氏引发家庭纷争　　　“我爸是家里的三代单传,可就生了我一个女儿,到我这就断了香火,老人家要求我女儿随我姓。”广州80后“准妈妈”李女士道出了自己的苦恼。　　为了让孩子随她姓,李女士说当初结婚的事情由她们家一手操办。“但现在孩子快生了,我丈夫却不同意,经常因此跟我吵架。”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30多年了。上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生育高峰期,他们的子女“独二代”尚未出生就碰上了难题。　　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到底跟谁姓?除了李女士,一大批80后“准爸妈”都在为子女的姓氏而“纠结”。　　女性地位提高血缘关系弱化　　中国家庭重视“香火观念”,近年来为了孩子姓氏引发的家庭战争也屡屡见诸报端。　　“子随父姓,这是中华民族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我觉得没必要改。”网友“芊芊”认为。与部分“尊重传统”的观点不同,有网友直言,“跟谁姓有什么重要的?姓氏不过是一种符号罢了。只要是自己的小孩,跟谁姓都一样。” 　　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玉整认为,当今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血缘关系的弱化,是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夫妻复合姓氏渐受欢迎　　　“‘子随父姓’传统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到底该怎么来分配下一代的“冠名权”,成了众多网友探讨的话题。　　学者也在不断提出建议———“子随父姓,女随母姓”,两年前,著名遗传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卢大儒从遗传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兼顾男女双方姓氏传递的建议。　　卢大儒认为,姓氏传递如同生男生女随机化,既有科学性又体现公平,有利于消除“生女不生男是断后”的观念。但是这一观点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如果夫妻互不相让,可建议采用复合姓氏。”针对当下的姓氏之争,网友“红剪刀”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所谓复合姓氏,即“父姓+母姓”,这种解决方式也被很多家庭所接受。　　“这样既了却了长辈共同的心愿,也表明了孩子是夫妇俩爱情的结晶,还能避免重名,一举三得。”不少80后父母对复合姓氏显得情有独钟。　　　“子随父姓”传统观念受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别出心裁,提出了组合姓氏,即取父母双方姓氏的一部分,组合成新的姓氏。但很少有父母愿意用这种方式。　　董玉整指出,法律在子女姓氏方面没有硬性的规定,父母给小孩取名有很大的自由度。　　卢大儒认为,“子随父姓”的传统开始被打破,也表明传统的父权思想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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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态化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郭慕孙

郭慕孙，中国科学院院士，祖籍广东潮州，1920年5月出生于湖北汉阳。 1943年毕业于上海泸江大学化学系，1946年在美国普林斯登大学化工系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46年10月~1956年8月在美国碳氢研究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任工程师。1956年10月协助叶渚沛筹建化冶所，领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流态化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1978年始任化冶所负责人、代所长、所长，1986年起为化冶所名誉所长，为化冶所创立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曾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长、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副组长、冶金学科组成员、国际循环流态化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第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97年被聘为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当您有幸见到年届88岁高龄的郭慕孙院士时，当您聆听他认真讲解流态化技术的发展及前景时，您一定会被他那对科学的执着追求、那敏捷的思维和睿智的洞察力所折服。这位中国流态化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半个世纪前就首先发现和区分了“散式”和“聚式”流态化，后又将流态化技术成功地用于我国若干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建立了“散式流态化”、“广义流态化”和“无气泡气固接触”的理论体系，为我国流态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妨沿着这位化工专家为流态化研究奋斗的60多个春秋的足迹，领略一下他的风采。　     刻苦攻读，立志上下以求索     郭慕孙先生1920年5月出生在湖北汉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郭承恩早年毕业于英国歇菲尔大学，1933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工业炼气公司，填补了当时中国化工界的一个空白。受父母熏陶，他自幼好学上进，1939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43年毕业后,相继在上海汉堡化工厂和生化药厂任化学师。1945年5月,他抱着振兴民族工业的理想，自重庆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化工，师从R.Wilhelm教授，进行流态化研究，1946年10月获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固体颗粒的流态化”于1948年发表在美国《化工进展》期刊。论文首次提出了“散式”和“聚式”流态化的新概念，为流态化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该论文的实验数据和计算方法，时至今日仍在流态化领域被引用。     自1946年10月起，郭慕孙先生在美国碳氢研究公司任工程师，从事煤的气化等研究。1948年1月，为了能回国服务，他接受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聘任，先后被派往中国和印度任工程师，在新德里建造了印度第一个可口可乐工厂，后调纽约总部任试验室负责人。1950年，他与大学老同学、社会学硕士桂慧君女士结为伉俪。1952年5月，他重返美国碳氢研究公司，继续从事煤的气化、气体炼铁和低压空气分离等研究。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当时，他提出了“三组分非理想溶液精馏”图解设计方法，并为计算多组分分离提出了参数数目计算方法，该方法在美国《化工手册》和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他撰写的“差压法测定汽水中含二氧化碳”的论文，获美国汽水行业契斯特曼奖。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并获3项美国专利。     但是，异国他乡的成就怎能拴住这位海外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深深地懂得，他生根发芽的沃土在中国，自己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振兴自己的国家。 1956年8月，他毅然携妻子、儿女通过外交途径，辗转回到了他深深眷恋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情系祖国，创建中国第一个流态化研究室     回归祖国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一直是郭慕孙先生的理想和追求。到北京后，他迅即协助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前身）叶渚沛所长投入到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流态化研究室。作为室主任，他亲自讲授流态化技术，传授进行流程研究的方法，指导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展工作。仅仅两年，就建成了包括液固和气固实验手段的流态化实验室，开展了以应用理论为基础的、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多项研究课题。     为使我国更多的科研、设计和操作人员了解并掌握流态化技术，自195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流态化技术在冶金中之应用》、《流态化垂直系统中均匀球体的运动》的论著及“广义流态化”、“流态化冶金中的稀相传递过程”等文章，由此带动了诸如流态化气体炼铁、流态化干燥矿浆、稀相换热、流态化床分布板设计等工业研究，使流态化技术逐步受到我国工业界的重视，从事流态化研究的机构纷纷建立，流态化科技人员也从化工冶金所的十几人发展到了全国。郭先生不仅精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及科技成果向工业生产的转化。自1957年开始，他从事含铜铁矿的硫酸化焙烧和离析焙烧、贫铁矿的磁化焙烧及黄铁矿的间接氧化焙烧等过程研究，其中大冶铜铁矿的稀相换热比法国提出稀相换热超前20多年。他经常下厂将实验室成果扩大至中间试验，如：将我国低品位铁矿的两相流态化磁化焙烧放大到100吨/日；将红土矿流态化还原焙烧放大到85吨/日；……这些中间试验成果均获得了国家和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为表彰郭先生在短短几年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参加了全国群英会。          勤奋耕耘，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　     郭先生的成就与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对事业的勤奋认真、勇于创新及善于总结密不可分。他不仅严于要求自己，而且经常要求他的学生和同事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在应用上要有所发明。他刻苦勤奋，工作不分昼夜和节假日，出差旅途是他最好的撰写总结时间。     在“史无前例”受冲击的那些日子里，他虽不能在科研一线搞研究，但并没有放弃对科研的执着追求。白天他在车间拉单晶硅，晚上就整理过去的实验积累，撰写备忘录。特别是系统地总结了“散式”和“聚式”流态化的异同，酝酿对气固体系开展传递效率更高的“无气泡气固接触”研究。     1972年，化工冶金所恢复了正常工作。郭先生与他的同事们根据他提出的“无气泡气固接触”理论，开辟了快速床、浅层流化床等研究。1978年他任化工冶金所负责人，1980年任所长，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郭先生自1945年从事流态化研究以来，在理论上有其独到见解并自成体系。他研究的“化工冶金中的散式流态化”，分析了许多工程技术问题，并在生产实践和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成果于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经过30多年的刻苦攻关，他建立的“无气泡气固接触”理论，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与技术体系。该理论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所研究的“飘浮和振荡流态化”及“磁场流态化”成果，也为化工、冶金、生化等过程工程开拓了新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在担任化工冶金所所长期间，郭先生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要面向国民经济，为生产服务；二要发挥中科院的特长，突出基础、提高和开拓性的工作；三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创造出适合我国资源、社会、经济特点的工艺技术。他提倡科学上要造成不断创新的局面，因此要求管理部门一要抓智力开发，二要抓新思想的产生，三要抓课题更新。他还从化工冶金所原有的高温冶金、湿法冶金和流态化三种技术中凝炼出冶金物理化学和冶金反应工程学两个学科方向，并赢得了联合国开发署对后一学科的资助。同时，他又开展了生物化工、多相化学反应和颗粒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成立了相应的研究室，他亲自担任多相反应开放实验室主任。1986年他还组建了中国颗粒学会，担任首届理事长。从而拓展了化工冶金所建所20余年固守的学科领域和应用技术，为人才成长和研究所的发展增添了勃勃生机。     壮心不已，耄耋之年仍在发光发热     郭慕孙先生于1986年退居二线任名誉所长，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和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关心着研究所和多相反应开放实验室，他的工作日程依然排得满满的。2001年，根据科学前沿及我国过程工业的战略需求，郭先生协助所领导班子，完成了研究所从“化工冶金”向“过程工程”的转变，形成了承前启后、展望未来、立足基础、引领创新的战略方针。     郭先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并以培养和指导年轻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为已任，先后培养研究生32名，其中多人出国深造。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进行的“颗粒流体两相流结构和区划模拟”研究，提出了两相流多尺度作用能量最小模型，由过去单纯靠经验回归上升为理论分析，逐步形成了综合两相流各种现象的较为完整的统一理论。该研究于1993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5年又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现在，他的学生不少已成为流态化领域的领军人物或重要科研骨干，其中两位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郭先生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10万元港币全部捐献给中国颗粒学会，成立了颗粒学青年奖。