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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

叶剑英元帅为共和国一位神奇人物，其神奇程度为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绝无仅有，仔细研究其一生，当为其为人处世智慧，政治斗争智慧，家族遗产智慧而击节感叹! 元帅从1917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政府之元勋之一;在这里，我们现在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元帅能够一开始就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行业，而当时按照实力看，比孙中山大的山头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比比皆是啊，大小军阀数不胜数!为什么他一出手就选择了这个“绩优股”呢?个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际遇我也无意刨根究底!我们姑且认为这次选择了这个“绩优股”是元帅的运气吧! 在国民政府如日中天时，1927年，江山一统的蒋介石把屠刀举向了自己曾经患难与共的共产党人，而这个时候的叶帅已经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也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事业是如日中天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可是，我们的叶帅确全国通电反蒋，投奔了当时已经差点被蒋介石屠刀斩尽杀绝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相比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实力，以及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给叶帅的待遇与前途，是无论如何也不支持叶帅有这样的选择!而现在有学者把这样的选择可能归于什么革命理想与思想进步!我说，这样的说法简直是白痴!试想，难道蒋介石当年如果胜利了中华民族就没有前途，要亡国灭种?我看不见得!一个人在选择时，首先考虑的当是生存，其次是在能够生存的基础上考虑成就理想前途的条件与人生成功比例的大小!如果你生存都成为问题了，还要什么理想前途可言?可是，我们的叶帅居然能够果断放弃“涨势如潮的大白马股票”蒋介石，而慧眼识珠的选择共产党，投奔井冈山的毛泽东，而骑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大黑马股”，如果把叶帅投奔孙中山说成为运气的话，那么，能够弃“涨势如潮的大白马股票”蒋介石成功逃顶而骑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大黑马股”毛泽东就绝对不是用运气能够解释的，而要真正的真正智慧才能选择的!从这里，我们当能够看见我们叶帅“选股”的独到之处! 而上面这些我们仅仅觉得叶帅的政治智慧的过人之处，而后面的在这个元帅身上发生的一切咄咄怪事更加清晰的证明他的过人之处确实是智慧之举，而非运气之顾！从井冈山开始，叶帅就与毛泽东共事，参与并指挥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从而也证明他叶帅不光在蒋介石那里是元勋被重用，同时在共产党毛泽东那里也是核心人物而放心受重用，这不能不说叶帅个人能力，为人处事智慧的成功!在当时中央苏区的那些党内斗争中(什么肃反啦，AB团啦)，作为叶帅所受影响几乎没有，地位安如磐石!就连当时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斗争对象，九死一生!而叶帅作为国民党过去的人并且在红军中的地位而不受人嫉妒确实咄咄怪事!从而也证明叶帅的生存智慧与处世智慧通透的博大精深! 在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被排挤在决策层之外时，而我们的叶帅一直是军权在手，为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作为毛泽东井冈山的参谋长在毛泽东被排挤后还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在这个位置，不能不说是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咄咄怪事!而在遵义会议上我们的叶帅对一如既往骑“政治大黑马股”; 并再次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还是核心！  
04月29日　391
段祺瑞外孙女晚年贫苦

“文革”时，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侄孙女……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楼道里阴暗破旧，房间的木门早已开裂掉漆。一阵寒风吹来，满是灰尘的木楼梯吱吱作响，让人不免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住户。记者摸索着走进了一楼，在最外侧的木门上敲了几下，房门慢慢地开了。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果然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清末民初，风云激变，群雄轮番登场。合肥人段祺瑞，便是这一时期一个绝不容忽视的大人物。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醉心权术的段祺瑞，绝不会想到自己最为疼爱的外孙女，晚年的生活会如此贫寒：　　袁迪新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和儿媳都下了岗。家中的两间卧室分别住着两个儿子的全家，袁迪新则睡在客厅里，进门便是一张大床，床头堆放着一些书籍和杂物。袁家的厨房是自己外接的，锅碗瓢盆等用具都非常陈旧，在当今城市的普通人家已很难见到。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家的房子大，规矩也大（多）。别人都说外公严肃，但是他对我却非常慈爱。”在记者来访的前两天，袁迪新不小心摔坏了腿，只能坐在椅子上谈话。但她看上去精神矍铄，说话思维清晰，声音清亮，只是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　　袁迪新衣着非常朴素，但从她的神韵中，仍能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只爱色，妻妾成群。前后有过二妻五妾。一大家子人也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　　段祺瑞当时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段家后辈称其张太夫人。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xùn），便是段祺瑞和这位张太夫人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在当时十分轰动。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nài）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有三房姨太太，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珍宝。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生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唯一被袁家肯定的，就是促成了儿子和段家的婚事。当年，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是其中之一，两人称兄道弟，非常亲近。说来也巧，他们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一天，袁克庄和段祺瑞酒后起意：“两个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一男一女，就做夫妻吧”“好主意！” 　　不久，段家生了女儿段式巽，袁家生了儿子袁家鼐。当时，这两个孩子有点“阴阳失调”：段家女儿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袁家儿子个头矮小，老实懦弱。他们成年后，段祺瑞按照约定，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因为赶上农历七月，她的小名叫“织姑”。小织姑出生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但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场面。袁迪新告诉记者：“我没见过祖父，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他喜欢抽大烟，满院子种的都是罂粟花，家人特地嘱咐我不能去采，说花汁沾到手上要烂手的。” 　　小织姑6岁时，曾祖父去世了。当时曾祖父最小的姨太太太只有18岁。“她叫董必然，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名字挺高雅，命却非常苦，18岁守寡，再没嫁人。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父亲，父亲去世后又服侍我，又帮我带大了4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袁迪新视董姨太比亲生母亲还亲，她一直将董姨太带在身边，直到1976年董姨太去世。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据说，因为段式巽奶水少，袁家曾经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把袁迪新的胃口搞定。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　　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　　袁迪新的曾祖父去世后，段式巽索性带着6岁的袁迪新搬回了娘家。　　“我的父母是指腹为婚的，他们一直没有感情，生了我之后没有再生的打算。虽然我是独生女，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父母对我都很疏远。唯一疼爱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说。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同仇敌忾，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人士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先生更是连续写下七篇檄文表示愤慨，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其中之一。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　　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一些详细的生活细节，袁迪新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外公在天津的住所很大，有前楼、后楼、侧楼、花园、球场。外公住在前楼底层，外婆和三个姨太太住在二层；后面一栋楼，我们住。” 　　袁迪新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那时家里吃饭，都是自己定时间，一个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过年，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全家一起吃饭，“不能出声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离开。” 　　袁迪新从小备受外公宠爱。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买的。袁迪新说：“外公吩咐专人去给我买鞋，一模一样的鞋买不同的码，一双比一双大。因为都是一样的款式，后来我都穿腻了，还表示过抗议。”段祺瑞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牡丹，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外公从不允许其他人摘，唯独我例外。” 　　袁迪新年龄稍大些，段祺瑞还专门给她请了女教师。“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时就让我们学英语。后来，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书，但他们都念得不好，经常旷课。　　每天下课，袁迪新总会兴冲冲地去给外公请安，“外公有时在下棋，有时在打麻将，他会叫：‘小织过来’，然后让我念诗，看我写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会赏我两块大洋。