他还把自己的奖金稿费补贴给学生，或交给妻子桂慧君，用于自闭症和痴呆症儿童的社会福利事业。在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郭先生夫妇率先将捐款交到所里，并积极响应中组部号召交纳特殊党费，而后又通过汇款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援灾区学校重建，前后累计捐款万余元。     郭慕孙院士在学术上非常严谨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是对论文的撰写尤为关注，甚至对误用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近年来，他发现不少研究生英文撰写能力较差，严重影响了他们步向国际。于是，他配合研究所教育办，为博士生举办了7期科技英语写作讲习班。研究生们深感获益匪浅，他们不仅学到了在学位课上学不到的科技英文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诚信、严谨、认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科研道德和科学精神。     自2003年起，他任《中国颗粒学报》（“China PARTICUOLOGY”）的主编，可说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对所有入载文章都逐一认真修改。1999年、2004年、2007年又参与编辑出版了三期“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专刊。另外，他作为《化工学报》和《中国化学工程学报》的编委，至今已辛勤编审了40多年的稿件。他还与汪家鼎院士等共同编写了《化学工程手册》，2008年又编写出版了《流态化手册》。     除了辛勤笔耕，郭先生还积极参加或组织国际国内流态化研究的学术交流。在他主持或参与组织下，已成功举办了2次国际流态化会议、9次中日流态化会议、6次全国流态化会议、1次中日美颗粒学会议、5次颗粒学会年会。每次会议他都以饱满的热情，主持或参加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等工作。此外，他还经常应邀去国内外做流态化研究进展的演讲和学术报告，或给青少年做科普报告。已进耄耋之年的郭先生认为，自己还能继续为国家的流态化做工作，心中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年轻的同志说：“我们中国的工作要让外国人知道，同时要给我们的青年人提供舞台。所以，这些工作要做，而且要做好。”     郭先生不仅对流态化研究情有独钟，对国家的发展和科技事业的进步同样执着追求。他曾为国家的能源利用、科技管理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教育等方面多次提出很有创意的建议，为各级领导所采纳。如：“科技以人为本”、“CAS要发挥管理作用、引领作用”、“建立自主创新全民全龄的智力开发体系”、“扩大奋斗目标，设立国家行业奖”、“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几点建议”、“能源/资源/智力”、“农民致富—过程工程能做些什麽”等。其中，“建立自主创新全民全龄的智力开发体系”刊登在《科学新闻》上，并被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信息》和《科技工作者建议》登载，还被评为北京市科协2006年优秀建议三等奖。      多才多艺，寓高深莫测于饶有趣味的智力启迪     郭先生不仅是一位流态化研究领域里硕果累累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巧夺天工的艺术家。特别是在他退居二线后，更把他“几何动艺”制作的业余爱好修成了专业水平。凡是去过老先生家的人，无不为那些悬挂在屋顶精美的几何动艺作品所叹服。只要你轻轻拍一下手或吹一口气，那些用纸板、铝片经他巧手“点化”的作品，就会有序地舞动起来，真是变幻莫测，美不胜收。被他称为“几何动艺”的这些作品，都是经过他精心设计、准确计算、细心制作而成。其构思要求立体的思维、运动的设想和一定程度的美感，在设计上则要求运用简单的力学分析，用几何、三角、代数进行数学模拟，定量地指导制作。它们不仅是美妙绝伦的艺术品，也是不断解决了制作难题的科技作品，在国内首屈一指。目前他的这些富有神韵的作品已超百件，它们不仅置于老先生的居室和多相反应开放实验室的院子里，在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展厅里也曾展出。为了将这一启迪智力的方法传授给青少年，他专门出版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专著《几何动艺——魔摆》。他在序中这样写道：“我深感我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创造能力不强，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关。许多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很少启发他们如何适应社会、经济、资源去用自己的头脑想办法，改造自然、创造工艺、方法或制品。我不能说‘几何动艺’能给青年带来多大能力，但只要一旦他们能被自己的创作所吸引，他们将不断给自己创造练习‘构思-设计-制作’的机会，形成这种习惯。”     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今天，郭慕孙院士认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走向发达的途径中，只有用自己的科学技术针对自己的资源和国情，才能达到技术上独立的目标。”因此，“研究工作不是知识的传播，而是知识的创造。”这或许就是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推广“几何动艺”深层次的用意吧。     由于郭慕孙院士对流态化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他荣获“国际流态化成就奖”。迄今为止，世界上仅有9位科学家获此殊荣。1997年他当选为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获“美国化工学会流态化奖”，2008年他被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评选为化学工程百年开创时代50位杰出化工科学家，他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国科学家。这位流态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已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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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国炼油技术奠基人侯祥麟(图)

见证了近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祖国从积弱到日渐强盛，见证了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炼油技术奠基人之一侯祥麟　　2008年12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人们最后一次向老人道别。侯祥麟96年的人生历程，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科技成就和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大爱。　　“我一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 　　侯祥麟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个人是很平凡的，做的事情也是很平凡的。我一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如果说有点成就，也是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然而，在看似点滴的平凡中，侯祥麟书写的却是不平凡的人生。　　侯祥麟是广东揭阳人，191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后考取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研究生。在那里，他大量阅读马列著作，从英文报刊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定了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毕生将才智奉献给祖国成为他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　　1944年，侯祥麟受党组织委派留学美国。1945年至1948年间就读于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并获博士学位。期间，他积极参加、组织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几个党员推动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成功动员了三百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到了祖国。　　没有先进的炼油技术，即使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难以将这种储藏于地下深处的资源转换成工业发展的动力。上世纪60年代，侯祥麟领导开发了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炼油新技术，成功地突破了国外封锁。　　谈起这一成就，侯祥麟一直为之感到自豪：“"五朵金花"使我国的炼油工业技术一下子从落后跃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油品了！” 　　上世纪60年代，对进口航空油料的依赖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侯祥麟领导攻克了国产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用我国自己炼制出的航空煤油让飞机飞上了天。70年代末，我国原油产量跨过一亿吨大关，如何合理利用石油资源，牵动着这位老科学家的心。1981年，受托中国科协，他主持论证、起草《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　　2003年，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委托，91岁高龄的侯祥麟老骥伏枥，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启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历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这一研究项目科学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该项目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能源行业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快乐，是创新和奉献。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和灵魂；而奉献，是我们科学研究的目的”。侯祥麟的一生就是在对创新和奉献的追求中，实践着一位科学家以生命对科学事业作出的承诺。　　侯祥麟一直鼓励原始性创新工作。他大力支持研制新型催化剂，最终形成减压馏分油催化裂解新工艺，并积极推动该技术的国内工业化进程，实现了技术出口。上世纪70年代初，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排除干扰狠抓科研管理，组织领导多项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取得诸多成果。　　面对年轻人“怎样才能成为科学家”的提问，侯祥麟曾意味深长地说：“每天只工作8小时，当不了科学家。”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工作日程里，没有节假日和“8小时”的概念。他的女儿说：“从我记事以来，就没见过父亲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他年岁这么大了，眼睛又近视，看资料需要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劝他别太累了，可他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 　　年逾九旬，侯祥麟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依然感动着身边的同行。曾与侯祥麟有近距离接触的刘克雨说，侯老对所有研究工作的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很多重要内容，他不仅要你有最后的结论，而且要你拿出整个过程中一笔一笔的细账。有些课题做得不到位，他就让拿回去重来，“有的报告被打回去不止一次。”“侯老说，"不做到我托了底，这个课题我不能拿出去。"” 　　一点一滴的细节，映照出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即使作为一名科学家，要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这种精神和态度，也绝非易事。有时，甚至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要拥有极大的勇气。　　“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一些人提出的有些做法明显违背科学常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不敢公开反对。而受到很大冲击、刚从干校回京的侯祥麟，这时被指派处理此事。他在会上说：“你们都不要怕，决定撤销跟你们没关系，由我负责。谁要批就批我好了。”到底，他把一些不合理的项目撤了下来。　　尊重科学，追求科学，不违心、不迎合、只唯实，作为一名科学家，侯祥麟一生如是。 “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从年轻时出国留学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祖国的石油工业发展，直至年逾九旬依然投身于祖国油气资源的战略研究，侯祥麟一生对科学的追求源于他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我一生有几个最大的心愿，基本都实现了！”这话，侯祥麟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每次都神采飞扬：　　一是193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完成了我找党、入党的心愿。　　二是1945年日本投降，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心愿。　　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　　四是1963年我国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当年周恩来总理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我多年的心愿基本得以实现，心中非常高兴。　　五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国家实力快速增强，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更是让人欢欣鼓舞！　　细数老人一生的宏大心愿，显示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我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我的脚步和共和国的脚步合拍。”侯祥麟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中的这句话，真实道出了他的心声。　　侯祥麟一生贡献巨大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淡泊名利，坚持原则，保持高风亮节。他为人简朴，却把落实政策归还的祖屋无偿捐献给地方政府用于兴办教育事业；荣获“马太依国际奖”后，将所获奖金悉数捐献，用于国家购买国外科技图书的专项基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后，捐资设立侯祥麟基金会，激励炼油与石化专业人才积极进取。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了祖国的科技进步事业，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了我国的石油石化工业。　　“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这是侯祥麟回顾自己一生时的内心感慨，也是他自认为平凡的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　　斯人已逝，风骨犹存。侯祥麟以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忠诚和一个科学家最富创造性的劳动，书写了无私奉献、报国为民的壮美人生。人物简介：侯祥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祖籍广东揭阳，1912年4月出生于汕头。  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工作。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应聘麻省理工学院任副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首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第七届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高级顾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高级顾问，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及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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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遵仪：地壳上的金钉子

   “先生是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七十余载。科研建树丰硕，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生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创造精神受到地质界的广泛赞同；先生的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成为科技界的楷模……” 　　温家宝总理笔下的这位“先生”，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教授。　　大红灯笼高高挂，烫金寿幅堂中展。今年10月7日，杨遵仪百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温家宝总理发来亲笔贺信，深情地祝愿杨院士生日快乐，“我将永远以先生为榜样，像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身着大红色生日礼服的杨院士精神矍铄，笑容满面，用洪亮的声音告诉大家：“今天我非常高兴，心情也非常激动！”在《生日快乐》的歌声中，杨院士同亲友一起吹灭百支生日蜡烛，并亲自切开生日蛋糕。　　耶鲁传奇奠基础　　杨遵仪于1908年出生在广东揭阳，父亲杨正修是一名西医，家里有一个小药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那时外国势力入侵，教会盛行，杨遵仪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当地的几个教会学校念完的。不料后来他就读的中学停办，家里也无钱供他继续读书，年仅十几岁的他只好辍学在家。　　因为读过几年书，经人介绍，他有幸到汕头的《大新潮》报社当校对员。更重要的是，他得以在报社负责人办的大中中学继续就读。犹如重获新生的杨遵仪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他在报社搞校对；白天，他就在大中中学学习。由于读书认真勤奋，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　　目睹国家的千疮百孔，已经考到清华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杨遵仪觉得经世济民的理想太渺茫。恰巧，他的同屋程裕淇（后担任过地矿部副部长）学的是地质学，经常提到他们系在翁文灏教授主持下办得如何的不错，而毕业后“可以到处走走，到国家各地去看一看，找矿，搞调查，十分有意思”。受程裕淇的影响，杨遵仪决定到地学系试试。第二年他就转到了地学系，从此踏上了地学的道路。　　年纪轻轻的杨遵仪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早就明白了向国际看齐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地层古生物的东西牵扯到国外的文章，国外人发表的东西一定要了解。”为此，他选修法语，又旁听德语，同时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打字技术。他常说，不依赖别人，要自己勤动手。　　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和在图书馆兼职的经历，毕业的时候，杨遵仪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地质文献目录》。这是中国地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当年这本书被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地质矿产研究获奖论文”。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两年助教。　　1935年，杨遵仪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次年9月，他赴美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在国际地质学权威C.O.Dun鄄bar教授指导下学习古生物学及地层学。　　杨遵仪在美国留学是很艰难的。他经常一个人去野外采集标本，Dunbar给他一辆旧轿车，有一次返回的时候他不小心翻了车，把下巴摔脱节了，底部的牙齿也破坏得厉害。他就用手把下巴掰上去，再找绳子把下巴固定，把车子慢慢地开回来。　　三年过去了，杨遵仪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耶鲁大学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在毕业班的宴会上，杨遵仪代表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　　学业终于告一段落，杨遵仪又面临前途的选择。当时，祖国的美丽山河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国难当头，为了对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尽自己一份心、一份力，他终于在1939年秋回到了祖国。　  一颗钉子钉祖国　　回国后的杨遵仪先是在中山大学任教，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他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这个工作。他的硕士研究生杨光荣教授回忆：“他当时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最先国家很需要石油的时候，他就做石油系的系主任，后来国家又需要发展水位地质工程，他又被调去当过水位工程系主任，后来他才回到地质系，一干就是好几年。”据统计，杨遵仪先后担任过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等职，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中任职专业最多、在位时间最长的老教授。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国地层古生物教学没有教材，不成气候，但国家却奇缺这方面的人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杨遵仪痛下决心，多方求援，终于在1956年与郝诒纯、陈国达合著了由我国自己编著的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教材《古生物学教程》。1958年，他再接再厉，和同事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并于1962年在国内首次开设“生物地层学”课程。六年的时间，他和同事们连续创造了国内的三个“第一”！　　就在杨遵仪正准备在地层古生物学上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而至。看到教育事业在文化大浩劫中遭到严重摧残，原北京地质学院因外迁迟迟不能恢复办学能力，学校多年不招生，地质技术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杨遵仪心急如焚。1978年5月9日，他和原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袁见齐院士等8位老教授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建议在新校址建成前，在北京创办研究生部。仅过了6天（5月15日），邓小平同志就批示为“好意见”，要教育部商同国家地质总局处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遵仪着力于国际关注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研究，成为中国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研究和对比的引路人。他组织领导了“国际地质对比规划”203项目的研究工作，在我国浙江长兴确立了二叠系-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序列和最完整的化石带。浙江长兴煤山剖面经国际组织三轮投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批准，于2001年成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即“金钉子”。该成果入选2001年教育部十大科技进展及科技部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金钉子剖面成为国家级自然遗迹保护区。　　“它的意义就相当于东经零度要以格林天文台为标准，是这么一种含义，全球只有一点，不可能有第二点。”杨遵仪的开山弟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老校长殷鸿福院士强调。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成绩，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联合制作一把“金钉子”壶送给杨遵仪。而杨遵仪的一生，正是一颗坚定不移地钉在祖国大地上、钉在人类地质事业上的“金钉子”。 　　外语培训成义务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杨遵仪怎么也想不到，因为香港亲戚给的一笔钱，家里人舍不得花，用来周济他人，就被划成了“地主”。他也因此被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挨批斗、抄家、下放工地劳动全都有他的份，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他自觉无大过，心里很坦然，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　　学生们都知道他很有学问，非常欢迎他一同到安徽贵池地质队参加对口劳动，又到湖北江陵和江西909地质队参加教学实践。这时他虽然还在接受批判，但一有空他就把英、德、法3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翻出来读，他坚信语言工具今后还会有用处。事实也正是如此，1971年至1972年，就有人找到江陵去请他审查中国学者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的报告译稿。　　“不是跟你吹，杨老师的英语水平在地质界可是有口皆碑的。以前地矿部的李四光部长也是留过学的人，但一提到英语，就说杨遵仪的英语好。”吴顺宝教授竖起了大拇指。　　地质科学院古生物室的一些中青年教师因外语暂时不过关，不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科前沿动态，杨遵仪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提出为他们办个英语班。殷鸿福院士至今还记得，1957年至1958年间，他正在读研究生，为了帮助他和教研室其他助教提高英语水平，杨遵仪和元配夫人徐增蕙每周义务执教12次，在家里给他们上英语课，同时还提供水果。　　可那正是全国上下在大批“洋奴哲学”的时候，干这样的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地质事业，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愿意冒这个险。