我对钱没有概念，每次都给了奶妈。我想我的奶妈应该发财了。” 　　袁迪新说，家里人都很害怕她的母亲段式巽。“母亲性格倔强，我行我素，有时很凶。她会因为菜不合胃口，就跑去厨房给大厨子一耳光。母亲决定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段式巽因为没有儿子，曾把她大姐的儿子接到家来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她死活不给，说“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最后家人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段式巽。　　还有一件事，也让段家老小对段式巽另眼相看。“外公晚年病重，有传言说用至亲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吃，疗效会更好。母亲听罢立即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给外公做了药引子，家里人看得目瞪口呆。”     鸿雁传书的初恋　　其实，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像小外孙女眼中看到的那样平静，当时日本人加紧拉拢他，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府。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蒋介石也积极筹划，接段祺瑞南下颐养。1933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段祺瑞考虑再三，接受蒋介石邀请，到上海定居。　　袁迪新记得，他们在上海时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蒋介石经常来看外公，我们一见他就说‘老蒋来了’，他瘦瘦的，高高的，样子比较严肃，每次都穿着大长袍子。”袁迪新说，蒋介石总是称呼段祺瑞“老师”，“后来，他等于把我外公软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你来就来，我也不主动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每户分得几万银元。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觉得和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十分孤独。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谈话的机会却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学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我放学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从不过问我的事情，至于我的内心，更是无从体会。”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 　　段昌义在段家受到大家的轻视。袁迪新说：“我最初是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和我一样内心孤独，就常常主动与他接近。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袁迪新沉浸在鸿雁传书的初恋中。母亲看起来也并没有反对他们来往。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感觉如晴天霹雳，母亲自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让她的女儿也一样不幸！”那时，袁迪新刚刚考进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很多美好的梦想才刚刚展开。　　袁迪新说，母亲是在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亲外号叫‘观音’，长得很漂亮。他们家道中落，不知怎么骗取了母亲的同情，还和她结拜了干姊妹。”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数字。“母亲出手很大方，还给对方家里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还是白狐，随便他们挑选。”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袁迪新并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让她“变得体无完肤，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来苦　　婚后，正逢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我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袁迪新一边叹息，一边拭着眼泪：“那时在国内，离婚是天大的事情，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我住进了公婆家，伺候他们一家老小。”袁迪新并没有因此感动丈夫，最终，她只能无奈地签字离婚。　　袁迪新的初恋表哥在听说她的遭遇后，曾去找过她,并提出带她走，包括两个孩子也要。“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后去了台湾，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身上。她带着儿女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钱要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了，要么就是打牌输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新闻处任翻译。当时军调部的三方代表是：共产党叶剑英、国民党蔡文治、美国人马丁。“我负责跟随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蔡文治。他当时是国民党内最年轻的将军，风流倜傥。我的具体工作是把中文新闻稿以最快的速度译成英文，供外国记者取用。”在军调部工作了6个月后，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1948年起，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由于门第之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我不怕，他们拍桌子，我也拍。说我出身不好，可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每次政治运动，我都难逃厄运。‘文革’后，我被下放到安徽农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参加了崇明围垦。”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袁迪新送走了母亲，前几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虽然家境贫寒，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联系他们，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 　　采访结束时，头发花白的袁迪新向记者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诗：“童年享福老来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轮流转，享过福来就得苦……”  
04月29日　247
李嘉诚的“女人”：从小职员到女富豪

作为华人首富的红颜知己,周凯旋的住宅距离李嘉诚的只有5分钟车程,他们也常被看到在一起吃早餐。周凯旋有着从普通公司职员到上亿身价女富豪的传奇经历,而完成这个跨越的,在于她出众的能力,也在于她爽朗的性格。她依靠自己的头脑起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赏识,用这些资源,她铺就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她有独立的思维,同时又有超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她有积极而又淡然的态度,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她,只能说:魅力。周凯旋是原TOM公司第二大股东,TOM私有化之后退出。创办周凯旋基金会,并担任李嘉诚基金会董事。曾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06年“亚洲商界女性十强”之一。     周凯旋是那种充满魅力的女人　　提到周凯旋时,谁都不忘说一句:董建华和李嘉诚是她的朋友。但是周说:“我不是他们的附属物,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我的朋友圈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1990年代初,周凯旋是董氏集团一家公司的董事,负责中国投资项目。日后成为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当时还是董氏集团董事长。在董氏集团眼中,周凯旋是个外人,在地域和人脉上周凯旋吃亏不少。　　施南生是香港电影界很有影响的女经理人,在香港商界、社交界有深厚人脉。名不见经传的周凯旋向施南生自荐,说能帮施把电影卖到欧洲。施南生出名的求才若渴,她欣赏精明过人的周凯旋,两人很快成为好友。在施南生的扶持下,周凯旋渐渐进入上层社交圈。除了结识香港及东南亚各路商家外,她还结识了另一位朋友张培薇,她正是东家董建华的表妹,对董事长影响力很大。　　接着,周凯旋无意中开始了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东方广场项目”。她和张培薇为董建华下属的东方海外公司寻找地产投资项目,完全靠直觉在北京长安街上找到儿童电影院,却发现按照政府规划,必须要在周围1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整体开发。于是,“两个女生,从一幢小楼起步,做成一件轰动的大事”。周凯旋全面吃下王府井至东单“金街”与“银街”之间的10万平方米的地段。之后,毫无地产操作经验的周凯旋提出了全面开发新东方广场的规划,并用半年时间迁走了长安街上20余个国家部级单位、40余个市级单位、100余个区级单位和1800余户居民。　　在做这个大决定的过程中,董建华给了周凯旋充分的信任,至今周凯旋也没弄明白这种信任源于何处,只好自认为是董先生这类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直觉。周凯旋说:“我现在都很感激他,因为没有他给我机会,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虽然我自己也在努力争取,但是,门是他替我打开的。”李嘉诚和周凯旋认识,是因为董建华希望与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合作开发这个庞大的项目。周凯旋说服李嘉诚为此项目投下20亿美金,并且最终取得了4亿港币的酬劳。事后周凯旋回忆说:“这件事前后做了5年,赚到了我人生最大的一笔钱。”拿到现金的当天,她把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地区每家店铺都逛了一遍,“每一件昂贵的商品我都买得起,但我没买”。周凯旋至今不忘当时那一刹那的感受: 资料图片:周凯旋    “心里觉得很富有” 　　东方广场项目艰难地完成后,周凯旋声名鹊起,集团提升她做公司董事,但周凯旋却主动放弃,这令董建华觉得很奇怪。周凯旋解释说: 　　“外表很光荣其实是你自己心里的包袱,一个很大的负担。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从这个项目中得到应得的报酬。” 　　随后,周凯旋的商业策略规划能力再度让“李超人”刮目相看。1999年互联网热兴起,李嘉诚听从周凯旋的主意,在2000年3月力推Tom网上香港创业板。据当时的报道,李周二人合创Tom网时,后者仅以30万港元入股,结果上市以后身价飞升至最高127亿港元,2007年TOM在线私有化,周凯旋套现6亿港元。周凯旋的眼光让她的财富再度增加。　　不过周凯旋并非止步于商业。周凯旋基金会于1996年8月28日成立,以“促进普及教育”为使命,希望能帮助更多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现3G门户网张向东在曾经的记者经历中采访过周凯旋,他描述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慈善基金会,并不像周凯旋的惯常作风。周凯旋对此解释说,'这个问题我其实思考过很长时间,但我想过,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敢拿出勇气来,她们怎么接受我的帮助?她们怎么在以后有勇气去面对别人的目光’。” 　　周凯旋在社交场合通常是一身职业装打扮,上世纪90年代在董建华公司任职时,还曾经留过一个跟董建华一样的短发,让人难辨性别。她干练的风格的确让自己在这个属于男性的商业世界更为顺利。但周凯旋其实乐于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她说:“女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你不想承认你的性别。我很开心我是一个女人,我只适合做一些女性的工作。很多女人觉得,她们生活在一个受歧视的社会里,所以她们花很多精力去克服这些歧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去努力争取。但如果你心胸宽阔一点,你不认为这是歧视。我差不多是隐形人,但太多人看着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作为华人首富的红颜知己,根据香港传媒的报道,周凯旋的住宅距离李嘉诚的只有5分钟车程,他们也常被看到在一起吃早餐。但周凯旋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很独立的人。 “在男女之间的感情上,最靠得住的感觉是你是不是我最不可替代的朋友,这个是原则。你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你是什么都不怕的,才能令对方长久眷恋。其实这很简单,但是很难做。”所以,至今她仍然还是李嘉诚的红颜知己。“什么叫朋友?可能有一个最简单回答:站在你旁边,支持你。这个人永远都不会伤害你,永远尝试了解你,给你一个恒定的信心。”周凯旋开心地说。　　对于女性的成功,周凯旋认为:“我认识很多成功的女性,我发现成功的经验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只要把着眼点放好,努力争取一个结果,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去做任何事。”  