和杨遵仪同一教研室的周修高老师回忆：“杨老师那时已是很有名的大专家，但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讲课十分生动。” 　　杨遵仪选了一些地层古生物方面的英文文章，给几十个人讲授了一个月。后来，又应一些人的要求讲授了法文，为动乱结束后缩小和国外的差距创造了条件。　　许多和杨先生有过交往的学者都忘不了在他们刚刚跨出国门时，杨遵仪教授伸出的援助之手。已逾七十高龄的杨遵仪义务为这些同事开设了多语种的外语培训，许多得以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稿都经过了他一字一句的修改。　　几十年来，杨遵仪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义务当外语教员，为别人修改、翻译了数不胜数的外文论文稿，为提高中国地质界的外语水平和学术论文的译文质量，使我国地质科学的新成就能够如实地介绍到国际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竭心尽力传帮带　　改革开放后，许多地质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相继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恢复了合法地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地质方面的学术代表团出国所带论文的英文稿或摘要，不少都经过杨遵仪修改或定稿，一部分还请他全文译出。仅参加第25届和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的论文，就有近50篇是他翻译或经他修改过的。　　送来请杨遵仪评审或修改的论文、译稿、教材和各种手册经常堆满了他的书桌。一天深夜，当杨遵仪匆匆登上4层楼，将一份赶着修改出来的译稿亲自交给作者时，那位中年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杨遵仪对她说：“多年来，国际地质大会的讲坛上听不到我国学者宣读的论文，我心里十分不安，今年有那么多论文提交大会，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中青年人，杨遵仪不仅在具体业务上热忱地帮助他们，更可贵的是他还十分注意在思想作风上进行传帮带。请他审查稿件，有不妥之处他必定亲自动手仔细修改，而对有的稿件他还要核对原始资料和翻阅有关文献，给年轻学者树立了好的典范。有一天深夜，杨遵仪上门去叫醒一位入睡了的中年教师，告诉他有一个英文字母写错了，让他立即改过来，因为第二天一早稿子就要送走。当时曾有编辑放出话：“杨老师审过的稿子，我们看都不用看。” 　　杨遵仪认为：“地质事业的发展，靠少数几个老专家是不行的，要靠集体、要靠新生力量，要让大家共同进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童金南教授就是一例。2002年，童金南曾获得了一个IGCP项目（即国际地质对比规划项目）。IGCP所支持的项目都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课题，能拿到这个项目，相当不易。童金南把这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师尊杨遵仪。他说：“杨老师在1979年的时候就主持过IGCP项目，他带出了我的老师殷鸿福，殷老师又带出了我。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杨老师当初的开拓，就不会有我们地质学科国际领先的优势。他经常说，做学问，要跟国际比，不要在国内出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什么叫国际前沿？就是那些在学术交流会上拿出来讨论的问题。看文章是不行的，搞研究要两年，写出来要两年，这样四年就过去了。你要知道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成熟的东西，已经不是前沿了！”童金南解释说。　　北京地质学院迁校期间，教学科研工作长期难以正常进行，杨遵仪便主动去中国地质科学院帮助工作。自1972年秋至1978年秋整整6个年头，年逾花甲的他每周都要挤3次公共汽车到地质科学院上班，协助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许杰主持编辑《地层古生物论文集》，指导中青年工作。　　每天只要杨遵仪一到，来问问题的、请求帮助修改文稿的、请求帮助审阅译稿的人就接踵而至。不管工作多忙，杨遵仪总是有求必应，从未表示过厌烦。一时解答不了的，便带回学校翻资料、看实物，然后及时将答案告诉求教之人。他记不清曾经帮助过多少同行修改过文稿、解答过问题，他只想着要赶紧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年轻的同行们，让大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　　在几十年的教学活动中，杨遵仪先后讲授过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专题讲座等多门课程，培养了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前校长殷鸿福院士…… 长寿秘诀乃豁达　　杨遵仪骑自行车一直骑到92岁的逸事已经在北京、武汉两地的师生中传为美谈。师生们说：“杨老90岁的时候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可他‘咯噔’一下子就爬起来了，继续骑。”“89岁的时候，他还从地质大学北京校区一直骑车到西直门去参加国际古生物大会的年会，这件事把当时的主持人张弥曼院士吓了一大跳，他们后来把他的自行车装在汽车上，送他回学校。”说到此处，殷鸿福院士笑了。　　今年杨遵仪已经100岁高龄了，他不辞劳苦来到武汉校区为学子们颁发“杨遵仪院士奖学金”。很多人见了他都说，杨老师好人一生平安。殷鸿福院士则把老师长寿的秘诀归结为：助人为乐，为人友善，淡泊明志，心胸豁达。“杨老师的一生，还是很坎坷的。尽管经过种种磨难，但杨老师身体不垮，精神不垮，依然风趣诙谐，乐观坦荡，无论什么大难，他都能挺过，靠的就是他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安详。他从来不计较，非常大度……”殷鸿福院士说。　　在解放以后，从整风运动，反右、批白专到“文革反动学术权威”时期，杨遵仪和其他专家学者一样，都带上了“反动权威”的帽子。当时，尽管有些人心里非常爱他，但在这种高压之下，也不得不违心作出批判。他有一个学生，是批判他的革命小将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后，他都忘了谁曾批判过他，经别人提醒才知道。后来这个人又做了他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工作单位清查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就查到了那个人身上，要弄清楚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杨遵仪在这时的表现让他周边的人大吃一惊。他给组织写了500字的证明信，信中说：“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错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有打过人，对于谣言，一定要加以澄清。”“你看，这就是杨老师的胸怀！我跟杨老师是从研究生开始相处的，55年了，我就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感情，而且，我想他对所有的青年都是这样充满爱心，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总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不管受了多少委屈，他都首先说自己做得不好，不能够责怪别人，那都是自己没有做好。”说到此处，殷鸿福院士哽咽了。　　杨遵仪的外孙女朱樱与杨遵仪同为耶鲁校友。在朱樱眼里，杨遵仪是世界上最酷、最谦虚、最宽宏大度、最善良的外公。“他研究的是几亿年的化石，对于他来说，人类的历史，也包括我们，50年也好，100年也好，和整个地球的演变过程来比较，就是几秒、一秒，甚至是千分之一秒的概念，所以他对很多事情，尤其是物欲、名利，都看得很淡，很淡。” 　　如同温家宝总理在信中所说，杨遵仪的长寿是与他淡泊名利、乐观豁达、谦虚谨慎、待人友善的品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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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名师寻访：马大猷

马大猷，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广东省潮阳县(今潮阳市)和平下寨，生于北京。父马有略，字星曹，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办事"，因经常欠薪，有时要去当铺典当，所以从小知道贫穷滋味。后来，父亲弃官去上海做律师，两年后故去，时马大猷15岁，幸得北平潮州同乡会资助，得以继续学习。　　"九·一八"事变，同学们都感觉国亡无日，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师大附中时受傅种孙和程春台先生影响很大，非常喜欢数学。在北大，萨本栋教授讲普通物理，江泽涵教授讲高等微积分，饶毓泰教授讲电磁学、物理光学，受益匪浅，直到今日，一切重要理论、规律、现象和一些常数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些细节坐下可以推导出来。特别是饶毓泰先生的教导、启发和鼓舞一直影响到今天。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事后罢课；毕业后不能留在北大。恰好清华大学招考留美公费生，专业是电声学，这很合乎他的理想，就去投考了，被录取。　　去美国留学前，须在国内准备1年。在学校指定的朱物华和任之恭两导师的指导下，在这1年中，系统地阅读了美国声学杂志(当时，现代声学的历史还短，美国声学杂志只有7年历史)和其它杂志中的声学文章，写出了总结报告"声学的发展和展望"，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方向，一个是"声定位器"，利用双耳定位原理对飞机定位，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给雷达代替了；　　另一个是语言声的频谱分析，这对于通信和建筑声学都很重要。马大猷利用朱先生的阴极射线示波器和从岁常培先生那里借来的留声机，自己做了一个语言声声波记录系统，并根据波形，利用算盘算出24个富利叶分量的变化。这些结果可惜都在"七七"事变中丢失了。在朱、任两先生指导下，得窥科学工作门径，受益良多。　　马大猷原来已被美国哈佛大学接收做研究生，"七七"事变后，学校决定继续原来计划，吴有训教授建议改去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了，那里物理系主任努特森教授是国际声学权威之一。就去UCLA了，在那里呆了半年多。努特森教授去欧洲休假，又转到哈佛，继续呆了两年。　　在UCLA，除了系统上声学课和做实验外，做了两件研究工作：一件是教授给的课题，颤动回声的研究，做了实验记录和理论分析；另一件是和"师兄"伯鲁特讨论中想到的。他做博士论文得到一个很好的简正频率分布的公式(简正频率是房间中共振的频率)，同学们都认为很好。但是公式比较复杂，马大猷后来想出一个直接计算的方法，得到的公式果然很简单，也容易理解，两人商量后就分别写出论文发表了，后来马大猷的公式成为理论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　　在哈佛，他学习了物理系和通信系的课程，也做了两件研究工作。一件是参加导师韩特和他的助教白瑞奈克的"矩形室中声衰变的分析"，他做的部分是简正频率在不同方向的分布和自由行波的衰变。这个工作很重要，人们很早就知道厅堂中的混响现象，我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描写可上推至战国时期，重要描写的虽是音乐的美妙，但余音就是混响，后者已成一般知识了。梁代(约纪元550年)的"千字文"内"虚堂习听"也是混响的描写。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混响只有近似的理论，严格的理论自韩特等的工作始。另一件工作是博士论文"矩形室内的非均匀声边界"，这是上一工作的继续，墙面的声学性质不均匀时的室内声场分布的衰变，也是室内声衍射问题。由于这些工作的完成，马大猷被授予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合作过的白瑞奈克也由于自己的工作，被授予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940年，国内抗日战争已是第4年，老母尚在沦陷区被困，为国为家，马大猷于学校毕业典礼后，即启程回国。在回国途中，：到耶鲁大学看望了赵先任先生和颜福庆先生。那时纽约正开世界博览会，去参观时，特别注意贝尔实验室的"语言演示器"VODER，那是最原始的语言合成器，问它一个问题，在一位女秘书操作下，它就说出回答，比现在会说话的计算机差远了，但这个开始很重要，对后来影响很大。在辛辛那堤参观工厂，见到了"声镜"，最早的钢丝录声机，人说了话，它再放回来，这也是重要发展。在盐湖城参观了摩门教堂，全是木结构，不用钉子，可容5000人，讲坛上掉一根针，后面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建筑声学中一个有名的建筑。最后还去UCLA看望了努特森先生。一路上增加了不少见识，最后由旧金山登轮回国。　　1940年8月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任副教授，两年后升教授。电机系分电力和电信两组，前3年课程相同，第4年分别有专业课。他所负担的是比较基础的课程，电工原理、电子学、电信网络、电磁实验等，每学期都是3门课，另外自己做些研究工作。他在美国时所学课程多与无线电通信有关，而通信在战争中极为重要，回国就想为抗日战争出些力，但事与愿违，竟无人过问。自己做科学研究工作，缺少实际要求，只能限于基础问题，几年中，做了颤动回声、声场起伏现象、国语中的语音分配、普遍抗性原理、声频振荡--分析器等几篇论文，大部分是在国外发表的。教授做科学研究工作，保持在科学前沿，本来是高水平教学所必需。那时做不做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工学院，学校根本无人过问，更没有支持。于是他就和华罗庚、余瑞磺、场佩松、崔芝兰等"不得志"的同事商量，组织了"科学励进会"，"活动了两三年"，在国外倒受到同行的注意。　　1940年参加了美国声学学会后，1943年被选为会士。当时"大后方"(即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工业薄弱，技术水平低。同事们谈论，都认识到工程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北大文、理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深感办工学院的必要。北大理学院原有的基础很好，以此为基础，办一个理工结合的工学院，培养有坚强数理基础、了解工业发展水平、有创造能力的工程师，很有必要。这个问题谈论了很多，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复员，北大就邀请马回北大，承担其事。　　1946年8月到北大时，是物理系教授，不久学校决定筹备工学院，被聘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任工学院院长。时大学人学考试已过，补招工学院学生100人，设机械、电机二系。北大文、理学院各系全力协助，很快就开了学。马大猷讲授普通物理学。翌年，北洋大学北平部并入北大工学院。这时，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已开始。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甚，学生反对、抗议不断。当时，马大猷住在沙滩街文理法学院附近，每日上午到工学院，工学院学生的课外活动都未参加，但文理法学院学生的民主集会则经常参加，并给予支持。工学院对学生是尊重其判断能力，对学生课余活动不加干涉。但学校不能放弃办学的基本责任，所以传统办法，给学生时间，使其能自由发展。从办学角度看，创办工学院，目的是培养有创造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工学院院长主要应致力于课程安排，使学生打好基础，熟悉技术发展。所以延揽高水平、有经验的教授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了。马大猷在这方面做了努力，效果很好，在各位教授支持下，工学院的工作蒸蒸日上，学生也非常活跃。　　1949年1月迎来北平解放，从此逐渐溶人全国的大发展了。在这几年，科学研究工作缺乏灵感，也顾不上，只是1948年北大成立50周年，准备出论文集，写了两篇波导中衰减的论文。另外，为同学们所办刊物写了一篇建筑声学论文。北平解放，各个部门对毕业生的要求；大大超过学校的规模。为此，马大猷在工学院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改变学制，把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另一是大办根据实际需要的一年制和二年制的专科，这样就培养了大批技术干部。教育系统加强了教学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c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事先马已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务长、教授。这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教学与科研分离。这种办法和马的设想差距很大。加之哈工大决定办成重工业的学校，取消一切电信方面的课程，专业也不对口了，所以在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他就请求归队，调到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来改为物理所)，恢复声学的研究工作，这是1955年。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土)。　　在物理研究所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很快就装备了声学实验室、配备了助手，开始研究工作。　　1956年周总理直接领导，制定科学技术12年远景规划，事先马提出了发展声学的规划的建议，并参加了讨论。会上提出4项紧急措施(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和自动化)，为我国新技术的发展画出蓝图。会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指定李强为筹委主任，孟昭英、陈芳允和马大猷为副主任。组织了电子学(电子管的研究)、无线电(电子管的应用)和声学3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时在西苑旅社六号楼工作，同时进行基建。马大猷主持了电子所大楼的设计、施工、装修工作，并设计了达到国际水平的全国第一座声学实验室和声学实验水池。工程达到了高质量，大楼已安全使用近40年。　　办研究所，人员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给科学院的名额有限。中国科学院那时在北京已有一二十个研究所，有成就的研究员不少，于是就计议创办自己的大学。195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是有关研究所的研究员，实习到各研究所，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训练，5年毕业。这些完全符合马大猷的设想(也是学者的共同意见)，所以他非常积极，开学后与吴有训先生、严济慈先生分担几个班的普通物理课，研究所的工作不减少，-直教了6年；后"科大"搬到合肥，就不能教了。 1959年另一件事是北京兴建10大建筑，人民大会堂音质问题交马大猷负责。他组织了北京的大学、建筑、广播系统中的声学专家，进行研究，提出设计要求，进行模型试验、测量、鉴定工作。他提出了分散声源(每个坐位前有小扬声器)和联结立体声系统(台口上大扬声器按立体声设计但联到一起)。以解决这巨大厅堂(9万立方米，最多容l万人)中的扩声问题，顶上和墙面用穿孔板吸声处理以减少回声并控制混响时间到1.8秒，适合音乐的需要。建成后做了测量，证明设计、处理完全成功。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为正式活动而建的厅堂，后来人大、政协每年开大会、听报告都很满意，大型文艺表演，音乐优美动听，歌唱清晰宏亮。1964年声学研究所从电子所分出来正式成立，马大猷改到声学所，任副所长、研究员。同时，创办了《声学学报》，成为全国声学最高学术刊物，马任主编，以后还出了英文版。　　在这以前还组织了噪声的研究工作，这时也初步取得了成绩，成为以后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另外还组织了语言打字机的工作，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不够(电子计算机是70年代才迅速发展的)，只取得初步成绩，但在语言的声学性质研究中则比较有成绩，以后在语言的分析、合成、识别等方面继续发展，成为人机对话的重要研究中心。此外，在1964年还组织了核爆炸侦察研究，进入了次声(频率低于20赫的声音)研究范围，不但研究了国内外的核试验，还对火山爆发、地震、导弹发射等所产生的次声作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　　1966年，国家准备发射导弹，下了吸声系统的任务。导弹发射时所产生的噪声十分强，其功率足够开动一辆卡车，还要伴随高温、潮湿等。在国际上，吸收声音主要靠多孔性材料(如玻璃纤维、矿渣绵等)，使声音产生的空气振动在微于L内摩擦、消耗。在导弹噪声的情况，需要复杂的保护设计，以免多孔性材料遭受破坏。马大猷决定不采取这种笨重的办法。他设想既然声音可在小孔内摩擦、损耗，何不在金属板上穿微小的孔以完成吸收的作用?经过初步估计，提出在不锈钢板上穿小于1毫米的孔这种微穿孔板的想法。当时研究室中的青年日夜奋战，做了大量实验，证实了提出的设想，并取得大量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做出了设计要求，在实际发射中，起了作用。后来又仔细做了理论分析，成为完整的工作。前几年(1992年)德国建了一个圆形议会大厅，周围都是玻璃窗，以增加议会讨论的透明度。但第一次开会，周围反射的回声就乱成一团，会议无法进行，只好回到老会议大厅去。任务落到斯图加建筑物理研究所，恰好我国有3位同志在那里合作研究，他们利用马的理论，设计了有机玻璃微穿孔板，按在玻璃窗前，既解决了回声问题，又保持了透明度，在欧洲成了重大新闻。　　1966年他接受的另一个任务是人造地球卫星的噪声试验。卫星发射后速度很快，空气摩擦要产生强大的压力起伏，卫星可能遭受破坏(声疲劳)，内部灵敏仪器、设备可能暂时失去准确度(声失效)。为了避免这种后果，一般在发射前先做强噪声环境下试验，以保证安全。马大猷领导了高声强实验室的设计、建筑和安装工作，建成了能产生160分贝的混响室(平常讲话是60分贝，高100分贝是强度高10的10方倍即100亿倍)和170分贝的行波管道(强度再高10倍)。经过测试，性能良好。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动，卫星未在这里试验，但也做了不少材料试验，航空部件试验，还做了动物试验。当时，国外新闻界渲染"次声"枪，说次声使人失去生殖能力，甚至血肉模糊。高声强实验室中的实验结果驳斥了这些谣言。后来证明，的确是有人造谣。高声强实验中也发现了不同于一般声场中的现象，当时末能深入研究。若干年后，马大猷重新拾起这些问题，建立了非线性声场理论，这是他近年的主要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马大猷虽做了这些工作，但仍不免受到冲击，1967一1968年达到高潮。1973年，响应周总理号召，组织全国声学学术会议，许多科学家参加，并提出重要学术论文，但大部分不敢署名，虽然都很高兴能交流经验，但仍战战兢兢。果然，会未开完，批判又来了，说要复辟。但不久也就过去了。这时知道，只要不宣扬，在实验室内做什么，也无人过问。于是，马大猷就和几位年轻同志，自由组合，开始气流声学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科学研究工作的自由王国：根据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自由选题，在气流噪声的测量、分析、控制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合作的十几年中，独自或联合发表论文近30篇，写书6册，创立了气流噪声压力规律，创造了小于L消声器和扩散消声器，建立了相应理论。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做的，这时候粉碎了"四人帮"，研究室恢复了研究工作秩序，马大猷恢复了研究室主任的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参加了邓小平召集的科学、教育座谈会，科学大会等。以后又开始了室内有源噪声控制和非线性驻波的研究工作。现在已不负担行政职务，但与研究生一起照常工作。从1955年起为全国政协委员，现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从1986年起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现均正常参加活动。　　几十年来，共完成研究论文160篇，其中三分之二是60岁以后写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生命起始于60岁。论文一部分录入《马大猷科学论文选集》(1990)和《现代声学研究。一一马大猷院士八秩华诞纪念文集》(1995)。另外写书和编书14本。马大猷深深感觉，在应用基础研究中，国家支持的必要性，特别是"任务带学科"对科学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在研究进行中，合作和不同学科间的讨论是灵感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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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女掌门：印度摇滚乐手的商界传奇

四年前,当全球知名的食品和饮料公司百事公司(PepsiCo),任命了一名印度裔的、提倡"肠道健康"的素食主义者女性为全球CEO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吃惊和不解。但是四年后的今天,更多人在感叹:没有人比她更适合今天的百事。 "在中国扎根" 5月21日,百事可乐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 Nooyi)飞抵上海,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馆的赞助商,完成自己的世博之行。而就在她抵沪的第一天,卢英德就对外宣布了一项新的在华投资计划,她表示:未来三年,百事公司将在中国市场增加投资25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比百事公司自1981年进入中国以来在华投资的总和还要多,也超过了其竞争对手可口可乐在去年宣布的未来三年2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实际上在2008年,百事公司就曾经宣布将在未来四年时间里,在华执行一项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百事在中国的头25年里,总投资额也不过10亿美元左右。 "2008年百事公司宣布的10亿美元投资计划将于今年内提前完成,而此次宣布的新投资计划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追加投资。"卢英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新的投资表明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并希望在中国扎根。" 据卢英德介绍,新投资将用于多种项目,包括建立新厂、大幅提升在华研发规模、拓展农业项目开发、大规模冰柜投入以及增强品牌建设。"我们计划在中国新建14个新的饮料生产厂、5个新的食品生产厂和农场,并在现有工厂中增加新的生产线。特别是在向中国内陆和西部地区拓展的公司战略指导下,我们将在未来两年里,在福建、甘肃、云南和河南四省开设新厂。"她说,"此外,百事公司还将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把最好的技术都带到中国来,并为整个亚洲市场开发产品。" 卢英德还特别强调,所有的百事新厂都将会参照去年投产的百事重庆灌装工厂模式被建成"绿色工厂",而且所有新厂都将达到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被认为是全球建筑环保设计方面最权威的奖项)的环保设计标准。"绿色工厂与传统工厂相比,水和能源消耗可分别减少22%和23%。"她说,"同时还有最干净的流水线,并提供最安全的产品。" 中国人对于百事的最初记忆开始于1981年,当时百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约在深圳兴建了"百事可乐灌瓶厂",并在此诞生了第一罐中国产的百事可乐,同时也开始了百事投资中国的历程。1993年,百事食品进入中国;1995年,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百事公司是首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商业合作伙伴之一。目前,百事公司在中国共有27家饮料和食品工厂及5家农场,员工总数超过2万人,并间接地为15万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包括服务商、供应商和分销商等。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百事公司除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大市场。 "摇滚女乐手"的商界传奇从2006年到2009年,卢英德连续四年蝉联了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50位女人"的第一名。百事公司也是目前世界上由女性领导的市值最大的企业,而它的"女掌门"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商界女性精英们的固有印象,比如"女强人"或者"铁娘子",甚至是"女魔头"。