04月29日　307
揭秘：秦始皇死前发生的三大怪事

秦始皇在39岁完成统一大业，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年近半百的秦始皇打算尽享万世之尊，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和奇方怪法。然而，秦始皇却在49岁进行第五次大巡游时，暴毙身亡，蹊跷地死在了巡游途中。秦始皇身亡时前，发生过三大怪事…… 通过焚烧诗书、坑杀术士，秦始皇清除了思想文化上对专制集权统治的不利因素，创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大秦帝国的建构，一生追求集权的秦始皇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尘埃落定后，年近半百的秦始皇，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长生不老，尽享万世之尊。然而，一连串怪异事件的发生，让秦始皇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为了避凶趋吉，秦始皇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五次大巡游。巡游的原本目的是追求长生不老，没成想自己却由此走向了不归路，并引发了一起千古疑案——秦始皇离奇地命丧沙丘，撒手人寰。那么，秦始皇的这次巡游究竟发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秦始皇为什么会蹊跷地死在巡游途中呢？荧惑守心落陨石沉璧复返祖龙死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对天象都极为重视，因为他们都认为天象表达了天意。在众多天象中有两种备受关注：一是五星连珠，二是荧惑守心。什么是五星连珠呢？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排成一条直线，这被看成是最吉利的天象。史书记载刘邦登基那一年曾经出现五星连珠的天象。现代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推演，证明五星连珠发生在刘邦继位的第二年——史学家也为刘邦制造吉利，真是匪夷所思。根据计算机推演，中国历史上还有两次五星连珠没有得到记载，一次发生在吕后称制之时，一次发生在武则天称帝之时。因为史学家不想让五星连珠证明女主也是顺应天命的，所以，即使出现五星连珠也不加以记载。最不吉利的天象是什么？荧惑守心。什么叫“荧惑守心”呢？中国古代把“火星”称作“荧惑”，二十八宿中的“心宿”简称为“心”。“心宿”就是现代天文学中的“天蝎座”，主要由三颗星组成。当火星运行到天蝎座三颗星的附近，并在那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中国古人常说的“荧惑守心”的天象。这种天象为皇权做出的解释是，天蝎座的三颗星中间最亮的一颗代表皇帝，旁边两颗，一颗代表太子，一颗代表庶子。这种天象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呢？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叫做星占学。星占学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皇权服务，皇帝设立了占星官，设此官位只是为皇帝服务的。“荧惑守心”的出现在古人看来就意味着，轻者天子要失位，严重者就是皇帝死亡。我们可以看史书记载的一个西汉末年的例子。绥和二年（前7）仲春，有人向汉成帝的丞相报告出现了“荧惑守心”天象。丞相看到奏本，非常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占星官上奏汉成帝，说天象告变，国运有厄，如果不移祸大臣，恐怕国家将陷于危难。汉成帝真信这事儿，看到报告后非常惊慌，不用多加思虑便决定移祸于丞相。皇帝为了保全自己一向不惜手段，再说，丞相是移祸的首选。于是，汉成帝立刻召丞相上朝，斥责他为相多年，不能调理好阴阳，导致天象变异。丞相回到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他虽然知道这次难逃一劫，但还存有一丝侥幸之心。可是，汉成帝早已铁了心拿他做替罪羊。第二天一早，汉成帝便派人给丞相送去诏书，说本来我认为你清明、勇敢，希望你能治理好国家，但是你十年为相，却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你这样的丞相怎么能够辅佐我治理天下？念你为国奉献多年，我不忍心罢你的官，希望你能忧国如家。汉成帝又赐给他好酒、黄牛。按汉朝惯例，皇帝赐给大臣牛和酒，即是赐死。丞相知道了皇上的用意，又没有办法可以破解，只好饮鸩自杀。丞相自杀之后，汉成帝才放宽了心，赶忙发布消息说，丞相暴病而死，下令厚加抚恤。汉成帝还亲自到丞相家中多次进行吊唁，他认为从此之后国运可以亨通，自己也可以天命永固了。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嫁祸于人的汉成帝也暴毙了。嫁祸于丞相都不能避免皇帝死亡的事实更让帝王们感觉到“荧惑守心”极为可怕。这当然是秦始皇以后的事情，秦始皇是不知道的。但是，天象的变化对皇帝影响极大，也是举国关心的大事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一连发生了三起让秦始皇非常郁闷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荧惑守心”。《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三十六年荧惑守心”。秦始皇得知这个消息甭提多恶心了！第二件事是陨石事件。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流星坠落到了东郡。东郡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吕不韦主政时攻打下来的，当时此郡是齐、秦两国的交界地。现在已是大秦帝国的一个东方大郡。陨石落地还不可怕，可怕的是陨石上面刻的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七个字非同小可！它代表了上天的旨意，预示着秦始皇将死，同时也预告了大秦帝国将亡。出现了这种事情，地方官哪敢怠慢？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到了秦始皇耳中。秦始皇当然震惊不已，立即派御史到陨石落地处，逐户排查刻字之人，结果一无所获。愤怒的秦始皇下令：处死这块陨石旁所有的人家，并立即焚毁这块刻字的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人死了，石焚了，但是，秦始皇心中的阴影并没有随之而去。第三件事是沉璧事件。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位走夜路的使者从东经过华阴，突然有一个人手持玉璧将其拦住。他对使者说，请你替我把这块玉璧送给滈（hào，浩）池君，还对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莫名其妙，急问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奇怪的人留下玉璧，没做任何解释，转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了。稀里糊涂但也感觉不妙的使者带着玉璧回到咸阳，立即向秦始皇做了汇报。秦始皇听后，第一反应就是这句话中的“祖龙”指的是自己，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山鬼至多知道一年之事。退朝之后，秦始皇对别人说，“祖龙”是指人的祖先（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听起来似乎口气很硬，其实已有无可奈何之感了。然后，他派人将使者捎回来的玉璧送御府去察验，鉴定的结果是，这块玉璧竟然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他巡游渡江之时，祭祀水神而投到江水中的那块。十年前祭祀水神的玉璧怎么又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给送回来了呢？最怕祸不单行。一年之中连续发生三件怪事闹得秦始皇心里非常郁闷。他为这些事专门举行了占卜，得出的结果是出巡和迁徙百姓才能避凶趋吉。于是，秦始皇下令迁移三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地区，并且给每位迁徙户赠了一级爵位。这三件事都明明白白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避凶巡游离咸阳銮舆同载鲍鱼归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的庞大车队从北边（今内蒙古包头）向南沿着直道快速向咸阳前进。这个车队有两大特点：一是车队中有数十辆外形上完全一样的豪华车，二是这数十辆豪华车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原来，这些车辆中有几辆装满了发臭的鲍鱼，另外一辆豪华车装载着一具已经发臭的尸体。尸臭和鱼臭相互混合，弥漫在整个车队之中。随行人员中只有几个人知道这具尸体是谁，多数大臣和众多随行人员对这个车队的秘密完全不知晓，还以为秦始皇想吃臭鲍鱼呢！谁都没有想到，这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的尸体。秦始皇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人生闭幕式竟然是为几车臭鲍鱼所伴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天现“荧惑守心”的凶象，天降陨石并刻有秦亡的谶语，十年前祭水神沉河的玉璧被莫名其妙地送回，并带来了“今年祖龙死”的预言，这一连串的事件让秦始皇非常郁闷，占卜得出，他必须巡游，才能化凶为吉。于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五次大巡游。由于有了前一年三桩怪事为背景，这次大巡游已经成为了秦始皇拯救自己生命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事件。这次巡游并非刻意要做什么，而只是趋吉避凶。左丞相李斯是秦始皇的亲信，自然要陪他出巡，右丞相冯去疾不能再离京，于是，奉命留守京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平日深受父皇喜爱，要求陪父皇出游，秦始皇答应了——这小子倒是挺会赶机会的。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发，到第二年七月，前后长达九个月。这九个月中，秦始皇南到浙江钱塘，在会稽祭奠了大禹，刻石颂德，当然是歌颂大秦帝国和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北上到达瑯琊（今山东临沂）。渴求长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瑯琊，秦始皇接见了已去九年的徐福。尽管秦始皇在两年前“坑术士”之时（秦始皇三十五年）曾经痛骂徐福花钱多而没办成事，但是，徐福不像卢生，非但没有逃走，还主动来拜见秦始皇，向他说明自己没有找到仙药的原因是有大鱼作祟，要秦始皇派出神射手帮他除掉大鱼。徐福这一手比卢生厉害，秦始皇不但没有杀徐福，反而听信了徐福的话。于是，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而且，秦始皇沿海前行时还亲自射死了一条大鱼。但是，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时，秦始皇突发重病（至平原津而病）。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病”与现代汉语中的“病”概念不一样。一般较轻的病，在古代文献中只称“疾”，只有重病才称“病”。所以，“至平原津而病”是说秦始皇走到平原津时得了重病。“上病益甚”，等于说秦始皇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此时秦始皇自己已经感到有些不妙，这才“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写了加盖玉玺的诏书给公子扶苏，召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得更详细：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秦始皇在病危之时，特意让赵高草拟了一封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要他将兵权交给蒙恬，赶往咸阳主持丧葬。但是，诏书写完还没有来得及封给使者，秦始皇已经撒手人寰。这封诏书和秦始皇的玉玺都由赵高保管。此事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和几名贴身宦官知道。但是，加盖了玉玺的皇帝诏书并没有及时交给使者发走，而是留在了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手里。“中车府令”是皇帝专用车队的队长，专管皇帝的车马，这是极受信任的官员才能担任的官职。官名上加“中”字，意味着他可以出入皇宫。“行符玺事”，“符”是皇帝调兵的符节，“玺”是皇帝诏书上加盖的玉玺，“行符玺事”是专管皇帝调兵符节与玉玺的官。这个职位也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赵高一个人兼任了两个重要的职务，说明秦始皇对赵高非常宠信。整个巡游的车队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病危而停下来，而是继续西行。走到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平台，秦始皇驾崩。这就出现了前文所说的一幕。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寥寥两行文字简单叙述云：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这一年（前210），秦始皇实际上才四十九岁，但是，古人多以虚岁计数，所以，人们常常称秦始皇五十岁病故。皇帝病故，对于一个刚刚创立才十二年的庞大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秦始皇是怎么死的？刚刚四十九岁的男人应当是非常健壮的，怎么会突然死亡？秦始皇的身体应当不错，当年荆轲刺杀之时，他在大殿上一路狂奔，简直就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短跑运动员。怎么会突然死亡了呢？《史记》的记载非常简单。秦始皇在平原津突发重病，重病已让秦始皇身边的大臣们感到秦始皇可能有死亡之虞，但是，秦始皇最讨厌大臣们说到他的死（恶言死）。所以，大臣们谁也不敢向秦始皇提到“死”这个字（群臣莫敢言死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朝臣上下不会因为死神的临近而对秦始皇身后之事提前做好准备。到了病危之时（上病益甚），秦始皇才感觉不妙，赶快写诏书让扶苏入京主持丧事，但诏书还是没有迅速发出。由于记录秦始皇死亡的唯一文献《史记》中没有对他的病况加以记载，因此，我们今天完全不知道秦始皇得了什么病，他到底怎么死的仍然是个谜。  
04月29日　144
感天动地！朝鲜战场上女兵用口帮助排长排尿

1951年初，年仅15岁的卫生员王清珍跟随第三批入朝的志愿军某部官兵大步踏上了友好邻邦朝鲜的领土，“过了桥那边是另一个世界：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四处都是燃烧的房屋和残垣断壁，硝烟弥漫，妻离子散的人们在痛苦中呻吟。当时王清珍暗暗发誓，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为朝鲜人民报仇！” 战斗打响后，王清珍每次都要求上前线。枪林弹雨挡不住她，饥寒交迫拦不住她。她说，只要一想到战友们还在浴血奋战，朝鲜人民还在受苦，身上就有股使不完的劲。医疗用品不足，卫生员们就从烈士和敌人的尸体上收集急救包；绷带不够用，就去捡敌人投照明弹的降落伞，把它撕成条做绷带；药棉用完了，就从棉衣里抽出棉絮煮沸后做药棉。当时，王清珍一个人要负责3个坑道并排躺着的20余个重伤员。她每天除了给伤员清洗、包扎伤口外，还承担起许多特殊任务。一次，医院来了一批伤员。他们过河时，河水结了冰，脚全冻坏了。王清珍和姐妹们就帮伤员把鞋袜脱下来，先用温水泡，然后将他们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捂，捂热一个再换一个。一位姓李的重伤员全身裹着绷带只露出鼻子和嘴巴，喉部也被灼伤，失去了吃饭的能力，王清珍咬牙将饭、菜嚼烂，口对口地喂了起来…… 一天夜里，王清珍正在巡回查护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洞口传来轻缓而又沉重的呻吟声，她加快了脚步来到病床前，借着暗淡的煤油灯光，王清珍看到呻吟的伤员就是当天下午刚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一位姓曹的排长，曹排长的脸色很不好，头上冒着细细的汗珠…… “同志，哪地方痛？”“我，我要……”,曹排长欲言又止。王清珍明白了许多：“是不是要解手？大解还是小解？” 曹排长低声地回答：“小解。”当王清珍把罐头盒拿来，想帮曹排长脱裤子的时候，他吃力地用手推了推说：“这事就让我自个儿来吧！”王清珍习惯性地转过身来，走到洞口。 “哎哟！”,忽然传来曹排长的一声呻吟，王清珍闻声迅速回头一看，只见曹排长手一软，空罐头盒“叮当”掉到地上。她急步赶到床前，心痛地说：“同志，我们死都不在乎，还在乎这点事干什么？还是我帮你吧！”话语之中，饱含着战争年代革命战友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洞里的伤员也不知什么时候都醒了，纷纷劝导曹排长，“曹排长，你身体伤势太重，还是让她帮忙吧！”“曹排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好几个人都是靠她帮忙解大小便。” ……在众人的劝说下，曹排长同意地点了点头，可年轻的曹排长不好意思说自己尿不出来，王清珍以为刚才只是他翻身引起伤口疼痛，于是慢慢地替排长解开裤子，小心谨慎地将罐头盒接了上去。曹排长再一次使劲，还是没有尿出来，伤口的剧烈疼痛使他禁不住又叫了一声：“哎哟！”王清珍这才明白了排长的情况。原来，排长因腹部中弹，泌尿系统受到重伤，已不能自己控制排便。她一摸排长的小腹，圆鼓鼓的，显然已经胀了很长时间，必须立即导尿，否则，就可能导致尿中毒甚至膀胱胀裂的生命危险。摘自《秦基伟回忆录》王清珍迅速从值班室里找来了导尿管，涂上润滑油。因膀胱的极度胀疼而无法自制的曹排长也不再推让，咬着牙一声不吭地配合王清珍的救护。让人大失所望的是；导尿管塞进去了，尿液还是排不出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排长喘着粗气，头上的汗珠更多了，面孔也因痛苦开始变形，眼角还流出了泪水。钢铁般的战士被子弹打穿肠肚、被炮弹炸掉胳膊时都很少哼叫，此刻却因不能排尿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见此情景，洞里的其他伤员急得连连叹息，王清珍更是心急如焚、身如刀割，一时想不出任何法子。不知哪位伤员满怀歉意地说：“要是我们哪个能够动一动就好了，用口吸也不能看着曹排长被尿活活地憋死！” “用口吸？”王清珍顿时心里一亮，可马上又迟疑了，自己毕竟还只是个17岁的少女啊！怎能……尽管在血与火的洗礼之中，王清珍已经做出了和平环境里的同龄人不能做出的牺牲，可是，对一个年轻的女卫生员来说，用口替异性排尿却是从来没有做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既便是在时时都有死亡发生的战火硝烟中，也不可能把一个17岁少女灵魂深处的羞涩之感完全地洗去，她怎能不迟疑？怎能不犹豫？然而看到曹排长被胀痛折磨得变形的脸庞，王清珍又怎能看着死神把自己的战友从身边拉走，迟疑仅在一刹那间，她不顾一切地俯下身，含着导尿管，使劲一吸，一口、二口……尿液终于流进了罐头盒里。她亲手整理黄继光的遗体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攻打上甘岭的主力部队是我军45师的134团和135团。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10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这时，黄继光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当时，敌我处于激烈的争夺阶段，双方进行着拉锯战，即使我方恢复了一些表面阵地，若在20分钟内筑不好工事敌人还会反扑过来。在这样的战斗态势下，运送前方烈士遗体十分困难，黄继光牺牲三四天后，瞅住战斗中间的间歇机会，收容所的3个女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和不知名的男战士，一起把黄继光的遗体抬到收容所的坑道旁边的几颗小松树林子里来。黄继光烈士遗体看上去像是从冷库里搬出来似的，两手仍高举着，保持趴在地堡上姿势；左肩挎着挎包，右肩挎着弹孔斑斑的水壶和手电筒；胸腔已被子弹打烂，弹孔似蜂窝般，肉被带了出来，形成一个很大的血洞；由于血干的时间过长，加上天气寒冷，血衣紧紧粘在身上无法脱掉。于是，卫生员们先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洗干净，再用温水把血衣浸软，使衣服离开皮肤，王清珍再用剪刀一块块剪下来。一位战地军事记者听说是黄继光的遗体，便让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张向珍把遗体扶起来拍照。后来，这位记者在上甘岭战役中也牺牲了。在给黄继光遗体穿新军服时，他那高高举起的双臂僵硬得怎么整也整不下来，怎么办？ 4个女卫生员和3个男同志一合计，便用铁丝吊着四五个小汽油桶烧水，用烫热的毛巾敷到第3天，整个遗体都软和了，四肢也能扭动了，他们才给黄继光穿上崭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然后安葬好烈士的遗体。  
04月29日　271
解密邓文迪：巨人肩上的奇迹女人

    一个巨人是媒体大亨老公默多克，一个是拥有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     邓文迪正与新闻集团高管一道工作，试图将社交网站“我的空间”(MySpace)带入中国。邓文迪将在新公司的董事会中担任职务甚至兼任CEO。     虽然默多克的扩张计划停滞不前，“我的空间”的创立者也认为邓文迪很难获得领导权，但东西方的媒体仍然从这则消息里找到了兴奋点，因为婚姻阴谋论的说法得到了某种确证：那个黄皮肤的年轻女人终究不能满足于默多克贤内助的身份，正从幕后走到台前。     资料     价值500亿美元的豪门恩怨必定是全球瞩目的。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历时三个多月，足迹跨越中国、英国、美国，花费2.5万美元，对身处权力和财富中心的传奇女性――邓文迪·默多克进行了调查。     作者通过与邓文迪一起生活、工作过的人的交谈，以及寻访邓文迪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多面的邓文迪。采访人物包括她儿时的伙伴、朝夕相处的排球教练、高中老师、邓文迪第一任丈夫的前妻和孩子、星空卫视的同事等。     此文是该报道的中文节选。     那是一位出身普通的女孩，1968年12月生于山东，生下来的时候，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带有那个年代特点的名字――邓文革。十几岁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邓文迪。     后来，她把自己从中国的一个简朴生活地，发射到一个巨大的家族企业中，这个家族的掌权者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这位叫默多克的掌权者成了她的丈夫。她在30岁前完成了这个跨越，这次以中国为起点的跨越只有很短的路程，这更像是一次大跃进。    儿时好友：她应该跟朋友保持联系     邓文迪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大的，她在徐州长大，是苏北人。苏北人是个富有地方特色的词汇，用来统称强壮的、面色红润的、来自中国江苏北部的人们。     许多新闻集团内外的人认为邓文迪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网。但是，在徐州，早年与邓家十分熟悉的邓文迪的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说，邓文迪的爸爸只是一个国营机械厂的中层干部。他是一个工程师。谢老师记得，不是什么大人物。     邓文迪在一幢六层楼房的三室一厅中长大。这些公寓建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从以培育乒乓球运动员而闻名的少华街小学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学，在学校期间，她是个处在中上游位置的学生。     如果见到她的话，我会向她抱怨。邓文迪从前最好的朋友李红说，她应该跟朋友保持联系。我们小学四年级就认识了，一直到高中，吃住都在一起，有时候还换衣服穿。