实际上,卢英德是一位亲和热情、能够兼顾家庭与事业,深具个人魅力的女性。 "即使是第一次见她,你也会觉得她是一个气场超强的人。"一位卢英德的同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她却不会给人任何的距离感和压迫感。" 1955 年,卢英德出生在印度的第四大城市马德拉斯的一个婆罗门社区,祖父是位退休的法官,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卢英德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但母亲对于她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我们每天都会一家人一起吃饭,但是爸爸总是会很快吃完,妈妈会把我和姐姐都喂饱,然后她自己吃得很慢。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出各种演讲的题目,比如'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当了国家总统,你们会做什么?'然后,我和姐姐就会绞尽脑汁地准备,然后演讲给妈妈听。最后,妈妈会投票给表现比较好的人。"卢英德说。 "妈妈让我们意识到,有一天我们确实可以当总统,因为每次演讲完毕,她都会让我们签字署名,比如'卢英德总统'之类的。"卢英德说这种梦想的力量是很大的,后来她也曾经企图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做这样的"假如我是总统" 的演讲,但是女儿却对她说:"妈妈,你现实点。" 虽然,卢英德读的是天主教学校,但是她却是一个辩论家和摇滚迷,她甚至组建了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虽然这支乐队只会唱很少几支歌曲,但"我们曾经轰动一时",她兴高采烈地回忆说。 18 岁的卢英德从印度马德拉斯教会大学(Madras Christian College)数理化专业毕业之后,又进入了科尔加塔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alcutta),并获得了金融营销的MBA 学位。当时,该学院是印度仅有的能提供MBA教育的两所大学之一。毕业之后,卢英德在印度的强生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1978年,卢英德做出了她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那就是远赴美国,到大洋彼岸去寻找自己的"美国梦"。卢英德回忆说,当她把要去美国读书的决定告诉父母时,他们都说:"你疯了吗?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印度,然后结婚生子。"因为在当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保守的南部婆罗门女孩做这样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这可能会使她失去结婚的机会。但幸运的是,虽然父母不喜欢卢英德的决定,但是也并没有阻止她。1980年,她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公共及个人管理学硕士学位,并先后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和ABB 集团任职。 1994年,39岁的卢英德因为在摩托罗拉公司担任高级企业战略顾问和在ABB公司担任高级副董事的经历,使得她在美国商界小有名气。时任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韦恩·克洛维对卢英德发出了盛情邀请,于是卢英德拒绝了通用电器CEO的杰克·韦尔奇邀请,加盟了百事,担任战略规划高级副总裁。更"健康"的百事初到百事,卢英德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旗下的快餐连锁品牌必胜客和肯德基等开始运转困难,作为百事公司负责战略和并购的管理者,卢英德认为当时美国的快餐业已经饱和,而且投资大、收益低,于是她建议分离快餐业务,重组了百事公司。卢英德认为快餐和连锁餐厅业务属于服务业,而百事的食品饮料业务则属于包装食品,这两块业务非常不同,特别是文化方面。"之所以决定剥离,是我们觉得把包装食品公司的文化套到一个餐饮的文化上并不合适,事实也证明,剥离之后他们非常的成功,我们也非常的成功。"她说。 1997年,完成了对快餐业务剥离之后,卢英德又带领轻装上阵的百事开始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在她的参与和推动下,1998年,百事以33 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世界鲜榨果汁行业排名第一的纯品康纳(Tropicana,纯果乐)饮料有限公司。2001年,卢英德又作为主要谈判代表,以138亿美元完成了对桂格燕麦公司(Quaker Oats)的收购。纯果乐和桂格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健康食品品牌,卢英德的这一举措,除了改善百事公司的业务结构外,还让公众感觉百事公司越来越健康,而且也给百事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和良好声誉。除了重组公司的业务线,卢英德还使得百事不再把那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历,使得卢英德在百事的全球化战略中获益匪浅。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预判,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终将会在世界饮料和食品市场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卢英德领导下的全球化战略,百事公司的国际业务已从1994年的29%提高到2007年的40%。 2006年,战功赫赫的卢英德升任百事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次年5月就任公司董事长。当时,百事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百事可乐系列碳酸饮料和乐事系列咸味零食,这些产业显然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于是,卢英德果断做出决定:公司半数以上的创新和投资必须用在健康食品上。2007年,她还斥资13 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制作豆乳和橙汁饮料的公司。百事的"健康"阵线进一步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人们开始习惯久坐的生活方式,作为给人们提供日常食品的公司,我们也要变化,改变我们的产品组合,提供更多的低卡路里的选择。我小的时候,一放学就会扔下书包跑出去玩,但是现在我的小孩一放学就会坐到电脑前面,他们的朋友也是这样。"卢英德表示,这些变化都使得百事也做出变化。于是今天,人们看到"新百事"的业务线早已超越了碳酸饮料和薯片,包括果汁、瓶装水、运动饮料、茶饮料、咖啡,早餐食品和早餐饮料……越来越多的富含谷物、坚果和水果的产品。目前,在健康型非碳酸饮料上,百事已经占了近半的美国市场,两倍于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但是新的产品线对于农业的依赖性更高,如今百事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土豆种植企业之一。卢英德最为骄傲的是百事为中国农民带来的收益。 "截至目前,百事已经在中国成功建立了多个土豆和燕麦农场,比如在内蒙古包头附近的示范农场,我们就通过采用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把沙漠变成了高产的土豆农场。"卢英德说,"我出身在一个新兴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中国不是简单地在农民那里买东西,而是要教给他们技术,帮助他们发展。"她说。对话卢英德《中国经济周刊》: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健康饮食,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百事又会采取哪些行动来顺应这一趋势? 卢英德:我们并不想告诉消费者你应该吃什么,因为没有消费者希望被告知你应该吃什么,这是个人选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美味的低卡路里的产品,这样人们就有了选择。无论是消费者想获得更多健康的饮料,还是更加营养的食品,百事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我们把百事提供的食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Treat Product(乐趣食品),这类产品卡路里含量较高,但是会给人们带来很爽的感觉;第二类是Better-for-you Product(更益健康食品),这类产品零卡路里或者卡路里含量很低;第三类是Good-for-you Product(健康有益食品),这些食品可能包含卡路里,但是他们对身体健康也很有益处,比如桂格麦片。从全球来看,目前这三类食品在百事产品线中的比例关系是5:3:2,而未来,我希望是各占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危机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很多公司关注的最热门话题。您进入百事之后,就一直非常强调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百事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卢英德: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曾经说过,只会赚钱的企业不是好企业。对于百事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其定义为"目的性绩效"(Performance with Purpose),主要包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我们要在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回报社会,为消费者提供满足需要且方便健康的食品。百事广泛参与到水、能源和包装的环保事业中,以及提供一个能吸引并留住世界级人才的多样化和包容的工作环境。公司想长久发展,就不能只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公司发展的基础或者说根本,就在于可持续发展。企业既要创造利润,又要制造健康的食品;尽量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要关心自己的员工……我们要在利润动机与这些原则之间找到平衡。《中国经济周刊》:除了加大在华投资,百事是否会针对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 卢英德:以前在上海开会时,有员工的母亲来,他们做了非常好的汤,我想我们是做饮料的公司,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有了草本乐,就像中国的母亲们做的汤。中国有很多好的传统,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吸收进来,做中国特有的产品,也是未来发展的思路之一。目前,我们已经在中国推出了纯果乐果缤纷果汁系列和汲取中国传统医药精华的草本乐饮料。而在食品方面,百事公司推出了中国本地口味的桂格燕麦麦片以及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清凉黄瓜味和鲜脆虾味乐事薯片。一家公司必须既是国际的,又是本土的,这样才能拥有全球公司的实力。比如做薯片,我们会因地制宜来调整口味,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工艺、技术带到中国来,然后再配合不同的地区设计不同的口味,把世界的口味融合到一起来。《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位优秀的CEO,您认为今天和未来CEO们需要具备哪些不同的素质? 卢英德:世界变了,CEO当然也要变,我相信未来几十年的CEO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大家喜欢的CEO是可以降低成本的,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利润最高的,但是,这可能给公司和社会带来很多隐性的问题。我想未来的CEO不仅仅是善于运营、善于降低成本,还要更多地创造长期的价值,不仅为公司,也为社会。其次,CEO们要更加懂得与政府、公共部门和组织进行沟通与合作。另外,还要善于学习,一辈子把自己当作学生来看,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正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最后,未来的CEO必须有很好的情商,不应该只是用头脑去领导公司和员工,更应该用情感。《中国经济周刊》:作为百事公司的CEO,您目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卢英德:实际上,我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如何培养我的接班人,最好的CEO应该培养出一个比他更优秀的人才。首先这个人要有全球视野,可以进行国际化的思考,即要了解美国、欧洲,更要了解亚洲。我认为在今后十年,如果你不了解亚洲就无法成为一个好的CEO。其次,他要能够考虑长期问题,而不是短视的,这是我最大的困惑和担忧。因为不可能是上一个培训班就能够培养出一个好的CEO。《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名女性,而且是成功的商界精英女性,您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卢英德:我来讲个故事吧。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百事的上一任CEO给我打电话说:"Nooyi,你做百事的CEO吧!"我说:"好啊!"当我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对我母亲说:"妈妈,我有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妈妈却说:"好消息需要等一下,因为家里没有牛奶了,你要先去买牛奶。"我说:"家里有佣人,为什么他不去买?"我妈妈说:"太晚了,我让佣人回家了。"我又问:"为什么我老公不去买?"我妈妈说:"你老公说他太累了"。于是,我只好又开着车出去买牛奶。买完牛奶之后,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做百事的CEO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不想马上知道呢?"妈妈说:"当你从公司下班,从车库走进家里,你首先是一个女儿、太太和妈妈,这才是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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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的80年代和韩寒的10年代