李红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文迪能够这么成功。     高中班主任：高考分数她上了重点线     在邓文迪的高中排球教练王重生的记忆中，她是个文静的女孩。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还记得带班的那一年，邓文迪得追上落下的课程。因为打排球，她落在很多同学的后面。他说。     高三那年，谢老师鼓励邓文迪放弃体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考中去。因为她身体好，可以开夜车到很晚，弥补落下的功课。他说，她有一种拼搏精神，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她非常聪明，恶补非常有效，最后她的高考分数上了重点线。     在邓文迪呆过的广州医学院，对她的评价十分含混。医学院的辅导员张珊莉有点不理解，为什么邓文迪不愿意提及她在广州医学院呆过的这段时光，邓小姐只在这里呆了两年还是三年的时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前夫女儿：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在广州遇到切利一家，对邓文迪来说意义非凡，是杰克·切利帮助当时还不到20岁的邓文迪远渡重洋的。     切利当时50岁，是广州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的技术员。通过翻译，切利认识了这个热切渴望提高英语的医学院女孩。妻子乔伊斯·切利，当时42岁，带着两个孩子先回了他们在洛杉矶的家，杰克则留在广州继续工作。     回到美国不久，杰克给妻子打电话说，邓文迪想要去美国念书。乔伊斯以她的名义，帮助邓文迪申请了地方大学。切利一家协助她拿到了学生签证，并让她和他们一起生活。只有19岁的邓文迪和切利家的孩子共用一张床的上下铺。     杰克回美国后，却沉迷于邓文迪，邓文迪则开始操心他的饮食和穿着。两人的关系日渐暧昧。乔伊斯终于把他们赶出了家，两人随即搬进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切利的女儿现年24岁的克里斯汀接受了我的采访。1988年，邓文迪是和克里斯汀共用一张床的上下铺。我当时还小，才5岁。她说，我后来才搞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父亲和她结婚，为的是帮助她呆在这个国家。     杰克·切利和邓文迪在1990年2月结婚，那是在邓文迪到达美国两年之后。结婚4个月后，杰克希望邓文迪离开自己，因为他发现她同时在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美国小伙子频繁见面，那人名叫大卫·伍尔夫。1992年，杰克与邓文迪最终离婚了，这段婚姻维持了两年零七个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比邓文迪获得美国绿卡需要的时间仅仅多出7个月。     StarTV同事：她用尖锐的嗓音说你好     耶鲁大学要求其MBA学生在学期间要有实习经历，邓文迪在香港的StarTV找到了实习的工作。     StarTV的同事记得邓文迪来工作的第一个星期是在1996年5月。邓文迪在StarTV的同事回忆说：她会轻盈地走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没有任何预告，直接介绍自己说，你好，我是邓文迪，我是实习生！     邓文迪的到来激活了StarTV的香港办公室。一位经理说起邓文迪和同事罗伯特·布兰德的相遇。布兰德主管广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总是抽着刺鼻的香烟、扎着马尾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就在邓文迪刚刚被介绍给布兰德认识的头一天，布兰德路过邓文迪所在的办公室。邓文迪这个实习生，突然从办公室冲了出来，抓住了布兰德油腻腻的辫子，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用力一拉，用她那尖厉的嗓音说Hi，Robert！我是文迪！记得我吗？我是那个实习生，然后咯咯地发出孩子般的笑声。布兰德回过头，带着那种不相信居然有人对我这么做的表情，咧嘴笑了，然后，自己就被融化了。那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邓文迪是怎样的人。  StarTV同事：她总说她喜欢老男人     StarTV的同事们在1998年的上半年隐约觉察到，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邓文迪忽然变得鬼鬼祟祟的，有时还傻笑。她开始去巴黎和伦敦度假，并带回贵重的礼物，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和我的新男友，一个老家伙一起去的。一位新闻集团的主管记得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期，办公室开始传出闲话。我们从邓文迪那里听到了默多克，从默多克那里听到了邓文迪。     有同事说看见邓文迪在不寻常的时间出现在香港君悦酒店。接着，有人看见默多克和邓文迪手牵手在山顶散步，那是个情侣出没的地方。她总是说她喜欢老男人，在遇到默多克之前她就这么说过。     StarTV前CEO：我介绍她和默多克认识     默多克与邓文迪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呢？在StarTV流传最广的版本是：邓文迪在香港办公室以一个出色的商业计划给默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在香港，邓文迪闯进了默多克参加的一个晚宴，故意把红酒洒在了他的膝盖上。     默多克则在1999年10月对《名利场》杂志这样描述他们的相遇：1998年6月，邓文迪去伦敦出差，默多克邀请她一起吃晚饭，当时他是个刚刚分手的、孤独的男人，我劝她多呆几天，那就是故事的开始。他说。     盖瑞·戴维，1993年到1999年在StarTV担任首席执行官。他说是他引见了他俩。当时盖瑞在新德里，默多克正要从日本去上海，需要一个翻译。我告诉邓文迪去机场见这个人，然后带他去上海。盖瑞回忆说。当时邓文迪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鲁珀特默多克，然后是那种经典的文迪风格，噢，好吧。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默多克和邓文迪1999年6月25日结婚，这个时间距离默多克最终了结与前妻安娜的那份10亿美元的离婚协议只有17天。     新闻内幕：一篇曾被腰斩的报道     2006年12月6日，澳大利亚《好周末》杂志的女编辑朱迪丝·惠兰(Judith Whelan)找到了特约记者艾里克·埃利斯(EricEllis)策划邓文迪特别报道。采写十分顺利，却在2007年4月18日传来无法刊登的消息。     人们普遍认为默多克拥有《好周末》杂志所属集团7.5%的股份而导致稿子被撤掉了。这件事在西方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因涉及商业利益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著名的英美报纸都报道了此事。     最终，在草根媒体和传统大报的共同推动下，艾里克·埃利斯收到了25家媒体的授权请求，其中包括两家中文媒体。     默多克深爱第三任妻子     新闻集团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拥有价值700亿美元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和电影媒体帝国。其父基思·默多克爵士曾是著名的战地记者和出版商。基思爵士去世时，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我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在报业及传播领域中度过有用的、无私的全部人生，并能在这个领域中担当重任。”事实证明，默多克的成就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期望。     默多克好像生来就是吃这行饭的。默多克从一开始就展现他旺盛的进取心。1960年，默多克买下了悉尼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并且开始试探电视传媒市场。在这段期间，默多克不断进行着买卖，他的主旨是“买下那些被认为将要倒闭而且不值钱的经营不善的报纸。在随后的近50年里，默多克不断收购更多的报纸、更多的电视台。他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     默多克三次结婚，与第一任妻子帕特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便分道扬镳。1967年，默多克与当时担任英国《每日镜报》记者、19岁的安娜结婚，在32年的共同生活中，育有两男一女。69岁那年，默多克娶华裔女子邓文迪为妻。为此一度引发了家族内部激烈的纷争，但默多克说，“这桩婚姻让我年轻了30岁”。如今，76岁的默多克还保持着一周工作五天的习惯，在整个家族的事业和家庭事务上，仍然是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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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后人个个都成才

    梁氏后人为何个个都成才　　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的后代，个个成绩斐然。他有9个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从两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吴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和妈妈、舅舅们根本没法比”。确实，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与他们相比，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门三院士　　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翘。“我外祖父梁启超、妈妈梁思庄、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我也是。”吴荔明笑着说，75岁的她很和气，甚至如孩子般可爱。　　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第一届中国院士，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届中国院士，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除了这“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长女梁思顺，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　　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家有个传统，谁辈分大、年纪大就是族长。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礼了，所以梁家聚会都去他家，每次能聚30多人。”吴荔明说，虽然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但这个家庭的凝聚力很强，“各家的孩子都和亲姐妹一样”。　　最好的家庭教育家　　在吴荔明看来，梁家后人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梁启超的教育和指导有直接关系。“外公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梁启超从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5个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母亲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外公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吴荔明说，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梁启超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人生观“拿趣味做跟柢”。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在他的影响下，梁家人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baby（婴儿）”，被梁启超译成“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启超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老白鼻”才5岁，对于父亲，儿女们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母亲的坎坷人生　　吴荔明幼年丧父，从小跟随母亲从广州搬到北京生活，得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更多关爱。吴荔明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二舅梁思成为梁思庄设计的一套家具。“你看这椅子、写字台，七十多年了，一点儿不过时吧？”吴荔明指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　　吴荔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回想，她一个人把我带大，真是很难。” 　　吴荔明父母的爱情，堪称传奇。父亲吴鲁强是梁思永的“铁哥们儿”。1924年，他们一同赴美读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吴鲁强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加拿大读书的梁思庄，偶尔会去美国看望哥哥，吴鲁强便对她产生了感情。“父亲当时很浪漫，他给母亲写过上百封情书，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英文都是熟练的草书，还夹有很多英文诗，每封信都热情洋溢。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庄庄，你是我的‘烟士波里纯’inspiration（灵感），你是我的灵魂驱使的人。记得你曾亲口向我施过命令，叫我好好地用功。我顿时就觉得精神百倍⋯⋯’” 　　吴鲁强的真挚感情最终打动了梁思庄，两人回国后于1933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在北平著名的协和礼堂，当梁思庄穿着林徽因帮她设计的白色结婚礼服缓缓走进大厅时，新郎吴鲁强突然流起鼻血，后来梁思庄回忆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是不祥之兆！” 　　婚后，两人去广州定居。吴鲁强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做教授，梁思庄则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任职。第二年，吴荔明就出生了。可惜，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935年底，吴鲁强在去香港出差时染上伤寒病，回到广州不久就病发身亡，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　　“爸爸去世时31岁，妈妈才27岁。”提到父亲的亡故，吴荔明感到很是悲痛，叹着气说：“那以后，妈妈和我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她没有再婚，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图书馆事业和我身上。” 　　梁思庄从未向女儿表露过悲伤和无助的情绪。直到吴荔明15岁那年，无意中翻开家中的一个箱子，才发现一叠母亲写给过世父亲的信：“鲁强：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女儿已经会说北京话了⋯⋯她很结实可爱，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语句断断续续，每封信都没有落款。这件事吴荔明从未向母亲提起过，但却对吴荔明的感情冲击很大，令她永世难忘。　　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梁思庄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妈妈经常是发工资之前就没钱了，只好向邻居借10元，发了工资马上再还上。但即便这样，我们家还是长期有保姆，妈妈不会做家务。”母女俩一直过着“穷开心的舒服日子”。吴荔明结婚时，向丈夫提出“还是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1981年4月，梁思庄因脑栓塞忽然病倒，瘫痪在床。1986年，与世长辞，终年78岁。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吴荔明萌生了一个想法：“母亲这一生很伟大，我想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写了母亲，吴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标，她又撰写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并于1999年出版。　　吴荔明感触最深的是，国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现在人们评价梁启超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他都走在最前面。’这正是外公一生的写照。至于一部分人认为外公性格‘善变’，是个阴谋家，我对此并不认可。外公的‘善变’其实是对社会变革不断探索的结果。”吴荔明说，她晚年最大的目标就是继续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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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让奥巴马风靡世界的女管家

在白宫东翼的一间办公室里，白色的苹果音乐播放器放着蓝调节奏的音乐，两扇窗之间装饰着兰花盆栽，在一张大书桌上摆放着鲜花。办公室的主人正是德西蕾·罗杰斯———现任的白宫社交秘书、大管家或称非正式女主人。49岁的她穿着整洁的白色衬衫和高腰海军裤，脚配黑色的平跟鞋，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在这里，罗杰斯日前接受了美国《wsj》周刊记者的采访，详述了她的工作目标和人生经历。　　     1.她是建立关系网的工程师　　在入主白宫社交秘书一职之前，罗杰斯涉足过多个行业。她31岁时负责伊利诺伊州彩票发行工作，后来也曾管理过在线社交网站，担任过芝加哥一家天燃气公司的总裁以及一家知名保险公司的营销经理等。罗杰斯的朋友们称她是一个世界级的沟通者———致力于建立关系网的工程师，她不只是策划白宫晚宴以及自己私人的亲密晚会这么简单，而是把有影响力的人物纳入了她的轨道。多年来，她融入了芝加哥慈善圈子，建立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朋网。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一个老练的社会活动组织者，而且她本身也是一位社交名媛，曾两度获得选美皇后的桂冠。2008年大选时，罗杰斯召集哈佛大学的老同学和好友在家里聚会，为奥巴马竞选总统募集了20万美元资金。　　有时人们会觉得罗杰斯一定出生于东岸的特权人家，但实际上，她来自新奥尔良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市议员，当客人来的时候，小罗杰斯常常出来准备饮料招待客人。来找父亲的客人三教九流，有市长、生意人，也有当地的拾荒者和杂货店装袋者。她说，中学时代，家里没有学习的氛围，但是却很早就让她广结人缘。     2.与第一夫人有近20年友谊　　自称奥巴马的“眼睛和耳朵”的罗杰斯，与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相识将近20年。那年当前夫与米歇尔的弟弟在普林斯顿打篮球时，随行在场的她俩初次相遇。她们一见如故，互相肘击和讲笑话，谈论儿女的教育，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的相互取笑。与第一家庭的友谊以及适合的才干应该是奥巴马选择罗杰斯担任社交秘书一职的重要原因。　　罗杰斯认为，她的工作就是“推广奥巴马总统”以及确保“反映奥巴马夫妇所拥有的白宫资产”增值。在她描述把午餐、聚会和音乐会这些元素串在一起有助于她的工作的时候，基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背景，罗杰斯用了“战略计划”和“品牌”这两个词。“你必须想一想（社交秘书工作），在我心中，它就像一门生意。否则，你就别想达到目的。”罗杰斯说。“我们有世界最好的品牌：奥巴马品牌。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所有的品牌一样，奥巴马品牌也有一颗“皇冠上的明珠”，她解释说，那就是白宫。    3.曾被杂志社列为时髦榜样　　罗杰斯在韦尔斯利学院获得政治学学士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后，与约翰·罗杰斯结婚，此前丈夫经营着总资产约30亿美元的艾瑞儿投资公司。2000年两人离婚后，他们在芝加哥社交圈包括与奥巴马夫妇仍有密切往来。　　罗杰斯对政治有兴趣，像任何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一样，她知道如果候选人只能吸引有钱人是不会成功的。有钱人可以赞助选举，但不一定赢得选举。在她举办的聚会上，坐在学者旁边的可能是执行董事，艺术家旁边坐的可能是位工会领袖，她说：“这种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能力是我很早就会的事情，聚会时我不会在人的头上贴个标签，‘市长’或‘生意人’，人们来这里只不过是寻开心而已。” 　　罗杰斯的行事风格来自她的祖母玛丽·史密斯———在参加教堂礼拜的那天，她总是穿着鲜艳的服装和戴上特别的帽子。在祖母的熏陶下，2004年，罗杰斯出席1000美元一张票的资金募集活动时，也是穿上艳丽的时装、戴着戏剧性的帽子盛装出席，并被《时尚》杂志选为“女强人和时髦并存”的榜样来宣传。     4.让奥巴马品牌史上最难忘　　罗杰斯和她的团队在白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们了解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要让白宫开放。　　他们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普通的美国人亲眼看到第一夫人给学生手工做鞋和制作冰淇淋，青年人可以携女朋友在南草坪的蔬菜园旁观看浪漫喜剧，而在此时他们的总统就在附近接待外国贵宾。罗杰斯的目标是把奥巴马一家打造成美国总统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第一家庭之一，特别是把第一夫人米歇尔训练成常春藤———最受欢迎的“妈妈统帅”。　　由于罗杰斯与第一家庭的特别关系以及各式权力人物的特别交情，罗杰斯被很多人视为打造奥巴马品牌的关键人物。作为悉心推销第一家庭的核心，她要带动整个行政部门努力使白宫深入人心。奥巴马夫人有专人团队负责媒体推广，包括与《人物》、《时尚》以及《奥普拉的杂志》等提供封面照片。罗杰斯每天负责紧盯奥巴马品牌的运作，为了让美国人看得见奥巴马竞选承诺的改变和透明度，这位前营销经理必须再造一个白宫。       5.策划报道改第一家庭形象　    罗杰斯要把米歇尔从有争议的人物转变到美国的偶像。罗杰斯不会具体安排第一夫人出现在某家杂志或接受某个采访，但是她确实组织策划了广泛的报道，以改善和加强第一夫人形象。　　一名白宫顾问说，罗杰斯和她五个人的班子运作得很有活力。每天早上8时15分，罗杰斯从白宫东翼走到西翼，在那里参加奥巴马主持的白宫主要官员的会议。肯尼迪总统的社交秘书蕾蒂夏·鲍德里奇说，西翼的决策者们当时“总是要求接手社交事务”，她建议罗杰斯对此坚决抵制。其实，西翼的人不会威胁到罗杰斯，因为她与其中的大多数人相识多年。      6.金融危机冲击让她感受压力　　在金融危机期间，罗杰斯策划白宫社交事务面临着挑战，最近的几次聚会都被批评奢侈。　　罗杰斯说，她和奥巴马夫人都要求白宫厨房低调行事，用美国本土产的酒和本地出的产品。她说：“我们不做鱼子酱。” 　　罗杰斯目前在华盛顿一处公寓居住，她18岁的独生女维多利亚现在耶鲁大学读一年级。罗杰斯不是那种容易让任何事情分心的人。2003年，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经过几次手术战胜了病魔。她说：“没有时间去浪费，每天总要干些什么事。”应总统的要求，她计划今年夏天安排美国的偶像们———从好莱坞影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出席一个亲密晚餐聚会。　　当然她也忧虑不已，因为计划会有不明朗的前景。之前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今天这样如此透明，她担心人们慢慢地对第一家庭的琐事变得厌倦。但是，就最近民调来看，奥巴马仍享有超过62%的民众支持率，米歇尔甚至比他还高10个百分点，在“奥巴马品牌”打造方面，迄今罗杰斯显然相当成功。      7.白宫社交秘书　　白宫社交秘书职务是在白宫负责协调所有的娱乐活动。　　白宫社交秘书是白宫东翼最有权势的人。她（这项工作习惯由一个女人来做）是白宫非正式的女主人，负责管理这座官邸的点点滴滴：从早餐到正餐，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活动。她发出每一个邀请，跟每一个客人打招呼，确保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尤其是总统和第一夫人。这个工作需要每天花上18个小时、高超的手法、政治本能、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接待和管理的技巧，还要有使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气的才能。　　白宫社交秘书通常都有娱乐和公共关系的背景。在2008年年底，由奥巴马总统任命，德西蕾·罗杰斯成了历史上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非洲裔妇女。  