台湾名嘴陈文茜和大陆80后文坛奇才韩寒　  陈文茜想对韩寒说的话，其实不止香港书展上的那些，而韩寒对于文茜阿姨，也不能仅仅把她当“女生”，她年轻时的许多言论行藏，也值得韩寒在赛车、博客、女生之余，细细思量。　　80后、90后更愿意沉溺于青春期的种种乐趣，远离严肃社会问题，当香港的大学生抗议教育政策和学费政策时，大陆的大学生还要靠他们的兄长辈和父辈来代言，包括要让没上过大学的韩寒来代言。　　历史告诉我们，有些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会陷入“革命者困境”。他们习惯于革命、生命被革命所撑膨、人生也因革命而获益，但革命没有了怎么办？隐隐的失落感驱使他们只能继续寻找革命，或制造革命(例如制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必要性)。对于当代社会运动参加者来说，如果总是被“对”与“错”、“敌”与“我”的二元对立意识所支配，总是沉溺于对“历史”、“天下兴亡”、“真理”、“进步”、“匡扶正义”等大词的自我期许中，那么也会面临一个二元对立实体消失后或模糊后怎么办的问题。　　在台湾，曾经革命的民进党上台后纵容贪腐，曾经是革命对象的国民党现在成为一个把台湾拉离战争边缘的党。岛内政治已成一团浆糊，就岛内政治反对来反对去难免出现“反对疲劳”，这时候，两岸关系、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使命选择。　　所以，当陈文茜表示她想做两岸谈判的台方代表(如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同时在言论中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华民族)联系起来，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百年来激荡的中国史)联系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在当地官员陪同下对上海世博会做了数次采访的陈文茜，在“夜间，穿过卢浦大桥，往下探”，对黄浦江两岸外观上的变化既咏且叹，对上海百年来的苦难与兴盛抒发了深切的感慨，仿佛她已在黄浦江畔站了一百年。对于籍贯是台湾本省人的陈文茜来说，这是她人生使命转向的体现，新的人生戏台以超长跨度搭建在海峡两岸之上，堪比上海世博会的堂皇与壮观。　　但问题是，她观察大陆的视界太过注重那些表面的、形式上的、符号化的事物，却对中国崛起要以普通民众权益的崛起为第一指标有所忽略。太强烈、太宏大的历史意识、天下意识以及为了保持人生舞台的面积，使陈文茜从背靠台湾指点大陆，转向背靠大陆指点台湾。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机巧身法。但无论如何，她批评韩寒的那些话，实在不像上世纪80年代她和韩寒年纪一样大时说的话，倒像是世博会新闻官对世博会外众多“杂音”的训斥。　   陈文茜的80年代　　自1979年美丽岛事件到1990年野百合运动，台湾经历了一个社会运动的史诗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政治转型的关键年代。此后的台湾历史，就有点琐碎和平凡了，尽管在政治变革方面，依着上世纪80年代的惯性，仍有许多发展；政治生态方面，也有戏剧性的场面迭出，但台湾社会的整体心态，竟被许多的疲惫、烦闷侵入。上世纪80年代参加社会运动虽有风险，但那是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乃至可极化为“所有人反对一个人”)的运动，所以大家都很热血；而现在是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夹杂着“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极化状态，热血年代就变成了狗血年代。　　早年曾流泪熬夜写海报的保钓青年马英九，现在成了台湾领导人，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创造史诗而走到前台的人。而美丽岛一代人，大多数也光环落尽，归于寂寞。不过也有极少数人，依然活跃在政坛或意见圈中，例如陈文茜。　　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时，陈文茜21岁，但参加党外运动已有两年的资历。27岁时(1985年)，陈文茜担任《新潮流》杂志总编辑，成为党外运动的知名宣传家。25年后，同样27岁的韩寒出任《独唱团》主编。不过在政治抗争的锐度和专业性方面，《独唱团》实在和《新潮流》不是一回事，就凭这一点，老革命陈文茜在香港应该对韩寒持有更多的慈祥与厚道。当然，陈文茜在社会、政治、创作、主持领域的长盛不衰，也是韩寒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陈文茜在香港对韩寒关于职业发展的一番告诫(如珍惜影响力、厚筑文化底蕴等等)，也不算多余。　　1986年台湾党外运动力量组建民主进步党时，陈文茜是这个党的重要文宣家，这一年，陈文茜28岁，正好是韩寒2010年的年龄。在那个年代，陈文茜是一位年少成名的资深社会运动人士，是职业化的政治反对派；而同样年少成名的韩寒，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他把大量时间用在赛车训练和赛车比赛以及约会女友，间或做一个冷嘲热讽的博客写作者。在韩寒所遭遇的这个庸常犬儒的年代，需不需要英雄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而韩寒看来也无心做像美丽岛一代那样的英雄。新世纪的10年代是凡人年代，是凡人通过琐碎的日常行为来风化岩石的时代。韩寒的10年代　　在新世纪的10年代里，80后、90后在制度化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环境中成长，早就学会了伪饰、顽世，既会靠拢组织，说电视腔，喊喊口号，也会做离心分子，嘲讽口号。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更愿意沉溺于青春期的种种乐趣，远离严肃的社会问题，例如几乎没有大学生会像吴向宏博士那样去追问国家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对大学生就业的负面影响，失业或隐性失业的大学生在人数上早已形成规模，但他们也没有产生出自己在就业议题方面的压力集团和代言人。当香港的大学生抗议教育政策和学费政策时，大陆的大学生还要靠他们的兄长辈和父辈来代言，包括要让没上过大学的韩寒来代言。对于80后、90后来说，韩寒在财富领域和社会领域都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更重要的是，韩寒挣钱、说话，都不必仰庙堂鼻息，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些都是这一代年轻人所渴望但又未必都能做得到的。　　在社会言论运动方面，张鸣一句“现在的中国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让韩寒成为社会言论运动的神器、钟馗、孙大圣。这是运动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技巧，人们把声望和力量输送、汇聚到到代言人韩寒那里，希望通过(或者利用)韩寒“硬顶上”，来达到“要几大就有几大”的传播效应。这也相当于竖起一个叫作韩寒的云梯，去攻打一座城堡。　　这座神器当然也具有10年代的特征，尽管他在严肃议题上的发言不能偏离运动的政治正确轨道，但可以有一些无伤大雅的个人性格和癖好，偶尔粗鄙一下，情色一下，反而更受欢迎。他站在众人垒起的金字塔的顶端，充当一个被宠爱的对象。韩寒其实是1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代表：有一点愤世嫉俗但不走极端，生活有多元化的目标，以嘲讽作为批判社会、批判生活的武器，只不过，他比他的同龄人更敢于逼近底线，也更善于戏弄那些底线。　　韩寒固然拥有影响力，但这种力量其实是来自千千万万支持、力顶韩寒的人，这让任何想限制韩寒说话或打压韩寒言论的人都有所顾忌。所以不奇怪，即便是高官，即便是作协主席，都不得不对韩寒做出适当的恭维。韩寒语录式的发言，虽然不够深刻、不够系统、不够独创，但在信息成为一种主要的大众消费产品的10年代，这种火爆、调侃又极其草根立场的发言拥有很大的气场。所以对于陈文茜，韩寒只需摆出“不和女生争辩”的高姿态，韩粉军团(其中不乏教授、作家)自然会去修理这个天不怕韩不怕的陈文茜。　  陈文茜曾经的英雄梦　　关于陈文茜批韩，还有两个相关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一个是陈与韩对世界历史、中国当代史以及中国模式的认知有较大差距。在陈那里，或许是年齿较长，在台湾、美国及中国大陆均有阅历，对“东方”“西方”这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较深的体验，对“东方超越西方”这种饱含历史沧桑感的议题有较多的体认(参见陈文茜《活在西方中心结束的年代》)。当台湾80年代反国民党一党体制的社会运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反西方霸权、反西方中心主义(陈留学美国时也曾被这种左翼潮流所吸引)在陈文茜那里渐成新的政治心结。但这一点在倚赖西方的台湾较难得到共鸣，这时崛起的大陆成了陈文茜政治新论述的论据。　　李敖曾自认是“大陆型知识分子”，这句话或许也启发了陈文茜。她曾说：“其实人生处境最怕格局很小。”过去她借以摆脱人生格局小的办法是参加具有宏大命题的政治运动，现在她的办法则是和民族复兴这些宏大符号联系在一起。台式民主所造成的政治恶斗和经济停滞，让最怕人生格局小的陈文茜不免愤怒和着急。对于台式民主，她用一句“太可惜”之叹，来回应大陆人乃至香港人对台式民主的艳羡。而中华民族、中国模式，成为她人生动力的新源泉，所以她才会去写《这一生一定要去上海世博》。　　反观韩寒所代言的群体，乃是大陆那些被高生活成本所压迫、对公权力霸权又无可奈何的白领与普通市民。身为上海市民，韩寒对于外来工和本地市民为城市的表面繁华光鲜所付出的代价，比陈文茜也更有体会。因此，韩寒的论述不关心世界历史，也不关心中国的百年史，只关心当下和身边的贫富悬殊、正义缺位。　　另一个问题，是英雄渐老的心态问题。李敖说如果要问他崇拜谁，他就去照镜子。陈文茜大约也爱照镜子(她的出场装扮总是丰丽精致)。但是，当年纪不可避免地大了时，她说：“我看着镜子想，是我看老了江湖？还是江湖看老了我？”她的江湖、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渐老，但韩寒的江湖、韩寒本人，还正年轻。可是有志于反体制的两代人之间，本应惺惺相惜，为何相轻如此？下意识中，陈会不会把自己年轻时的境遇与韩寒的境遇做比较？陈年轻时所做的事情更激烈也更有坐牢、牺牲的危险，而韩寒只是“轻松”地讥评一下时政便暴得大名，乃至被网民们推举到《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中，这让年轻时经历过更险风浪的革命老前辈陈文茜会不会有点不以为然？　　陈文茜年轻时，骨子里是有英雄梦的。她的英雄梦是加里波第式的，年少时她曾想仿效加里波第率千人解放祖国的英雄故事，对于韩寒这种善于保护自己的、战壕式的、放冷枪的战法自然没有兴趣。她曾说：“千人随从是我小时候最陶醉的故事，长大后逐渐发现，人生这些事情往往只是机缘或意外，多数时刻我们被命定的历史结构所掳获。我不是英雄，不只没有亚历山大杀牛的天分，没有项羽狂啸的嗓门，更重要的，毫无千人随从的运气”。真是时不我与，不过不失为英雄之叹。但黄浦江畔的豪华排场能为这种英雄气续气几分？　　从陈文茜的言论来看，她对她年轻时的革命热情、峥嵘岁月不无眷念，但她同时也说：“但现在，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只有年轻人才能当革命者。”看来，陈文茜想对韩寒说的话，其实不止香港书展上的那些，而韩寒对于文茜阿姨，也不能仅仅把她当“女生”，她年轻时的许多言论行藏，也值得韩寒在赛车、博客、女生之余，细细思量。
08月10日　566
邓颖超回忆婚恋史：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图)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有一次，吃完晚饭，邓大姐又和我聊起往事，她说：自从我和恩来结婚后，人们没少问过我们是怎样恋爱的，我和恩来从来都是坦荡荡地告诉大家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那次，邓大姐给我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说到这里，邓大姐和我开怀大笑。我注意到，对婚姻的回忆，使邓大姐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幸福表情。　　我也曾经有过两个孩子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08月09日　291
"小企鹅"亦步亦趋,是模仿还是创新？

“别人出迅雷，它就出QQ旋风；别人出拼音加加，它就出QQ拼音；别人出百度知道，它就出QQ爱问……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腾讯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互联网盛宴。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地超越。”近日，《计算机世界》一篇题为《“狗日的”腾讯》的报道在国内互联网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封面配图中将象征腾讯的企业形象企鹅“三刀刺得鲜血淋淋”，还醒目地凸显了“‘狗日的’腾讯”标题。文章大意描述了腾讯靠模仿走向成功之路，并引述了美团网创始人王兴、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联众创始人鲍岳桥、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新浪总编辑陈彤等业界人士对腾讯的指责。　　文章称，“这就是腾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一家全球罕见的互联网全业务公司，即时通讯、门户、游戏、电子商务、搜索等等无所不做。它总是默默地布局、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背后；它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来搅局，让同业者心神不定。而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划走自己的那块蛋糕，有时它甚至会成为终结者，霸占整个市场……腾讯从来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总能在成熟的市场中找到空间，横插一杠子。然而它选择的路径也使其饱受争议，那就是模仿，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山寨’”。　　该文还称，“对于模仿的指责，马化腾的回应是：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尽管对其模仿行为横加指责，但该文指出，“腾讯获得突破的领域往往得益于应用层面的创新，腾讯总是能够通过QQ用户行为习惯的把握，将新产品与腾讯QQ这一核心进行结合，使其用户的优势得到发挥。