04月29日　468
“问题富豪”身边的女人们

     她们，曾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男人们身边。在这些男人创造财富和一掷千金的岁月中，她们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而当这些曾被光环笼罩的富豪颓然倒下，这些女人的命运与抉择也不尽相同:她们或是成为继任掌门人；或是从此淡出舞台；或是身受牵连，受到警方调查。      她们是“问题富豪”的妻子。      近年来，“富豪问题”频频曝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突然自杀的“资本大腕”魏东，“中国首富”黄光裕，或是“上海首富”周正毅，他们的发迹大多带有神秘的色彩，又同时与他们身边的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我们关注这些“问题富豪”，探寻他们问题的根源时，不能不把目光同时投向他们身边的女人。正如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他们首先是夫妻，其次是合伙人。发家是两个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最后黯然离场，也不能说只是一个人埋下的祸根。”     专家析"问题富豪"成因:权力溺爱纵容下野蛮生长     尽管一些“问题富豪”学识浅薄，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但有一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项目，有急于贱卖的国有资产，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银行更有用不完的钱。只要“靠上”政府或官员，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吸盘插入源源不断的财富河流，就可以迅速而无风险地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世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于是形成了我国一定时期特有的官商勾结、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相互“贿赂”的现象。这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现象，毕竟在这一时期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都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也不规范，给权力留下了较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所在。    魏东死后妻子的悼文    魏东之妻陈金霞:从丈夫手中接过担子    作为魏东的妻子，陈金霞永远无法忘记发生在2008年4月29日的那一幕。当天下午4时10分，传言患有抑郁症的魏东突然跳下阳台。陈金霞立即追了过去，但还是没来得及拉住丈夫。被业界称作中国“系类家族企业”最后一棵大树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就这样匆匆结束了41岁的人生。      据媒体报道，魏东掌管的“涌金系”拥有200多亿的资产，正如日中天的他突然自杀离世，致使涌金扩张过程中原本不明朗的种种非议集中爆发出来。有人因此怀疑:魏东自杀之前是否因为收购国金证券(600109,股吧)和借壳上市中的问题而受到相关部门调查？九芝堂(000989,股吧)重组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问题？业内也有传言称，魏东与被拘捕的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有牵连。2009年2月初，王益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魏东死后谁将接手资产庞大的“涌金系”。     “小陈，你重任在肩”      2009年1月8日，这一谜底终于揭晓。国金证券的一纸公告，把“涌金系”前任掌门人魏东的遗孀陈金霞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国金证券公告称，该公司于2009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陈金霞证券公司实际控制人资格的批复》。同时，陈金霞关于国金证券收购报告书及豁免要约收购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由此，“涌金系”进入陈金霞时代。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标志着“涌金系”已度过“最困难时期”。      一位长期跟踪事件进展的人士认为，陈金霞接手“涌金系”其实在魏东辞世后不久便已达成一致了。      魏东死后的第三天，陈金霞公布了丈夫的遗书。遗书中，魏东写道:“小陈，你重担在肩”，这似乎暗示了陈金霞即将接掌“涌金系”。到2008年6月23日，陈金霞接管涌金的局面已基本确定。当日，由涌金控股的国金证券与九芝堂同时发布公告称，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魏东先生辞世，魏东拥有的湖南涌金66.5%股权，以及九芝堂集团26.93%股权，依法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经各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决定由魏东配偶陈金霞女士一人继承其股东资格及全部股权，其他人放弃相应的资格及股权。      对其他继承人的弃权之举，一名投行人士认为很正常:“魏家内部关系都很不错，不排除抱团取暖的可能。”     夫妻联手，好戏不断     熟悉资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魏东、陈金霞夫妇曾在资本市场上多次上演“左手倒右手”的好戏。有知情人士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陈金霞在魏东的资本运作中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     1999年9月，以魏东为法人代表的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以及魏东、刘明两个自然人股东成立湖南涌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5%、35%和20%。     2001年2月，陈金霞等被接纳为湖南涌金的新股东。在湖南涌金的这次股权结构变化中，魏东将其原来所持35%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其妻陈金霞，转让价为2800万元。2002年1月，“涌金系”旗下湖南涌金和上海钱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杭州五环实业有限公司对九芝堂集团展开了100%国有股权的收购，并成为千金药业(600479,股吧)第二大股东。同年，陈金霞将所持湖南涌金股权又转让给魏东。      魏东、陈金霞夫妻联手玩的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转换，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神秘。简单地说，就是在公司准备实施收购期间，为了避免股权过于集中，魏东把自然人股权转给陈金霞。而当公司完成收购之后，为了确保股东地位，取得绝对控股权，陈金霞再将股权倒给魏东。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他们使用的是金融界非常普遍的障眼法。”也正是有了夫妻间的通力合作，“涌金系”在十年内涉足金融、药品、高科技等多个行业，积累了数百亿的资产。      不过，对于陈金霞的真正实力，一位与魏东熟悉的人士也表示了担忧。“陈金霞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但她最多只是魏东的得力助手。魏东才是涌金系的核心资源，离开了他，涌金系的无形资产就失去了不少，陈金霞很难继承魏东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      以居里夫人为偶像      通过公开资料可查到的关于陈金霞的个人信息极为有限，这点与魏东非常相似。在公众面前，陈金霞显得格外低调。      陈金霞，上海人，1968年出生。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有资料显示，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在职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教授吴晓求。陈金霞曾先后在安达信(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以及魏东老单位——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从事会计工作。    “魏东和陈金霞应该相识于中经开，婚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陈金霞还是比较有能力的，涌金扩张的前期做了很多工作，但她一般不会走上前台，而且后来听到的关于她的消息也不多。”    “她是上海财经大学86级会计系审计班的学生，在校时并没引起大家太多注意。”一位当时曾在该校任职的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财大相关人士也确认，陈金霞是上海财经大学1986年会计系审计班的学生，毕业于1990年，但自毕业后校友会再无其联系记录。     像魏东一样，陈金霞也从未接受媒体专访，从未在公开场合演讲，记者甚至找不到一张她在公开场合的照片。但她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之名，在圈子里广为流传。     陈金霞夫妇的慈善之举被媒体津津乐道。魏东是个念旧的人，他1991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其父魏振雄是该校会计系的教授。从1997年起，魏东、陈金霞夫妇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学院设立涌金奖学金，前后捐资以千万元计，并常与获奖学生座谈。自2008年始，魏东、陈金霞夫妇还在中央财大设立留学生奖学金，每年五至六名，对考取海外高校者每人一次性捐助5万美元。     魏东过世之后，陈金霞个人的慈善活动也时有报道。据上海科技馆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陈金霞告诉我们，她在少年时期读过一本关于居里夫人的书，随后产生了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梦想，但是她成年后感到离梦想越来越远，就选择了通过捐赠上海科技馆的方式来圆梦，并希望当一名科技馆的义工。”     黄光裕与杜鹃     黄光裕之妻杜鹃:与丈夫同被调查    “中国首富”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身陷囹圄后，其妻杜鹃也被调查了。      2009年1月8日，北京公安局向媒体证实，之前传言潜逃在东北的杜鹃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警方监视居住。据知情人士透露，杜鹃在国美多涉及投、融资方面的运作，警方的调查也极有可能从相关项目入手，甚至很有可能已掌握部分资料。杜鹃进入警方调查范围，一定会对黄光裕案的进展起到加速作用。      在被警方调查之前，杜鹃曾先后担任国美公司董事、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成员、公司授权代表等职务，一度被视为黄光裕的“大脑”。两人的分工是黄光裕负责把握战略方向，杜鹃负责具体实施，黄光裕不在的时候，唯她有权主持国美大局。      杜鹃漂亮、精明，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思路敏捷地与美方伙伴交流。她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银行任放款专员。1993年因为工作关系与黄光裕相识，1996年两人结婚。随后，杜鹃加入国美集团，与黄光裕一起经营。      在国美的发展扩张过程中，杜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向本刊记者所说，“因为杜鹃的关系，早期的黄光裕在贷款方面获得了很多优惠。事实上，国美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早就出现过问题，后来虽然把贷款还上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      杜鹃还提出了“商者无域、相融共生”的经商理论，正是这套理论，后来成了国美一以贯之的商业法则，并成就了其一系列资本运作和企业并购，使国美迅速扩张。     有报道称，早在几年前，黄光裕就已经不甘于做实业，而是开始沉迷于资本游戏，类金融模式成为当时国美集团的主要发展手段。自2006年国美重组永乐电器后，黄光裕就逐渐淡出对国美电器的操纵，从一名实业家变为以投资为主的“资本家”。    “这一切为杜鹃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杜鹃有着金融系统的从业经验，并且相当熟稔资本运作，因而，杜鹃在国美集团主要负责海外业务和并购项目。由于杜鹃能力突出，“2005年之后国美电器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基本上是杜鹃在前台操控。”国美内部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杜鹃与投资银行打交道较多。一位投资银行人士对于杜鹃的评价是:精通业务，工作干练，“杜鹃对人比较和善，没有一些大客户那种颐指气使的脾气。遇到问题不急不躁，对业务是很精通的，有些我们在调查报告中微小的数字错误她都能指出来”。另外，“她很会做人，逢年过节她还会给曾经参与过国美工作的从业人员寄些小礼物”。      国美内部人士称，平时很难见到杜鹃，一般在年会或者重要会议时才能见到，“她对待员工非常客气，感觉斯斯文文，不像老板那么霸气”。     周正毅与毛玉萍     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出狱后想过平淡生活     2008年11月8日，为迎接“上海首富”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刑满释放，英皇老板杨受成在香港英皇骏景酒店为她举行了一个朋友聚会。当晚10时，毛玉萍满面笑容，身穿绢质绿色上衣，配衬黑色外套，高调亮相。凌晨12时，众好友为她准备了一个巨型蛋糕，并寓意“重生”。     席间，毛玉萍有感而发:“这几年，有得亦有失，有好多感触，也感谢很多朋友。这几年我学了好多，希望今后过平淡低调的生活。”     在外界看来，毛玉萍一直被视为周正毅的妻子，他们也相互以“夫妻”相称，但实际上，两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     1978年，周正毅拿出自己工作后的积蓄在上海杨浦区开了家小馄饨店。     1994年，毛玉萍与周正毅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上开设“阿毛炖品”饭店，并很快打出了名声。据说，当时“阿毛炖品”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今日，年利润仍然有数百万元。     在周正毅夫妇的传奇生涯中，1995年应该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他们完成了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转变。    “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购职工股。那时国企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购进的股票等到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周正毅事后回忆，“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两三元一股升到20多元。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买了约2000万股的‘福建九州’。当时上市的国企，个个都赚大钱。”       2002年，靠卖馄饨起家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11名。他曾公开宣称，“我有150亿资产，在上海我有第一辆法拉利，在香港我曾有3处豪宅……”当时的周正毅正处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周正毅被财富冲昏了头脑，他的生活日益奢华，并开始和几个女明星玩起了情感游戏。       然而，就在周正毅不断曝出绯闻时，毛玉萍对周正毅不但没半点责备，反而高调力撑，她说:“他以前、现在、将来结交异性朋友我都不介意。”据香港媒体报道，毛玉萍极为大度、得体，她微笑着宣称:“我们一起这么多年，又是生意拍档，一张婚书不代表什么，也不是这么重要，总之无论香港或内地的商界和社交界，都知道我是唯一的周太”。      在经济活动中，毛玉萍却并不安分。2002年7月至2003年4月期间，毛玉萍串谋他人开设43个证券账户，买卖上海地产股票，制造股票交易活跃的假象，涉及金额20.6亿港元。2003年她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毛玉萍的代理律师黄福鑫只好向法庭求情。他说，毛玉萍受教育程度不高，对香港法律不懂，她对上海地产公司的运作也所知不多，不是案件主谋，又无实际得益，而且被告操控股价的时段也不算长。      黄福鑫律师还向法庭呈上多位证人的求情信，其中，成龙在求情信中称，他与毛玉萍相识7年，期间看到毛玉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信中还说，认识毛玉萍的朋友、同事，都认为她是一个“公正、诚恳、慷慨、为人设想”的人。     这些求情信终究还是产生了作用。2006年1月16日，法庭将毛玉萍的刑期由4年减至3年半。     同样在2003年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的周正毅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曾通过制造电解铜交易假象，骗取80余亿元银行贴现；他曾用一家企业的资金收购了同一家企业的股权；为了获取炒股资金，他还曾以百万元的房产、现金行贿国家工作人员。2007年，周正毅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如今，当毛玉萍重获自由之时，周正毅仍在继续他的铁窗生涯。    “夫妻店”存在隐患     探寻这些“问题富豪”发展、衰败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夫妻白手起家、共同创业的例子屡见不鲜。随着股市中小企业板的推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夫妻股东、家族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学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以“夫妻店”等形式为代表的家族制企业是一种落后的产业组织。但也有学者提出，家庭、家族制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自然形态，家族企业是一种“新古典企业模式”。     事实上，在企业初创阶段，夫妻联手的家族经营制确实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夫妻联手具有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在企业初创阶段便于克服困难，使企业在艰难条件下立足；其次，夫妻联手同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最后，在企业初创阶段夫妻联手还可以起着互助、协调的作用。这也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家族经营不仅有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亦有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凌驾于家庭之上，但所有的组织都没有使家庭解散，而所有组织的可靠性都远逊于家庭。     然而，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了，家族经营制的局限性会越来越突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能不能突破原来的家族经营制，成为民营企业初具规模后能不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在一个个白手起家创富神话的背后，投资者更应该关注“夫妻店”存在的隐患。    “夫妻店”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股权过分集中。“一股独大”现象很可能在内幕信息、关联交易、公正公平、公众信誉和道德风险等方面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伤害中小股东利益。此外，“夫妻店”受管理者认识水平、管理能力的限制，很容易导致人才水平不能充分发挥。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袁纲明曾经鲜活地比喻道:“家族企业就是武大郎开店——不能比我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少民营企业被淘汰固然属于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有一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实属“非正常死亡”。厉以宁教授曾就导致民营企业夭折的原因，做过言简意赅的点评。     他认为，民营企业一种非正常死因是“猝死”。即如果企业过分依赖某个人的个人能力，可供使用的资源往往高度集中，一旦个人的判断力出现偏差，或是个人出了意外，必然使企业遭受重创。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带来的后果。     还有一种是“捅死”。即如果企业管理不规范，屡屡违法，毛病诸多，授人以柄。一旦东窗事发，要么委曲求全，息事宁人，要么被人到处告状，此起彼伏，结果三告两告就被告垮台了。这样的企业即使再有远大目标、宏伟抱负，由于自身不规范，也只能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因此，随着“店”越开越大，夫妻二人能否适时进退，合理“转身”，是对所有“夫妻店”企业的考验。    
04月29日　638
袁世凯孙女袁家倜　84岁还在打拼

    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后，她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买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袁世凯84岁的孙女，至今仍在打拼。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比如曹锟的儿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儿是我九婶，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然而……” 　　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两个姐姐命运也很悲惨。“很多书上都写袁克端有两子一女，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也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婚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所以我对旧社会，没有任何怀念。”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是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3个人住，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会买东西。“那时我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车就运回来了，他们会去账房拿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袁家骝建议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甚至说他抠门，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说，“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从依靠家族到后期自己置办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儿女们也要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有车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蓟县先后共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采访时，袁家倜的小孙女跑来告诉奶奶，她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深造，今天接到了中央团委和中组部消息，被选中去陕西做赈灾志愿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诉孙女，“不出国，也要先去灾区！” 　　袁家倜把邓颖超在一次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04月29日　345