同为技术出身，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坦言如果同是做即时通讯，自己在产品细节和技术上能够比马化腾做得好，但很难比QQ成功。因为马化腾是把互联网产品当成服务来做，其成功在于‘打动人心’。”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不仅点燃了腾讯的怒火，也引发了业界的争议与讨论。　　7月26日，腾讯发表声明。该声明称：“腾讯是一家严谨和负责任的公司，QQ是国家认证驰名商标。多年来，我们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互联网服务，让用户的生活更丰富，更便利。我们欢迎媒体对我们的产品、服务、企业发展各方面的评论报道。但是《计算机世界》作为专业媒体，竟然在未对腾讯公司进行任何采访的情况下，用恶劣粗言对待一家负责任的企业，用恶劣插图封面来损害我们的商标和企业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粗暴伤害了广大腾讯用户的感情。对于这种行为，我们严正谴责，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其实，关于腾讯经营战略业界早有争议，有人对其模仿行为横加指责。但也有人表示，国内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均源自对国外的模仿，不能随便说谁抄了谁。而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想实施多元化，腾讯有足够的资金和用户基础实现多元化业务。　　针对这一事件，记者联系腾讯公司，腾讯公关部相关人员表示，除了已发表的对外声明，腾讯目前不便发表新的意见。     焦点：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　　模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创新和模仿都是一种寻求成功的手段，成功的创新往往是从模仿开始。模仿创新促进了模仿创新者的创新活动，客观上也推动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细化与变革，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要以不侵犯前人的权利为前提。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称，“对于模仿的指责，马化腾的回应是：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那么，怎样的模仿是创新？模仿和创新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认为，关于模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到底是追求创新还是寻求模仿？模仿和创新能否共存？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无论是《计算机世界》炮轰腾讯‘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还是马化腾说‘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均有偏颇之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往往要从学会模仿做起，模仿与创新的界限并不明显，甚至相互交融。创新和模仿都是一种寻求成功的手段，成功的创新往往是从模仿开始的。因此，新兴互联网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模仿和创新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来小鹏认为，互联网企业要懂得标新立异的重要性，更要懂得模仿和创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借鉴模仿别人的成功理念和经验模式，并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法律上既没有模仿的定义，也没有创新的定义。这是对于这两个概念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受法律保护的创新，至少应该具备专利法中所规定的‘三性’，即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而且仅仅具备上述‘三性’的创新，还必须履行法定手续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后，才可以主张独占性的权利。”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委员、北京盛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顾问于国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那些不符合“三性”，或者虽然符合“三性”但是并未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法律是不能给予其独占性保护的。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游闽键则认为，模仿创新如果作为一个词，是指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创新活动，他可以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模仿创新，一种是模仿后再创新。模仿创新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回避市场培育初期的不确定性，是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再发展，是一种很讨巧的商业模式。模仿创新促进了模仿创新者的创新活动，客观上也推动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细化与变革，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都要以不侵犯前人的权利为前提。商业模式与科学技术一样，都要允许再创造，这样社会才能进步。焦点：腾讯扼杀中小互联网企业的创新？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几乎都是“在模仿中创新”，不只是腾讯。大公司以垄断的形式模仿，的确会扼杀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开创，往往也是从模仿大公司开始的。因此，单纯地说腾讯的“模仿”行为扼杀了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是失之偏颇的。　　《计算机世界》该文称，虽然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腾讯通过复制别人的商业模式进行无限扩张，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客观上必然会扼杀一些创新的好苗头。文章称，2004年9月，QQ游戏平台将联众赶下了国内第一休闲游戏平台的宝座。　　“众所周知，团购、网游甚至博客、微博等这些商业模式，其初创者均来自海外。文章中提到的几个所谓‘创新者’，无非是把众所周知的一些海外成功商业模式引进到中国，顶多算是一个早期模仿者。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些商业模式纳入到自己的‘创新’之中。”于国富表示，“所谓的受法律保护的创新，应该是被授予了专利权的、有具体的技术方案的发明创造。并且法律对该发明创造的排他性保护，并不禁止他人在该发明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并产生新的创造性。” 　　游闽键认为，任何一个创新都不能排除会被模仿，不论是苹果的产品还是微软的产品，模仿者不计其数，但最后都没有超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模仿者没有创新，只是简单的模仿。腾讯在模仿创新中的胜出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进行了二次创新，植入了新的更受欢迎的元素，所以才会有很多注册用户转投腾讯；二是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基础；三是投入大量的宣传推广。腾讯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品牌号召力和庞大的客户群优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马化腾真正的成功是建立了数亿用户的数字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不论推广什麽，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来小鹏表示，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几乎都是“在模仿中创新”的，不只是腾讯，包括美国的企业亦是如此。但是，大公司以垄断的形式模仿，的确会扼杀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只是腾讯现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已。另一方面，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开创，往往也是从模仿大公司开始的，因此，单纯地说腾讯的“模仿”行为扼杀了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是失之偏颇的。　　焦点：模仿构成侵权？　　模仿不一定构成侵权，侵权的要件是以法律设定的权利为前提。如果被模仿对象不具备法律设定的权利属性，那么这种模仿就不一定构成侵权　　2009年6月，搜狗因输入法将腾讯告上法庭，称腾讯侵犯了其旗下搜狗拼音输入法的软件知识产权，并且利用QQ拼音输入法破坏搜狗拼音输入法服务，对搜狗实施不正当竞争。那么，模仿是否构成侵权？　　“模仿不一定构成侵权，侵权的要件是以法律设定的权利为前提。如果被模仿对象不具备法律设定的权利属性，那么这种模仿就不一定构成侵权。”游闽键表示，如果要防止被山寨首先要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品牌培育与商标保护；其次，提供核心竞争力，从腾讯模仿案例来看，实际上有很多被模仿者也是最初的模仿者，大家都模仿了国外的同一商业模式，那么谁的技术更先进，谁的文化移植更易被接受，谁就能取得成功。　　来小鹏认为，模仿不一定会构成侵权，要看模仿的方式和手段。模仿可能涉嫌侵犯的有他人的版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也可能因为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规制。中国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比较重视，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后，还陆续发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多个有关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版权的保护对象是作品。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表明网页是不是属于作品的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如果网页具备了作品的条件也是承认网页属于作品的。因此，如果模仿别人的有版权的网页或者设计之类，就可能构成侵权。此外，如果模仿了他人的内核或者程序代码，那么就是违法的侵权行为。对于网站的“盗版”行为，如果存在混淆的故意，足以在事实上造成相关公众对这两个域名及其所对应网站的误认，其行为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焦点：《计算机世界》侵犯腾讯名誉权？　　法人名誉权与财产利益紧密相联。法人名誉一旦遭受损害，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收入，导致产品滞销、交易关系中断，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衡量《计算机世界》是否侵犯腾讯的名誉权，应该考虑该篇报道是否失实以及是否因此报道给腾讯带来财产上的损失。　　《计算机世界》的这篇文章不仅引发了业界争议，其直呼腾讯“狗日的”是否侵害腾讯的名誉权也引发了讨论。　　来小鹏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计算机世界》是否构成侵犯腾讯的名誉权和商标权有待商榷。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应予以保护，依照此规定，企业名誉权即法人名誉权，是指法人对其全部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评价而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法人名誉与公民名誉权不同的是，法人名誉权与财产利益紧密相联。法人名誉一旦遭受损害，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收入，导致产品滞销、交易关系中断，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法人名誉损害方式主要是虚假宣传或商业诋毁行为。通常是采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以损害企业的商业信誉、商品名声或在报纸、电台等大众媒介上进行虚假不实或评论失当而损害企业名誉权。因此，衡量《计算机世界》是否侵犯腾讯的名誉权，应该考虑该篇报道是否失实以及是否因此报道给腾讯带来财产上的损失。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有原则性规定，即‘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1993年8月7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也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游闽键认为，这篇报道使用的标题和部分文字确有不当之处，容易让读者产生对腾讯的否定评价，涉嫌侵权。　　于国富表示，“如果腾讯起诉该媒体及其作者，我认为被判定侵权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名誉权案件的若干司法解释的规定，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言辞对他人进行评价是侵权他人名誉权的一种方式。‘狗日的’这个词语，显然是侮辱诽谤性质的骂人话，无论被评论人是否有过错，其人格尊严也不应该被肆意侵犯。此外，企鹅图形是腾讯的显著标识和商标，文章配图中该标识被丑化，也涉嫌对腾讯合法权利的侵犯。从这两点来看，该文章远远超出了对‘模仿’与‘创新’的讨论，而变成了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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